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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绥新女儿现状篇(1):与慕绥新妻子平晓芳面对面
情殇——与慕绥新妻子平晓芳面对面
情殇——与慕绥新妻子平晓芳面对面
这是一个懵懂掉进腐败圈里的女人，谁都想知道她的底细。有人说她很有教养，有人说她在案件查处中非常配合，有人说她对慕绥新恩爱有加。更多的人则按照自己的思维去猜度，她漂亮吗？爱财吗？有本事吗？也打着慕绥新的旗号受贿了吗？请看——
２０世纪末，在辽宁省沈阳市发生了一起惊动了党中央的腐败大案。在一年多来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权与法的较量异常激烈。这起案件被称之为“慕马大案”。
后来，人们看到正副市长、１６个一把手被绳之以法。人们最关注的被判死缓的原市长慕绥新还没等投监，就因肺癌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２日在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病逝。而这起大案幕后的一个女人——慕绥新的妻子平晓芳，却一直鲜为人知。
慕绥新去世后，平晓芳闭门不出，她以为时间一久，一切都会被人们淡忘。但是，恰恰相反，人们并没有因为慕绥新的去世忘记这个前市长。
平晓芳没想到慕绥新仍然那么受关注，但她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决不喜怒于色。这个外柔内刚的女人不希望有人认出她来，她要像以前一样，凭自己的能力继续走完孤独的生命旅程。几经磨难，前夫离开她时带走了他们惟一的儿子，后夫撒手人寰又带走了她全部的爱，她封闭了所有的情感，只剩下属于自己的坚强。
折翅的鸟儿
我第一次见到平晓芳是在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８日。当时她因丈夫慕绥新案被“双规”。我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那种蓬头垢面、无精打采的女人，她看上去是一个干净、美丽、有气质又有些瘦弱的女孩，一点也不像３４岁。当我们的摄像师录像机镜头对准她时，她尽量保持镇静，像电视节目的播音员，标准的普通话，很礼貌，也很小心——她的确做过五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很有镜头感。
我们的对话并不投机，对我的提问，她总是所答非所问。
“你和慕绥新是夫妻，作为市长夫人，你对他平时收受礼金的行为怎么看呢？”
“和慕绥新结婚快两年了，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也耳闻目睹了他的工作热情和对事业的执著。在我眼里，我丈夫是个很完美的人”。
“我是问，你对他收受礼金的行为怎么看。”我又强调了一遍。
“那是正常的礼金走动啊，哪个干部不是这样？”就是顶牛的话也被她说得很柔软。
“正常的礼金走动？收受的礼金超出你们工资的上千倍，你也觉得正常？对额外的收入你不认为他这是受贿行为吗？”
“受贿行为不是人家给你钱你给人家办事吗？绥新从来不会因为人家给钱就办事，不给钱就不办事，他主观上没有权钱交易这个概念，都是朋友节假日来看他带的礼金，又没求他办事，怎么算受贿？”
她很无辜地说：“我和绥新虽然都是党员，平时都是守法的公民，但是平时没注意深入学习法律知识，况且他是在给党的工作中犯下的错误，错了还不允许改吗？”
“你还认为这仅仅是错误？慕绥新已经犯收受贿赂罪了，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我提醒她。
她的眼圈儿一下就红了：“你们不能原谅他吗？他这一辈子废寝忘食，为党做了多少工作啊！再说，他现在已经是肺癌晚期，还能活多久？要判多少年就判我吧，我愿意替他顶罪。”我感叹于这个水做的女人心，惊奇于她对法律的无知，这样体现爱情至上岂不可悲、荒唐？
她说自己很久没看到丈夫了，十分挂念他，不知他的情况怎样？病情是否又发展了？化疗没？用什么药？吃得好吗？能否挺得住每天的审案取证谈话？案子结束后，还能看到活着的丈夫吗？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起身要走。她对我说：“这些日子心里很闷，有好多话不知向谁说。今天我很高兴认识你，让你费那么多时间听我说烦心事。一个人的时候有些事情总是想不开，就乱写。你看，这就是我的感受。”我接过她递来的那张纸，像是一篇散文，潦草的字迹反映出她凌乱的思绪和对慕绥新的牵挂：
每天，每天我都在数天上的星星，可是我数也数不清／每天我都为你祈祷，祈祷着我们的未来／每天我都在哼唱一首歌，是我为你写的那首歌／一天又一天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重逢的那一天／忘掉过去的每一天，畅想未来的每一天……
柔美的诗意里看不到坚强的表白，我相信，这样传到慕绥新那里，一定会让他为心爱的女人心碎。她突然问我：“那你能看到绥新吗？如果见到他，你就说看到我了，我很好，你一定代我问候他。”说着，眼圈儿又红了。
心灵挣扎
其实，平晓芳在和我见面之前，几经生死考验。案发当初，平晓芳和慕绥新对自己收受礼金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没当回事，什么受贿犯罪？顶多是不正之风。他们原地不动，在这场即将刮起的廉政风暴前一副坦然的样子。随着案件的深入查处，二人被分别“两规”，开始当然都想不通。现在社会就这个风气，谁不请客送礼，到我们头上怎么就算事儿了？标杆立错了，思维就走进死胡同。
慕绥新开始说死不讲，后来他又替平晓芳担心。自己在北京医院动手术时，她帮着料理过探访人的礼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会不会算她共同受贿？慕绥新为自己的事把妻子卷进来感到无比内疚。小鸟依人、温柔体贴的爱妻啊，她柔弱的肩膀在这起惊天的大案中能扛得住吗？他没有机会见到她，自身难保，更没有了保护妻子的能力，可是他从心里做了准备，平晓芳怎样做都是对的，他都会听她的。他曾对记者说：“我很担心我的爱人，跟我结婚两年就跟我受罪，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我对不起她。”可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补偿，只有为她担心的份儿。
如果说慕绥新在事业上曾经是一个成功人物，那么他在婚姻上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的初恋并不如意，在没有选择的年代，他对痴心的女友贾桂娥想甩没有甩掉，但是不能不承认，成婚后仍然有一段生儿育女很平静的夫妻生活。后来，是腐败把这世上的许多人卷入权力和欲望的旋涡，金钱离间了夫妻，淡化了人性，庸俗了爱情，生疏了亲情，毁灭了家庭。慕绥新渴望找到一个真正能理解他又绝不能像贾桂娥那样张狂的女人，他敢说，结识平晓芳的快乐绝不亚于他为官的快乐，她是他精神的伊甸园，疲惫后歇息的幸福港湾。他一直认为，就是他被法办了，在家庭方面，也都是前妻的错，平晓芳是没有过错的。
在长达六天的开庭审理过程中，慕绥新一笔笔地承认着犯罪事实，却始终没有机会诉说他爱情上的苦闷。就在最后一天，他终于憋不住了。在一起贾桂娥借他名义收受巨额股票的犯罪事实上，他竟然不顾法庭纪律，开始从和贾桂娥２０年前的不幸婚姻说起，由于话题离案情中的证据太远，被法官制止了。这时，我看到这个七尺大汉眼里噙满了泪花，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连法官的下一句提问，回答也迟钝起来。腐败这杯苦酒只有他自己喝下去。
平晓芳被“两规”前，从没受过这么大委屈，从没见过这种阵势，现在却要天天交代问题。
终于有一天，她脑袋里的那根弦绷得太紧，断了。她不想活了，摔碎了洁面霜的玻璃瓶，私自藏起一块，没人时猫在被窝里用玻璃茬割腕，想一死了之，接着又被抢救过来。
后来，办案人考虑到她的情绪，问她给丈夫写封信怎么样？平晓芳顿时就泪如泉涌，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死过一回的人，恢复了理智后就有意想不到的坚强，她终于明白了，眼前只有一条路：勇敢面对现实。那天，她拿起笔，泪就止不住了：
亲爱的老公你好：
提笔给你写信，心里很激动，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一定在配合组织把问题查清楚，你是真正的男子汉，我相信我没有选错人，现在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钱和物并不重要，我要的是你这个人。……现在虽然你不做市长，身患癌症，而且又犯了错误，但是我相信你能够正确对待这一切。我知道你内心深处的痛苦，也知道在你的身边只有我一个人，但是你放心，从我嫁给你的那天起，我就选择了你的生老病死，直到现在，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
你不要总是内疚，觉得你欠我的，这样想有思想负担，对你的病情不利。你什么都不要想，就配合组织好好调查，我等你回家的那一天。
你的老婆 晓芳
慕绥新接到这封由办案组转来的信，激动得不得了，躺在病床上一边看一边数着信上干涸的泪迹，共１８处，他就读了１８遍。他想回信，癌细胞转移到中指，刚手术，手不好使，可他回信的心情已经按捺不住了：
我的爱妻晓芳：
你好！
你的来信已收到，你一定要相信，我还是我，我们的世纪婚姻多么不易，我受苦我无怨，让你受苦我实在是无法原谅自己的。你在信页上留下１８滴泪迹，我怎么能不理解你的一片苦心和爱心呢！
正如你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除了你。亦如法国《她》主编布彼说：“经历过万劫不复的痛苦，仍保持着灵魂深处对梦想的热爱，几乎丧失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却保留着生活的勇气与坚毅的人格。是的，没有人可以打败你——除非你自己倒下。”我现在也是极其富有，因为我终于拥有你。我又想起裴多菲一句话：“拿这个世界来换你，我也不愿意。”
关于对组织的认识，就好像孩子对母亲，有时也玩点小聪明，弄点小计谋，但是当真的要面对母亲的责问时，没有一个诚实的孩子不敞开心窗！
我就是这样，几十年我相信、依赖、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培养，在自己犯了错误时，尤其感受到党关怀的温暖和珍贵！
晓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不言自明的依赖与信任，我相信我们能恩爱并愉快地走下去！
深爱你的绥新
慕绥新是性情中人，他想念妻子，也需要精神安慰，尤其在疾病缠身、接受审查的日子里。他接到妻子的信，总是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回复。
十几封信就这样穿梭往来，每一封信都那么令双方动容。他们从相识到相爱，没写过一封信，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说出来的心声都通过书信表达得淋漓尽致，就像爱的誓言，生死契约。
平晓芳的心情逐渐好起来，她开始给丈夫画漫画，还为丈夫谱写了一首歌，《念你》，这些都成为慕绥新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和饱受病痛折磨时的惟一精神安慰。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爱的结合是很容易的，只要两情相悦。却没想到对爱的考验是如此严酷，包括精神的和肉体的，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两个痛苦的灵魂在炼狱里洗刷、挣扎、寻找，在书信里沟通、启发、鼓励，后来发现出路就摆在眼前：诚实面对一切。他们终于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但是这不等于平晓芳把所有的道理都想通了，在交代问题的过程中，她还有新的疑惑。
究竟错在哪？
在和平晓芳谈话的当天下午，办案人来电话说平晓芳还想见面再谈谈，由于工作没安排开，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才赶过去。平晓芳看到我，说，我昨天想了一夜，觉得有些事情我还没和你谈透。
平晓芳的确用一夜时间想了许多问题，我听出她的话不再像昨天那样语无伦次，每一个问题都经过了认真思考。
“那绥新住院时人家看他送的礼金也算受贿吗？对一个患了绝症的人，谁都不会再让他批什么条子了，没有权钱交易，完全是出于朋友之情啊！”
“那可是几百万元啊，晓芳。有很多人送钱的时候都明确说，感谢慕市长以前对本单位的照顾，这是事后接受好处那一种类型的受贿。如果慕绥新不是市长，而是一个普通的患者，会不会有几百万元的礼金送来？”
我在与平晓芳谈话的过程中，明显地感觉到她在认真地划着罪与非罪的界限。哪一笔算受贿，哪一笔不算受贿，这要由掌握证据的法院来定，但是她的疑惑显然是来自她当初对法律的无知、对社会不正之风的从众心理、对复杂的人事关系没有防备。
许多人都深知，如今官场是很难混的。在某种情况下，对于礼金，不收和收都很难。这么复杂的事情，平晓芳怎么能研究得透？她说其实慕绥新也研究不透，他干大事能够充分发挥出聪明才智，而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就幼稚得很，根本没有防人之心。一市之长在平晓芳眼里有时就像一个傻乎乎的大男孩，她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的确比丈夫谨慎，而且要拒绝也能拒绝得了。也许她不是市长，否则她也会很为难。
她说，在慕绥新受贿的问题上，作为干部家属，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平时，他往家拿钱，我问他这么多的钱是哪来的？他说是年终奖金，不光我一个人有份儿。我说，咱们可要注意呀。他说：“晓芳你放心，我从没有向任何人吃拿卡要过一次，也从来不索贿。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说话是对你负责的。”我怎么能不相信他？但是对逢年过节人家给的钱，我本身也认识不足，也没有及时制止他。平晓芳恨不得把慕绥新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我想她对慕绥新的那份情感已经深入骨髓，慕绥新在她眼里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没有缺点。
我说：“晓芳，人无完人，慕绥新怎么可能没有缺点？你只看到他在家里做丈夫的优点，看不到他在工作中的毛病和作风，因此就不能得出全面的、准确的结论。”
她说：“你不知道，慕绥新在沈阳陆军总院住院的时候，许多素不相识的市民都自发地去看市长，有一位老人家还亲自煲了鲜鸡汤送过来说，我们知道市长病了，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一定要收下。我不收，她就跪下，我真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止一回了，如果慕绥新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还有这么多的平民百姓如此爱戴他吗？”
我说：“那时慕绥新腐败的事老百姓还不知道，知道了也会不满意的。”
“那看一个人还要看主流是不是？他是真的硬干啊！”
平晓芳不能理解，一个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的干部，出了问题是不是就要彻底否定他的全部，她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情感沉淀
当爱情如此浪漫的情感总和腐败这如此严肃的话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谁能轻松起来？除非一个爱情完美主义者可以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活在美好的精神世界里——尽管这个美好的精神世界有些虚幻甚至不现实。平晓芳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２００１年９月，慕绥新以受贿罪和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由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监狱管理人员监管下住进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平晓芳说清楚了所有的问题，被解除“两规”。她的党籍没有了，职务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副省级小楼也要收回了，对这些她顾不得想，就想赶快见到丈夫——她知道他来日不多，哪怕和他多呆上一天也是好的。
早上出来，她连家都没回，从沈阳坐上客车直奔大连。
走进病房，平晓芳看到昔日魁梧健壮、体重１８０斤的丈夫，如今面容憔悴，瘦得脱了相。她极力忍住眼泪，轻声说：“老公，我来了。”没有事先接到通知的慕绥新愣了好半天，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他目不转睛地看了妻子半天，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好了，这下我可放心了。”妻子能从他带给她的麻烦中得以解脱，这对他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他知道自己彻底坦白这条路是走对了，他和妻子的心是相通的。他们一起做过努力，组织上是公正的。不然的话他死都不安心。
平晓芳忙碌起来，她要在夜里给丈夫翻身，倒尿，白天要了解病情，配合医院治疗，几天下来，１米６４的个子体重熬得不到９０斤了。但是她咬牙挺着，不让自己在关键时刻倒下去。
自从结婚以来，平晓芳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丈夫在一起，现在好了，外面有监狱的人看着，送礼的没有了，办事的人也没有了，不会有人来打扰了，这种犯罪换来的安逸宁静，竟然让他们觉得有些奢侈。妻子守着丈夫日益恶化的身体，幸福和痛苦在心中交织，她把痛苦埋在心底，坐在床边给他轻声地唱王菲的歌：“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丈夫笑了：“我的小夜莺。”他们就这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把这几年的爱情生活仔仔细细地咀嚼了一遍……
慕绥新和平晓芳在１９８６年就认识，当时４３岁的慕绥新是海城市的市长，１９岁的平晓芳是海城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除了节假日平晓芳对市长进行例行公事的采访外，两人并无更多的接触。
平晓芳骨子里的艺术天赋源于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这对她的人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声音甜美圆润，是当年海城市惟一由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专业人才。和许多追梦的女孩一样，这个漂亮、年轻的音乐教师也想凭自己的才华到社会上闯一闯，１９８６年，她同时报考了广东中山市、锦州市、海城市三家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岗位，当她把三个通知书捏在手里的时候，父母犹豫了，１９岁如花似玉的女儿，怎么敢让她独闯天下，她还小啊！孝顺的女儿就这样留在了海城市电视台。
平心而论，平晓芳初次踏上人生舞台，并没有什么很深的背景和“贵人”相助，她的美丽和年轻也只是她事业顺利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她手脚勤快，聪明伶俐，自尊心强，不会让领导在工作上挑出毛病来。１９９０年，她结婚了，为解决两地分居，她调往鞍山三冶工作，材料写得也不错，很受领导赏识。她早来晚走，工作勤恳，从不因为个人的私事耽误一天工作。有一天她正在上班，发现孩子要生了，就从单位直接跑到医院去。
有了孩子仍然没有耽误她的事业，１９９６年，２９岁的她已经是鞍山市绿化园林管理处的党委书记了。
有一天，已经是辽宁省建设厅厅长的慕绥新一行到鞍山市检查工作，作为绿化园林管理处党委书记的平晓芳出面接待。慕绥新看着她好奇怪：“你这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啊！”平晓芳说：“是啊，我们是老乡。我在海城电视台工作过。”“对了，你就是那个节目主持人吧？那时你牛着呢。”慕厅长打趣她。平晓芳笑了：“哪敢，你是市长大人。”慕绥新：“啊，这么年轻的党委书记，干得不错。”平晓芳受了表扬很不好意思。
人有一得，必有一失。在她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法院将她亲手带大的儿子判给了是独生子的丈夫，她的心里好痛。
爱情这个东西是微妙的，后来究竟是什么让慕绥新和平晓芳走到了一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他们的接近毕竟有了客观条件：都是一个系统的，上下级在工作中有交往；而各自婚姻的不幸使他们有了共同语言，惺惺惜惺惺。
慕绥新是个公众人物，就是对自己的婚姻再不满意，离婚也要慎之又慎，闹得满城风雨会对他的工作很不利。可是他实在是太痛苦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到了沈阳市当市长以后，妻子贾桂娥太放肆了，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办事要好处，闹得省里领导和市里一些干部早就有反映。”组织上也曾找慕绥新谈话，说你的老婆和孩子得管管了，有些部门的反映很不好。慕绥新不服：“你们的子女不也在经商吗？怎么就盯上我了。其实我也不是想攀别人，只是老婆和女儿根本不听我的。我找贾桂娥谈了几次，都谈崩了。”
在情感的苦海里挣扎的灵魂多么希望有一个温馨的港湾，停靠一下疲惫的身躯。在万分痛苦的时候，最能理解他的就是红颜知己平晓芳了。她欣赏他，理解他，婚姻的不幸是所有不幸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她有亲身体验。她从心里佩服这个堂堂的男子汉，才气逼人，胸怀宽广，每天有那么多的大事要做，回家还要受这种委屈，她从心里可怜这个男人。慕绥新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时，她是耐心的倾听者；慕绥新难过时，她是他伤口的抚慰者。她安慰他：“你要注意市长形象，再苦也要忍着，家丑不能外扬，传出去不是什么好事。”
后来慕绥新听到女儿说，她把母亲在家里的越轨行为堵了个正着，就决心离婚。他再也不想忍受了。１９９９年３月，他和贾桂娥正式办了离婚手续。离婚的手段不大光彩，可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他付出的代价是净身出户，连房子也不要了。
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平晓芳和慕绥新走到了一起。慕绥新对这个比自己小２４岁的女人真是疼爱有加，她善良、体贴、有教养、不招摇，绝不会像贾桂娥那样利用市长夫人的招牌败坏自己的名声。他相信她不是图自己的权势，因为在这之前她已经功成名就，单位效益好，工资高，有专车；自己年近花甲，钱也没有了，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单纯的平晓芳没有想太多，她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之中。慕绥新没有钱怕什么，她只是看中他这个人。结婚时，慕绥新穿的那套昂贵的高级西服是她给买的。她觉得自己最能读懂丈夫的心，一定要让他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尽管这爱情来得那么迟。平晓芳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到沈阳一家证券公司做工会主席，工作不忙，她可以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好心爱的丈夫。朋友为她担心：“晓芳，你又不是没有能力，这样放弃自己的事业会不会失去自我，将来你会后悔的。”她相信朋友的话是对的，可是她不能让丈夫受委屈，以前他够苦的了。她说：“市长的工作多重要我是知道的，他的社会价值要比我大得多，牺牲我的事业成全他的事业，是分工不同，我不会后悔的，心甘情愿。”
如果把慕绥新受贿应该承担的后果算在平晓芳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平晓芳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当原则赤裸裸地摆在面前她能守得住，当感情和原则混在一起的时候，在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面前，人就显得那么不自信或者含糊起来。
平晓芳真心爱着慕绥新，从不给他找麻烦，她到任何时候都敢说，自己从没有借市长名义在外面干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也不允许身边的人借市长的名义办事。平晓芳的弟弟大学毕业，慕绥新主动问他，用不用姐夫帮忙介绍一个好点的单位？懂事的弟弟说：“只要你对我姐姐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不想让人说我只会借姐夫的光，我要凭自己的能力闯天下。”他考上国外一所大学读ＭＢＡ去了。妹妹也是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去北京一家新闻单位工作，干得相当出色，从没想要借姐夫的光。三亲六戚的也经常和平晓芳说有事求市长，她都婉转地谢绝了，或者根本不告诉丈夫。说她六亲不认的也有，她听了就忍了，也不反驳。她要保证婚姻质量，让这得来不易的爱情掺不进任何杂质。
遗憾的是这只是平晓芳美好的愿望，她能管住家人，却挡不住八面来风。权钱交易把社会当成大市场，无孔不入。就说那个被平晓芳拒之门外的大款儿吧，心还不死——他一年没登慕家的门，倒卖汽车生意不好做，耽误了不少事。自己农民出身，文化低，层次上不去，平晓芳当然看不上，其实这事他早知道，有钱后他让糟糠之妻下了堂，娶了个大学生。这个媳妇很精明。他动员自己的媳妇先想办法接近平晓芳，先赢得好感，再打算下一步。
平晓芳平时没有多少朋友，在沈阳又人生地不熟，有时自己在家无聊，这个并不招人烦的大款媳妇就在她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了。她说我陪你出去散散心吧。说了两个月，平晓芳也没动，后来，慕绥新去日本公干，平晓芳听说丈夫身体不适，好像得了什么病，又没得到印证，很是闹心。大款的媳妇趁这个机会再次游说平晓芳，三下两下，就把平晓芳说得心动了，她带她去香港散心，买化妆品。平晓芳惦着丈夫，心神不定，住了一天就回来了。路费是人家拿的，后来专案组也提到这笔费用，尽管她回来后就把路费还给了人家，还是为这一着不慎后悔。
当然，他们的生活并不都是由行贿和受贿这些事构成的，即使有，也丝毫不能影响平晓芳对丈夫的爱。每当平晓芳悠扬的钢琴声响起，慕绥新那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就在他们的爱巢里回荡；平晓芳端上热腾腾的汤，慕绥新就感到自己是人间最美好爱情的主角了。
她关心他的身体，让他戒了烟，调整了他的饮食结构，他的体重很快增加到１８０斤，面色红润，神清气爽。
她关心他的衣着打扮和仪表，每一套出国服装都由她亲自设计；
她关心他的工作，如果晚上他还需要看文件，她就给他念，怕他劳神。然后按照他说的删改，保证他的睡眠时间。
她关注他的情绪，为他分忧解愁。市政府要扒立交桥，争议很大，慕绥新回到家心里很烦，平晓芳就安慰他说：“别着急，多听听意见，论证一下再扒也不迟呀。”这样，他的心情就好了许多。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慕绥新看到电视里中华牌轿车下线的新闻报道，激动哭得了。他对妻子说：“你知道吗？这个项目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几次在和国外合作商谈判时险些流产，最后终于保住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里凝聚我多少心血啊！”平晓芳知道他当时已被停职，心情可想而知。她倚着他的肩，陪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整洁的街道，一个市长为了这个城市付出了怎样的情感和热忱啊！她从来没有这样佩服过一个男人。
慕绥新不仅为工作动情，还为心爱的女人动情。一个明亮的早晨，慕绥新上班前和妻子吻别，告诉她：“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一定要等我回来。”这是他们结婚后她要过的第一个生日，多么有意义。平晓芳整整等到晚上９点，慕绥新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他进门就说：“真对不起晓芳，会议很晚才散，我沿路去了许多家花店都关门了。”“没关系，你那么忙。”她的声音那么温柔，只要丈夫在她身边，有没有花算什么事。突然，丈夫说：“有了。”他拉着妻子的手来到屋后的草地上，摘了几朵花送给妻子：“这样算我给你的生日礼物行吗？”平晓芳从丈夫手里接过花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丈夫背起她在草地上奔跑，跑累了，两人就坐在草地上看着一轮明月，迷人的夜晚，清爽的风儿，两个人的世界，慕绥新把一切烦恼都抛在脑后，平晓芳感到幸福是那么青睐自己，他们沉醉了……
是腐败毁灭了幸福的家庭
当２００２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慕绥新已病入膏肓。食道里长满了癌细胞，只能吃流食。平晓芳看他太可怜了，包了几个饺子端给他，好久没有闻到饭香的慕绥新好像丧失了理智，一口把饺子吞下去，结果卡到嗓子眼，脸憋得青紫。平晓芳来不及叫护士，上去就从他嘴里把饺子抠了出来。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连想吃一个饺子的欲望都被病魔无情地扼杀，平晓芳难过地哭了。
平晓芳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她有些挺不住了，常常休克。她睡不好觉，半夜要给丈夫翻身，他的一个小小动作发出的细微的声音她都听得见，她要让丈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受到妻子最好的照顾。她熬夜熬得吃不下饭，她不吃他就不吃，她只好吃，再哄他吃。
那天，我在医院看到了平晓芳，她穿了一件黑色毛衣，逆着光站在走廊的窗前，瘦得像一根秫秸，脸色惨白，大大的眼睛倦怠无神。她说，绥新的情况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祈求上天保佑他多活些日子。
真不敢想，她在那永别的时候来临的一刻是否能挺得住。
癌细胞很快爬满慕绥新的呼吸道，他不能喘气了，只好切开气管，插进一个人工呼吸器。他不能说话，开始神志不清，亲戚朋友看他，他不认识了。但是他认识平晓芳，只要她不在身边，他的眼珠就转，直到捕捉到妻子的身影。平晓芳坐在他的身边，握着他的手给他轻轻地唱，他很安静地听，连医护人员都要忍不住流泪，凄美的爱情始于真诚，毁于腐败。
那天，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来了，她想亲耳听儿子在去另一个世界之前再叫她一声“妈妈”，这是她最疼爱、最孝顺的儿子，她不知道儿子怎么会犯下弥天大罪。可是儿子不认识她了，说不出来话了。平晓芳替婆婆着急，拿出他们的合影照片在丈夫眼前晃，然后给他摆口型，引导他说“妈、妈”。他吃力地跟着妻子的口型说：“妈、妈。”老妈妈就哭得泪人一般。妈妈走了，平晓芳依然坐在丈夫的床前哼着歌，心里空落落的。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日，慕绥新走了。虽然这一天早晚会来，平晓芳仍然经不起这个天塌下来的打击，她奔跑着，哭着，腿一发软，摔断了脚踝骨，昏死过去。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我在纪委的办公室里又看到了平晓芳，她来谈一些善后的事情，虽然更瘦了，却没有了往日的憔悴和惶恐，白皙的脸上透着一种成熟女人的自信和魅力。我问她现在心情是否平静下来？还想着慕绥新吗？她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我说：“他给你带来幸福，也给你带来灾难。”她断然否定：“不，他给我带来的只有幸福，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哪怕是一天都值得。我嫁给他一点都不后悔。灾难是腐败带来的，它也给绥新带来灾难。”
至今，平晓芳对媒体始终保持沉默。她希望不实报道的传言者多些善良和自重，也希望官员的家属谨慎明智，以免身陷囹圄。相信她不会倒下。
慕绥新女儿现状篇(2):鲜为人知的“慕马大案”幕后（大结局）
而慕绥新的大女儿慕洋，尽管出道很早，高中毕业就南下到深圳闯世界，可是在深圳摸爬滚打了几年，她才明白过味儿——像她这样浅薄的文化底子，又没有特殊专长的年轻人，靠辛苦、靠智慧能赚钱，永远发不了大财。只有在权力的光环笼罩下，她才能时来运转。
于是，1996年初，大女儿慕洋与爱人李伟，从南方灰溜溜的跑回了沈阳，企图凭借“天时地利”，仰仗老爹的权势和余荫，干起一本万利、借鸡生蛋或者“空手套白狼”的特殊行当。
慕绥新那时虽然不是一方诸侯，但作为辽宁省副省长的他，岂能不明白大女儿那点心思？他本来就想在两个女儿之间，搞一点平衡，这不正中下怀吗？于是，在他的关照下，这对小夫妻很快注册资金50万成立了沈阳明阳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女婿李伟任董事长，女儿慕洋任总经理，妻子贾桂娥的妹妹贾桂英、贾桂珍等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分别封为“董事”。
果然，这个带有沈阳第一家族背景的公司一出手，就富有鲜明的现代官场气势。它主要经营城市灯箱、路牌、霓虹灯等户外广告，并代理电视、电台、报纸广告业务。伴随着慕绥新权力的扩大，短短的4年光景，他们的企业也越做越大。为了掩盖其借慕绥新名义经商，他们又利用他人的身份证，相继开办了十多家公司。
经中纪委专案组查实，这些公司有： 1997年1月，法人代表薄红梅，注册资金10万，成立了“沈阳市鹭岛电子技术开发公司现代办公品商行”；1997年3月，李伟任董事长、李云峰（李伟的哥哥）任监事，注册资金500万，成立了“辽宁科技保安服务有限公司”；1998年8月，注册资金500万，董事长蒋维，总经理李云峰，成立了“辽宁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98年10月，注册资金10万元，成立了私营独资企业“沈阳太阳鸟广告设计工作室”；1999年1月，法人代表李云峰，注册资金380万，成立了“沈阳天智经贸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8月，法人代表李郑男，注册资金60万，成立了“沈阳沈艺广告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2月，法人代表李郑男，注册资金100万，成立了“沈阳万象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其实李云峰出资52万，占股份的52%，李郑男出资24万，只占股份的24%；2000年6月，他们通过虚假注册手段，变更注册资金1000万，同时变更董事长为李郑男，总经理仍为李云峰。实际上该公司一直由李伟所经营。
再加上1992年，注册资金880万元的股份制企业“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1994年3月，法人代表关军注册资金70万成立“沈阳鹭岛商务广告有限公司”。一共10家公司。其中“沈阳鹭岛商务广告有限公司”和“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是慕洋和李伟、李云峰三人借用他人公司名章、合同章、发货票、自行设立账号，脱离原公司经营活动，但均未建立会计账簿。其余8家公司均由慕洋、李伟、李云峰等人经营使用。
专案组经过大量细致的调查，很快查明慕洋、李伟经营的十几家公司曾与一百多家单位与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他们仅对10家公司现有的账目审核，账面上反映出经营额高达156亿。据不完全统计，慕洋、李伟办公司仅短短的4年，就不费吹灰之力获利5000万元以上。
慕绥新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补偿收到了奇效。可是悲剧也在这儿，慕绥新太聪明了。但他不是圣贤，情感和欲望使他终于守不住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一旦开了口，就是血盆大口，最终把自己也吞下去了。
说心里话，摸清他生活圈贪赃枉法的脉搏很难很难，因为这是一条非常隐蔽的发财暗线。伴随着当事人销赃销账、跑到国外，很多事情查无实据。而我只得伴随着专案组的审讯记录，从大量繁杂的审讯记录中，先把他与子女的问题合并“同类项”，再按时间顺序，把这一丝一丝理清。苍天不负有心人，最后这条线索总算有了清晰的眉目。
慕洋、李伟主要经营回报丰厚的广告和房地产开发。在承揽和审批广告业务上，慕绥新知道万事开头难，如果他要一直装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一直走正常渠道那是不行的。他必须赤膊上阵，才能使“后生的犄角，比先生的耳朵长”，否则，就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比如1998年3月，慕绥新走马上任出席沈阳市电话号码升位仪式。在会前的闲谈时，慕绥新就抓住了机会，充分显示出了“慈父的爱心”，他知道电信部门是经济效益上升的好单位，便不失时机地为女儿架桥铺路了，他对该局长邵文章说，老邵，以后有什么工程，多关照一下慕洋、李伟。
当时邵文章还愣了，圣旨是记住了，可不知慕洋、李伟何许人？后来一打听，他才知道原来慕洋是“慕老板”的公主、李伟是女婿。
1999年3月，市电信局要对该局专网局办公大楼进行改造，李伟得到消息后立即找到邵文章，大胆提出与市电信局联建专网局改造工程。邵局长岂敢怠慢？立即主持召开了局长办公会，为了保证慕洋志在必得，故意透露出慕绥新曾叫他关照慕洋的信息，又添油加醋地说，
如果这个工程交给李伟、慕洋干，规划、建委等部门能减少麻烦。其他领导心明眼亮，况且又不掏自己腰包，一把手都意有所属了，他们又何必去充“冤大头”扮演得罪人的角色呢？自然一致同意。这样一来，市电信局很快与辽宁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由天惠公司负责招、投标，该工程总造价7854万元。而市电信局还需要事先付给天惠公司5%的管理费。
而在广告的审批过程中，慕洋和李伟所做的路牌广告和大型户外广告，几乎每一笔都留下了慕绥新作为父亲亲自批示的痕迹。
1998年3月，明阳广告公司一出手就显示出与众不同，显示出卓绝实力与能力。那就是欲在一览众山小的市政府广场设立高立柱式广告牌，为和光集团发布广告。这个消息在广告界传开后，沈阳上下一片哗然。因为在这个位置做广告，无疑是“天方夜谭”，是“太岁头上动土”，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别说庄严神圣的市政府广场不适于做广告；就是对于极爱虚荣的市长慕绥新来说，在那里做广告，无疑是往他“最得意的脸上”抹灰，杀了他也不会同意。当时包括明阳广告公司的人，都认为这个创意胆子太大，这哪里是设广告？纯粹是向权势挑战？可是慕大公主说，你们说这里行不行吧？李云峰说，好是好，恐怕……慕洋说，你别说了，这件事由我出头找我爸协调，你们先让和光公司打个报告送给慕绥新。当然现在谁也不知道慕大公主回家怎么搬动了“慕老大”，更没想到慕绥新真在报告上批示了： 我的意见是如广告箱不阻挡市府大路视线，可以设。
这样一来，市政府副秘书长王维中不得不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市政府广场设立广告箱的问题。在会上有关部门对市政府广场立广告牌争论得非常激烈，意见不能统一。最后王维中只得从维护市政府“一号首长”的面子出发一锤定音：“从市容景观上看，可能不大合适，但有慕市长批示，又是和光集团申请的，就照办吧。”
专案组调查时，李云峰交代的大意是说，这个位置就像在天安门上打广告，在金銮殿下种花草，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是巨大的无形资产，慕绥新不批，谁也别想批下来，慕绥新能批，他们也无法理解。
1998年6月，还是明阳广告公司又准备在市政府广场北侧的火炬大厦上为沈阳黎明服装集团公司制作发布广告。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运作。结果还是慕大公主一出头，不知使用了什么“尖端武器”，慕绥新又乖乖地在黎明服装集团公司的申请报告上，作出了更加明确的同样批示： 应予支持。
1996年10月沈阳市决定搞宣传标识和公益广告。市城建局负责桥梁和立交桥上的宣传标识。宣传标识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一些口号，制作费用由市政府统一拨给城建局。慕洋、李伟得知后，便立即找到市城建局负责广告业务的副局长吕海滨。吕海滨因为马向东曾告诉过他关照慕大公主。他果然没有打一点折扣，就把这批9个宣传标识，交给了明阳广告公司承制。由于他们与吕海滨建立了“热线联系”，吕海滨在以后的岁月里，还多次审批明阳广告公司报批的户外广告。当然他们每次来审批，吕海滨都大笔一挥，从来也没有审查过明阳广告公司的营业执照，也没有收过明阳公司按规定应交的管理费用。
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承揽广告的对象大都选择银行、保险、证券等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有企业，以及与慕绥新关系较好的有实力的私企。碍着慕市长的面子，一般当慕洋、李伟提出比较高的价格时，对方虽然觉得有点巧取豪夺，但最后还是依照他们提出的价格签订协议并付款。
1996年秋天，短短的半年，慕大公主的“潜力”终于挖掘出来了，她已经把老爹的权力，运用得如鱼得水，随心所欲。在沈阳她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情。通过与慕绥新关系比较好的私企老板——沈阳高明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宝印的引见，她找到了沈阳财产保险公司营业部主任潘某。慕洋提出要为保险公司做广告，而潘某当时正想求慕绥新帮助协调省交通厅，承揽高速公路保险业务。当即表示同意。
事后，当慕大公主带着设计好的广告设计图到保险公司找到潘某，潘某问慕洋做这个广告需要多少钱时，慕大公主毫不客气一张嘴就要120万。潘某当时感到非常吃惊，脊梁顿时都冒冷汗了。他觉得价格太高了，太离谱了，但一考虑是慕市长的女儿，以后还有许多业务有求于慕市长帮忙，就没有与慕大公主讲价钱咬咬牙按着她提出的价格签了合同，并付给明阳广告公司120万元。据后来李云峰交代，此项目租桥（媒体）费为一年30万，广告制作费不足10万元。就这样，慕洋、李伟上下嘴唇一动，就获利80多万元左右。
1998年初，沈阳明阳广告公司伴随着事业的迅速扩展，几乎无所不为了，只要他们看好什么挣钱，不管具不具备资格，就大胆搞什么。一天，当他们听说新闻媒介是广告来钱的好渠道，是块“肥肉”。便立即做起了准备代理沈阳电视台“观众点播”栏目广告业务的梦。当然，这时他们已经打开局面，根本无须“老爹”出山。那次是慕洋、李伟直接闯进台长办公室的。慕洋一进台长室就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地推销自己，简单扼要表明来意：“我是慕绥新的女儿，想要代理‘观众点播’栏目的广告业务。”电视台领导岂敢怠慢？他们经过研究后，马上决定将广告业务先交由明阳广告公司代理。明阳广告公司代理业务后没有建立任何财务账目，就直接向用户收取费用。他们究竟收取了多少费用，至今仍然是个谜。反正从1998年3月至2000年12月，明阳广告公司向沈阳电视台交广告制作费和播出费用共1131．96万元。
之后慕洋、李伟又开辟了新的战场，在经营广告承揽和审批业务上，左右逢源旗开得胜。他们在沈城独领风骚，拥有在主要街道、大型建筑物、广场、过街天桥、大二环以及沈大高速公路上的路牌、灯箱、国际标准立柱广告牌等户外广告，以及拥有沈阳电视台、沈阳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广告代理发布权。
在房地产开发方面，慕洋、李伟根本没有施工队伍与设备，根本不具备商品房建设开发资格。但他们知道这个领域也有利可图，便先把工程承揽下来，再与具有开发商品房资格的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然后再将工程转包给个体包工头。他们只是充当“中介人”，或者“二传手”的角色，身不动膀不摇空手盈利。
1998年初，慕洋和李伟得知沈阳电信局为职工购买住宅楼的确切消息，便又主动上门找到该局长邵文章。邵文章考虑到慕市长的“圣旨”，根本没有查验李伟的资质情况，便糊里糊涂地同意将13000平方米的住宅楼项目交给慕洋、李伟开发。
事实上，慕洋、李伟既无资金，也无地皮，更不具备商品房开发资格。没有办法，李伟只得找到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姜东协商。姜东自然愿意效犬马之劳，同意慕洋、李伟购买普臣房屋开发公司准备开发的地皮。接着他们又以普臣房屋开发公司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由慕洋、李伟独自开发，并在该公司正式财务账外为慕洋、李伟开设了三个银行账户，单独供慕洋、李伟使用和管理。
1998年4月，慕洋、李伟以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的名义与市电信局签订了销售住宅楼的协议书，协议规定销售面积为13000平方米，每平方米价格为2300元。他们签完合同后，立即将该工程转包给沈阳市第十一建筑公司第四分公司施工建设。
施工开始不到两个月，慕洋、李伟人心不足蛇吞象，又以开发费太高，赚不到钱为由找到电信局局长邵文章、副局长王吉福无理要求提高销售价格。邵文章考虑到慕市长的关系，便同意增加房价。这样按慕洋、李伟的要求，每平方米追加了148元，共追加房款192万元。
经专案组查实： 沈阳电信局向普臣房屋开发公司拨付购房款31668050．16元。此项目共投资17605683．14元，其中地价款8500000元，土建及配套工程9105683元，其余资金14140888元，全部由李伟以借款或者转款等形式提现金。换句话说，仅此一项工程，慕洋、李伟就获利1400余万元。
他们不仅这样巧取豪夺，还犯有涉嫌虚报注册资本、涉嫌偷逃税款以及大胆利用他人身份证设立账户往国外转移资金等罪名。
经专案组查实： 1999年1月李云峰受李伟指使成立了“沈阳天智经贸有限公司”。李云峰让其公司的周希杰等人用电脑复制了沈阳商业城假销售发票4张，然后填写上购买服装款380万元，并以此假发票到辽宁捷信律师事务所进行验资获取验资报告，再用假股东协议和虚假的验资报告，到工商局办理登记注册后领取了营业执照。
2000年6月，李云峰受李伟的指使，故伎重演、瞒天过海，将其开办的辽宁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法人代表，把蒋维信改为李郑男，并在原注册资本500万元的基础上又增加注册资金500万元。李云峰安排该公司的曹颖、周希杰等用电脑再一次复制8张沈阳市工业企业货物销售发票，并在假发票上填写了购买水泥、钢筋等材料金额为260万元。再用此假发票到辽宁捷信会计事务所进行验资获取验资报告，最后以虚假的验资报告到工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手续。
慕洋、李伟在其经济活动中，涉嫌偷逃税款。其财务管理极不规范： 有的不设会计账目簿，各项费用开支，只是用一张纸记一些流水账，给调查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专案组仅就慕洋、李伟的沈阳明阳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和他们所使用的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的现有账目进行核查，发现存在造假账、开大头小尾发票、自制伪造发票和凭证等情况，他们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隐瞒收入、虚列支出等手段，进行偷税漏税活动。沈阳明阳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从1995年11月至2000年累计偷逃营业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7010407．94元，占应纳税（费）款的9911%。按《税收征管法》应课征滞纳金752938523元。普臣房屋开发公司从1997年至2000年，累计偷逃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379001276元，应课征滞纳金445529376元。以上应缴税费款、滞纳金共计2278509969元。其中仅偷漏税就有１０００万元。
从１998年起，慕洋、李伟及李云峰为了防止露富，尽快地把这些不义之财转移到自己手上，至2000年期间，伴随着马向东的“两规”，慕绥新的命运岌岌可危，他们已经加快了往国外转移财产的步伐。他们先后从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等26家公司46个银行账户，转出资金5410万元人民币，分别转入以王雪峰、张晶、苗绘等18人名字在沈阳、北京、上海、厦门、福州、蚌埠等开设的33个银行账户、8个证券公司股份账户及个人存单。
到2000年9月，慕洋、李伟出国前提取3354万人民币、45万美元。据事后李云峰交代，李伟曾用王雪峰和苗绘的身份证，由李云峰出面以代理人的身份到沈阳广发证券公司开户取款。李云峰为慕洋、李伟存入资金约700万元人民币。在李伟、慕洋出国前提取现金400万元；李伟出国后，于2000年12月打回电话，安排李云峰把大连市一个叫李干的人两次送来的50万元和广发证券账户上的40万元存款提出换成10万美元。然后乘火车回蚌埠老家，用其父李崎的身份证，在站前的中信公司租用一个保险箱，将10万美元存好后，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李崎，待李伟以后来取。不久，李云峰又按李伟的电话指令，把李伟的一部奔驰车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沈阳一个叫刘晓光的人，之后，又按李伟的指令，将其中的9万美元汇到深圳交通银行杨光的户头上，待杨光出国时将此款捎给慕洋的亲姨贾桂珍，另１万美元李云峰则存在自己的一卡通上。
热极生风，穷极思变。专案组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现已将慕洋、李伟未提取的1326．4万元人民币、17．9万美元、2．25万港币依法冻结；还冻结了以李云峰名义在北京购买的住宅两套，价值人民币334万元。慕洋在上海购买的住宅一套，车库一个，价值19．6万美元，扣押林肯、桑塔纳轿车各一部。一共近2000万的钱物。
我们从这一个个枯燥无味的数字中，从这一笔笔巧取豪夺的交易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同时交叉运行的两条暴富轨迹。一条是“慕老大”是怎样挥动权力的魔杖，运用公共权力越权行政、损公肥私，在短短的三四年间，用沈阳人民的血汗，完成了一个“不称职父亲”到一个“好父亲”的过渡，把他的子女喂养成亿万富翁并送出国外享受最富有最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条是他的“恶少子女”们，又是怎样“拉大旗做虎皮”，狐假虎威，垄断市场，疯狂地掠夺沈阳最富有的“资源”，并迅速地转移财产，达到了用沈阳人民的财富，到国外过富有生活的目的。
“慕老大”的子女跑了，作俑者“慕老大”逃脱不了干系，他必须承担其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这真是“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齿桃树，李树代桃僵”。没有想到我们这位李代桃僵的“老李树”慕绥新，面对子女如此巧取豪夺贪赃枉法，面对子女如此转移财产逃避法律制裁，只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对于慕洋、李伟办企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他们办广告公司时，我在省里工作。到沈阳后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和他们谈过，他们答复我将从公司退出。并要我支持干别的，我也没有同意。为此，慕洋、李伟对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见都非常大。以后，我听说他们的广告公司仍在做，但我也不知道什么详情，我想说的是孩子们的事，我说了也管了，但没管住，我有责任。”
乖乖！说的多么轻巧！什么“我也有责任”、什么“我在省里工作，他们在沈阳办公司的”、什么“我该说的也说了，该管的也管了，只是没有管住！”作为清华高才生，慕绥新怎么这么一点地理常识都没有了，好像沈阳不是省会所在地，不归辽宁省管？作为一个慈爱的严父，怎么连一点亲情都看不出来？与儿女说话，怎么像局外人那么勉强？作为一任有政绩的市长，怎么连这么一点权威也没有，你的魄力呢？你的勇气呢？你的强烈责任心在哪里呢？
是的，我们不能靠武断推理，也不能“墙倒众人推”，把慕绥新子女违法乱纪的罪行全都扣到他头上。但是从专案组查实的大量事实，我们可以看清楚这样一条渠道，那就是在慕绥新的直接操纵下，他的子女才由“虫”变成“龙”的。随之，当沈阳的天空阴云翻滚，他政治生命出现危机之时，为了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他又“暗渡陈仓”把儿女送到了国外享受着奢华生活。而后，面对专案组他却摆出一副“儿大不由爷”的委屈模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由此可见，腐败隐藏得多么深，伪装得多么巧妙，现实又多么触目惊心呀！
“八面人”慕绥新魂归何处(1)
慕绥新说自己是个靠信仰生活的人，他坚信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先行官，如果没有信仰，就不可能有假设、原理、科学和数学。他还坚信信仰是思想的延伸，有了信仰我们才能承认有不可能的事情，否定信仰就等于反对自己，反对我们一切创造力的精神源泉。
当慕绥新那个靠信仰支撑起来的千古流芳美梦，那个充满激情的百年市长之约被现实击得粉碎之后；他那张金光闪闪的政绩市长画皮、那件非常能干事的外衣被彻底扒下来之后，
他就像一只被拔去羽毛的寒号鸟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那副赤裸裸的大贪官病态形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正如他写给平晓芳信中自嘲的画像： 我把所剩无几的头发全剃了，现在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光头。
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那躁动不安的灵魂曾反复地问自己： 我是谁？怎么一个靠信仰活着的人，会成为“八面人”大贪官？这里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最后连那悲惨的灵魂都无处可去。
那些难忘的最后岁月，慕绥新不知是被癌症病痛折磨得神情恍惚，还是被自己的痛苦精神折磨得神情恍惚。他躺在那里常常走神，让灵魂离开躯壳，轻盈地像一只孤独的蝴蝶，到处飘呀飘，到处舞呀舞、到处游呀游……因为只有那样，他才能又找回那种坐飞机的感觉，那种感觉真好！是出国考察访问？还是到北京开盛会？或者是天南地北的招商引资？反正每当他离开或者回来，当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的时候，他都习惯地双手交叉抱肩，静静地坐在机舱口，带着一种独特眼光的欣赏窗外那个他亲手设计、描绘的美丽城市： 笔直、宽阔的马路，神圣、气派的广场以及美丽的百里绕城的水上公园，像一颗颗晶莹透剔的珍珠镶嵌在沈阳周围。对了，现在在铁西区又多了一条雪佛莱汽车生产线，沈阳有一个在全国叫响的金杯汽车；现在又增添了一条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生产线；还有中国惟一一家全部是自己设计制造的“中华”轿车也投入生产了……在他的辛勤努力下，能够拉动沈阳经济腾飞的装备制造业与汽车行业，都初具规模……每逢此时，他的心口都在剧烈地跳动，猛烈地撞击： 是呀！作为一任市长，面对着如此骄绩，他完全有理由骄傲。
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慕绥新已失去往日神话般的光环每一次噩梦醒来，慕绥新既相信又不敢相信。现在只有平晓芳给予他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相差24岁，人家是研究生、是美女、是书香门第，不图他的地位、名声、金钱，凭什么非嫁给他一个近60岁的老头子？他埋在心里一直没有说。
1998年，慕绥新把平晓芳调到大连后，由于工作忙慕绥新不能天天守着她。而她一个人在大连呆得很闷，希望调到沈阳工作，守候在慕绥新身边。因为当时他们还处于“偷吃禁果”的地下保密阶段，慕绥新怕社会影响没有同意。她就和慕绥新赌气，准备靠自己的力量调到沈阳去。为此，她首先想到了1997年在鞍山时，认识的一个沈阳朋友“安老板”。当时那个安老板在鞍山干装修，对她很热心很上心，也非常仗义。有一天，她只念叨挺闷的想出国玩玩，那个安老板立即就去办出国手续，陪她去韩国玩了两天，一起去散了心。当然一切费用——飞机票、住宿、游玩、购物都是那个安老板包下的。回来时又在香港逗留一天，安老板还给她买了两件衣服，一件是达克思外衣，一件是时髦的围脖，还有一些她非常喜欢的小玩意。
她现在虽然有了这种特殊身份，但并不影响她与安老板还是好朋友。她坚信自己求到安老板门下，那位安老板一定会热心帮忙的。况且，她真想在沈阳开办一个服装公司，把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因为她与慕绥新都属羊的，她就起名叫“丹羊实业公司”，“丹”与“单”谐音，预示她要不依靠慕绥新，单独做生意。
也许是年龄相仿（安老板也是60年代初出生的），他们共同语言多；也许异性相吸，安老板年轻气盛出手很阔，对白领女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的交往引起了慕绥新的注意，最后慕绥新不得不投降了，乖乖地把她调到沈阳某证券公司。
安老板对平晓芳的热度有增无减，服务几乎是全方位的。比如1999年春节前，安老板主动地给平晓芳母亲的住宅全部装修了，当然没有要一分钱装修费。2000年3月她的弟弟想到外国读书，那个安老板就帮助办了。当然，她的弟弟也吃住在安老板在韩国的办事处里，所需要的学杂费，也是那个安老板交的，后来她的妹妹想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还是那个安老板帮助金钱铺路进去的。
婚后，她想玩玩小轿车，一个电话打给安老板说想借部车。安老板不到一个月，就把一辆崭新的欧宝车开到她的眼前。后来她才知道，安老板是以她的名义，花了30多万买的新车，她在大连托人办牌照办了手续。慕绥新知道后非常不满意，坚决不让她要，最后她只好把车退给安老板。
安老板也许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讨好平晓芳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为了打通慕绥新的关节。1999年5月安老板送给慕绥新5万元人民币，要求承揽辽宁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工程；1999年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改造工程招标时，慕绥新对该宾馆副总经理讲，让安老板所在的沈阳某工程公司承揽该工程；1999年底，又是慕绥新批示让商业银行给该集团贷款800万元；2000年2月，沈阳商业银行又给他们公司贷款800万元。
2000年9月，安老板为了感谢慕绥新，听说慕绥新病了，到北京301医院看望慕绥新时送去了3万元。
2000年初冬，还是这个安老板又闯到空军大院平晓芳的住处，拿出一件黑色长款的貂皮大衣送给平晓芳。而平晓芳根本不缺貂皮大衣，她一共有4件，她平时穿的黑色短款貂皮大衣是自己买的；那件戴帽子黑色长款貂皮大衣，是她和慕绥新结婚后在沈阳通过熟人打折买的；还有那个最新款式的短款墨绿貂皮大衣是刘宝印妻子袁晶送的。
当平晓芳把安老板送来的大衣穿上给慕绥新看时，慕绥新脸上顿时不好看了：“你穿这件大衣像黑乌鸦，不好看，你别穿。”
其实平晓芳明白慕绥新不是反感黑色，而是反感那个安老板，所以一直没有再穿这件貂皮大衣。
在最后的时刻，慕绥新还在坚守着他的“灵魂阵地”，那就是专案组在调查核实他与马向东、刘涌的关系时，他却出人意外地坚守着三个问题，决不后退半步，尽管这已不涉及是不是受到更严厉的惩处。
其一，他坚决不愿意与黑社会为伍，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也许他看到了腐败权力场中，通过无性繁殖方式，实现权力与资本高速双扩张，进而成为极具社会破坏性的黑恶势力的极大危险性；也许他熟悉“权力＋资本”是高官常见的非法敛财方式，即： 权力或者资本的一方拥有者，通过与另一方的秘密合作、交换，来实现自身原有资源的迅速扩张与增值。沈阳刘涌和慕马案中落马的官员，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的腐败高官和行贿奸商等，莫不如此。权力加资本再加社会黑恶势力的高度集中，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关系网不断做大、做强的秘诀。而我国部分高官腐败分子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权力与资本的同体化加黑帮化，应是这种原始积累完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官员不得经商，资本不得化为政治，这是防止权力资本一体化必须恪守的底线。然而，红顶商人和商人红顶现象，并不仅仅是东北独特的现象。官员通过亲友曲线经商的现象屡禁不止，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在一些地方的商品化趋势，买官卖官现象在一些地方的蔓延等等，都在催生着新的慕绥新、马向东出现。因此，在专案组核实他是否收了刘涌的钱时，不知是因为涉及到黑社会，他坚决予以否认。其实在法律层面上讲，当时多一笔、少一笔，对于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后来我也问了王立军，他在刘涌最后的岁月，曾经有过对话。王立军也说刘涌最后没有坚持说给慕绥新钱这件事。慕绥新在2001年4月15日中纪委的调查笔录上，非常气愤地写道： 沈阳盛传刘涌通过郭秘书给我十几万美金。这件事是有人在暗地里做文章，这跟沈阳的政治气候有关系。还说我去刘涌在太原街的工地视察过，这纯粹是无中生有，我从来没有到刘涌的工地去过。刘涌的工地在哪里，我说不清楚，这一点可以问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于说我给刘涌题字“让沈阳的小吃火起来”这句话是我1997年题给沈阳市饮服公司的，根本不是题给刘涌的。关于在沈阳打黑这件事，早在2000年春节，我就做过批示，同意市公安局打击黑社会势力的。当时公安局打刘涌实际上是打我。刘涌的案子，我希望组织上认真查一下。说刘涌给我拿十几万美元的人，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笔录形成后，慕绥新认真地看了笔录，然后又用钢笔添了一行字： 刘涌有此口供，应查刘涌及有关人员。才签上慕绥新三个字。
当然，最后我看到的慕绥新的法律判决书，在他长长的受贿名单中，也没有发现刘涌的名字。这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坚决不承认，又没有其他旁证，没有办法落实；二是他真的没有接受刘涌的受贿。
其二，他坚决不屑于与马向东为伍，在专案组的笔录中还火烧张国光，以表示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是腐败分子，但是与张国光、马向东不是一伙的。并把省长张国光在马向东案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暴露在专案组眼前。这一点给所有的专案组成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第一次与专案组谈话，讲的全是马向东问题，还不时地烧到了张国光。慕绥新说他1995在省里当省长助理时，就认识马向东。１９97年到市里后，双方合作得也较好，马向东要到中央党校学习，慕绥新考虑到他个人前途，同意他去了，而且对马向东的分工也没有调整；１９98年市里调整班子，省里准备派个常务副市长，张国光省长也对慕绥新吹了风，认为马向东不错，慕绥新坚决同意马向东当常务副市长；在这段期间，慕绥新承认他对马向东的事情有所耳闻，市里许多老干部也提出过意见。慕绥新说：我与张国光省长讲过，国光省长做过我的工作。所以马向东出问题他是有责任的。马向东案件以后，中纪委到沈阳办案，很多人劝我不要查办马向东案件。但我认为马案是中央查办的，我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以后，马向东的爱人章亚非找我，提出要我帮助承担12万美元的事情，来救马向东。我没有答应。当时我们谈得很不愉快。以后，我感觉章亚非采取了一些措施，到中央、中纪委告我。我讲这些就想说不是我在整马向东。省里市里一些同志认为是我整马向东，我也无从解释。2000年新年时，国光省长曾对我说“马向东案件不要搞了”。继而，他又讲了马向东的一些问题。例如土地审批，就他一个人批，风险很大。为此，我成立了土地审批小组，由我任组长，对此他很有意见。以后，马向东感觉我对他不信任，多次向我表白，１９99年春节后，他在我办公室汇报完工作后说，准备给老大存点钱，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存40万美元。我当时很吃惊，也没有同意。到了１９99年4月份左右，马向东又跟我说，准备在香港给我存储1000万港币，我也没有答应，并将此事对文才书记、闻世震书记做了汇报等等。显然，他不是在标榜自己什么，也不是想摘出自己什么，而是在强烈暗示： 他是腐败分子，但与张国光、马向东不是一丘之貉。
其三，当然，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作为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信徒，最关注的还是他灵魂的最后归宿。他不知道灵魂这种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什么构成的？是微妙、微小的粒子？还是流动的云、缥缈无形的烟？能不能经受住这毁灭性的考验？灵魂对于一个自由人来说，融化在生活中烟消云散了；对于一个身陷囹圄的囚犯来说，只能被狱墙所吸收。
我在检察机关最后认定慕绥新受贿情况一览表上，那冰冷、僵硬的数字也使我看到了慕绥新对平晓芳的火热感情。一张是慕绥新不同任职阶段受贿收礼情况表： 从1993年4月至1996年5月算起，他在任省建设厅厅长兼省长助理期间，受贿335万；平均每月11万；从1996年5月至1996年12月，他在任副省长兼政法委副书记期间，受贿24万。平均每月33万；从1996年12月至2000年12月，他在任沈阳市市长期间，贪污受贿7385万，平均每个月154万。
如果按年份统计，还有一张慕绥新受贿情况表： 1994年受贿36万；1995年受贿294万；1996年受贿245万；1997年受贿65万；1998年受贿150万；1999年受贿2835万；2000年受贿240万。从这个表上，很明显可以看出： 他的绝大部分贪污受贿都是1999年以后的，换句话说，是他和平晓芳结婚之后。
当然，他在写给平晓芳的信中，经常不提自己的病情，却经常引经据典谈精神、谈理想，谈灵魂，还经常蹦出几个陌生的外国人名字，以显示其才华，以显示其灵魂的高尚。
他在写给平晓芳的信中，更多的还挥舞起牵动情感的纽带，把人间最美好的词都赤裸裸地用上了： 什么“爱妻，亲爱的老婆”，什么“可爱、善良的老婆”等等；把人间最深的思念都倾诉出来了，什么“想疯了，急疯了”，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等。甚至他还在一封信中，提到平晓芳的孩子，他告诉平晓芳有一天晚上突然想起给平晓芳与前夫的孩子起个名，能否叫“平新娇”，以此来表达他的心情。无疑，这些都是慕绥新离开人间最后的表演，当然也是慕绥新疯狂贪污受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他属于老牛吃嫩草，他不得不为年轻的娇妻着想，他可以不惦记自己，也要惦记平晓芳，惦记平晓芳的孩子，目的只有一个： 那里是他灵魂最后的港湾。
2001年11月25日，平晓芳被解除“两规”。那时，她已经一无所有了——党籍没有了，职位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八一公园内那个副省级的小楼，也被收回去了。可是她心里已经没有时间想得太多，她只想尽快见到丈夫，她知道丈夫来日不多，哪怕多与丈夫呆上一天也好。所以，她那天早上出来后，连家都没有回，便从沈阳直接坐大巴奔赴大连。那一刻，她明白了，她认识慕绥新后，一直就被慕绥新捏住了灵魂，就一直为慕绥新活着。
当平晓芳走进病房，看见离开不到３个月的丈夫，如今面容憔悴，瘦得都脱了相，顿时心如刀割，强忍住眼泪，轻声说道：“老公，我来了！”
日夜牵挂的妻子突然出现在面前，慕绥新根本没有想到。他躺在床上起不来，只得转过头，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确信无疑了，才轻轻地吐出一口气：“好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呢？这下我可放心了。”
妻子能从他的“阴影”里解脱出来，无疑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安慰。他知道自己彻底坦白这条路走对了，他和妻子的心是相通的，他们一起做出的努力组织看到了，组织上是公正的，不然的话，他死也不会安心。
至今沈阳的老百姓还能抱着善良的愿望，愿意看到慕绥新阳光的一面，愿意看到他主观上干事的一面；他呆过的三冶的同志都说三个女人毁了他；沈阳的老百姓说他是干事市长……这大概是慕绥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但是，这只能是他和他亲友的美好愿望，是老百姓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事实上“边出政绩边腐败”，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腐败分子搞腐败的显著新特点。因为任何一个头戴红顶子的官员，不嘴里喊以人为本，不干出点政绩，不给自己插上几根漂亮的羽毛就无法向上级和百姓交代，也都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这可能也是我们一些搞腐败的干部，都是两面人、三面人甚至八面人的根本原因。这无疑也是我们党和人民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
2001年10月10日，大连、南京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对“慕马大案”第一批案件作出了判决。法庭认为： 慕绥新受贿财物共计661万元，并有265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的副手马向东却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
此后，平晓芳是陪他在病房里度过的。监管慕绥新的已经不是中纪委专案组，而是换成了狱警。慕绥新仍然躺着，平晓芳还是半躺在床边，她一只手搂着慕绥新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地给他唱歌。而慕绥新的头整天埋在她的怀里，她的怀抱成为慕绥新最后人生的平静港湾。
2002年3月2日，当在报纸上看到慕绥新死了的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亮时脑海里才跳出一个奇怪的问题： 什么是人的最大财富？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难怪慕绥新到最后也没有看清自己，他说，我一直想做一个好人，怎么就成了一个坏人呢？
我想，慕绥新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历经千辛万苦才爬上高位、良知还没有彻底泯灭的高官，那痛苦癌症病魔的折磨，一定比不上心灵深处的折磨？
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即将降临在那个刚刚落成的雄伟壮丽的“沈阳21世纪广场”时，慕绥新曾经在广场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他前脚刚刚离开那个寄托着他雄才大略的“沈阳21世纪广场”，后脚就被中纪委“两规”，成了贪赃枉法的大贪官。这巨大的反差，绝妙的讽刺，不是他与相信他的人能够理解的……
今天这些都已经变成逝去的过眼烟云，100年后我们都不在了，那时人们会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呢？
历史在这里沉思(1)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引人瞩目，也从来没有这样令人惋惜：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高官的乌纱帽落地。这是重大的历史转型期大浪淘沙的必然规律！
历史在这里沉思，世界在这里观望，人民在这里呐喊。
诚然，这种令人发指的高官“前腐后继”的腐败现象，在中国改天换地、承前启后的伟大进行曲中，只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但是它毕竟是存在的悲剧，是触目惊心的！我们每一位党员，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不允许这种腐败滋生、不允许这种悲剧在中国泛滥成灾。
从今天的角度看，高官慕绥新腐败不是孤立的，并有“前腐后继”上升之势。追根溯源，我认为不能把账完全都算在个人头上。因为从客观上看，我们现实社会确实存在着伸缩度很大的“三大空间”，是造成了慕绥新“三大悲剧”的根本原因： 一是党的最高理想与历史转型期之间，往往有一个真空——人性的弱点，不是极度萎缩，就是极度膨胀，是欲望无限膨胀造成了慕绥新的性格悲剧；二是民主与法制之间同样也有一个真空——使权力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这个体制悲剧空间，使腐败乘虚而入腐蚀了慕绥新的权力；更可怕的是第三点，我国现行的“弹性法律”，让无数贪赃枉法的高官感到有机可乘……所以说，我们治理腐败，清除腐败的土壤，决不能头痛治头，脚疼医脚。而是一项整个中华民族综合治理的大工程，需要全社会一起营造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良好环境。我相信到了那时候，无论是高官慕绥新，还是高官霍绥新，这一个个权力之树，就会深深地扎根到人民肥沃的土壤中，就会生命之树常绿，就会根深叶茂，就会福荫一方百姓。各种虫害在这种健康的社会躯体面前，也会无可奈何。
万幸，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真正打响了这样一场综合反腐败的“标本兼治”伟大战役……
2002年3月2日，慕绥新在病床上，在癌细胞的蚕食下，去世了。
之前，2000年3月8日，在开往南昌市郊的刑车上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神情悲哀而又无不自嘲地对法警说：“我可以载入史册了，我是建国以来因为腐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干部。”随后一声枪响让他在一片枯草地上服法。
2000年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克杰，也被执行了死刑。
胡长清、成克杰这么高级的干部被送上了断头台。其力度之大，措施之严厉，可以说古今罕见。
可在慕绥新谢幕之后，还有一大批“封疆大吏”令人心惊肉跳地不畏险途地“前腐后继”，还有一长串形形色色的“高官诸侯”被绳之以法上了封神榜成为《著名贪官名录》的明星。这使我们的目光不得不沉重地往下移动：
“贪财好色型”的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刘方仁；
“独断单行型”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
“妻儿失教型”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省长李嘉廷；
“丧失信仰型”的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
“晚节不保型”的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
“知法犯法型”的原辽宁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田凤歧；
“追求享乐型”的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
“谋求私利型”的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
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
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
湖北省省长张国光；
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
以及这次被审计风暴，无情地掀开头盖的原国电领导人，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纪委在5年期间，共查处了99个省部级高官。据有关资料披露我国现有高级干部2000多人，其中一线工作的1000多人。根据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每年受处罚的省部级高官人数占一线干部的1%—2%。
这是多么可怕的比例数字呀！
而在中国这些贪官的露馅，大都像慕绥新一样，具有很大偶然性。从技术层面上分析，大多都是他们的垮台后“引爆”的。这就无法不叫老百姓浮想联翩，也为我们反腐败提出了更加严肃的课题。
按照当今社会的普遍规律，腐败现象不是我国的“特色与专利”，这通常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紧密联系，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转型期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我国正处于“前腐后继”的高发期。根据世界“透明国际”公布的印象指数分析，大多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而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经济发达国家。根据“透明国际”对各国廉洁度所作的年度排名，最廉洁的国家除了新加坡外，还有： 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冰岛、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英国等。
而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在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间时，对于社会治安来说属于“最低谷时期”，换句话说是案件的“高发期”。再引申一步对于高官腐败来说，也是“前腐后继”的高发期。因为在1000美元与3000美元之间时，它属于人们的一个生存带。一旦超过3000美元，它才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上的一些公益事业，也可以体现各个部门甚至每个劳动者的价值。所以说在3000美元以下、1000美元以上时，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里，因为各项政策与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漏洞，就难免不成为案件的“高发期”，高官腐败的“前腐后继”期。
从“透明国际”的调查中我们还不难看出，腐败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问题，更是制约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在落后国家，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社会财富极不均衡，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社会动荡不安。国外学者指出腐败现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联的同时，还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巨变的阶段，也是官场容易滋生腐败的阶段。换句话说每个国家和地区在迈进富裕门坎的同时，也迈进了难以逾越的腐败高发期。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阶段，谁也无法逃脱掉这种恶运。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中叶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都无一例外地有过不堪回首的经历。要跨过这道门坎，出路只有发展经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打击腐败。事实上我们党领导着一个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能够在建国50年中，把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治安指数，控制到相对稳定的程度；能够在改革开放短短的20几年，把国民人均收入上升到1000美元，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然，面对着中国忙于在世界大餐中，增加经济份额；忙于社会领域的文明不断完善；忙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现代化，创造经济奇迹，而把社会公正挤到了次要边缘的地位，如果发展下去非常可怕，因为腐败很可能使国家公正的天平倾斜，那么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有一个巨大的真空。这个真空极易造就个性膨胀，权力的膨胀。低微的腐败成本巨大的利益空间，无疑是高官腐败的重要原因。因为任何的权力产生都是公共管理的需要，为公共谋利益是权力的本性。而权力只能被称为官员的少数人行使，换句话说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从而形成了内在矛盾，如果官员把权力看成是公众的，就会运用权力造福社会；如果官员把权力看成是实现自我价值、自我享受的工具，就会危害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考察官场，考察想当官的人很难证明他们当官都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目的。而稍稍有点理性的学者更愿意把职业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作人生方式来考察。既然当官也是一种投资，每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考虑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现在的官员就其经济收入而言，并不是社会最高的，却是最稳定的。而且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也是高于一般民众的，职务越高待遇越好。但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使一直享受最好待遇的一些官员，不满足现状了。
慕绥新女儿现状篇(3):长篇报道：慕绥新的悲剧与自白(上)
慕绥新是一个被处以死缓的腐败分子。然而，他曾经是一个有政绩的市长，当初，他曾由衷地宣誓要做一个有作为而且清廉公正的好官…… 他是一个“两面市长”。在一些人眼里，他是“政绩市长”；在行贿者眼里，他是“慕大哥”；在前妻贾桂娥眼里，他是“摇钱树”；在年轻的妻子眼里，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专案组眼里，他是被“两规”的对象，是一个需要被细心治疗的绝症患者；司法判决的结果，他是一个必须被严厉惩治的贪官。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慕绥新变质的原因何在？他的悲剧根源何在？面对法律制裁而又身患绝症的慕绥新，在专案组的教育影响下也有过一番反省和自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一合最近发表在《中国作家》的《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一文，披露了这位市长蜕变的心路历程 慕绥新的悲剧与自白 撰稿／一合 1999年底，当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就要降临的时候，在沈阳市，一座雄伟壮丽的21世纪广场落成了。在广场中心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这位本届市长叫慕绥新。 这已成为历史。 …… 无法面对老百姓 2001年初，慕绥新已被迫辞职；2001年3月，当他把所有问题都交待之后，很想找人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19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吭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行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党内个体户” 事发之前，他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纪党规，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或者不屑于看。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它，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据慕绥新说：1998年沈阳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很在乎这个，很在乎自己的政绩。这就足够了。他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神采飞扬的大照片挂在客厅里。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光荣背后也许还有“政治野心”什么的。但当时，他确实没把捞钱作为一种目的而特别加以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事实。 收钱“哲学” 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在某些地方，你没有看到当地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嘣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慕绥新不是什么人的钱都收，什么样的钱都收，他得掂量掂量。他平时还要杀伐决断，他还要指挥下面的人干事。他看上的信得过的人的钱他才敢收，他看不上的信不过的人的钱他不敢收。 他正想批评他，教育他，训斥他呢，正想免了他的职呢，怎么能收他的钱？那不是让自己被动吗？不是让自己当孙子吗？他是一个脾气很大，说一不二的人，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慕绥新主要是充当收钱的角色，但他非常理解送钱人的心理。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给省里的一位老领导送过烟，只一盒，这一盒烟却没有送出去，于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那时候还很穷，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买到的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收。他过于殷勤了，打开包装，抽出一根，给领导点上了火。自以为很完美，领导却误以为只给一根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根尝尝就行了，剩下的拿回去吧！这么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回去以后“我就三夜没睡好觉，想啊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什么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另外的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 官能买吗？ 慕绥新的发妻贾桂娥十分贪，弄得老需要他做补救工作，有的实在补救不了，他也只得认了。 这无疑就增加了收钱的数额和出问题的可能性。 他不认识周伟，但一笔收了周伟20万元。 这是由贾桂娥这条线上来的。他最终也不知道收了多少钱，贾桂娥只告诉他收了人家钱了，你就给办了吧！ 周伟本是鞍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想调到沈阳烟草专卖局去发展。沈阳是副省级市，差着级别呢，应该是特别不好办的一件事。他知道慕绥新权力大，但自己这么一个小人物，是绝对高攀不上，很难直接对话的，即使有再多的钱，也送不上去。 于是想到了夫人路线。辗转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贾桂娥的妹妹，请求帮忙。妹妹找姐姐贾桂娥商量后，对周伟说自己想买台车，能不能给凑点钱。周伟就给她“凑”了20万。刀快不怕脖子粗，多多益善。 妹妹给了姐姐10万，自己要了10万。贾桂娥真是胆子不小，这事能不能办根本没向老慕透过，就先收了人家的钱。她很有主意，只要慕绥新下了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 慕绥新一听就火了，周伟是谁？沈阳烟草局是随便就能进的吗？ 但是没有办法，她说收了钱，而且收得还不少，反正是退不回去了，你看着办吧！ 把周伟招到家里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看印象非常一般。但他已经通知组织部了，已经开始起动了，着手去办了，停不下来了。 自然是一办就成功了。周伟当上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又赶上局长就要退休了，周伟到“贾姨”家跑得更勤，每次都不空手，美元、人民币穿插着送。断火不蒸馍，蒸馍不断火。于是当上了局长。从过去的副处级一跃而为副厅级，时间只用了几个月！ 周伟哪儿有这么多的钱向外送？他说是借的。那么现在局长当上了，就赶快搂吧！果不其然，他开始收获了。借着给一个个体户批罚没烟，索贿9次，共得100万元，给贩卖走私烟的货主返还50万元，得回扣20万元。 后来当机智的记者问慕绥新，周伟这个官是不是买来的时候，他回答得清楚明白、滴水不漏。 他是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这个官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事情，他给我钱就能把官得到，是因为我犯了错误，从中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实际上想向共产党买官是做不到的。官是共产党管的，你要官只能向共产党去买，这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贪官帮你策划怎么做，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件事情？” “老板，你好！” 自从马向东的问题暴露后，慕绥新一直是不安宁的，他不知道中央到底对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中央纪委根据群众来信举报，结合调查马向东的问题，也对他的问题做了核实，他早已进入了中央纪委办案人员的视野。 慕绥新是他前妻贾桂娥的摇钱树。2000年1月20日，办案人员得知慕绥新让前妻贾桂娥买好了去美国的机票，便立即由领导出面找慕绥新谈话，让他动员贾交出机票。开始他说已经离婚了，不是夫妻了，她的事不好再干涉。后来答应去作动员，但做不通贾的工作。看来他是不可能做通的，贾到美国去本来就是他们二人的计划，因为女儿、女婿已经先期到了美国，贾再一跑，慕绥新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跑不了和尚，但庙已经跑了。 领导们就到贾桂娥家亲自做她的工作，说马向东事件后，这是非常时期，不要出国。她不听，又哭，又闹。好说歹说，做了6个多小时工作，才把护照和机票交出来。 贾桂娥是2000年11月19日被“两规”的，当时她正在北京开会。她已于一年前从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正处级调研员的位子上退休，但又被聘为沈阳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长，所以还能开会。经过艰难开导，她终于承认了一些问题，移交检察机关立案，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鹌鹑嗉里寻豌豆，肯定不会落空。果然搜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折款，共1000多万元人民币！ 慕绥新反思说：“这是一笔债。简单说，对送钱人是一笔债，你收了人家的钱嘛，所以关系要进一层。另外，在情和理之间，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笔债，这个债在自己内心深处有压力，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我都承认有压力，都是不正当的。” 记者问：“刚才你也讲了，在市长任期的4年中，你心里还是有个声音，始终在提醒自己：这可能是不对的。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来自心里的这种声音，是它太微弱了吗？” 慕绥新回答：“是外面的力量太强大了，而我本身受到的监督太微弱了，再加上我本身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过程中，要求自己又比较松。作为一个党员，他一定要在这个组织之中，如果不在组织当中，他就变成了‘党内个体户’，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不受监督的党员是没有力量的党员，没有战斗力。这是我的体会。” 是的，他每次都意识到收钱、受贿是不对的，但他每次又都收了、受了。这时候他特别需要一种外力来阻止他一下，让他收不成。 但是，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他收得非常顺利，好像坐在一条轨道上，“嗖嗖”地往下滑，许多人推着往下滑。 这是一条愚蠢的欲望的轨道。 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组成。 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 当时给不给周伟办调动，他只有20万元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如果欲望可以用钱来衡量的话。但是，周伟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就要大得多了，到他被宣判罪行的时候，已经在新的岗位上索贿受贿190万元。 刘宝印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靠修车、倒卖走私汽车发了起来。许多周围的干部向老慕介绍，说刘宝印不错，就认识了。他其貌不扬，但老实厚道，对老慕忠心耿耿，老慕稍加关照，便感激涕零。 刘宝印已经进去了。他没有说慕绥新跟自己的事，他知道拘留他是冲着慕叔来的。早在他进去之前，他就感到了风声不对。后来看到慕市长还在电视里露面，就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回来了。回来就被弄到专案组里去了。电视真是个骗人的东西！ 但电视也帮他过足了自我表现的瘾。电视新闻里经常播放本市的领导人物，他一个个体户是上不了电视的，但是他可以借着电视上的慕绥新来表现自己。慕绥新的穿戴全是他给买的，慕市长的镜头一出现，他就开始从头到脚报价。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牌，几千几万地从嘴里往外蹦，好像电视上的慕市长是他花钱买的，是他的模特和化身。这么一白话，感受着人们羡慕的眼光，他的自尊心便得到巨大满足。 他现在虽然也是个民营企业高明集团的董事长了，也可以跟某些官员搭上个关系了，但总觉得人家是看上了他手中的钱，感情上总是有些别扭。而慕叔是真心看得起他，不把他当外人，交的是人，而不是钱。当然他也送钱了，但送多送少，慕叔全不在乎，看得出来，他给你办事是出于一种人情。所以算总账他给老慕的钱并不多，共计才24万元，但慕市长给他办的事可是太多了，太重大了。 他倒卖走私汽车被扣了，老慕一出面，放车。刘宝印的走私车销不出去，老慕让市政府接待办买了6辆奔驰和2辆丰田。他承揽工程，老慕批示，减免税费400万元。 更使他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在歌厅打架，老慕看到他脸上的伤痕，说打个报告上来。刘宝印是省政协委员，这个报告就由政协打了上来。慕市长批道：“沈阳市公安局：为了保证投资环境安定，建设好一支保卫环境的队伍，要认真查处这件事。”歌厅老板吓跑了，回来后被拘留。 慕绥新很像个黑社会老大，虽然有时候思想很超前，很现代，但有时候很老旧，很义气。所以像刘宝印这样的一些大款特别服他。 但刘宝印最后还是说了。 专案组抓住了刘宝印偷税的问题，然后亮明政策，让他争取从宽处理。 他打电话跟妻子商量说，反正咱也救不了他啦，专案组也知道咱们干的事了，我看还是说了吧。 大连一民营企业老板杨某也交待了向慕绥新送钱85万元的问题。 他一开始卖服装，又搞长途贩运，但赔光了。贷款1000万搞房地产，成了青年企业家，成了“十佳”什么的，名气就很大，派头也就来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哥儿们开着一队小轿车为他送行，他下了车，不是道别和感谢，而是全部骂跑。轮船上的会议代表们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以为他上了船还不知会摆什么派头。但是他上了船，立刻脱下名牌大衣，卷巴卷巴当拖把，为全体代表擦起地板来。 慕绥新欣赏这样的人。 当时他正当副省长，吃饭坐在一起，欢迎他到沈阳来投资。 1997年慕绥新当了沈阳市长后，杨某果然就来了，说要建设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支持，建吧。建成后，又要建一个森林动物园。这很符合老慕的思路，列为重点工程支持，资金不足时批了3000万元的贷款。点了灯自有油钱进门。作为回报或感谢，杨某为慕绥新的母亲在大连装修房子买家具，之后又为慕出国送费用，为上中央党校送零花钱，为住院送保养费。 跟他来往的个体企业老板人数不是很多，但少而精。他不是任何一个大款的钱都收，他选那些能干事的。主观上收钱不是目的，他更看重自己的政绩。民营企业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要发展经济，必须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跟创造政绩不矛盾。想打咚咚鼓，总得二三人。而支持他们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收到大量的钱。还用去主动地吃拿卡要，不给钱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吗？那就太低档了。 他对能干事的老板从来都是热情支持，不讲代价的，但客观上恰好形成了一种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事态，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良性循环”。正是这些能干事的老板也才最能赚钱，给慕绥新的回报也便十分丰厚。专案组做过一项统计，在向他行贿的人员名单中，老板人数不足20%，金额却高达60%。收了这么多的钱，却又毫不生硬，水到渠成，温情脉脉，绝无尴尬，真是一个大手笔。难怪他没有一点犯罪感了。难怪他家的那只八哥最爱叫：“老板，你好！” 新民周刊(总第19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