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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战国楚墓篇一:荆门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道德经》和现在传世的《道德经》竟然不一样，你认为哪个正确？
关于《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老子》，是最初由老子撰写的，后经过辗转传抄刻印，被学者修改编纂的一篇类韵文体思想学说。
有人统计，清代之前《道德经》版本有一百零三种之多。迄今为止，《道德经》的校订本已达三千多种。《道德经》出现的版本问题，是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甲乙两本帛书《老子》，当是西汉初年的版本，《德经》在《道经》之前。现在可见的最早版本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版本最为原始、古朴，可惜只是《道德经》的部分章节。历史上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汉代河上公注本和曹魏王弼注本。其他重要的版本还有西汉严遵注本、唐代傅奕校古本、唐代刻《道德经》石幢等。
王弼版《老子》流传下来，成为比较普遍使用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也有疏漏错误，但这个版本不失为一个好蓝本。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竹简《老子》是“地下资源”，是本不流传东西，它未能流传下来自然有未流传的原因。以考据、训诂为基础的校堪工作虽然可以以帛书《老子》、郭店竹简《老子》为重要参考，但不能把它们作为绝对的依据，因为它们本身也不是“正版”，它们还有自相矛盾的问题。
通行本留传至今，自有它留传下来的道理；各其他版本留传也一定有各自的出处。可以这样说，别说是今天，即使是战国时期，要想找到老子的原文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道德经》原著是老子，但今天我们看到的《道德经》是经过老子以后许多人士修改润色过，甚至经过伪道家后学刻意篡改过的。如果说现今留传的《道德经》与《老子》原文“面目全非”有些过了，但经过刻意润色篡改是不会少的，伪道家后学对老子的篡改痕迹已被许多学者指谪。
可以设想，按《史记》所说，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的时间，与孔子逝世的时间不会相差很多。因为按世所传，老子长于孔子，这个“莫知其所终”是判定老子著《道德经》的临界点，即《道德经》原始本产生于此时。即便此时开始传抄，这个辗转过程是在战国初期进行的。传抄过程中，一定有学者进行了点评。庄子得到的《道德经》本应该是比较原始的传抄本。他得到的本子是否经过点评，他是否也进行过点评加工，已然难知。当时还没有纸张，所有传抄本不是简书便是帛书，但帛书抄写麻烦，代价昂贵。《道德经》中的“回还”问题就有可能是早期的点评之语被当作为正文而形成的。诸如反复出现的“故为天下贵”“故去彼取此”类语言和带有“故”“是以”等字眼的部分内容。有些自相矛盾的内容也可能是错误理解的点评造成的。所以以“千字”来论的“五千余言”之“余”，即便去掉重复的内容，居然超过二百多字。
然而，《道德经》中的许多成语可谓非常经典，已经传世，即使非老子原创，要想“订正”已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读《道德经》只是把它看作一部著作，把它看作宣扬一种思想的著作，至于是否是《老子》原貌，已经变得不十分重要。鉴于此，我主张称其为《道德经》，而不称《老子》。原本《老子》问世之际正处于汉字发展演变最剧烈的时期，汉字呈多样性与不稳定的态势。诸侯国的割据必然造成汉字的多样性，诸侯国的交往又必然使汉字遵循大致的规律，不至于偏离轨道，从而约定俗成——我们似乎可以从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中看到一些痕迹。
传世的《道德经》一些文字合于古韵，但不是所有文字都押韵；一些句式整齐划一，但也有散句；押韵和整齐的句式可能是老子以后的文人雕琢而形成。对偶、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段的运用也增强了《道德经》的可读性，艺术的加工使它更像“经”了，所以称它为类韵文体。
去掉标点、章号的《道德经》只有五千二百多字，本来只是一篇纯议论的文章。文章是写给统治阶层的。它围绕“论道”来阐释思想主张，中心主张是“为无为”。一篇思想学说文章被展开后就形成了一部思想学说著作。它流传下来，就确定了老子思想家、哲学家的地位。
荆门战国楚墓篇二:荆门：中国最早的古籍
楚简
2008－2010年国务院曾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有12267部入选（分别为2392部、6870部、3005部）。古籍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之前的书籍。古籍载体包括竹简、帛书、石刻及纸本四种。其中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计13种古籍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成为荆门博物馆馆藏之宝。
荆门郭店1号楚墓位于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今属沙洋县纪山镇），地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山楚墓群中，在楚故都郢（俗称纪南城）北约9公里。1993年10月，荆门市博物馆对盗掘的郭店1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郭店一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看似不起眼，有一棺一椁，椁室内除棺室外，还有边箱、头箱，随葬品主要集中在边箱、头箱，在头箱发现了因编线腐朽而散乱无序的竹简，大部分完好，少量残断。成为，还遗存有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飞漆耳杯、漆奁等文物。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公元前300年左右）。郭店楚筒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
这批竹简共804枚1.3万字（有字简726枚）。虽然竹简的形制不尽一致，但抄写同一篇作品所用的竹简长度、形状、上下契口的间距都相同。竹书由典型的楚国文字书写，其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这批竹书的抄写格式分上下两栏，并且插入了校正补抄文字，这些都不同以往出土的楚简。此后，荆州博物馆的方北松用他自行研制的方法，将竹简一一复原，一如其原来的样貌。此后的4年时间，古文字学家彭浩对竹简进行全面的文字识别，把散落和次序混乱的竹简重新排序，并进行了注释。这批竹书包含多种古籍，为先秦儒道两家典籍与前所未见的古佚书。因为出土时已散乱、残损，虽然已无法完全恢复简册原貌，但依据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进行了分篇编联后，整理出十八篇著作，编为《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儒家典籍有11种14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注：以上篇名，除老子、缁衣、五行外，皆系整理者代拟)。除《老子》、《缁衣》、《五行》和《穷达以时》部分内容见于世传文献外，其他十余种著作，今人皆所未见，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学者们由此断定，郭店楚简的问世“必将导致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的重新改写”。
道家学派的两篇分别是《老子》和《太一生水》。根据简长不同，简本《老子》可分为甲、乙、丙三组。简本《老子》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不分德经和道经，而且章次与今本也不相对应。简本现存２０４６字，约为今本的五分之二。《太一生水》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佚文。有学者论证“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该文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
儒家著作据李学勤的划分主要有两组：一组包括《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另一组有《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两篇。此外尚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虽然带有儒家色彩，但专讲禅让，疑与苏代、厝毛寿之流纵横家有关。
此外，四组《语丛》为百家之说的汇编，应该是用于教学的（也有学者将《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划于儒家学说部分，《语丛四》划于道家学说部分）。
根据墓葬的型制和随葬器物的纹样等证据，墓主属士级贵族，这从墓中殉葬耳杯上刻有“东宫之X”的文字让史学家们作出了如下推测，残缺之字应为“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或称“东宫之杯”说明此杯出自东宫工师之手。甚至有专家根据遗骨姿势认定墓主就是抱石投水而死的屈原。今天，竹简主人依然是个谜。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先秦战国古籍几乎毁于一旦，今天所见大部分先秦战国古籍，并不是先秦直接传下来，而是由汉代儒生整理后传诸后世的。郭店楚简由于深埋地下，躲过了这一劫难。它的出土，还原了2000多年前楚人生活多姿多彩的情景，因此，郭店楚简被专家称为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现存最早的原装书。
附：荆门市博物馆馆藏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１.穷达以时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２.缁衣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３.鲁穆公问子思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４.五行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５.成之闻之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６.语丛一、二、三、四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７.六德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８.性自命出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９.尊德义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10.唐虞之道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11.忠信之道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12.太一生水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13.老子（甲、乙、丙） 战国 竹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
相关链接
荆门市博物馆位于荆门市象山大道19号。是一座集文物考古、文物收藏和文物陈列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内主要建筑有文物陈列主体楼和文物精品馆。文物陈列主体楼为仿古建筑，占地面积11340平方米，陈列面积3000余平方米。博物馆藏品总数量共三千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6件(套)。陈列大楼内设四个展厅，一、二展厅为“包山楚墓”的专题展览，其内容为象征身份的青铜礼器，精致的漆木器、兵器、车马器、陶器及生活起居用品。三展厅为“馆藏历史文物”的固定展览，代表性的器物有越王州勾剑、关公大刀、历代铁币、汉代铜镜等。四展厅是流动性展厅。馆内现有《包山楚墓专题陈列》、《精品文物展》、《战国女尸及郭店楚简展览》。
包山楚墓专题陈列
展示了当时楚国贵族阶级的礼乐制度及奢华生活，同时反映了劳动人民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中有先秦之最的“迎宾出行图”，中国最早的折叠床，最精致的“龙凤彩棺”以及装饰精美的楚国礼器“错金银铜尊”等，这些都是荆门楚文化的杰出代表。
战国女尸及郭店楚简展览
郭家岗战国女尸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好的湿尸，墓葬出土的丝绸则是楚国的又一“丝绸宝库”；郭店楚简是世界上最早的原装书，其内容大都为先秦佚籍。郭店楚简是迄今我国一次性出土数量最多、保存最好、内容最齐的一批竹简，其内容大都为先秦佚籍，它的出土改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简上字体典雅，堪称古代书法艺术精品。
精品文物展
展示了荆门60余件精品文物的丰富内涵。其中有五千年前龙王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的精美玉器、战国时期锋利无比的“越王州勾剑”、三国时期的先进兵器“连发弩机”、唐宋时期色彩艳丽的三彩陶枕“卧女荷叶三彩枕”等。曾复制展出了十件中国第一的文物。即中国最早的漆绘人物画－《迎宾·出行图》漆奁；中国最大的木桶－持剑大木偶；中国最早的折叠床－包山木折叠床；中国最早最精致的彩绘镜；中国独有的剑格上铸鸟篆纹越王剑－越王州勾铜剑；中国先秦独有的鸳鸯杯－凤驼双联杯；中国最大的虎座飞凤－包山虎座凤鸟；中国最为精致的楚国礼器－错金银铜尊。中国早期最华丽的铜灯－鎏金人擎铜灯。
规划中的荆门市博物馆拟在掇刀区的城南新区押碑堰（现市体育运动公园南）修建新馆。项目建设占地约100亩（230×290米），主体建筑——楚简馆，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高约30米。其它配套建筑文物中心库房、综合办公楼、考古科研楼等建筑面积共1万平方米，高10—12米。
荆门战国楚墓篇三:荆门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道德经》和传世的《道德经》出入较大，哪个更正确？
问题不能这么问。因为「正确」是不存在的。
一、版本流变
《道德经》的传世本，比如河上公本和王弼本，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代编校者不断改善，自然早非本来面目，有较多后代修改的痕迹。楚简本和帛书本由于未经流传，所以较多保留了古代面目。这些版本肯定是不同的。
最明显的就是分章和标题。楚简本没有分篇和分章。帛书乙本分了「道」篇和「德」篇。帛书甲本有一部分有明显的分章符号，但没有自始至终的分章。严遵本分七十二章，取每篇首句为篇名。但严遵本没有流传，对后世分章及标题没有影响。傅奕本分八十一章。唐玄宗注本分七十八章，取首句为题。今传河上公本则八十一章皆为整齐之二字标题。后代编校者有意将《道德经》文本编排的体例一致，更整齐。
较之古本，传世本《道德经》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句式更简洁整齐。主要时删减虚词来达到这个效果。比如《道德经》首章，帛书本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传世本中「也」字全部被删。再比如帛书本六十一章作「为其静也，故宜为下也」。传世本作「以静为下」。「其」「故」「也」等虚词全部删去。
当然，这也是有例外的。五十四章，楚简本和帛书本皆作「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河上公本和王弼本皆作「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这又是添了虚词以使句式整齐了。
这样的语言形式上的改变，只使得几个版本的句式有所不同，其意思还是一样的。但也有改变的意思的部分。
比如六十七章，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都作「天下皆谓我大」。唯王弼本作「天下皆谓我道大」。添了一个「道」字，这个意思就有所不同了。而六十二章王弼本与河上公本作「道者万物之奥……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何？」而在帛书本中，是没有后面两个「道」的。
这好像是后世为了强调老子的「道」的概念而作的一些修改。喜欢用「道」来替换其他字，使「道」的出现越来越多。这种从前往后的改变，看上去是一种线性的演变。然而却不是。十五章，楚简本、王弼本和河上公本云「古之善为士者」，帛书本和傅奕本却作「古之善为道者」。按照正常的推论，王弼本与河上公本并没有用「道」字，反而和楚简本一样用了「士」字。
无论是王弼本六十七章与他本皆不同，还是十五章王弼本与河上公本没有用「道」字。这些都说明，《道德经》的编校者对《道德经》的修改，虽然总体上体现了某种趋同，但这种趋同并不是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的。它们总会受到编校者自身理解与意志的影响，而形成某个版本独有的特性。
总体来说，从楚简本、帛书本、傅奕本到王弼本，河上公本，于老子思想而言，小处略有差异，大处无甚差别。而对研究《老子》思想而言，任何一个版本都是不能被忽视的。这就要诸家合参而有所舍从了。
二、「正确的版本」与「理想的版本」
上述所云王弼本，河上公本等，只就其底本而言。但同一个底本，经不同学者编校注解，其文字内容也会不一样，也会和底本不一样。比如「王弼本」，楼宇烈的王弼本和陈鼓应的王弼本就不一样。因为他们都会根据各自的理解和所掌握的材料，对「王弼本」进行修正，而呈现出一个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道德经》文本。这和古人对《道德经》的修改是有类似之处的。
为什么历代学者都要对原有文本进行修正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如题主所言的一样，是要尽可能还原一个「正确」的版本，也即《老子》的原貌。而很多编校者都会根据「通顺合理」这一条规则来判定《老子》原貌。如高明《老子帛书校注》云「依此则文敞义顺，从而可见帛书乙本确实反映了《老子》本义。」古棣《老子校诂》云：「兹酌采其说，参以己意，校正如上。校正后，文从字顺，义理条贯，合辙押韵，似为《老子》原貌。」他们都以文从字顺，义理条贯，这种理想状态就是《老子》的本来面目。在这些学者看来，古本原貌就应该是通顺合理的，通顺合理的，就是古本原貌。但根据刘笑敢先生的研究，事实并非如此。古本往往不是通顺合理的，反而后人加工的各种通顺合理，去古本甚远。
当人们以某种字句更「合理」，更「好」，或者某句「应该」如何作为修订文本的理由时，这其实最终指向的，是一个《老子》的「理想文本」。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编校者对《老子》文句的改动，其目的是尽可能呈现古本原貌呢，还是想要整理出一个「理想文本」呢？虽然很多学者往往认为理想的就是原貌的，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方向在很多时候是冲突的。当然，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各自有坚持者。
无论是恢复古本原貌还是弄出理想文本。都是不可能有最终的正确答案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编校者，他们所整理的文本，都是不同的。各种不同整理本的《道德经》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正确」就和「理想」一样，是人们的追求，但它本身不存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道德经》就成了有一个可以随意解说的东西，历代学者对《老子》的基本文句和基本观念还是有共同理解的。分歧是建立在共同理解之上的。什么是学术分歧，什么是基础性的错误。这是不会被弄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