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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巫宁坤]巫宁坤，亲历1984
作者=戴煌
来源=《炎黄春秋》
一
2004年春天，巫宁坤先生偕其老伴李怡楷女士应邀回国，参加燕京大学校庆。我和他素昧平生，只有过文字之交。当时，他们住在南四环中段一亲戚家里，巫先生给我来了电话，想和我晤面，并去拜访李锐老。当时已近米寿但一向为人谦逊的李锐老，说什么也要和我一道去南四环会见巫先生，绝不能让他费力劳神。
4月24日午后，我们来到南四环中段一居民区的一座楼房里，会见了巫先生和他的老伴。我们几乎畅谈了一个下午。到夕阳西下时，我们只得告辞。他把我们送到楼下，分手时还分别送我们一人一本他所著的一本书，名叫《一滴泪》。
二
有了这本书，才知道他第一次应邀回国是在1951年。在这之前，他的履历很简单：1938年，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后来他去了西南联大，作过左倾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就中断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习，为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进了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读书。两年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决心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满了他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1951年7月初，他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8月中旬，他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巫宁坤近照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燕京大学被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三
1952年11月份，他和老继母分乘两部三轮车，前往坐落在天津西郊的南开大学。他被分配去教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工作量很大，但他并无怨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30来岁的教授。在一次课间，他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而决定文艺作品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
尽管有不同看法，但他出色完成教学任务之后，还勤奋翻译《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是他那时的译作。
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大家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讨论时，人人都得在发言中暴露思想实际，沉默是不允许的。
除此而外，晚上全校老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朗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人人得做笔记，期终还得考试。这弄得很多人显得十分无聊，不停地抽烟，或者打瞌睡。有一次，他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他思想落后。
1954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大约有20多名的英、俄语老师开他的批判会。有人指出他所说的“洗脑”，是美帝捏造的反动谰言。有人揭露他在斯大林逝世时非常勉强地参加了悼念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巫宁坤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还有人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个人英雄主义。
1955年时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一百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积极分子们争着发言，大喊大叫，声势汹汹，把一个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而被人抬走。
他刚到家，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那个女的竟搜查已经有孕在身的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并搜查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继母的身。翻箱倒柜地搜查这个家，把东西扔得满地。还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等。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感到很失望，临走时，就把他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全部带走。
这时，巫宁坤除了深感受到了侮辱伤害外，更悔恨自己不懂得“谨小慎微”。同时他想起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
在这期间，他听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了。接着他又听说南开还有其他人自杀。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
但是，由于自杀事件不是一个两个，“运动”马上降温。当又一次盘问巫宁坤在美国的经历、并怀疑他的爱国主义时，他开始愤怒地反抗了。他说他的一生是敞开的书。
他被软禁在家时，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的小说《巴尔姆修道院》，他就着手翻译起来。他觉得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他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
1956年春天，出乎他的意料，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周恩来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使巫宁坤顿感高兴。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到南开的一位干部向他道歉，并向他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这使巫宁坤更加深了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信念。
5月中，学校人事处通知他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他们夫妇带着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
四
7月中，巫宁坤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也包括钱钟书等人，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有一次，巫宁坤翻译一篇发言稿，感到原文辞不达意，就脱口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翻啊？”素来以言辞锋利而闻名的钱钟书，这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接着又把一根食指竖在自己的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这使巫宁坤感到自己太天真而忘乎所以。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他被邀参加观礼。他和很多人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他不理解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怎么能像对皇上一样山呼万岁。
返校任教后，他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他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在1957年“百花齐放”的春天，他忙里抽闲地供应几家重要学术刊物的约稿。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的批评出现不少“毒草”，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的人们，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在这之前，校党委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大伙的发言冷冷清清。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言之凿凿地保证：党中央强调了这次整风必须“和风细雨”，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动员巫宁坤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同时他表示对教职员鸣放会很不满意，提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他认为大学教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以后接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书老刘也来敦促他大胆鸣放。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在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他首先简要地回述了他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应邀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重点谈到“肃反”中他在南开的遭遇，“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地违反民权，明目张胆地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捏着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生病的老母亲进行搜身？南开大学至少应向我们道个歉吧？”继而他赞扬党的“双百”方针，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和鼓励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并发挥为“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的高度。从而他说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样卑躬屈膝的士大夫。
陈梦家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谈到英语教育，他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他说难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
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他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全面的，因为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这席发言满意，后来有的教授在言谈中也表示赞赏。不久，就放暑假了，他放心大胆地着手翻译史坦贝克的《珍珠》。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们就忙于参加政治学习。接着院党委就要大家联系自己和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9月1号开学却并不上课，是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运动”。在揪斗“右派学生”后，也揪斗教师中的“右派”，巫宁坤又一次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名列全校榜首。学校的毛校长抽着一支支香烟对他说：“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到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1958年4月17日下午，他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混杂在一起。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咸得发苦的腌萝卜。6月11日深夜，几百名“右派”登上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溜公共汽车，通过了行人绝迹而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的街道，到达前门火车站，登上武装押解的“专列”，一连三天三夜，到达临时戒严的滨临兴凯湖的密山小城，然后由几只大木船，把这些人都运往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在那儿夏天修堤，冬天打冰方，有时候也割芦苇、拉爬犁、种大豆。冬天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则与蚊蝇搏斗。
1960年10月26日，这些“劳教”的“右派”，由武装押送到河北省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师“右派”，由于长期便秘得了肠梗阻，差点儿送了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肿，也有死亡。巫宁坤的老继母和妹妹从北京，李怡楷的几位兄长从天津，轮流“探监”，给他带去黑市寻购的高价食品，但他仍然浮肿和肌肠辘辘。就这样，还要出工强劳动。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又送来高价买来的一包烙饼，同房中的一个姓刘的已经浮肿很久的原搞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这位老刘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里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巫宁坤说：“别挂在心上，老刘，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冬去春来，全国都渴望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5月的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一挖好，他就看到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走来。待快到眼前时，他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他掀开草垫一看，吓得全身战栗：原来是老刘！他含着泪，埋好老刘后，赶车的要他们“搭顺车”回，他们三个人一个也不肯上车，宁愿自己走回去。
这件事，使他十分感伤。他想到，老刘上大学时是个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他居然那样摔手而去，下一个就不会轮到我巫宁坤！在抛去了重重顾虑，向李怡楷发出了“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五
确实，李怡楷是个极忠实的伴侣。1952年冬天，燕京大学撤销后，巫宁坤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时，李怡楷还是南开英语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人称“假小子”，自行车骑得很快，冬天还爱溜冰，还是女排健将。由于巫老师讲课特别好，她有时和别的同学一起到巫老师家串门，也顺便说说自己学习的心得和问题。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这使巫宁坤打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1954年7月一放假，他们就在7月8日成婚。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的话，而且不给怡楷分配工作。他们就依靠巫宁坤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1956年夏初，巫宁坤被调回北京那所学校任教，李怡楷才被分配到英语系资料室管理英文报刊。1958年巫宁坤被“劳教”后，李怡楷一度险乎被迫放弃公职，后又把她流放到合肥的安徽大学当英文打字员。
晚年赵萝蕤
现在巫宁坤面临生死，她好不容易请了一星期的假，到清河农场探监，亲眼看看三年没见面的现在又面临绝境的爱人。她先后两次带着三年没见过爸爸的儿子一丁和出生后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一毛，在天津、唐山间的茶淀车站下车，来回轮换着背着孩子和高价购买的黑市食品，每一次行走单程18里、来回36里的石子路，与气势衰弱的巫宁坤见了三次面。在那里，她碰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妻子带着九岁的儿子，来为爱人收尸。这个孤苦伶仃的女人靠打零工养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哪有能力到黑市购买高价食品支援丈夫。她的遭遇使李怡楷泪流满面。她宁可冒着超假的危险，也要把巫宁坤救出苦海。
她为此决心深入虎穴，重返北京，找到了当初再三鼓动巫宁坤鸣放的于副校长。虽然于副校长借口他们夫妻二人已与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再三推托，但她反复陈情，终于说服了于副校长。他最后说:“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们当然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让校党委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保外就医……”
六
1961年6月29日午后不久，巫宁坤正和几百名劳教分子和劳改犯在抢收小麦，忽然值日队长通知他去和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在一个树荫下，这个中年男子向他宣布：“农场领导让你回家保外就医。这是革命人道主义，你明白吗？”“保外就要好好表现，明白吗？”
这样，巫宁坤赶快打起行囊，先到天津拜见了老岳母和李怡楷的哥哥姐姐们，然后直奔合肥。1962年暑假期间，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急需高级教师，便鼓起勇气向外语系李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提出让巫宁坤重登讲台。
不久，系里就通知巫宁坤从九月份起当临时工，每月工资60元。这虽然不及他当教授时工资的三分之一，但他感到很满足。1964年7月4日，他又被“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可以让他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8月初，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怡楷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的爱人巫宁坤已摘掉了“右派”帽子。至于巫宁坤恢复公职一事，因学校人事处的刁难毫无结果，只给临时工的工资待遇由60元涨到70元。
1965年，一些著名的影片，如《早春二月》和《抓壮丁》在报刊上被定性为“毒草”。年底，全国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安徽大学文科楼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把他画成“笑面虎”的漫画，说他是“死老虎没死”。接着他就被学生们揪斗。还有他班上的一群学生在夜间冲进了他的家，叫嚷“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打倒美帝国主义！”把他拉下床，拖到楼下门口与外语系几位直挺挺跪在门前小道上的教授一起，被“革命学生”一路吆喝，连推带搡，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从此，作为“牛鬼”被关押在“牛棚”，离他“回到人民的队伍”还不到两年。他的七十多岁久患糖尿病的老继母也被诬称为“地主婆”，被轰回扬州老家，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的“临时工”工资也由70元减为30元。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对“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的斗争和严管更加升级，并强迫他们从事重劳动。同时，还逼着他们写出了这样的“认罪书”——
五十年代的北大学子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狗胆包天，竟敢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真是死有余辜。感谢您的英明伟大，您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一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深入检查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思想，尽一切努力弃旧图新，尽快回到您的光辉路线上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万岁！
1968年11月，安徽大学师生员工三千人，包括老弱病残和“牛鬼”在内，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家一连走了好几天，每晚途中宿营时，“牛棚”的人还得组织学习“四个伟大”或进行批斗。吃饭时，人人都得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请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吃完饭后再到毛主席像前“汇报”和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时，一些已经解除专政的“牛鬼”和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是工宣队的眼中钉，成了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李怡楷首当其冲地被“下放”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她只有一间半堆满了犁、耙、大粪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的叫做“公房”又暗淡无光的茅屋，蚊蝇扑面，充满了尿臊、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
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临时工”待遇也被“下放”到这个生产队。虽然全家团聚了，但全家大小五口全靠李怡楷的57元工资过活。他们熬过了几年，林彪折戟沉沙，197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经省革委会文教副主任杨效椿和安徽师范大学校长魏心一的一再努力，巫宁坤于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师大任教，恢复了每月70元待遇。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
七
1980年2月29日，他和李怡楷带着正读高三的三儿子巫一村启程回京。一丁和一毛留在安徽读高等院校。路过南京，他特别拜访了他过去读中学时的历史和国文老师羊达之。这时，羊老师已是南京师院中文系的著名老教授。他在一张宣纸上给巫宁坤书写了宋词人陈与义的《临江仙》，因为词人劫后余生，故国重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在畅叙别后四十年时，巫宁坤曾很有兴味地谈到了这首词：
二十余年成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3月2日，他们才到达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离颐和园不远，原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红砖楼。他一进校就听说“文革”期间有一女生被批斗逼疯，从这楼顶上跳楼身亡。这又使他想到羊达之老师给他书写的《临江仙》：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他恢复教学后不久，即1980年10月，听说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12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他向学院陈院长请教可否参加。陈院长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冯教授大喜：“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这样，他很快就接到了一个特邀请帖。
12月，200多人聚会时，他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友，很是高兴。其中不乏“改正右派”。在一次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者作报告，题为《要文学，还是要革命？》等于重写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巫宁坤认为：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而且报告人又抬出日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流通。日丹诺夫何许人？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巫宁坤感到这太荒唐了。但他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四十年代燕京大学师生合影
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个组进行讨论。他参加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个人。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最后主席介绍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讲话。这位处长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说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说罢哄堂大笑。接着，处长换了个严肃的语调说，他的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最后，他以权威的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说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好像还是赞成把全国引向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似的。这引起巫宁坤的十分反感。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就意味着马上就宣布散会。散会的下一个节目就是告别宴会。巫宁坤觉得绝不可放弃这发言的最后机会。他争分夺秒地立即举手：“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尽管这有点出乎意外，主席也只好请巫宁坤发言。
他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还加了一句：“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的儿子一顿屁股。”这立刻也引起了哄堂大笑。接着，他谈到了现代派文学说：“这一点对有关的争论适用。全中国，甚至就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依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日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他走出会场时，有好些人和他握手，兴奋地说他“讲得好”。南京大学中文系“改正右派”张教授还拦住他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边说，激动得眼睛里含着泪水。
八
12月中旬，巫宁坤从成都回到北京，特地去看望了身体欠佳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卞之琳老师。一见面，卞老师就说：“听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他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的忘年交。他说：“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艺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巫宁坤笑呵呵地作了谢答。
同时，他又去拜访了沈从文老师。他记得1973年岁末，他在高庄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他惊喜交集。因为1958年被划入另册后，一直和沈老师断了联系。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仍是非常秀丽的密密麻麻地写了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本人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巫宁坤曾把沈老师的来信一字一句地读给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连当时只有十岁的小儿子一村都听哭了。
1980年回到北京之后，他曾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号探望了沈从文老师。沈老师和师母住的是一座破败的小四合院一间朝西的小屋，除放一张小床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床上靠墙的一面堆满了书。听说师母还得到别处去“未晚先投宿”，比起五十年代东堂子胡同的陋室来更是每况愈下，再看看他们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颜，真不知言从何起。可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回也不改其乐”。沈老师之音依然那么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过的河流，皆一一从心上流过。”老师从未谈过个人的困苦。他一脸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说他对苦难安之若素，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他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沈老师竟潸然泪下。一是1973年，巫宁坤的大学同学萧珊，在上海经受多年的劳改煎熬之后死于肝癌，当时她的爱人巴金还关在“牛棚”里。另一位是杰出的诗人查良铮，在南开大学遭迫害二十余年，终于在“四人帮”覆没后不久，在天津因心肌梗塞逝世，还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
说来，这种死难者太多了
九
在有了如此经历之后，1979年10月从芜湖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李政道备课很忙，和他匆匆晤谈了一番。临别时，他特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他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换句话说，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国政府的国宾？
所以，他在这本书的“尾声”中说：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30年来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孤琴》
巫宁坤/著
允晨文化
2008年9月
这本先用英文写的书，于1993年初在纽约初版，同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分别发行；稍后，被译成日、韩、瑞典文版，美国和英国所出的书还分精装本和平装本。多年来，众多亲友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敦促他撰写一个中文本，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迟迟未能应命。后来香港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远隔重洋，不辞辛劳，鼎力催促协助，他才得以弥补这一缺憾。
还该补充一句：1986年春，他在英国康桥大学作客，应主人之嘱，写过一篇自传性长文，题为《从半步桥到康桥》，发表于《康桥评论》。在这篇文章里，他简略地归纳过他的坎坷平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为了不辜负他的苦难余生，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他觉得至少可以把一家三代人在中国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不过这些苦难人的故事可以涵盖整个新中国的一长段的历史时期。
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在美、英、日、韩、瑞典、法国、哥伦比亚、澳大利亚等国和香港、台湾的报刊，也有专文评价。在中国大陆，北京的《英语世界》独家转载了片段摘录，并发表了编者按，《读书》等书刊也有所评论。中外各家评论褒贬不一。无论是褒是贬，本书作者都认为受益匪浅。同时他认为，有人又祭起老祖宗“焚书坑儒”的法宝，那就超出文学评论的范畴了，自然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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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巫宁坤]巫宁坤：沧海一滴泪
沧海一滴泪
——去华盛顿看望巫宁坤先生
文：李广平
一
我最早知道巫宁坤先生这个名字，是通过一本叫做《英语世界》的杂志。那时我是一个英语爱好者，每期都买，因为这本杂志选材精确，选文题材广泛隽永雅致科目繁多且中英文俱佳，所以引起我的巨大兴趣。虽然英语没有学好，却通过这本杂志读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和精妙译文。当然，也从这本杂志知道了很多中国英语教学的大师级人物，其中就有巫宁坤先生。
而把巫宁坤三个字刻入我内心并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引起巨大波澜的，则来自先生于2000年后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回忆录英文著作《一滴泪》了，当然，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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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感叹的是：如果巫宁坤先生当年没有回国，他的命运会是怎样？因为，他的回国，留下来一段著名的对话： 巫宁坤曾回忆道：“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 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 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 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我常常在微信上和一些留学生家长在讨论今后是否回国的话题时，想起这段著名的对话；因为历史常常就是如此的惊人相似重复，看似平常无奇的一段对话，却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回国后的巫宁坤先生，真所谓是完全经历了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所写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的“苦难的历程”啊。
如果您读过《一滴泪》，您一定会清楚我上面所说的“苦难的历程”的真实含义。巫宁坤先生回国后，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在疯狂蹂躏他的身心：回国后意气风发地担任燕京大学老师的他，虽然力求远离政治生活，然而每一次的政治却会主动关怀他：从几乎饿死在狱中的五十年代初期，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的他，几乎没有过过几天安生的日子。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被强制劳动改造更是厄运连连，这个几乎获得名校博士的人在中国成了最底层的“反动分子”。好不容易在1962年“保外就医”，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没几天，文革开始了。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并被发配至农村劳动改造，期间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直到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79年5月奉命被调回北京，成为“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并且办理“右派”改正手续以后，依然是各种麻烦不断跌宕起伏，屈辱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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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巫宁坤先生中文版的《一滴泪》，我被深深震撼了：是什么样的一个灵魂，能够经受如此深重的磨难，还依然葆有这些悲凉中却不乏温暖、痛苦中却存有希望、孤寂中却满含爱意的文字？他的情感笃定肃穆、他的魂魄坚韧顽强、他看似廋弱的身躯骨架却宏大强健、他翻江倒海的内心却一直自尊自爱自由奔放翱翔在东西方文学的海洋中。对比他，我看出了自己的软弱浅薄与浮躁猥琐。就是在如此的悲惨环境中，中国依然有像巫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如此美好虔诚、谦卑清醒的知识人为我们写下这些沉痛而刚健的文字，记录下那些荒唐而残忍、黑暗而不幸的事实。怪不得连余英时先生读完这本书后都大为惊叹，说：“巫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泪海”中之“一滴”。然而这《一滴泪》也如实地折射出整个“泪海”的形势，也可以说是“泪海”的具体而微。这是我断定《一滴泪》是知识人“心史”的主要根据。能写出这样“心史”的作者，必须具备一项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即在精神和肉体都被践踏了三十年之後，还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复了精神上的自我。”
二
感谢耶鲁，感谢这所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世界名校的牵引，我认识了同为耶鲁家长的巫宁坤先生的儿子巫一村兄。他的大女儿，也就是巫宁坤先生的孙女，目前也就读于耶鲁大学。我在家长群里看到巫一村这个名字时，就觉得似乎在哪里看到过，对了，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巫宁坤先生的女儿叫“巫一毛”，果然，一问之下我大为惊喜，我立刻和巫一村兄说我是您父亲的铁粉，《一滴泪》是影响过我人生的重要书籍！于是，赶紧约定一村兄，我一定要到华盛顿看望您父亲，以当面表达我对老人家的敬意。2017年的6月3日，我和夫人在参加完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里后到达美国华盛顿，专门去看望巫宁坤先生。我安全忘记了，今年的巫宁坤先生已经是97岁高龄的老人了。
到了巫先生所住的老人公寓，但见阳光明媚绿树成荫，白云飘荡清风吹拂。这是一所条件非常完备的老人公寓。原来一村兄还担心老爷子精神不济不愿见人，但感谢上帝，这一天巫先生睡醒午觉后精神还好，我们赶紧抓住机会去拜见大师。我记得，巫宁坤先生曾经短暂就读过国军空军航校，担任过美国援华抗日时期威名赫赫的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的空军翻译，因此那时候打下的身体的底子让他不仅仅活过那些“血与火”交融的无比艰难困苦的日子，还能够在退休后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一滴泪》。
非常感恩的是，巫宁坤先生虽然已经97岁高龄，行动略微不便，但坐在轮椅上的他还是思维清晰，表达明确，而且谦卑慈爱、热情温馨。我指着墙上的照片问他关于位于罗马的梵蒂冈天主教皇接见他的事情，他就回忆起了那些如烟往事。他说教皇对他们夫妇说很稀奇能够接见他们夫妇，很惊讶在中国文革后居然还有类似巫先生夫妇这样的天主教徒；而巫先生自己也说我也觉得能够活着见到教皇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啊。感谢神啊！后来我了解到，巫宁坤先生的太太李怡楷（也就是一村兄的母亲）一直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哪怕就是在最艰难困厄的时期，她也对信仰坚定不移；在《一滴泪》里面我们读到过这位伟大的女性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没有夫人李怡楷女士的数次临危不惧坚韧顽强，也绝对不会有巫宁坤先生能够扛得下来的如山苦难。相对而言，我后来对一村兄说，正是因为有了您母亲伟大的信仰和爱情，您父亲才会有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念，才会有《一滴泪》这本堪称伟大的作品啊。也许，他自己对天主教的信仰是被夫人影响的，但也是潜移默化的。当然，一个经历过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抗日战争（巫宁坤的名字至今依然刻在北京大学抗战纪念碑上）、中国历届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世纪老人，他的精神资源是一定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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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信仰给了巫宁坤夫妇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我上网看了一些回忆以及研究巫宁坤先生作品的文章，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就连巫先生的研究生也许都没有关注过他们夫妇的信仰生活。但是余英时先生有所关注巫宁坤先生的“精神资源”问题，他说：“正是由於内心的宁静，他才能在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经历清理出来，并循此而寻求其苦难人生的意义所在。在这一方面《一滴泪》体现了极高的价值。何伟也很想知道：巫先生怎样在监狱和劳改营中还能保持住坚韧的精神。巫先生说，他常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亚和狄伦．托玛斯。他特别引了托玛斯《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的诗句，也就是他在《一滴泪》中译出的几句：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
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见第三章）
这又再一次证实了上面关於他的精神世界源头的推测。”
关于此书的精彩，怎么说都不过分，我劝大家有空可以静下心来一读。此处引用一段子，看看那时的“悲惨世界”：1960年劳教的右派被押送到河北农场，因食物短缺，大家纷纷陷入浮肿，巫宁坤的妻舅送来高价买的一包烙饼。同屋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当时浮肿不堪了，用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但不久学者即逝去，尸体还是巫宁坤负责掩埋。巫宁坤后来用一首诗形容自己的生活“万里回归落虎穴，抛妻弃子伴孤烟。蛮荒无计觅红豆，漫天风雪寄相思。”
三
我见到心中尊敬敬仰的巫宁坤先生，最想表达的是：您的同学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您的《一滴泪》并不比诺贝尔奖轻啊！至少在我的心中，《一滴泪》掀起的生命波涛，完全是惊涛骇浪的感觉；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李政道和杨振宁的高深莫测的物理学知识，但是在尊敬他们的同时，我深深感受到了巫宁坤先生《一滴泪》对我的冲击与洗礼。
20多年后的1979年，当历经浩劫磨难的巫宁坤先生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从安徽芜湖回到“国际关系学院”时，意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大为激动，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此时已贵为国宾的李政道仅于百忙之中抽空匆匆和巫宁坤说了几句话。历史的相见，就此淡然而过。
是的，一个贵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的上宾；一个是刚刚九死一生的劳动改造结束者，再见的情形，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我认为，历史我们无法左右，命运坎坷九死一生的巫宁坤老师，才是震撼过我生命的“上宾”；在这沧海一滴泪中，映照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岁月中的一生：他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见证了西南联大的知识风度、见证了反右与文革的荒诞与悲苦，见证了一代留学生命运的起起伏伏。他在人性与兽性的较量中翻滚，在神性与人性中冲突；在俗世与诗性中遨游，在大量翻译与教学中游走，他的成就，有何尝需要惭愧，需要遗憾呢？
还是余英时老师说得好啊：“王国维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人间词话》卷上）《一滴泪》便是“以血书者”，巫先生以“受难”的全部人生为中国史上最黑暗时代作见证，这是他个人的不朽的盛业，然而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集体代价则是空前巨大的。我不禁想起了赵翼的两句诗，引之以为序文的结语：
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见余英时为巫宁坤先生作品《一滴泪》所做的序言）。
祝福巫宁坤先生，祝福李怡楷师母，在美国享受晚年平安喜乐的生活，祝福您们健康长寿，晚霞温暖。我代表所有喜欢《一滴泪》的读者朋友，感谢您们。
2017年10月27日星期五，在北京。
附一首巫宁坤先生翻译的名诗（被后辈著名翻译家黄灿然先生推崇备至）：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原著：狄兰·托马斯 翻译：巫宁坤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Though wise men at their end know dark is right,Because their words had forked no lightning they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Good men, the last wave by, crying how brightTheir frail deeds might have danced in a green bay,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Wild men who caught and sang the sun in flight,And learn, too late, they grieved it on its way,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Grave men, near death, who see with blinding sightBlind eyes could blaze like meteors and be gay,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And you, my father, there on the sad height,Curse, bless me now with your fierce tears, I pray.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沧海一滴泪 心底无限情
(3) [巫宁坤]劳教难友巫宁坤
杜高【劳教难友巫宁坤】
（转自《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0期）
http://www.yhcqw.com/html/rwz/2013/117/13117202819C1K679292H3FAC9D13CAGDK8.html
杜高和妻子李欲晓、女儿李迎于1999年秋
56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个热诚地向共产党提了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时，《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立即有人敏锐地感觉到，这是英明领袖想出来的惩治右派分子的一个聪明办法：面子上“宽大为怀”（不判徒刑），实际上“狠加打击”（关进监狱）。手续简便到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单位填一张劳教申请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带走。
我们就这样成了中国实行劳教制度的第一批劳教分子。
一
巫宁坤先生是1958年4月17日由他任教的国际关系学院（当时归中联部领导，对外属保密单位），开了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到半步桥监狱看守所的。
我恰好在第二天，4月18日进来。我们就这样成了同命运的难友。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劳动教养就是进监狱。巫先生上车时还天真地以为“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谁知是停在一个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下的大铁门前。接着他就被推进了一间挤满了劳教分子和摆着一个大尿桶的臭气熏天的囚室里。他离家前夫人只为他收拾了一个小衣袋，顺便塞进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一本是冯至编的《杜甫诗选》。没想到这两本书后来竟成了他囚徒生涯的精神伴侣。那年他37岁。
对于右派知识分子来说，进了劳教收容所，就如同掉进了另一个世界，虽然这只是劳教的第一步。
从1958年2月春节过后，各单位就开始处理右派。成批成批的右派送进了劳教所。2月、3月进来的，都已分批转送到了茶淀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劳教。到了4月，送来的人越来越多，收容所已感到人满为患的压力，而这时“大跃进”已在全国兴起，公安工作的“大跃进”就是坏人抓得越多越好。收容所不够用了，连著名的“雍和宫”的一个偏殿，也暂时用作了劳教收容所。农场也装不下那么多劳教人员了，决心在遥远的兴凯湖畔开辟新的分场。我们这一批人就在半步桥看守所里等待了两个月。
40年后，老年巫宁坤在美国含泪写下了半步桥日子的回忆：“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往苦难的道路上，半步桥会引我走多远。一日两餐，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玉米糊、一片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头两天，我实在无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给左右的难友。‘不用过多久你就会吃不够的’，难友们预言。他们说对了。关在监房里，闻着我们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我们也用当初人家批斗我们的方式相互展开批斗。除了每天轮流下楼倒尿桶，我们不时到大院里打扫卫生。我们终于捱到了不憋死在这臭屋里，可以到荒原的阳光下劳动，可以吃饱肚皮了。6月里的一个深夜，关在看守所的800名劳教分子，在荷枪士兵的押解下，乘上从北京开往密山的“专列”，三天三夜，再转乘大木船，才运到了目的地——兴凯湖畔沼泽遍布的八分场。”（《一滴泪》第四章）
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又将承受怎样的一种劳役？当我们刚刚搭起了一个三角形帐篷，可以躺下歇口气的时候，管教干部立即把我们集合起来，他大声地警告我们，不要有任何想逃跑的念头，这周围都是沼泽，又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然后就宣布，对于你们这些人，只有通过强迫劳动才能改造成新人。从明天一早起，就要开始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阻挡湖水，开垦荒地。
这才是劳动教养的真正开始。未来将会怎样呢？我们都在惶惑中。
当管教人员警示我们这是什么地方时，巫先生仿佛听见了哈姆雷特那一声“丹麦是一座监狱！”的呐喊在荒原上空回荡。果然，30多年后，刘廼元先生记下了这一天晚上发生的可怕的事：“大家正在熟睡，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把大家惊醒，队长在门口出现，他说：‘都睡觉！没事。’次日早晨传出消息，一位难友因越过警卫线被打死了。他睡得迷迷糊糊，黑夜走出去越过了线，我想起我见过这个人。他40岁出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他出去找厕所走错了路。”（《历劫不悔》177页）
到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了处境的险峻和劳动教养惩罚的严酷。
二
巫宁坤先生是怎样从一位英国文学史的教授沦为一个劳教囚徒的呢？
1951年新年，他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忽然收到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的急电，请他回国接替一位因朝鲜战事而离开中国的美籍教授。接着他又收到了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聘函。他的心中激荡起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热情，决定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国任教。为他送行的是芝大的同学李政道博士。他劝李政道也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回答惧怕共产党洗脑。
巫先生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时，迎接他的是燕大西语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她是艾略特著名长诗《荒原》的中译者，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早年是“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后来这一对夫妇的政治命运令人悲叹不已。陈先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自杀。赵先生饱受磨难，晚年精神失常。
满腔热情回来的巫先生，寄居在赵先生家里。没教几天学，就赶上了院系调整。燕大撤销，他被调往天津南开大学。所幸他在南开遇见了李怡楷女士，结为夫妻，后来在患难中相依为命。没两年他又被调到北京一所“干校”（后称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1955年，他遇上了“肃反运动”。积极分子们开始审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觉得很奇怪。再问他“为什么选在1951年回来？”他开始领略这问话里含了一点别的意思，再到气势汹汹地逼问“回来有什么目的？”他这才发觉自己竟被怀疑是美帝派来的特务。天哪，这就是对他“满腔热情，不远万里，报效祖国”的回报！
然后是1957年党的整风。他沉默。领导一再动员他“说几句”。他说了。于是“落进了他的‘阳谋’罗网”。他被扣上右派帽子，遭受批斗。然后送进了看守所。
他先在兴凯湖畔的黑土地上承受“大跃进”苦役的磨砺，接着又遭遇了“大饥饿”的恐怖。他饿得浑身浮肿，然后骨瘦如柴，气息奄奄。饥饿使他失去人性。他妻子的哥哥从天津一大早辛辛苦苦赶到清河农场探望他，给他送去食物，他却疯狂到把哥哥留给自己中午吃的几块大饼也抢夺了下来。老年忆及，他骂自己不是人。
1961年，正是劳改农场死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多亏了她的夫人的奔走、呼吁和请求，好容易才把饿得濒临死亡的巫先生从劳教队里救了出去。他后来就以“保外就医”的劳教分子的身份，跟随他的夫人下乡劳动，接受群众监督，千辛万苦地熬过了狂风暴雨的十年文革。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他才重见天日。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意味的事。他从报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回来讲学的消息。阔别28年，他俩在北京饭店重见。但他立即意识到了两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殍葬身一抔黄土……我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一滴泪》第十七章）
30年生命的代价，从希望到破灭，从梦想到醒觉，绕了一个人生的圈子。上世纪80年代，他终于偕夫人和儿女返回美国。
他将这30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令人读后感叹不已。
2011年夏，我忽然接到他从美国打来的一个电话。真是很高兴。他看到了有关我的档案的书，他说那些揭发检举材料外国人绝对读不懂。他说还记得我刚进教养所时的模样。他笑了：“我印象里你很英俊。”我只有苦笑。我问他：“你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他回答：“还算平稳，不再恐惧。”
我为难友祝福。心想：他终于回去了。他不会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