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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南现状]谈谈司马南
谈谈司马南
李北方206.28 19:08阅读28345
一
这篇东西早就想写了。迟迟没写，其实两个原因，一是司马南身上需要谈论的并不多，他远没有方舟子那样层次丰富；二来就是总有和事佬来劝，大家都是热爱毛主席的，你看人家右派多团结，不能这样掐啊。于是就一拖再拖。
终于，我还是决定写，因为这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远不是一句“大家都热爱毛主席”就可以秃噜过去了，况且，司马南是不是真正热爱毛主席也是我想在这一篇东西中讨论的。
还有个促使我决心动笔的契机，就是前些日子，我碰到了司马南了。我把我核心关切的问题，当面向他提出了，他的回答和反应让我觉得，必须得写了。
但我不会写成一个“檄文”，也就是言辞犀利甚至刻薄的那种风格，像《谈谈方舟子》那样。毕竟刚刚见过面，司马南的态度至少是友好的。抬手不打笑脸人，我也没必要非搞得很凶的样子。
二
在一张桌子上坐的时候，司马南好像是为了跟别人解释如何回应不同的批评主动提起了我。他说，你看李北方老要批判我，我都不回应，为什么？他是我朋友啊。
这话听起来是好的，但不是真的，属于客套。我们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算不上朋友。以前我们互加过微信，后来他把给拉黑了。这还能叫朋友吗？
当然，他拉黑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三年前我就在微博上公开表达过我对他的质疑，我对他的核心关切，那一句话也就表达清楚了。这是我从司马南的微博上翻出来的，用的是我最初的微博账号。
imgLoading其实，算上前几天这次碰面，我一共跟司马南只见过三次。第一次，很久远了，我相信司马南不会记得了，那时候江湖上还没有李北方。2003年，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工作，还是个小记者，气功大师张宏堡在美国出事了，要做一个应景的稿子，我就联系司马南约采访，请他谈谈当年打过交道的“老朋友”。找到电话，打过去，是他的助理或是家人接的，我留下了联系方式。当晚，司马南主动打回来了，后来约在北京北三环安贞桥附件的一个小咖啡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见面谈了谈。留下联系方式然后采访对象主动打过来的情况，是极少见的，个中意味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说他是个热心肠可以，说他需要媒体曝光度，当然也可以。第二次应该是2012年，我忘记是谁张罗的饭局了，司马南到得晚，当时我还跟他自拍了一张合影，发了微博，说“所谓南帝北丐”。后来我的微博被销号，照片也找不着了。然后就是前几天碰到的这次了。
可见，我跟司马南不熟，没什么交情。但是，我跟他之间也没有过任何私人层面的不愉快或者过节（跟方舟子还算得上有那么一点），这一点是要特别强调的。所以，我写这篇东西，仅仅是因为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需要说清楚，给各位左翼网友做个参考。
三
我当面问司马南的问题是：你跟方舟子到底什么关系？跟转基因利益集团到底什么关系？另外，我也说了我的判断：你司马南跟方舟子的关系绝对不是朋友那么简单。
要闹明白我对司马南的看法，方舟子是个关键，各位需要先了解我对方舟子的看法，不妨点击读一下《24k的邪恶——谈谈方舟子》。
imgLoading我跟司马南的当面交流并没有很充分，司马南回应了几句，我就知道，这个沟通是无法深入的，也就放弃了追问的打算。对我的提问，他回应说，什么是转基因利益集团？转基因利益集团在哪里？质疑我跟转基因利益集团的关系，你需要拿出证据。（大意如此）对于他和方舟子的是什么关系，他没有回应。
这样的回答是抬杠，是诡辩，言下之意是，得有个大楼，门前挂着一个“转基因利益集团”的牌子，才能说转基因利益集团是存在的。利益集团本来就是个既现实又抽象的概念，它是现实存在的，但边界又无法清晰地标识出来。司马南自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利益集团”这个概念的，比如他在微博上多次批评“潘仁美”代表的“地产豪强利益集团”、批评过“操弄美元的集团”、批评过“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为什么一说到“转基因利益集团”，司马南就蒙圈了呢？就不知所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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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Loading小天天当时也在场，在旁边嘟囔说，他也跟司马南谈过这些问题，司马南总是诡辩。
小天天问司马南，方舟子将来是不是不准备再回国来了。提这个问题的背景是，有不少人起诉方舟子伙同彭剑以所谓“安保资金”的名义诈骗钱财，第一起诉讼已经开庭了，后面还有其他诉讼等待开庭。一旦方舟子诈骗罪名成立，回来八成是要被抓进局子的。奇怪的是，司马南竟然做浑然不知状，问怎么了。这就太扯了，那么铁的朋友，出了那么大的丑闻，都被人告上法庭了，司马南会不知道吗？反正我是不信的，我觉得他是装不知道。
看过《谈谈方舟子》就知道，我对方舟子看得还是很透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估计他的邪恶。但随着王志安对“安保资金”的调查逐步披露，我发现以前我还是太过高看方舟子了，没想到他会以那种方式骗钱，太他妈low了。
但是，司马南说，这是王志安对方舟子的“抹黑”。大家注意，这话是在2016年6月7日说的。在过去的大半年里，方舟子在“安保资金”问题上被王志安打得屁滚尿流，从前期的狡辩到后来的屁都不敢放一个，只好每日晒点饭菜和多肉植物顺带扯点别的闲篇儿死撑着，而司马南还在说这是王志安的“抹黑”。这得什么样的心理素质？【不了解这段掌故的，到王志安微博上去翻。】
有在座的人说，方舟子挺转有问题，但打假还是有功的。我说，方舟子就是最大的骗子，不要说什么科学与道义了，连直接骗钱这种事都干得出来。唐骏李开复虽然扯过谎，但被揭露出来，都能够承认和道歉，如果以方舟子这种死不要脸的货为基准，知错能认（能不能改不知道）的唐骏李开复简直可以算圣人了。
对此，司马南说，方舟子是不是骗子，得法院来认定。
的确，判定有罪与否是法院才有的权限；但公道自在人心，方舟子是不是骗子，谁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通过王志安的调查采访，我觉得方舟子以“安保资金”的名义诈骗钱财的事实是成立的，他就是个低级的骗子。做出这样的判断是不必麻烦法院的，就像方舟子认定韩寒是骗子，也不需要麻烦法院做个判决一样。
另外，方舟子是不是骗子还得要法院来认定这个说法，是非常搞笑的，因为方舟子根本不把法院放在眼里，他会去打官司（他还威胁要起诉王志安，但至今没敢有真动作），但法院只能判他赢，判他输的法官就是“枉法法官”，要上他的黑名单的。如果法院判他诈骗事实成立，他还不知道要怎么诅咒法官呢。方舟子比死磕律师都牛逼，比法院还大。所以呢，方舟子是不是骗子，还是别麻烦法院了，交给我们的判断力吧；法院管方舟子是否需要蹲监狱、蹲多长时间就好了。
imgLoading这就是司马南对方舟子的态度，无原则地维护，无底线地偏袒。不光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如此，而且是一贯如此。
四
有人可能会说，他们俩是好朋友嘛，替朋友说话不奇怪。
那我要问了，司马南跟崔永元难道不是朋友吗？大家都是朋友，怎么会为了方舟子这个朋友而跟崔永元那个朋友翻脸呢？不但翻脸，司马南还锲而不舍地以轻佻和刻毒的方式谈论小崔，动不动就拿小崔的抑郁症说事儿，企图通过给小崔打上“病人”的标签而取消他的说话资格。这是极没有底线的。
imgLoading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崔永元“谣言反转”，司马南是有科学精神的，爱朋友但更爱真理，所以才跟小崔决裂。
那么我要问了，方舟子“谣言挺转”，司马南怎么不反对？不但不反对，还跟着方舟子散布挺转的谣言。他们到底使用了哪些谣言，我不想去梳理和罗列了，他们的谣言里最低级可笑的是动不动就说“主流科学界”如何如何。把科学界分为主流和非主流，拿主流和非主流作为标准评断科学问题，是大笑话，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们一点儿都不具备科学精神。
正如我三年前在微博里说的，一个人可以“为朋友隐”，哪怕是包庇犯了罪的朋友，这虽然犯法，但伦理上是说得过去的。可是我无法想象一个有正常心智的独立的人，会无原则、无条件地挺他的某个朋友的一切。我能够理解的是，方舟子有错，你司马南不公开指出，不让朋友当众折面子，选择私下沟通。但你司马南怎么可以公然“以私废公，助纣为虐”呢？
可见，问题不在“朋友”，不在“谣言”，不在“科学”，而在于“转基因”，在于对转基因是反还是挺的态度差别。司马南和方舟子的关系，用“朋友”是无法解释的。唯一能解释得通的，是他们是一个team，也就是个团队，在协同地开展一项工作，完成一项任务。
五
什么工作？其实近年来司马南和方舟子的交集也不是很多，他们早不打气功大师了，也不步调一致地跟环保组织死磕了，他们一块儿干的，只有鼓吹和推广转基因。
司马南无条件地支持和袒护方舟子，只体现在转基因问题上，方舟子疯狂地反中医，司马南就不怎么掺和。我觉得，这是个巧妙的安排。
关于转基因，司马南一直说，他不是科学家，不懂转基因，但他知道谁懂，知道这个事情该听科学家的而不是听主持人的。但是，他谈起转基因来却一点儿没有因不懂而慎重的样子，他写过文章也做过视频节目，总是一副言之凿凿的架势。这里就不具体进入对他的观点的辨析了，只提供一篇驳斥他的文章的网址，给大家做个参考：http://m.blog.sina.com.cn/s/blog_e285f19c0101ggkt.html?ref=weibocard#page=1。
imgLoading要彻底驳斥方舟子司马南对转基因的鼓吹，得跳出他们的逻辑，这样才能看出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我写过一篇题为《科学、技术和产品》的小文章，一千多字就把问题说清楚了，转基因是一项技术，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转基因食品，无论玉米、水稻还是鲤鱼，都是产品。方舟子司马南鼓吹推广的，是产品，他们的实际身份是salesman，即推销员。各位在外面逛街，恐怕都遇到过商家拿着样品请人品尝的情况，我的印象中，卖点心的和卖茶叶的最喜欢这么干，你尝尝，要是觉得好，就买点，不买也无所谓。请问，方舟子带着一群人品尝猪饲料（转基因玉米）的行为，难道不是跟这种促销行为一模一样的吗？区别也是有的，正常的推销员态度好极了，但方舟子司马南这种推销员就太操蛋了，你不喜欢他们的产品，你就罪大恶极。雇他们当代言人和推销员的，真是瞎了眼了，消费者拒绝一个产品的理由可以有千千万，推销员长得难看讨人嫌就构成一个充分的理由。
记住，他们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跟科普没有一毛钱关系，跟科学没有一毛钱关系，跟科学精神没有一毛钱关系。
imgLoading如果承认他们是干推销的，那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跟转基因利益集团无关，是说不过去的。要我拿证据，抱歉我拿不出来，我做的只是逻辑上的分析。在《谈谈方舟子》中我说了，方舟子的问题恐怕得需要国家安全部门才有能力搞清楚。王志安能调查到的，我以为也只是比较小的那部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在挺转的方粉中，是有大量的丧家的走狗的，即拿不到好处却拼命帮忙鼓吹的，方舟子和司马南也是转基因利益集团的丧家的走狗，通过对热点议题的深入介入，炒作自己，然后再通过别的途径挣钱，比如方舟子利益“安保资金”骗的就主要是那些“有科学精神”的蠢货。但这样一来，司马南辅佐方舟子就成了帮助方舟子骗钱了，而王志安的调查表明，司马南没有分享方舟子骗的钱。司马南是个聪明人，他应该不会干这种事。所以，这个可能性成立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忽略不计。
六
接下来谈谈司马南的政治立场、他对毛主席的热爱等问题。
司马南真的是左派吗？在他的政治观点里面，有大量不难辨识的矛盾之处，这让他的政治观点不那么有说服力，加上他忽然之间变成一个左派而且迅速成为中国左派的代言人的这一事实，都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政治立场是不是为其他目的服务的。
司马南的确是忽然间变成左派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积极救灾，是兑现了对普世价值的承诺云云。对此，司马南写了一篇文章予以驳斥。因为司马南头些年在跟气功大师的斗争上积累的名气、汶川大地震这一重大事件、普世价值议题在当时的争议性等因素混杂在一起，司马南对普世价值议题的介入一下子火了，他成了左派干将了。
如前文所说，我至迟在2003年就关注到司马南了，在随后的5年里，我没有注意到司马南以任何方式表达过左翼观点。我也问过其他人，也表示在那之前没听过司马南有过左翼倾向的言论。我也做了一点功课，查到司马南在较早的时候参与过中日问题的争论，还有计划去日本找极右翼辩论（未成行），也在网上看到了司马南2005年在云南大学的演讲，里面谈到了国家利益等等。这些观点跟当下的中国左翼的立场有交集，但也有很大区别，因为有不少反日的、爱国的人士并不支持毛泽东思想，反而是右派。从这样的立场到旗帜鲜明的左派，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关于这个转变的原因，司马南自己的解释是，他在那段时间学会打字了，以前不会打字，所以很少写东西，学会打字了，就开始写文章发博客了。这个解释，信不信由你。
imgLoading我对司马南的政治观点的兴趣，并不是从他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开始的，而是从他对南方系对杨佳案的报道的反击开始的，（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2357747）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几个月的事。乌有之乡网站转载了他写的评论，看过之后，我给乌有之乡的负责人发过一条短信，大意是说，你们最好离司马南远点，否则乌有之乡会死在他手里，你们跟他的这种立场掺和在一起，会被左派抛弃的。那时候乌有之乡还办得红红火火，影响力不小，后来的确死了，遭遇的是另一种死法。
南方系对杨佳案的报道的确是有问题的，正如司马南在其批判中所述，通过把杨佳塑造成一个本质上老实本分、循规蹈矩的人，来控诉“体制”，以此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一手法至今仍在继续被使用，前些日子浦东机场发生了一起有人引爆爆竹并自残的事件，有的媒体使用的标题是，“‘老实本分’的农村娃，何以提着炸弹走进浦东机场？”这是典型的公知范儿。
而司马南对南方系的杨佳案报道所做的回应，跟公知范儿的对立倒是彻底，但没有展现出哪怕一丁点儿的左派思想的色彩。南方系企图把悲剧的原因都归结到社会性因素上去，但司马南拒绝了任何对社会性因素的考量和反思。在司马南的文章里表现出来的，只是彻底的维稳思维。这就是五毛腔儿。司马南在杨佳案评述中开创的这种五毛范式至今也在网上被大量地运用，遇有恶性案件的发生，一堆大小五毛便一拥而上，把施暴者等同于恐怖分子，欲杀之而后快，完全不问这样的恶性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改造和铲除滋生此类事件的土壤。
司马南不是热爱毛主席吗？一个谈起毛主席会激动落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翼战士会这么看问题吗？
我们只需简单地问一个问题，如果毛主席在世，会对杨佳案做何反应？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式的无聊假设，因为有毛主席处理类似问题的历史可以作为参照。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召集各县县长开会，突降暴雨，一位县长被雷击而死，一位农民的驴也遭在雷击中死了。这位农民逢人便骂，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了，用“维稳思维”把人抓了，打算以反革命的罪名予以处置。毛主席知道后，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说群众发牢骚，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毛病。后来又发生了陕北农民骂毛主席的事情，毛主席以同样的方法处理，并做了认真的了解，原来农民有怨言，是因为生活困难，公粮负担太重。毛主席于是拿出了他的解决办法，精兵简政加大生产运动。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陕北百姓不再咒骂毛主席了，他们发自内心地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件往事与杨佳案不同之处在于，骂人的人没有真正伤害到谁，是可以不追究的，但杨佳酿成了血案，是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其他地方都是类似的。毛主席会怎么处理杨佳案？杨佳肯定要被处以死刑的，但这就完了吗？不会的，他会主张调查研究，深刻反思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出现。
imgLoading仅仅把杨佳当成一个残暴的没有人性的杀人犯看待，处死他，再对着他的尸体吐一万口唾沫，以为就万事大吉了，这是愚蠢的。不改变产生杨佳的土壤，就会生长出更多的杨佳。事实正是如此，在杨佳案之后，又出了郑民生、陈水总、马永平、胡庆刚等等。不用怀疑，将来还会有更多类似的事情出现的。仅仅严惩杀人犯有什么用呢？就能让那些无辜受害的妇女老人儿童活过来吗？
一提反思，五毛们就炸窝了。公知所言的反思是别有用心的，反对公知式的“反思”，不代表不要反思。辩证地看问题，认真地反思，综合地治理，是把真正的左派和五毛、公知区分开来的标志。
跟杨佳案最近似的是去年发生在湖北十堰的胡庆刚刺伤法官案件，我在《法律党为何念念不忘要把共产党搞垮：一个法盲眼中的法治》中提到了这个案件，大家可以去看看我怎么说，看看什么是毛派的分析方法。
从司马南刚冒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不是什么左派，更不是毛派。所以，我当时就跟乌有之乡说过，别跟他搅合在一起。但没人听我的。
七
能说明司马南不是毛派的，还有他对科学的态度。这就又要回到转基因问题上来了。
科学，是普世价值。我在《普世主义：强权的说辞》一文中引用了沃勒斯坦对普世主义演进阶段的划分，普世主义的最新形态，也就是当前占统治地位的普世主义形态，便是Scientific Universalism，即科学普世主义。科学是今天最大的普世价值，是其他一切普世价值的基石，如果不是借科学的威名，西方的话语体系是不会产生威力的。
毛主席是怎么看待科学的？毛主席尊重客观规律，重视科学的发展，对一切最新的科学成果都保持饱满的兴趣。据戚本禹的回忆，毛主席的科学知识虽然不能跟科学家比，但远远超出一般人。据毛远新说，一个部门搞了个技术展，托他给毛主席传话，想请毛主席过去看，主席问到底是关于科学进展的展会还是新技术的展会。毛远新当时搞不懂这有啥区别，主席就给他讲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说如果是科学有了新发现，他一定去看，如果只是一些新的技术应用，他就不去了。
imgLoading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更重视的是科学的政治属性，科学不能变成压迫人的工具，他提醒我们，不能允许一部分人利用科学来欺压人民大众。毛主席的主张是，人民群众要成为科学的主人，科学的进步要为人民大众的福祉服务。
而司马南呢？他和方舟子歇斯底里地鼓吹转基因，就是在借科学的名义（仅仅是“科学的名义”，前面说了，他们对转基因的鼓吹，是推销行为，跟科学没有关系）压人，他把科学变成了霸权，大众对转基因的反感在他那里变成了反科学的愚昧。他主张让“主流科学家”代替大众做主，决定大众该吃什么。他感到遗憾的是，农业部独断专行得还不够，没有早点把转基因作物合法化，错过了最佳时机。
在对科学的态度上，司马南的态度有一点点毛泽东思想的气味吗？他有一点点对民主的认同和尊重吗？
我在近期的《近三十年来目睹中国思想文化之“怪”现状》的演讲中，将一系列思潮归纳为“普世教”，但在演讲时竟然忘了提科学邪教。后来我简单地补充道：“科学是科学，科学主义和极端的科学主义即科学邪教是另一回事，跟科学无关，而是假科学的名义搞别的邪门歪道，比如推销转基因食品。方舟子司马南都是科学邪教的传教士。”
作为普世价值的科学，是司马南赖以起家的本钱。司马南最早出名，靠是反“伪科学”；今天他还在挥舞科学的大棒，卖力地为转基因吆喝。然而，他一炮而红成为左派乃至左派的领军人物，靠的竟然是对普世价值的炮轰！这是何等奇妙的喜剧！
八
我对司马南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虽然我一开始就发觉他的理念不是真正左派的，但我也反对那些主要来自右派的对他的污名化，即司马南是个投机分子，投的是重庆的机。顺着这个思路，右派说重庆给他安排了什么样的职位。这显然是扯淡的。如果是单纯的政治投机，那么投机当右派，跟薛蛮子们去混，显然比投机当左派得利更大。重庆事变后，司马南也没有改变态度，没有像杨帆那样让人不齿。这些足以使政治投机说破产。
司马南不是毛派，除了上述两点，还有很多表现，即时时处处紧跟上面的说法。这不是毛派的立场。有一度，我善意地想，司马南是不是一个“党章意义上的左派”。所谓“党章意义上的左派”，就是党章上写着的（马列毛邓三科）都拥护，至少不表示公开的反对。意识形态系统的人，很多就是这样的。但这个理解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些“党章意义上的左派”是在干个工作吃碗饭，很少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而司马南是很主动的，看起来是受理念驱动的，党章显然起不到这样的驱动作用。
直到我把转基因问题纳入到考虑的范围内，我才觉得可以完整清楚地解释司马南了。这是三年前的事儿了，也就是说，我对司马南的认识的形成，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我品人论事，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当我敢于做出判断的时候，一般八九不离十。
九
我讲了以上这些话，那些因为司马南热爱毛主席而觉得他是同道的人，也就是那些一直劝我不要写这篇东西的和事佬们，会怎么想？会接受不了吗？
很多人之所以认为司马南是真正热爱毛主席的，是因为他谈起毛主席的时候慷慨激昂，还动辄热泪盈眶。我是能够理解这种情感上的共鸣的，但我想说的是，司马南的眼泪不要轻信。
见过司马南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平时跟人聊天也像是在演说，以“司马南”来指代自己，而不是说“我”，这让他显得跟其他人不在一个频率上。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我还见过一个。我相信世界上有这么一类人，天生是为表演而生的，无时无刻不在表演之中，他们说话的语调和表情，放在镜头上看，是自然的（我们正常人在上了镜头，看起来是木讷的），在生活中看来，则有点跳脱。我觉得，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表演型人格”的人格。
imgLoading普通人落泪，是动了感情的表征；而戏子的眼泪是不值钱的，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这是区别，这是必须要明白的生活常识。
谈起毛主席，尤其是在主持节目的场合，司马南会落泪，大家注意，这并不能说明司马南就真正热爱毛主席，因为他天然跟大部分人不一样。评价他是不是热爱毛主席，要看他的思想中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
上文我已经分析了，没有。
十
imgLoading关于司马南，我还有一个不解的地方。那就是，在他忽然成为左派之后，他还忽然就成为中国左派的代表人物了，一有什么事，外媒纷纷去采访他。这里面当然有司马南在当“左派”之前积累的名气的因素，有他乐于跟媒体打交道保持自己的知名度的因素，但这是全部吗？是否有一个刻意把司马南打造成中国左派的代表人物的计划？我是有此怀疑的。
把司马南打造成“左派”的代表人物，有什么好处吗？我觉得，是有的，门道还在转基因问题上。
国内的左翼，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体，内部是形形色色的，在理论上有不同的主张，对待具体问题上的态度就更是差异巨大了。能够把左翼这个群体统合起来的，或者说在国内左翼中真正有共识的问题，是为数不多的，这其中，对毛主席的认同是一个，反转是一个。反转原本与左右之争的关系并不紧密，但这个态度是现实形成的，其形成的具体原因这里不做具体分析，但无论如何我们承认这个事实。
把决绝的挺转派司马南打造成“左派”，意义就在于在左派中打入一个楔子，让很多左派，尤其是对左派大佬、对司马南老师心存敬意的民间左派投鼠忌器，看在司马南的面子上，在反转问题上不能那么坚决了。
“司马南只在挺转的问题有点让人不理解，但他反对伪气功，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有正面作用的。”这样的话大家听着耳熟不，是不是有很多人说过？
外媒喜欢司马南，我想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把中国左翼的形象跟他个人挂起钩来，让左翼看起来像一个马戏班子，而不是一个因理念而聚合起来的人群。
十一
归纳起来，我说要表达的核心想法有这么几点：
第一、司马南只有左派的姿态，没有左派的实质，更加不是什么毛派，这要从他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中判断，而不能根据他的慷慨激昂和动辄落泪的姿态来做判断；
第二、司马南当左派姿态的实际效果是在反转的左派群体中打入一个楔子，他对毛主席的“热爱”服务于其挺转的目的；
第三、司马南跟方舟子的关系绝不是朋友那么简单，他们是一个团队，相互配合地为转基因利益集团服务；
第四、司马南的“加入”，事实上没有提高而是损害了中国左翼的形象，使得左派看起来马戏团化、五毛化了。
十二
对以上分析与结论，司马南大概又要说，请拿出证据来。抱歉，我进行的是逻辑上的分析，没有小天天研究的那个意义上的证据。有很多问题是只能靠抽象分析才能解决的，马克思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请问，你能找到一个摸得着看得见的叫剩余价值的东西吗？你能分得清资本家的哪几张钱是剩余价值哪些不是吗？这时候，说“拿出证据来”就是无聊的诡辩。
我写这个东西，是纯粹的义务劳动，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是得罪人的。我不是要说服谁，也不是要得出什么希望大家一定要接受的结论。我只是要给广大对此感兴趣的左翼网友们提供一个参考，请大家尽可能地转发，给更多的人提供一个参考。参考之后，大家各自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大家自己的事。觉得我说的没道理，无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仍然认为司马南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贡献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同道的，也无妨。
重要的是，脑袋瓜要清楚，不要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就好。
二：[司马南现状]司马南: 香港动乱的原因在内部----香港动乱其实是民生问题
各位，下午好！
上午刚刚从香港回来，先是回复法新社关于四中全会的一个问题，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关于今天召开的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专题采访，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这期间没有谈到香港问题。其实，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主题之下，完全可以谈一谈《宪法》《基本法》治下的香港，为什么面对公然违法活动缩手缩脚畏首畏尾，怎样认识香港回归祖国十七年之后出现今天这样的街头骚乱。
各位老师清楚，接受采访有时也比较被动，人家不希望你谈这个话题，你主动谈了，人家也未必会采用，镜头前说了电视上播不出来。
好在在座各位领导老师都对香港动乱的现状原由以及发展走势感兴趣，那我就不揣冒昧汇报一下，算是第一时间的扼要汇报，只是粗浅的认识和感受，还谈不到研究，所有的零星认识与小结论都不是最终定稿，我接下来还要拜访一系列人，阅读一些文件，以加深对港乱原因的认识。
前边大家所谈关于香港动乱的分析性的意见，我只听了一部分，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身临其境所感受到的东西与我们通常用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有些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下边的汇报当中有些话说的与大家的认识不同，并非我不同意大家的观点一一只是基于证据的不同、证据的有限，而得出的初步结论有些差异罢了。
我汇报的题目是《香港动乱的原因在内部》，简单的说，叫《港乱内因》。
这个结论一下，做任何文章都是不讨好的，因为有人不满意，有人会跳起来。好在我没有讨好任何人的念头。不介意别人怎样看我，也不介意他们的反应，只在乎他们对我所陈述的事实有怎样的另外看法。
听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劝在座各位切切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对国外的某些势力在香港长时间有意识的挑唆行为以及这一次占领中环行动超常发挥我看不到或不承认。今天梁振英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候讲了: 在香港的政治活动中，有外国势力介入，并非是单纯的香港的本土政治行为。他的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境外的反动的势力固然强大，我们的敌人固然很狡猾，香港的工作固然存在很多的复杂性偶然性，但是如果我们应对积极，考虑周全，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为我们留下的思想武器，或者说这两把刀子我们不丢，时时勤拂拭，经常拿出来练一练，真刀真枪地常比划着，我们恒不至于走到今天这般被动尴尬的田地。
在座的前辈一定记得，在大陆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我们的共产党在香港能够组织工人运动和反动的港英当局作斗争，搞得风生水起，舆论在我们一边，民心在我们一边，主动权在我们一边，设置一题调动舆论那是我们共产党的长项……你说奇怪不奇怪呀，打下天下建立人民共和国65年了，香港回归十七年了，现在事情正好到过个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能不检讨我们的工作？能不总结我们的过失？能够推掉我们身上的责任吗？
不承认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人，你们的根据又在哪里？
大家还记得香港第一次七一大游行在什么时候吗？为什么在1998年、99年、00年没有占领中环的行动呢？坦白地说，被港英当局管惯了的香港人开始是不敢闹的，你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到底要干什么，他们不知道，一些做过坏事的富人和胆小怕事者已经跑了，跑到美国，跑到英国，跑到加拿大去了，留下来的也不敢闹事，他们要看。开始，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只是试探性地释放一些信号，后来发现一个规律: 只要你哭闹，就给奶吃，大闹大给，小闹小给，不闹也给……天下有这等好事，那为什么不闹呢？
香港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
表面上是普选与筛选的问题，这是一个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伪问题。其荒谬性\极端性\不可操作性，不必在这里展开了，人民日报的几篇评论都讲的很透彻。我要说的是香港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民生问题。上街的青年学生当中一部分人、一部分市民，他们对现状不满，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对香港发展的现状不满，但这种怨恨的情绪被民粹政治家和别有用心的人引导到了对中央政府政策不满上面去了。这是反对派的创造性思维，也是我们工作不到位所造成的。
[一]
看一看，今天的香港闹成了什么样子！
为使大家有一些现实的感受 ，我首先放一组照片给大家看看。几百张照片，我用比较快的速度播放，请大家浏览一下。……[略]
我通过皇岗口岸由深圳进入香港，在香港目击了占中三个最热闹的地带，金钟铜锣湾旺角，和一些人做了交流（包括反对派，包括游人，也包括香港的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接待我的香港朋友是老实巴交的商人，他说自己是中左，但是坚定的爱国者。
从皇岗口岸接上我开始，他与小司机坚决要求我把胸前的国旗标志撕下，并亲自动手将我的双肩挎包上的国旗的标志用牛仔长衣将它遮盖起来。他说，香港的各派政治力量，都在这里活动，你就在这里老老实实当观众吧，你在国内表演的够多了，我可不愿意你给我在这里惹出事儿来。他介绍说，在每一个围堵交通而形成的现场（他用了一个词儿叫"嘉年华"），即使是白天人最少的时候，香港各媒体的长枪短炮也都架在哪里不会放过一丝风吹草动，国外各媒体的长枪短炮也架在那里，车辆就停在边上随时机动待命 。他说，仇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种政治势力，比方你熟悉他们他们也熟悉你并恨你的***喉舌……
既然说的这么严重，我只好把两面国旗标志撕下来遮挡起来。
人们看到的占中行动是香港最热闹的三五个地方马路主干道，被用垃圾桶用竹竿用马路栏杆和任何能够找到的东西堵塞，特区政府被各种杂物包围，立法院被包围，正常办公交通秩序以及商户的经营活动受到影响，每天坚持在占中现场的学生罢课， 最多达七八万之众， 最少几百人几千人， 白天安营扎寨睡觉玩电脑谈恋爱看书也不让汽车通过，晚上则在三个区域不断的制造与警察的冲突，故意激怒警察，譬如往警察身上淋尿，警察制止其违法行动的时候，被媒体反复曝光，警察被调职被解职，而违法者却被释放。
（边讲解边指图片给大家看）
关于占中的一些具体的事件性的内容，以及活动中的各类积极分子等等，我就不多介绍了，大家通过各种媒体都可以看到一些。
[二]
这里拟侧重介绍一些这次去香港了解到的一些较为内部, 不那么公开的信息。
现在占中人群是牛皮癣, 或者说就是几块狗皮膏药贴在那里.
1/没有人敢惹，事件是有来头的.
似乎嘴上挂着民主和人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公然违法，这种完全不符合英国统治时期香港法治传统的行为, 居然能够被接受, 说明这个事情背景很深, 策划很久.香港占中行动的策划人某某某与施明德先生的录音已经在网路上公开了，这个信息用手机就可以很方便地说出来. 大家所不知道的是美国那个中情局分析师出身的专门在各个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教父一一夏普先生, 不顾年迈高龄专程香港指导工作, 非暴力抵抗的198种战法在香港某些大学里专门的培训中心已经演练很久了.
更深入的一些情况则表明，壹传媒老板黎智英曾经密会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双方在黎智英的游艇上逗留五个小时之久。（此处有删节）
2/行动没有经过警察批准完全是非法的，但警察却不敢采取禁止行动。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打狗要看主人，香港警员文明的不能再文明，谨慎的不能再谨慎，委屈得不能再委屈。
3/最奇怪的现象莫过于香港特区政府工作人员，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特区政府被围堵，根本没有办法上班工作的情况下，部份工作人员反而在胸前戴上黄丝带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后来示威游行者在特区政府门口开了一条不到两米宽的窄通道，让他们一个一个鱼贯而入上班，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居然面带温顺之色表示感激，并指着胸前的黄丝带说支持他们的行动。
4/电视台每天制造事端，报纸都在替违法占领中环的所谓反对派说话。香港电视台就那么两家，无线是翡翠与明珠，亚视有本港和国际台，多是粤语和英文播出，这些电视台在整个新闻的报道过程中，完全偏向违法占中的示威一方，矛头对准特区政府， 明里暗里抓住每一件事情挑唆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可以肯定地说，眼下香港的舆论几乎完全操控在反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势力的手里。
5/警察执法反被调职，滋事者被抓第二天就放。传媒老板黎志英带头制造各种各样的谣言，鼓动香港的骚乱，他的家被愤怒的反占中人群包围了，法院居然出面保护他们家，出动警力粗暴地驱散示威的人群，香港的司法权完全掌握在那些港英政府培养的所谓司法专家的手里，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是鲜明的。
6/已经三个星期了，虽然死皮赖脸地坚持下去并不容易，但是那些占领中环制造混乱的所谓反对派没有收场的意思，或许他们找不到收场的借口，或许他们在收尾的时候要制造一个大的动作。占领中环的这些反对派每天在从事着创造性思维（琢磨着怎么捣乱）他们的衣食住行包括上厕所看病……有人专门负责，一条龙保障。我拍了不少这些内容的照片。
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事情，一个大学生向我展示了他们手机上安装的一一美国新近开发的最先进的软件，专门提供给占领中环的学生们使用，即使香港特区政府切断了示威地区的信号，他们也能够打开蓝牙功能，凭借着这个软件，在最短的时间内联通网络，且信号极好，速度极快。
7/国内的公知香港的反对派遥相呼应。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贺卫方就公开讲，要求香港特首爱国爱港没有基本法的法理依据。真是岂有此理，基本法置于宪法之下，宪法有明确规定啊！（略）
8//海外的反华网站，海外的所谓主流媒体兴高采烈，现场我见到很多外国记者在采访在录像。他们果真带着嘉年华的心情，在大街上人群中寻找着他们寻找的内容，尽情地塑造着香港雨伞个命中21世纪的彩铃、王单、乌尔开心（音译）……
9/生意受到影响的被欺负的商户，按道理他们只要一纸诉状到法院， 陈述门前马路被堵生意受到影响，警察即有责任出面清走这些占领者。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可以说是个请问简单的治安事件。但让人十二万分想不通的是，这些商户虽然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但不敢起诉。之所以不敢起诉，是担心警察走了这些人之后，黑社会找上门来，以后生意就没得做了一一守法的香港市民更懂得遵守黑社会的规矩，在法治的外表下，黑社会是香港社会自治的一支没有人敢惹的力量。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这一状况没有改变。
10/香港的大资本家，除了一家子在法庭上打官司忙不过来的郭姓资本家之外，香港人每走一步路、每用一度电、每喝一滴水都要给他交钱的大资本家，还有能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开出一片商业城的大资本家，再如享受中央政府对他们的特别优待与尊重，担负了一些重要职务的大资本家……鲜有人站出来公开支持特区政府支持中央政府的立场。他们，包括他们的家族成员，说的话总是模棱两可左右逢源的。
11/在大陆赚了很多钱拥有大量粉丝和观众的香港艺人公然替占中者说话，例如刘德华，例如周润发，例如曾志伟，还有黄秋生……有谁听到过刘德华、周润发、曾志伟等支持特区政府的言论吗？听到过他们谴责占中行动的言论吗？但是，全香港都听到了他们公开谴责警察野蛮执法……这种政治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12/公开支持特区政府立场的普通民众受到刁难和黑社会的威胁.
13/ 看看这个稚嫩的脸，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所谓学生领袖的照片（照片），但是真正领导这个运动的学联领袖，却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周永康。他是高中毕业之后先到美国去接受了一年左右的培训，而后回来进入大学担任学生领袖并拉开架势闹起学运的。香港市民说，看他的言谈举指表达信念与主义，完全不像是一个香港一般的读书嫩仔，而在这个学生领袖的身前身后则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隐形的团队。
[三]
上边这个提纲讲的，都是来自于外部的复杂的深层的现象与原因，下面我想说一说我们自己内部的更深一层的原因。
第一,低估了香港的反对势力，忘记了小平同志的谆谆告诫。
"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
正如邓小平先生所预料的那样，香港升起五星红旗之后, 这种由于胜利骄傲自满而产生的"自我安慰"多了起来.
有点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意思，而这正是香港闹起乱子的最重要的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升五星红旗只在几个地方升起, 绝大多数地方只升特区旗, 不升五星红旗. 既然是一国两制, 应当凡升起特区旗的地方, 首先应当升起五星红旗. 一个香港的，老爱国人士非常赞同我的这个说法,他说他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没有人搭理.
20天前的国庆节，香港照例举行升国旗仪式，包括港首在内的特区政府的高官们由于被几千示威者堵住了去路，无法到达指定现场，百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坐船绕过水面参加了升旗仪式，而后又坐船匆匆地离开。而那些占中示威者始终挡着路面口号声此起彼伏。
第二,低估了香港的反对势力与海外势力勾结生成新变种难对付的可能性，缺少必要的应对措施。例如，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大几百人，其外围组织和渗透的NGO组织不计其数，领事等高级官员遍访香港各部门企业，而我工作相对较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禁令，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是安全的彻底的地下党，不搞公开活动，缺乏号召力影响力. 就这样还被媒体盯着骂, 在中联办等一些中资机构的门口，有些媒体专门在这架着长焦镜头, 像森林当中的观鸟爱好者一样, 扑捉各种各样他们需要的能够加工做文章的所谓负面消息.
第三,以煽情幻想替代了严肃与理性, 许多好的工作基础丧失或者削弱了.（此处有较多删节）
第四, 对香港的政策不是建立在严密的调查研究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拍脑袋决策的基础上.（此处有删节）
第五, 一味地向港人示好, 个别领导人访问香港竞相表现软身段说好话讨掌声, 政策上缺少连续性一贯性.美其名曰低调，低调是好事情，但是低调低调，低到自己根本就没有调，连最基本的原则都不敢坚持也非滑稽了。（此处有删节）
第六, 一国之底线一再被突破, 例如23条，事实上处于搁置状态，例如，国民教育，事实上处于搁置状态。哪个民族国家能够不对学生进行国民教育呢！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根据. 现在在香港基本法并没有落实, 一国两制根本原则被一些人藐视.对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治权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这一点, 连一些香港著名的法律界人士也采取不承认的态度.
第七 ，中央政府似乎有一个短捏在人家的手里一一为了把香港打造成一国两制的模范，为解决台湾问题给台湾做榜样，不惜丧失原则迁就满足香港个别族群的不切合实际的需求. 1997年之后的前几年, 本来他们对中央政府答应他们的某些要求并不抱多大希望, 但是他们意外地惊喜地发现，只要一哭就有人喂奶, 只要他们撒泼打滚，便有人哄他们. 于是形成心理定势形成行为习惯. 一直闹到今天，持续二十几天占领中环搞大规模的违法抗议活动.试图逼中央政府就范, 还要全国人大检讨.
第八，针对香港的情况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 但是非常遗憾政出多门互不通气相互掣肘，对香港不能形成一个声音，对试图分裂香港搞乱香港的人形不成有效的震慑。香港你闹得厉害, 那么我们的自由行可不可以停一停？我大陆游客给你送钱可不可以少送一些？旨在给香港股市输血的沪港通能够不能够缓一缓出台？暂时不对香港的股市补血打气行不行呢？国务院系统的有关方面有关部门坚持推出沪港通、自由行，导致香港占领中环的行动并没有对股市形成多少负影响，更多的商户的利益在占领中环的行动中受损却因自由行而得到弥补，这客观上帮助了那些占领中环者的忙, 等于他在放血你在输血.
第九，派驻香港的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多是飞鸽牌，干一届就走人，而对香港本地干部的培养不重视.（此处有较多删节）。
第十，满足于表面文章, 例如组织香港一些人到北京来参加活动，与全国各城市建立相关的联系等等，表面热热闹闹其实缺少成效。
简而言之, 香港回归17年了, 要有关方面总结对香港的工作, 当然可以总结出很多成绩来, 我们并不否认这些, 但是，毋庸讳言，香港动乱加剧, 反对势力坐大, 国外势力介入日深, 1997年到现在香港的政治生态环境没有什么改变，由于我们工作的缺失香港闹出了一些乱子。
[四]
1949年之前，香港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之下, 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统治又有港英当局的反动统治, 共产党在香港呼风唤雨能够掀起巨大的爱国主义的声浪, 掩护那样多的共产党员, 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7年之前, 包括香港回归工作本身, 悉有赖于当年那些伟大的爱国主义先驱在香港开展工作的坚实基础, 为什么1997年之后，香港回归已经快20年了，我们反而工作越来越被动？
我的一位老朋友, 过去铁心跟共产党干的香港的爱国者, 说的很让人痛心, 他说, 我们老了没有用了，香港升起了几面五星红旗, 他们以为大功告成了，也不再愿意搭理我们了。一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香港大资本家打得火热，他们把中央港人治港理解为富人治港，你看看，现在香港闹出乱子，香港的资本家占到你共产党的立场上帮助你说话了吗？……
如果说我们对老的爱国者工作有慢待之处的话, 那么关于年轻人的工作，我们工作开展的也并不利. 80后90后00后, 在港媒的宣传下仇恨大陆仇恨共产党, 对大陆的误解颇多.以至于在拥护中央政府的人群比例中，竟然出现了50岁以上老的多，年轻者反而少的反常情况。年轻人是香港的未来，这样的比例实在让人忧心忡忡。
至于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我们的共产党的干部的作风与改革开放前的干部的作风，与解放前地下党的作风迥异, 已不必多言。个别官二代红二代在香港的发展，以及近年来移民香港的富人的做派，给香港人留下的印象也并不好, 加深加剧了这种误解.
回归17年了, 舆论权不在我们手上, 司法权不在我们手上, 立法权也不在我们手上,我这里所说的不在我们手上，不是说没有被共产党直接控制，而是说不在爱国爱港的人手里。香港的政治生态环境，意识形态的反对派势力依然占上风. 这里我重点说一说舆论权问题。
香港回归了，这叫主权回归，中央政府决定在香港特区实行一国两制，即允许香港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按照资本主义制度，按照他们所说的新闻自由的原则，对中央政策、对大陆的制度、对共产党的理念提出批评，从邓大人那里开始就开了口子的，即允许批评。请注意，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无论怎么强调新闻自由，港督都是不能批评的，女皇更是不能碰的，英国的制度是绝对不允许说三道四的.但是邓小平也有一个底线, 那就是说说可以，但是不可以行动. 我翻遍邓小平关于香港一国两制政策构想前前后后的谈话, 邓小平从来没有谈过任由香港舆论权掌握在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爱国主义的不爱国不爱港的反动分子手里.邓小平也从来不认为在香港的舆论当中，发出正义的声音来发出爱国爱港的声音来，是损害了一国两制.只有反华反共的自由, 而没有爱国爱港的自由，没有拥护社会主义的自由, 这哪里叫什么新闻自由啊？这分明是新闻专制！
这样反华反共的新闻专制，施行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他们造谣信息对的是一些什么人呢？别忘了香港的很多居民是1949年到香港来的1989年到香港来的，文革时期到香港来的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人在中国大陆受了气所以他们带着抱怨甚至带着仇恨
各位，香港回归祖国17年了，香港的舆论界就这样任由反共反华分子专制着。在那些违法占领中环堵塞特区政府立法院的违法行动当中，香港的媒体公然站到了违法者的一边，他们造谣生事歪曲事实，把矛头对准中央政府，妖魔化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香港的普通的绝大多数沉默的老百姓长时间在这样乌烟瘴气的舆论环境当中，加深了与祖国的隔阂。
我知道有人会问，我们不是有凤凰卫视吗？我们不是有某某报某其报吗？
是的，香港是有一个凤凰卫视，但与在内地搞得风生水起的凤凰卫视相比，香港凤凰卫视不过是聋子耳朵一一香港人极少人会看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至今连个粤语频道都没有根本就不准备接香港地气, 他们的广告来自于内地的企业, 他们的市场是大陆的市场, 说白了，他们只是香港拿一个牌照, 回到大陆发展的一个出口转内销的电视品牌。因为政策口经放宽一寸, 凤凰卫视在大陆两头取巧，抢占市场获得了有利地形, 更奇怪的是凤凰卫视的某些媒体人以外媒身份中立面貌宣传撞墙沉船的理念, 与国内的若干公知眉来眼去互相站脚助威，成了那些撞墙沉船的国内公知的活动平台，凤凰卫视的某些主持人评论员本身即为撞墙沉船运动爱好者。
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实行判例法的，法官与大律师之间往往是师徒关系，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可以翻手为原覆手为雨。比如典型的小甜甜遗产争夺案。香港特区政府对于新闻媒体的从业者从立法的角度来说就缺少必要的法律约束，对于在淫秽信息的传播倒是有法律依据，但是对于公开反对一国两制，反对一中原则，反对爱国主义行为没有任何必要的约束条款。
至于那两张著名的报纸，在香港的报摊上我问了几次都没有，好不容易旺角弥敦的某一个报摊订了一份，但我赶得不巧，在我之前一个大陆游客已经将这张报纸买走了……爱国爱港的媒体在香港被挤到的如此可怜的位置，生存都很艰难，遑论如何发挥正面的积极的引导作用？不知道我们的有关方面有关负责同志对此作怎样的评论。
毛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香港舆论权在人家的手里，老百姓每天听到这样的反动的宣传，老百姓每天生活在关于大陆的谣言当中， 要靠老百姓的理性判断来形成对大陆的客观的真实的认识有多难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五]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姑且提出来，与各位老师讨论，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邓小平讲过，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50年之后，也没有必要变了，当时大家都欢呼。现在20年马上就过去了，50年也会很快过去。那些拍巴掌欢呼的人究竟是怎样理解邓小平的这个说法的呢？什么叫50年之后就也没有必要变了呢？五十年之后，香港搞社会主义？还是50年之后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抑或是经过半个世纪的磨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不出谁是谁，干脆就不谈是什么主义了？
假使我的这番谈话被有些人听到，一定会有人说，司马南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香港工作非常难，人家的力量强大，我们的力量弱小，你不要抹杀我们的成绩………
我承认这一点。但我还要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中国及其军队，就是在没有立锥之地，力量弱小不及敌人强大的时候，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起来的。 这是我们光荣的历史，之所以成就这一番光荣的历史，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被称之为传家宝的东西，或称法宝的东西。譬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譬如，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切不要以为这是陈芝麻烂谷子，是已经失效的跟不上形势的大道理。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不承认这个基本的道理，我们放弃了疏忽了这些基本的道理，我们才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有八千万之巨，在人民币平价购买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的时候，我们在香港这个北京海淀区大小七百万人口的弹丸之地被反对派力量所掣肘，陷入完全不应该有的政治被动意识形态被动局面，而这种被动势必导致中国陷入战略被动。这正是中国的那些战略的对手乐于看到并致力于推动的。
港英政府统治香港的时候实行什么样的统治？港英政府的两手是什么样的？某些香港人既然喜欢港英统治，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一些港英的方法呢？我的朋友舒可心说，"恶人都是怂人惯出来的"。
（未完待续）
（2014年10月20日下午就关于香港动乱问题所作的汇报与发言，根据速录稿整理，有删节）
三：[司马南现状]司马南：读书人心忧天下——答《时代周报》记者
司马南：读书人心忧天下——答《时代周报》记者
2012-03-30 22:31 司马南 作者博客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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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代周报》：那您能否概括一下您的政治主张？
司马南：我没有《宪法》、《党章》之外独特的政治主张。作为公民，我把《宪法》作为最高原则；作为党员，我的政治主张，《党章》里面讲得每一条都很清楚。现在，有人公然违宪，更有人抛弃党的宗旨，背叛人民作威作福。我为此痛心，为此不平而鸣之。
《时代周报》：您以前是一名“反伪斗士”，后来却涉足政治，成为"左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您的思想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司马南：“反伪打假”是20年前新闻记者生涯衍生出来的副业。当时与大行其道的严新、张宏堡、李洪志、胡万林等神功大师作斗争，很艰难，很残酷，很费时，后来，江湖故事引起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媒体关注， “反伪斗士”是他们贴到我脑门上的符号。我只是一个读书人，心忧天下的读书人。
1989年后，因为思想极度苦闷，我一头扎进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中国先秦，从法国卢梭到中国的黄宗羲，揪住“民主”这个当代政治问题的牛鼻子，20多年里，我做了大量的阅读与思考。
2008年，《南方周末》关于普世价值评论的政治倾向令我震惊。那时，我刚刚学会打字。梳理南方系的脉络，发现他们的评论将可疑的普世价值作为最高标准来统摄改革开放，诡称中共要看齐普世价值，把抗震救灾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中共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连夜致信《南方周末》，声言“没有普世价值，中国照样抗震救灾”，声言“国人当有文化自信”。接下来，我一口气写了几十篇分析普世价值，探讨学术问题，实际上发起政治批判的文章，对南方系的“反体制行为”进行公开批评，引发您已知的系列社会反响。
那以后，针对民主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一党执政问题、解放军政治本色问题等一系列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我开始有计划地撰文，去年出版专著《民主胡同40条》，副题“中国民主政治一般原理的随机思考”。
“反伪斗士”讨论政治问题，角色好像不对路，其实一脉相承。神功大师谋财害命，反体制“政治神棍”祸国殃民，他们的本质都是骗子，大小不同领域不同罢了。有趣的是，逃亡海外之后，在某国的庇护下，当年的神功大师已经与藏独、疆独、台独势力彻底合流，自甘堕落为中国人民的敌人。
《时代周报》：在您的一些观点中，您认为世界在现在历史阶段并不客观地存在着，或说尚未形成一个叫"普世价值"的东西，无论是东方，或者是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您的意思是？
司马南：普世价值，假使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为什么不是？“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不是？所以，普世价值定义权，比普世价值本身更重要。别忘了，你们南方系热衷的普世价值，恰恰不是中国人定义的。“价值”是经济学术语，强调有用性，一个东西对于不同的主体同样有用，这个瞬间很美妙是吗？那么请问，狼与羊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时代周报》：您曾说过"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为什么？
司马南：美国人主导的世界秩序，是按照其国利益最大化原则建构的。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无非是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意在规避、减少西方铁砂掌“软实力”对中国的伤害。
《时代周报》：您怎样理解"毛左"的含义？您是一位"毛左"主义者吗？
司马南：“毛左”一词是买办文人首先使用的，意在贬损那些主张继承毛泽东精神遗产，捍卫13亿人根本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人士。他们把所谓“毛左”，定义为“极左”、保守，甚至 “辫帅”张勋及其满清遗老遗少，污蔑他们要在中国搞第二次文革。
一次集会上，针对来自买办文人的污蔑，我即兴讲过一段话：
“毛左”不是极左，毛左也不是列宁所批判的“左派幼稚病”的患者。“毛左”是爱国主义灵魂统摄的民族主义者。 “毛左”是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魂灵相通的价值观念共同体。“毛左”是弱势群体（工人、农民及其他共产党的娘家人）祈祷理想中国的信念守望者。“毛左”是坚信霸权主义没有资格作我们榜样的民族文化自信者。“毛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毛左”是那些鱼肉百姓的大佬、精英天然的掘墓者。“毛左”是当代臣服帝国主义自觉精神矮化堕为“带路党”的势不两立者。“毛左”是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精神与丰功伟绩最深切的缅怀者和永远的追随者……
我想您能理解，上述辩说，显然属于集会上的激昂之词，不属于严谨的学术表达，但是，大意不错。如果按照这个自定义，我可以算作一个“毛左”。
不过，一个概念如果要经过这么复杂的定义之后才能被使用，且使用起来须解释一番既拗口又复杂，说明其“社会适应性”有问题。所以，我不主张使用这个人家硬塞给我们的概念。
我的意思您听清楚了么？“毛左”这个词儿是“公知”们强加给政治对手的，我不愿意接招儿，不愿意承认我是“他们定义的毛左”。要说我是“毛左’也可以，定义得由我们自己来；用不用这这个概念，也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您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难道除了左右没有其他？前后上下呢？中道、中正、中立呢？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告诉您，司马南是“国家利益派”。
什么是“国家利益派”呢？一言蔽之，主张“13亿人利益最大化”的那一派。
二
《时代周报》：当年您还是一位反伪斗士时，《南方周末》曾发表过关于您的文章，而您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为什么后来您开始批判《南方周末》？
司马南：《南方周末》非我私敌也。
是的，1992，它慷慨地连载我的作品，此前对我的行动也多有报道。
但是，2008，当它高擎西方普世价值来敲打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公然进行“反体制宣传”的时候，我依旧发起对它的批判，这一切谨出于公益、公义。
投桃报李的庸俗人际关系理论，不容易释通我与南周过去的合作，及其后来拔刀相向的政治行为。
当然，我们的分歧不仅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包括西藏问题、水电问题、也包括极端案件的定性与分析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比如对那位连续杀害多位警察的残忍的犯罪分子杨佳，南周头版刊发长篇煽情通讯，认定杨佳是个“恪守规矩的大侠”，悲剧根由在“国家政治体制”。这哪里是见解深刻，分明是倒戈易帜。请问，捣毁了中国国家根本制度，这类问题就能解决吗？美国没有校园杀手，法国没有变态杀人狂吗？
这些年来，以南周为代表的南方系媒体似乎只对诋毁“中国根本政治制度”这么一个话题有兴趣，什么事都往这上扯。既如此，司马氏旗帜鲜明反其道而行之，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呢？
《时代周报》：您多次说过"自由、平等"等是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您和这个国家的另一些人或说一些媒体，可能更多是在"民主"的概念，或"民主的实践形式"上的观点的不同，能否这样理解？
司马南：请别给我戴高帽。这句话是西方政治家喜欢标榜的。如果听众不明究竟，它的确很温情很动人。但是很遗憾，它所陈述的不是事实。您姑且信我一句话：在人们所占有的财富与社会资源不平等的条件下，根本不会有所谓“人的平等”。况乎每个人天生的禀赋、智力也不一样。社会主义者寄希望于通过社会改造来实现公平正义，但是现在有人听见“分蛋糕”就打冷颤，平等如何实现呢？
至于民主，不管是什么样好听的民主理念，最终都不免要落到现实的土地上来。就像由爱情而导入婚姻一样，民主理念必定要化作“某国具体的政治制度”。而这个制度必与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生产力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现实任务等因素相联系。抽象的、独立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民主制度从来就没有过也不会有。人们对于民主问题的任何浪漫想象，必将服从于现实的规定性。那种离开文化土壤、不考虑历史、不考虑发展阶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被强制实行的“民主制度”，最完美的实践，注目伊拉克、利比亚就够了。
《时代周报》：在孔庆东教授"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事件中，您表达了对孔庆东教授的支持，为什么？
司马南：我不赞成骂人，毕竟不雅。但是，我更不赞成只从“孔庆东违反小学生文明礼貌守则”这样一个角度上去批评他，不能说孔庆东骂了“他妈的”，错误就都是他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孔和尚藉此对南方系反体制的的政治倾向表达极度蔑视，骂人话凸现道德义愤。所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时代周报》：网上有舆论将您与胡锡进主编、孔庆东教授、吴法天教授、司马平邦先生等人称为"左派联盟核心"，您怎么看这点？
司马南：哪儿有这么一个组织？这几个人我倒认识。但须声明：没有这么一个组织，小圈子都算不上，千万别把我弄到什么组织里面去。我自誉“独立学者”，不承认我是“学者”没关系，不解除我的“独立”就好。除老婆以外，我没有直接上级，也不领导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