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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方向问题上篇1:改革开放到底有没有方向问题？
改革开放到底有没有方向问题？
作者：朱佳木 2012.07.29收藏
朱佳木：对这个问题，理论界长期存在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方向，无所谓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方向；谁讲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谁就被指责是“问姓‘社’姓‘资’”，是“反对改革开放”。这种看法既不符合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党中央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指导思想。
所谓“不问姓社姓资”的提法，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曲解。我们只要认真看一下南方谈话的原文就会知道，邓小平讲的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里不但没有说“不问姓‘社’姓‘资’”，相反，他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提醒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能搞资本主义。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邓小平所说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并非“不问姓‘社’姓‘资’”，而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找到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
后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70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可见，改革开放是存在方向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定改革开放有方向问题，并非真的不要任何方向，而是以此为掩护，要把改革开放引向私有化、两极分化、指导思想多元化和“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人民论坛：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朱佳木：这种观点不仅在逻辑上有毛病，在事实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所谓改革，主要指把资源配置的基础由计划改为市场；所谓开放，主要指国民经济由相对封闭状态变为与国际经济接轨。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亿人口中，除了二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8亿人一直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主导国际经济之外，余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60多亿人口，要么早就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要么是在向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向过渡。在这么多国家和地区中，特别是在那些向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过渡的所谓“转型”国家和地区中，大多数情况都不如中国好。特别是原来的超级大国苏联，由于在改革开放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而中国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结果使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人口负担重、经济基础薄弱、人均耕地和各种资源相对贫乏、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等不利因素，能做到这一点就更加不容易。这说明，仅仅用实行改革开放这一条来解释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中国自近代以来曾丧失过很多发展机遇，但有两次机遇被我们抓住了，实现了自身跨跃式的发展。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如果说第一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话，第二次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了改革开放。就是说，我们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是否与国际经济接轨，而在于这样做时是脱离本国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还是立足于本国国情，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把市场配置资源置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在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有选择地学习和利用世界上一切于己有利的好做法好经验。这才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它的最大特色之所在。
人民论坛：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就，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有着怎样的联系？
朱佳木：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相关的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必然会用新中国后30年否定头30年；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必然会把前后两个30年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1949年不建立新中国，新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培养出大批从事经济、科技、文教事业的人才，改革开放也是难以起步的。即使起步，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误入资本主义的歧途，结果也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一点已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头30年是后30年的基础，后30年是对头30年的继承、发展和扬弃。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把这两个30年看作有机的统一体。
人民论坛：您认为改革开放最核心的经验是什么？
朱佳木：改革开放的经验有很多，即使其中的基本经验也不只一条。但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决定事物性质的诸多矛盾中必定有一个是最主要的、起核心作用的。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应当尽力找出所有经验中最主要的、起核心作用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才能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沿着正确道路发展，才能向其他情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真实可靠、具有借鉴意义的参考。
其实，要找出改革开放的核心经验并不难，因为它就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这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并把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紧紧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不仅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也是改革开放的生命线。
在改革的方向问题上篇2:中国改革的九大方向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中国每十年几乎都是一个新的政治周期的开始，2012年亦足以值得期待。权力的更替，带来无限变化。
改革开放凡三十年，已如舟至中流，抬头仰望，洋洋江海，但是，却也暗流汹涌，安抵彼岸，还是中流翻船，关系中国未来国运。
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中国的沧桑巨变，而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以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为改革三十年注脚。但是，最近几年，亦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中国的改革，远未达致天下大治之境，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未来时代的新发展，均使深化改革，成为未来潮流。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繁杂，同时，未来时代的无数可能，亦使选择艰难，人民之子毛泽东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而他所终身致力于打倒和清扫的对象之一的孔子，雕像亦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个世界一片混乱。各种假改革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纷纷粉墨登场，欺骗民众。未来时代的变革，更需廓清迷雾，找到康庄大道。关于中国未来时代改革的战略方向问题，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未来十年乃至数十年内，中国的改革，将面临九大方向性变化。
（一 ）从经济、政治改革，到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
事实上，经过三十年历程,我们也应该突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的全面、广泛的改革。
而目前，对于社会领域的更广泛的变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称谓，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很多地方，公共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地方官员的口中，“老百姓”，“群众”等提法逐步变少，而市民，公民，纳税人的提法变多，而在这些称谓变化的背后，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年来NGO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运行规则，运行模式，运行主体已经逐步产生改变。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中，NGO得到检验，亦得以壮大，
很多人都研究了美国大选最后胜利的原因，长江商学院一个教授，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讨论奥巴马的制胜秘诀和社会背景。认为奥巴马的胜利，说明‘草根时代’和‘草根政治“的崛起。特别是在奥巴马与希拉里的当内竞争中，奥巴马依靠很多网民，以及年轻人的支持，才击败了在精英阶层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希拉里，不仅社会的力量，从精英阶层，转移到了草根阶层，而且，以往那种靠大聚会，电视单向传播的政治动员模式，也变化为立体的，依靠网络互动传播的模式。
而这种变化，在中国也出现了，新兴技术的兴起，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的交往模式，都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社会的运动模式，而这些变化，都将对未来时代影响深远。这些变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变革，但是，这些社会性的变革，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最终包含伟大的时代力量。
这种力量，在中国已经开始显现，从最开始的孙志刚事件，到后来的非典，到后来的邓玉娇事件，新兴的社会运动力量，冲破了以往的社会控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民众的自我动员，民众的联络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亦引起了社会结构及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的改变及其引起了未来的社会变化。
计划生育的推行数十年后，目前主流的社会青年，均为80年代出生，而时代的特点，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经历。构成了现代家庭的倒立结构。从祖父，外祖父，到父母，到孩子，越到下一代，越重要，而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父母，好几个孩子，权力的重心，在父母，而新的家庭结构中，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传统社会的威权体制存在的家庭基础不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格局，已经荡然无存。
同时，这一代的人，从懂事开始，接触的就是很现代化，全球化的东西，偶像是科比（美国），是欧文，小贝，吃的是肯得基，穿的是耐克，用的是苹果，英文歌，法语歌，日文歌，在青年中并不陌生。
而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引起的成长环境的改变，将对未来时代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新一代的孩子长大，比上一代青年更独立，更敢于挑战威权，也更具有现代意识。
作为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民阶层，未来亦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的农民，此农民已经非彼农民。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广袤土地上，新一代的农民深刻体验到现代城市生活，这些年轻就出去闯荡的新一代农民，在视野，思维，生活方式上，与其父辈都产生了巨大的区别，他们虽然身份上是农民，但是，已经受到了现代生活的洗礼，他们不再是愚昧，胆小，容易被欺骗的群体，他们与城市里的年轻人基本无差异。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农民阶层的存在， “城市边缘人“的兴起，不仅将改变城市治理模式，未来他们回乡后，传统的乡村权力模式，亦将受到严重挑战。
超级女声横空出世，折射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事务参与的热情与渴望。特别是海选，直接投票的方式，互动参与，PK等游戏规则与运做模式，是无意中对于中国公民现代社会运作模式的一次启蒙。
虽然我们在政治上，尚没有步入现代化，但是，在文化领域，已经开始了萌芽，大众的参与热情，在政治领域无法实现，但是，经由一个娱乐性的节目，撕开了一道口子，给予了民众在公众活动中参与式介入的机会。因此才获得压倒性的关注。这个就是超级女声，快乐女声能够横扫一切传统娱乐大赛，成为中国最热娱乐盛典的深刻时代背景。
在文化领域，新的变革亦开始酝酿。特别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方面，存在很大争议，而且，这种争议，对于中国现实影响很大。很多人曾认为，新加坡的兴起，足可证明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而事实相反，以捍卫“亚洲价值观”而风光的李光耀在12世纪到来时候，突然改变观点，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恰恰不是因为儒家文化，而是现代文化。台湾，韩国等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的兴起，某种意义上，亦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
所谓的“中国特色”，其骨子里跟100年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路货色。无非是抗拒世界潮流，延缓社会变革，保持既得利益的借口。
而目前百家讲论所流行的,无论是易中天的品三国，王立群的汉朝故事，于丹的论语，乃至新一代袁腾飞的两宋故事，都是向后看，甚至津津乐道于帝王权谋，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更缺少开眼看世界的视野与胸怀，亦缺乏拥抱现代文明的动力。
这些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争议，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的，但是，其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可以说，政治领域的变革，往往需要在社会、文化领域扫平道路。
当初的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讨论，就起到了思想冲锋作用；而后来潘晓所引导出来的“人生之路”的全国性大争议，则是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呼应改革深入的时世。
如果中国改革能够在新一轮改革中，掀起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浪潮，引领社会文化变革之先声，必如当年的掀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青年人生观讨论的热潮。
(二 )汇聚时代锋芒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改革本身充满了各种矛盾，各种利益交锋，各种思维碰撞，这些，都需要我们正视，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与激情，去冲锋，去摇旗呐喊。
而我们的改革，也将逐步从“摸者石头过河”，从“搁置”争议，到直面争议，从追求“和谐”，到有秩序的争论乃至斗争。
未来的改革，需要汇聚时代锋芒。个人认为，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洞察人心所向
我们关注的，必然是民众迫切希望改变的，我们拥护的，必然亦是民众所想要的
如，大众对于医改，教改的关注，中国高房价的根源研究等。
其二是顺应未来趋势
改革是一种“向前看”的事业，我们所提倡的，必须是一种符合未来趋势的，而非充满世故与市侩气息的权宜之计，甚至是表面看是改革，其实是倒退的一些行为和思想。
如，在思想文化领域，
“中国式管理”的那一套，实际就是要中国在治理模式上，退回到人治时代。这种思潮，就不是顺应未来趋势的，是我们需要批判的。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些假改革，甚至是打着改革的旗帜，实行倒退，对于这种假改革，需要有清醒的判断力。
如，在政治领域
所谓的“强人”式改革，根本是以向威权体制的倒退，把希望都寄托在所谓的“强人”与“清官”的身上，都喜欢采取运动式的政治手法，来强行推动社会事务，而不是靠制度。甚至是在此过程中，破坏了本还不完善的制度。
而这种寄托着“强人政治”，“清官政治”的所谓政治改革，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改革，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倒退到封建时代。造成民众的幻想与麻痹，把自己的幸福与前途，交到所谓‘救星“手中，而不知道去争取，造成民权的萎缩。而”强人“代民作主。可谓挂羊头卖狗肉。
而越南的国会代表直选，中国内地一些地方的乡镇直选，甚至贵州拿出四个县区正职竞选，才是顺应现代政治改革的尝试。
在经济改革领域目前的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根本没有解决产权问题，而所谓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不仅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反由于对于民营企业的压制，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机窒息。
国进民退不可只可权宜于一时，不可持续于永久。
其三是站立矛盾交汇处
寻找矛盾最尖锐，最激烈的领域，因为矛盾交汇之处，才可以有最强音，亦如两江交汇的地方，总是激起滔天巨浪。矛盾双方的交锋，才可以看清楚各种力量，更客观，更公正。亦可以通过两种乃至多种道路的比较，看清楚未来。
如，市场与政府的争端，左派与右派的争端等。是要民族主义，还是要普世主义等，这些问题，未来必然在全社会造成普遍的争议，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其四是把握时代脉搏
中国改革，必须对于当下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有敏锐的嗅觉。当下即是未来的历史。通过解读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预见未来趋势。
从血铅事件，批判中国发展模式的弊端，告别GDP盲目崇拜的时代。
在金融危机中，关于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争论
（三 ）从行政性、事务性的改良到根本性的政治变革
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球主流来，共产党也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逐步深入。
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实质性内容的很少，甚至出现了以为行政权力运作的具体操作过程的改善，来替代改革，甚至冒充改革。
目前，我们所热衷的一些改革，都只是行政性，事务性的，而缺少实质性的政治变革。
如，强县扩权，以县级领导高配来调动积极性等，都是只行政性的改良而已。
而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才真正带有政治变革的意义，所以，从提出来当现在，经历了多次反复，难以成就。
如，设置预防贪污局，不仅无法事实上起到预防贪污腐败，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作用，而此机构与以前的反贪局很多只能重叠，导致冗员过多，机构膨胀。这个是不彻底的，基本效果不会很大的改良。
而越南的总书记的差额竞选，则可以通过选择，权力的更换，来起到党内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作用，这个是才是彻底解决权力来源，权力监督的改革。
出现这种状况，不仅有既得利益阶层对实质性改革的阻挠和地址，从操作者方面来说，也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所以，政治体制变革，才会步伐小，启动慢。但是，时世所趋，民心所向，都将迫使中国未来启动政治变革。近年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亦给予了政治体制变革以强烈的预警。
（四）全球视野下的改革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证明错误，任何国家，永远都有变革的需要。纵使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亦需要变革。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尚且存在人权问题，日本一直到今年，才逐步摆脱世袭政治与老人政治，即是明证。
不丹告别君主制；说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特权阶层有可能自动退出舞台，但是需要其巨大的良知，以及其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如这个新国王，就曾经长期在西方求学。
有一本名为《第二世界》的书，重点介绍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历程，以及重新崛起的秘诀，同为新兴国家，甚至是同为以前的“社会主义兄弟”，很多东欧国家，都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现了全民医保。这些，都可为中国借鉴。
而泰国长期的动荡，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对立，也足以使中国警醒。泰国何以形成两大对立的阶层，中国未来的贫富分化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是否也会很危险？
事实上，在台湾，不完善的社会发展，以及导致了类似的对立的阶层，对立的政党。所谓的“蓝绿之争”，某种意义上说，亦是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争端。
中国未来是否可以避免这种阶层对立的模式？
印度的民主选举成功举行，国大党重回颠峰。这说明在人口大国，一样可以实行有效的民主。印度与中国人口接近，他们能够实现民主制度，中国没有理由实现不了，完全有这个能力。同时，穷国一样可以实现民主。印度比中国还穷，但是他们选举有秩序，没有动乱，证明穷国也可以成功推行民主，民主并不导致动乱。
民主并不一定就对以前的唯一大党造成威胁，相反，可以是其再造和改革的契机。印度国大党，台湾国民党，都曾是一党独大，但是，都经过民主制度，完成新生。
最值得关注的是越南，作为中国的“学生”，越南的制度变革，走得更远，不仅国会代表直接竞选，甚至总书记等职位的也实现差额竞争，，是否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所谓的“中国特色”是否能够尽快融合世界潮流？向世界普遍法则，而不再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
而越南的成功，与南北战争之后，快速实现改革有很大关系。中国几乎是在结束内斗近30年才改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早已凋零。而越南在完成内战之后，十年即启动改革，南方很多懂经济的人，血脉得以保存。如越南的改革总设计师，有“越南的邓小平”之称的阮文灵，80年代初级虽曾被压制打击，但是，过了四年，就有机会复出，不至于被压到风华落尽。不似中国，对于异己的整肃持续30年。
而对于失败改革的借鉴，亦非常重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曾经造成了拉美普遍的强权政治，甚至是军人当政。这些都足以为中国之鉴。
在未来，中国的改革，重点可借鉴四个领域
一，目前发达国家的成熟过程，一些具体事务的借鉴。他们是我们的追赶乃至超越的目标，值得重点研究。
二，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改革经历，这个最需要关注的重点，因为他们的改革，他们的社会实验，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需要的。如越南，立啕宛，此外，还有韩国和台湾，马来西亚等，当初如何从威权体制，进化到民主社会？
三，国外改革失败，或者是发展挫折的借鉴，如拉美化，非洲社会改革为什么失败？
四，过去时代的借鉴，如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
(五)从现实超拔到未来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谓设计，不仅是设计现在，更重要的是设计未来。对于未来的梦想，往往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一些富有天才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未来的预测与设想，则往往引领我们朝着“理想国”迈进。
托夫勒在几十年前，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一种观点，核心权力，暴力，转移到财富，从财富转移到知识。社会的运行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
在某一次国际会议上，作为权力精英的李光耀，对于坐在身边，35岁即成为世界首富的盖茨，非常羡慕，他说了一句，年轻和知识，真的已经取代了暴力和权力，获得了新的威望。而如今，托夫勒的预言基本实现。
而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也不过是学者孟德斯鸠几百年前的一个设想。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见到文明的冲突，才是未来世界的最大冲突来源，而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则印证了其当年的预想。
而无论是过去时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毛泽东“躁动的婴儿”，当日之中国，寄托了很多先贤的梦想，亦部分实现了他们当日的设想。
未来之中国，亦值得当世之人憧憬和设想。
洞察未来，顺应未来，引领未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乃至更常时间新改革的应有之义。
(六)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变革————地方势力，民间力量及部门改革的困局与变局。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当年发源于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微澜，最后却在全国形成最终大潮。
而我所知，如今被各大高校普遍实行的学分制，即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于80年代首先在武大推行，后来被教育部肯定，推行到全国。
由地方而至全国，由部门而至全局，是自下而上改革的通用模式。
如，在一些地方试行的人大代表直选，乡镇长直选，他们具体是如何变革的？碰到那些问题，如何运作成功，未来挑战在哪里？能否从点到面推广？
如，在省管县到底如何施行？
深圳的行政三分制，如何设计，如何逐步推行？
今年以来，北部湾，海西经济区，成都及重庆经济圈的增长，都超过了以前的龙头珠三角和长三角，他们的变化在哪里？
2009年，很多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传统的中西部城市和省，非公经济都超过了50%，如，四川为52%，河南为59%，东北的哈尔滨也超过了50%，他们发生了那些变化？
再如，目前关于珠海横琴岛的开发与重建，未来哪些地方还有类似的机会？城市和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如何？
这些问题，都需要来自上层和民间、地方的双重力量的推动。
(七)从问题到主义
改革需要研究一些具体的事务，
更需要研究一些社会思想，
未来的中国改革，将过度上主义之争的深层次领域。
如，土地问题，医保问题，教育问题，是为典型的“问题”
如，中国是否接受普世潮流，民主是否中国必然之路，是典型的“主义”
如，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为兼备问题与主义
中国目前所欲的社会问题，未来时代的解决，都将导向中国未来时代的发展道路。
(八 ) 改革的价值导向
未来时代的改革，不仅要触机肌肤，也要触机骨肉，更要触机灵魂。
未来时代，我们需要坚持一些的价值观。
坚持市场化，警惕权力过度干预，
坚持普世价值，反对本位主义，狭碍的民族主义
坚持现代化，反对威权思想
坚持改革，反对倒退
坚持全球化，反对孤立主义。
坚持什么样的价值，不仅是国内形势所趋，亦是顺应世界潮流。孙中山曾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特别要强调的是，坚持普世价值，是近年来全社会的共识，同时，普遍价值的推行，才可以打破既得利益者以中国特色作为借口延迟改革乃至剿灭改革的意图。
(九 )改革的大众立场
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带有精英色彩，乃至视改革为恩赐，目前的很多假改革，伪改革情况的出现，原因之一，乃在于立场所致。未来时代的变革，必以大众参与，大众推动，代表大众利益为特点。
毛泽东在作出《中国社会各阶层调查》之后，就已经注定了，他将是中国未来的王者，因为找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强大力量的群落在哪里。而国民党，始终无法完成对于社会底层民众，对于农民阶层的利益共享，无法对其动员，注定了失败。中国未来时代的改革，亦需要找到最支持改革的群落，寻找力量的源泉，找到我们的同盟。
相信大众的伟力，汇聚大众的伟力。、是任何变革乃至革命的源泉。中国未来改革成功的希望，必在于发起大众，顺应大众，服务大众。
在改革的方向问题上篇3: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三论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2014年7月18日 10:48 中国纪检监察报
本报评论员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只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沿着正确道路积极稳妥予以推进，才能确保改革目标顺利实现。 向着什么样的方向改革，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各种风险考验，面对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激荡和别有用心者的混淆视听，我们必须定而不惑、洞若观火，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各种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按照中央的部署有序推进，做到“蹄疾而步稳”，使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如何体现正确的方向，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来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根据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要求，按照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大力推进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中心任务，精简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调整内设机构，采取多项措施深化改革，在持之以恒纠“四风”、落实“两个责任”、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和舆论引导、改进巡视工作、强化队伍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和肯定，社会反响良好。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就是要推动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继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主业、突出主责，紧紧围绕监督执纪问责，推进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全面提高履职能力。 改革方向正确，最终要体现在反腐败实际成效上。当前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必须着眼于这一形势和任务，把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目标任务，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破除不利于查办案件的体制弊端，着力弥补权力制约监督不力的制度缺陷，努力构筑促使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逐步形成切合实际、有效管用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改革，真正使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使每个党员敬畏党的纪律，把党的纪律印在脑海里、心目中；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反腐败的实际成效，看到腐败分子已经在收手、收敛，看到腐败问题的存量在减少，看到党风政风在好转。 “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方向上清晰明确、行动上坚定不移，就必定能够顺利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现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