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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传贤篇(1):蒋介石和戴季陶的共同情妇到底有多美！？
年轻时候的蒋介石和官至民国中宣部长，号称“国师”的戴季陶绝对是一对好基友。最大的友谊莫过于“一起嫖过娼，一个扛过枪”，这些事俩人都一起做过。
青年蒋介石
戴季陶
看着蒋介石喜欢自己的同居女友，戴季陶竟然玩起了，让女友陪蒋介石过夜。
这段淫乱的生活，诞生了一个小生命，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蒋纬国。究竟谁是他的亲爹，一时间让人们产生了各种猜测。
蒋纬国
后来，戴季陶和蒋介石都回忆说，和蒋发生关系的时候，那位日本女子已经怀有身孕，所以蒋纬国的亲爹应该是戴季陶。
这段故事，很多熟悉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位日本女子也是一位悲情人物，后来曾经到中国寻亲，但是遭到了拒绝。更可悲的是，她之所以心甘情愿作为礼物，同意戴季陶让给蒋介石，原来是政治安排。
无论蒋纬国的亲爹是谁，亲妈就是这位日本女子，那么这位日本女子后来怎么样了?今天，汉字君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日本美少女先和戴季陶同居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结识了避难于日本的孙逸仙博士。当时，清政府促请日本政府当局协助逮捕孙逸仙，基于国家外交关系，日本政府表面上是答应了，但暗地里通知了孙逸仙，并指派“黑龙社”的帮徒保护他。陈其美、蒋介石、戴季陶便常到“黑龙社”的场所与孙逸仙会晤。在“黑龙社”里，他们邂逅了当时只有18岁的津渊美智子。这位女子就是蒋纬国的亲生母亲。
津渊美智子
津渊美智子受雇于“黑龙社”当佣人。“黑龙社”表面上是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带有半官方色彩。日本人知道孙博士的这些朋友都是中国的革命骨干，将来革命成功后也是国家的栋梁。为了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人放长线钓大鱼，想在这些革命精英年轻的时候花费力量影响栽培他们，消除他们对日本人的敌意，培养他们对日本的感情。一旦这群革命分子成了气候，成立一个新兴的中国，必然会报答日本对他们的恩情，到那个时候日本就能够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在东亚乃至全球事务上能有更大的发言权。津渊美智子就是这样被有意无意地安排到中国留学生的身边。那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娶日本妻子的现象，中日青年恋爱成为一时的时髦现象。
津渊美智子可是“黑龙社”的日本人精挑细选出来的美少女，蒋介石与戴季陶又正是翩翩少年最难耐青春寂寞的时候，所以当戴季陶和蒋介石第一眼看见津渊美智子就被她的美貌所深深地迷住了，并且开始了热烈的追求。不过双凤求凰总该有个先后。戴季陶到底年轻几岁，相貌又英俊，脑子活络，很会讨女人欢心，他知道津渊美智子喜欢文学，就经常写些日文爱情诗给她，还经常晚上约津渊美智子去看电影，津渊美智子常常被爱情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戴季陶就乘机将美人揽入怀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津渊美智子对戴季陶情有所属。
津渊美智子所接触的这个戴季陶是如此地多情、浪漫、文采又好，所以她便不把别的追求者如蒋介石放在心上了。两人很快同居。
戴季陶慷慨礼让同居女友
蒋介石对盟弟的风流好事，心甚嫉妒，却又不便于插足其间，夺人所爱。倒是戴季陶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觉得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不能让一个女人疏远了他和蒋介石的兄弟情义，哪怕是他心爱的女人。所以，当时的留学生中就有传言他慷慨礼让与蒋介石同欢共好。蒋介石年轻时，也是个长得五官端正的翩翩美少年，津渊美智子自然不会推辞，更何况她的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接近这些中国留学生，所以对蒋介石和戴季陶两个人应付得都游刃有余。
想不到春风一度珠胎暗结，津渊美智子有了身孕，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美智子的父母闻知此事，大为震怒，但怎奈生米已煮成熟饭，再怎样地长呼短叹也无济于事了。小孩生下来了，是一个很可爱的男孩子。
但是，津渊美智子虽然在和蒋介石相好的时候生下的孩子，但那孩子却不是蒋介石的，而是她和戴季陶爱情的结晶。蒋介石自己也知道这件事，他感激戴季陶把心爱的女人和他分享，并不因为津渊美智子生的孩子不是他的而生气，反而将津渊美智子又还给了戴季陶。
日本美少女中国寻亲
当时中国的革命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就在津渊美智子生下她与中国青年的爱情的结晶后不久，蒋介石接到孙逸仙的训令，不得不回到浙江。本来蒋介石对津渊美智子也只是一时的兴趣，所以回国后就很快把津渊美智子忘得一干二净，并且对这段风流韵事绝口不提，津渊美智子在蒋介石的生命中好比一颗刹那间划过的流星，只有瞬间的美丽。津渊美智子也知道蒋介石是靠不住的，她把希望寄托在和她爱得如痴如醉的戴季陶身上，她是有意跟随戴季陶定居中国的，但戴季陶和蒋介石一样都是个满心热血想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怎会为这些儿女情长而束缚手脚呢。更何况这时的戴季陶，已是有妇之夫。夫人比他年长四岁，性情暴烈，对这个“小弟弟”管得很严。戴季陶对她又爱又怕。当时曾流传一个笑话：戴季陶在大小会议上发言时，常常慷慨激昂，一说就很长，往往超过了主持人规定的时间。于是主持人就往往笑着友善地提醒他说：“你姐姐来了！”他一听，立即戛然而止。这足以说明他对妻子的惧怕之情。眼下在日本的这段错乱情缘，他岂能让“姐姐”知道？愿不愿要这个儿子，也就不言自明了。
戴季陶回国后，在妻子面前绝口不提这段东瀛情缘。日子也就一天天地过去了。不料有一天痴心的津渊美智子竟带着儿子，千里迢迢，远涉重洋，到上海寻找她心爱的这个男人和儿子的生身父亲来了。
蒋纬国入了蒋家家谱
戴季陶惧内是出了名的，没法收留津渊美智子母子，这个时候好兄弟蒋介石出手帮忙。
蒋介石收留了这个男孩，取名蒋纬国，后来同福梅及姚氏商量好，由她们轮流照顾这孩子每人3个月。
蒋纬国名义上成为了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蒋介石视如亲子，故修在谱中。
蒋纬国到溪口后，受到蒋家的抚养、爱护，不亚于蒋经国。他称王太夫人为祖母。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如己出，蒋纬国对“父亲”的感情也极为深厚。蒋纬国只要说想父亲，蒋介石必接他到自己身边。人们常看到蒋介石把纬国抱在怀里，有时让他骑在自己的肩上，十分亲昵。和对蒋经国一样，蒋介石对蒋纬国的教育是很严格的。若干年后，男孩成了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过了30多年，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他曾面告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另外，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子相貌很相似，而且两人关系甚好，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些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些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津渊美智子
蒋纬国接生母台湾度日
津渊美智子来中国寻亲时，本来有定居中国之意，后因当时政治局势不稳定，且戴传贤因参与革命活动，迁徙无常，她只好于1920年返回日本。直到中国北伐完成，这段异国之情遂告中断。但蒋纬国却因亲情所系，与生母之间常有书信往返。1949年蒋纬国到台湾后，虽有奉养生母之意，然因宋美龄之故，只好作罢。
史事挖掘机
戴传贤篇(2):戴傳賢銅像重現 蔣緯國身世之謎呼之欲出
戴傳賢銅像，現置於臺“考試院”10樓。（圖片來源：臺灣《聯合報》）
台灣網5月29日消息 據臺灣《聯合報》報道，蔣緯國收藏的臺前“考試院長”戴傳賢銅像最近“重見天日”，再度讓人憶起這一段近現代史上的“大公案”：戴傳賢是不是蔣緯國的親生父親？
據報道，戴傳賢是與留學日本的蔣介石是室友、結拜兄弟。1949年，他于廣州服安眠藥自殺。外界始終傳言，蔣緯國的生父是戴傳賢、不是蔣介石。
“蔣緯國的親生父母是誰，應算是水落石出了！”國民黨黨史館長邵銘煌昨天表示，蔣緯國晚年曾自己去追查，據知蔣原認定的“生母”姚冶誠也曾告以實情，幾可認定蔣緯國就是戴傳賢之子，只差黨史沒數據而已。
邵銘煌説，蔣緯國晚年曾進行口述歷史，天下文化出版的《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一書裏面即詳述蔣緯國對於自己的身世“特別的在意”。
“經過多年的追尋，蔣緯國已證明、也承認自己的生母是日本護士重松金子、生父是戴傳賢。”邵銘煌説，姚冶誠是蔣介石的侍妾，蔣緯國自幼就由她撫育，蔣介石把姚冶誠接到臺灣後，就一直安置在臺中大肚，蔣緯國一直奉姚冶誠為生母，據知後來姚冶誠告訴了蔣緯國實情。
邵銘煌表示，據傳蔣緯國晚年曾赴四川尋訪戴傳賢遺骨，他也聽聞過此事，“可能是人到老來、就特別在意一些事”。
資深人士透露，當年臺“考試院”成立院史室時，曾向戴傳賢的親朋好友徵集其相關遺物，“就連戴傳賢穿過的衣服都有”，最寶貴的物品就是這座蔣緯國收藏的戴傳賢盤坐于蓮花上的銅像。這尊銅像原置於院史室，最近被移置於臺“考試院”10層電梯口展示。
每年逢戴傳賢忌日臺“考試院”都會做紀念法會，“蔣緯國1997年過世前每次都親自出席。”一名“考試院委員”回憶，雖然蔣緯國年年到場，但印象中相關的署名都是“晚”，並非用“兒”或“子”。
對於自己的身世，蔣緯國曾響應提問表示，蔣介石是父親，戴傳賢是義父、也是他的“親伯”，就他來説，“做誰的兒子，我都願意”。
蔣緯國説，他還親自問過戴傳賢，戴傳賢的回答很妙：拿出一張蔣介石的照片，也拿出一面鏡子，讓蔣緯國拿著鏡子自己照自己側面，問他“是像這邊，還是像那邊？”因這段沒有講明答案的談話，更讓蔣緯國的身世更增懸疑色彩。（台灣網 李帥）
戴传贤篇(3):近代政治名人 戴传贤
近代政治名人
戴传贤
戴传贤(1891～1949)，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原名良弼、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生于四川广汉，原籍浙江湖州。1905年去日本留学，进法政大学。1909年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后因在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撰文抨击清王朝而受通缉，逃往南洋槟榔屿，主办《光华报》，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回国，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后任孙中山秘书，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6年随孙中山回国。次年由上海去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1920年夏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途退出。其后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1924年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但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广州支持成立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撰写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言论，并支持和参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在北伐战争中,他奔走于南昌、日本、上海之间,为蒋介石寻找国外靠山，准备发动"四·一二"政变。1928年后，戴季陶任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总司令部政训部长等职，曾多次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并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制造舆论。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他看到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对前途感到绝望，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1989.1.4台湾《戴传贤诞生百年纪念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