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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烨被顾城砍头照片篇一:谢烨遇害真相
写诗的人都知道顾城的诗，“黑夜”、“眼睛”、“光明”。其实，顾城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为“一代人”立言。所谓“寻找光明”不过是随口说说。顾城杀死妻子后自杀，使他们五岁的儿子小木一夜耳之间失去了父母。一把斧子，两具尸体，一个孤儿，再加上四位悲痛欲绝的老人。这样的场景，使人们震惊、悲愤、怜悯。激流岛事件，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国现代版。奥赛罗杀死了苔丝德蒙娜；顾城杀死了谢烨。奥赛罗和顾城，杀死妻子的起因是一样的：认为妻子背叛了自己。顾城是个诗人，诗人年轻美丽的妻子，则人人都想染指。谢烨说过：“顾城的朋友一个个都爱上我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话。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在与一个追求他妻子的法国青年决斗时，中弹身亡。顾城也曾要跟谢烨的追求者大鱼决斗，但是被大鱼礼貌地拒绝了。顾城和谢烨在激流岛上生活了四年，其中有二十个月是与英儿一起度过的。顾城与英儿的婚外情，以及顾城追求一夫兩妻制，才是酿成惨案的原因。
谢烨和顾城初次相识是在火车上，相恋四年之后结婚，他们的婚姻到惨案发生时已经持续了十年，还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小木耳。对于他们婚后生活的描述，无论是在与之相熟的朋友们笔下，还是在他们合作（顾城口述，谢烨打字）完成的小说《英儿》中，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谢烨对顾城的照顾无微不至，谢烨不在身边，顾城连自己的袜子都找不到。顾城只上了五年小学，文革就开始了。他在干校放了五年猪，回到北京又干了五年木匠活，文革结束后不久，便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颗炙手可热的新星。顾城自己在《英儿》一书中写到，他是因为追求谢烨时，“写出大量情深意切而又话语颠倒的篇章，从而变成了一个诗歌流派的重要诗人。”说得直白一点儿，是对谢烨的爱，成就了这位天才诗人。没有人能够否认，顾城和谢烨之间爱情的初始阶段是非常真挚而美好的。但是，顾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结婚之后，谢烨渐渐发现，她不仅要做一个妻子，还要做一个母亲，细心照料好这个“任性的孩子”。谢烨无愧为一位“伟大的女性”，为人之所不能为，以她博大的胸怀，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一亦妻亦母的责任。在他们婚姻生活的前半段，谢烨对顾城的爱使她毫无保留地付出了顾城要求她付出的一切。刚来到激流岛上的时候，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那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挖蓄水池，自己建厕所，自己种菜，自己养鸡------而面对这一切，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谢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就在这时候，一个真正需要她母爱的小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小木耳降生了。身为父亲，顾城对儿子的降生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困惑和恼怒。顾城的理想是在人间建立一个伊甸园，而夏娃可以是复数，亚当则只能有他一个。出于这种理念，他把小木耳视为一个入侵者，不但没有父子之情，甚至不愿和儿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谢烨实在是太难了。对于她来说，身边有两个男人，一个是孩子，另一个也是孩子。一个无知，一个任性。无知的不懂事，任性的不讲理。谢烨在这样的困境中苦苦地挣扎了两年，终于在无奈下，把小木耳寄养在了一位毛利老太太家中。这件事使得她和顾城的婚姻出现了第一道、也是最深的一道裂痕。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痕化为深渊，最终吞没了这两个曾如此相爱的生命。如果谢烨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那么她多半会带着儿子，离开丈夫，一走了之。但是谢烨却没有作这样的选择。她知道顾城离不开她，她不想让这个天才诗人因自己的离去而就此垮掉。所以，当问题刚一出现，聪明能干而且敢干的谢烨，就走了一步险棋。她和顾城一起，向远在北京的一个女孩英儿发出了邀请。这位英儿，曾在他们离开中国前，当着谢烨的面，就和顾城互相表白过爱意，并在他们离开中国后，一直和他们有信件往来。谢烨为英儿办好了一切相关的手续，英儿如期而至。
而英儿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管不住自己身体”的女孩，她用她的整个身心，给予了顾城一个自我救赎的可能性。而在英儿离去后，这个可能性也就随之消失。英儿在顾城死去后数月，陆续写了《命运的劫难》和《魂断激流岛》，里面都说，她和顾城的第一次性接触，是顾城强暴了她。而顾城在其生前所写的《英儿——初夜》一节中，倒也并没有刻意回避“强暴”两个字，而只是说，英儿“喜欢有点暴力”。
英儿上岛之后不久，便与顾城共坠爱河。而他们做爱时所用的避孕套都是谢烨提供的。谢烨为什么能够如此冷静地面对这一切，其中的原因在惨案发生后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谢烨想借此显示她的大度和宽容，有人说这是谢烨屈从于顾城淫威之下的无奈之举。还有人说这是谢烨缺乏现代女性独立人格的表现。另一种说法似乎更加可信，也更符合谢烨的性格和她当时的心理。这种说法认为，谢烨之所以有这样的做法和态度，是因为她希望英儿能够取代她的位置，使她得以带着儿子，从容脱身，而顾城也不会因此垮掉。
可是谢烨没有想到，顾城在与英儿双宿双飞之际，并没有减少对她的依赖，并且把她和英儿都视为自己的妻子。在《英儿》一书中，顾城直言不讳地否定了一夫一妻制。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在谢烨和英儿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你们，现在依然如此。”这就是《英儿》一书的卷首语。面对这样的局面，谢烨心中的纠结，可想而知。
就在谢烨进退两难之际，德国的一个文化基金会向顾城发出了邀请，并提供了一笔写作经费。谢烨很高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她希望能和顾城一起，带着小木耳，一家人同赴德国。可顾城的态度却是“英儿去我才去。”“木耳要去我就不去。”夫妻二人为此争执不下。最后，在谢烨的坚持和英儿的劝说下，顾城总算是让了一步，同意和谢烨一起去德国一年，英儿和小木耳则留在岛上。小木耳可以继续和那个毛利老太太一起生活，但是英儿怎么办呢？谢烨思之再三，在离岛前，对英儿作出了“你走了我才知道怎么办”的暗示，并说：“如果我们回来时，你还在这儿，那我认命。”谢烨和顾城一同离开激流岛，来到德国。在小岛上经历了将近四年艰苦生活的谢烨，终于又一次呼吸到了现代都市中的空气。
来到德国后时间不长，谢烨就有了一个狂热的的追求者——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体力学博士大鱼。而谢烨对大鱼也产生了感情。一天，两人私下里的交往被顾城在无意中发现，夫妻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顾城第一次对谢烨动了手，掐了她的脖子。这事惊动了邻居，邻居报了警。警方认为顾城有暴力倾向，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为期三个月。这时，身为受害者的谢烨又一次挡在了伤害她的顾城身前，由于她坚持不肯签字，顾城才得以逃过一劫。这件事过去后不久，此前一直和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的英儿，忽然没有了音讯。当顾城得知英儿是和一个在岛上教气功的洋人老头一起失踪时，他的精神几乎崩溃，寻死觅活。又是谢烨像母亲一般抚慰了顾城，对他说：“你要死，也得把书写完再死。”谢烨所说的“书”，就是后来人们读到的小说《英儿》。
综合当时的事实，结论应是：
一，谢烨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怎么会成为那样一个悲惨事件的设计者和操作者呢？我们要把动机和结果区分开来。谢烨的动机绝非是要制造一起惨案。只是当她发现丈夫容不下儿子的时候，她才想到要带着儿子离开丈夫。而心地善良的她，却又不愿意因此而把这顾城位天才诗人毁掉。于是她请来了英儿，希望这个同样为她丈夫所爱的人能够取代她的位置。可没料到顾城把她和英儿同样视为自己的妻子，哪一个也不想放弃。同时，顾城对儿子小木耳的态度越来越恶劣。一天，小木耳正在玩耍，顾城一脚就把才两岁的儿子从沙发上踢了下去。英儿抱着大哭的孩子跑出门外。谢烨决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她让英儿带着顾城住到了另一所房子里。自己则费尽周折，把小木耳寄养在一位毛利老太太家中。面对这样的困境，谢烨不能不想下一步的解决办法。可以这么说：谢烨的每一个设计和操作，都是顾城逼出来的。
二，在回到激流岛的那最后十四天里，虽然谢烨确实说过她并不想让顾城死，还想和大鱼一起支持顾城继续写作之类的话。但是她也不止一次说：“我能承受他（顾城）死，不能承受他活。”而且她在岛上的种种作为，如果不是想要顾城死，则很难做出其他的解释。那么，谢烨为什么一定要顾城死呢？原因只有一个字：爱。爱和死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个出场，另一个也绝不会缺席。顾城在这个问题上的悟性非常高，他对死亡的理念仅在在《英儿》一书中就出现过很多次。然而，当《英儿》一书中的顾城自杀后，现实生活里的顾城却不想死了。他说他梦见了小木耳，说他爱小木耳，说他要和小木耳一起生活下去。对此，谢烨只说了两个字：“晚了。”
谢烨被顾城砍头照片篇二:被顾城杀害的妻子谢烨：我对你的爱，都变成了那把锋利的斧头
其实我是个俗人，一个女人而已，真不该闹什么事业的。人间事对我来说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事业是可笑的。我是个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谢烨致母亲的信】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句话是我才华横溢的先生写的。我写不出这么美的诗，可我爱好文学，我更爱我的先生。
那年夏天，我们在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见钟情，历经几年异地恋，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嫁给了他。
他说我就像是他的空气和大地，他离不开我，我是他的妻子，母亲，翻译，保姆......
他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任性地活在他的世界里，我给予了他我的一切，也容纳了他的一切。
我跟着他，来到荒芜的激流岛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我容忍他，隐忍着他对情人英儿的一往情深。
可我毕竟不是阿克琉斯，我的脚没有在冥河中浸过，我还是成不了那个在希腊神话里不会受伤的英雄。
日复一日，我对他的爱都变成了那把锋利的斧头。
他在诗中写过，那个爱她的人正在砍一棵杨树，我们边上没有杨树，他用这把锋利的斧头砍向了我。很多人说，我的不幸是从童年就开始的。
1958年，全国上下鼓吹大跃进，我出生于北京。
1966年，全国又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时期，父亲成了批斗的对象。受文革的牵连，父母离异。
瘦弱的母亲想要保护我们，她要了我和弟弟两个人，给我们改名随她姓，我从张红成了谢烨。
她是部队的卫生部门的一个卫生员，领着薄薄的薪水，独自一人承担了家庭的所有苦难。
母亲没有再嫁，我们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和弟弟都好好活着。
多年后，我遇见了顾城，这些都成了泡沫......13岁那年，因为母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去了上海。
母亲含辛茹苦，我是她眼中乖巧，善解人意的孩子。
读书时的我成绩优异，是班干部，会写漂亮的文字。
毕业后，我一边在一家无线电厂做统计员，一边在徐汇区业余大学上夜校。
母亲望着我的眼神满满都是欣慰。
我想我的一生也应是平和安稳的吧，一如我后来给朋友文昕说的那样，要是没有顾城，我的人生将是：
傻乎乎地念书、挣钱、长级、嫁现实条件好的男人。
可是1979年的7月，在一辆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偏偏相遇了，还一见钟情。
很多人说，这场相遇是我劫难的开始。1979年7月的一天，上海开往火车的火车上。
我遇见了你，一个自幼宁愿一个人看蚂蚁和鱼儿，也不爱凑热闹的朦胧派诗人。
彼时，别人坐了我的位置，我还是安静地站着，没有言语。我自幼不争不抢，总想着每个人都要过好。
你和很多人说话，你拿出笔画很多人，却没有我。
后来，你在给我的信里说，我亮得耀眼，使你的目光无法停留。你想像回避一个空间、一片清凉的树一样避开我。
宿命是场劫难，却也无法避免。
那个午夜，其他人都已入睡，我们却开始了谈话。
不爱说话的你却用北京话和我聊了很多，你给我念诗，给我说你小时候的趣事。
你在信里对我们的初遇描述得很美，你说我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
早晨，明晃晃的太阳升起，火车到站，可是我们的缘分却没有消散，你掏出纸片写了地址，塞给了我。你是世人眼里不合群的人，可是火车初遇，
你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无法抹去。
分开没几天，我便拿着小纸条，沿着长长的白杨树的道路，走到了你的家门口。
睡眼惺忪的你见到我满眼放光，你我交谈甚欢。临别时，我给你留了我的地址，告诉我离开北京的时间。
离开时，你来送我，我们安静地走着，我们都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
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句你要不要给我写信，你用手比了比，说要给写很多很多的信。
我回到了上海，你的信一封又一封跟到了上海。
我们频繁通信，诉说着相思之苦。
看你的诗，和收你的信成了我最大的乐趣，你的一封封信让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可我们的恋情却没有得到我家人的认可，我的母亲第一个反对，她觉得诗人是活在童话里，不在生活里。
听闻母亲的反对后，你很着急，干脆来了上海。你到了上海，在离我家很近的武夷路买下一套房子。
你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不仅去学校接我放学，甚至还弄了一个大木箱子睡在我家门口。
我被你的痴情感动得垂泪，可母亲却还是反对，认为你偏执，精神有问题。
这一次，我不再是母亲眼里那个乖巧的孩子了，我没有和他分开，给家人一次次说着他的好。
机会来了，1983年，顾城受邀去上海师范大学演讲。
我带着母亲和弟弟去了现场，那场演讲会感染了母亲，她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同年，我们举行了婚礼，我辞职跟着你去了北京。
他的自理能力和自控能力都极差，
母亲反对婚后的我放弃学业，她的念叨换来的是顾城的勃然大怒，甚至将一碗面条扣在母亲的头上。
事后，他给我连连道歉，说只想和我不再分离。我从小是个隐忍的孩子，对外人如此，何况是我的先生。
我选择和他在一起，就选择接纳和容忍他。
我成了他的影子，我们也过上了一段甜蜜的日子。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牵手走下去，
可是一个女人的出现，撕裂了我们的小幸福。1986年的昌平诗会上，朦胧诗被批，有个老批评家甚至公开批评顾城。
先生就是我的神，不善与人争吵的我也变得怒不可遏，我哭着骂了这个批评家。
那天，还有一个女孩为顾城辩护，就是李英。
我们成了朋友，我给她说着先生的习性和诸多的美好。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有着情人的她后来爱上了先生，还对他投其所好。
1987年顾城应邀出访欧洲，我陪着他在法国，瑞典，英国等国家讲学。
1988年顾城被聘为奥克兰大学语言文学系研究员，我们定居新西兰。
他的自理能力还是为零，我学了英语和驾驶，
充当了他爱人，保姆，翻译和司机的角色。
先生写着纯真迷离的诗歌，大学的生活让他厌倦，他如彼得潘一样向往着属于自己的永无岛。
他的每一个决定，我都选择支持。
他从大学辞职，我们搬到了新西兰激流岛居住。
谢烨，顾城，李英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顾城】
这是一个荒芜的小岛，却远离尘世喧嚣，
我们在岛上修了房子，养鸡养鸭，
终于过上了顾城想要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我们有了儿子木耳，可先生不喜欢他，觉得影响了他的创作，我只得忍痛将孩子送给当地的酋长家寄养。
我们还和国内的李英有书信往来，她透露着也有想出国的想法。她的情人刘湛秋第一个支持她来我们这里，觉得先生稳重可靠。
我着手促成了这件事，李英来到了激流岛，却也主动靠近先生，和他走在了一起。
我再一次选择顺从，我容忍了先生对李英的爱。
我给母亲写到：
我是真心想让人都快活的，我从来让人愉快。
我毫无怨言，给他们洗衣做饭，
我们在小岛上开启了三人其乐融融的生活。我们的三人怪异的生活最终以李英的出走而结束。
1992年，受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我陪先生去柏林进行艺术创作。
我们走后，李英跟着一个澳大利亚的气功师走了。
顾城知道后，砸了电脑大喊大叫说不想活了，
被吓坏的邻居报警叫来了警察，我却拒绝了在送先生去精神病院的申请书上签字。
李英传话过来，说先生的死活与她无关。
先生顿时陷入绝望，他一直视英儿为能和自己身心合一的人，却遭到了抛弃。
我安慰他，跟着他大骂英儿的无情无义。
他在我的建议下，开始写自传体《英儿》，我加进去了很多笔墨，可还是没有改变书中英儿的美好形象。
我以为写出来的会是一本忏悔录，
可是书中处处流露的都是对英儿的无比眷念。
这本书彻底撕碎了我的最后一丝幻想，
我没有想到，他对这段感情投入会这么深。
先生说，李英的离去真像一把锋利的铁铲铲了他，他很痛，痛得就像手术后，被拿走了心。
他很痛，却没人问我是不是痛。只是我不像在过日子，而是在过小说或者过戏剧。人如果老是在演戏，还能不累吗？跌宕起伏、激动人心，二、三个小时行了，二、三个星期或者二、三个月还不把人折腾死吗？ 【谢烨致母亲的信】
先生说要和我牵手余生，却又更加喜怒无常。
我在绝望中认识了大鱼，一个在德国从本科读到博士的中国人，他劝我离开顾城，和他开始全新的生活。
我笑着说好，却始终不愿意在离婚书上签字。
我一直爱笑，貌是一个没心没肺人。
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生过得有多苦，
我忽然有了错觉，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在演戏。
可我却入戏太深太深，也演了太久太久了。
我跟着先生远离故土，来到偏远的激流岛，
可是我没有等来童话般的结局。
我给了他全身心的爱，却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斧头。
1993年10月8日，一脸颓废的他提着这把锋利的斧头念叨着要一起赴死走向了我。
我最后一次笑了笑，没有任何躲闪，
人生如戏，我太累太累了，再也不想演戏了，
合上双眼，这个世界就与我彻底无关了……后记：顾城杀妻自杀后，李英和气功师离婚，和自己的情人刘湛秋走在了一起，她在很多场合公开说，自己爱的是刘湛秋，顾城只不过是自己文学梦的一个偶像罢了。2014年1月8日病逝于悉尼，终年50岁。
谢烨被顾城砍头照片篇三:顾城谢烨夫妇 4年“扭曲人性”的生活(附图)
顾城谢烨夫妇 4年“扭曲人性”的生活(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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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01月09日09:02 武汉晨报
年轻的英儿在激流岛上也曾有灿烂的笑容
北京专电1月7日，虽然大街上的风吹来阵阵寒意，北京的阳光还是灿烂的。在诗人刘湛秋零乱的家中，李英(英儿)在顾城悲剧事件后第一次直面国内记者的提问。她想摆脱过去的阴影，她想面对公众正常地生活，她想完成文学梦……但提问和叙述都还得从无法绕开的悲剧展开。
在激流岛上过着“影子”生活
我从一开始认识顾城，就陷入到唯美主义的幻想里，非常地理想化。顾城出国前，我只见过他4次面，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没有单独见过。每次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
后来我之所以要出国，就是特别想争取一个自由空间。北京的胡同能带来人际关系的亲密，但没有私人空间，起码没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刘湛秋的爱情都在压抑之中。我想找一个地方，没人管我，海阔天空地活。还有一个想法，想在国外打造一个空间，邀请湛秋出国，我们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
1990年7月5日我离开北京去新西兰，到了激流岛上一个星期之后，我对顾城提出到外面找工作，因为当时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气氛一下就僵硬了，以前没有见过顾城那样不好的脸色。我意识到让他失望了，他感到了他所不能忍受的世俗。这造成了我的分裂，不能定位我的对错，我原以为我的自由和独立不是世俗的。谢烨告诉我不要刺激他，他的情绪非常极端化。过了几天他的态度缓和下来，我也喘了一口气。
其实岛上找不到工作的，没有商业和工业，也没有别的华人。这岛是顾城和朋友一起旅游时找到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有厌世倾向的英国移民聚集到这里。顾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不合群，表面上对人很礼貌，但不容易和人沟通，他说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就非常看重。能与顾城沟通，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以为自己非常成熟，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能理解他梦幻的空间。他对我也一样。
在岛上时间长了，我和顾城能进入谈诗、谈精神的东西，我开始把和湛秋的感情、对他的渴望化成一个世俗的现实。湛秋在我们一开始就说即使他离婚了，也不可能和我结婚，不想再戴上镣铐。开始时对我的伤害很大，在岛上我可以没有这个痛苦，可以只谈精神，不谈身体之爱，我以为顾城可以给我带来这些。在国内，我和湛秋的关系是秘密的、压抑的，对家里人和朋友都不能讲，比如我想把和湛秋初吻的感觉对所有的女朋友讲出来分享，但不可能。和他一起到饭店吃饭都要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熟人。这也是刺激我出国去那岛上的一个原因。
在岛上我却又成了另一个“影子”。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我去，我不能说为什么不去。台湾媒体来采访、约稿，我都会在事前离开房间躲到海边去，虽然他没有说要我离开，但我意识到自己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英儿》中的性描写是歪曲事实的
顾城对我做“那事”的房子非常破，我住的地方是客厅后面的一个拐角，没有门，只有一个窗帘。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有一种坍塌的感觉。我是把顾城和谢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后来我意识到谢烨是知道他的举动的。我从聚焦的光芒里被摔到黑暗里。现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英儿》中写的，不是当时的情景。《英儿》中单独的一个性描写，是没有精神背景的，是歪曲真实的。顾城想通过这个举动把我留下来，这里面有中国男人的传统意识。
后来我和顾城在岛上伊丽莎白的家里住了一个月。顾城排斥自己的儿子，把他寄养在毛利人家里，也不让谢烨去任何别的地方，包括去看儿子。他认为儿子是闯进他的世界里的，对他的生活是一种侵犯。我以为是女儿就会大不一样了。我们在一起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男欢女爱，他住一间房，我住一间房，我们谈话的时间特别多，他的精神缓和了很多，一个多月里他没发过偏执狂病。我们也谈到性，我也在那种时候对他说过“放松一点”。他做这事时特别紧张，不是在享受性爱。他要做，觉得不能再控制了，又觉得特别有亵渎宗教感，想反抗自己。每次都赶快做，做完后就赶紧分开回各自的房间。
顾城杀谢烨迟早要发生
在岛上有一个教我和谢烨英语的50多岁的英国移民约翰，他也不是一个世俗的人，是我岛上惟一的朋友。他们走后，他第二次向我求婚，我有了一种被爱的感觉，觉得可以逃出“影子”了，可以让他带我出去，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电话号码、私人地址，告诉朋友我是谁。1992年底，我们到了悉尼，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中。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约翰也没有钱。我去一家咖啡店工作，也想以工作来麻木自己。我们的婚姻关系也不是正常的，没有那方面的事。
我是在悲剧事件后两天知道消息的，约翰告诉我的，我昏了过去。原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答应谢烨在他们平静下来前不和他们联系。只在事发前一个星期给她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通信地址，不是家庭地址。他们应该是在事发前一天收到信，顾城不会看到信，他从不去信箱拿信的。
事件发生前他们实际上已经离婚。谢烨的人生也是被扭曲的，她也想过世俗的生活。对顾城来讲，喜欢一个女孩子，看到了你灵魂中纯粹的东西，你自己不保护，他也要来保护，不要你到世俗中去，这是他的信仰。我觉得他一时间冲动杀了谢烨，当时是完全失控了，他是随时都可以爆发的人，悲剧只是一个契机的问题，在岛上他跟我讲过你去找点炸药什么的。他杀谢烨我不感到特别惊讶。
我在《魂断激流岛》中写过这样一件事，我们曾陪到岛上来玩的一个男孩一起去海边，顾城和谢烨先回家去，我就陪那男孩捡贝壳。5分钟后谢烨就风驰电掣开车回来叫我回去，说顾城不对劲了。我觉得特别可笑，什么都没发生呀。回去我看见他正在一斧子一斧子地砍树。他的爆发一定要体现出来。悲剧发生时，如果我在岛上，斧子会砍在我身上。只是死之前，顾城对儿子有了柔情，以前他看见儿子就要绕开走的，从没抱过儿子，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地方。
三个人活在生与死的边缘
在经济上我能够自立，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让我去那里找工作。我不能离开的原因是顾城会自杀。他的自杀倾向伴随着他的一生。谢烨对我说，他们婚后第二天，顾城说：“我们一起自杀吧。”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不是那种性呀什么的男女意识，他觉得是把一个女孩子从世俗中解救出来。他的宗教感是非常强烈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三个人在岛上一起生活是没法理解的。
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当时我和谢烨的精神极度紧张，在山下干活总想到回去时是否会发现顾城的尸体。我只有对自己说：明天或许会好。我的精神特别痛苦，我一方面要隐瞒着湛秋岛上所有的事情，他写信问我何时到奥克兰，我无法说。同时我也不敢对顾城说我和湛秋的关系。
有一天顾城收到了德国的邀请信，他不想去，谢烨特别想去。我一直认为她像圣母一样，身上没有什么世俗的东西，她没指责我和顾城在一起怎么怎么的。顾城说不想去，她就哭了起来，她把邀请信看成她的一道门，觉得能把顾城带走，我也要走掉，他们再回到岛上重新开始生活。其实她在岛上非常痛苦，但没有流露出来。她对我说这是顾城的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在岛上生活贫困，依靠救济金过，也没有朋友。他们有一些朋友在德国，她感到可以出去呼吸一下子了。
送他们走后，我开车回来时觉得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我刚来岛上时把湛秋的情书都烧了，以为自己可以放弃世俗的爱情、生活了，来进入一个精神王国。现在已经到了尽头。谢烨得到了她想要的，留下的一切都压在我身上。她走之前和我谈，哭了，说我应该走，但不要马上离开岛，照顾一下他们的儿子。顾城若是知道我走了，在德国也会待不下去的。
顾城的“精神王国”违背人性
事件发生后，我的生活停止了，没法再过正常的生活。与约翰分居，精神分裂，觉得一切是一个梦。当时我想自己是要负全责的，直觉上认为如果我没有离开岛，一直防止着，悲剧就不会发生。路走到头了，下一步就是我怎样去死了。在澳洲看到报纸上《英儿》的摘要和有关文章后，压力就更大了，人们会认为我是怎样一个女人？更该死了！每一天过得非常麻木，一醒来就觉得事情没有发生过。湛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压力也开始刺激我要一步步走出来，想想到底什么是事实？我写了《魂断激流岛》，把岛上的生活又回想了一遍，这帮我度过了特别困惑的时期。1994年我为这书回国了一次，见到了湛秋，很尴尬。虽然每一次见面都感到痛苦，但对他的感情开始恢复了，爱情帮我一步步走下去。我在悉尼开始接触外国人，找工作，生活。但不接触任何华人，有了《英儿》这本书，我见到华人就会感到自己是没穿衣服的。
《魂断激流岛》出版以后，把事情闹得更坏。湛秋接受某声讯台的采访后，别人说他出卖隐私。当时很多人希望我死掉，让故事完整，唯美主义就存在了。我没后悔，书是我从阴影中看到亮点的一个通道。我与约翰离了婚，我感到了自由，起码可以面对湛秋了。
经过这些以后，我发现唯美主义、理想主义不一定是很美的。到了违背人性的时候，它们不美。顾城的精神王国里有很多违背人性的东西，《英儿》中表现出来很多人性的内容，表明他在现实里压抑了自己的人性，彻底毁了自己的人性。我在岛上不知道他有那么强烈的欲望。他的精神王国是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没有人性基础的理念。(见习记者夏宏、通讯员陈河)
顾城的毁灭故事
●与妻子情人共同生活
●砍死妻子自毁生命
顾城，一位近代中国诗人，在80年代末与太太谢烨，情人英儿远迁为新西兰移民，他尝试抛弃了30多年的生活习惯，社会生活方式，群体活动规律，企图在彼邦“享受”与世无争，简单朴素，自我陶醉的生活。可是事与愿违，谢烨和英儿都先后背弃他，严格来说，背弃他所幻想的“世外桃源”生活方式，使得顾城感觉到被出卖了。
顾城不知道怎样活下去，不知道怎样适应现实生活，他在迷茫，失落，恐惧的情绪下砍死了太太谢烨，再而自毁了生命，留于世界的，只有一个五岁的孤儿，一本控诉英儿的小说，百多首精彩的新诗，以及一些不谅解的指责。
20世纪末中国伟大的诗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的诗和他的死一起在纷嚷中静静地渡往了21世纪。
《爱情伊妹儿》不是出卖隐私
2001年4月我开始写《爱情伊妹儿》。事件发生8年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如果有人说我出卖隐私，那只有让书本身来说话了。我写这部纪实小说，是想用文学的形式表达生命的感觉。通过这本书，和所有的读者包括反对我的人分享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不管你接不接受，它都会成为一个重要资料。
我在书中提到的体验，是想从自己的角度告诉女人一种感觉：身体是非常美丽的东西，性是自然的，在性上女人也可以对她爱的男人有这种体验，这会使她更加美丽。这也是湛秋在性上给我特别快乐和自由的感觉，与岛上是一种反差。在岛上这方面是一种压抑，特别扭曲的东西。
这本书是我最后一本写悲剧事件的书，包括与湛秋的爱情，这是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怎么可能由别人把它交给你，任你宰割。以后不再写这事件和隐私之类的了，再写就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以后还是要走在文学的道路上，这个梦想没有变，想有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