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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解冻文学]名词解释：解冻文学
“在苏俄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变不成一只鬈毛狗。”-----------布尔加科夫
俄罗斯文学专用名词：解冻文学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了清算斯大林的政治运动，意识形态的管理相对放松，出现了比较自由化的倾向，正是此时爱伦堡推出了《解冻》一书，由《解冻》便具有了文学自由的象征意义。而恰恰是爱伦堡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章。
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读者也有一些影响。俄罗斯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如：冈察洛夫的凝重、屠格涅夫的抒情、果戈理的犀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邃，直至托尔斯泰的恢弘和契诃夫的含蓄，无不显示出俄罗斯民族文学独具的对斯拉夫人震撼的艺术魅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作家这样谈到自己创作的特色：“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是啊，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至今世上无人敢与之比肩，特别是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的内心分析，无情的剖析了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病态心理，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是当时岌岌可危的俄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投影的阴霾和精神上的悲苦的双重折磨。
篇二:[解冻文学]陈国兵：历史教学中的叙述——以新课程人民版历史教科书的使用为例
[关键词]历史教学，教材，课堂叙述[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1－0017－03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知识信息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历史教材，二是教师的叙述。过去，许多教师把教学过程简单化，把自己的叙述与教材完全等同起来，我们称之为“照本宣科”。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得历史课堂索然无味，严重扼杀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其实，课堂教学中，教师的叙述是最为灵动的部分，虽然受到教科书的影响，但与教科书有着严格的区别。由于个人创作的存在，又受知识控制能力和意趣的影响，不同教师的叙述所产生的教育效果迥异。目前，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科书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专题体例和模块教学所带来的知识点分散、残缺、重复等问题给教师的课堂叙述带来了新的问题。因此，怎样优化课堂叙述，把历史知识转化为学生的智慧和情感便成为新课程改革中的重要话题。本文结合人民版教科书的使用实例，谈谈自己的一些课改体会。
一、构建合理的叙述框架
影响教学效果最为直接的因素是教师叙述的框架。框架合理，听者的思路就明确，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就高，互动的情绪就浓。因此，教师要想获得较好的叙述效果，首先必须在构建叙述框架上多做文章。 教科书知识框架很容易左右教师的思维，因为教科书在编者手中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以后，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学生思维的共性和课堂教学的共性。不过，教师在构建课堂叙述框架时，不能采用与教科书完全一致的叙述结构。一是不同意趣的教师和不同层次的学生构成了千差万别的教学环境，教科书很难完全适应课堂教学的需求；二是教师有着与教科书不同层次的教育追求。在教科书中，编者的追求主要在于知识层面，而教师主要在于引领学生去探讨知识的内部规律，关照学生的情绪认同，叙述中存在明确的能力培养和情感教育的目标。在知识之外，还有思想和情绪化的东西。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课堂叙述结构必须重新构建。 以人民版必修二“伟大的历史转折”一课为例，教科书叙述的框架是：
这种叙述满足于对知识的平面介绍，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点地位和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并未过多地考虑学生思维的顺序和情感历程。我们对叙述结构的设计就要注意创设学生思维的兴趣点，找到能激起学生心理巨大反差的东西，激发学生主动求知的热情。我设计的叙述结构是这样的：
其中，农村经济生活的巨变能造成学生心灵的强烈碰撞，是学生思维兴趣的切入口。师生的互动就在“70到80年代，农村的经济生活有什么不同？”“导致这种不同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这种不同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除了农村，我国的经济巨大变迁还体现在哪里？”“在这些不同中，变化的难道只是政策和生活的方式？”一系列问题中逐层深入。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结构能促使学生的思维在惯性中继续延伸下去。学生得到的就不只是“政策富民”的浅层次认识，还会意识到观念的变迁才是这场世纪变革中最重要的成就。 在对教材知识进行整合，形成课堂叙述结构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对教科书的某些叙述产生困惑。例如，人民版必修二的“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这个专题中，教材的宏观结构是要说明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特征。其中“欧洲的联合”和“发展的亚太”介绍的都是经济区域化的典型事例，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则是举例说明全球化的表现和影响。令人困惑的是，致力于本地区经济合作、增强地区竞争力的“非洲一体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区域化特征，而教科书却将其放在经济全球化中进行叙述。这种结构对学生深刻理解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特征，了解其相互关系较为不利。因此，在形成课堂叙述框架时，教师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为科学地阐述这部分知识，我的做法是：
脉络清晰，便于学生掌握。
二、形成严谨的叙述过程
影响叙述效果的重要因素还有叙述的过程。除了语言的生动性和启发性外，概念的使用、主题的突出和说法的一致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首先要注意使用正确的历史概念。在新课程历史教科书中，经济史、文化史内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充，新的历史资料层出不穷，即便是政治史部分，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和某些概念的新说法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教师在概念使用的过程中一般会尊重教科书的叙述，不过，由于实验教科书的编纂尚处于开发和试验阶段，有些概念的运用还比较含糊。因此，我们在使用中就要注重比较和研究，务求使用科学的概念和正确的阐述。例如，“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反传统的文学流派，诸如“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等。“解冻文学”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出现的一种以追求爱情和幸福为主旋律的文学新潮。两种潮流从关系上讲不是相互包含的关系。人民版教科书第142页在介绍“后现代主义文学”时，将“解冻文学”包含其中。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巧妙地避开这一细节，在叙述时突出介绍教科书第143页关于“解冻文学”的一段论述，以便学生对两者的关系形成科学的认识。再如，关于同盟会的纲领，人民版必修三第44页表述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第58页则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教学过程中，采用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教师无法回避。其实，我们在课堂叙述中要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种说法。理由之一是人民版必修一第48页《同盟会党员证》图片中同盟会的宗旨就是这种说法，理由之二是孙中山先生在世期间曾经手书过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也是这种说法。 其次要注意突出鲜明的叙述主题。突出和围绕主题的叙述才能给人启发。在专题史教学中，专题色彩是不能忽视和含糊的。同样讲述欧盟的问题，政治专题突出的是欧洲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经济专题则强调欧洲为了增强经济竞争力而进行的联合，强调作为经济区域化的典型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新课程历史教科书的某些叙述还存在主题不够鲜明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叙述中注意突出主题。拿新课程教材必修三来说，思想的演变和影响是叙述的线索，但是由于许多思想的变化是从政治事件的发展中体现出来的，所以稍不留神，就容易造成将思想发展的叙述偏倚到政治活动上去，造成理解的困惑。比如，在近代中国社会，戊戌维新是政治事件，而维新思想的出现和传播则是思想上的巨大进步；辛亥革命是政治事件，民族共和的思想传播则是思想上的先进潮流。在人民版教科书中，标题用的是“维新变法”和“走向共和”，是政治色彩很强的词语，课文内容也没有很好地突出思想进步的主题。因此，在讲授这部分知识时，教师的叙述就要尽力地将学生的思维引导到正确的中心上来。 再者是要保持说法的前后统一。既然是课堂教学，同一个老师对同一问题的表述要做到前后统一。否则，自相矛盾或首尾不能自顾的现象必然会造成学生的无所适从，使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关于秦灭六国的顺序，人民版必修一第8页表述为“公元前230年，秦军攻破韩国，俘虏了韩王安。此后十年间，秦国连年用兵，先后攻灭赵、燕、魏、楚、齐等国，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完成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在人民版选修《历史上重大改革的回眸》第21页《秦灭六国示意图》中所标注的攻灭六国的次序为韩、赵、魏、楚、燕、齐。这里，教师就面临一个统一说法的问题。至于燕的灭亡，前一种说法可能依据公元前226年，燕的都城蓟被秦国攻破；后一种说法依据的是燕国国都被破后，燕王喜迁都到辽东，虽说是苟延残喘，但政权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222年，秦国在辽东灭燕政权的残余势力，燕国才算正式灭亡。两种说法各有道理，大多采用后一说法。
三、渗透科学的人文精神
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强调较多的是教育价值观的转变。其中，对人文素养的培养是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鉴于此，教师在课堂叙述过程中就要始终注意对人文精神的科学渗透。 在必修一“伟大的抗日战争”一课的教学中，有一个问题我曾寻思良久。在“侵华日军的罪行”这一目中有关于日寇扶植汉奸政权的内容。书中的叙述是一句话、一张表，角度是日军的侵华罪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汉奸政权的叙述，我们能不能这样做？这里的问题是我们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情感。汉奸政权的形成是日本野蛮侵略政策的结果，叙述中要渗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恨。在民族危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各种政治势力明显分化。当中华民族各个阶层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中来的时候，汉奸群丑招摇过市、摇尾乞怜、助纣为虐，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与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相比，这种罪恶的行径和丑恶的灵魂更应该鞭挞。因此，在对这一部分进行叙述的过程中我确立了两个情感培养目标，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一是正确的是非观和民族观。为了便于渗透这种价值观念，叙述汉奸政权的角度我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对于“一国两制”的叙述，教科书的重心是制度的含义和形成过程，为了能够达到课程标准中“认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一目的，就要帮助学生确立“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至高无上的利益”的历史意识。为此，在课堂叙述中就需要刻画一些细节。例如，在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谈判中，关于主权和治权的问题争论很激烈，邓小平坚决否决了英方用主权换治权的提议。在教学过程中，我就抓住这个细节做足文章，极力渲染了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情感氛围。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应该有独到的思想和特色化的语言。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就是要有特色化的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堂好课首先就是一次精彩的叙述。《三国》，说得人不少，说到易中天这样程度的人不多。其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取决于易中天叙述的魅力。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下，我们要把教学研究的精力花一部分在自己身上，打造出学生喜闻乐见的叙述模式，提高自己的课堂效率。唯其如此，我们的历史教学才有希望。
篇三:[解冻文学]走近巴金故居 浙江日报
走近巴金故居
从维熙
不知为什么，我朝圣于巴金三层小楼的故居时，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这不是因为我年近八旬腿脚乏力，而是巴老的每间书房和卧室，都牵动了我的中枢神经。昔日只是从文史资料中知道巴金精通多种外语，没有亲眼目睹过其翻译成果，此行满足了我的愿望。在故居二楼的书架上，陈列着巴金英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的译文著作……我精心数了数，译著多达二十余册。一生写下多部文学巨著的中国文学骄子，又能与世界文学沟通，对我心灵是个极大的震撼。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以及下一代作家，最为欠缺的一笔。
走进巴金的家庭卧室，一股悲悯之情如决堤之水，淹没了我的心田。其中，特别触动我的是侧室内巴金夫人萧珊的那张木床，床架虽因年久已然褪色，但在我眼里，它犹如一座挚爱的圣殿。文革中在巴老承受批斗的日子，萧珊不仅给予巴老百般安抚，并给巴老点燃生存下去的火光。可惜的是，巴老这位贤惠的妻子，在1972年就告别了人世。
走出巴金的居室和书房，想到院子里舒缓一下悲恸心情。但一件更加牵动我思绪的景物，让我顿时忘乎所以——那就是在碧绿草坪上的一棵白玉兰树。时至初冬，叶片虽已枯黄，但正是这棵情缘之树，把我的心和巴老晚年不屈的承担精神，紧紧地连在一起：当时，在文革暗夜尚未结束，中国的命运在前进或倒退的搏斗之际，浪迹山西非人非鬼的我（当时为右派平反的文件还没有下达），以真实生活为镜，挥笔写出一篇描写文革浩劫年代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并斗胆将其寄往上海的《收获》。
说心里话，当时我并没有发表的奢望。因为中国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如《红岩》等，都是写国民党残杀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还没有一篇是写新中国的监狱，在文革中血色杀戮的文学样本。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我于1978年底回京探亲时，母亲交给我一封《收获》的来信，告之我小说将于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我无法详述当时内心的冲动，而是让我儿子从众买来一瓶“二锅头”，以难得一醉的无声，覆盖内心翻江倒海的思绪。事后得知，敢于拍板将其发表问世的就是巴金老人。
记得当时此作曾给《收获》带来不少麻烦：北京有人说此作是苏联“解冻文学”的中国版。有人给《文艺报》写信，说此作恶攻了文化大革命。可想而知，《收获》的编辑人员和主持刊物的巴老，为此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思中国历史和具有人文良知的国人越来越多，因而《文艺报》拿出两期的篇幅专门研讨此作时，赞美小说之声渐渐超过讨伐该作之声。后来在《文艺报》举行小说评奖时，《大墙下的红玉兰》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小说的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记得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作代会上，我曾到巴老下榻的新侨饭店，去看望巴金老人，以表达内心深处的谢意。巴老话虽不多，但是有几句话让我铭记至今。老人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因为这不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你不是挖过煤吗，就像你开矿时那样，深挖你独特的生活矿藏。”因为当天来探望巴老的人很多，我向老人表达了真挚谢意，并承诺记住了老人叮嘱之后，便与在巴老房间内相遇的《文艺报》的吴泰昌一块离开。
这是巴金院子中那棵白玉兰树，勾起我的第一个遥远的历史记忆。第二个记忆，则更加突显了巴金不跟风、不媚俗的高尚品格。1981年，我描写苦难生活人性曲线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编辑读后虽然感动得给我打来电话连声喝彩，但是到了该刊的主编手里，却遭到了全面的封杀。据事后这位编辑著文回忆，该刊主编是从题材到故事全盘否定，并让他转告我一句刺痛我心脉的话：“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此话如何解读？尽管如此，我还是冷静地把小说重新自读了一遍。当我确认那位主编之言绝对误谬之后，才决定为此篇小说另找“婆家”。
好像是天意。没过两天，我在家里接到了巴老女儿李小林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陪同巴老刚从法国参加国际笔会归来，路过北京下榻于阜城外的燕京饭店，并询问我有没有新作。当晚，我即去巴老的住处探视巴老和小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对我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已无从记忆，但没有忘记的是将新作《远去的白帆》遭到封杀一事，告诉了巴老。该刊主编规劝我“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我难以接受该刊主编的文学观，认为其说违背文学反映生活真实之根本。当时，巴老只是笑了笑，并没询问我是哪位主编，只是问我是否把小说带来了？我把长约六万字的手稿拿出来交给了小林。巴老和小林飞回上海后，小林在电话中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当夜匆匆翻看了我的小说，其结论是， 小说不仅展示了历史的严酷，更展现了底层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决定明年年初发表此作。我在电话中对小林说：“五六万字的小说，让老人审读我心非常不安。如果没有《收获》的人文关爱，这只‘帆’也许下不了文海，就死在码头了，请代我向巴老的人文良知致敬！”
此作在1982年《收获》第一期发表了出来。到了年底，进行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额的选票，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这是我与《收获》的又一次文学链接。因而我无法忘却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巴老对我文学生命的厚爱。
我把巴老的《真话集》摆在我的书斋里。真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真话集》的后记中，我听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语，他引证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了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中的故事，来彰显文学求真的诉求：“在群臣皆说‘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高声喊出真理：‘他什么衣服也没穿！’”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则童话，留给人世的一则醒世箴言。试想，巴老有这样的气魄和认知，自然吸引了众多作者的眼球并成为作家们追求的一道奇丽风景，难怪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力作，陆续在《收获》上展现他们的文采呢！其中如陆文夫、邓友梅、张贤亮、张一弓……以及后起之秀的谌容、莫言、梁晓声、张抗抗、冯骥才、叶兆言、路遥、苏童、余华、格非等人的力作，接连在《收获》上刊出，让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收获》，成了文学星空中耀眼的星中北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