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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满铁调查部的兵要地志调查及情报收集
□沈克尼
兵要地志是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记述和评价的一种军事资料，包括与军事有关的地形、气象、经济条件、社会情况等诸多方面，供军队在战场准备、军事训练、制订作战计划时使用，是指挥、参谋人员了解、判定战区地理条件和实施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
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时期曾经先后编印了大量中国的兵要地志。据笔者所知，在这些兵要地志中，既包括中国各省区的兵要地志，也包括重要战役方向、江河等兵要地志，还包括少数民族省区的“事情”等，其涵盖之广，内容之详，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兵要地志多为日军参谋本部和所谓“现地军”制作，其中也有不少是满铁调查部人员以“嘱托”名义参与制作的。本文依据史料，对满铁调查部参与各种兵要地志调查及其情报搜集方法作一概述，以使读者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侵华侵苏的“智囊团”
满铁调查部是昔日日本驻我国东北的政治、经济侵略机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智囊团”。其总部设在大连，并在沈阳、吉林、长春、郑家屯、通辽、哈尔滨、安东（即今丹东）、营口、天津、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设有办事处，形成一个庞大的情报网。
满铁调查部直接向关东军司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提供情报资料，并应军方的要求工作。同时向日本政府提供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情报，为日本政府、军方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依据。从1906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40年中，满铁调查部先后提供了各种研究报告达6200份。如《中华民国第十一年史》、《满铁资料汇编》、《经济调查资料》、《满洲农户调查》、《满洲旧习惯调查报告》、《东北三省（满洲）土匪研究》、《中国抗战能力调查》等。除间接用于军事的中国各省统计要览之外，还有直接用于军事的作战资料——兵要地志。
据西原征夫《哈尔滨特务机关——日本关东军情报部简史》载，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二课（情报）兵要地志班和情报部文书谍报班虽是专司兵要地志调研的机构，但由于人员少（如情报部文书谍报班负责兵要地志的人员只有5人）等原因，对一些重要的兵要地志调查研究工作还要依靠满铁调查部。据草柳大藏在《满铁调查部内幕》一书中透露，满铁调查部成员、有“俄国通”之称的岛野三郎在1929年至1936年间，编写完成了一部洋洋50余卷的《苏联兵要地志》，其规模和详尽程度震动了整个关东军司令部，而日本军方编写的一些兵要地志可谓相形见绌。
“臼井部队”
笔者通过对日本淑德大学教授源昌久《关东军兵要地志制作过程的考察和书志学研究》一文资料的粗略统计发现，满铁调查部的兵要地志调查工作，主要是针对中国。
现存于辽宁省大连市的满铁档案也佐证了这一点。笔者在查阅档案时发现，满铁调查部曾参加中国长江中游一带的兵要地志调查。如昭和14年（1939年）6月26日，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长致调查部长、东京支社社长的“极秘（密）”件《临时兵要地志班（中支班）调查计划》，以及昭和14年7月11日，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临时兵要地志调查（中支班）的派遣通知。其中记述，江北班由千叶、池田两名职员，负责汉口、黄陂、麻城、黄州、应城方面的兵要地志调查；江南班由职员别府、雇员荻原负责汉口、武昌、大冶、阳新、咸宁方面的兵要地志调查。4月28日的《中支兵要地志班调查方针概要有关件》则称，该班代号为“臼井部队”。满铁调查部积极介入日军侵华战争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的中支班的调查重点是日军“吕集团”（即十一军）占领地域及汉口周边各进攻作战的必经地域，并重视对邻近的江西、湖南等省的情报收集。中支班对日军占领地采取野外实地调查、对占领地以外地区采取乘飞机观察的方法进行情报搜集，其调查计划从7月下旬到11月上旬，列出11个项目。诸如武汉附近主要城市，湘桂、粤汉、浙赣已建成和未建成的铁路，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扬子江、汉水、淮河及江北大运河状况、特点，武汉附近防止江湖泛滥的对策，长江中游地区的气象、地质，当地居民教育、思想、宗教、行政、司法、宣传、外国势力等，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主要物资矿藏、土特产流动和度量衡制度，中国战时贸易制度，本年度上半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占领区农村经济及诸项对策，未开发资源状况等等。
除上述对长江中游地区的调查外，还有针对岭南地区的调查。调查员为藤原武雄和江岛喜兵卫。他们以南支派遣军兵要地志班的名义，于昭和14年8月完成了“极秘”的三册油印本《广西省兵要地志概说》。其所谓“极秘”不过是根据1935年版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林复兴委员会丛书广西省农村调查摘译编纂的。主要内容为沿革、位置、省界、面积、地势等17项。
“走路”和“资料”
满铁调查部的兵要地志资料收集工作的方法可以归纳为“走路”和“资料”。
所谓“走路”，即野外实地调查作业。满铁调查部成立伊始只有14人，他们主要从事经营满铁所需的铁路沿线地区的旧习俗调查和关东军侵略、警备所需的兵要地志，因而在进行地形、水质、道路、资源、人口等项的调查时，首先必须“走路”。满铁调查部完成的著名的“三大习俗调查”，即《满洲旧习俗调查报告》、《台湾旧习俗调查报告》和《华北农村习俗调查》就是通过“走路”所获得的研究成果。
在“走路”时，日方调查人员通常要带上懂日语的当地人做翻译。如在调查编撰《东三省（满洲）土匪研究》时，调查人员就带着懂日语的中国人，随着调查的展开，向中国东北腹地逐步深入，不断与当地人秘密地交换诸如“那里的水不能喝”、“东村有土匪”等细微而又至关重要的情报。又如，“九一八”事变前被中国士兵处死的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他在实地进行大兴安岭兵要地志调查时，就带了一名俄国人和一名蒙古人。
由于彻底实施了深入的实地调查，到了大正末期，满铁调查部即完成了《东北三省（满洲）土匪研究》的详细报告。
所谓“资料”，即通过搜集各种文字材料进行调查分析的工作方法。研究人员把“走路”和“资料”看作一辆车的两个轮子而进行工作。编写《苏联兵要地志》的岛野三郎是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收集兵要资料的方法是以各地来信为主。他给苏联以及芬兰、捷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地的白俄，特别是犹太人写信，让他们邮寄有关苏联气象、航空气象、水利、粮食、人口分布、农业发展情况，以及西伯利亚的种族、风俗习惯等有关书籍，或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报道，通过对这些资料边翻译边核对，从中得出苏联准确的情报。另一方面，岛野三郎与日本驻法国使馆武官土桥勇造、驻波兰使馆随员泽田中将等人通信，通过信件上邮票背面的密码及时获取准确的情报。
在“资料”收集中，满铁调查部的工作人员还注重建立卡片，特别是对政治领袖与军事干部，调查人员都通过建立卡片的方法，详细地研究他们的经历和性格。满铁调查部派驻捷克的普洛克霍维奇研究所，以研究苏联情报而闻名日本，其成员成田精太就利用卡片，写出了被关东军列为重要作战资料的研究报告。
在“资料”收集方面，满铁调查部极其重视对图书，特别是外国图书的收集。据说满铁调查部为研究而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书籍、杂志、报纸（外国报纸）的剪报有5万多件。
满铁调查部收集俄文图书的范围非常广泛，应有尽有。由于满铁在调查苏联方面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所以每当关东军司令部提出某项调查要求时，满铁调查部马上就能提供充分的资料。例如，关东军和参谋本部根据这些情报，再加上谍报，于1944年末完成了《远东苏军后方准备调查书》这样一部厚厚的兵要资料，并于1945年4月将这部绝密的资料发送至军以上司令部。这份兵要资料首先估计了苏联远东地区的人口和粮食、石油、煤、钢材，以及军需工业的产量，并且分析了远东苏军的后勤状况，判断一旦日苏再次发生战争时，苏联方面可能动员的兵力。
(2) [中国保密在线]中国保密在线
一部苦难辉煌史 一部红色保密史——访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主任金一南少将
□本刊特约记者 杜永胜
“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这句简短直白的话语，浸透着血与火，是对建国前28年党的保密工作历史的高度概括。重温这一段红色保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对提高保密意识，丰富保密知识，增强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责任意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近日，本刊特约记者就党的保密工作历史、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历史的现实意义等问题，采访了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
杜永胜：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保密工作因何发端，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一南：党的保密工作伴随着党的成立而产生，随着党的事业发展而不断完善。1921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开幕，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闭幕。从党的筹建到整个会议活动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党的一大是我党保密工作的开端,它表明，保密工作从一开始就关乎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凡党员“泄露本党秘密”者“必须开除之”。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党章关于保守秘密的规定，标志着党的保密制度的诞生。
在我党90多年的艰苦奋斗历程中，有过多次重大挫折，特别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近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整个中国血雨腥风，这其中既有敌人的残忍，革命的艰难，也有泄密的危害。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擅自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酿成轰动一时的“罗易泄密事件”，直接促使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失败。为了总结教训，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1927年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对党的保密工作作出了重大调整，要求全党转入地下斗争，党的一切工作实行全面的秘密化。1928年10月，中央在《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进一步提出了党组织“社会化”和党员身份“职业化”的保密工作原则。为了加强对全党的保密教育，1928年，中央向全党各支部下发了《秘密工作常识》，对党在秘密状态下的保密防范知识进行全面普及，包括对党的机关租房、撤退、记日记、召开会议、密写技术、通信联络等提出了全面要求。这是党最早印发的保密宣传教育材料。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央再次对保密工作进行重大调整，提出并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保密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工作原则，针对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面临的不同形势和任务，分别确定了保密工作策略。在组织领导上，对中央社会部、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的保密工作职责任务进行了具体规范。这些举措保证了保密工作的有序运行。在整个抗战时期，我党我军的保密工作不断完善，逐步走向成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保密工作在确保重庆谈判赢得主动权方面，在中央转战陕北过程中，在确保“三大战役”通信指挥保密方面，在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过程中，在秘密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业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1948年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成立，党政军保密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既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又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
在我党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无论是暂时的失败，还是最后的胜利，都与党的保密工作相伴相生、息息相关，党的保密史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杜永胜：党的奋斗历程艰苦卓绝、气势恢宏，党的保密工作也必然会凝炼出独特、深厚的优良传统，请问这一传统都包括哪些方面，各自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金一南：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历史，重要的是准确把握、深刻认识和完整理解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思想内核，学习革命先烈保守党的秘密的高度自觉性和牺牲精神。
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忠诚信念。忠诚信念是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也是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本源。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宁可牺牲生命，也要保住党的秘密，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比如张宝泉烈士，1926年任中央机关交通员、交通科负责人，1928年4月16日在执行任务时被捕。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对张宝泉施用了一种名为“九尾猫”的洋刑，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始终未泄露党的秘密。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引渡”，关押在龙华监狱。敌特千方百计逼迫张宝泉供出党的组织和领导人，而他始终回答“不知道”，最后被恼羞成怒的敌特残忍杀害，年仅26岁。
1946年，共产党员董健民、钟琪夫妇受组织派遣到东北局工作，从青岛乘船前往东北，在渤海水域遭遇国民党军警拦截搜查。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夫妇二人异常冷静，作出了“宁可牺牲全家人生命，也要保守党的秘密”的抉择，揣好秘密文件，抱着襁褓中的孩子，纵身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一家三口人，为保护党的秘密而英勇献身。
（二）忧患意识。苦难的民族遭遇，严酷的斗争环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警惕性，为做好保密工作提供了重要前提。这里把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做一比较。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党史界从党的右倾错误方面进行了总结，但严格地说，保密工作策略失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党内一些同志包括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党右派缺乏应有的警惕，分不清敌友，甚至将党内核心秘密对国民党和盘托出，加速了汪精卫与我党的分裂，招致了巨大损失。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由于对国民党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始终保持了高度警惕，严格分清敌友，把握好保密与公开的尺度，方针正确，策略得当，结果就大不一样，既保住了党和军队的秘密，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铁的纪律。严守党和军队的秘密，历来是党的铁的纪律，是保密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出卖了党的核心秘密。顾顺章叛变固然有其个人品质的问题，但最直接的表现是他严重违反党的保密纪律，在护送张国焘赴鄂豫皖苏区返沪途中，擅自滞留武汉，出入娱乐场所，被叛徒尤崇新发现而被捕。顾顺章的叛变，导致武汉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向忠发被捕同样是违反党的保密纪律的结果。1931年6月，时任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为了与友人会面，置周恩来的反复要求于不顾，擅离住地被国民党特务抓捕，随即出卖党的重要秘密，导致上海临时中央局30多名同志被捕，中央局机关被迫紧急撤离上海。这种严重违反保密纪律的行为，给党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严守党的保密纪律的事例很多。著名的“前后三杰”，就是执行党的保密纪律的典范。“前三杰”即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又名胡底）。后三杰，即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他们接受党的指示，打入国民党军政高层，获取大量情报，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身份、使命和活动，就是党的核心秘密。他们深入虎穴，长期潜伏，除了个人的睿智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之外，与他们严格执行地下工作保密纪律也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四）保密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融合。保密工作必须与业务工作紧密融合在一起，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工作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在当时，所有的涉密业务领域都是如此。比如，保密工作就是与党的秘书工作、机要工作、机要交通工作、情报工作紧密连在一起的。1921年党成立后，各地党组织相继建立，与中央的通信联系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同年年底，中央局决定，利用共产党员沈雁冰（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小说月报》编辑的公开身份，由其秘密担任中央直属联络员工作，负责秘密文件的收发以及与地方同志的秘密接头和接待工作。可以说，沈雁冰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机要交通员。1921年7月至1923年上半年，党组织中并未设立专门的机要交通机构，党的中央局与各地党组织的通信联络和文件传递工作，通常是由临时指派的党员、负责人或党员“家属”担任，并以“商号”、“家庭”、“学校”作为联络站（点）的掩护。把保密视为机要交通工作的生命，是这一工作传承至今的光荣传统。
（五）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党保密工作的重要特色。井冈山时期，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施封锁“围剿”，我党依靠群众路线，发动根据地人民群众为红军的军事行动、对外贸易、军需物资供应渠道和苏区银行制币地点严格保密，为红军打破封锁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党提出把保密工作交给群众，把党的组织和活动隐蔽在群众中。1938年3月，中央给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我们要在抗日民众中，特别是工人群众中“建立精干的秘密的党组织，党的组织只有隐蔽在群众斗争中才能更好地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并且积蓄力量准备与日寇总决战”。在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内，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机关之所以能与胡宗南的军队近距离周旋而不被发现，就是陕北的人民群众为中央机关的行踪保密。可以说，群众路线是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重要思想内核之一。
（六）技术对抗。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保密技术工作的概念。当时的保密技术非常原始，最初阶段主要是强调采用密写技术，上下行文采用代号、隐语。如党中央的代号为“大学”，地方党组织代号为“中学”，男性党员称“男生”，女性党员称“女生”，军委的代号为“君伟”，等等。在文件格式、用纸等方面，充分考虑便于保存或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易于销毁，尽可能缩小文件尺寸或裁去文件的白边，保密工作相当细致。
密码通信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军队采用的最先进的保密技术。1928年，中央派人到苏联学习无线电和密码通信技术。1929年10月，党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设立第一部电台。1930年1月15日，上海地下电台与党设在香港的地下电台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党秘密电信通信的开始。自此以后，上海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及各根据地的通信、与共产国际的通信相继开通。我党的密码通信保密有极为严密的保密制度和技术要求。在密码技术方面，周恩来既是创始人，又是密码专家。1931年，由周恩来亲手编制的“豪密”（由周恩来的化名伍豪而命名），是我党使用的第一本密码。密码通信是我们党和军队使用历史最长的保密技术手段，在整个革命历史时期都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
（七）党的领导。在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工作始终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和管理。建党初期，党的保密工作由中央局直接领导，毛泽东曾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直接负责保密工作；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为适应白色恐怖下的斗争需要，决定在中央建立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保密工作由特科直接负责；1927年7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总揽中央的各项技术工作”，党的保密工作由秘书处具体负责；1928年，保密工作改由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其下发的《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提出了秘密工作十项要求；抗战时期，保密工作先由中央社会部管理，后改由中央办公厅主管；1948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保密委员会。5月19日，制定了《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对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织及工作方法，进行了具体规范。随后，各级党的保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保密工作在组织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保密工作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管保密，是保密工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管保密的组织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沿袭和发展，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规模的国家保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杜永胜：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是极为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请问我们今天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历史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金一南：中共中央《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指出，加强党史国史特别是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将其作为必修课，帮助干部了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来龙去脉，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切实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加强党史国史教育是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大幅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性任务。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维基揭秘”、“棱镜”事件等揭示，当年陷中国于半殖民地悲惨境地的国际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历史仍在继续！只是其手段更先进，手法更有迷惑性，我们的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严峻。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在当今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因此，我们要认真开展党的保密工作历史的研究和学习，挖掘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现实价值，发挥好红色保密史的教育作用。同时，要把党的保密工作历史教育，融合在党史国史教育之中，积极引导我们的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保密工作的光荣传统，增强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认真做好保密工作，自觉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3) [中国保密在线]中国保密在线—“系统建设年”活动系列报道（之一）：全国启动“系统建设年”活动
“系统建设年”活动系列报道（之一）：全国启动“系统建设年”活动
(2012-05-30 10:01:01)
□本刊综合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为贯彻落实《“十二五”时期全国保密事业发展规划》和《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2012年工作要点》部署要求，全面加强全国保密系统思想理论建设、机构队伍建设、工作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全系统保密工作整体水平，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在全国保密系统全面启动“系统建设年”活动。本刊将跟踪活动进展情况，持续深入报道。
“系统建设年”活动明确了12项主要任务，即：开展全国保密系统干部全员轮训，完成全国保密综合业务信息系统省级联网，建立分类分片督导机制，强化保密业务工作监督管理措施，规范和加强保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组建国家和省级保密检查队伍，组建国家和省级密级鉴定委员会，加快省级保密技术能力建设，建设保密警示教育基地，评选确认首批全国保密教育示范基地，推进国家保密工作奖励和表彰工作，加强保密领域社团工作和行业管理。
“系统建设年”活动主要任务由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统一安排部署，分步组织实施。各省（区、市）和具有系统管理职能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完成“系统建设年”活动有关任务的同时，研究提出本地区本部门“系统建设年”活动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军队“系统建设年”活动由解放军保密办组织实施。
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成立了“系统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
按照领导小组部署要求和“系统建设年”活动分工安排，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各责任单位已制定12项主要任务实施方案，明确工作措施和完成时限，抓紧开展各项工作。为确保各项主要任务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会议制度、情况报送制度、分片督导和督促检查制度，建立了工作考评机制。
分类分片督导工作展开
建立分类分片督导机制是“系统建设年”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3月26日，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在北京召开保密督导工作动员培训大会，研究部署加强保密督导工作的具体措施。中央保密办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做好督导工作，是切实履行保密部门基本职能的需要，是推动保密系统建设的需要，是进一步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需要。建立健全分类分片督导机制，对于进一步解决保密系统长期存在的“软散”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工作不落实问题，真正使整个系统活起来、强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通过建立健全督导机制，使督导工作自身有章法、有平台、有力量，能够落得下去、见到成效、树起权威。要把握要求。要加深对督导工作机制的把握，认真领会、切实掌握督导实施方案中提出的“一个目标、四条原则、七项制度”。“一个目标”，即强化统一督导，实行定向负责，健全制度，增强实效，整合资源，推动协作，深入持续开展保密系统自身建设，全面巩固提高保密工作整体水平。“四条原则”，即组片一体、定向负责、整合联动、突出重点。“七项制度”，即建立健全督导员制度、例会制度、巡查制度、约谈制度、报告制度、调研制度、备案制度。督导员要承担起督促、指导、协调和团结的责任，处理好各种关系，注意摸清情况、研究问题、深化交流。要树立形象。在政治上要有好形象，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在业务上要有好形象，督导员要熟悉保密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导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能够把守一方、独当一面。在作风上要有好形象，时刻注意规范言行，自觉维护中办干部的良好形象，自觉维护国家保密局的良好形象。要抓紧工作。重点任务要明确，把督导重点放在破解多年来困扰保密工作的瓶颈问题上，积极推动保密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具体措施要明确，认真研究例会怎么开、巡查怎么组织、信息怎么反馈等，提实招、出实绩、见实效。责任分工要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做好督导工作。
动员培训大会结束后，各督导组迅速行动，于3月29日至31日，分五片分别召开保密督导工作会议，听取《“十二五”时期全国保密事业发展规划》贯彻实施情况和对开展“系统建设年”活动的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分管保密工作的副秘书长和保密局局长，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保密局局长，保密学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期间，第六督导组就国家保密局涉密信息系统安全保密测评中心(云南省)分中心和云南省保密技术服务机构建设工作进行了专项督导。
近期，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将组织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保密工作协作组督导工作会议。
保密机构队伍建设专题调研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保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4月16日，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在北京召开保密机构队伍建设专题调研座谈会。会议就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保密管理，特别是加强保密专门工作力量进行了调研座谈。
会上，与会同志介绍了本部门本单位加强保密机构队伍建设情况，交流了工作经验和做法。大家一致认为，近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在规范保密机构设置、提升机构规格、配备专职保密干部和加强专门工作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密机构队伍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但同时，面对当前保密工作严峻形势，保密机构队伍建设不适应、工作力量薄弱的问题仍很突出，严重制约着保密工作开展。
与会同志分析了保密机构队伍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讨论研究了加强保密专门工作力量和涉密人员管理的思路措施。关于保密专门工作力量，大家认为，当前，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中央企业保密专门机构少、专职领导少、专职保密干部少的问题还很突出，挂牌机构、兼职干部做保密工作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专门工作力量不足是影响保密工作开展的瓶颈，需要进一步明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确保有专职领导、有专门机构、有专职专业人员做保密工作。要实行分类管理，分步到位，选择涉密程度高、秘密事项多、保密任务重的部门、单位，以设立保密委员会专职委员为抓手，推动保密专门工作力量建设。关于涉密人员管理，大家认为，保密法修订公布后，进一步推进了涉密人员依法管理，但涉密人员管理难度大、权益保障不到位的问题还较为突出，需要尽快出台专门的涉密人员管理制度，实现对涉密人员资格审查和上岗、在岗、离岗的全程管控，实现涉密人员责任与权益的平衡。
中央保密办副主任、国家保密局副局长梁建生、周晖国和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央对外联络部、最高人民法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安全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