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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殊]袁殊——真实的“伪装者”
本文编辑：紅色歷程 姚祥新
手阅原创：紅色歷程 姚祥新
在去年大热的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有多重身份，伪装自己，游走在多个组织的边缘，“我们是战士、是烈士，一往无前的勇士，却是不能够站在阳光下接受胜利欢呼的人。因为，我们的背后始终都有阴谋，有算计，有陷阱，”这是明楼对自己的形容。在电视剧外也有这样的一位“伪装者”，他是明楼的原型，他就是袁殊。
从落魄子弟变成文化人
袁殊，原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衰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难，8岁随母亲来上海谋生，12岁时被送进印刷厂做学徒。袁殊少年贫困，后因机缘巧合免费进入著名的学校读书。他不仅成绩优秀，更乐于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学校的活动名人，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改名袁殊。民国17年（1928年）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民国20年（1931年）3月16日至翌年6月20日，在沪创办并主编《文艺新闻》周刊，以独特的视角和泼辣的文风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发行量迅速增长。鲁迅、矛盾等文坛巨匠也在该报发表文章。通过《文艺新闻》袁殊与左翼文学界建立起了联系，最为左翼文化界称道的，便是袁殊策划的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作家”的系列报道。通过种种类似地活动，袁殊逐渐地在左翼文化界活跃起来。
灰色的伪装
1939年秋，袁殊摄于上海。
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奔走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潘汉年的通知，约在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就在这个咖啡店里，袁殊正式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在王子春的教导下，两个月后袁殊掌握了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为了打入敌人内部，袁殊开始仔细梳理他的亲友关系，终于在表兄贾伯涛那里找到了突破点。袁殊很快与贾伯涛取得联系，请求他代为谋职。贾伯涛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吴醒亚很喜欢袁殊“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态度。很快便接纳了袁殊。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并以此为跳板摇身变为“新声通讯社”这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明确的通讯社的一名记者，有了记者职业的掩护，袁殊经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从而及时获取内部消息。在此期间，他还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大约半年后，岩井英一主动提出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年轻的袁殊成为具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
然而，1935年，上海突然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袁殊也因此被军统逮捕，“怪西人”其实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袁殊又是何时同远东情报局扯上关系的？原来，1935年春，袁殊由于种种原因通过夏衍与蔡叔厚取得了联系，当时蔡叔厚已经转到了远东情报局工作，袁殊也是情报局需要的人才，于是，袁殊的关系被转到了远东情报局。
谁都没有想到因“怪西人案”被捕的袁殊又以“军统潜伏人员”的身份重回上海滩，这全都靠戴笠的拉拢和其父亲袁晓岚以老同盟会员的身份影响。在戴笠的有意帮扶下，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袁殊又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在这个身份下，袁殊策划了两起爆破事件，其中一件是爆破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另一件就是爆破76号这个杀人魔窟。
爆破76号并不顺利，袁殊被王天木背叛，遭受76号逮捕。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袁殊从76号脱险，他写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一下子从幕后的情报人员变成公众面前的“汉奸”，袁殊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上，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以及日本人的多方关系，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历程。
夜尽天明
1984年，袁殊与潘汉年妹妹潘玉琴合影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了任务的袁殊直奔解放区。在国民党的眼里，袁殊一下子从“抗战功臣”变成了“共党汉奸”并受到了军统的通缉。
1946年袁殊丢弃了灰色身份，以“曾达斋”的名字于重新登记入党。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在苏北、胶东、大连等地从事内勤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被调至北京，在李克农手下工作。
1955年，袁殊因潘汉年案被逮捕，伴随他的便是20多年的劳动改造和不断上诉。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里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这样的诗句。1982年袁殊获得平反后，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改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一切都成了历史，经过向组织申请，袁殊恢复使用他的原名，他说：“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袁殊无时无刻面向死亡的挑战。感慨的是，在这别无选择的伪装中，他也永远做不回了自己，殚精竭虑，使命在心，那份坚定，已深深地融进了生命中，重重地伪装下，是无法言说的孤独和承受。幸运的是，夜尽天明，他终于可以用袁殊这个名字活在阳光下。
编辑 姚祥新
(2) [袁殊]悼 袁殊 先生
“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
经常变脸使得他悲喜无常 “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
1984年袁殊（右二）游江南时与当年的学生胡肇枫、梅丹馨及儿子曾虎（左一）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袁殊（1911年3月29日－1987年11月26日），本名袁学易，化名曾达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文界、政界，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特工身份活动期间，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1945年10月秘密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时正值“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2年平反，1987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著有《袁殊文集》。为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 1977年5月，北京站，一趟列车刚刚靠站。站台上，32岁的曾龙在约定车厢的中间位置，紧张地看着从两边车门下车的乘客，寻找阔别22年的父亲。 他的父亲，就是解放前曾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汪伪政权、日本特务机关，有“五重间谍”之称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袁殊。这是袁殊自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也许是出于过去的职业习惯，他在信中嘱咐曾龙，手拿一本《红旗》杂志、带着8岁的女儿去接站，以方便辨认。但曾龙自信能认出父亲，没有遵嘱。 车厢中的乘客所剩无几，曾龙猛然发现车窗边还有一位老者，依稀有些面熟。 “您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眼前这位老人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凹陷，面色憔悴，左腿有点跛，与曾龙幼时记忆中结实矮壮、眼神炯炯的父亲判若两人。 22年未见，“爸爸”二字已经叫不出口。从此，曾龙和姐弟们一直叫他“老头儿”。
归来
1975年6月，曾龙的大姐马元曦突然收到父亲袁殊的一封来信。信只有一页，简单说自己从5月起离开秦城监狱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允许通信，要求子女回信，并寄去几本《毛主席语录》。 马元曦主张不要回信。犹豫了一个月之后，曾龙寄去了三本《毛主席语录》，但没有写信。 不久后，袁殊回信，恳切地表示急盼知道家人现状。这次，曾龙回了信，不久收到袁殊的万言家书。信中说，自己读信十分喜悦，甚至泪下。自己有愧父道，天下没有比这更遗憾的事了。得知5个子女均已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其中3人还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不是流落街头，他十分庆幸，说“祸兮福所托”。从此，曾龙开始了与父亲4年的通信。 1976年7月，袁殊突然在信中告知，已请了假，将回京探亲。对此，曾龙和姐弟们内心是复杂的。
袁殊在日本东京留学时留影
袁殊有5个子女。1940年与第一任妻子马景星离婚后，大女儿袁曦改名马元曦。抗战胜利后，他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改名曾达斋，有名的“汉奸袁殊”从此消失。他与第二任妻子王端（原名端木文琳）的四个孩子也随之改名为曾昭、曾曜、曾龙、曾虎。 1955年袁殊被捕时，王端已经与他离婚，住在上海。22岁的大女儿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二女儿曾昭12岁，三女儿曾曜11岁，大儿子曾龙10岁，小儿子曾虎9岁。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子里，生活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几乎无人照看。 “其实小时候我最依恋的还是父亲，因为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被捕之后几年，我都总想他，后来不想了。”曾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曾龙有时会想，父亲为什么不好好地当一个报人？哪怕不当报人，就在印刷厂当个学徒，将来变师傅，也算个老工人。既然要选择这样的职业，又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你实际负得了责任吗？你就把我们拖向了政治的深渊。”他说。 袁殊回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家人聚在曾昭家里。袁殊让大家传阅了他带来的军事法庭判决书，原文连同附件一共8页。1965年，袁殊被宣判为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本应在1967年刑满释放，但因为“文革”，又被关押了8年。看过判决书，曾龙和曾虎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传阅一圈之后，坐在角落里的袁殊开了口：“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 大军山农场准假25天，袁殊和子女、亲属见面不过三四次，却能准确道出每个人的性格和处事特点，这一点让曾龙十分叹服，“不愧为老牌特务”。 1978年夏天，曾虎去大军山农场探望袁殊，住了三天。曾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殊的工作是看菜园，住在平房里，房间里摆放着订阅的报刊。他对曾虎说起，四人帮倒台了，他相信有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说法。 曾虎说，对父亲过去给国民党做事觉得可以理解，但是给日本人做事，是汉奸，作为子女，也认为是不能原谅的。沉默半晌后，袁殊说，自己曾这样问监管的李队长：“你在解放军当过兵，如果你的连长让你冲锋陷阵，你能违抗命令吗？”
居无立足之处
1980年1月，袁殊第三次请假回京。此时，他已身患半身不遂，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在1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长寿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却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了！”前两次回京，袁殊都向组织提出了要求重新审查的申诉，均无果，这次他抱着不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就不回去的决心，打算破釜沉舟。袁殊陆续见到了一些20多年前的旧相识，给夏衍、李一氓、熊向晖等当年隐秘战线的老战友都写了求援信。 袁殊这次回京前，没有通知子女。曾龙只好临时把他安置在自己位于永安里的一处8平米的小空屋中。当时正值寒冬。袁殊在秦城监狱里患了脑血栓，手脚不太灵便，常常费了很大力气也生不好炉子。曾龙每次去看他，他几乎都躺在床上咳喘不止。他几次在日记中感慨，自己居无立足之处，“天下之大，而我似乎将近流落街头”。
袁殊1927年北伐途中摄于皖赣边境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这本日记本，黑色皮面，上有一红一白两朵雏菊，里面是深蓝色的钢笔字，字迹清晰，日期从未间断，每日之间空一行，日期被加深加粗，一目了然。一天，袁殊把钥匙锁在了房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情景，正为现在的政治处境：门锁紧了，钥匙锁在房内，人则锁在房外，进出不得！”1980年2月24日，时任中调部老干部局局长郭达凯给袁殊送来了300元钱作为医药费，并和他谈了近一小时。他得知，自己写的材料已正式转交组织，在中调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备了案。他当面提了要求：“在国内我已经成为了一块废料，不如放我出去活动。”曾龙注意到，此后的两个星期，父亲情绪很兴奋。他知道，父亲是想继续干老本行。 2月29日，袁殊寄出写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的信，请求解决自己的问题。9月28日，他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来信，要求他对某些情况再做补充说明。在等待处理结果的日子里，袁殊靠读书、看报、抄写、听广播打发时间。有时一个人逛公园，去美术馆看展，看电影，在街边买花和糕点小吃。他会把每一笔开销都详尽记下。在日记中，他叹息：“一天就为了忙于吃！”
五重间谍
1980年7月，在与袁殊和关露都熟识的梅益介绍下，袁殊借住进了同为潘汉年案涉案人员、也刚出狱不久的关露在香山东宫二号的房子。在这里，袁殊三女儿曾曜的丈夫、在长春光学与精密机械学院工作的赵如宝第一次见到了袁殊。他对袁殊十分好奇，觉得自己这位大名鼎鼎的老丈人完全不像搞特工的，倒更像一位大学教授，有文人气质。1981年8月，关露要收回房子，袁殊租住进香山南营。机关落实政策办预付了一年的房租。 袁殊经常一个人在家守着一台小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正在热播，他不屑地对曾龙说：“白区地下工作要是照这个搞法，半天都混不下去。” 袁殊曾对曾龙说，自己是“榜上有名”的人。1946年，他被戴笠任命为国民党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中将军衔。他没有理睬，进入了解放区。 曾龙问：“你榜上有名，怎么没像别的战犯一样在六七十年代被特赦、安排工作呢？”袁殊说：“我的情况不同，我是共产党的人。” 1931年，在时任中共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的介绍下，20岁的袁殊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特科工作。 1932年，袁殊在表兄、蒋介石的红人贾伯涛介绍下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后成为中统头子吴醒亚的“干社”情报股股长。 1934年秋天，在单线联系人王子春突然失踪（原因至今不明）的紧急情况下，在寻找组织的过程中，袁殊阴错阳差地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抗战爆发后，在杜月笙介绍下，有日本留学背景的袁殊被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所招募，在潘汉年同意下，成为了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1938年，“岩井公馆”的雏形、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成立，由副领事岩井英一统领，成员共十几人，基本都是日本人。一直以记者身份与岩井保持着信息互换关系的袁殊被招为情报员。至此，袁殊成为不折不扣的“五重间谍”，时年27岁。曾龙曾问过袁殊，中共、国民党、日本人的情报工作的各自特点，袁殊说，共产党组织纪律最严明，日本人行事很精细，国民党讲究同乡等人情关系，最容易对付。袁殊凡事讲究“留有余地”，行走于各方势力之间，游刃有余。
“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1982年8月，潘汉年平反。 10月7日，袁殊也终于等来了平反。这一天，中调部和公安部人员给他送来了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决书宣布：一、撤销本院1965年度刑字第15号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三、原没收的财物折价人民币3764.49元，予以发还。平反后，袁殊作为离休干部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在西苑中直机关大院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住房。他要求不再叫“曾达斋”，恢复本名“袁殊”。他说，纵观自己的一生，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平反结论肯定了袁殊的贡献：为党提供过重要战略情报。 1940年，袁殊以“兴亚建国”代表的身份应邀访日，他根据多渠道消息，结合日本间谍活动，回国后向潘汉年报告了“日本欲南进，称霸东南亚”的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苏极为关注日本是否北进，在东线夹击苏联。袁殊广泛与日本各路军官频繁往来，最终作出“日本不会放弃南进”的判断，汇报给潘汉年，延安转告了苏联。苏联下决心将东线40万兵力统统调到西线，这条情报可说功不可没。对此，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
平反后，袁殊的党龄只从1946年算起。
袁殊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入党，1934年，组织关系转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潘汉年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袁殊将几年来的经历向他作了汇报，表示希望从远东情报局“归队”，潘汉年重新启用了他。从此，袁殊开始与潘汉年单线联系做统战、情报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31年与袁牧之合影
1938年下半年，袁殊应戴笠召集到香港参加军统骨干会议，与潘汉年秘密见面。潘汉年说：“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他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戴笠的红人，军统是清一色的黄埔派。现在看你怎么决定吧。”袁殊这才知道，自己的组织问题根本悬而未决。他说：“我的一切事依你做主，想不到你会这样问我。我想知道我的组织问题是怎么决定的？”潘汉年说：“看以后表现，将来再说。” 袁殊没想到，平反后他的党龄还是只从1946年重新办理入党手续算起。一次跟人说起，他掉了眼泪：“他们欺负我，抹掉了我15年的党龄。” 而且，平反结论里仍留有一条尾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1939年，袁殊奉国民党军统之命，策划挖地道炸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以除掉疯狂镇压抗日运动的李士群。就在计划推进时，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被捕叛变，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说服了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以袁殊系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为由，让76号把袁殊引渡给了岩井英一。 1939年11月，在岩井英一要求下，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在各大报刊发表，公开与日本人合作。为牵制汪精卫，岩井英一又要袁殊全权负责组建“岩井公馆”（即“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后袁殊加入汪精卫政府，由人人所知的“落水”，变成了响当当的“汉奸”。因此，与袁殊同时平反的一些老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认为袁殊被捕后叛变，投靠日本人，是真正的汉奸，不该平反。而袁殊则坚称，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奉潘汉年指示。其中最关键的事件是，潘汉年与岩井英一的会面。 1941年5月，在袁殊的牵线下，潘汉年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去见了岩井英一。争议在于，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 袁殊称，潘汉年去见岩井英一之前，在没有得到潘汉年指示的情况下，他先斩后奏，告诉了岩井英一其真实身份。此后，岩井英一与“胡越明”一直心照不宣地打着交道。在岩井英一的回忆录里，也说自己知道“胡越明”就是潘汉年。 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局长朱玉琳告诉曾龙，袁殊平反结论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即指此事。这也是袁殊平反的最大障碍，有人暗示他改口，反正其他人也不知情，但他坚持不改口。朱玉琳还告诉曾龙，潘汉年被关押期间，文革前对袁殊没有任何微词；文革后，对于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始出现多次反复。曾在中共特科工作的楼适夷告诉了曾龙此事的一个细节。 王天木叛变后，李士群诱捕袁殊。袁殊不知事变，到上海静安路一家小咖啡馆赴约，意外巧遇了好友楼适夷。袁殊告诉楼适夷，明天到这里来，可以见到潘汉年。第二天，楼适夷按时来到小咖啡馆，遇到了袁殊的妻子马景星。他这才知道，前一天，袁殊在这里被扣了。潘汉年来后，不慌不忙地说，“没事”，然后告诉了马景星一个电话号码，叫她去找岩井英一。至此，曾龙才终于相信，“五重间谍”对袁殊来说是外形，中共情报员才是本质。 曾龙问过袁殊，把潘汉年真实身份告诉岩井英一，算不算供出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袁殊说，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果不说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见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曾龙又问袁殊：“潘汉年有什么兴趣特点？”袁殊不假思索说：“他喜欢搞"阴谋诡计’。”晚年的袁殊在一次酒后说：“要不是潘汉年叫我那样做，我怎么会钻那种狗洞呢？” 1982年12月，关露在家中吃安眠药自杀。 得知此事后，曾龙十分吃惊：“好端端一个人干吗非得死呢？” 袁殊沉默了一分钟，说：“我知道。”又停顿了半天后，说：“她无可奈何。”
“难言的春秋”
平反初期，袁殊一度有了重出江湖的劲头。有时，机关请袁殊和年轻人分享地下情报工作经验，袁殊一连讲上几天也没有疲态，反而精神振奋。他向组织提出，要去考察长江，要去香港和日本继续活动，干老本行。他要求单位为他配个秘书，协助自己做口述记录。皆未能如愿。他只能用发抖的手独自完成了回忆潘汉年和冯雪峰的文章，但未能发表。一万余字的潘汉年纪念文章《红色小开》，后来被人借阅，不知去向。 1983年，他开始翻译百万字日文小说《细雪》，由于手抖得厉害，不得不中途放弃。 在曾龙眼里，袁殊有强烈的企图心，喜欢做常人做不出来的事。袁殊告诉曾龙，在上海滩，像他这样平地滚起来的人还有几个，干特工特别冒险刺激，自己干得很起劲儿。他常说：“一个人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干点什么，才不负此生。” 1984年，在袁殊的老战友、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的批示下，三女儿曾曜一家调进了北京。曾曜丈夫赵如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丕显批示的大意是：一个受了20多年冤屈的老同志，提这么一点要求我们能不同意吗？每周日，一家三口会骑自行车去看望袁殊。赵如宝最喜欢听袁殊讲过去的故事，讲到好笑的地方，袁殊经常哈哈大笑。袁殊曾和赵如宝说起在汪伪政权清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好多共产党抓来了后，我就假装出一副司令的腔调，教训一顿就放了，特别是女的。” 抗战胜利后，岩井公馆被国民党封闭。袁殊告诉赵如宝，他们事先得到消息，把岩井公馆的资产分几次连夜统统交给苏北新四军了，当时价值一亿多美元。一次，袁殊和赵如宝说起：“我们这些人，一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活着，随时可以掉脑袋的。我还是挺幸运的，没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他经常告诉子女们：“我这一辈子就跟着潘汉年干，所有功劳统统都是党的。别看我现在没什么钱，我这一辈子无愧于党的工作。” 这一年，在曾虎等的陪同下，袁殊去了上海等地，故地重游。上海宝山路天通庵对面原938号，是岩井公馆旧址。路过这里时，袁殊停下来逗留了片刻。潘汉年案发后，当年随袁殊在这里工作的很多人都受到株连，有的人已含冤去世。此行，他见到了当年协助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刘人寿和昔日老友吴君。转道无锡，袁殊去看望了潘汉年案“主犯”之一扬帆。1946年袁殊从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第一个到码头接他的人就是扬帆。当年，扬帆神采奕奕，此时却已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让袁殊心里很难过。辞别扬帆，袁殊专门绕道潘汉年的故乡宜兴，去看望了潘汉年的妹妹潘玉琴。 袁殊最后一次见到潘汉年，是1955年。他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几天之后，潘汉年即被捕。一个月后，袁殊也被捕。潘汉年没有等到平反，于1977年4月病逝于湖南劳改农场。见到袁殊，潘玉琴很激动，一度哭了起来。她说，潘汉年年轻时离家，再未回去。后来家人听说，他在上海做官发达了，但他从来没有帮扶过老家，反而出事后家人受到了牵连。临走时，潘玉琴煮了鸡蛋，一定要袁殊和曾虎带上。 离开的路上，天渐渐黑了。袁殊后来记叙了从潘玉琴家出来后的心情：“心里很寂寞。” 袁殊顺路乘船回湖北蕲老家，住了一个星期。1911年农历3月29日，他在这里出生于一个没落官宦人家。 1984年秋天，袁殊脑血栓复发。他花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屐痕重印江南路——南游杂记》。“几十年过去了，各人都有一番难言的春秋，但时至今日，大家已经不屑再谈那些坎坷旧时了。”他写道。
袁殊1939年秋摄于上海宝山路。
文人做派
在曾龙眼里，父亲一生都保留了上海时期的文人做派。在上海时，袁殊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除了不爱赌、不吸鸦片，几乎什么都沾。曾虎听袁殊说起过，他在上海时“很有钱很有钱”，但从没把这当回事。 当年，袁殊为吴亚醒、岩井英一等干情报工作，月收入在600元以上，他每月把一半以上的收入交给王子春作为党费。不过，袁殊后来对曾龙提起，他看到王子春一年四季穿戴阔绰，私下也有过不满。 抗战胜利后，袁殊去了大连，以博古堂经理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对香港的秘密贸易工作。期间，他收藏了很多古玩，以陶瓷、字画居多。1955年被捕时，大部分财物被抄走。余下之物，文革时被曾龙摔碎烧光了。南长街四合院里装满四间房的书籍，大部分也在袁殊入狱后捐出。平反后，发还了抄走的物品，其中多是名人字画。 袁殊曾和曾龙谈论过日本文学。他说，日本文学的主要特征，不是曾龙所说的“沉闷”，而是淡淡的哀愁、含而不露的感伤，这是日本民族的特点：含蓄、坚韧、脆弱、轻狂，兼而有之。曾龙觉得，这一评价像极了袁殊的内心。 顾雪雍曾写过一篇纪念袁殊的文章。顾雪雍的舅舅恽逸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潘汉年派到岩井公馆协助袁殊工作。据恽逸群回忆，汪伪时期，有一年春节，袁殊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客厅等他，他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过了一会下来时，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袁殊曾告诉曾龙，自己很怀念赵家楼的生活。 那是1949年，李克农将袁殊从大连调到北京，任中共情报总署亚洲处处长。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南小街的“赵家楼”，即五四运动时被火烧的曹汝霖旧宅。袁殊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班，晚上回家。与王端离婚后，他干脆吃住在赵家楼，几乎终日伏案工作。这种无需隐蔽和周旋的日子，是他鼹鼠般的一生中难得的安宁时光。每周六下午放学和寒暑假，曾龙、曾虎兄弟会去赵家楼跟父亲一起住。冬天房间里放一个大大的搪瓷炭火盆，也还是有些阴冷。袁殊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工作，或是和别人谈话，很少陪他们玩儿，只是周日会带他们出去吃一顿饭。曾虎记得，早上睡醒时，总是能听到父亲咕嘟咕嘟煮咖啡的声音。
感情生活
曾龙并不讳言，父亲一生，女人无数。袁殊曾在给他的信中承认：“要说我的一生，并不是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比如我私生活不检点。”曾龙说，袁殊相信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认为人的行为都受到性的欲望支配。袁殊身材矮壮，长相普通，但在社交场上却如鱼得水。曾龙曾听母亲告诉他，袁殊跟上海的交际花胡慧琪（即《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老五”的原型）好过。他还从社会主义青年学院教授陈琼之对袁殊的采访笔记中看到，袁殊谈到过曾与蓝妮（曾为孙科二夫人）过从甚密。国民党特务英茵也曾与袁殊有过亲密接触。 曾龙问过袁殊：“与这么多女人有关系，组织不说你？”袁殊笑着说：“我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听得很严肃的，没说什么。”袁殊多次向曾龙提起和演员王莹的青葱初恋。文革中，王莹被迫害致死，葬于香山乱岗。袁殊住在香山东宫二号时，曾让曾龙和曾虎去寻找王莹的墓地，遗憾未能找到。袁殊留恋不已的，还有曾龙的母亲王端。 1941年，袁殊和马景星离婚后，与王端结婚。1942年到1945年，曾昭、曾曜、曾龙、曾虎相继出生。解放初期，王端被调到中调部工作，不适应机关生活，夫妻频繁吵架，1953年与袁殊离婚去了上海。因受袁殊问题牵连，文革时，王端跳江自杀。平反后，袁殊听到王端去世的经过后哭了，说：“真愚蠢，她要是不死，肯定会跟我复婚的。”那一晚，他一夜未眠。 袁殊1977年第一次回家探亲时，就跟曾龙提起，想找个伴侣一起生活。 1981年的一天，香山南营的邻居告诉曾龙，袁殊跟家里20岁的小保姆拉拉扯扯，最好注意影响。曾龙非常恼火，跟袁殊大发了一通脾气。袁殊坐在一边，面无表情，一句话不反驳。一个星期天，赵如宝来探望时，曾曜正给袁殊洗脸，梳头，刮胡子，给脸上擦油，换干净衣服。赵如宝问这是在干吗，袁殊捂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摆摆手说：“我要去约会，你别管我。”袁殊晚年接触的对象不少，但都没能走到一起。“他就是希望有个家庭的温暖环境。”赵如宝说。 1986年的一天，袁殊告诉曾龙：“我决定不结婚了。”曾龙觉得，父亲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了。
健康恶化
进入1985年，袁殊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两度中风使他的脑组织受损，导致脑软化，无法控制情绪。他变得喜怒无常，有时发牢骚、骂人，有时又突然大哭大叫。 1985年，夏衍出版了《懒寻旧梦录》，其中露出袁殊1935年因“怪西人案”被捕时叛变自首的弦外之音。 1935年5月，上海发生“怪西人”案件。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被捕后，始终一言不发，被称为“怪西人”。军统不知其身份，只从其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写有袁殊的名字，袁殊因此被捕（8个月后被营救出狱）。之后，夏衍认为自己险些被诱捕，怀疑袁殊叛变。 1980年袁殊第三次从劳改农场回京时，曾虎曾陪他去见了夏衍。回来的路上，袁殊说，该谈的问题都谈清楚了。看到《懒寻旧梦录》，袁殊十分恼火，用抖动的手勉强写了份书面材料，要求组织澄清此事。老干部局局长朱玉琳告诉曾龙：“组织是根据事实来说话的，夏衍没有被捕，组织自然不会采纳他的说法。” 一位部领导告诉曾龙，1954年审干中袁殊的政治结论就是自己做的。“1935年被捕不是什么大事，袁殊立过大功，小毛病不少，就是文人那一套，吃啊喝啊找个女人之类的。”院里的老干部局经常组织活动，下棋、打牌，请袁殊去，他从不参加。“他也觉得孤单，但他总认为别人说他是汉奸叛徒，到人群里会惶恐不安。”曾龙说。部里很多老同志都对袁殊的案子十分同情。一位老干部曾对曾龙说：“袁殊立下的功劳比我们多。”1 986年后，袁殊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更加糟糕，因脑血栓、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多次住院。他眼睛看不清报纸，抖动的双手也无法握笔，整天在轮椅上枯坐。以前，他尚能记日记和写诗，他说他的诗是写给自己看的，时至当时，他只能在终日冥想中度过。一次，他对曾龙说：“我现在跟关在秦城监狱没两样。”他有时神志已不清楚。有一次，他去看楼适夷，说：“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陈琼之（采访他的人）发展进来了，经过我的观察，她是可以发展的。”他去中直机关院里的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方：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关灯”
1986年的一天，袁殊把全家人召集到家中，突然公布了遗嘱。遗嘱经过了律师公证，主要有三条：第一，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里的房子统归曾曜所有。第二，家中所有的物品统归曾虎所有。第三，所有的书籍留给马元曦的女儿张晓丹。袁殊曾说，子女长大以后，父母子女关系就是社会关系。曾龙从小和袁殊住在一起，袁殊刚回北京时，也是曾龙照顾他最多，但晚年，父子俩反而疏远了，袁殊甚至一度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曾龙说，自己是个闲散的人，而父亲是个事业型的人。“咱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袁殊说。 1987年年初，袁殊提出，要子女们搬来跟他同住。他说：“我活不了多久了，住在一起热闹一点。”但他日益无常的脾气让子女们望而生畏，且各自忙于工作，都没有搬去。后来，曾龙在曾曜的劝说下准备搬过去。就在这时，袁殊出事了。当时，他赶走了保姆，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两天，结果从床上滚下来，摔断了大腿骨。曾龙后来猜测，这一举动有自杀的成分。 曾曜发现后，把袁殊送进了309医院。马元曦和曾昭已迁居美国，袁殊住院的12天里，曾龙、曾曜、曾虎轮流看护。 一天早上4点钟，在曾龙的劝说下，一个星期没吃东西的袁殊勉强同意喝点牛奶。曾龙喂他喝下一小碗。喝完后，袁殊说：“关灯。”说时气息微弱。曾龙猛然想起，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时，父子俩同住在永安里的小房子里。那是成年后他唯一跟父亲共度的一晚。袁殊早上4点多就起床，扰得他睡不着，他抱怨道：“你那么早起来，我还没睡够呢，你关灯吧。”袁殊就把灯关了。曾龙伸手准备去关灯，袁殊却拉过他的手，亲吻了一下。 第二天晚上七点，曾虎接替曾龙值班。曾龙回家刚睡下不久，曾虎就打来电话，告知父亲不行了，正在抢救。深夜零时30分，袁殊离开人世，终年76岁。这一天是11月26日，大雪。袁殊的遗体从病房推往太平间时，风停雪止，庭院里满树银花。 袁殊去世后，七八本日记大部分都没了踪影。保姆告诉曾龙，曾见到袁殊在去世半年前烧了一些东西。子女们曾劝父亲写回忆录，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并交待子女们：“你们也不要写。”曾虎偶尔问起袁殊过去的间谍生涯，他会一脸神秘地说，这都是党的机密，不能随便讲。 1987年12月2日，国家安全部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之后，袁殊的骨灰盒被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安放在了八宝山烈士陵园的烈士墙上。
(3) [袁殊]【转】中共历史上真实的“五重间谍”袁殊
中共历史上真实的“五重间谍”袁殊
最新文章北京日报杨丽娟2016-01-04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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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5年，袁殊被逮捕。之后，便是20多年的牢狱之灾。
2015年12月29日10:09 来源：“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写照。在电视剧外，一位真实存在且比明楼更加传奇的“伪装者”，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被人们关注。
他是日方“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而他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他叫袁殊。
如果没有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单纯的文人、学者，留名文学史或新闻史。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留下了“五重间谍”的传奇身份，也经历了一生命运的坎坷曲折。抗战结束回归解放区时，就有人说他是“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因卷入潘汉年案系狱20载，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就连他的子女，都曾对他的政治面目疑虑重重。
《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父亲是个“谜”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自武汉北上的列车里，只剩下一位老者还没下车，他透过车窗向外张望着。站台上，一名中年男子已经等得有点着急，他猛然看到了老者，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你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被叫作曾龙的中年男子，看着眼前阔别22年之久的父亲袁殊，甚至叫不出“爸爸”两个字。多年后，回忆起第一次回京探亲的父亲，曾龙在《我的父亲袁殊》一书中写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者，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地陷了下去……他和我记忆中的父亲完全判若两人。”
从子女身边消失了22年的袁殊，终于归来了。曾龙却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袁殊的身份是一个长达20多年未能解开的谜。他回来了，“谜”还未得解。
在曾龙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名叫曾达斋，是一个革命军人。直到1955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和往常一样从学校回家，却被家人告知：父亲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现尚未定性。当年不满11岁的曾龙对此似懂非懂，茫然无措。此后很多年，他都不知父亲关押何处、定了什么罪、判了多少年刑。
这样的家庭变故，给曾龙带来的直接麻烦是填表问题。小学毕业时，他托词父亲出差把登记表交给班主任处理。1961年，曾龙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出身问题无法再回避。他只好写信给当时已与父亲离婚、在上海工作的母亲，询问父亲的政治情况。母亲的回信非常简单。就是从这封仅一页的回信中，曾龙才第一次了解名为袁殊而非曾达斋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军统、做过区伪教育厅长、1945年到解放区等。这份履历，让曾龙眼中的父亲更加神秘：解放后在军队系统工作的父亲曾达斋，与当过“汉奸”“特务”的袁殊，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年岁渐长，曾龙逐渐从奶奶口中了解了袁殊更多的身世。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谋生，12岁时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机缘巧合得以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军，但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使他悲愤不已，随即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乱世之中，几经周折，袁殊最终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并与左翼文学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而后，便是曾龙看到的履历表上的一串经历。
曾龙后来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留日时的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些“收获”都成了他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助力。
而逐渐勾勒出父亲人生轨迹的曾龙，当年更是无法理解，袁殊到底是怎样完成“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的身份切换？他到底是“落水”的“汉奸文人”，还是不惜个人荣辱的地下革命战士？
父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20多年，曾龙本以为，这样的疑惑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没想到，1977年，袁殊突然回京探亲了。
原来，1955年袁殊被捕后，拘留审查了10年，1965年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值“文革”，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又被解送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劳动改造“就业”。此后几年，袁殊才开始与北京的子女通信联系、回京探亲。
袁殊第一次回京探亲，就先让子女们传阅了1965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而后，他才开始解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曾龙回忆，在以后的几年中，袁殊逐条对他解释了判决书的内容，谈了许多往事。但无论谈什么，凡涉及到现实仍有保密性的人和事，他都绝口不提。尽管如此，曾龙“对父亲的问题始终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直到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1965年判决，宣告袁殊无罪，曾龙心中关于父亲身份的谜团才终于解开。
《文艺新闻》
在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眼中，袁殊同样是一个打满了问号的历史人物。与曾龙不同的是，丁淦林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因为其新闻学研究。
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丁淦林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学子。读到袁殊的《记者道》一书时，丁淦林记住了这个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主义”的作者“袁殊”。后来，他知道了袁殊曾“转行”做地下情报工作，但他搞不明白这个从新闻事业“转行”的人最后为什么成了“汉奸”。几十年后的1984年5月14日，丁淦林偶然看到《解放日报》报道“恽逸群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在南京举行”时，提及恽逸群“生前好友袁殊也献了花圈”，这才知道袁殊尚健在。随后，丁淦林很快打听到袁殊在北京工作，并托人对他进行了访谈。
一天半的访谈中，袁殊谈得最多的，不是他堪称传奇的情报工作，而是1931年创办的四开周刊小报《文艺新闻》。他告诉丁淦林，当年上海的报纸很多都被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报界情况更糟，记者要么与青帮有染，要么是为资本家办事儿。他想创办一张以新闻为中心的自己的报纸，当一名职业记者，既作为事业，也是生活的依靠。于是，妻子马景星回娘家筹集了500块钱创刊经费，袁殊自己当总编辑，找了朋友翁从六负责印刷和发行，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编辑部……就这样，1931年3月16日，《文艺新闻》出版发行了。
袁殊创办《文艺新闻》，最初标榜的是“集纳主义”，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为“左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茅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直接称它为“‘左联’领导的一个外围刊物”。其中最为左翼文化界称道的，莫过于袁殊策划的关于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作家”的系列报道。
那时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以及其他18名革命志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统治者杀害。国民党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大批杀害青年作家和革命志士，但由于消息被封锁，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五作家蒙难的情况。
彼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直接找到袁殊问：“各报刊杂志均不登载五烈士遇害的事，《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袁殊慨然应允。不过，报道一旦被国民党政府抓到把柄，无论是他和《文艺新闻》，还是提供消息的冯雪峰，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再三斟酌后，袁殊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请冯雪峰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化名询问五作家下落，再以另一封读者来信透露五作家蒙难的消息。
果然，第三期《文艺新闻》头版上，一封标题为《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读者来信赫然见报。随后，第五期《文艺新闻》头版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发表了冯雪峰转来的两封信《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进一步告诉读者，五作家已被“枪毙”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第六期登载了五位作家的遗照，第十二期、第十三期则分别发表了回忆胡也频、殷夫等人的纪念文章。这些照片和文章，自然都是由冯雪峰提供。系列文章登出后，激起了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痛恨，真正的读者来信纷至沓来，袁殊又继续登载。
报道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艺新闻》也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坚持出版了60期，成为“左联所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刊物”。而据袁殊对丁淦林的回忆，《文艺新闻》最初发行3000份，以后升到5000份，最后高达10000份，经济方面已完全独立。
正是因为这张报纸，袁殊进入了左翼文化界的圈子。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当初那种形势下，他（袁殊）虽然没有向我表示他的政治身份，却明白地表示，他愿为左联效力……他就用这口号‘客观’地报道了‘左联’关于五烈士牺牲的宣言……”1931年6月，在潘梓年的介绍下，袁殊加入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事实上，当时的《文艺新闻》编辑部，私下已经成了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约见谈话的可靠地点，除了夏衍、潘梓年和冯雪峰等人外，丁玲也常去约见进步人士。
在《文艺新闻》之外，袁殊还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他常应邀去大学演讲，当时的讲话和文章在1932年汇编成《学校新闻讲话》一书。此外，他留下的新闻学著作还包括《记者道》等。他的剧作《工厂夜景》，则被郁达夫称为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谈话，袁殊的名字或许将留在中国文学或新闻学的历史中。
“灰色小市民”
改变袁殊命运的这场谈话，发生在1931年10月的一天。那天，按照潘梓年的通知，袁殊准时到达了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中午时分的咖啡店很安静，除了白俄女招待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潘梓年的堂弟潘汉年，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另一人袁殊从未见过。
寒暄过后，潘汉年对袁殊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简单的一句话，没有党旗，没有宣誓，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潘汉年接下来的话，无意中成了袁殊一生的命运转折点。他告诉袁殊，“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
所谓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原来，在办《文艺新闻》的过程中，袁殊的思想越来越左倾，此前他已经向夏衍表示过“希望在政治上提高一步”。而当年的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导致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由于原中央特科的很多骨干都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新上任的潘汉年急需将残破的情报网络重建起来。这时，夏衍口中“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袁殊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潘汉年给袁殊介绍了今后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就是在座的袁殊从未见过的那个人。
因为《文艺新闻》的左倾色彩很浓，袁殊的政治立场也很容易被人猜到。为了隐蔽身份，他被要求慢慢褪掉红色，褪掉“左的颜色”，变成一个“灰色小市民”。他的任务，是向国民党中上层靠拢，利用合法身份打进敌人心脏，为党获取战略情报。
为此，借着上海一些流氓小报和御用文人不断攻击的“东风”，出版了60期的《文艺新闻》于1932年6月20日停刊。此时的袁殊，最重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新闻活动，他为自己改了个颇有鸳鸯蝴蝶派味道的新名字“袁逍逸”。曾龙曾经看过父亲的一张旧照，拍的就是“灰色小市民”时期的袁殊和家人吃饭的情景，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照片中有一幅挂在堂屋墙上的对联——“书生本当奴才用，好汉原为酒食谋”，问了父亲才知道，对联是郁达夫所书，挂在堂屋也有“改换颜色”的用意。
“左的颜色”逐渐褪去，可对于如何搞情报工作，袁殊一开始真摸不着门道。晚年时，他曾告诉儿子曾龙，初做情报工作时，几乎手足无措，甚至怀疑自己不是搞情报工作的材料。
在王子春的安排下，袁殊接受了两个月的秘密工作训练。他每周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内的一所房子中受训，看见窗外摆出花盆才能进去，并约定敲门三下为号。教他的老师说，传递消息时要在数字上有规律地加一减二，有所变化。比如，说“我星期五会到一位朋友”，实指周四；说“中午12点见”，实指午后两点。
训练结束后，袁殊正式投入了地下情报工作。王子春让他想想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起初袁殊想到几个人，试探一番后都没能打开工作局面。1932年春，他忽然想到自己的表兄贾伯涛就在上海，不过公开职务并不显山露水。王子春听后便指示他给贾伯涛写信请求代为谋职，甚至帮他修改信的内容。袁殊原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贾伯涛很快把他介绍给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他由此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后来又成为中统的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股长。
为了在工作上有所突破，王子春指示袁殊发挥特长，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公开职位，以便开展情报活动。于是，曾因《文艺新闻》小有名气的记者袁殊，再次回到了上海新闻界，只不过，这一次，他供职的是政治色彩不十分强烈的新声通讯社。有了记者职业的掩护，袁殊经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从而及时获取内部消息。
不久，他又在王子春的策划下，带着一本日文杂志去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开会前，他装作漫不经心地翻阅日文杂志，此举果然引起了日本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的注意。一来二去，袁殊和岩井英一成了私人朋友，有时也聊一些人事消息。大约半年后，岩井英一主动提出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袁殊将此事汇报给王子春，并在王子春的指导下报告给吴醒亚，吴醒亚认为袁殊打通日本人的关系对获取情报有利，果然鼓励他与岩井英一交往。至此，年轻的袁殊成为具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而隐藏最深的身份，自然是王子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在王子春几乎手把手地具体指导下，三重身份的袁殊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顺利地“伪装”了3年。然而，1935年，上海突然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袁殊也因此被军统逮捕。“怪西人”其实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也不说，故被称为“怪西人”。奇怪的是，审讯人员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居然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于是，他也被卷入“怪西人案”。
隶属于中央特科的袁殊，什么时候跟远东情报局有了联系？
原来，1935年春，王子春突然不露面了，袁殊急于与组织取得联系，便请夏衍帮忙转一封信给中央特科领导。按规定，中央特科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一般党员不能和中央特科联系。但因袁殊说情况紧急，夏衍便将信转给了蔡叔厚。当时蔡叔厚已从中央特科转到了远东情报局工作，且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殊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关系被转到了远东情报局。他并不知道，此次“怪西人案”案发其实是因陆海防叛变，而陆海防就是华尔顿的下线，也是他只见其信未见其人的上线。
上线已叛变，作为下线被捕的袁殊，情报生涯似乎就要画上句号。谁也没料到，1937年下半年，袁殊居然又以“军统潜伏人员”的身份在风云变幻的上海滩再次活跃了起来。
爆破“76号”
由于日本领事馆将袁殊视为“亲日”派、戴笠的军统也有意拉拢袁殊，再加上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在“怪西人案”中，袁殊最后只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了两年半监禁，实际上只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1936年，出狱后的袁殊为避风头，再次赴日本留学。将近一年后回国，已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抗日的紧要关头，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那时起，他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上海的政治舞台愈发纷繁复杂，情报工作也更加困难。就在这时，曾经拉拢过袁殊的戴笠居然亲自登门，表示要委以重任。经过向潘汉年汇报请示，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很快，袁殊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而公开的掩护身份依然是记者，他也因此继续与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电视剧《伪装者》中，既是军统特工情报科科长又是中共地下党上海站站长的明楼，坐镇幕后，成功爆破了汪伪政府运送日军高官的专列“樱花号”。真实的历史中，“军统潜伏人员”袁殊至少策划了两起爆破事件，其中一件是爆破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
虹口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袁殊的学生胡肇枫根据其留下的“申诉材料”和日记完成的传记中这样讲述：日本海军仓库设在日商“本田纱厂”的后院，袁殊和“抗日秘密行动小组”的王铁民化装成纱厂职员侦察后发现，卫兵对进出仓库的人盘查很严，能凭着特别通行证进入仓库的几乎都是日本人，仅有一个伙夫是中国人，这个伙夫每天踏一辆“黄鱼车”（上海话里对三轮车的别称）为日军买菜送菜。袁殊便让王铁民跟这个伙夫套近乎，接近一段时间后，趁机将定时炸弹藏进了“黄鱼车”上整只的南瓜和冬瓜内……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并没有更多的确切史料。但袁殊本人因策划了虹口大火而被军统局记了大功。军火仓库爆炸后，日军到处搜查却找不到作案者，最后只好“哑巴吃黄连”，尽可能抹去事件的政治色彩，对外发布消息称“系内部人员不慎点燃汽油……纯系偶然事故。”
不过，另一个“爆破76号”的计划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伪装者》中被上海市民称为“杀人魔窟”的76号是真实存在的。1938年，上海的汉奸和日本人不断被刺杀，日寇扶植的汪伪势力委任丁默邨、李士群负责筹建特工总部，地点就设在极斯菲尔路76号。76号成立后，疯狂镇压抗日运动，残害人民，杀害了多名爱国人士。此时，袁殊接到了军统的命令——“干掉李士群”。
李士群自己常搞暗杀活动，自己也防着被暗杀，因此居无定所，出没无常。袁殊决定采用挖掘地道的方法，直接将76号特工总部“一锅端”。他亲自侦察地形，绘制了地图，计划也得到了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澎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并且供出了这个计划。袁殊随即被捕。
袁殊过去跟李士群其实也有交往。但这次袁殊要暗杀李士群，李士群十分恼怒，袁殊危在旦夕。
此时的袁殊已经具备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立即在自己的几重身份中找到了最能给李士群施加压力的一个，也就是日本领事馆情报员。于是，他暗中设法将自己被李士群逮捕的消息传递给了岩井英一。
不谋而合的是，潘汉年在得知袁殊被捕后，想到的办法也是利用他日本领事馆情报员的身份，请袁殊妻子马景星给岩井英一打电话求援。果然，袁殊被76号关押了一个月之后，已经是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出面将袁殊移交外务省情报系统审查。
岩井英一为何愿意从76号特工总部“营救”中国人袁殊？一方面，岩井英一代表的日本外务省与76号背后的日本军方闹派系闹得厉害，互相有竞争有矛盾；另一方面，深谙“以华制华”之道的岩井英一还想在新的政治和文化层面利用袁殊这个懂日语、能写文章、能搞活动的中国人。
“严军光”
从76号脱险后，袁殊住在岩井英一为其安排的百老汇大厦，身边还有岩井英一的两个部下明为“保护”实则监控。没过多久，岩井英一便要求袁殊写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这其实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从幕后的情报人员变成公众面前的“落水汉奸”——这可是事关民族气节的大事，袁殊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设法向潘汉年汇报。在潘汉年的授意下，他将计就计，走上了一生中最扑朔迷离、最艰难的一段历程。
面对岩井英一，袁殊以军统人员的身份答应与其合作。没过几天，他就写成了《兴亚建国论》一文，概括了他和岩井英一“商谈”的关于中日大局的“意见”，1939年11月，文章在中日各大报刊发表。这篇文章的署名本是袁殊的假名“严军光”，但后来李士群把“严军光即袁殊”的消息张扬开来，再加上报纸上印刷的签名手迹是许多人都熟悉的，从此，大家都知道袁殊“落水”了。
面对军统，袁殊则悄悄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英一的营救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将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抗日做贡献。戴笠果然回信慰勉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此后，袁殊和重庆方面也就一直保持联系。
如此，袁殊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上，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以及日本人的多方关系。而这一切的幕后，是潘汉年和袁殊串的“一回戏”。这出戏，袁殊一直演到抗战胜利。
《兴亚建国论》发表后，岩井英一扶持袁殊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作为掣肘汪精卫的另一汉奸派系；随后又让袁殊负责“岩井公馆”，作为日本特工机关。后来，袁殊还曾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教育学院院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伪职。
袁殊在1984年的回忆文章《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中，特意解释了“严军光”的含义：“‘严’与‘年’谐音……这个化名的含义，就是表示我受潘汉年同志的委托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但是在当年的上海，人们只知道袁殊“落水”了。
他和潘汉年一起，将地下党员陈孚木、恽逸群、翁从六等安插进“岩井公馆”，获得了多个重大的军事战略情报。潘汉年甚至在“岩井公馆”设立了一个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有一次有人向袁殊报告说电台可疑，结果被训斥了一顿。电台设立了10个月，最终因敌方盘查过严而转移。
在担任“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期间，袁殊按照潘汉年指示，及时向党组织提供了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据袁殊的回忆文章，他将日军开始清乡的情报告诉潘汉年后，新四军“在清乡重点地区的一支部队，随即在群众的协助之下，准备了大量的方桌和门板，在夜里从桌板上跳过竹篱笆撤离了。”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宝根自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袁殊，为查阅一手资料，他曾到北京、南京、重庆、台北等多个城市查找档案，还翻阅了日文版的岩井英一回忆录。孙宝根告诉记者，据岩井英一回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孙宝根在《中共史上最传奇的间谍——袁殊》一文中写道：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这些情报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日军决定放弃“北进”计划而改为“南进”战略。所谓“南进”，即向东南亚扩张，以便独霸西太平洋；所谓“北进”，是北攻苏联，以霸占整个亚洲。1940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通过访日期间的见闻，加上对日本间谍的活动加以分析，袁殊判断日本即将南进，他将这一重要战略情报汇报给潘汉年，潘汉年转报延安，中共把这项情报通知莫斯科。几乎在同一时期，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也在日本东京获得同样的战略情报。当时，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在西线布置兵力的同时，为防止日军“北进”，不得不抽调兵力到远东。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这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至于孙宝根提到的活动经费，袁殊晚年也回忆道：“几年中我供给潘大量经费（由翁从六经手）……我一次就给翁廿五万元老法币，作《救亡日报》购买印刷器材的费用，当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深知内幕。”
新的黎明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保留了一个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名头。抗战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王新衡告诉袁殊，戴笠认为他“对日本人应付得很好”，很看重他，安排他10月10日去见戴笠。袁殊满口答应，可是却在面见戴笠的三天前，由党组织安排投奔了解放区。直到第二年的1946年初，国民党才确知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袁殊”，军统则对袁殊下了通缉令。
到达解放区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待遇。因为“袁殊”这个名字名声不好，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找袁殊谈话，建议他改名字。于是，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在苏北、胶东、大连等地从事内勤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被调至北京，在李克农手下工作。
当时，上海地下党时期外号叫“老太爷”的张唯一对袁殊说：“袁殊这个名字今后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但是，袁殊的新生活始终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与过去的历史彻底隔断。
虽然改了名字，但熟悉袁殊的人并不少，不知内情的人总觉得袁殊是个“投机分子”。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袁殊总免不了遇到一些文化界熟人。1954年，身穿解放军军服的袁殊在前门附近与老熟人聂绀弩不期而遇，袁殊热情地打招呼，不想聂绀弩却投来鄙视的眼光，冷冷地说：“你现在又穿上这身服装了？”面对类似的异样目光，袁殊无法解释。多年后，还有人以袁殊一米五多一点的身高和熟练的日语污蔑他，“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
1955年，更大的打击降临。潘汉年于这年4月3日蒙冤被捕，作为潘汉年得力助手的袁殊也于4月5日被逮捕。之后，便是20多年的牢狱之灾、劳动改造和上诉。
直到袁殊获得平反后，还有不了解内情的人认为他是“汉奸”。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开始准备写潘汉年传记，为了收集资料，他在1987年3月7日采访了晚年的袁殊。谭元亨告诉记者，当时找到袁殊颇不容易，很少人知道袁殊已平反，不愿告诉他袁殊的住址，有人甚至根本不愿意提起袁殊这个名字。直至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谭元亨才得到确认，当年是潘汉年让袁殊主动打入日伪机关。楼适夷还帮他找到了袁殊。
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偶尔也有“诉苦”。解放后有一次在大连遇到丁玲等一批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人，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的回答是：“我们了解你。”
更多时候，他都沉默着。晚年回忆起在前门偶遇聂绀弩的往事，他只是淡淡地对曾龙说：“我不怪绀弩，他不了解我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复杂性质。”
“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这是袁殊于1971年在秦城监狱写下的诗句。
1982年8月29日，潘汉年获得平反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对袁殊案也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了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改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一切都成了历史，经过向组织申请，袁殊恢复使用他的原名，他说：“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谭元亨至今记得，他去拜访袁殊时，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言语不清，行动不便，但袁殊仍坚持翻箱倒柜找出平反的文件给他看。谭元亨说：“平反文件只有一页纸，有点皱，他显然很执着于这一点，生怕别人不相信他已经平反了……”很多年后，谭元亨才想明白袁殊心中的执着，那是经历特殊年代风风雨雨的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定论。
就在谭元亨拜访袁殊的同一年11月，袁殊在北京病故。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他的儿子曾虎在发表的挽文中写道：“他死于今年第一场大雪降临之时，当我推着他的遗体穿过庭院去太平间时，风停雪住了，满地白雪、满树银花，在庭院灯辉映下分外肃穆……那是1987年11月26日清晨，一个新的黎明正在降临。”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曾龙《我的父亲袁殊》一书，特此感谢！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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