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读后感】
更衣记一:张爱玲《更衣记》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随便走到哪里，大自然都是美丽的。 但我还是喜欢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哩。 还是远在宝岛台湾的时候，还是早在三十年前青春的岁月，我就常常思念海峡对岸我的故乡的那座无名的小山了。 而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山顶上的那株古老的大榕树：青枝绿叶，亭亭如盖，并且还悬垂着潇洒的长长的胡须。真有如，一位登高而望归人的老者哩。 我的故乡是平原。从外地回来的游子望见山顶上那株高高的老榕树时，他就知道：快到家了！ 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飞机的空袭，我读书的学校疏散到附近的县上去了。寒假或是暑假回家时，我和同学们，三五成群，在长而懒散的公路上行走着，走着，疲乏而又单调地走着。忽然之间，有谁最先发现了那山顶上的老榕树——虽然，还仅仅只是个蒙蒙的影子——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到家了！”于是，我们不觉都争先恐后地加快了脚步，而且越走越快，越走越有劲。老榕树的影子，也越来越看得清楚了——真像一位登高而望归人的老者呢……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带上几本书作枕头，一个人躺在大榕树下面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幻想。阳光下，淡淡的野花的香味，像故乡的米酒一样令我沉醉。 我更记得，在每年春节后的几天，我的故乡有放风筝的习惯。而山顶，就是孩子们比赛的地点。各式各款的风筝，一个比一个放得更高。我的彩色的蝴蝶风筝，在辽阔的天空，显得特别地轻盈。 但是，很不幸。有一次，在收线的时候，我的蝴蝶，一下子被大榕树的树梢缠住。线扯断了，风筝却飘飘荡荡地挂在那里…… 多少年已经过去，我离开故乡，也越来越远、越来越久了。但是，我却一直觉得，我的风筝，好像还依然挂在那株大榕树的树梢上呢。 在台湾，每当我想起我的故乡，我就一定会想起那座无名的小山；一定会想起那株古老的榕树；也就一定会想起似乎还依然挂在那树梢上的我的风筝。 于是，我就有着一种难以言喻而又难以排遣的痛苦的思念和思念的痛苦。好像，我的游子的心，也挂在那海峡对岸的遥远的树梢上一样…… 台湾是多山的。从北部的大屯山，中部的阿里山，到南部的鼓山、旗山，我都去过。这些海外名山，也的确各有特点。但我仍然无法忘情于我的故乡的那座无名的小山。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这种思念之情，是越来越强烈了。 是一九五三年的春天吧？有一个周末，我同妻到台北水源地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去散步。 天气很好。阳光从青色的密林上空洒下，有如温暖的雨滴。我们沿着浅草的小径，一直走到了山顶。然后，我们就在一株开满红花的凤凰木下休息。妻坐着，在欣赏山下的风景。我双手枕着头，躺在草地上，嘴里含着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微风吹来，我闻到一股醉人的早稻的清香。——台北平原上的作物，已经快成熟了。 我突然感到：我好像又回到了海峡对岸的我的故乡了，好像我正躺在那座无名的小山上，躺在那株古老的榕树下面…… 我很自然地举目望了望树梢：红色的凤凰花，在微风中轻轻摇动着。 但是，我的风筝呢？那挂在树梢上的彩色的蝴蝶，它在哪里？ 于是，我翻身坐起，并不觉叹了一口气。 妻从来没有到过大陆，更没有到过我的故乡。但她是懂得我的思念的。关于那座无名的小山，关于那株古老的榕树，关于那个失去的风筝，这些年，她也听我不止讲过一次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叹气……”她望着我。 在下山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有那两旁的草丛里，响着时远时近的虫鸣。 妻忽然停下步来，回头望了望山顶上的凤凰木，好像对我说，又好像在自言自语：“我想，我会理解的……” 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热流。我也不觉回过头来，又望了望山顶上的那株凤凰木，在微风中，红色的花，正轻轻地摇动着。 后来，我终于回归祖国的大陆了。 记得，在我有幸返乡探亲的路上，我一夜都没有睡好。我听着列车员在报告一个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站名，我知道，故乡近了近了。虽然，在夜里，我看不见我心中的那座无名的小山，那棵古老的榕树；但是，我多么想再像当年那样背着书包，一面跑一面欢呼着：“到家了！到家了！” 然而，时间无情，我毕竟是个大人了。人生的波折，甚至使我更早地成熟，更早地衰老。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我的感触，应该说，是远比当年要复杂得多呀！ 一早，我特地去看了那座无名的小山。就像我故乡的面貌一样，小山也变了，变得更美了：一条一条梯田，整整齐齐。山顶上那株古老的榕树，依然是青枝绿叶，亭亭如盖；依然是悬垂着潇洒的长长的胡须。我深情地抚摸着我曾经如此思念过的老榕树，我的心中充满着一种难以自已的激动。我回头望望山下，一片金黄的菜花。灰色的城墙，已经拆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一幢红瓦的楼房。往日的公路，已经铺成了石渣柏油的路面；而从没有过的铁轨，也一直通向了远方…… 这不就是我从前曾经有过的幻想吗？当我用几本书作枕头，躺在这棵老榕树下面的草地上的时候。 但是，我仍然有着一种难以言喻而又难以排遣的寂寞之感：我的那个挂在树梢上的风筝呢？它在哪里？我举目凝望着云天远处，陷入了沉思。 我仿佛看到，看到了在海峡彼岸台北市水源地附近的那座小山了。 我更仿佛看到小山顶上的那株凤凰木了：在微风中，它的红色的花朵正轻轻地摇动。一朵一朵的红花，在我模糊的泪眼中，又仿佛都幻化成，幻化成了我那失去的风筝…… （选自《青青草》，漓江出版社出版） 【赏析】 文章开宗明义，点明主旨：“我还是喜欢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哩。”直接把读者带到了故乡。在故乡，有许多难忘而美好的回忆：有回家时对大榕树影子的期待，有一个人躺在大榕树下的草地上的自在，有放飞彩色风筝时的欢快……在作者心中，故乡永远是一个温馨幸福、充满快乐和自由的家。不幸的是，风筝的线被扯断，飘飘荡荡地挂在大榕树的树梢上。作者远离了故乡，从此陷入无尽的、痛苦的思念中。这是作者的第一次感情波澜。 在台湾，作者这颗游子的心，始终“挂在那海峡对岸的遥远的树梢上”，强烈的思念产生了心灵感应，冥想之中作者仿佛回到故乡，回到那古老的大榕树下，沉醉在它的怀抱中，无比温暖和喜悦。此时此刻，作者的精神完全与故乡融合，思想感情达到了顶点。但是当作者回到现实，发现彩色的风筝依然不知在何方的时候，便又跌入了无限的失落中，伤感万分……这是作者的第二次感情波澜。 终于，梦想成真，作者踏上了故乡这片热土。作者心中万分激动，重回故乡让他感到无限欣喜，心里涌动股股热流——多少年了，终于可以和故乡拥抱在一起了。但是，“我的那个挂在树梢上的风筝呢？它在哪里？”两岸何时才能真正统一？两岸人民何时才能真正团圆？作者不禁有一种寂寞之感。泪眼模糊中，凤凰花幻化成“我”那失去的风筝。这是作者的第三次感情波澜。 纵观全文，作者通过故乡——台湾——故乡三次时空的转换，一次次掀动感情波澜。三次感情波澜都是由喜到悲，每一次波澜都强化了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起到了一唱三叹、突出主题的作用。 命运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
话说人生大势，成败与否，在乎一心。通俗地说来，无论富家儿郎或寒门子弟，无论市井小民或工商巨贾，每个人都在用他自己的理念决定、进入他的生存状态，并且把他的生存状态解释为成功、失败或者命运。在教育心理学领域有一句经典名言：“播下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很好地诠释了思想与命运之间的互动关系。出身贫寒的少年刘备，又用自己的人生历程，很好地诠释了这句经典名言。 刘备是河北省涿州市的一名学生。因为幼年丧父，全靠寡母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异常艰苦。上高三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刘备上完晚自习回到家，看到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缝着棉靴。刘备说：“妈，这天寒地冻的，早点睡吧！” 母亲回答：“你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我多做一双棉靴，就可以多卖十块钱，好给你凑足上大学的学费。” 刘备蹲在母亲膝前，鼻子一酸，泪水就要涌上来了。他呜咽着说：“妈，上大学要花很多钱的。我们家太穷了，这点钱能派上什么用场呢？别作指望啦！” 母亲听得肩头颤抖了一下，问他：“难道你准备在这个穷窝里过一辈子吗？” 刘备苦涩地说：“那有什么办法？可能，这就叫命中注定吧？” 母亲放下针线，看着她的儿子，说：“我小时候读过《三字经》，还能思考一些问题。你说的命中注定，究竟是人之初的事呢，还是人之后的事？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也许能帮助你找到答案。 “一只鹰蛋从鹰巢里滚落了出来，掉在草堆里。有个人发现了它，以为是一只鸡蛋，把它拿回家去，放在鸡窝里。鸡窝里有一只母鸡正在孵蛋，它和其他的鸡蛋一样，被孵化了出来。 “于是，它从小就被当做一只小鸡，过着鸡一样的生活。由于长相古怪，许多的伙伴都欺负它。它感到孤独和痛苦。 “有一天，他跟着鸡群在稻场上啄谷子。忽然，山那边一道黑影飞掠了过来，鸡们惊慌失措，到处躲藏。等到危机过去，大伙儿才松了一口气。 “‘刚才那是一只什么鸟啊？’它问。 “他的伙伴告诉它：‘那是一只鹰，至高无上的鹰。’ “‘口欧，那只鹰真是了不起，飞得那样潇洒！’它发自内心地羡慕，‘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像鹰一样飞起来，那该多好！’ “‘简直是痴心妄想！’它的伙伴毫不留情地训斥它说，‘你生来就是一只鸡，甚至连鸡们都为你的丑陋感到丢脸，你怎么可能像鹰一样飞呢？’” 母亲讲完故事，问道：“儿子，所谓命运，就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现在，你愿意选择鸡一样的生活呢，还是鹰一样的展翅高飞的生活？” 刘备呆呆地问母亲：“您认为儿子是那只不幸沦落在鸡窝里的小鹰吗？” 母亲肯定地说：“是的，你是鹰的后代，你应该去追求属于你的蓝天，不要为了眼前的一两颗谷子唉声叹气！”她告诉儿子，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是汉景帝的儿子刘胜，由此上溯，他其实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根红苗正的皇族血脉。 刘备幡然醒悟，毅然对母亲说：“妈，我懂您的意思，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经过刻苦攻读，第二年，刘备终于考取了长江国际工商管理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母子俩悲喜交集，关着门抱头痛哭。 【赏析】 命运如歌，却没有永恒的调子，我们无法把握它的起落；命运如轮，却没有不变的方向，我们无法左右它的走停。当我们春风得意时，我们会说自己的命好；当我们失志落魄时，我们会说命中注定。面对命运，难道我们就无可奈何吗？不，贝多芬以其阔大雄浑、激昂奋进的交响曲抗议；史铁生以自我抗争的艰难历程反对……原来，生命中还有一种能诠释命运的东西，叫做理念。 千万不要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你的命运。如果你失败了，可能是你的修养还不够。若一直平庸地解释为“运气不好”、“命运坎坷”，你将永远生存在幼稚与不成熟中，永远找不到使自己变得更伟大、更坚强的机会。 朋友，若你还在为命运而苦恼，不妨读一读《命运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 ，本文是一篇语言质朴、手法灵活、言近旨远的美文，具有以下三个亮点： 1．题目亮丽。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好的题目本身就给人以愉悦和美感。本文题目具有三处美点：（１）形象的比喻。作者把抽象的、不易表现的“命运”比喻成形象可感的鹰，避虚就实，以实传神。（２）鲜明的对比。鹰的志向在于蓝天，鹰的境界之于鸡，犹大海之于溪流，高山之于丘陵。大跨度的对比给人以开阔的想象余地。（３）绝妙的抑扬手法。作者将“至高无上”的鹰塑造成沦落者形象，使其屈居于鸡窝，来暗示鹰对命运的抗争，看似抑，实则扬。 2．富含哲理。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此文开头就告诉我们决定命运的其实是心态、思想。“经典名言”所作的严密推理，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思想和心态的重大意义，从而在以后的人生历程中摆正自己的位置。 3．以事明理。孟母择邻三迁，岳母刺字喻志，我们为她们的睿智叫好。然而读过此文，我们也会忍不住为这位母亲的做法叫好。面对如此哀叹命运、意志消沉的儿子，母亲避开大道理式的生硬说教，以故事切入，借鹰落鸡窝的处境喻指儿子生存的困顿，以鹰的必将展翅高飞，激励儿子从命运的哀叹中走出来，去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作者以“命运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为题，把鹰作为命运的形象代表，以鹰展示命运所能够上升的高度，借物言理，物具形象，理具深刻。鹰作为大自然中的一种勇猛的禽类，是力量、速度、志向、意志、境界的象征，它不以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身所具有的这些美好特质。所以鹰虽沦落鸡窝，仍然不会改变对蓝天的热爱。尽管它遭受冷落、讽刺、鄙视，但这些又怎能扼制鹰对命运的抗争呢？是鹰，终将展示矫健和勇猛，傲啸蓝天，搏击长空。 一个人的命运或许会有虎落平川的时候，犹如苍鹰的沦落，但亦应以鹰的态度，抗击命运，展示生命的不屈和顽强。 【妙句简析】 ①人生大势，成败与否，在乎一心。 强调了“心”的重要性，“心”当指心态，或进一步升华为一种理念。积极的心态是成就事业的关键。人们的活动都是在心态和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心态和理念的层次的高下，直接影响着活动的效果。同时，活动的效果必反作用于自我，导致心态的调整和改变。“成败与否，在乎一心”，看似绝对，实则饱含哲理。 ②你是鹰的后代，你应该去追求属于你的蓝天，不要为了眼前的一两颗谷子唉声叹气！ “蓝天”是远大目标和追求的象征，“一两颗谷子”是对刘备所面临的困顿的现状的比喻。这句话是母亲在以鹰说理的基础上，对刘备最直接而有力的激励，以帮助刘备摆脱消极低沉的情绪，积极追求，像鹰一样发挥自己潜在的能力，展示矫健和勇猛，拼搏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同步训练】 1．“你说的命中注定，究竟是人之初的事呢，还是人之后的事？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也许能帮助你找到答案。”结合全文思考“人之初的事”和“人之后的事”各指什么。 2.读完此文，你对命运定有许多感想，请列出几条有关命运的名言或几则励志型事例。 参考答案 1.“人之初的事”指上天对命运的最初定位，如出身的无可选择。“人之后的事”有两种含义：一种指怨天尤人的态度，对现有环境的不满；一种指为改变命运而作出的积极抗争和努力。 2．名言： 命运支配我们行为的一半，而把另一半委托给我们自己。 ——（意大利）马基雅弗利 生活中最悲惨的悲剧就是相信可恶的命运。 ——（美国）爱默生 勇敢的人开凿自己的命运之路，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开拓者。 ——（西班牙）塞万提斯 征服命运的常常是那些不甘等待机运恩赐的人。 ——（英国）马·阿诺德 事例： （１）张海迪自幼就严重高位截瘫，几次濒临死亡的边缘，可20年来，她学会了４门外语，翻译了16万字的外文著作，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并自学了针灸，为群众治病1万多人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２）“西部民歌之父”王洛宾，一生历经坎坷，曾经身陷囹圄，妻离子散，长期处于极大的心理压力之中，然而他以“胜似闲庭信步”的态度，投身于大西北的沙漠中，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千首西部民歌。 ③海伦·凯勒，在10个月的时候，因病丧失了视力、听力和说话的能力。7岁时开始学习手语字母和布莱叶盲文，20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女子学院，给残疾人，甚至健康人以鼓舞力量。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作者：冯 至
修道院楼上的窗子总是关闭着。但是有一天例外，其中的一只窗子开了。窗内现出一个少女。 巴黎在那时就是世界的名城：学术的讲演，市场的争逐，政治的会议……从早到晚，没有停息。这个少女在窗边，只是微笑着，宁静地低着头，看那广漠的人间；她不知下边为什么这样繁华。她正如百年才开一次的奇花，她不知道在这百年内年年开落的桃李们做了些什么匆忙的事。 这时从热闹场中走出一个人来，他正在想为神做一件工作。他想雕一个天使，放在礼拜堂里的神的身边。他曾经悬想过，天使是应该雕成什么模样——他想，天使是从没有离开过神的国土，不像人们已经被神逐出了乐园，又千方百计地想往神那里走去。天使不但不懂得人间的机巧同悲苦，就是所谓快乐，他也无从体验。雪白的衣裳，轻轻的双翅，能够代表天使吗？那不过是天使的装饰罢了，不能代表天使的本质。他想来想去，最重要的还是天使的面庞。没有苦乐的表情，只洋溢着一种超凡的微笑，同时又像是人间一切的升华。这微笑是鹅毛一般轻。而它所包含的又比整个的世界还重——世界在他的微笑中变得轻而又轻了。但它又不是冷冷地毫不关情，人人都能从它那里懂得一点事物，无论是关于生，或是关于死…… 但他只是抽象地想，他并不能把他的想象捉住。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一个模型呢？他见过许多少男少女：有的是在笑，笑得那样痴呆；有的哭，哭得又那样失态。他最初还能发现些有几分合乎他的理想的面容，但后来越找越不能满足，成绩反倒随着时日削减，终归是任何人的面貌，都禁不住他的凝视，不几分钟便显出来一些丑恶，难道天使就雕不成了吗？ 正在这般疑惑的时候他走过修道院，看见了这少女的微笑。不是悲，不是喜，而是超乎悲喜的无边的永久的微笑，笑纹里没有她祖母们的偏私，没有她祖父们的粗暴，没有她兄弟姊妹们的嫉妒。它像是什么都了解，而万物在它的笼罩之下，又像是不值得被它了解。——这该是天使的微笑了，雕刻家心里想。 第二天他就把这天使的微笑引到了人间。 他在巴黎一条最清静的巷中布置了一座小小的工作室，像是从树林中摘来一朵奇花，他在这里边隐藏了这少女的微笑。 在这清静的工作室中，很少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走来。外边纷扰的人间是同他们隔离了万里远呢，可是把他们紧紧地包围，像是四围黑暗的山石包住了一块美玉？他自己是无从解答的。至于她，她更不知她置身在什么地方。她只是供他端详，供他寻思，供他轻轻地抚摸她的微笑，让他沉在这微笑当中，她觉得这是她在修道院时所不曾得到过的一种幸福。 他搜集起最香的木材，最脂腻的石块。他想，等到明年复活节，一片钟声中，这些无语的木石便都会变成生动的天使。经过长时间心灵上的预备，在一个深秋的早晨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工作。他怀里充满了虔敬的心，不敢有一点儿敷衍，不敢有一点儿粗率。他是这样欢喜，觉得任何一块石一块木当中都含有那天使的微笑，只要他慢慢地刻下去，那微笑便不难实现。有时他却又感到，微笑是肥皂泡一般地薄，而他的手力太粗，刀斧太钝，万一他不留心，它便会消散。 至于微笑的本身，无论是日光下，或是月光中，永久洋溢在少女的面上。怎样才能把它引渡到他为神所从事的工作上呢？想来好像容易，做起来却又艰难。 他所雕出的面庞没有一个使他满意。最初他过于小心了，雕出来的微笑含着几分柔弱，等到他略一用力，面容又变成凛然，有时竟成为人间的冷笑。他渐渐觉得不应该过于小心，只要态度虔诚，便不妨放开胆子做去。但结果所雕出的：幼稚的儿童的微笑也有，朦胧的情人的微笑也有……天使的微笑呢，越雕越远了。 一整冬外边是风风雨雨地过着，而工作室里的人却不分日夜地同这些木材石块战斗。 少女永久坦白地坐在他的面前——他面前的少女却一天比一天神秘，他看她像是在云雾中，虹桥上，只能翘望，不能把住。同时他的心里又充满了疑猜：不知她是人，是神，可就是天使的本身？如果是人，她的微笑怎么就不含有人所应有的分子呢？他这样想时，这天他所雕出的微笑，竟成为娼妇的微笑了…… 冬天过去，复活节不久就在面前。他的工作呢：各样的笑，都已雕成，而天使的微笑却只留在少女的面上。等到他雕出娼妇的微笑时，他十分沮丧：他看他是一个没有根缘的人，不配从事于这个工作。——寒冷的春晚，他把少女抛在工作室中，无聊地跑到外边去了。少女一人坐在家中，她的微笑并没有敛去。 他半夜回来，醉了的样子像是一个疯人，他把他所雕的一切件件地毁去，随后他便昏昏地倒在床上。少女不懂得这是什么事情，只觉得这里已经没有她的幸福。她不自主地走出房子，穿过静寂的小巷，她立在赛纳河的一座桥上。 彻夜的歌舞还没有消歇，两岸弹着哀凉的琴调。她不知这是什么声音，她一点儿也听不习惯。她想躲避这种声音，又不知向什么地方躲去。她知道，修道院的门是永久地关闭着；她出来时外边有人迎接，她现在回去，里面却不会有人等候。工作室里的雕刻家又那样怕人，她再也不想向他相见。她只看见河里的星影灯光是一片美丽的世界，水不断地流，而它们却动也不动，只在温柔的水中向她眨眼，向她招手，向她微笑。她从没受过这样的欢迎，她一步步从桥上走到岸边，从岸边走到水中……带着她永久的微笑。 雕刻家一晚的梦境是异样地荒凉。第二天醒来，烬灰早已寒冷。屋中除却毁去的石块木块外，一切的微笑都已不见。 他走到外边，穿遍了巴黎的小巷。他明知在这些地方不能寻到她。而他也怕同她见面，但他只是拼命地寻找，在女孩、少妇、娼妓的中间。 复活节的钟声过了，一切都是徒然…… 一天他偶然走过市场，见一家商店悬着一副“死面具”。他看着，他不能走开。 店员走过来，说：“先生想买吗？” 他摇了摇头。店员继续说：“这是今年初春赛纳河畔溺死的一个无名的少女。因为面貌不改生态，而口角眉目间含着一缕微笑，所以好事的人用蜡注出这副面具。价钱很便宜，比不上那些名人的——” 雕刻家没有等到店员说完，他便很惊慌地向不可知的地方走去了。 这段故事，到这里就算终了。如今那副死面具早已失落，而它的复制品却传遍了许多欧洲的城市。带着永久的无边的微笑，好像在向我们谈讲着死的三昧。 1932年，写于柏林
更衣记
作者：张爱玲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 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女人要想出众一点儿，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曾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儿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银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唯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儿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 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 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 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纽。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Ｌｅｌｏｎｇ’ｓＳｃｈｉａｐａｒｅｌｌｉ’ｓ，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暗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儿，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作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儿，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 卖豆腐的哨子
作者：茅 盾
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得卖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呜呜地吹。 每次这哨子声引起了我不少的怅惘。 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的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我这样的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谓“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 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的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 所以我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样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见那些用一张席片挡住了潮湿的泥土，就这么着货物和人一同挤在上面，冒着寒风在嚷嚷然叫卖的衣衫褴褛的小贩子，我总是感得了说不出的怅惘的心情。说是在怜悯他们么？我知道怜悯是亵渎的。那么，说是在同情于他们罢？我又觉得太轻。我心底里钦佩他们那种求生存的忠实的手段和态度，然而，亦未始不以为那是太拙笨。我从他们那雄辩似的“夸卖”声中感得了他们的心的哀诉。我仿佛看见他们吁出的热气在天空中凝集为一片灰色的云。 可是他们没有呜呜的哨子。没有这像是闷在瓮中，像是透过了重压而挣扎出来的地下的声音，作为他们的生活的象征。 呜呜的声音震破了冻凝的空气在我窗前过去了。我倾耳静听，我似乎已经从这单调的呜呜中读出了无数文字。 我猛然推开幛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了些什么呢？我只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原载1929年2月《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
更衣记二:张爱玲散文《更衣记》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锻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曾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银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俐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象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更衣记三:帝王新年更衣记
清代冠服制度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大体继承了清以前服装制度中祭服、衮服、朝服、常服等名目，但其形制和具体穿用搭配方式都有较大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品类……
新年帝王更衣记
扬眉剑舞：汉声出版社编辑，从事传统工艺美术调查出版与古代服饰研究
元正大朝会的衮冕服和通天冠服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礼的国家，各种礼仪活动丰富频繁。新年期间可以说是一年下来，各种高级礼仪庆典和娱乐活动最扎堆的日子，对于身居宫廷的帝王来说尤为如此。从除夕开始，朝廷要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朝会仪式中最高级别的元正大朝会，包括在宫廷正殿举行的元日朝贺，以及之后的大宴会；各处拈香和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也会在新年期间进行；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听戏、赏灯等玩乐活动。
所以新年期间，帝王需要用到的服装几乎也是一年中种类最多、等级最高、更换最频的，各种高级服装难得能轮番登场亮相。除了轻松的便服、吉服，到各种平时用不到的隆重祭服、朝服都会被搬出来穿用。礼仪之外，还有一些应节应景纹样，被用在常服、吉服、首饰上，琳琅满目。
在皇帝新年服装中，首要是元正大朝会所用的礼服。朝会之礼先秦已有发端，秦汉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各种类型，包括大朝会、朔望朝、常朝几种，大朝会主要在冬至和元旦以及圣节等日举行，是各类朝会中，规模最盛大、礼仪最繁杂的一种。“元正，岁之始”，元正即元旦、元日，在每年太阳初升的第一天举行的元正大朝会，具有最崇高的地位。此日皇帝在宫廷正殿举行大型朝会典礼，君臣际会，四方朝贺，宴飨歌舞，也是彰显帝王威仪、祈愿国运昌隆的重要方式。
大朝会通常包括“大朝”和“大会”前后两部分。元日这一天清晨，全体礼宾、侍卫、仪仗准备就绪，参朝百官就位之后，皇帝更换好十二旒冕、十二章衮服，起驾临朝升座，进行元日大朝，接受百官朝拜庆贺仪式，是为“大朝”；完毕以后，皇帝降座入内，再更换通天冠、绛纱袍而出，举行大型享乐宴会，群臣献礼、敬酒上寿、进御食、赏乐舞，是为“大会”。
所以在这场盛大典礼的前后阶段，皇帝通常会使用到两套大礼服，即衮冕服与通天冠服。古代的礼服大体可分为祭服和朝服两类，分别适用于祭祀场合和朝会场合。在朝会时君臣本应都穿着朝服，但由于元日朝会尤其崇高特别的地位，皇帝大多改穿本属祭服而更华丽的衮冕服，以示隆重；随后的大会则改换皇帝朝服通天冠服（冬至大朝会则自始至终穿着通天冠服）。
明代彩绘本《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冕
明代彩绘本《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玄衣
衮冕是源于周代的上古礼服，秦汉间一度被废弃，东汉重新启用以后直至宋明千百年来，都是帝王御服中除了大裘冕之外最重要的礼服。按制度本被用于祭祀宗庙等属于吉礼的场合，也用于登基、纳后、元日受朝等属于嘉礼、宾礼的场合。虽然其细节历代一直在调整损益，但基本形制类似，全套由冕、玄衣、黄裳、蔽膝、大带、革带、玉佩、绶、中单、舄等构件组成。冕上有十二旒，衣、裳、蔽膝上有日、月、星、山、龙、华虫等等十二种章纹，满身纹样。几乎每一个构件和纹样都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帝德意味，譬如上衣为象征天色的玄色，下裳为象征地色的黄或纁色（黄而兼赤为纁），体现了皇帝作为天子的国家权威。皇帝衮冕图像极少保存下来，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有数位帝王即身穿衮冕，敦煌莫高窟二二〇窟初唐壁画中也描绘了身着衮冕的帝王与身着朝服的群臣，俨然元正大朝会之景。
敦煌莫高窟二二〇窟初唐壁画中身着衮冕礼服的帝王与身穿朝服的群臣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身穿衮冕礼服的隋文帝杨坚
随后更换的通天冠服则属于朝服。朝服并非普通上朝时的服装，而是使用在大朝会以及祭还、拜表等大场合的礼服。服装结构和冕服类似，也包括衣、中单、蔽膝、佩绶等，但外衣为赤红色系，即绛纱袍；和祭祀冕服戴冕不同，朝服戴冠，比如天子戴通天冠；皇太子、诸王戴远游三梁冠；文官戴进贤冠；武官、侍臣戴武弁冠，御史戴法冠。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宣祖坐像》轴中宣祖所穿便是标准的宋制通天冠服，一如礼制“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高广各一尺。青表朱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翠緌，玉犀簪导。绛纱袍，以织成云龙红金条纱为之，红里，皂褾、襈、裾，绛纱裙，蔽膝如袍饰，并皂褾、襈。白纱中单，朱领、褾、襈、裾。白罗方心曲领。白袜，黑舄，佩绶如衮”。
宋人绘《宋宣祖坐像》轴中身穿通天冠服的宋宣祖
在历代的元正朝会诗中，礼服都是一大重点描绘的意象。曹植《元会》诗：“初岁元祚，吉日维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尊卑列叙，典而有章。衣裳鲜洁，黼黻玄黄。”其中“黼黻玄黄”指的便是冕服的玄衣黄裳以及其上的黼黻纹章。又如王建《元日早朝》“朝服带金玉，珊珊相触声”，卢纶《元日朝回中夜书情，寄南宫二故人》“鸣珮随鹓鹭，登阶见冕旒”，都提及在朝会时礼服玉佩相触之声以及满朝冠带冕旒的盛景。
明代彩绘本《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通天冠
明代彩绘本《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绛纱袍
明代彩绘本《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绛纱裳
北宋仁宗即位后，由于刘太后听政，还曾在元日朝贺之前身着常服先行上寿皇太后礼。如仁宗天圣五年（一〇二七年）的正旦大朝会：“晓漏未尽三刻，宰臣、百官与辽使、诸军将校，并常服班会庆殿。内侍请皇太后出殿后幄，鸣鞭，升坐；又诣殿后皇帝幄，引皇帝出。帝服靴袍，于帘内北向褥位再拜。……侍中奏礼毕，退。枢密使以下迎乘舆于长春殿，起居称贺。百官就朝堂易朝服，班天安殿朝贺，帝服袞冕受朝。……既贺，更服通天冠、绛纱袍，称觞上寿，止举四爵。乘舆还内，恭谢太后如常礼。”在这场大朝会中，仁宗皇帝先是身着靴袍率领身着常服的百官以臣子姿态，向刘太后拜贺，之后改换衮冕服接受身着朝服的百官朝贺，彰显皇权至高；最后再改换通天冠服，接受群臣上寿，共贺新年。
典礼之外其余新年玩乐场合的皇帝着装，文献中少有记录，但大体穿着应该和当时的吉庆或平常服装没有太大差异，以常服或便服为主。如明成化二十一年《新年元宵景图》中观赏元宵表演的宪宗皇帝，便身着各色方补或通袖膝襕曳撒，属于当时皇帝的便服。明代宫眷内臣还会在正月的服装、首饰上装饰葫芦景，元宵则装饰灯景。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明代洒线绣葫芦判官打鬼补子，在清代以前，钟馗也主要在正月期间供奉，此件补子配以葫芦纹，也是一件正月服装的应景补子。
明 黄缎洒线绣大吉葫芦云龙纹袍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故宫博物院调拨
频繁更衣的清代新年
清代冠服制度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大体继承了清以前服装制度中祭服、衮服、朝服、常服等名目，但其形制和具体穿用搭配方式都有较大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品类。比如服装形制均改为袍、褂二件，袍褂有时可分为两种属性，皇帝龙褂称为衮服，并可套穿在朝袍和吉服袍（龙袍）甚至常服袍之外；祭服和朝服统称为礼服；将在吉庆宴会场合所用的服装正式定制为吉服等。
新年期间皇帝所要参与的活动也更加丰富而琐碎，包括大小祭祀行礼斋戒、拈香拜佛、朝贺、开笔，以及宴会、看戏、看舞灯等等，如元旦的主要仪式便有明窗开笔、堂子行礼、大殿朝贺、递如意以及在宫中数十处殿堂拈香行礼和之后看戏进膳。并且形成了相当复杂的服装更换规则，几乎会用到皇帝所有的冬季礼服（实际上包括明黄色冬朝服和蓝色祭服）到各色吉服、常服，经常一日更换数次。由于清宫保存了太监逐日登记的皇帝穿戴的原始档案《穿戴档》，我们可以了解皇帝当时在各种场合的实际穿着情况，是对当时典章制度的补充。
其大体规律是，穿着礼服进行元日令节的各种礼仪和祭祀活动，穿着吉服进行宴请、看戏、元宵观灯等庆祝娱乐活动，遇斋戒、忌日则换常服。皇帝的礼服由朝冠、端罩、衮服、朝袍、朝带、朝珠等组成，端罩或衮服套穿在朝袍之外。吉服包括吉服冠和吉服袍等，吉服袍即龙袍，所用之褂和礼服相同。常服则是单色暗花的袍褂。新年期间所穿的以上各类袍褂，均衬以皮裘甚至直接以皮毛为面，为冬季专用服式。
如咸丰四年正月初一日据《穿戴档》，咸丰皇帝凌晨先穿戴一套礼服，“戴黑狐皮缎台朝冠，穿黄缂丝面白狐膁接青白膁朝袍、黄面黑狐皮芝麻花朝端罩，戴东珠朝珠系自鸣钟，束金镶珠松石四块瓦圆朝带，穿蓝缎毡䩷狼皮里皂靴”至各处拈香、明窗开笔、看时宪书，奉先殿行礼、堂子行礼、寿康宫递如意、明窗看经、太和殿受贺、乾清宫受礼等；随后更换了一套吉服：“带大毛貂尾缎台苍龙教子正珠珠顶冠，穿黄缂丝黑狐膁金龙袍、黄面黑狐皮芝麻花褂，戴正珠朝珠系内殿，束金镶红蓝宝石线纽带挂带挎，穿青缎毡䩷羊皮里皂靴”，看戏、进酒膳、办事。
其中的端罩，是一种皮毛在外的对襟裘皮大褂，“十一月朔至上元，皇帝御端罩，黑狐或紫貂为之，明黄缎里，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由于保暖性强，被作为清代皇帝冬季穿在朝袍外面的礼服褂，为礼服中等级最尊者，一般只在十一月朔（初一）至上元（正月十五）穿用。中国古代祭天时有“大裘而冕”的制度，清代端罩便颇有古时大裘遗风。
清代衮服和前代不同，是一件石青色的对襟平袖外褂，胸背两肩有四团五爪正面金龙（在《穿戴档》中一般称为“金龙褂”），其间饰十二章纹，仅保留了衮服的标志性符号。冬季所用衮服内衬以裘皮。“皇帝衮服，色用石青，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其章左日右月，前后万寿篆文，间以五色云，春秋棉袷，夏以纱，冬以裘，各惟其时。”如康熙石青色缎缀四团缉米珠云龙银鼠皮衮服，左右后开裾，用珍珠、珊瑚珠及猫睛石缉缀四团云龙纹，服内镶银鼠皮里，即可用于新年期间。
清康熙 石青色缎缀四团缉米珠云龙银鼠皮衮服
故宫博物院
清 石青缎绣四团五彩云蝠缉米珠棉龙褂
故宫博物院藏
清冷鉴、黄门等合绘《皇朝礼器图册》之“皇帝端罩”
清 黄色暗团龙江绸玄狐皮端罩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万国来朝图及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身着端罩、内穿朝袍，抱着皇孙看放爆竹
端罩或衮服之内穿的是朝服，圆领、紧身、窄袖、马蹄袖端，带披领，下裳有襞积。皇帝在新年期间所穿为有皮草衬里的冬朝服。冬朝服有两式，一式用于九月十五或二十五日后，仅在披领、袖端、下摆加海龙皮缘边，八章在衣、四章在裳；另一式外露皮毛面积更大，保暖性更强，“披领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襞积行龙六列，十二章俱在衣，间以五色云”。色用明黄，也只用于十一月朔至上元。这种明黄色朝服几乎相当于清以前的衮冕服的功能。如康熙明黄地彩云金龙妆花缎貂皮朝袍，衣身边缘及披领镶紫貂，马蹄袖口镶薰貂，袍内以天马皮衬里，很可能即康熙皇帝在新年期间的朝贺、行礼时等场合穿用过的礼服。
清冷鉴、黄门等合绘《皇朝礼器图册》之“皇帝冬朝服”
清“朝袍前式”纸样
清“朝袍后式”纸样
清康熙 明黄地彩云金龙妆花缎貂皮朝袍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胤禛朝服像轴
雍正皇帝身穿冬朝袍，头戴冬朝冠，戴东珠朝珠
另外如果新年期间孟春（正月上辛日）皇帝亲自到天坛祈谷时，还需根据礼制换上相应的蓝色朝袍参加祭祀典礼，在道光以前的《穿戴档》中还保留了“祭服”的旧称，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穿戴档》正月初九日记，皇帝戴碎松石斋戒牌，祈谷坛亲诣行礼。戴黑狐皮朝冠，穿蓝缎绣五彩貂皮边青肷祭服，青金石方祭带。祭礼前拜佛时，皇帝先穿朝袍、端罩、朝珠、朝带、朝靴等，但头戴吉服冠（正珠珠顶冠），拜完后再换上朝冠前去祭祀。重大祭典前的斋戒期及先帝后忌辰时，还需换常服冠和常服袍褂。
如咸丰四年正月十一日，当日祭祈谷坛，又是孝全成皇后忌日。据当日《穿戴档》“上戴小毛本色貂皮缎台正珠珠顶冠，穿蓝缂丝面貂皮边白狐膁解青白膁朝袍，黄面黑狐皮朝端罩，戴金镶松石斋戒牌，戴东珠朝珠系自鸣钟，束金镶珠青四块方祭带，穿蓝缎毡䩷狼皮里皂靴。拜佛后，珠顶冠下来，换戴黑狐皮缎台朝冠。……至坛内祭毕，还坛内斋宫，朝冠、朝袍、斋戒牌、方祭带、蓝皂靴下来，换戴中毛本色貂皮缎台正珠珠顶冠，穿油绿江绸面貂皮袍、貂皮黄面褂，仍戴东珠朝珠自鸣钟，束金带头线钮带，穿青缎毡里皂靴，至关帝庙拈香毕，至弘德殿，珠顶冠、蓝缎夹袍、黄面褂、朝珠下来，换戴大毛熏貂缎台冠，仍穿油绿江绸面貂皮袍、青缎面黑狐膁褂，束金带头线钮带挂带挎青荷包，穿青缎毡里皂靴。至钟粹宫孝全成皇后御容前拈香行礼毕，还养心殿办事。”从戴吉服冠穿蓝朝袍、方祭带拜佛，到换朝冠祈谷，再换吉服冠、黄面褂关帝庙拈香，最后换常服袍褂至孝全成皇后御容前拈香行礼，一上午更换了三四次冠服。
大型典礼之余的各种看戏、看掼跤和元宵看舞灯玩乐，则主要穿着吉服，如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穿戴档》，皇帝穿着一套吉服“戴大毛熏貂缎胎苍龙教子珠顶冠，穿黄缂丝万字锦地黑狐膁龙袍，貂皮端罩，松石大鞓带，正珠数珠，白布棉袜、厚棉套裤，青缎羊皮里皂靴”在圆明园各处游玩、拜佛、吃桌子（元宵饽饽桌），以及看灯会、放花炮盒子。吉服主要用于筵宴迎銮等吉庆场合，吉服袍为圆领马蹄袖长袍，皇帝吉服袍明黄色，也常直接称为龙袍。如雍正黄色缎绣云龙狐皮龙袍，裾四开，在明黄色缎地上彩绣祥云金龙及七章纹样，袍内镶白狐皮里，袖口镶紫貂皮，即雍正皇帝冬季或新春期间所用吉服袍。
清雍正 黄色缎绣云龙狐皮龙袍
故宫博物院藏
清 明黄色彩云金龙纹妆花缎上羊皮下银鼠皮男龙袍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雍正帝读书像》中身穿吉服的雍正皇帝
新年期间皇帝所用的吉服袍通常均为龙纹，《苏州织造局志》中记录有“上传特用” 的“三润色阔满装元旦袍”，图案即“前后身五爪龙二尊，膝龙四尊”，但元宵前后三日的吉服有时也特别以灯景、“五谷丰登”为饰，如同册中还提及灯景花样的“三润色满装灯景袍”，乾隆二十一年《穿戴档》也记录“正月十四日起栓五谷丰登荷包三天”，属于自宋明以来的吉服应景装饰传统。灯景类帝王吉服袍褂尚未发现存世，但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石青缂丝八团庆寿灯笼纹棉褂，饰八团灯笼纹，每团灯笼织“海屋添筹”，两旁为谷穗纹，黄签“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收造办处呈览石青缂丝八团花有水棉褂。”应即嘉庆十三年为来年嫔妃元宵所织的应景吉服褂。
清 石青缂丝八团庆寿灯笼纹棉褂
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