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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鞅变法篇1: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卫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商鞅变法
变法时代
战国
所在国
秦国
变法时间
公元前356年
变法国君
秦孝公
变法人物
商鞅目录
1商鞅介绍
2时代背景
3酝酿变法
4变法经过
5目的作用
6经济措施
7政治措施
8社会风俗
9变法结果
10变法影响
11历史评价折叠编辑本段商鞅介绍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今陕西商洛），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2]
折叠经历
商鞅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
后商鞅至秦国见孝公申变法改良之义，孝公大为赞赏。但他的理论遭到了甘龙、杜挚等重臣的反对，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但秦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昂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折叠被诛
商鞅相秦期间，商鞅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杀。带回都城遭惠王车裂，并灭其族。[3]
折叠评价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书》传世。
折叠编辑本段时代背景
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时间：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国在战国初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山东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其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比山东各国晚了很久。如鲁国“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新兴军功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①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春秋以来，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一些奴隶主将新开垦的田地变成私产出租，这样出现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
②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废除旧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各国相继掀起了变法运动。
③各国争霸的需要。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各国竞相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
④为了增强秦国实力，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于是商鞅被重用。
折叠编辑本段酝酿变法
舌战群儒
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商鞅变法，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立木为信[1]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
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黄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两黄金（古时的“金”实际为黄铜）。”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两黄金（黄铜）。
折叠编辑本段变法经过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就此展开发展和发达的最巅峰时期，而后来的五代十国又一次拉开了序幕!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折叠实行变法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折叠被处车裂
商君之法较为严厉，设连坐，为战时之法。其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马上当皇上，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商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折叠编辑本段目的作用
商鞅变法目的：富国强兵 意义：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
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的意义：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运动，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变法的局限性：
1、商鞅变法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商鞅制定的法律非常严苛，如百姓在路边倒垃圾，就要被砍去双手。
2、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特别是连坐法，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3、商鞅变法也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例如，变法条文中明文规定按爵位等级占有数额不同的田宅和奴隶，公开承认占有奴隶的合法性。
4、重农抑商政策，刚开始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但到后来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5、燔诗书而明法令，牵制了人们的思维，是一种文化专制，抑制了创新意识。
折叠编辑本段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折叠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废井田 开阡陌（“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依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折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商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1.农业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2.国家通过稳定的土地税保证财政收入。
3.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
4.工商业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从而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5.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如经营土地有保障。
折叠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折叠度量衡的统一的意义
第一、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的基础。
折叠编辑本段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折叠奖励·实行·编制
立木为信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的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也不得铺张。
制定军功爵制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军功爵制发展为后来著名的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使得军工地主势力发展起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维护新兴地主势力，使得秦国军事力量发展起来，从“夷狄遇之”到“虎狼之国”。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折叠治国策略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折叠改革制度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地点处。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牢。
折叠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折叠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符合法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秦国的统治。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折叠编辑本段社会风俗
商鞅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等。
折叠编辑本段变法结果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折叠编辑本段变法影响
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折叠进步之处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折叠局限之处
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卫鞅变法篇2:卫 鞅 变 法
卫 鞅 变 法
【秦孝公起用卫鞅实行变法】
公元前三六一年秦献公去世，秦孝公即位。孝公继承献公的遗业，奋发图强，“下令国中求贤者”。孝公在求贤令中，说明从秦厉共公到秦出子时期，“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致被魏国夺去河西地；到秦献公即位，“徙治栎阳，且欲东伐”；为了完成“先君之意”，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史记·秦本纪》）。卫鞅就在这时入秦。
卫鞅出身于卫国国君疏远的宗族，也称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曾做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后入秦，经秦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得见秦孝公，陈说变法图强的道理。
公元前三五九年，正当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卫鞅第一次变法】
秦国经过了三年的变法准备，到公元前三五六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四点：
（一）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卫鞅把李悝所制定的《法经》在秦国公布实行，只是把“法”改称“律”（《唐律疏议》），增加了连坐法。就是在按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告发“奸人”的可以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不告发的要腰斩。如果一家藏“奸”，与投敌的人受同样处罚；其余九家倘不检举告发，要一起办罪。旅客住客舍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卫鞅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这叫“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篇》、《韩非子·内储说上篇》）。汉代桑弘羊指出：“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盐铁论·刑德篇》）卫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卫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战国策》称赞卫鞅变法的成效是：“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治”，（《秦策一》）。《史记》又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商君列传》）。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五十石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是和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称的。二十等爵制，是一种等级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占有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三百家以上的“税邑”以及减刑的特权（详见本书第六章第六节《秦的二十等爵》）。卫鞅还规定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占有田宅、臣妾（奴隶）的多少以及服饰穿戴，都必须按照爵位等级的规定，否则是要处罚的。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所以商鞅在秦国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和李悝在魏国“尽地力之教”有所不同。卫鞅变法令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本业”是指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末利”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复其身”，就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收孥”，就是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卫鞅这样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是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的。因为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君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商君书·垦令篇》，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就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的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还 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和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卫鞅为了推行变法令，打击儒家的复古思想，曾断然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篇》）的措施。同时下令禁止私门请托，禁止游说求官的活动。
卫鞅这样厉行改革，必然会引起旧贵族的反抗，一时国都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后来这些人又前来阿谀说“令便”，卫鞅称之为“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史记·商君列传》）。
秦国由于变法初步成功，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三五二年，卫鞅因功由大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卫鞅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三五○年，卫鞅进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主要有下列六点：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史记》说：卫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商君列传》）。“开”就是开拓的意思。蔡泽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战国策·秦策三》）。“决裂”的目的是为废除井田制，董仲舒就曾指出：商君“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阡陌”是指每一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是指每一顷田（一百亩田）的大田界，合起来可以总称为“封”。具体地讲，“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说文解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末句，徐铉本无，徐锴本有）。”唐代《一行算法》说：“自秦孝公时，商鞅献三术，内一，开通阡陌，以五（当作“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太平御览》卷七五○引）杜佑《通典》又说：“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州郡典·雍州风俗》）可知这时“开通阡陌”，采用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用来分授无田耕种的农民，依然实行着“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度。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废除井田制，改用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这时卫鞅变法，该是吸收了过去赵氏改革的经验，并进一步加以发展，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时卫鞅的改革，是在秦国境内正式废弃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并扩大政府拥有土地的授田制度，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地税收入。还必须指出，卫鞅这次对农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破除了旧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即所谓“坏井田，开阡陌”（《汉书·食货志》）；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土地私有制，所以后世有人说卫鞅“灭庐井而置阡陌”。《秦律》严禁对私有土地的侵犯。《法律答问》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这条律文解释说：“何如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说明田界不应该这样“盗徙之”，这是对私有土地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卫鞅这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县”），设有县令、县丞等地方官吏（《商君列传》），还设有县尉（《商君书·境内篇》）。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三四九年“初为县有秩史”（《史记·六国年表》），就是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从此县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才正式确立。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经济。《商君书·垦令篇》说：“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原脱“饰代者不”四字，从孙诒让校补），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就是说，各县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形态，则人人遵从，奸邪的官吏不敢玩弄花样，接替的官吏就不敢变更制度，犯了错误而罢黜的官吏就不敢掩盖其错误行为。《垦令篇》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民不劳”、“民不敖（遨）”，做到“农多日，征（征收赋税）不烦，业（农业生产）不败，则草（荒地）必垦矣”。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这时秦国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旧都雍，旧贵族的习惯势力较大，不利于变法的开展。同时仿效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古时宫廷门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和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这是在公元前三四四年（秦孝公十八年）具体实施的，对于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和发展商业，都有一定的作用。传世有这一年颁布的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经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测定，商鞅方升的内容，秦一升的容积为二百零二点一五立方厘米。又据这个升的铭文，容积是当时尺度的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以此推算，每立方寸的容积为十二点二五七立方厘米。再由此推算，当时秦的一寸是二点三零五厘米，一尺是二十二点零五厘米（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的“度量衡制的颁布和校验”）。
（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公元前三四八年（秦孝公十四年）秦“初为赋”，这是按户按人口征收的军赋，就是云梦出土《秦律》所说的“户赋”，也称“口赋”，为汉代“算赋”的起源。《秦律》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户赋。如果隐瞒户口，逃避户赋，就成为“匿户”，要严加惩罚。如果男子成年而不分家登记户口的，要加倍征收户赋。卫鞅曾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当时卫鞅没有采取鲁国季孙氏那样“用田赋”（按田亩征赋）的办法，而采取按户按人口征赋的办法，这是为了奖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杜佑指出这是“舍地而税人”（《通典·食货典·赋税上》）；马端临也说，这是由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税人”（《文献通考·田赋考·历代田赋之制》）。《商君书·垦令篇》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原误作“贱”，从孙诒让说改正）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情之民无所于食。”这是说，俸禄厚而收入田租多的，家中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这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政府按“食口”征收口赋，并加重他们的徭役，那末这些游荡懒惰的人就没处吃饭。这说明卫鞅采取这项措施目的之一，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的食客的数目。但是，征收口赋的结果，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因为这样大大增加了贫苦劳动人民的负担。卫鞅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就要加倍征赋。这是为了确立以一夫一妇为单位的农户，以便于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这种对不分家的成年男子加倍征赋的法令，有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但是给贫苦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汉代初年贾谊就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家贫子壮则出赘。”（《汉书·贾谊传》）就是说，比较富裕的人民，子弟一到壮年就分家另立门户；贫苦的人民因为负担不了户赋，只能典质给富户成为家奴性质的“赘婿”了。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由于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部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部族地区，因而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是较多的。这时卫鞅按照中原的风尚、习俗把残留的戎狄风俗革除，目的还是在于加强统治。
公元前三四○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卫鞅由于这个大功，受封於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个邑，号为商君。
【卫鞅变法的成功及其被杀害】
卫鞅的第二次变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结果太子也犯法了，卫鞅因此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等用刑，于是遭到公子虔等人的强烈反对。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卫鞅“欲反”，秦惠王要逮捕他，他回到封地商邑发兵抵抗，出击郑（今陕西华县）。但因寡不敌众，被秦兵杀死于彤（今华县西南），并被处以车裂的刑罚。
卫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卫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杨宽《战国史》
卫鞅变法篇3:商鞅变法
公元前361年，秦国太子秦渠梁正式即位，是为秦孝公。
此处补刀，姓氏关系。周朝天子周武王，姓姬氏周名发，我们称为姬发，是姓+名。周朝分封了大量同姓诸侯，比如卫文公，姓姬氏卫名辟疆，我们称为卫辟疆，是氏+名。周武王与卫文公都是姬姓，区别在于一个代表姬姓正统，可以用姓+名，另一个是姬姓旁支，只能用氏+名。
赵秦两族同姓嬴，一个封在赵城，一个封在秦邑，这是他们氏的来源。秦始皇统一中国，秦氏无疑成为嬴姓正统，所以我们称始皇为嬴政，称秦渠梁为嬴渠梁也没错。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赵秦宗主地位不分高低，本书在嬴政之前，统一用氏+名的方式称呼秦国君主。
秦魏河西的争夺，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战争更激烈，战线更漫长…
这个时候卫国人卫鞅，从魏国来到秦国。卫鞅在魏国混的还不错，但他心气很高，此时转投秦国，以施展更大的抱负。
卫鞅是卫国宗室旁支，出身还是很高贵的，他从小聪明好学，希望长大后扬名立万。不过卫国国力微弱，庙小而容不下卫鞅心中的蓝图。
卫鞅投到魏国相国公叔痤的门下，公叔痤很欣赏卫鞅，引荐为中庶子。这是相国的属官，相当于相国助理之一，此官职可大可小，做的好可能接替相国，做的不好也就是相国的一个跟班。
当时魏国的人才很多，卫鞅是其中之一。当他发现在魏国的发展遭遇到瓶颈时，心比天高的卫鞅，离开魏国到秦国去碰运气。
卫鞅来秦国的目的，重要原因是秦孝公感人肺腑的招贤书。此书先是谈春秋年间秦穆公时期的辉煌，接着叙述父亲秦献公的遗愿和自己的志向，最后来这么诚恳的一句：“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孝公的意思是：谁能出点奇谋，让秦国走捷径强大，不仅封官，而且还分封土地。
秦国都城栎阳，王宫之内，秦孝公接见了卫鞅。
秦孝公打量眼前这个在魏国担任高职的人，只见卫鞅身材中等，腰杆笔挺，似有一种无形的毅力。两眼精灵睿智，只是眉毛时不时皱一下，略带忧郁眼神。
卫鞅并不胆怯，见秦孝公身形顺长，眸子精光闪闪，似要一眼洞穿卫鞅，求贤若渴的心态可见一斑。
秦孝公问卫鞅治国之道，卫鞅历举羲、农、尧、舜之事，滔滔不绝，谁料语未及终，秦孝公已然睡去。
这次卫鞅见秦孝公，只能以失败来形容。卫鞅试图照搬魏国变法的内容，使秦国变法强国。魏国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变法的诸侯，魏国变法之后，军事强劲，农业发达，经济繁荣。
有了魏国这个好榜样，诸侯们纷纷效仿，秦国变法的根基，便是学习魏国变法。卫鞅没有想到，秦国学习魏国变法，已经几十年了。卫鞅如果照搬魏国变法，要在秦国做官容易，要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却难。
卫鞅在并没有受到他期待的热捧，令这位才思敏捷的卫国人下定决心，等第二次见秦孝公时，把压箱底的看家本领拿出来。
商鞅的看家本领，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名词：军国奴隶主义。
对魏国的变法内容，卫鞅有所取舍，关于军事方面的，全部照搬魏国。农业方面只学一半，即加强农业管理，而不做如兴修水利这种需要动员人力物力的项目。经济方面则摒弃魏国的方略，彻底放弃发展商业。
有了以上魏国变法的根基，商鞅又一手起草军国奴隶主义这个秦国变法的核心内容。二战时期日本和德国都曾实行过军国主义，意思是调动国家的一切力量，进行对外军事扩张。
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国家给予士兵力所能及的待遇，士兵吃饱穿暖不必说，饼干香烟也时常有，甚至性的问题也有随军慰安妇来解决。
而秦国的军国奴隶主义，普通士兵不但吃不饱，而且连衣服都要自备，条件之恶劣自是不用多说。秦国的士兵，其实就是一个个没有任何自由的奴隶，这就是秦国军国奴隶主义下的士兵。
卫鞅是如何将秦国众多青壮年男丁，变成国家奴隶，进而武装到军队中的呢？这就是卫鞅的智慧。
首先，让全民犯罪。在秦国，如果犯了以下莫须有的罪行，就要成为囚徒。
一、走在路上步子迈得大了，超过六尺。
二、家里来了两个朋友，三人到客栈喝了点酒。
三、出远门走亲戚去了，被当地官府发现不在家。
四、夜里想读点竹简，点了油灯。
五、养了头牛，到年底牛儿没长膘。
六、年少轻狂，跟朋友比划了一下武功。
七、因为懒惰导致家贫。
八、邻居犯事了，自己被连坐进去。
……
秦法很细致，方方面面无所不及，以至于任何百姓，不可能不触犯秦法。
秦人犯了法怎么办，好办，三个选择。
一、交罚款，当然大多数是交不起罚款的，于是只能选择后面的两种方式。
二、服劳役，修工事，陵墓等等。由于没有工钱，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三条受罚途径。
三、当兵，由于有军功爵位制这个馅饼的存在，不少秦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军队。
这样一来，商鞅就顺利地将秦人男丁，全部武装到军队中，秦国的军事实力上了一个台阶。（秦国军力提升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习魏国对军队的改革，二是增加军队数量和提高军队士气）
卫鞅军国奴隶主义的核心的思想就是：先让全民犯罪，再让全民参军。
可是老秦人就这么笨吗，甘愿充当国家的奴隶?卫鞅是聪明的，他又设计了一个军功爵位制度，表彰甚至重奖有战功的将士。
秦国实行军功爵位制，这一制度把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爵位的前十级，主要是区分带兵数量。到了第十级左庶长，带兵数量基本就无限制了。左庶长算是个分水岭，爵位比左庶长高的人，大多战功赫赫。
军功爵位制的第一等公士，有田一顷，宅一套。获得这些奖赏和特权的要求很简单，杀死一个敌人就行。
第二等的上造，不但有更多封赏，如果其父母中有人犯罪，可以为其中一人免罪。
相比较而言，秦国的军功爵位制的封赏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低爵位都能拿到田一顷，宅一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整个中国都没有这么多耕地，因此其他朝代或诸侯的封赏都远不及秦国。
赌场上有句话，叫做“十赌九输”，可赌博的人还是很多，因为赌徒都有侥幸心理。卫鞅的军功爵位制，就是利用人性的侥幸心理，虽然不少人都觉得这么大的封赏有些离谱，可还是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赌一把。
我们来看获得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最高级别列侯的几人，是否获得了应有的封赏。
首先是商君卫鞅，被车裂而死，封地充公。这位军功爵位制的始作俑者，最后还是被自己套牢了。
接着是武信君张仪，结局是被迫逃出秦国，封地充公。
严君樗里疾，是赌徒中唯一的侥幸者，不过他没有被干掉，主要因为他本身就是秦惠文王的弟弟，是秦国宗室成员。
穰侯魏冉，死的有些突然，封地陶郡被秦昭襄王没收。
武安君白起，被秦昭襄王赐死，一代战神晚节不保。
文信侯吕不韦，最后流放四川，所有封地都充公。
武成侯王翦和通武侯王贲，这父子俩获得爵位之后十几年，秦朝便灭亡了。
秦国军事最高层的这些名将权臣尚且如此，下面那些将士，能够享受到爵位带来利益的就更少了，多数人要么在获得低级别爵位前战死，要么在追求更高爵位时战死。
卫鞅提出的军国奴隶主义和军功爵位制，其实就是一连串的骗局，除了战国时代的秦国，其他任何朝代任何诸侯，都没能长时间施展这两大骗术。
不过如此一来，秦军的兵员大幅增加，作战能力大幅增强，士气也大幅提高。后来的一百多年，军功爵位制，一直激励着关中老秦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奉献着青春和生命。
当卫鞅在秦国朝堂上说出自己的设想，立刻遭到其他大臣反对，为此有一番激烈的口舌之争。
秦孝公有两位宠信的大臣，一个叫甘龙，一个叫杜挚，都反对卫鞅的变法。
甘龙心中看不起卫鞅，嘴上还是颇为客气道：“圣人以礼治国，因民而教，民可安之。”甘龙的意思是，我们大秦学习魏国变法就行了，魏国当初怎么强盛起来的，我们同样可以做到。
卫鞅冷哼道：“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卫鞅的话非常不客气，言外之意甘龙就是个凡夫俗子、愚者、不肖者，而自己则是开创大事的智者、贤者。
卫鞅确实有才华，想要在秦国有所建树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其傲慢的性格和不逊的语言表达也确实过头了一点。
甘龙的脸色白中带紫，非常难看，一旁的杜挚道：“若遵循魏国变法，我大秦可以强大起来。若用愚民苦民之策，除非能带来的战果和功劳是遵循魏国变法的数倍，否则会失去民心，得不偿失。”
卫鞅提高音量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甘龙恢复了脸色，道：“若用愚民苦民之策，臣恐天下人非议主公，请主公明察！”
卫鞅高声道：“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众卿言之有理，容寡人再做考虑。” 秦孝公及时制止朝堂上的争端。
秦孝公心中很想用卫鞅的方法一试，但也怕失去民心，心中两难。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在仁义与结果面前，秦孝公选择了结果，他任命卫鞅为左庶长，主持秦国新的变法事务。
秦国开始卫鞅变法，那么秦国主要的的对手魏国，是什么情况呢？
魏惠王已经完成迁都大梁的大手笔，一座超级大城，被魏国人从安邑，搬迁到大梁，只用了几年时间。这也说明魏国三军用命，人力资源调动方面相当阔绰。
魏国太行山以西的守军，随着都城的东迁再次减少。其中河西的守军维持原数，为了防御楚国，河东的部分守军则随着国都一起迁走了。这是对秦国有利的因素，表面看来秦国收复河西，困难度减小了。
魏国的变化，也有不利于秦国的因素存在。由于负责魏国西部防御的太子魏痤被秦国俘虏，魏国任命新的指挥大将，河西太守仍为龙贾，河东太守则由魏国公子卬担任，他是魏国西部的总负责人，与前太子魏痤的权力相当。
自魏国河西太守吴起逃奔楚国之后，河西太守历经多任，龙贾的军事才华肯定与吴起有差距，但作为镇守河西的大将，龙贾也有可圈可点的业绩。
当年吴起镇守河西，战术是以攻为守，不断领精兵进入秦国，声东击西，让秦军疲于奔命，根本无力对河西发动大规模反击。
龙贾的战术，则是以硬石混泥土防守为主，坚城加长城。龙贾依托北部少梁，南部阴晋两大城邑，加固城池，将所有城邑都打造成一座座堡垒。龙贾又沿着洛水修筑雄伟的长城，构筑了一个南北呼应的防御体系，抵御秦国的反击。
由此一来秦军不但难以攻入河西，就算进入河西，有长城的阻隔，也很容易被切断归路，粮食辎重就更不用可能输送顺畅。攻不能下坚城，守不能顾粮草。
以防御体系的搭建来说，龙贾的才华，与廉颇类似。后来长平之战廉颇修筑的丹河防线，也是立体架构，易守难攻。
如果秦孝公能延续秦献公变法的轨迹，秦国一步步学习模仿魏国，秦国就会踏踏实实地强大起来，但是没有几十年光景，恐怕也难以收复河西。
问题是魏国变法半个多世纪，才到达那一高度，魏国变法之前诸侯都不太强大，这也是魏国强大的原因之一。如今而秦国面临的形势要复杂得多，诸侯们大多开始变法逐渐强大起来，即便秦国完全照搬魏国变法，要达到魏国的高度，所花费的时间只可能更多。
秦孝公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感觉秦国除了学习魏国变法，必须有奇谋，让秦国快速强大。秦孝公任用卫鞅进行变法，卫鞅的主张也确实能满足秦孝公“奇谋”的要求。
不过从军事的角度看，卫鞅变法不会这么快收到奇效，秦国收复河西，还得一步步脚踏实地。变法的成效如何，在两年后的几场大战中，逐步显现出来，两年后秦国迎来了一次大好机会。
公元前354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不但魏国中央军在邯郸城下苦战，魏国甚至抽调了小部分河西的兵力去支援。
秦国此时不攻打河西，更待何时！秦孝公立即发兵，目标是趁魏军东部主力不能西顾，夺取河西。
关中平原某处练兵场上，十五万秦军列成队形，接受秦孝公的检阅。秦孝公与卫鞅登上设于小丘上的高台阅兵，但见黑色旗帜飘扬，军势极盛，秦孝公与身旁的卫鞅相视一笑。
在清晨的阳光下，将士人人士气昂扬，高呼“万岁”三次，响彻平原，令人热血沸腾，壮怀激烈。
这次大会战，秦孝公早有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公孙壮统领，连续渡过洛水与黄河，攻打河东中条山脉附近的焦、上枳、山氏等地，另一路大军由秦孝公亲自统领，攻打河西。
先行的公孙壮，便是这声势浩大的十五万大军，目标是用十五万大军，营造二十万以上的声势，吸引魏军主力。
先期出发的公孙壮军，以雷霆之势进入魏境，虽然各地魏军十分警觉，但是这支军队还是旁若无人地渡过黄河，到达河东。
在人数众多，气势凶猛的秦军面前，魏军并不惊慌，毕竟此前的多数大战，魏军对秦军是胜多负少。公子卬调动河东守军，再从河西抽调部分军力，组成十万人的大军，来迎战公孙壮军。
不过公子卬绝对没想到，魏国的河东军还未东渡黄河，秦孝公忽然统领二十万真正的秦军主力，突入河西境内。
两路大军，次序一先一后，偏师与主力，军力大的惊人，让魏人一时之间乱了节奏，找不到北。
卫鞅变法前，除去各地守军，秦军不可能短期内召集超过三十万以上活动的兵员。卫鞅变法后，秦军在不断损耗兵力的同时，屡屡能够组织大会战，甚至超过六十万的兵力陈兵数年都有几次。
兵员上的优势，将在秦军屡次大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此番秦孝公二十万大军杀出来，就让魏军猝不及防。
秦孝公的这支军队，一部分来自咸阳和各地守军，另一部分则是隐藏在民间的民兵，民兵的素质其实也不低，在农忙季节民兵则是农活的主力。
自卫鞅变法之后的一百三十多年中，秦国一直实行的是军国奴隶主义，全民皆兵。在男人作战，女人耕种的模式下，秦军的动员能力超过其他任何诸侯。在蓝田之战、长平之战、灭楚之战等标志性的大会战中，秦军往往能依靠兵力优势和后勤优势占得先机。
在秦国两路大军面前，公子卬担心河西有失，急令从河西赶来的增援军立即回援，自己则以河西军抵挡秦军公孙壮所部。
摸清秦国军力之后，公子卬表面虚张声势做出大战一场的势头，实际却高筑营垒不应战。
此时秦、魏大战分为两个战场，东线是河东战场，西线则是河西战场。
东线战场，公孙壮军大开大合，在中条山两侧的焦、上枳、山氏等地陈兵，面对不敢贸然迎战的魏国各个城邑，气势上占了绝对上风。
西线战场，是秦孝公规划的主要战场，魏国河西军一部两万人，本是开往河东援助公子卬，现在正回撤河西。这一部分的先锋军约七千人，正火速回援，在河西元里城下，他们遭遇十倍于自身的秦军包围。
由于两军绝对数量的差异，秦军在元里城下击溃魏军，斩首七千，并借此机会攻克元里。
随后魏军河东河西的守军皆死守不出，秦孝公未能扩大战果。不过一场小胜也足以令秦孝公心满意足，这是他即位后首次击败魏军。
卫鞅虽然没有指挥这场战争，但是卫鞅变法以来秦军兵力猛增，在这次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若不是秦军能够从容组织三十五万大军，兵分两路进击，要取胜魏军谈何容易。
战后卫鞅又再升迁，秦孝公特此新设一个爵位叫大良造，卫鞅是首个大良造的得主。
在尔虞我诈的诸侯外交环境中，秦国人显得非常直率，赵国的救援使臣分别到达秦、齐、楚三大诸侯国，可是只有秦国第一时间出兵，齐、楚却在观望。
齐、楚都在等待时机，等魏国在邯郸城下伤亡惨重，进退维谷之时，再趁机发难。
秦国在河西小胜魏军，意义非凡，引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
由于魏文侯魏武侯时期，魏国对齐、楚均有过重大军事胜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齐楚都尽可能避免与魏国爆发大规模战争。个中原因既有魏军的强势，也有齐楚的畏惧，既有实力因素，又有心态上的原因。
秦国在西线的这次胜利，鼓舞了齐楚救援赵国的信心，既然秦军能在西线击败魏军，齐楚两个传统大国为何不能在东线和南线击败魏国呢？
公元前353年，齐国派田忌、孙膑出兵，与魏国打了一场桂陵之战，重挫魏国的中央军。
同年楚国派景舍出兵，攻占原楚国睢、濊之间的领土。
魏国三线同时失利，从神坛上跌下来，接下来就是魏惠王与各方的谈判时间。
魏军虽然被齐军重挫，但是齐国并未攻占魏国的领土，魏齐之间经过一番拉锯，最终还是谈成和解。魏军撤出赵国的邯郸，从齐国换回名将庞涓。
魏国与楚国之间，和谈也比较顺利。楚国此次攻占的睢、濊之间的领土，地方并不大，魏国不想多线作战，放弃了这小块领土。
魏国在西线却并无谈判的前提，因为若秦国在河西有元里这个据点，魏国整个河西都会非常危险。
名将庞涓亲自挂帅，统领十余万魏军前来河西，与魏国守军一起，对元里进行了一场收复战，在强大的魏军面前，元里又被魏军夺取，秦魏恢复之前的对峙局面。
以军事才华而论，卫鞅绝对不能算顶级，与龙贾都有差距，跟庞涓就更不能比。一年前攻克邯郸的庞涓，收复一个元里城，可以说势如雷霆，气贯长虹。
大国之间的博弈，就像是一盘围棋，河西的争夺不分胜负，秦国力图收回河西部分领土，遭到魏国的强力抵抗。
在围棋棋盘上的另一区域，秦魏又展开了生死博弈。
这要从龙贾修筑的沿洛水长城说起，为了防御秦国，河西太守龙贾沿着洛水东岸修筑长城。起初是在河西的洛水范围修筑，秦军试图绕过这道长城，于是沿着洛水西岸北上，征服了许多戎人部落，计划从没有魏国长城的地方渡河。龙贾只好不断延伸城墙，在整个上郡的洛水东岸都修筑了长城。
好比围棋中黑白双方，你一个子我一个子，摆成长长的一排对峙，谁能比对手多一到两个子，谁就能占得先机。
在这场竞赛中，虽然龙贾善于搞建筑，但是延绵长城消耗的民力物力太大，魏国的长城修筑速度，终究赶不上秦国在洛水西岸的扩张步伐。
秦人最终还是在洛水的上游，没有魏国长城的地方，渡过洛水，攻占魏国上郡最北部的固阳城。
龙贾深知上郡北部的重要性，秦军还未休整好，龙贾已经统领河西守军前来收复固阳。
龙贾在北方屯兵数月，组织民力加修一道东西走向的长城，再次将秦国的势力阻挡于上郡之外。看看龙贾这些年修筑的长城，我们不得不叹服他的持之以恒。
至此魏国的河西和上郡只丢失一个固阳，魏国与秦国以长城为界，达成一个新的战略平衡，很难说秦国占到多少便宜。
秦国没有抓住魏国被齐国击溃的桂陵之战，收复河西。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种好机会以后不会多。
卫鞅虽然是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变法上，在战争中卫鞅还无法达到名将的水准。面对龙贾修筑的密不透风的长城，无论是秦孝公还是卫鞅，都陷入无计可施的状态。
不过卫鞅在秦国的变法，倒是很有成效，秦国的兵员越来越充足，只看数量的话，卫鞅变法的确是快速提高军力的好棋。而且卫鞅变法在农业生产方面，也提高了生产效率，秦国的军事和农业都提高了一个层次。
此后的十年，秦国屡屡动兵攻打河西，可是那条越修越坚固的长城防线，成了秦国无法逾越的一道坎。
这十年大良造卫鞅有一个新的任务，负责咸阳的修建工作。
图-前349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后疆域
三十多年前秦献公迁都栎阳，带有临时办公的性质，为的是对魏国动兵的时候能够行动迅速。迁都咸阳，是出于地缘和风水方面的考虑，咸阳离西周镐京旧址不远，是传统的政治和地缘中心。
咸阳地处关中中部，位于泾水与渭水汇流处，在无山脉可依托的关中，河流是最好的天然防御线，后来汉朝新建的长安城，也是在这块宝地上营造起来的。
咸阳城摒弃了中原城郭相连的设计，而是继承秦国雍都那种内外城结合的风格。
东方各国的都城，一般都由城和郭两个城池组成，城是国君和宗室所在的城池，郭是贵族和百姓以及市场所在的城池，郭比城大得多，而且城郭是分开的两座建筑。
战国时期的赵国都城邯郸，燕国下都武阳，齐国都城临淄，其郭的面积都在城的四倍以上，当时的理念是将国君和百姓分开保护。
秦国雍都与咸阳分为内城和外城，外城围住内城。内城是皇城，外城是贵族所在，百姓和市场所占比例很小，外城与内城相当。
雍都与咸阳这种内外城结构，避免了两个城郭都置于对方攻击之下的可能，这样更可以集中兵力进行外城的防守。
外城中百姓和市场的比例很小，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将百姓居住地和市场迁至城外，缩小外城的规模，有利于防守。
秦国都城全新的设计显然是成功的，后世从汉朝起，所有朝代都继承秦国都城的这种设计，即大皇城，守外城。
卫鞅为秦国修建新都，兢兢业业，咸阳这座战国名城就这样建造起来。
当时魏惠王自称夏王，领着十二个小诸侯在逢泽与周天子相会，这次相会并不是朝拜周天子性质，而是魏惠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一个仪式。魏国虽然在战国初年国力强劲，但魏惠王称王的举动，是很不得诸侯拥戴的。
争锋相对地，秦孝公却派公子少官，率领西部这些戎狄的首脑以及秦国的官员，去朝见周天子。秦孝公这个举动，为他赢得了赞誉，这为以后秦国东进打下基础。
公元前341年，魏国攻打韩国，秦、齐、楚三强同时动兵攻魏。
与上次攻打赵国一样，这次魏国攻打的是韩国，上次齐国围魏救赵，这次齐国围魏救韩，上次齐国桂陵之战击溃魏军，这次齐国马陵之战打残魏军。
魏国为了防御齐国进一步的进攻，从西部抽调部分守军到东部。
秦孝公等了整整十年，好机会又来了，怎能错过。他立即令大良造卫鞅统兵二十万，进入魏国河西。
卫鞅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他选择的攻击方向，并不是河西或上郡，那里已经被龙贾打造成一个铁桶，曾经的漏洞全部被龙贾给补上了，即便闯进这个铁桶，也很难戳破它。
越过河西到河东去，面对公子卬，或许机会大一些。卫鞅不是领兵作战的名将，到了河东面对公子卬的魏军，卫鞅还是没有在战场上击败对手的能力。
此时魏国在与齐国谈判，一旦谈妥，魏国很有可能会派东部的军队来支援河东的公子卬。留给卫鞅的时间也不多，如何迅速击败公子卬，商鞅必须做出决断。
虽然军事才华一般，别忘了卫鞅是聪明人，总有很多办法。
当初卫鞅在魏国，虽然不得魏国重用，但是与公子卬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别人不待见卫鞅，公子卬对卫鞅非常友善，两人经常开怀畅饮，对酒当歌。
于是商鞅设了一个“鸿门宴”，他利用与公子卬的特殊关系，写信给公子卬：“吾始与公子结交已久，今虽各为其主，吾不忍相攻，愿与公子相见，畅饮再结盟罢兵！以结秦、魏之好。”
公子卬当年与商鞅关系确实很好，他是那种不摆架子的人，贵为公子却喜欢结交各路出身低微的豪杰，商鞅是公子卬的座上宾。
公子卬其实比商鞅更没底，从地缘角度来看，河东守军本来就是作为河西的补充而存在的，理论上秦军应该先攻击河西，公子卬的河东守军并不是对抗秦军的主力。
公子卬也庆幸，因为卫鞅不是名将，但是如何迫使秦军离开河东，令他这个河东太守感到头疼。此时卫鞅的宴会邀请，正中公子卬下怀，公子卬心中感慨：还是兄弟感情深那，几杯酒下肚，说不定秦军就罢兵了。
公子卬这种能力的人，注定是不会取得多大战功的。不过这次公子卬倒霉了，因为卫鞅并不是一个温情的人，卫鞅是个冷血的变法者。公子卬在“鸿门宴”上被生擒，接着卫鞅挥师攻打群龙无首的魏军，大败对方。
卫鞅俘虏了公子卬，想不到那魏军河西统帅龙贾，丝毫不乱阵脚，秦军气势虽旺，也占不到便宜。粮草耗尽之后，卫鞅只好退兵。
此战秦军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城邑，但也俘虏对方一个公子，士气大震。秦孝公加封卫鞅为列侯，号商君，封地便是著名的“商於之地”。
卫鞅此后便称为商鞅，在秦国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无论商鞅变法提高了多少秦军的整体作战能力，但商鞅毕竟不是全才，他并无战争方面的造诣。这秦孝公很着急，因为秦国变法的最大目的，便是强军后能够征服东方列国。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对魏国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攻势。这一次秦孝公亲征，数十万人过河西而不攻，大张旗鼓渡过黄河，攻打黄河东岸的重镇岸门。
这场战争秦孝公十拿九稳，围攻岸门目的是吸引魏军前来救援，好围城打援。虽然后来其他地方的魏军并没有赶来，秦军凭借几十倍对手的军力，顺利拿下岸门，俘虏守将魏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