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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躬耕南阳]诸葛亮躬耕南阳的三十个证据！南阳人转！
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三十个证据
证据之一：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自述躬耕于南阳
正史《三国志》记载了诸葛亮上疏后主的《前出师表》，在此文中，诸葛亮表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我本是一个平民百姓，在南阳自耕自食，只希望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面前闻名显达。先帝不嫌弃我身世我身世低贱，竟屈驾相访，向我征询天下大事，这使我很受感动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 这一段话出自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中，可称为第一手材料，是无可非议的，因而，它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最可信的证据。
证据之二：《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
在《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一文中，诸葛亮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
黄陵庙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奉命领兵进军益洲，船队进到西陵峡，他登岸看到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庙，原来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庙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诸葛亮感慨万千，即派人“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庙宇建成后，即撰写了《黄陵庙记》，并刻碑铭记。在碑文中，诸葛亮说了上述的那一段话，即“我在南阳躬耕着田地，承蒙先主刘备三顾草庐访我~~~~”。这一段话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是一致的，因而，这也是诸葛亮躬耕南阳最可靠的证据。
证据之三：隋开皇“断石幢”称孔明居南阳躬耕
《中州杂俎》记载，诸葛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据《叶县志.陵墓》称：“开皇断石幢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中所记”。今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有诸葛庙遗址，东有诸葛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竖立在妇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
由上文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父辈（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迁徙南阳叶县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辈死后，诸葛亮即移居南阳躬耕。
证据之四：晋代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清朝末年，南阳方城拐河镇群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亩乐如何，吃也靠着，穿也靠着；力勤粪多做生活，麦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丰也不错，凶也不错~~~”。其落款为：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尚书仆射和浴手敬书。
《躬耕歌》文词朴实无华，雅俗共赏。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闪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远，与三国相近；二是系东晋名宦顾和手书，有较高的声望；三是出土在南阳，且至今保存完好。这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证据之五：“三顾桥碑”证明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卧龙岗
刘备三请诸葛亮是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这是与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关的问题。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时先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
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徐庶向刘备推荐了人喻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于是就发生了“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具体发生在哪里呢？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驾，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咨臣以当世之事。”《古今图书集成》“南阳府”古迹部分曰：“诸葛庐，府城西南七里卧龙岗，昭烈三顾处，有词，春秋祀焉。”
刘备当年屯兵新野，来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必经梅溪河桥。该桥原本是一座极普通的小桥，因刘备“三顾茅庐”时经过此桥，世称三顾桥，至今约有1700年历史。清代在旧桥的基址上修建为石板桥，1968年由于城市扩建，又将此桥改修为水泥结构的拱券桥。
“三顾桥”在历史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康熙壬辰年编修的《龙岗志》中云：“三顾桥在南阳府城外西南三里许，离卧龙岗亦三里许，汉昭烈帝三顾草庐经此，因名。”令人惊喜的是2003年元月6日，在卧龙区棉花加工厂院内的建筑垃圾中发现了一块“三顾桥”残碑。碑文曰：“…..三顾口更有义焉，三顾者昔刘主顾草庐而谒诸葛者也，后来汉室所由兴亦始，不假此桥谒诸葛之路乎，虽谓先人之遗迹，即今人往来所利便也。但历年久远，倾危将至，，谁忍坐视不为之此乎，口口是桥修以流芳于不穷……。此碑虽残，发现于卧龙路三顾桥之侧，已显露出来的部分碑文足能说明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三顾桥残碑是南阳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它确凿无疑地证明，历史上的“三顾桥”确实存在，它用实物证明了刘备“三顾茅庐”就发生在南阳卧龙岗。进而为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提供了实物佐证。
证据之六：晋李兴撰《祭文》在南阳祭祀诸葛亮
西晋惠帝时，为纪念先贤，曾命令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与李兴一起到诸葛亮故宅祭祀。为此，李兴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李兴为刘弘代写了《祭诸葛丞相文》，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然而，“襄阳说”抓住这篇《祭文》断章取义，认为“于沔之阳”就是在襄阳诸葛亮故居。其实，这是误解，古时人们俗说“山南水北谓之阳”，此处说的“于沔之阳”，是指在沔水以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活动，并不是沔南的襄阳故宅。
证据之七：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
亮初亡，人们怀念其功德，“遂因私祭之于道陌上”，随后，步兵校慰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求立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后主乃从之。黄权则是最早在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的人。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刘备袭取益洲后，任用其为代理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后，任权为治中从事。刘备在蜀称帝后，欲报荆洲失守、关羽被杀之仇，将伐东吴，黄权竭力劝阻，但刘备不从，一定要率兵亲征。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后来，伐吴果然失败。黄权因“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故而降魏。先主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黄权与刘备及诸葛亮有着浓厚的感情，尤其对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他经常在魏国官僚中称颂诸葛亮。司马宣王曾给诸葛亮写信说：“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当权听到故国丞相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不胜悲痛，即和南阳同乡人在诸葛亮躬耕过的卧龙岗，修建了一座诸葛庵，因时节进行祭祀活动。
证据之八：诸葛亮为刘备从南阳贷款以为军需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记载：“先主寓荆洲，从南阳大姓晁氏贷款千万，以为军需，诸葛亮担保，券至宋犹存。”这是一条极重要的主证材料。
汉末，刘备开始无立足之地，从东吴借得荆洲，当时军需很困难，因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十年，人际关系有所熟悉，于是，由诸葛亮担保，从南阳晁氏贷钱千万，以应急需。当时打的借条，至宋代仍然保存着。
证据之九：诸葛亮为其弟在南阳娶妻
《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取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立于山东临沂访坞村的《诸葛氏祖碑文》》载：“我葛氏家琅琊，迁于南阳，食禄为诸，以官为姓。”
现存的《琅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称：“亮生于琅琊，迁居南阳，官于西蜀。”该宗谱还：“诸葛亮次孙诸葛京次子（诸葛）冲携眷复归故里，又还琅琊。
从《诸葛宗谱》看，诸葛亮系山东琅琊郡阳都县人。其原本姓葛，后裔被汉文帝追封为诸县侯，所以人们称他们为“诸葛”，久而久之，就习用以为复姓了。诸葛亮兄弟共三人，兄诸葛谨在东吴效力，弟诸葛均年少时，跟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躬耕，自食其力。诸葛均年长后，诸葛亮就在南阳为其弟娶了林氏之女为妻。
证据之十：唐裴度著文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在成都武侯祠大门左侧碑亭中，矗立着《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该碑是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刻建。由裴度著文，柳公绰书丹，鲁建镌刻。它不仅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又是一通书、刻俱佳的艺术珍品。
裴度是唐中期名相，博学多才，功勋卓著。他在碑文开头说：“度尝读旧史，祥求往哲”。这说明裴度对先贤诸葛亮的生平经历及业绩都作过研究，是很了解的。裴度称赞诸葛亮是一个“藏器在身，待时而动”的英才。碑文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时称卧龙”,因刘备“三顾而许以驱驰”，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这是迄今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石刻记载之一。像这样年代久远，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珍贵碑刻，能保存至今，实为难得。
证据之十一：唐代大量文献记述诸葛亮躬耕南阳
在唐代，诸葛亮已名扬天下，大量文献和碑刻记述了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以及卧龙岗、诸葛庐等方面的事迹。如，唐刑部员外郎侍御史沈回在《蜀丞相诸葛武侯新庙碑铭》称：“伊昔武侯，踠足南阳，退藏于密，不曜其光。”吕温在《诸葛武侯庙记》称：“胥字南阳，坚卧待主，三顾缜说，群雄粗定。”严从在《拟三国名臣赞序》称：“先主之迹远播于汶隅，孔明躬耕南阳，盘桓待主……”李翰在《三名臣论》称：“昔诸葛亮拥膝南阳，为‘梁父吟’，自比管乐，州平、元直以为信然，虽涯量可窥，而遗迹可见。”赵均的《金石林时地考》称：庐“在南阳城西南七里。”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证据之十二：宋代坚持“南阳说”的人越来越多
宋代，坚持诸葛亮躬耕南阳的人越来越多，“南阳说”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例如朱黼在《评诸葛孔明》称：“孔明高卧南阳，自比管乐，世人莫之许也。余窃论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俦也~~~~~夫孔明之于伊尹，所遇虽异，处心则同。夫躬耕有莘而乐尧舜之道，躬耕南阳而吟‘梁父’之诗，同一隐晦也，聘三往而后起，驾三顾而后从，同一出处也。”
宋司马光在《咨治通鉴》中云：“初，琅琊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魏略》云：“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据上述记载，建安初年，诸葛亮在襄阳隆中住过，不是躬耕，而是游学。这些资料彻底否定了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
证据之十三：岳飞谒南阳武侯祠并手书“出师二表
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对诸葛亮十分敬慕，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过南阳挥毫书写了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并写有跋语：“绍兴戊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岳飞的书法健拔雄伟，成为流传后世的重要艺术珍品，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石工李发祥镌刻，共有21块，各长110厘米，宽58厘米，镶嵌于武侯祠大拜殿北侧的廊庑之中。这幅天下闻名的艺术珍品，襄樊方面也加以复制，陈列在隆中博物馆中。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却删去了岳飞自述“谒南阳武侯祠”的跋。
证据之十四：元代文人学士咏赞诸葛亮躬耕南
元代有不少文人学士写了大量咏赞南阳卧龙岗和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文章。如元代江西儒学提举杨维镇在《孔明自比管乐论》称：“汉之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阳时，常自比管仲、乐毅，人固谓其大言夸世耳，以余观之，其才业则过于管乐”。元代儒学教授王谦在《丞相诸武侯庙碑》称：“距南阳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岗曰卧龙，俗以武侯隐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区，起屋四楹，绘像而祠焉。”元代翰林学士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称：“臣瑾按，南阳城西七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大元一统志》卷三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载：“卧龙岗在南阳县境内，诸葛亮孔明躬耕地。”
证据之十五：元仁宗皇帝钦定南阳武侯祠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是元仁宗于延佑四年（公元1315年）钦定的。
据元代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称：元武宗至大二年，河南平章政事何玮到南阳，率官员僚属到卧龙岗谒诸葛亮祠，“顾瞻徘徊，慨然兴怀”，即指示南阳地方官将祠扩修，并在祠东建孔子庙，庙后建诸葛书院，此工程于至大二年春动工，皇庆无年秋落成，计施工四年。完工后，河南向朝廷奏请命名 。元仁宗于延祐四年（公元1315年）交中书平章政事与翰林院集议，给南阳卧龙岗诸葛亮祠正式命名为“武侯祠”。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从此得到朝廷钦定的地位。程钜夫为元代翰林学士，湖广京山人，当时参与集体研究并撰《敕修》碑文，应该说是可靠的根据。
证据之十六：明代官方志书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
明代，诸葛亮躬耕南阳进一步得到官方听肯定，并载入史册。
《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的历史地理专著，该志书卷30南阳府《山川》条中称：“卧龙岗在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往，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中。世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处。”该志书在卷30南阳流寓条又称：“诸葛亮，本琅琊人，汉末避乱，寓居南阳之西岗，躬耕陇亩。”
《明嘉靖南阳府志》的说法，大致与《大明一统志》相同。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经河南等处布政司奏请，明世宗确认南阳卧龙岗“实为诸葛亮藏修发迹之所”，“但襄阳不过亮与隐士庞士元往来游息之地。”
证据之十七：明代不少碑刻记述诸葛亮躬耕南阳
明《嘉靖乙酉抚民右参政许复礼呈照碑记》称：“南阳郡城西七里许，有阜隆然，绵亘四十余里，名曰卧龙岗，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之地也，岗上有草庐故居，前有忠武侯庙，庙中塑像纶巾抱膝，宛然令人起敬，旁有书院故址，询之父老，考之郡志，皆云孔明大节，自唐宋以来，乡人立祠祀之，血食有年~~~。”明宪皇帝在《诸葛武侯》赞诗序中曰：“孔明值汉室板荡，隐于南阳，司马徽谓先主曰，识时务者为俊杰，诸葛孔明真俊杰也~~~~。”
明李东阳在《重修诸葛武侯祠记》称：“南阳城西五里卧龙岗，为草庐旧址，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元建祠祀侯，又置书院，设山长，聚徒讲学，给田数百顷。”
证据之十八：明代名仕极为关注南阳武侯祠
明末朱瓘在《重修诸葛武侯祠记》称：“南阳县治之西，去城六七里许，有岗曰卧龙，旧有诸葛武侯祠，岁久就圮，唐王妃苏氏闻之，启于王曰，闻诸葛孔明汉季之功臣，南阳之英伟，祠宇弗称，恐无以妥神灵，无以慰往来瞻拜者仰怀。王曰，吾亦云云，汝有雅致，听汝成之。乃捐内帑赀财，以庀材物工佣之需，命承奉白震总程督事。”
明代诗读蜀地新都人叶桂章在《武侯记》称：“嘉靖乙酉岁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阳，暇日得拜武侯祠于卧龙岗，岗在郡西南可十里许，丛竹萧萧，古木森森，映祠之前~~~~~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
据之十九：康熙乙酉年编印了《龙岗志》、《忠武志》二书
清朝时期，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进一步升温，但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观点仍占据主流。康熙乙酉年，由罗星瞻搜集整理，编印了《龙岗志》，记载了卧龙岗的兴衰、 变迁及修葺；由张鹏翮撰写了《忠武志》，记述了诸葛亮生平业绩，大事年谱及轶事。现摘抄几则：
清柯彩在《重修武侯祠院碑记》称：“侯祠宇遍天下，而最著名者有三焉，考其遗迹，於琅琊则遡所生也，蜀与滇，报其功而怀其德也，至南阳又功其躬耕养晦地也，亘古至今，遂相传宛有卧龙岗云…….”
清澎而述在《重修诸葛丞相忠武侯祠记》称：“史称建安十三年，昭烈三顾诸葛亮于南阳。南阳西七里许，相传为卧龙岗，即躬耕旧处……。”
证据之二十：清重修武侯祠及诸葛书院碑记的论述
清鹿祐在《募修南阳卧龙岗诸葛忠武侯祠疏》中曰：“诸葛忠武侯，不特抱王佐之才，而实兼备圣贤礼用之学，考其生平行事，无不原本经术，与三代之英相颉颃，方其躬耕陇亩，三顾而始出草庐……。”
躬耕碑
清闫兴邦在《重建南阳卧龙岗诸葛书院碑记》中曰：“去南阳城西七里许，有卧龙岗，公所隐居乐道处，庐井咸在焉，旧有祠祀公，元至正十年，敕改为诸葛书院，聚生徒，拨瞻田，使学于其中。昔自明季委为灰烬，六十余年，莫有过而问之者。予以戊辰夏抚豫，是冬十二月即奉命勘荒，适新守朱璘莅任，遂于七月起工，落成有日……。”
证据之二十一：诸葛亮在南阳曾有多处活动遗迹
史载，诸葛亮在南阳，还有多处活动遗迹，如清代汪介人著《中州杂俎》载：“诸葛亮本琅琊人，徙于顺之阳之石峡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之卧龙岗。今裕州石峡口（今方城县小史店）有小茅庵，唐时石记犹存。又尝寓居于新野之野白岗，庄宅基址今为玉皇庙，古井尚在。南阳卧龙岗碑阴载，新野地五顷，佃户张某佃种，亦先贤之遗迹也。又唐县有诸葛庄，武侯之远田也，曾犁出古碑，在县西桐寨铺，去南阳市六十里。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主国隋时物，则去三国未远，当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证据之二十二：诸葛亮曾在桐寨铺诸葛庄购田耕种
据南阳《唐河县志。地舆志古迹》记载：“诸葛庄在县西四十余里，位于桐寨铺西，清乾隆五十二年，犁地得石碣，有‘诸葛庄’三字，相传武侯曾置庄田于此，去南阳旧庐仅六十里。”桐寨铺《乡地名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诸葛庄位于桐寨铺西南三公里，在曲岗村北350米处。原系诸葛亮在此置买的庄田，早已不存，现仅留遗址，地势较别处高，有砖块瓦砾。1937年，冯岗村民在此‘挖出大缸一只，传说尚有水井一眼。”按：相传在三国建安初年，曹操三次率兵征伐宛城，’搞得百姓不得安宁，诸葛亮就从卧龙岗搬到桐寨铺避难，并在此购置了土地房屋。经南阳文物鉴定小组的专家对这里的砖头瓦块朝廷鉴定确认这些样品是汉砖汉瓦，此处是汉代村落遗址。由此看来桐寨铺诸葛庄遗址是可信的，诸葛亮躬耕南阳也不是固定在卧龙岗一个地方。
证据之二十三：诸葛亮《远涉帖》叙论称亮躬耕南阳
诸葛亮当年率兵经斜谷栈道出师伐魏时，曾草书了一封密函，叙述了曹魏的情形。这封密函传为东晋王羲之临仿诸葛亮墨迹之唐钩摹本，称为《远涉帖》。该书帖自宋元以来淬有绪，民国初年散佚，新近重又发现。本文摘自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先生的《诸葛亮碑帖汇考》。
诸葛亮之《远涉帖》，始见于北宋风内院奉敕撰著《宣和书谱》卷十三，“草书叙论”曰：“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少孤，依从父玄。玄卒，亮躬耕南阳，高卧不仕。蜀先主三往见然后起。先主喜而谓其臣曰：‘吾之得亮，犹鱼之得水也。’其王霸之略皆先定于胸中，卒如所期。尝自比管仲、乐毅，识者许之。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也得其遗迹必珍玩之。……今御府所藏草书－－《远涉帖》。”《远涉帖》是诸葛亮唯一存世的临仿本，“草书叙论”则提供了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证据。
证据之二十四：历代文人学士赞颂诸葛武侯
历代文人学士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赞颂诸葛武侯，从中可以窥见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踪迹，现选列数首：
《读诸葛武侯传书怀》 唐 李白
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
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
《南阳》 唐 胡曾
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曾此乐耕锄。
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
《诸葛武侯》 宋 王安石
武侯当此时，卧龙独摧藏。
掉头梁父吟，羞与众争先。
邂逅得所从，幅巾起南阳。
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疆。
证据之二十五：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
在元、明、清历朝的志书中，均明确表述了诸葛亮当年躬耕和受三顾于南阳卧龙岗。志书中称：“卧龙岗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卧龙岗的地理形势，它绵亘数百里，蜿若一条回旋的巨龙。显然，这里是风水宝地，因而号曰“卧龙岗”，诸葛亮则选择于此躬耕陇亩，并因地而“藏修发迹”，人称“伏龙”或“卧龙”。明《地理志》曰：“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明代将领俞大猷在《重建诸葛亭记》称：“昔诸葛亮先生躬耕南阳时，人以‘伏龙’称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岗曰卧龙岗，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基于这两种说法，我们认为，不论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说明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居住过，卧龙岗即侯躬耕处。
证据之二十六：刘备三顾草庐只能在南阳卧龙岗
在《三国演义》中有徐庶走马荐诸葛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该志书曰：“时先主屯兵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 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当时，刘备屯兵拳野，至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襄阳人硬说，“刘备三顾茅庐是在隆中”，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刘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求庇于时任荆州牧的刘表。表即“益其兵，使屯新野。”但对刘备“惮其为人，不甚信用。”刘备为扩充自己势力，积极招贤纳士。“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这种做法，引起了刘表的警惕，“表疑其心，阴御之”，即派人暗中监视。因此，刘备不可能 毫无顾忌地三次渡汉水到襄阳隆中三顾草庐，请诸葛亮出山。
证据之二十七：东汉时今隆中不属南阳管辖
东汉时襄阳隆中不属南阳郡管辖，是诸葛亮躬地之争的一个关键问题。坚持襄阳说的人其主要依据是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所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其实，习氏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古时候由于交通不便，高山大河往往是行政区划的天然分界。南阳郡是秦昭襄王三十五（前272年）设立的，此前六年，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已在汉水南建立了南郡。汉水东西走向的50多公里是当时两郡的分界线。南郡建立时不可能独将汉南隆中一小块留下，待六年后南阳郡设立时隔江划给南阳郡。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以北也。”《路史。国名记》引萧梁任昉《地纪》称：“汉江以北为南阳郡，汉江以南为南郡是也”。从秦朝至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400多年间，南阳郡与南郡一直以汉水为界，今隆中之地就在汉水之南，因此，东汉时它隶属南郡而不归南阳郡管辖。
证据之二十八：邓县不是邓城，两地不能混同
据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记载：“古邓国，汉置县，原南阳郡。”又载：“邓城始建于晋，属襄郡。”《汇篡》释例曰：“今湖广襄阳府东北二十里有邓城。”《春秋地理考实》曰：“邓国，今河南南阳府西南百二十里邓州是也。”从以上资料看，邓县不是邓城，两地相隔百余里。
那么，邓县辖不辖邓城？也是辖不辖隆中的问题？可以肯定的说，邓县从来没有辖过隆中，理由是南阳之邓县，与隆中相隔有山都县和朝阳县，加上相隔 一条江，邓县如何管辖隆中呢？习凿齿由于忽略上述事实，撰写《汉晋春秋》时，误以南阳邓县为襄阳邓城以晋时的行政区划来证汉末人物的活动，是有违史实的。
《隆中对》篇名不符，‘隆中对’是在野史中清朝年间才有的，文人墨客为了美化文章才写‘隆中对’。三国时还没有‘隆中’之地名，近代才有此地名。但正史中记载是‘草庐对’，所以应还《草庐对》的本来面目，下面有详细记录。
证据之二十九：《隆中对》篇名不妥，应为《草庐对》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诸葛亮集》中，把刘备三顾茅庐时与诸葛亮的对话节录下来中，以《草庐对》而定名、而问世。清代张澍在编辑《诸葛忠武侯集》时根据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志》记，对此作了详尽的说明。我们今天看到的《诸葛亮集》将《草庐对》列为卷首第一篇，就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60年8月出版时，根据清人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并尊依陈寿原著《诸葛亮集》而整理点校的。然而清代的《古文喈风》却将这段选文命名为《隆中对》，既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又不能反映客观实际。因此，《隆中对》纯粹为后人强加，后又以讹传讹。现在，应还《草庐对》的本来面目。
证据之三十：躬耕地、寓居地、纪念地各有不同内涵，不能等同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黄陵庙记》中均自表“躬耕于南阳”，陈寿著《三国志》采用了诸葛亮之自表，应该说这是最可靠最可信的材料。如果相信他人之言否定诸葛亮之言，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在习凿齿的《襄阳记》、鲍坚的《雍州记》、盛弘之的《荆州记》、《元和郡县志》及《荆州图副》等野史中，均言及襄阳隆中有诸葛亮宅，但均未提及诸葛亮在此躬耕的事。那么，诸葛亮住在襄阳隆中干什么呢？《魏略》云：“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汉氏春秋》云：“汝南孟公威，代温恢为凉州刺史，有治名，与诸葛亮俱游学。亮后出祁山，使杜子绪宣意公威。”据上述记载，建安初年，诸葛亮曾在襄阳隆中住过，不是躬耕，而是游学，这也是应该肯定的。大凡诸葛亮生前活动过的地方，人们为怀念他，都修建了纪念性建筑。今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纪念诸葛亮的建筑极多。
篇二:[躬耕南阳]诸葛亮为何躬耕南阳
演讲题目：汉之南都 时势英雄——“历史名人与南阳”
演讲地点：南阳宾馆四号楼会议室
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南阳建郡始于战国后期，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初设南阳郡，郡治在宛，就是今天的南阳市。为什么称为南阳？古代命名地名的传统是水之北、山之南为阳。山指南山，即今天的伏牛山；水指汉水。南阳位于伏牛山之南，汉水之北，因此称南阳。
战国、秦汉时，南阳的军事、政治地位非常突出。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南阳的经济实力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汉画反映出南阳当时的经济发达和贵族云集的程度，更加证明了南阳汉文化的灿烂和独特。由于南阳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才产生出范蠡、张仲景、张衡等历史名人，才吸引诸葛亮到南阳躬耕。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汉书·地理志下》写道：“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南阳的繁荣，是以优越的交通地理因素为重要条件的。除了控制武关道交通之外，南阳与东方和东南方向地域的交通关系，也值得重视。南阳这一特殊的交通地理条件，在两汉之际尤为突出。东汉以来，随着其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南下移民潮的兴起，南阳作为四通的枢纽，联系南北的交通重心地位愈益显著，也很自然成为连通各地的信息中心。
诸葛亮躬耕的卧龙岗下边几十米就是当时的南北交通要道宛襄大道，诸葛亮正是利用南阳的这种交通、信息优势，观摩时局的变化，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时刻把握天下大势，从而才能提出《草庐对》这样的正确应对时局的方法。
（《光明日报》5.27）
篇三:[躬耕南阳]诸葛亮为何“躬耕于南阳”
河南省南阳市有一处全国知名的名胜古迹，这就是用以纪念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著名政治家诸葛亮的古代建筑群“武侯祠”。它坐落于南阳市西南郊的卧龙岗上。而可靠的历史文献依据，则是诸葛亮当年自己在名文《前出师表》中的两句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其实还有另一处诸葛亮生前的同样记述，见于《诸葛亮集》卷2《黄陵庙记》，第一句就是：“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中华书局，1975，80页）正是根据这些记载，晚于诸葛亮约半世纪的晋朝史家陈寿，才能在《三国志·蜀书》的《诸葛亮传》中写道：“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等语（中华书局，1982，911页）。由此，演绎出诸葛亮在隐居地抱膝长吟、刘备三顾茅庐等有趣的故事。现在南阳武侯祠尚遗存有当年诸葛亮的“抱膝石”、刘备三顾茅庐的“草庐”等名胜古迹。
十年南阳的“躬耕”
诸葛亮曾躬耕于南阳，对于“躬耕”，他在《便宜十六策》里另有一解：当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诸葛亮集》，92页）。这里的“躬耕”明显是指农事经营的意思，和被称作“末作”的工商业做比较。诸葛亮认为，农业为本，躬耕农业才是本分。这样我们对“躬耕”本义会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当然不会把他的“躬耕南阳”，仅仅解读为亲自手执锹铲。“躬耕南阳”之说出自《前出师表》，为蜀汉后主建兴五年，也即公元227年所作，当时诸葛亮四十七岁。二十一年前应为公元207年，诸葛亮仅二十七岁。这一年他遇到了知音贤主——刘备“三顾茅庐”，从此生涯经历了一个大变化。但他出山前，当“布衣”，在南阳过着“躬耕”生活，究竟有多少年呢？学者们考证，应为十年左右，即在公元197年，他十七岁，便开始了在南阳一带的“躬耕”生活（参考柳春藩《诸葛亮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10页）。
这十年，诸葛亮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正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时期。十年间，他自己不仅“躬耕”，而且还做了很多事情：
第一，他在南阳成家立业，娶了贤妻。《襄阳记》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阳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沔阳在今陕西勉县，属东汉汉中郡，可能黄承彦也是在战乱中避居南阳的。诸葛亮选择对象与一般人不一样，重德重才而不重色，这是很高尚的一种爱情观。据史载，这位诸葛黄氏十分能干，不仅善于持家，还协助丈夫处理许多政治军事事务。据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考证，沔南民间相传，后来战争中诸葛亮制“木牛流马”，最初便受其妻所设计“木人运磨”技术的启发（《诸葛亮集》附《故事》卷4《制作篇》）。这件事还可以推论，但早在南阳“躬耕”期间，诸葛亮就开始了兵器和军事运输工具的研究。
第二，博览群书，终使自己成为具有广博知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杰出人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他“自比管仲、乐毅”，管、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有超凡能力的名将名臣，要学这两个人，必须学习广泛的历史和政治军事书籍。据记载，有一天他和文坛密友石韬、徐庶、孟建（即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学”交谈时，发觉三人读书“务于精熟”，孔明颇不以为然，以为这样死读书将来最多官至“刺史”、“郡守”，而他则不然，“独观其大略”，所以能广读群书，又密切联系实践，自己有创见，最后方有大成就（《魏略》，见《诸葛亮集》附录《故事》卷3《用人篇》）。后来诸葛亮一生的奇才，在政治、用人、军事、文学以至军器制造和音韵文字学方面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应当是南阳“躬耕”十年广读群书打下的基础。
第三，隐居南阳十年，诸葛亮还广交一批知识界名士和政界人士，这为他二十七岁出山准备好了必需的条件，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建立了一个可贵的人际关系网。上述他和徐庶等的亲密交往，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是其中生动的一例。从有关史料看，他在南阳地区，结交颇广。由于当时特殊的地理位置，名人大多都曾在南阳留下足迹，南阳本地的名人也很多。见于《三国志·蜀书》的，有本籍襄阳的庞统、原籍扶风的法正、原籍河南的杜夔等文化人士，他们当中辈份最高、最具有名望的是颍川人司马徽，史称最能识人，且颇提携年轻一代，“清雅有知人鉴”，曾赞扬晚他一辈的庞统为“南州士之冠冕”（《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当时诸葛亮被称为“卧龙先生”、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先生”，都是由庞统“从父”庞德公所起的高雅绰号（《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注引《襄阳记》）。这一批知名学者，都活动在南阳地区，使诸葛亮青年时期，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诸葛亮在南阳时期，和某些政界人物亦有往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曾提及当时荆州大军阀刘表之子刘琦和孔明的一次秘密长谈，诸葛亮引用了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因躲避出朝而终成霸业的故事，启发刘琦也外出暂时躲避，后来刘琦果然求得出任江夏太守。
诸葛亮年轻时期，为什么选择在南阳地区“躬耕”隐居呢？这里既有家庭的小原因，更有社会的大原因。家庭原因是，他幼年丧父，从童少年时期就随叔父诸葛玄长大。诸葛亮原籍山东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东汉末年，该地区由于军阀混战（曹操和陶谦一次大战死亡达数十万），有些地方到了“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诸葛亮只得随叔父西迁南迁。他们叔侄辗转投奔老朋友荆州刘表。荆州为当时荆州刺史部，包括今河南南部、湖北和湖南大片土地，南阳郡属荆州之北，郡治在今天河南南阳市，当时称为宛。不久，也即诸葛亮十七八岁时（约197），叔父诸葛玄又不幸去世，年轻的诸葛亮只好留在南阳本地，过起“躬耕陇亩”的生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但诸葛亮是一位素有大志的人，他常住南阳，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这是远比举家迁徙更大的原因。按现已掌握的资料分析，诸葛亮选择“躬耕南阳”，其更深的原因至少有二：一、南阳地区优越的社会经济环境。二、自古以来，南阳是重要军事要地，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南阳是当时全国经济和文化的重镇。
现在我们先看看第一点。首先，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的南阳，已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郡，城镇最多，人户最多。比起首都洛阳，南阳的城市数和人口、户数则几乎超过一倍。南阳自秦汉以来，一直是经济发达地区，到东汉时，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朝时，这里就有全国知名的大规模的铁手工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意思是，为了控制大户，秦统一六国后把大铁商孔氏迁居南阳，成为当地巨富，建立规模巨大的铁手工工场，大规模进行农业垦田，商业行队整天车马繁盛地游于各诸侯地之间，以致人们称为“游闲公子”。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整个西汉，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仍称当时南阳人“上气力，好商贾渔猎”，善于发展经济。应该说，选择这样一个繁盛城市栖身，正是诸葛亮的明智之处。
南阳地区，在两汉时期，还出过许多文化名流，他们的功业学问，一直在后世流传，这也正是求知若渴的诸葛亮所特别喜爱的环境。我们从史传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实例。首先，自西汉武帝“尊儒”以后，南阳地区就涌现了许多儒学世家，两汉之间著名循吏任延，本身也是学习儒书的拔尖人物，史称：“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后来在东汉政府任职时，坚持办学和慈善事业，“令耕公田，以周穷急”（《后汉书·循吏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介绍了东汉时许多儒学大师，如南阳堵阳人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南阳章陵人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东汉末年献帝建安年间，出专著《谢氏释》，大行于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则介绍东汉时南阳地区的文学名士多人，有南阳蔡人刘珍，他精通“诸子传记”、儒家“五经”和“百家艺术”。史上以“击鼓骂曹”闻名的东汉名士祢衡，也曾到过荆州南阳地区，在刘表处，受到荆州众士大夫的钦服。据史载，当时“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他写文章“须臾立成，辞义可观”（《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在荆州时，为东汉献帝建安初年，诸葛亮正当青年，肯定听说过此人，并受到他的影响。
南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南阳乃至整个荆州地区在军事和交通上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是四战之地和“兵家必争之地”。关于南阳和南阳所在的荆州地区，史料上有不少关于它重要战略地位的记载：《汉书·地理志》指出：“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中华书局，1987，1654页）宛是两汉南阳郡的首府，即今南阳市，从西可通进驻关中的重要关隘武关，东面临广大的富庶之区江淮之域，若以南阳为基地，实为最良的战略要地，可以东西征讨。诸葛亮自己在《草庐对》中，则以更广的眼界分析更大地域的荆州形势：“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诸葛亮集》卷1，中华书局，1975，29页）处在这样的地方，能看清东汉末年群雄争战的形势，看清各大军事首领的优劣。另外，这里群贤毕至，几乎形成了一个有名的学派，历史上称为“南阳学派”或“襄阳学派”，文坛挚友们互相论述政治军事形势，或互相推荐贤主，也是很好的机遇。聪明而正当盛年的诸葛亮，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留在了南阳地区，一待就是十年，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岁月。
南阳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军事史家和战争史家注目。“宛城（即南阳市）既是南阳地区重要的战略城邑，又是自秦以来有名的繁荣都会，北可以通达伊洛，南可以控制荆襄，西可以出武关入于关中，因而，自古以来宛城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慕中岳、武国卿合著《中国战争史》〔二〕，金城出版社，1992，280页）。自战国秦汉以来，南阳地区的争夺战争前后数十次，几乎河南、湖北、关中有关的重大战役，南阳都不可避免地或成为战争前哨，或必经之途。秦统一六国战争中灭韩灭赵，南阳是关键的军事据点。历史上闻名的楚汉战争中，南阳地区也是刘邦项羽激烈争夺的地区之一，更是刘邦从关中东进的重要关口。至于西汉末年农民战争中，南阳是东汉刘秀的奠基之地，他是在南阳地区开创帝业的，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就发生在南阳的北界。诸葛亮对此十分熟悉，一直铭刻于心，在一篇题为《正议》的议论文中，就列举了东汉光武帝的这一重大战绩：“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万于昆阳之郊。”（《诸葛亮集》，44页）昆阳在南阳北约四五十公里，从此以后成为历史上著名战场（以上参阅臧嵘《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89—98页）。从上所见，自战国末年直至东汉初，南阳地区一直都是全国的战略要地，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少有大志的诸葛亮，选择了在这里“躬耕”，等待时机，发展自己的一生。
诸葛亮自己说来到南阳，只不过是为躲避战乱，找一个求生之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集·前出师表》，33页）然而，南阳地区在东汉末年是众军事集团渴求占领的战略要地，许多政治和文化名人都到过这里。反抗东汉腐朽统治的黄巾起义军也热衷在这里建立统治。公元184年黄巾军张角竖起义旗后，张曼成便立刻在南阳响应，建立南阳黄巾军，曾在南阳郡首府宛屯军百馀日，后被政府军击破。后黄巾馀党赵弘再起，重新占领宛城，起义兵员“至十馀万”，最后仍被军阀朱儁严厉镇压。此时，正是诸葛亮从童年走向青少年，并开始进入南阳地区的十几年。南阳地区成为各军阀相互争夺的战略宝地，当时几乎有名的政界军界人士都先后光顾南阳，其中后来成为三国首脑的曹操、孙坚（孙权之父）、刘备都曾在此停留或屯驻。其他如东汉末年著名军阀袁术、吕布、刘表、袁绍等都先后到过南阳，或投奔、或作战、或占领。如189年袁术“出奔南阳”，后“得据南阳”；孙坚起兵“前至南阳，众数万人”；吕布“自武关奔南阳”，投靠袁术；袁绍“亡卒诣（曹）”，曾助操一起对付当时占领南阳的张绣，等等。从196年至199年，南阳一带为张绣所统治，前后与周围势力刘表、曹操作战，最后归降曹操。这正是诸葛亮已进入青年时期，十六至二十岁左右的成熟期。以后他在南阳时期，经常遇到的仍是军阀混战局面，以至在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资治通鉴》卷63，第5册，2040页）。这使正在成长中的诸葛亮，特别希望有一位贤君明主，出而平定天下，“劝农业，无夺其时，惟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便宜十六策》，《诸葛亮集》卷3）。
诸葛亮的政治抱负
上述几大因素深深地影响了青年诸葛亮的成长，逐渐形成了他的整个政治理想和抱负。对此，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诗曰：“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以《诸葛武侯》一首诗赞扬他的卧龙之隐：“武侯当此时，卧龙独摧藏。掉头梁父吟，羞与众争先。邂逅得所从，幅巾起南阳。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诸葛亮形成的政治理想，我觉得至少有下述几点：
第一，长期的战乱和广大百姓的困苦，形成了他一种强烈的治世思想，有朝一日能成为治国贤臣良相，改善广大百姓的贫困处境，这就是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的原因。后来他写的《便宜十六策》，实际是治国十六策，其中一再强调希望把天下治成“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馀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的良好状态（《诸葛亮集》，92页）。这是诸葛亮在南阳十年期间就形成的政治抱负。
第二，在南阳十年，诸葛亮前后亲眼目睹了诸多军阀政客的种种阴谋，他从心眼里渴求一位贤主明君，能够和他君臣同心，互不猜疑，以相互合作，把国家治好。这就正像他在《便宜十六策》中所说：“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诸葛亮集》，88页）这种君臣关系，是诸葛亮的理想，他的一生，也正是以这样的原则去做的。而这些道理，则是他在南阳期间所明白的。《便宜十六策》，是他在南阳锻炼十年后成熟的政治主张。他答应刘备出山，正是看重了刘备是他理想中的贤君明主。
第三，我不赞成一些学者对“三顾茅庐”故事的否定。其实，历史上这种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战国时秦孝公四次会见商鞅，谈了四次，由“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到二人相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促膝相谈、“语数日不厌”的佳境（《史记·商君列传》）。东汉初年，光武帝想重用著名隐士严光严子陵，史称也是“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最后“论道旧故，相对累日”，至于同床共寝，亲密到如此程度（《后汉书·逸民列传》）。诸葛亮的“三顾茅庐”方才出山，是一种要求自尊的表现，考验找他的这位未来的明君刘备，是否真正“礼贤下士”、肯于“降尊临卑”，有寻求治国奇材的愿望。第四，诸葛亮之所以在南阳卧龙岗接受刘备的“三顾”而终于出山，和他儒家的正统思想有关。他几次表示，东汉皇朝才是正统，得天下的应当是姓刘的帝王。在诸葛亮的文集中，不止一次赞颂东汉创业之主光武刘秀，说他“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和群臣“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论光武》，《诸葛亮集》，74页）。他在赤壁战前受刘备之托，到柴桑说服孙权合作破曹时，曾对孙表示，他之所以投靠刘备，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即是因为他是汉室之胄：“刘豫州（备）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人评论诸葛亮，也注意到这一因素，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侧周鲁通诸葛论》一文中说：“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诸葛亮集》附录卷2，162页）这一点，我们评论在南阳刘备“三顾”之所以成功时，也是应当估计的。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8年第5期“文史百题”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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