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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和广州篇一:温州籍学者在广州中山大学
温州籍学者在广州中山大学
□王季思
1992年的春节前，我回家小住，父亲王季思尽管已经办理退休手续，但依然还在工作，为《全元戏曲》忙碌。偶尔写一些回忆、小诗，都是大哥复印留底，再寄出去。而我刚回家，就不是那么重视，随手按父亲的意思寄出去就完事。他的《瓯穗文化交流》好像是寄给温州图书馆的，但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寄丢了。
当时把这篇短文寄丢了，又没有留下复印件，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
后来得到回音，说这篇文章并没有寄丢，而是发表在1992年《温州方志通讯》的第1期，那应是一种内部的资料。能够将父亲这篇文章留存下来，我真是万般高兴。文章的标题不是我记忆中的“瓯穗文化交流”了，不知道是我记忆的偏差还是温州方面的改动。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已经无从证实，但是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当然，温州发表的标题，指向性更为明确。
我终于找回了这篇文章，分外亲切，现将它全文刊出，以纪念父亲，并纪念承载我少年记忆的广州——尤其是中山大学与我的祖籍温州的漫长文化交流。
王则楚
（作者是王季思先生的四公子，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本文摘选自微信公众号“记忆”JiYi_story）
我小时候在温州看过一出地方戏，剧名是《走广东》；还听过民间说唱，头二句是“周老聋、走广东”，具体情节记不清了，大概是写他们为了发财到广东去，结果语言不通，买卖不顺，吃了种种苦头回来。当时街上的百货商店招牌都写着“洋广百货”。男人们出门以撑洋广伞为洋气，妇女化妆也以广东花露水为时髦，可见广东的物质财富早已赢得温州的注目。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广东的许多革命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的学说源源不断传到温州。广东学者的文化成就，特别在政论方面对温州文化影响深远。广州与东南亚、海外的关系渊源悠长，吸收外来文化影响比温州多得多。温州人不大愿意到海外去，受海外影响少一些。温州人在学术上接受江苏、安徽王戴（王念孙、王引之、戴震）的影响，搞古文学派，讲究考证、文字训诂，与康梁接受今文学派，讲微言大义、讲孔子改制不同。因此，温州的一些学者如孙诒让、黄绍箕、陈介石等对康梁的文学成就大不以为然。除了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在广东地区颇有影响，为梁启超等所推崇外，直接对广州文化界有深远影响的当首推陈介石先生。
陈介石先生是温州瑞安县人，出身平民，中过举人、进士。瑞安当时有个布衣党，同情康梁的变法。他就是布衣党的领袖。科举停业之后，广东开办两广方言学堂，聘请陈介石先生来当这个学校的监督。他带来了乐清的黄迂、高性朴一同来任教，主要讲经学、史学等科目。他还聘请了一些留学生讲英文和数理化等科目。据说他们的官话广东学生听不懂，经常在黑板上写满了教学内容。学生佩服了他们的学问，他们也慢慢习惯了广东的环境，学会了一些广东话。就这样，他们替温州人到广州传播文化起了开路的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两广方言学堂改名为两广高等师范，后来中山先生又将其改名为广东大学。中山先生去世后，为了纪念他，又改名为中山大学。直到今天，将近百年，继陈介石先生之后，温州的学者源源不断地到广州中山大学来任教，其中著名的有法学院的郭心嵩、薛祀光先生，农学院的王益滔先生，师范学院的高觉敷先生，文学院中文系的李笠、伍叔傥、李孟楚、戴家祥先生，历史系的陈功甫、陈竺同、刘节先生等。郭心嵩、薛祀光还曾担任法学院院长，薛祀光还曾多年兼任法律系主任，广东法学界包括法官和律师有不少是他们的学生。王益滔抗战胜利后到台湾台北大学任农学院院长。高觉敷是国内心理学界的权威，现在还在南京师范大学。李笠有关《墨子》和《史记》的著作考证严谨，为梁启超所赞赏，并介绍他到中山大学任教，他曾任多年中文系主任。刘节是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任教时的得意门生，解放前后曾任历史系主任多年。可以看出他们到广东来讲学，受康梁的影响比较深，尤其是梁启超的影响。他们为中山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文史类的影响尤为显著。
解放前不久，连珍、刘嵘（玉环人，玉环县现属台州地区）和我也先后来到广州，分别在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外语系、哲学系、中文系任教。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国著名的数学家姜立夫先生、著名的戏剧家董每戡先生两位温州籍学者分别从岭南大学、湖南大学转入中山大学任教授。姜立夫先生还是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董每戡先生曾参加过广东省的戏剧改革工作。我也一度兼任过中文系主任，后来又任古文献研究所所长。连珍任图书馆馆长多年并创办了图书情报学系。刘嵘一度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现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所所长。由此可见，温州籍学者在广东的高等教育史上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
现在，连珍和我都已离退休，许多老一辈的学者也先后去世，但我们都已在广州安家落户。我们的子女一辈也有好几个继续在中山大学工作。他们实际上也成为广东籍的温州人了。我们希望他们不断地把工作做好，在瓯穗文化交流中继续发挥作用。
温州和广州篇二:温州与广东金改谁能成功？
一条老街，很多地方是百年前鹅卵石铺就的路，步履匆匆坐地铁上下班的汹涌人群，7点晨会、深夜看完外盘回家，精疲力竭，就是掌握全球金融命脉的逼窄小街——华尔街。金融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掌握金融交易的能力。华尔街开始金融之时，没有政府有意布局，一切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交易便利。金融中心，是市场化的自然生成过程。金融改革 政府挂帅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与欧美模式不同，在政府主导下在试验田进行金融试验，而后推广到全国。也许有人会说，亚洲模式与欧美模式不同，从印度到新加坡，从货币国际化到金融未来发展的布局，都是政府官员与智囊规划下的产物。印度在卢比国际化的过程中实行的是全国的渐进式改革，而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在弹丸之地上没有进行地方试验的空间。无论是印度还是新加坡，不会在某个地区实行特殊的利率政策，不会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实行境外直投、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欧美模式还是亚洲模式，金融中心离不开两大要素，高效率而风险可控。三十年后中国金融改革如箭在弦，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是两大议题，前者是为了让中国经济进入既有的世界金融贸易体系，后者则是为了让僵化的金融市场尽快适应千变万化的实体经济需要。金融与实体不同，不可能有纯粹的试验田。民间资金借贷平台可以在某些地方先行先试而后推广，但涉及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断无先行可能，在金融非市场化的情况下全部先行先试有泥沙俱下之嫌。我国批准温州、深圳两地成为金融特区。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定，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6月底，《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面向民间资金的广州金融街落成，各地力争成为此次中国金融改革的试验田，正如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所言，“温州能做的我们都能做，温州不能做的我们也能试，是广东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重要政策保障。”6月29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香港表示，国务院批准并支持深圳前海实行比经济特区更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包括支持前海构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探索试点跨境贷款等。温州、广东 谁能成功？温州与广东金改，谁能够成功？最重要的条件是，尊重民间的金融智慧，给予民间的信用创新以足够的鼓励。有政府的优惠政策却不靠优惠政策，善用民间资金、建立民间借贷信用保障机制、在民间利率基础上建立与准确的市场利率挂钩的衍生品市场，才能在此次赛跑中脱颖而出。政府在金融方面的市场意识是最重要的。三个月前的傍晚，在黄浦江边，有个金融界人士面对涛涛江水，感慨央行上海分部有名无实，上海分部重交易，但审批中心却在北京，弄个批文得来回跑，还不如直接把分部搬回北京省事。各大银行都懂得这个道理，除了交行外，总部都设在北京。审批权集中在北京，能够螺蛳壳里做些道场的只剩下民间资金交易。政府一直试图规范至取缔民间资金交易，与市场做对的管理从未成功，反而提高了风险溢价，将风险逼入地下，一旦经济紧缩，从鄂尔多斯、河南到广东，频频爆出民间高利贷资金链断裂现象。不难理解，不管是温州还是深圳，均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达之地，却又是陷入了瓶颈、进退两难之地。在这些地方进行金改试点，正是撞了南墙之后，为市场经济闯出一条新路。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两个月，交易效率并不高。借出登记资金5亿元，借入登记资金11亿元，成交金额仅5000万元。这是因为没有快速信用识别系统造成的后果，出借者担心受骗上当，政府担心出现欺诈事件，为了提高交易效率，温州市委、市政府进行多次协调，6月11日，温州放开房产二次抵押，借款人可在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一套估值100万元的房子，在银行抵押以6折放贷后，剩余的估值可以在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盘活。其他抵押物包括汽车，温州车管所在中心直接设立窗口。这是非常原始的信用识别方式，吃银行的残羹剩饭不说，信用风险还比银行更高，因为一旦房地产作为惟一的抵押品市值大幅缩水，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民间借贷这一块。在借贷中心不存在纯粹的信用借款，而是原始的抵押贷款方式，且比银行的抵押风险更高。民间的智慧是无穷的。借用第三方中介机构建立信用体制呼之欲出，开办过全国首个私人钱庄和温州首家纯民营担保公司的方培林提出，民营担保公司抱团进入中心，组建一个3-5亿元的担保集团，通过担保消除风险，以担保所获佣金覆盖担保公司成本。引用担保公司或者建立坏帐基金都是不错的做法。温州民间登记借贷中心交易效率低的关键是，借贷双方找不到为信用等级最后负责的机构。借贷中心不为交易负责，虽然借贷中心采用格式化法律文本，虽然中心已经成立“金融庭”，虽然人民银行入场可供各方查询个人信用报告；虽然中心引入了评估、公证、法律服务等配套机构，但一切中介都不具有法律责任、不是在市场的原则上运作，如借贷相关法律咨询免费，“免费”二字对于金融中介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必对结果负责。既然万事俱备，为什么不能提供从信用评级到司法诉讼的一条龙服务，如果能够为民间借贷建立行之有效的信用途径，温州不仅可以成为本地、更可以成为全国的民间资金集散地。民间金融衍生品谁能拥有未来广阔的民间金融市场？在温州民间借贷登记网上，没有每天的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登记，只有5月16日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民间借贷监测利率。该网站显示出传统的官僚气息。广州民间金融街先声夺人。6月28号广州民间金融街正式开张，以民间金融街名义争夺民间金融先机，而后，以每天滚动公布详尽的民间借贷利率争夺利率定价权，并冠以“广州价格”的名义。媒体披露，民间金融街官网公布利率包括，小贷公司的借贷利率从10天到1年以上分了6个时间段，年化平均利率则从15.22%至21.97%不等。按照广州民间金融街的管理办法，为引导小大额贷款和担保市场规范交易，金融街管理公司将每天发布街内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前一天的市场平均利率和费率，发布时间为第二天上午八点半。作为市场平均利率和费率的计算依据，金融街内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要在每个工作日下午六点前，分别将当天每笔新增担保业务和贷款的金额、期限、费率、利率等信息输入越秀区金融办指定系统。担保公司经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当日平均费率。这是参照伦敦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办法，并改以改造，形成民间拆借利率的发布与管理，其眼界与办法，似乎非温州可以比肩。广州民间金融街，由广州金融办和越秀区金融办将作为监管主体实施监管，同时成立金融街管理公司。管理公司能否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严格的信用评估与控制系统，是广州价格能否深入民心的关键。很可惜，笔者在网上大动干戈寻找金融街官网，却无功而返。未来中小企业债、垃圾债发行后的金融衍生品，都有可能在民间借贷利率的基础上建立，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可以建立国债与地方平台债的金融产品，却对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无能为力。当广州价格或者温州价格成为中国市场化利率的标志时，当地就会成为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没有试验田深圳前海的境外人民币贷款与温州的境外直投，如果成行，不过是央行对于这两地的恩赐，谈不上什么金融创新。在电子化交易时代，境外直投设在温州与设在山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增加了当地金融业甚至当地户籍溢价。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建立小型试验田，在成功之后推广到全国。如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如深圳的对外开放，在取得极大的成效后迅速在沿海地区推广，目前对外开放依然是中西部地区改革的抓手。金融业改革不同，在利率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一个地方的开放等于全部开放，温州可以境外直投将使国内资金蜂拥到温州，深圳可以境外人民币贷款，将使内地企业争先到深圳争取贷款。在利率与汇率上先行先试既违背金融规律又不公平，注定失败。如天津的港股直通车，如温州的境外直投试点，都是前车之鉴，现在搞个前海试验区，除非深圳前海与香港融为一体成为香港离岸金融的一部分，否则，所谓的试验田就是个大笑话。叶檀
温州和广州篇三:温州与广州的民间金融改革谁胜谁败？--叶檀20120725--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温州与广州的民间金融改革谁胜谁败？
叶檀(2012-07-25 01:23:41) 2012/7/25 每日经济新闻
金融改革是本次经济整体改革的重中之重，高效、公平、风险可控地使用民间资金，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希望。
在长期的悲观之后，笔者对于温州的金融改革有了一线希望，比一个月前有了好转。
笔者把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网视作温州金融改革官网，而温州的民间借贷阳光化是此次温州金改惟一可圈可点之处。查看官网，以往难觅踪影的民间借贷利率指数赫然在目，6月与7月每周的对比利率以柱状图的方式在列，侧面即为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及走势图。奇怪的是，及时的民间借贷利率以指数方式呈现，指数如何计算却未公布；而央行的民间借贷利率虽然详尽，有一年曲线图，却只截止到4月。这是否意味着民间借贷利率指数以外的发布权在央行温州中心支行，而支行的发布又滞后两个月？民间借贷利率如此滞后，比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还不如，指数较为虚幻无法倒推，对市场失去了参考意义。亮眼的是，借贷双笔资料下载、录入全部电子化，管理十分方便，从技术上来说，未来根据该系统改造进行撮合交易也是可行的选项之一。
该网存在三大不足之处：保留了浓厚的官僚气息，焦点新闻都有关省市级官员考察；另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及时公开的交易信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缺乏风险控制渠道，虽然满网都在提示风险，却都是为平台洗却风险，如中心风险提示、登记服务声明等，都在周告交易者，一旦出现风险非平台之责。
遗憾的是，有关部门连控制温州民间借贷风险的举手之劳也没有做，如中介公司介绍没有全面的风险提示，看上去更像是在为风险中介打广告，一旦中介出现问题该遵循何种途径解决，付之阙如。网站没有对中介与借贷者双方的信用纪录，而交易者下载的资料显示，该平台借贷需要抵押品、借贷合同需要担保人，这是低效的抵押与担保贷款，而不是信用贷款，本质上与银行目前的贷款方式相同，没有发挥民间借贷快捷、高效的优势。既无平台风险控制，又无信用借贷优势，交易量不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另一个民间网站温州民间借贷网，市场气息扑面而来，有最新的放款与利率信息，也有公证服务等收费标准，身份证、法院被执行人查询信息等，在服务意识上好于官方网站，但在资料的全面性方面有所不及，在风险管控方面同样无法超越政府界定的范围。
广州民间金融又将如何？7月中旬在广州期间，笔者到位于长堤的民间金融街，从街头走到位于珠江边的爱群大酒店，不见传说中的民间借贷利率滚动电子屏，有个大幅电子屏播的不是民间利率，而是房地产广告，让闻报道而来想见到实际利率电子屏的笔者颇为失望。另一个失望之处是仍然没有官网，只有官方色彩十足的“广州金融”网站。
长堤是条消费街，中学、宾馆加上啤酒、小吃、服装、士多店，人流车流密集，摩肩接踵。笔者金融街上看到了工行、农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也看到了大约十几家小贷公司与担保机构，扒着门缝能够看到小贷公司的规章等，金融街管理公司的招牌也已经挂上。但一些金融机构的营业部还在装修，看上去似乎是应命刚搬迁到此处，为金融街凑数的。凑数的金融街笔者看过不少，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沿江或者沿某条热闹街道金融机构林立，仔细打听，几乎都是应政府之命而来，也许在一些政府官员心目中，把金融机构凑一块的街就是华尔街，就能主导金融市场了。在电子时代，物理上的金融街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如国际清算行可以在瑞士，巴菲特可以在美国小镇上呼风唤雨，指挥千军万马。
中国需要民间金融市场，这个市场可以是物理上的集聚地，当交易人士喜爱到某条街上交易、打茶围、喝咖啡、打探消息时，梧桐树下的小街就能发展成全球金融中心；如果交易人士喜爱在公司或者家里守着电脑交易，那么，谁掌握了交易主导权、最快捷的交易平台、资金来源与去向，谁也就拥有了虚拟的金融中心。
看上去，广州模式与温州模式区别不大，某参与建立广州民间金融街的人士表示，“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相当于是成交后的登记，我们则是成交前的推荐”，民间融资服务中心不亲自做公证业务，另外还在交易前提供中介服务，了解客户需求，做信息的整合和沟通，给客户推荐小额贷款和担保公司，这是市场撮合交易的雏形，与温州一样，交易平台不承担法律风险，风险控制手段有待将来。
由于此前广东担保公司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政府的谨慎可想而知，只有建立了严格的风险控制系统，政府才能放心大胆地在平台上进行高效的撮合交易，越管越死、一放就乱的症结就在于，缺乏高效的风险监管体系。
广州与温州的民间金融改革顺时而生，不改革，无路可走。中国经济与金融已经发展到关键时期，打破民间金融低等级循环、发展高效的民间金融，是中国二度市场改革的基础工作。谁有勇气放手发展民间金融，谁有能力控制金融风险，谁就能赢。
未来中国民间金融是用温州价格还是广州价格？竞争远未结束，目前只是草莽初设阶段。
注：无论北京、四川
灾害中最大的欣慰，是公民社会的崛起。
人性在信息社会中，组织成为一股公民潮。
灾难期间审批取消通行费
给路边车贴罚单等
不仅行政效率低，也可见依靠的某些办事者，人品之低下。
有人贴出青岛的排水系统，明代的排水系统
可供参考。
用制度让公民社会汇聚成洪流，未来就有希望。
现实是，一些地方连有执照的律师，都被打成“黑五类”。
如果大致完美，就不需要辛苦去推动了。
看透，而能释怀，而能如孔子般为之
是立足境
看许倬云等教授论辛亥革命，颇有心得。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就在当下。
证监会要给发审委委员信用评分
应该。
约束体制内权力者的第一步。
有谁能有给他人日进斗金的权力，却不必负责。
甚至名单，都成为稀缺信息，可以兑现。
曾说，三季度反弹，房价上升，判断不变。
虫鸣声中，去除喧嚣。
斗寸室内，品人间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