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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王篇一:南天王陈济棠（15）
南天王陈济棠（15）
郭化夷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又郑重地嘱咐：“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行。”
接着，周恩来向何交代了联络暗语等项事宜，从抽屉里拿出朱德写给陈济棠所部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的信。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
专此，顺致戎祺朱德手启十月五日“我一定完成任务。”何长工接过信，兴奋地说。第二天，何长工带着朱德的介绍信，和潘汉年一起上路了。
听说红军已派出代表前来谈判，陈济棠非常高兴，当即命令独一师二旅长严应鱼，带人前往迎接。当时，严旅驻扎在岁塘镇，接到陈济棠的命令后，严立刻派出特务连连长严直率一个连的人马，来到中央苏区与陈济棠防区的交界处羊角水附近等候。
天色已晚，在预定的地点，他们迎来了何长工和潘汉年。
严直同他们一见面就悄悄地说：“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也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
为保密起见，严应鱼为他们专门准备了两顶大轿，路上每遇岗哨盘问，连长便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呵斥回去。
大轿一直抬进岁塘镇，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了。这里是严应鱼的旅部，当晚两人被安排在楼下休息。
第二天，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密谈开始了。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了5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当时，为了保密起见，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
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
陈济棠的谈判代表很敏感，马上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此时，何长工心里明白，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停战协定签订后，陈济棠又要严应鱼送给红军大量食盐和1000多箱子弹。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一天天进逼，形势越来越严峻。10月2日，中央军革委下达了突围转移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在安远、信丰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钱，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边界。
得知红军进入广东，陈济棠履行协议，在湘粤边境划了一条通路，让红军通过。
这天，陈济棠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把同红军协议基本内容作了传达，告诉他们，红军只是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红军路过时互不侵犯，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为了蒙骗蒋介石，陈济棠同时命令部队广筑工事，四处设防，如临大敌，拿出一副与红军决一雌雄的架势。
当时，负责指挥警卫旅的少将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黄国梁，与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曾多次表示不愿与红军对打。接到陈济棠的通知后，他喜形于色，指挥部队设法避免与红军接触。
五十多年后，何长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从王母渡、新田间全部渡过信丰江，沿大庾岭边缘进入粤北，突破了蒋介石责令由粤军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得知这个情报后，大为惘然，即令陈济棠、何键火速出兵，在粤湘边之汝城、仁化至乐昌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接到电令后，着将北区绥靖主任、韶关作战地区司令李汉魂率独三师、独立警卫旅赶至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在设防中李对其下属军官说明已同共产党达成不互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
蒋介石眼巴巴地看着红军通过陈济棠的防线，他如梦初醒，大为光火。蒋给陈发了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怒斥陈“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蹿，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污点”。并急令“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落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乃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师分头沿乐昌、坪石尾追红军入湘，作出反共的积极姿态，显示对蒋的“恭顺”。
而这一切，都是马后炮了。红军早已突破湘江，向贵州方向挺进。
联桂倒蒋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当时还在法国考察的胡汉民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蒋介石出任副主席，可以说老将给胡相当高的地位了。会议一结束，财政部长孔祥熙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马上给胡寄去4万元，希望他早日归国。
1936年1月，胡汉民启程回国。
得知胡汉民回国的消息，蒋介石派出私人代表魏道明，持自己的亲笔函到新加坡迎接。胡汉民到达香港后，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及许崇智、叶楚伧等人前往码头迎接，准备直接迎胡去南京。
陈济棠、李宗仁为争取胡汉民，也赶到香港。他们希望胡汉民去广州，领导两广共同反蒋。
胡汉民对蒋宿恨未消，他到达香港后，声言决不北上，只是礼节性地与蒋介石派去的迎接大员会了会面，然后随陈济棠、李宗仁回到了广州。
胡汉民的到来，为一向对蒋不满的陈济棠增加了非常有分量的砝码。就在陈济棠准备与胡汉民联手反蒋时，5月9日晚上，胡汉民在与人下象棋时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急救。12日晚，胡汉民在医院去世。胡汉民的去世，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多年来，陈济棠在广东自成一统，为所欲为，这种状况，早就为蒋所痛恨但广东是胡汉民的老巢，陈济棠与胡汉民关系非同一般，碍于胡汉民，蒋不敢对广东轻举妄动。现在，胡汉民死了，解决广东问题就没有什么顾虑了，蒋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收拾陈济棠。
胡汉民病逝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表现出万分悲痛的样子，在胡去世的第二天，他即派出王宠惠为代表，赴粤吊丧。
王宠惠到广州，等胡汉民的丧事办完后，便向陈济棠转达了蒋介石解决广东问题的5条意见：
1、取消西南执行部；2、取消西南政务委员会；3、改组广东省政府；4、将陈济棠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称第四路军总指挥；5、陈济棠所部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
这5条意见，实际上是夺去了陈济棠在广东的军事和政务大权，他当然不能接受。但他知道，如果不答应这5条，蒋介石将会对他采取措施。现在可不是胡汉民在世的时候了。
陈济棠又气又急，思考着对策。正在此时，白崇禧也来到广州，为胡汉民吊丧。
这天，陈济棠在公馆宴请白崇禧。席间，白极力怂恿陈济棠与桂系联合，以共同抗日为口号，策动反蒋。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日军对华侵略已由东北伸入华北。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可日军得寸进尺，进一步提出华北五省自治，并对华北大举增兵，企图迫蒋就范。蒋介石节节退让，对日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
白崇禧认为，此时反蒋将是绝好的机会。他对陈济棠说：“日军近来在华北不断向我挑衅，蒋介石对日军行动一意姑息，我们正好可以‘抗日救亡’为旗帜，联合起兵，与蒋介石抗衡。”
见陈济棠有些犹豫，白崇禧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为他打气：“目前，蒋介石既要陈兵于黄河流域，防备日军的进犯；又要监视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担心他们生事；同时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的共产党红军进攻，因而决无余力南犯。”
白崇禧显得十分兴奋，他端起酒杯，向陈济棠敬了一杯，脸上透着红光接着说道：“如果此时老兄向外发展，我们广西方面愿全力支持。湖南的何键一向与我们有联系。我们广东、广西联合，再拉拢湖南的何键，凭着抗日的口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华中重镇武汉。武汉到手，马上顺江东下，直取南京，我看那蒋介石只有垮台的份了！”说到这时，白崇禧有些激动，似乎蒋介石已经束手就擒。
“对，白兄所言极是，粤桂联合就在此时，我们以两广为基地，挥军北上，天下将会是我们的。”显然，陈济棠已被白崇禧的话语所打动。
为什么白崇禧这么积极邀陈济棠一起反蒋呢？白崇禧当时的幕僚刘斐将军在他的回忆文章这样说：
从桂系方面来说，久蛰思起，正好利用西南独立的状态，企图积极推动陈济棠和其他方面组成反蒋的联合阵线。因此，李宗仁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经常留住广州，全力撑持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块招牌，专事推动反蒋的政治活动（他一面是折冲樽俎，与各方面进行拉拢，以扩大西南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坚定陈济棠的反蒋态度，并企图从广州方面取得物质帮助），而把广西家务完全交给白崇禧全权处理。我经常往来南宁与广州之间，在广州帮助李宗仁进行活动，并和国民党留居广州的元老派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
记得我每次到陈济棠那里去谈话的时候，他手里经常端着一只水烟袋，我们谈着谈着，他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尽管他每次都开出反蒋的支票，但总没见他兑现。他既想扩大地盘，又怕丢了老本，患得患失的心情老在折磨他。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对他这种迟疑不决的态度都非常不满，有时我也气得跑回广西去了。白崇禧便常常带着挖苦的口吻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惟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这说明当时推动陈济棠反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后来蒋介石逼得他无路可走了，他才被迫走上反蒋的道路。
当晚宴请完白崇禧，陈济棠回到家里，打电话要其兄陈维周来一下。（15）
南天王篇二:南天王”陈济棠兴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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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历史】在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时代，陈济棠不仅是广东家喻户晓的“南天王”，而且也是闻名全国的地方实力派。这位出身贫寒的“南天王”，虽然时运跌宕起伏，但也曾扶摇直上，雄视一方。《文史精华》杂志刊登作者章慕荣撰写的《雄霸广东多年的“南天王”陈济棠兴衰始末》一文指出，陈济棠在政治和军事上不但迫使新桂系俯首称臣，而且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数载，令国民党当局头痛不已，莫可奈何；他专心致力于“建设新广东”的宏伟工程，取得了此前和此后的国民党时代未曾有过的建设成就，使广东成为当时中国难得的一方热土，还在半个世纪后得到世纪伟人邓小平的称道。作为一位功过混合的历史人物，陈济棠给后人留下了可圈可点之处，其兴衰历程也给后人留下了颇多回味。
陈济棠
“南天王”崛起
1890年2月12日的午夜，广东防城县（今属广西防城港市）河洲上峒望兴村农民陈金益的妻子，在经历了两天难产的煎熬后产下一名男婴，他就是后来的“南天王”陈济棠。1907年，17岁的陈济棠放弃在防城两等小学的学业，进入钦县警察讲习所学习。6个月的警察训练结束后，陈济堂却认为当警察没什么意思，立志要投身军旅，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两年后，陈济棠赶赴广州考取广东陆军小学。1912年秋，陈济棠与同学一道转入陆军速成学校继续深造。
民国肇始，本应气象更新，但中国和广东的现实都让当时还是热血青年的陈济棠失望不已。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大权在握后，先是暗杀宋教仁，接着又用铁血手段镇压了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迫使孙、黄流亡海外。陈济棠不满现实，但苦于身处革命低潮时期，无奈之下只好暂时投靠到琼崖督办陆荣廷的门下，在督办公署当中尉差遣员。因不满督办公署的腐败，陈济棠没干几天就辞掉了差遣员的职务，转入陆荣廷辖下苏汝森团任机枪连的排长，正式开始了他在军中的任职。
由于派系矛盾，陈济棠当排长没多久，苏汝森就被广东督办龙济光杀死，陈便以幼时乳名“何养”做名字，藏匿在广东海军“宝壁”舰大副丁守臣的家中。1914年，丁守臣出任广东中区司令，陈济棠借机捡了个副司令的职位，期间，他结识了著名革命派人物邹鲁，并参加了邹鲁等人策划的讨伐龙济光的起义。起义受挫后，陈济棠逃亡香港，后又辗转至肇庆加入桂军林虎部，从排长慢慢爬到了团副的位置。
1920年粤桂战争爆发，粤军一路势如破竹，陈济棠趁机脱离林虎部，联合陈铭枢、李昆岩等人在阳山宣布独立，并会同其他粤军坚守莲塘峡要隘，成功阻击了往西逃窜的桂军。陈济棠此举有力支援了历经数年困顿的国民党人，也为他赢得了一生发展的重大机遇。在陆军小学就读时的教官兼好友、时任粤闽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的力荐下，陈济棠出任一师第一营营长。经过陈济棠的一番精心操持，一营在1921年7月4日于阳山城北大败老桂系沈鸿英部1个旅，迫其退回广西境内，扭转了粤北战局，陈济棠也因此扬名粤军，一举改变参军以来颇多坎坷的时运。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陈济棠拥护孙中山，并接替陈铭枢担任第四团团长参加讨陈战斗，与邓演达、张发奎等配合滇桂军于1923年1月把陈炯明驱逐出了广州，为孙中山再次南下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战功。之后，升任粤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的陈济棠又率部在师长李济深的带领下，讨伐入侵广东的沈鸿英，为广州革命政府解了重围。1925年2月，陈济棠率部西征援桂，五战五捷，有力协助李宗仁、黄绍竑统一了广西。
1925年8月26日，新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陈济棠改任国民革命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是年9月，陈济棠率部作为右翼纵队的主力部队，参加讨伐陈炯明叛军的第二次东征。10月21日，陈济棠部在双金与陈炯明老部下谢文炳指挥的5个团遭遇，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予敌以重创，缴获退管炮1门、步枪数百支。此役即为二次东征中著名的双金之役。10月底，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三师被陈炯明手下林虎部大败于罗经坝，一路溃退，林虎部甚至追击到了离总指挥蒋介石仅一二里的地方。情势万分危急，蒋介石都想到了自杀。这时，陈济棠率部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赶来增援，在双头地区将林虎部拦腰截下，为彻底歼灭陈炯明残余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征的征尘还未洗净，陈济棠又奉命率部移师南征讨伐邓本殷。1926年1月，陈济棠的十一师与张发奎的十二师渡海登上海南岛，全歼了邓本殷的部队。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胜利，结束了广东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从此，广东局势稳定，为北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惊心动魄北伐战争中，陈济棠没有像张发奎、陈铭枢那样身居前线，而是被安排率部驻留广东。陈济棠原本打心眼里不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他当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现在孙中山已逝世，他本人又得以兼任钦廉警备司令的身份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如何对付共产党便从陈济棠的思想层面转入运作层面。在钦廉地区，所有工农运动都属非法，共产党人乃至进步青年都一律不允许存在。不仅如此，陈济棠还于1927年初，采用污蔑、篡改、断章取义等恶劣手段，整理了一份所谓“共产党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报告书，请陈铭枢转呈蒋介石，请蒋即刻动手处置共产党。蒋介石的政治经验远比陈济棠老练，便以时机未到为由拒绝了陈济棠的建议，但这份报告无疑对3个月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到了催化作用。
由于胞兄陈维周非法敛财招致非议，自己“清党”的主张又未被采纳，陈济棠心中烦闷，一气之下，遂辞去十一师师长一职，以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赴苏联考察，声称要治商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员等事宜。抵苏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操起了屠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政府一改先前对陈济棠考察团的友好态度，不仅终止了军火采购谈判，而且还阻止他们去西欧考察，这使得陈济棠对这个共产党国家愈加反感，反共仇苏的政治立场进一步确立。
1927年11月16日晚，张发奎、黄琪翔等利用李济深、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时机，发动“张黄事变”，强行接管和改组了广州政治分会和广东省政府，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由于是年初夏归国并恢复故职的陈济棠拥护李济深，便率部于东江上游与张发奎部作战，力挫张发奎，使广东的局势复归统一。陈济棠在“张黄事变”中力挽狂澜，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与此同时，他则利用广东省局无主的机会，在潮州、梅州一带取得了财政收入和进行扩编军队的契机。1928年3月，广东军队整编为3个军，陈济棠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统辖第十一、十二、二十五3个师，驻扎于广州。5月，陈济棠兼任囊括广州、四邑、西江等广东最富庶地方的西区善后委员，开始正式涉足政坛。
陈济棠自打参军后，不到10年的工夫，就从营长升迁至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有了自己的地盘；任西区善后委员后，他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大力从事地方建设，修筑公路、发展航运、兴办学校，地位日趋巩固。来自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合力，使得陈济棠逐步成为继李济深、陈铭枢之后一支强劲的实力派。陈还借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之机，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天王之门”向陈济棠敞开了！
“南天王”独尊
李济深是广西人，在他执掌广东政权时，与新桂系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而陈济棠上台后，首先把目标对准了有碍他独霸广东的新桂系。1929年5月，在蒋桂战争中失利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退回广西后，积极谋划进军西江攻占广东作为反蒋基地。桂军派出了主力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的3个师15个团的兵力攻粤，而且还同驻扎在东江惠州一带徐景唐的第五军秘约东西夹击广州。陈济棠正愁找不到借口，见新桂系主动打上来，精神极为亢奋，采取以保卫广州为中心的对策，广调精兵强将，派出了余汉谋的第一旅，依北江西岸守卫清远、香翰屏的第二旅，依北江东岸守卫芦包和三水、陈章甫的第三旅为机动总预备队。
桂军刚经大败，人困马乏，加之后方补给困难，根本不是陈济棠的对手。5月20日，陈济棠部在花县赤泥、白泥一带大败桂军，桂军急向广西方向逃窜。陈济棠又腾出手来将徐景唐部击垮，之后还联手蒋介石派来的李明瑞部和滇军龙云部，全力进击白崇禧、黄绍竑指挥的桂军残部。桂军偷鸡不成反蚀米，粤桂战争成了新桂系失败的继续，其军力一下子就从力盖半个中国的巅峰摔了下来，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威风。当年12月和次年6月，陈济棠两度击败张发奎与新桂系的联军，彻底断了他人染指广东的念头。
陈济棠打击新桂系的动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为了拢住陈，蒋把粤省和粤方所占广西地区的全部税收拨给广东留用，再加上广东原本就是中国的首富地区之一，陈济棠有了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实施扩军计划。在全国各路大军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蒋介石的打压时，陈济棠不仅毫发未伤，而且军事实力急剧扩张至15万人。陈济棠的15万人马兵精将良，装备又多是他偷偷从欧洲订购的，令其他地方实力派难望其项背。在扩充军力的同时，陈济棠还念念不忘对付与自己明争暗斗多年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他把陈铭枢嫡系的两个师北调山东，巧妙地斩断了陈铭枢的左膀右臂。站稳脚跟后的陈济棠，不仅不把一般的地方实力派放在眼里，就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敢不怎么当回事。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独霸南方，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抗衡。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为陈济棠登上“南天王”的宝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1931年2月28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被蒋介石解除立法院长之职并将其软禁于南京的汤山，史称“胡汉民事件”（也叫“胡案”或“汤山事件”）。这一事件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震荡，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或公开反对，或借故辞职，或消极对抗。胡派干将、先前以医治背痈为名返粤的古应芬当即辞去了国民政府文官长一职。接任立法院长的林森也不愿就职，弃职而走。就连与蒋私人关系极深的司法院长兼约法起草委员王宠惠，也撕毁蒋赠送的5万元支票，远游欧洲，以示不满。
蒋胡之争远在南京，照理与广东的陈济棠关系不大，可一向行事低调、不闻党争的陈济棠却“勇敢”地投入到了这场汹涌的政治风暴中。原来，同是广东人的胡汉民是陈济棠政治上的恩人，对陈屡有提携之恩。陈济棠入主广东后，更是将胡汉民和另一位广东籍前辈古应芬作为自己在中央的政治靠山。胡汉民身陷囹圄，陈济棠自然不能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在“胡汉民事件”之前，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野心勃勃，一心要制服各方实力派，陈济棠拥兵一方，当然不能放过。作为前期讯号，蒋介石要陈裁减军队、削减军费上交中央财政。视地盘和军队如生命的陈济棠判断蒋介石对粤下手在即，与蒋的“姻缘”眼看就要到头，遂产生了与其到时被动，还不如趁早谋划的念头。情感和现实的因素，促使陈济棠成了反蒋倒蒋的急先锋。
3月4日，古应芬来见陈济棠劝他反蒋，陈济棠当场同意提供巨款支持古联络国民党派各派反蒋势力。为了壮大反蒋阵容，武夫出身的陈济棠还拿出了职业政客的“大度”，打出了一张绝牌：派香翰屏去广西与上年还枪炮相见、水火不容的李宗仁谈判，要求结成粤桂反蒋联合战线。新桂系在粤军的围攻下正穷处一隅，处境艰难，陈济棠的提议犹如沙漠清泉一般令他们欣喜万分。很快，两广之间以及张发奎与陈济棠之间就变得“情好如初”，西南反蒋的军事支柱构建成功。
1931年4月30日，古应芬与萧佛成、邓泽如、林森等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5月3日陈济棠领衔粤军各将领发出响应通电，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浮出水面。5月24日，汪精卫、孙科、许崇智、陈友仁、唐生智等各派军政领袖抵达广州，在陈济棠的私宅举行会议，商讨筹组新政府的问题。5月27日，作为此次反蒋联盟最高政治组织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宣告成立。次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济棠身兼“非常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数职，地位十分显赫。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得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党“中央”和两个“国民政府”，政治分裂进入表面化时期，宁粤双方一方面互相攻击、唇枪舌剑，一方面竞相调兵遣将，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这时，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陈济棠在取得西南反蒋主导权之后，见自己的权力诉求已经实现，便摆出了盟主姿态，全然不把汪精卫、孙科等人放在眼里，“非常会议”一时间矛盾丛生、倾轧时起。为了保存手中的军事实力，陈济棠还使了个只反蒋不讨蒋的花招。桂军按原定计划准备出师讨蒋，陈济棠却故意延迟出动粤军，桂军担心孤军深入，只好停下来观望，气得汪精卫一怒之下去了香港。9月，粤桂联军击败蒋介石的顾祝同部，攻下衡阳。可仅过了一天，陈济棠就暗中下令粤军全部撤回粤境，迫使桂军也不得不从湖南永州退回广西全州。
陈济棠的拖延战略使得宁粤双方重新恢复最初的僵持对峙状态，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政局及宁粤政局均受到了重大影响。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抗日救亡运动，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强大压力，宁粤开始和解。由于对患得患失、一心保存实力的陈济棠失望透顶，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元老人物纷纷趁机与南京政府和解，离开了广东。西南反蒋的最终战果仅是蒋介石于12月15日暂时下野、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无异于一场闹剧。而陈济棠却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实权，先是逼走政敌陈铭枢，接着又重新分配各派权力，最后还强行收编了广东海、空军，将广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保持了半独立状态。陈济棠一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有实力、最具影响的地方实力派，“南天王”横空出世！
“南天王”治粤
陈济棠与众多军阀一样，对封建迷信的说教情有独钟，是一个虔诚的宿命论者和忠实的迷信邪说信徒，其一生不知上演了多少无聊至极的迷信闹剧。他网罗一大批占卜术士为自己的特殊顾问，凡有关进退去留之大事，悉数要请这些顾问问及天意后方才行事。至今，民间还流传古应芬是用了两块刻有“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和“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且平康；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的“晋代神砖”，说动陈济棠投身反蒋“大业”的。虽然此事已无从考证，但依陈之为人，古应芬在晓其以理的同时用这招来动其以“情”，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把封建迷信引入政治斗争的地方实力派，却深谙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的道理，因此，主政广东后的陈济棠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业绩”。
1933年，陈济棠仿照苏联颁行了以发展广东经济为中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这个经济发展计划以广州市为中心，沿珠江水网及粤汉、广九等铁路向全省延伸，东至潮汕、西至梧州、北到南岭、南至钦廉。陈济棠还听从省政府主席林云陔的建议，聘请岭南大学农科教授冯锐根据广东土壤、气候及市场等情况拟定了广东蔗糖业的3年计划书，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6个制糖厂及附设酒精厂，日榨糖7000吨，开创了民国时期广东制糖业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陈济棠还筹集巨资从丹麦引进设备，建成了西村水泥厂，使该厂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之后，陈济棠又兴办了一批获利较大的硫酸厂、化肥厂、饮料厂、纺织厂、造船厂等在广东乃至南中国较有名气和成功的工厂企业。在陈济棠的一番经营下，广东的“民营工业”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总资本也从先前的654万元增至1500万元。与其他地方实力派有所不同，陈济棠热衷于教育事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从1932年至1934年，陈济棠连续筹措巨资完成了中山大学新校舍建设事宜。1933年，陈济棠又让省政府拨款200余万创办了以古应芬（已于1931年10月28日去世）字为名的“勷勤大学”，并于1934年7月1日正式招生开课。此外，陈济棠还以筹资、自捐等方式，先后创办了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济棠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他以月薪1000元大洋聘请建筑师刘大钧，以2000元大洋聘请研究军事化学的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受陈济棠的礼贤重才感动来粤工作的著名人士还有邹韬奋、张东荪、张君劢、林砺儒等。
陈济棠主粤期间，广州的商业也取得了蓬勃发展。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总数达22178间，平均50人就有一间，1934年上半年就新开张商店3646间，商业区惠爱路和上下九路以及西濠口等中心地带，扩大到了永汉路（今北京路）、一德路和东山等地。1933年，广州的商业银号（银行）有498家，每日开设早中晚3次银市，其交易的规模与繁荣超过了香港。陈济棠还通过举办展销会的时机，组织华侨到广东考察，以便进一步发展贸易，加快市场繁荣。
为了改变城市面貌，陈济棠下令拆除木屋、城垣，在沙河一带新建可容纳近10万户的平民住宅，整理、扩宽内巷街道1356条，新修马路50余条，使羊城面貌焕然一新。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成为“陈济棠时代”的大轴之作。广东的公路、铁路以及航运交通，也相继获得了巨大发展。陈济棠统治前的1928年，全省公路总长仅为4200多公里，至1935年增加到了17587公里，不论总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超过山东和江苏，跃居全国第一。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氏3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为了表示对妻子莫秀英的爱意，陈济棠还在海口修建了“秀英港”，又在“秀英港”建了一座长桥码头，命名为“秀英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陈济棠发展广东地方经济，主观上自然是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以增强与蒋对抗的实力，同时便于自己聚敛私财，但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广东的建设事业。有学者称，陈济棠为“广东及其夫妻桑梓之地，带来了近代百年未曾有过的建设机遇”。以广州为例，1929—1935年物价平均每年下降2.53%，1934—1935年银元购买力平均每年比1926年上升12.12%。广州一举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整个广东也跨进了民国年间的“黄金时代”。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从美国回国参观的陈济棠第十子陈树柏教授时，曾说了一段颇令陈树柏意外和感动的话：“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邓小平还亲笔书写鲁迅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赠与陈树柏。
能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肯定，想必是陈济棠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而邓小平之所以如此评价陈济棠，除了陈氏建设广东的成就，还缘于他对红军的一次特殊贡献。原来，蒋介石于1932年3月重新上台后不久，为了广聚反共力量，任命陈济棠为赣粤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可陈在对付红军的问题上思想极为矛盾。一方面，他怕自己的力量为红军所削弱，另一方面又怕红军被赶跑后，蒋介石可以从江西直击广东。因此，陈济棠重新玩儿起了当年反蒋使的那一招，即不采取任何像样的进攻行动，而是围绕防堵中央红军和蒋介石军队入粤这个目标采取一些军事部署。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节节败退，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可红军长征要经过蒋介石设下的4道封锁线，其中第二道是以粤军为主构建的，以当时红军的力量与粤军相对抗难以胜算，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恰在这时，陈济棠于1934年9月、10月间电约红军进行军事密谈。红军派出的谈判代表何长工和潘汉年，带着朱德的介绍信，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与粤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10月27日，红军开始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军事行动，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明令“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数万红军得以顺利通过陈济棠的辖区，向西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当然，陈济棠此举并不意味着他政治立场的转变，红军通过粤北后，他派第二军张达部参加追击红军；红军入黔后，他还4次派部参加围堵。凭借这些“战功”，陈济棠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陈济棠“让路”的功绩，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并经由邓小平之口婉转地表达了出来。
“南天王”垮台
陈济棠把广东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轰轰烈烈地干“事业”，蒋介石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只是苦于胡汉民定居广州，有了当年“胡汉民事件”的教训，蒋只能等待更恰当的时机。而陈济棠虽然在地方建设上大笔如椽，但要长久地维持自己“南天王”的独霸局面却有点力不从心。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胡汉民等反蒋元老派的一再施压，方士们“机不可失”的乩语，迫使陈济棠在打破现状反蒋与维持现状之间痛苦地徘徊逡巡。他既不愿冒天下之不韪成为挑起内战的元凶，更不愿放弃“南天王”的宝座。然而，历史并没有给陈济棠留下太多回旋的余地。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与人下棋时突发脑溢血在突然去世。蒋介石见陈济棠的挡风墙没有了，遂派居正、孙科等人以吊唁为名赴穗，要求两广当局交出军权，进一步加强全国的“精诚团结”，取消半独立的状态。陈济棠正为自己最后一块政治招牌的倾塌而伤心不已，没想到对手调整宁粤关系的速度竟如此神速，惊骇之余，他认定自己除了反蒋已别无选择。
陈济棠同前来吊唁的新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商议后，认为蒋的军事重点在消灭西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华北方面日军的侵略也日渐猖狂。此种情势下，南京政府是不会对两广用兵的，即使用兵也不会超过20万的兵力，对西南威胁不大，他们决定再度联手举兵反蒋。然而，陈济棠麾下的将领们赞同此举者寥寥无几，总参谋长缪培南、空军司令黄光锐、宪兵司令利树宗、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陈氏心腹干将更是明确表示反对。可惜的是，将领们的苦口婆心并没有打消陈济棠的念头。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国民政府领导抗日。4日，以陈济棠、白崇禧为首的西南数十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响应西南两机关，并于8日将两广部队向湖南方向开进。这场由陈济棠等人发动的反蒋运动，一出炉就引起了全国震动，成为中外人士都十分关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史称“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
蒋介石日夜盘算着端陈济棠的老窝，正苦于师出无名，没想到陈济棠自己跳出来当出头鸟，当即派出陈诚部进驻衡阳，断了两广军队攻长沙、陷武汉的通道，两广陷入出师不利的境地。陈济棠仗着自己手中有陆军5个军20万人、空军9个中队190余架飞机和海军数十艘军艇的强大实力，并没有把蒋的军事行动放在眼里，还于6月22日宣布成立所谓的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联军，摆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然而，陈济棠的军事谋划并不能遮掩其政治谋略上的短视。他打着抗日的旗号反蒋，却只反蒋不抗日，自然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另外，陈济棠似乎忘记了自己内部集团先前出现的不同声音，也忘记了不同的声音可以转化为不同的行动，而这恰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蒋介石在部署军事力量对抗陈济棠的同时，一直都没有放松过对陈氏集团的收买、分化和瓦解工作，而且收效相当明显。7月2日，广东空军驻广州白云机场第二队的3架飞机和驻从化机场第五队的4架飞机，载着飞行员、广东航校6期甲班的毕业生共40余人，北飞投蒋。空军人员倒戈的第二天，陆军部队的哗变事件接踵而至，第二军副军长（军长由陈济棠本人兼）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绥靖公署，效仿三国时关羽的举动，“封金挂印，奉还大命”，前往香港，宣布反陈。紧随李汉魂其后，余汉谋由驻地江西大庾飞往南京晋见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表示拥护中央。陆军哗变没几天，海军两艘鱼雷艇驶往香港，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陆海空部队接二连三的反叛，令陈济棠手足无措，而军事上的分崩离析又引发了政治上的土崩瓦解，西南的政界要员陈融、刘芦隐等人纷纷离开广州，表示与陈决裂。南京的飞机还不时飞临广州上空散发传单，在市民中引起阵阵骚动。7月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由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7月14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职，限陈24小时之内离粤，并将所部由大庾开回韶关，着手进入广州的部署。同时，第二军另一位副军长陈达在广州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欢迎余来穗就职。7月18日，在黄光锐的带领下，广东空军全体投奔南京，浇灭了陈济棠翻本的最后一丝希望。昔日的南天一霸变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陈济棠彻底绝望了。
1936年7月18日黄昏时分，陈济棠携带平日聚敛的2600万元白银，与陈维周及卫士10多人一道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悄悄离开了广州。21时许，陈济棠一行换乘英军“蛾”号军舰，踏上了逃亡香港的行程。这天，天气十分恶劣，海上风雨交加，军舰行进缓慢。陈济棠一个人呆坐在舰舱，沉默无语，黯然失神……陈济棠的“南天王”生涯骤然落幕。
广东问题解决后，广西的新桂系独木难支，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归顺中央，“两广事变”就此平息。陈济棠垮台后，虽然一再对蒋表示忠心，可皆未问鼎要职，在农林部长（此职为蒋介石安置下野军阀的专用职位，东北的沈鸿烈、新疆的盛世才均担任过这一职务）、两广台湾宣慰使、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等虚职上短暂停留后，便一直赋闲无事。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虽然和许多国民党要员一样，陈济棠生前并没能再回到家乡看一看，但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上个世纪80年代，陈济棠的子孙把他的骨灰移回了湛江湖光岩，墓地与莫秀英（1948在广州因病去世）的墓地挨在一起。陈济棠与莫秀英终生情深爱笃，在军阀中已极为罕见，死后夫妇二人又能葬在一起，也算是一种福运了。
(风琴 编辑)
南天王篇三:“南天王”与广州
陈济棠别墅的屋檐。
从化的陈济棠别墅。
陈济棠别墅的花玻璃窗。
修桥、铺路、建学校
撰 文：梁 婵
摄 影：王维宣
翻开尘封的历史，一段段关于“南天王”与老广州的往事，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肖自力副教授，十多年前开始研究陈济棠，并著有《陈济棠》一书。他说：“陈济棠主粤期间，地方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广州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大规模修筑马路
广州的城市面貌，历经战乱，比较残旧。陈济棠上台后认为“广州五方杂处，中外观瞻所系，关于全市市容亟宜整饬”，下令当时广州市政府研究具体的整改方案，美化市容。
1930年以前，广州的道路建设没有总体规划，只是拆除城墙在墙基上修筑，或在旧城区内扩展。到了陈济棠时期，城市地图拓宽了。修路不再局限于当时城区的范围，除西关地区外，当时还是市郊的东山、河南（即现在海珠区一带）等地，大大小小的路在广州的版图上出现了。它们虽然有的宽仅6米，但为广州城乡的交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对于狭窄迂回、高低不平的老街，则采用拉直、拓宽、填平等方法进行改造。新堤大马路，也即今天的沿江西路，是1931年填筑东自龙王直街、西至仁济路口的一段弯曲河岸而来。从此，天字码头起向西，直到广州海关就成为笔直的河岸马路。
据不完全统计，陈济棠主政期间的1929～1934年，共筑路10万多米，约占清末以来广州修筑马路总长度的73%。
此外，在这个时期，建设、落成了一批标志性工程：1931年，中山纪念堂竣工，天河机场落成并启用；1933年，海珠桥和中山图书馆落成；1935年广州政府合署建成；1937年，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开业……
1935年3月，梁漱溟在一次讲话时称赞道：“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
兴建中山大学
“陈济棠一生中，一直没变的是对办学的热衷。他个人与广东两所大学的兴建有着特殊关系：中山大学和勷勤大学。”肖自力说。
1931年，西南政务委员会决定建设中山大学新校，选址石牌五山地区。为什么选那里呢？民间流行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陈济棠为了纪念他，于是想要规划建中山大学，他在市政府摆了一门大炮，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发一炮，其中一枚炮弹落在五山。陈济棠看着广州的地图，用拐杖在五山那一块画了一个圈，说“要给孙先生留大一点的地方”。这一圈，面积便超过万亩。
这个故事无法求证，但陈济棠发动军政人员捐薪兴建中山大学，却是确有其事。1934年，当中大新校舍进入二期工程建设时，由于资金不足，面临停工危险。陈济棠身为中大董事，情急之下，在中大董事会议上，提出“仿照赈灾办法，由合省党政军各机关捐款为新校建筑费”的方案。政府迅速接纳了陈济棠的提议，并付诸实施。这一强迫性做法，引起不少军政人员的强烈不满，但却立竿见影，使中大的建设度过了困难期。
另一所大学勷勤大学是陈济棠倡议成立的。“勷勤”是国民党元老古应芬的字，对陈济棠有提携之恩。陈济棠在广州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提议创办一所新大学作为纪念。当时广东省马上从省库中拨出200多万元作为开办费。1934年成立的勷勤大学，后来并入数间大学，其中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是现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
广州：大商场
肖自力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老一辈广州人大多对陈济棠有较为正面的评价。“这可能与当时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人民生活大体安稳有关。1929年以前，广东政局纷扰，连年战乱；1937年以来是抗日战争，广州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陈济棠主政的八年，不仅相对稳定，而且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
陈济棠认为，商业是各个行业的枢纽，其重要性与工农业等同，如果“商业不振，则农产与工业出品均无所恃以流通，而农工亦同期凋敝”，因此，他把商业确定为地方经济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
当时，广州的商业日渐繁荣。惠爱路（今天的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已是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小商贩集中在此摆摊设档，十分热闹。各界人士竞相投资商业，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总数达2万多间，按当时的人口计，平均约50人就有一间。1934年上半年，广州平均每天就约有20家新商号开张。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陈济棠把这座城市形容为一个“大商场”。
各地商人、华侨和官僚办起了一大批的戏院、酒家、茶楼、旅社。中山戏院、新华戏院、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兴建起来的。“和其他一些军阀不一样，陈济棠在政治上的野心并不算太大，对地方建设却做得‘津津有味’。他曾经说：‘我向来对党事不愿费脑筋，只好由老先生们去喊喊’。在这一点上，他与广东人性格中务实、重商的一面是相通的。”肖自力说。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陈济棠知道自己将地位不保，在下野前召集下属军政干部，下了这样一道命令：维持广州市面秩序与地方治安。因此，当他黯然离开时，广州市面没有出现动乱，百姓照常生活、工作，或许他们并不知，这座城市已悄然易主。
这可能是南天王陈济棠对这座城市最后的贡献吧。
与胡适论战
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和他在经济上的建树一样有名的，是他在文化上的极端复古迷信倾向。
陈济棠在全省中小学把读经作为主要科目，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亲编《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就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字。陈济棠倡议重修孔庙，恢复孔（子）、关（羽）、岳（飞）的祀典，高喊“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并亲自担任祀关、岳大典的正献官，极一时之盛。
此举一出，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各阶层人士纷纷对陈济棠的这种做法口诛笔伐。在反对者中，以胡适尤为激烈。他在公开演讲中，不止一次对陈济棠的文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由于某种机缘，他在陈济棠的总部办公室，与陈济棠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两人一见面，陈济棠就开门见山地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接着，他说：他有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生产建设就是实施“三年施政计划”，可以尽量借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礼聘外国工程师，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发言中，陈济棠“盛气畅言，意态强项。历时四十五分钟，不稍停辍。”
他说完，胡适接口说：“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陈济棠对此反应甚大，大声说：“你们这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胡适回答：“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绝大多数的老祖宗，他们在许多方面够不上‘做人’的榜样。”随即以女人裹小脚为例，指出这一野蛮习俗，我们的老祖宗竟安然行之，大圣大贤如程夫子、朱夫子、王阳明等，都没有抗议过。陈济棠很生气，又无法反驳，遂将话题一转，大骂中国的教育“都是亡国的教育”，又说：“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所以都不能创造。”
对于陈济棠的指斥，胡适“婉词相驳”，并主动把话题引向双方都十分敏感的读经问题。他说他不反对古代经典的研究，但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运动等等。他还话中有话地声称，本来想借在中山大学演讲的机会向青年学生介绍一下怎么读经的问题，可惜现在没有这个机会等等。
至此，两人的对话在一片浓浓的火药味中结束。
除了尊孔读经，陈济棠还对妇女服饰的标准加以规定，并强制执行，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社会上的跳舞活动等等。如此种种，构成了他极端保守的文化统治政策。
对此，肖自力认为：“传统道德、传统文化对陈济棠的影响根深蒂固。他的文化取向带有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他试图用复古的方式，加强道德教化，挽救世道人心，以从思想上维护统治。”
陈济棠别墅
在广州，陈济棠所留下的足迹，除了陈济棠公馆，还有一栋鲜为人知的"陈济棠别墅"，位于从化广东温泉宾馆里。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陈济棠别墅。这是位于小山坡上的一个别致的小庭院，绿树葱茏，院门入口处，是两棵对称的老柏木，笔直的枝干，直冲云霄。往前走，可以看到一个圆形小水池，水池中央摆放着一个盆景。水池后方的两侧，是两棵高高的玉兰树，同样是对称生长着。
绕过玉兰树，便是别墅了。楼的上方挂着一块牌匾，上面是镏金的五个大字“陈济棠别墅”。与西式建筑陈济棠公馆不一样，从外观上看，这栋别墅是传统宫殿式：楼高两层，白墙红柱，简单庄重的斗拱，明显经过了重新粉刷；琉璃瓦屋顶，历经岁月风霜，现在渐渐褪成褐色，有的瓦片上，已长出碧绿的蔓草，在风中摇曳着。据说，这些琉璃瓦，当初是黄色的，当时建别墅的军政要员，一般只敢用绿琉璃瓦，只有陈济棠，才敢用皇家才用的黄色瓦。
工作人员介绍，这栋别墅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不是传统所用的砖木结构，所以它是仿传统宫殿式的建筑。这栋别墅是1936年，陈济棠在广州温泉开发高潮时，在从化温泉所建。这里背山枕水，站在二楼的走廊里，能看到不远处的温泉水塘。那时这里每一层是一厅四房，二楼三面有走廊。抗日战争时，这里曾被一颗炮弹打中过一次，幸运的是只是屋顶遭到破坏，其他地方没有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