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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原因一:明朝灭亡的三大原因
明朝灭亡的三大原因
阮景东
明朝的灭亡令许多人磋叹不已，悲哀的王朝，悲哀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探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几乎每个人都想穿越时空做回崇祯，来挽救大明王朝。流行的观点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我觉得这些观点都很肤浅。
一，明朝亡于党争。哪朝哪代都有党争，而且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人为地制造党争，以取得朝局的平衡与稳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党争不仅不会使天下灭亡，反而会稳固君主的统治。
二，明朝亡于厂卫。东厂和锦衣卫是为了加强皇权而诞生，东厂和锦衣卫并不像影视所描绘的那么夸张，厂卫只是监督不法官吏，与民秋毫无犯，所以说明朝亡于厂卫实在是笑话。
三，明朝亡于宦官专政。明朝有宦官专政吗？貌似从万历中期以后，宦官的地位就衰落了，有人说魏忠贤。魏忠贤的确飞扬跋扈，但天启帝用魏忠贤正是为了对付东林党，所以魏忠贤再跋扈，乾坤也在天启那里掌握着。
四，明朝亡于万历三大征。哪个朝代的战争不频繁，天启，崇祯两朝的辽东战事还少吗？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么多的小国家每年每月每日都在进行战争，也没见哪个国家因为打仗，说完就完了。万历三大征耗帑银数百万两，而三大征所耗帑银都是万历从内廷拿出来的，难道几百万两银子就能把大明朝玩完吗？更可笑。
五，明朝亡于神宗不上朝。神宗不上朝，天下就会亡吗？明朝的文官体制已经很完备了，皇帝理不理政，大明朝照样运转，况且万历朝的一切大事都是在神宗主导下进行，神宗并非完全不理政。
六，明朝亡于北半球气候的小冰河期。长达七十年的气候冰河期导致明末北方粮食减产，瘟疫流行，灾民增多，但这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吗？非也。我们要知道，唐朝贞观年间，明成祖朱棣时期也处在北半球气候冰河期，北方灾情也很严重，但都渡过去了，因为政府赈济，当时政府的控制力强。
七，明朝亡于土地兼并。古代封建地租十抽三，然后地主从“三”中拿零点五上交农业税，有了十之七，农民一样可以生活的很好。
八，明朝亡于白银输入减少。西方学者提出观点明末国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导致通胀，后由于白银生产无利可图导致白银开采量减少，从而使得我国的白银输入量减少，而民间白银多窖藏，导致通缩，由于前期通胀已经发生，所以最终结果是物资贵，白银匮乏，导致经济崩溃。这种观点错，为什么错？因为白银输入减少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不足，导致物价下跌，而明末在市场上流通白银减少的情况下反而出现物价上涨不是因为前期白银太多，前期白银多导致物价高在白银流通量减少的情况下物价自然会跌落，这个用不着担心，但为什么在白银减少情况下物价反而不跌呢？这是由于结构性通胀的原因，也就是由于基础商品——粮食的产量降低，导致粮价上涨，从而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所以根本问题还是粮食问题，而不是白银问题。至于说白银减少政府无银买粮赈济灾民更是笑话，明末粮食减产，就算你银子多难道就能买来粮食吗？所以明朝灭亡跟白银输入多少没有关系。
九，明朝亡于贪官污吏，政治黑暗。这些都是大话，空话，经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
十，明朝亡于李自成起义和清兵入关。这是结果，不是原因。
十一，明朝亡于气数。这个最可笑，这个理由完全是学者掩盖无知的表现。任何结果都有他发生的理由，千万不要归结于气数。
前面的几种流行的观点我都驳斥了，那么明朝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有两点。
一，文官集团势力过大，皇权受到抑制。事实上严嵩死后，大明的文官们一直是铁板一块，皇帝再也无法分化，控制，万历不上朝，正是基于此，万历上朝是那回事，不上朝还是那回事。这些信奉理学，心学的文官们有着类似宗教似的狂热，鄙视一切非科举出身的人员，他们把持朝政，压抑皇权，为了他们的信仰与教条不怕流血牺牲，其直接结果是皇帝也无可奈何。外加上只知空谈，放炮的海瑞给他们树立了楷模。一旦皇权受到抑制，那么国家制定的政策不是从全局考虑，而是从文官集团的利益考虑，也就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考虑，大明的文官集团正是明末江南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明太祖出身寒苦，深知民情，加上明朝初年经过战乱后，百废待兴，所以太祖与民休养生息，其直接结果就是明朝赋税一直很低（黄仁宇观点），商业税更低，所以明朝财政一直很困难。
明初的时候为什么打仗，水利，赈灾朝廷都有财力，但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因为明末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降低，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增加，而税收仍然是以农业税为主，到了崇祯朝，打仗没钱，赈灾没钱，而江南富商巨贾一掷就是几十万两，上百万两，皇上想增加赋税立刻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明末时期商业发达，商人从海外贸易中赚取巨额资金，由于东林党的阻扰，商业税却无法提高。万历朝实在没办法，于是开征矿税，结果大臣们唆使地方官杀税使，由此可时见一斑。如果皇权强势，财政充裕，那么可以在北方兴修水利，这样到了灾年也可以应对。所以，那帮空谈误国，祸国殃民，自以为是，打击报复，只知逃税的东林党绝对是大明朝的奸臣，而打击东林党的魏忠贤绝对是大明朝的贤臣，对的起自己的名字，魏忠贤死后，东林党重新掌权，商业税罢。我的观点是，皇帝应该减少任用富庶省份的官吏，尤其是有士绅背景的官吏，这样制定的政策才能从全局考虑，才能够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资源的调配。
二，明末经济制度的超前发展（黄仁宇，杜车别观点）。中国古代为什么重农抑商，因为气候，河流，地理的因素决定了我国是个农耕国家，不像欧洲以商业为主，所以我国大部分人口是农业人口，这就决定了粮食生产安全是中国古代的第一要义，没了粮食，百姓就要造反。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禁止海外贸易，正是为了限制农业人口从事非农行业，导致粮食减产。
而明末，江南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海外贸易活跃，大批的农业人口进入手工业或从事海外贸易，而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使得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人们不生产粮食也可以交税。江南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后果就是江南人口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到了明末战乱时候，江南富商们有钱买宅子，买地，却买不来粮食，清兵南下后，南方四镇的二十万精兵因为没有军粮，全部投降清兵，政府无粮，征兵也困难。南方粮食姑且紧张，那么北方遇到了那么大的灾情，可以说天下已无粮赈济，设想，如果江南加大粮食生产，提前数年调运粮食储备于北方各省，到了灾年，开仓赈济，情况是不是要好很多。
三、再来谈谈张居正的赋税改革。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使得明朝往商品经济迈了一大步，但正是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使得明末商品经济过渡发展，从而导致明朝的灭亡。在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以前，农民收割完了粮食就可以交税，但赋税改革后就不行了，还要拿市场上去卖，换了钱再交税。而收割粮食和卖粮食的季节都一样，大家都卖粮食，粮商就会趁机压价，等于农民又被盘剥一次，变相的加重了赋税。江南这些地方还好一些，因为这些地方银子多，经济外向型大，还可以种植利润大的经济作物换钱，西北这些缺银，经济内向型的地方就更严重，农民为了换钱受的盘剥更大，所以除了灾荒外，农民起义为什么在西北爆发，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加上前面说的，张居正的赋税改革等于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而不种植粮食，所以导致大明王朝灭亡的不是李成梁，不是万历，天启，崇祯，魏忠贤，而是张居正，这位大明王朝的第一能臣，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诡异。
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由于商业的过渡扩张，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最终搞垮了这个帝国
明朝灭亡的原因二:明朝灭亡原因分析
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正式宣告灭亡,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朕崇祯吊死在煤山上一颗歪脖子梨树上，死时只有一位老太监陪同，口袋里有一张纸，写着“朕非亡国之君，臣乃误国之臣”！至死不悟。无语。
明朝为何灭亡，留给世人很多的疑问，汉族的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曾经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为何如此不堪一击，这么多的人觉得惋惜和好奇是因为清朝后期清政府腐败无能，纷纷向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人民水深火热，中国沦为三流国家，并为后来日本侵略埋下伏笔，使中国变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时至今天仍未回到当年的盛世，很多的人怀念明朝，他们设想如果明朝不灭亡，现在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明朝的灭亡是因为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巧合原因导致的，明朝灭亡我统计了一下有以下的观点；
1。明朝亡于宦官参政，导至朝政混乱
2。明朝后期天灾的原因，进入小冰河时期，农业失收，农民生活得不到保障
3。明朝由于农民起义，蔓延全国的农民起义严重削弱了国家的统治，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4。明朝由于撤销驿站，导致大量低层公务员失业，社会出现大量流民，大部分加入了农民起义军
5。西北少数民族的兴起及不断的侵略，严重动摇了国家的根基。
6。农业方面未能及时引种蕃暑，玉米，土豆等高淀粉质，容易种植的农作物，仍然以低产，高投入的小麦，大米为主，当一遇到天灾，未有足够粮食应对，导至西北大部分农民沦为流民
7。明朝的税收来源主要以农业税为主，而刚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东部商业税却较难征收，税收由于天灾征收大幅减少，导至国家运营出现困难
8。明朝灭亡于崇祯，实灭亡于万历，由于万历十五年开始万历帝不上朝，贻政导致国家权力真空，管理混乱
9。明朝灭亡是由于后期发生了黑死病，大量的人员死亡。
10。明朝灭亡是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政策造成的，只设内阁，不设宰相，另外他的闭关锁国政策及海禁政策‘
11。明朝灭亡是由于崇祯皇帝用人不当，刚愎自用，而其中杀死袁崇焕导致边境防卫体系的崩溃
12。明朝的货币较为依赖白银进口，而严重的白银短缺导致通缩，经济陷入农作物失收，价格高涨，而货币又不足的境地。
明朝灭亡的原因三:明朝灭亡的深层次原因
明朝最后的皇帝-崇祯上吊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变革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另一条是皇帝与宰相的权力之争。但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权力博弈游戏中实力稍逊一筹的另一个群体——由广大普通官僚组成的官僚群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参照皇权和相权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臣权。
臣权在大多数时候由于实力的原因是无法与皇权或相权相抗衡的，只能扮演被皇权和相权全面压制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臣权却可以左右一个王朝的发展走向乃至最终命运。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相权极端弱化甚至相权完全缺失了。
纵观历史，相权一直是在不断被分割弱化。从汉朝的一相，到唐朝的二相，再到宋朝的多相，直至明朝的无相。相权从集中到分散，从强势到虚化，从有到无，而臣权却在相权的加速衰弱中不断走强。到了明朝，蛰伏已久的臣权等到了复苏的春天。
一、废相权强皇权——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公元1380年至1392年，大明王朝上演了一出《一个马车夫引发的血案》。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怒杀马车夫这一小事为发力点大肆发飙，掀起了一场持续十二年之久导致三万多颗人头落地的胡惟庸大案风暴。这一场风暴不仅彻底消灭了创立明朝的功臣集团，也彻底宣告了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的死亡——后嗣不许复立宰相，臣下敢以请者，治重典……后世有言变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诛杀胡惟庸清除功臣集团这些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倾轧我们姑且不去论朱元璋的是非短长，但是废除宰相制绝对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失误。
存在即合理，宰相制顽强的存在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宰相制至少有三大优点，首先，宰相在治理国家管理群臣方面比皇帝更为“专业”，皇帝宰相双首脑制也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其次，宰相作为皇帝的代言人起到了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缓冲层的作用；最后，宰相必要时可以作为政治责任的背黑锅者，成为广大臣民不满情绪的发泄点，可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维护皇帝的“永远英明”。
但是宰相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统领群臣的宰相客观上具备了挑战皇权的政治资本，历代宰相挤占挪用部分皇权的例子比比皆是，假若宰相再有点什么异志的话，对皇权的安危绝对是灾难性的。
出于对不容侵犯的绝对的皇权的迷恋，朱元璋痛下决心彻底封杀了宰相制。
废宰相之后，皇帝需要直接统领群臣，大小事务必须事必躬亲了，皇帝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无疑加大了，这对超人加工作狂的朱元璋、朱棣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后来接班的朱允炆、朱高炽、朱瞻基来说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因此，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初步形成了内阁制度，所谓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帮助皇帝谋划及处理部分日常工作。表面上看，内阁具备了宰相的部分职能，好像可以看做是宰相的“山寨版”。但实质上，内阁与宰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宰相的数量少，权力较为集中，而内阁则由几位成员组成，且多数情况下，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派系，权力分散且严重相互掣肘，很难形成强大的合力；其次，名分问题，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内阁成员一般品级较低，说破天去终究只是私人秘书，名分与威望是无法达到宰相的高度的；最后，政治立场问题，宰相与皇帝关系较亲密，是皇帝的忠实代言人，和皇帝穿一条裤子，而内阁成员与群臣的关系更为紧密，在皇权与臣权对抗时更多的时候是倾向于臣权。
总之，内阁作为山寨版的相权，被严重分散与弱化了，已经不具备力压群臣的实力，甚至其政治立场更多的时候是倒向臣权。至此，宰相制度算是彻底的名亡实亡了。
与此同时，广大的普通官僚（甚至包括内阁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表述，集合成了一个强大的群臣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性，但是他们的协同组织能力却超越了许多组织严密的集团，基于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十分默契的达成攻守同盟，迅速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从而逼迫皇帝就范。而皇帝要展开反击或是报复行动时，却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总不能把所有大臣都杀了吧？所以皇帝的铁拳多数打到了空气上，而群臣的拳头却是招招到肉。皇帝对群臣的反击就***美英联军遭遇到了游击队——你打他们时，他们在哪里？他们打你时，遍地是他们。从朱瞻基开始，之后的明朝，臣权几乎全面压制了皇权，这与朱元璋的初衷实在是相差的十万八千里了。的确颇具讽刺意味。朱元璋废相权强皇权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废除宰相制之后，后世皇帝的皇权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一步步弱化，直至完全边缘化。
朱元璋的废相权强皇权运动以宰相的悲剧开场，却是以皇帝的悲剧收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皇权对臣权的完败——不是废物的皇帝不是好皇帝
明朝皇权与臣权之争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点是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幼年登基。此时的明朝经过几十年的磨合，群臣集团已然成型，幼主老臣自然是主弱臣强，皇帝的权力已经被群臣瓜分殆尽。年轻气盛的朱祁镇显然是不满于权力蛋糕的分配方案，十分热衷于抢回本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深感势单力薄的朱祁镇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全权代言人——宦官王振。王振的威望与能力虽然存在诸多的先天不足，但是此刻他却是唯一一个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人。朱祁镇选择他也是一种极其无奈的事情。不可否认王振在打压臣权强化皇权方面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但是双方的矛盾也在不断的积累升级。
公元1449年，王振的一次外交失误引发了蒙古瓦剌部与明朝的边境冲突，这一事件也成为了皇臣双方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由于事端的引发者是王振，群臣普遍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他们甚至恶毒的推荐毫无军事经验的王振挂帅出征，一种看王振笑话的恶毒心态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认可。没有人肯去替王振擦屁股，当然更没有人敢去，因为这是要触犯众怒的，千夫所指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群臣在坐等王振的战败，只要王振战败的消息一传来，蓄势已久的倒王运动大幕就会揭开。引发边境冲突、出师不利、宦官不得干政……要命帽子有的是。
毫无任何军事才能经验的王振被迫出征，为了壮声势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最大的责任挡箭牌，王振怂恿23岁的朱祁镇御驾亲征。于是50万明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这场战争的过程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统帅王振的军事无能，群臣的袖手旁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明军在土木堡遭遇到了蒙古军队的突袭，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朱祁镇则成了蒙古人的俘虏。如获至宝的蒙古人裹挟朱祁镇乘胜直奔北京杀来。
皇帝被俘，外族入侵，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消息传至北京，群臣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去考虑“国无君”“保卫京师”等紧要问题，而是去清洗王振势力。清洗的过程极尽疯狂，甚至发生了在朝堂上将王振的三个亲信群殴致死的闹剧。直到彻底清洗完王振势力后，群臣才想起这个帝国现在还缺一个皇帝——可见在群臣心中，皇帝也就那么回事儿。
群臣拥立了朱祁镇的废物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彻底抛弃了令他们十分不爽的朱祁镇。这种抛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他们甚至想直接杀死朱祁镇——当蒙古人来到北京城下时，守卫北京的明军毫无顾忌的朝蒙古军队开炮乱轰一气，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朱祁镇就在蒙古人军中。
群臣对强势皇帝的不满和抛弃撕去了最后的遮羞布。
之后，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让蒙古人铩羽而归。朱祁镇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囚徒生涯。七年之后，他被释放了。因为蒙古人也发现这个已经被大明臣民抛弃的可怜虫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废物了。获释后的朱祁镇黯然回国，在南宫又做了冠名为“太上皇”的囚徒。
但皇权与臣权的斗争并未结束，因为经过七年历练，废物朱祁钰却越来越不像废物，逐渐强势起来，新一轮的皇臣之争又拉开了序幕。
对群臣来说，在皇权与臣权的博弈中，为了臣权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机器只能掌握在群臣手中，皇帝必须是废物。如果皇帝不是废物，试图插手国家事务，那他必然会被群臣抛弃从而被一个废物取代。朱祁钰显然没有悟出土木堡之变和自己被拥立的幕后真相。
朱祁钰的好日子到头了。
景泰八年（1457）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带兵攻入南宫释放并重新拥立朱祁镇为帝，废掉了朱祁钰的帝位，史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实际上是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的政治赌博，左右未来政局走向的并不在投机分子手中，而是在群臣手中。如果群臣反对政变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迅速剿灭这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所以在整个夺门之变过程中，群臣的对待政变的态度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群臣对政变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默许。群臣这一次抛弃了朱祁钰选择了朱祁镇。
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现在的朱祁镇更像废物了——论威望，被外敌俘虏还有威望？论个性，这么多年的囚徒生涯早把他的棱角磨平了。论觉悟，吃了这么多苦头该长记性了。朱祁镇更像废物，自然也就更像皇帝，群臣这一次把选票投给了他。
果不出群臣所料，复辟后的明英宗朱祁镇十分识趣的选择了身居皇宫，不问政事。他已经彻底丧失了与群臣对抗的资本和勇气。
皇权对臣权的怯懦一直延续了好几代，我们甚至怀疑是不是朱祁镇把他的人生感悟秘传给了子孙后代。朱祁镇之后接连出现了朱见深、朱祐樘、朱厚照、朱厚熜、朱载垕五位废物皇帝。他们延续了对臣权挑战的逃避和妥协。
这五位皇帝中，仅有嘉靖皇帝朱厚熜发起过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身父亲是兴献王，本来是不能承继大统的，但是由于前任皇帝朱厚照无后，朱厚熜才得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
嘉靖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已经死去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严格来说，这样做是违背礼制的，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只是给死人加个虚名而已。但政治嗅觉敏锐的群臣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是皇帝企图插手政务的一次试探性进攻。皇帝选择了一个看似最无关紧要的节点进攻，如果成功了，接下来必然会扩大战果进而一步步挤压群臣。嘉靖的本意是不是如此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群臣是这么认为的。
绝不能让对手的进攻意图得逞，群臣十分默契的达成了攻守同盟。上书反对皇帝的提案，直至发展到220多名官员跪伏在左顺门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某些激进的大臣甚至喊出了“仗义死节，正在今日”的口号以死相逼。屁大点事犯得上死吗？这不是故意给皇帝找茬又是什么？
怒火攻心的嘉靖动用了维护皇帝权威的终极武器——梃杖。一百八十余名官员被当众脱掉裤子打屁股，十七个倒霉鬼因此毙命。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好多官员居然是踊跃报名要求打屁股，被皇帝打屁股甚至成了之后许多明朝官员的最高理想（海瑞甚至极端到了以被皇帝杀为荣），臣权群体意识下的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致。
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胜利收场，但是他赢了面子，却输了里子。大礼仪之争后，皇权与臣权的对抗几近不可调和。寸步难行的嘉靖皇帝同样逐渐丧失了政治热情和勇气，开始醉心于修仙炼丹。哥炼的不是仙丹，是寂寞。
嘉靖终究也没有摆脱废物的宿命。
皇权与臣权的三次较量——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大礼仪之争——均以皇帝的完败而收场。在强势臣权面前，皇帝只能乖乖当废物。
三、复辟新相权对臣权的完败——冒尖的大臣不是好大臣
在皇帝、群臣、民众三者共存的社会形态下，皇帝和群臣是天然的盟友，他们都属于统治阶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共同通过压榨民众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随着王朝的发展，统治阶层由于奢侈和腐败，对民众的压榨会逐渐升级，当民众负担沉重到了几近革命的时候，皇帝为了王朝的延续会利用某位强势人物（一般是宰相）对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压，以减轻民众负担，缓解阶级矛盾。
封建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多半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张居正，他绝对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另类。作为万历早期的内阁首辅。他得到了皇权（当时皇权的实际拥有者是李太后）、宦官集团（冯保）的全力支持，同时由于他过人的权谋和铁腕手段使他实际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历代的宰相，甚至可与摄政王比肩。身为万历小皇帝老师和半个父亲的张居正甚至毫不掩饰的说过“吾非相（宰相），乃摄（摄政王）也”。
张居正让久违的相权在明朝万历年间复活了！
张居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极大的触动了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明朝的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张居正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手笔，不仅是由于他过人的权术技巧和铁腕性格，更是由于为他得到了皇权的全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改革与其说是一场以财政改革为主的经济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新相权在皇权支持下对臣权的打压清算。
这种打压马上遭到了群臣集团的抵抗，双方的对抗终于在“夺情案”中发展到了白热化。
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病故。按照明朝惯例，官员的父亲死了，官员应该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皇帝可以行使“夺情”权，强行留任该官员而不必让其服丧。群臣自然是赞同让张居正滚蛋回家服丧三年的，三年的时间不仅是喘息的机会，更是团结起来将张居正彻底清除出局的绝佳时机。而张居正自然是希望继续留任。双方的角力就此开始。
在双方角力的关键时刻，皇权选择了维护新相权，万历皇帝行使了“夺情”权。不出意料，万历的提案马上遭到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再一次上演。皇帝提案——群臣集体上访——脱裤子打屁股——皇帝胜利。故事情节一模一样，只是人物不同罢了。夺情案终以万历和张居正的表面胜利终结。
但是皇权和相权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1582年张居正的病故成了明朝皇权臣权之争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张居正死后，新相权由于缺乏新的领军人物而迅速瓦解，臣权马上抓住时机展开了反扑。张居正被彻底清算，险被开棺戮尸，家产遭到抄没，长子惨死狱中，政治上定性为奸臣，改革人亡政息。皇臣之争又回到了张居正出现之前的局面。万历皇帝从此开始了二十七年不问政事的废物皇帝生涯。
以往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万历清算张居正一事多从“青春期少年对父亲的叛逆”等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十分肤浅的，因为当时的万历只有18岁，还受到李太后的节制，李太后虽然不能左右政局的发展，但她至少能遏制住小万历朱翊钧的疯狂举动。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李太后对万历的疯狂举动选择了默许，全然不顾她和张居正的交情。如果小万历的举动是“青春期叛逆”，难道李太后的打酱油是“更年期综合症”？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新相权衰败瓦解后，皇权（主要是李太后）失去了最强大的盟友，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臣权。在经过反复权衡后，皇权选择了向臣权妥协，认同了群臣对张居正的报复行动。
张居正之死终结了新相权的复辟，群臣集团对张居正的疯狂报复也封杀了新张居正出现的可能，因为不会再有人冒着身败名裂祸及子孙的风险去触动群臣集团了。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四、强势臣权最后的狂欢夜——崇祯的死局
继皇权和新相权的惨败之后，臣权失去了最后的制约力量。国家机器完全掌握在了群臣手中，成为了他们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缺乏制约的臣权对民众的压榨一步步升级，社会逐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柴火堆，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方面，臣权内部由于利益的争斗分化出了众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常常以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为发力点党同伐异大肆打压对手，吵来吵去。明朝朱翊钧、朱常洛时期的“廷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天启皇帝朱由校时期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则将明朝的党争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绩而是看是不是在党争之中站对了队伍。这些毫无意义的党争耗尽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元气。
所以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接班时，他面临的已经完全是一盘死棋了。皇帝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大臣们只关心私利和党争，无人去关心社稷民生，民众已经被压剥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朝的崩盘只是时间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死局，不甘心当废物和亡国之君的朱由检只能寄希望通过疯狂的更换内阁来撞撞运气，寄希望能能“淘到”一个张居正式的人物来挽救危局。当然，从理论上讲，崇祯也可以皇帝宰相一人兼力挽狂澜，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因为崇祯的能力和威望距离真正的宰相还有很远。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朱由检为张居正平了反，并发出了“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的感慨。奈何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在连换50名内阁成员后（史称崇祯五十相），新的张居正始终没有出现，朱由检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崇祯面临的这盘死棋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口。
公元1637-1643年，北方大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以身殉国，明朝灭亡。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或许这真的不是朱由检推卸责任的推诿之词，而是他对强势臣权政治的无奈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尽悲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