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个人简历表】
一：[如何判断双重人格]双重人格都有哪些症状？
其实每个人都具备双重人格，表现很正常，比如在这个人面前表现得很潇洒自然，但私下却对自己的某些缺憾讳莫如深，犹如陪同朋友买东西，当着朋友的面会说朋友穿这件衣服很漂亮但过后又会说朋友很傻那么丑陋的衣服也会去买而且价格不菲，这就是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又不被人说~
还有就是，那些说双重人格是一种严重的病的人，自己肯定没感受过因为双重人格是可以正常生活的，而且过得非常丰富多彩，还能观察到更多人的细节判断出情绪性格，缺点是比较弱的人格出现会非常悲伤，情绪奔溃就切换人格。我一直相信，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有双重人格，只是这部分人大多数不是特别严重，不至于丢失大量记忆，而是压缩大量记忆。
他们为了隐藏这个毛病会选择不找医生
说记忆不共享的也不是很客观，记忆是可以共享的。就是同一件事情的心理感受完全不同。比如发生了一件坏事，会从悲伤转换到完全不悲伤只需要一个瞬间，从害羞内向转换到外向也只要一个瞬间，这些过程反过来也只需要一个瞬间。前一秒钟你朋友还害羞得不敢和其他人打交道，后一秒就像个交际老手一样到处要异性的电话号码。但是他自己的感觉是前一秒还很害怕，后一秒就完全失去害怕的感受了。
你怎么看？
二：[如何判断双重人格]彭景涛：双重人格是如何产生的
彭景涛：双重人格是如何产生的
2015-06-12 来源:未知作者:彭景涛?(文史学者)
在某些场合，他给人以高尚的正人君子和伟岸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但在另一些私下场合，主要是行动上，他完全抛弃自己在公共场合宣扬的那些信念，按自利、实利原则行事，是一种唯物质、唯利益的形象。
“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好人的话，肯定不会是一个好党员，也肯定不会是一个好官，也肯定不会是一个好警察。”设想一个人站在你面前，慷慨激昂地讲着这些话，你能否判断得出这个人的经常性行为的道德水平?
事实上，我们经常处于这种困境。面对一个在道德上慷慨陈词的人，我们总是不知所措，这种窘态说明，高调的道德话语与实际行为的不一致已是身边的普遍现象。上面引用的几句话，就是出自2015年3月落马的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之口。他涉嫌故意杀害与他“关系较为亲密的一位女性”，已被逮捕入狱。而事实上，此人不仅在口头话语中充满道德感，还写下大量饱含正能量的文学作品，由此也获得过“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我们可以借鉴心理学的“多重人格”概念，称这种现象为“双重人格”：在某些场合，他给人以高尚的正人君子和伟岸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但在另一些私下场合，主要是行动上，他完全抛弃自己在公共场合宣扬的那些信念，按自利、实利原则行事，是一种唯物质、唯利益的形象。
没有人不痛恨这种现象,可是，我们似乎既不能改变这样的环境，甚至也不能改变自己。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不妨想得更远一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其生长历程。在这种历程中，一定有某些因素纵容了扭曲人格的成长。
传统社会：遗留的文化密码
由于现实的问题太多，我们现在越来越怀念传统社会。想象中，传统社会在道德上受到儒家的教化，大多数人应该是温文尔雅、诚信朴实的。如果按照“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推理方法，参照朱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要求，实行程朱理学的明清应该是一个君子社会。
事实上可能不完全是这样，甚至恰恰相反。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用大量笔墨描绘了当时的伪君子形象。这些人熟读儒家经典，高风亮节不离口，但在行为上轻则醉心于富贵功名，重则伤天害理、草菅人命。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作了这样的描述：“人生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请注意，他强调的是“舍着性命”。
中国古代大多数朝代均以儒家道德修养的水平来选拔官员，选上的都被认为是道德君子，他们自己也以此自况。可是贪污腐败照样横行，有些人甚至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这些人在做坏事时，使用的语言是完全合乎儒家要求的。而作为全国最高道德表率的皇帝，虽然从小就被老师要求修身养性，但极少有良好表现的。明朝有一个御史雒于仁向万历皇帝上了一道疏，批评皇帝有“酒色财气”四大毛病。万历皇帝担心这道疏被传出去，将其留中，不作处理，连处分雒于仁的底气都没有，心虚到了极点。
道学家、官僚、皇帝在人数上与庶民相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是全社会效仿的对象，并且掌握了教化的权力。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决不会停留在阶层内部，而一定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当然，这些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作一个调查，只能推知：历史存在这一个面相，并且是不可忽视的。另外，由于我们的写史传统“为尊者讳”，并强调历史的道德教化作用，史家通常把正面人物的负面信息过滤掉。事实上，被公认的正面人物并非一定真的那么“正面”。林则徐以主战而成为民族英雄，可在他的私人信函中，却认为清朝根本没有战胜的可能。他还要收信的这位朋友不要将他说的这些外传。通过收集外国人办的报纸上的信息，他也知道清朝必须改革，可他从来没有公开提倡过改革。林这种做法，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为了保全名誉，可以置国家存亡于不顾。林则徐至今仍被歌颂，不正好说明我们对双重人格的免疫力、辨识力存在严重问题吗?
谁制造了人格分裂
一谈到道德问题，就强调加强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这是我们仍然在执行的逻辑。可是，自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开始，儒家一直作为唯一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各种方式向社会灌输、渗透。按上述逻辑，似乎不应当存在双重人格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又确确实实存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我们不得不回到“人与环境”这个古老的思考范式上来。人的成长一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面临着什么样的环境?他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官僚系统。儒家士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治天下，因此进入官僚系统，是他们的不二选择。
但是，这个系统的运行规则是在法家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他们头脑中的儒家信念存在相当大的冲突。法家是一种赤裸裸的去道德化的现实主义思想，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行动。这些行动包含许多权谋术和统治术。比如，韩非子认为，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只需要两种：杀戮和奖赏，他称之为“二柄”。二柄要达到的效果是：“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这些理念均深深地渗透于秦汉以后的官僚制度之中。
与法家的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儒家强调的是一套理想的道德原则。对于一个进入官僚系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他一定能感受到两种理念、两种政策之间的强大张力。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他必须学会阴谋诡计、左右逢源，必须学会趋利避害，但又必须坚守作为政治正确的儒家话语。
儒家和法家之所以能被结合起来，是因为统治者不但需要现实主义的制度设计来维护其统治，而且需要理想主义的形象来建构其合法性，培养臣民的服从精神。这两种思想在统治者那里各有不同的用处，但在目的上是统一的;可是对于一心要平治天下的儒家士人来说，很多时候却会造成精神上的分裂。
如果我们像飞行员驾驶X-15飞机在10万米高空俯瞰地面那样俯瞰中国传统社会，我们看到的结构可以用“阳儒阴法”来概括。一个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如果他也采取阳儒阴法的行为方式，这不意味着他不正常，而意味着他理性。
有人格修养，就有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吗
作为传统社会信仰支柱的儒家自身，也存在着激烈的内在冲突，而所有这些冲突都来自儒家核心理念：通过道德人格的修炼来实现政治、社会理想。
如果社会成员的大多数都能通过人格修炼变成君子，也就意味着理想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实现。从理论上说，道德人格的修炼确实是一种简明的方法，与制度、权术、管理技术等方法相比，显得单纯而富于理想色彩。可在实践中，这种理论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有两点。
第一，高标准的理想的道德人格有多大的可能性获得实现?
儒家的先哲们对于人格修炼所能达到的高度非常乐观，而且把修炼的方法设计得过于简单。孟子与荀子在人的本性的问题上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从而也导致方法上的截然不同;但是在目标人格的可能性上，他们完全一致。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他们相信每个人都能修炼成为圣人。
儒家学者甚至称颂一些完全没有现实性的人格标准，希望有人仿效。春秋时期吴国的开国君主吴太伯，为了让弟弟季历和侄子昌继位，跑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他的后代、吴王寿梦的四个儿子再次上演让国的故事。为了把王位让给四弟季札，三位哥哥实行兄终弟及，并且每天吃饭的时候诅咒自己早死，以便让四弟早登大位。而季札最终也没有接受国政。这个故事受到儒家学者极力赞扬。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也是仅此一例。自秦汉以至于清，这样的故事再没有重复过，反而为争大位不断地酿出骨肉相残、人伦丧尽、动辄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人间悲剧。儒家学者对此类个案的大力褒扬，反映了他们对人性的天真的乐观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的结果是以圣贤的高度理想主义来衡量一切修炼者。少数人或许会受到这种理想主义的激发，而显得更为虔诚;而大多数人则很可能用高标准的道德话语来掩盖实际行动中的世俗理性，这也就是双重人格。
第二，道德修养能否解决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一个只具有道德人格的人是否有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
《中庸》引了孔子一段话，说的是一个人只需要有道德就足够处理好一切政事。孟子为了说服诸侯国君接受“仁政”的主张，还特别强调仁义对于国家的发展强大具有的实用价值，并且概括为“仁者无敌”。
儒家的目的既然是要平治天下，是否应该对现实问题进行一些研究、学一些行政之术呢?起码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先贤们还没有专门对此否定，可是到了程朱理学那里，对此终于明确否定了。当有学生说“学者讲明义理之外，亦须理会时政”时，朱熹立即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说：“今世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在他看来，一个人只需要根据义理修炼人格，任何办事能力都不需要专门的学习就能自然领会。这种奇怪的论调竟然被普遍接受，并渗透于明清的科举考试中，直到清末屡吃大败仗，才感到有在科举中增加“策论”的必要。
道德与工作能力完全是两码事，这应当是个常识。如果虔诚地按照这种学说修身养性，一定会造成空谈性理、不知世事的书呆子。这就在古代知识分子内部造就了一个两难问题：虔诚地修身的人，一定会失去工作能力;具有工作能力的人，一定会削减对儒家理念的虔信度。在需要进行大幅度改革的时候，执政者往往与儒家的卫道者形成尖锐的斗争，王安石、张居正、李鸿章、康有为，无一不是这样。
这个两难问题会大大降低儒家的信仰魅力，并且催生出双重人格。一个人一旦意识到空谈性理的无价值，马上会走向现实主义，从而脱离道德的约束。在北宋的熙丰党人中，虽然王安石被认为是君子，但其他人中的大多数确实都有严重的道德问题。张居正、李鸿章及其下属、门人更不在话下。
谴责“范跑跑”的人是否在唱高调?
20世纪初，自清末新政起，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社会。任何文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都会受到极大冲击，中国文明也不例外。这种冲击在两个方面均有利于双重人格现象的扩大——
其一，传统礼教对人的约束力快速下降。
其二，以道德人格来实现政治、社会理想的思维模式，仍然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形成的几种意识形态，都确立了类似程朱理学中的“天理”那样的神圣化的道德体系。可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的世俗理性飞速发展。那些神圣的道德信条与社会实际的距离越来越大，与世俗理性的距离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修身养性依然被普遍认为非常重要，但对于个人的生存发展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实用性的技术与经验的掌握，以及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这些变化意味着这样的结果：一个处于现代中国的人，他仍然必须高唱反功利的道德信念，同时为了个人的生存发展，他也必须具有高度发达的自利主义智慧。这一点在2008年的“范跑跑”与地震救灾讨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绝大多数人愤怒声讨“范跑跑”，高调宣示捐款是一种义务以及逼捐的合理性，但对于身边大量需要帮助的人，很少有人伸出援手。在公共事件中唱出道德高调，而在私生活中按自利主义原则行动，往往完美地统一于同一人身上。
阻止人格分裂的力量在哪里
中国文化对分裂的自我似乎并没有什么痛苦，也不感到恐怖。许多游览苏州园林的人称颂苏州园林的精致及其文化内涵，并且注意到了多个园林对陶渊明《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的赞颂，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陶渊明的归隐与这些花费巨资建立起来、实际上用于生活享受的园林之间的巨大反差。一边唱着道德高调、一边做着自利的事情的人，极少反省自我的分裂问题。中国文化在字面上非常强调“反躬自省”，但实际上十分欠缺自我反省。
显然，如果看到儒家经典中对自我反省的强调，就以为可以通过反省自身的方式实现人格的统一，那么一定会上当。因为儒家几乎没有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思考，儒家关注的是人可以成为什么、怎样确立一种美好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儒家缺少对人的终极关切。
另一种力量——制度环境——是否实现人格统一的力量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领导层中有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可是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条件的。并且，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怎样建立制度，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看，制度的改革问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通过改良制度改变国人的人格分裂，就目前来说不是最有效的。
我以为，在人类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因素——科学理性，可以成为我们实现人格统一的力量。这种力量强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与变迁，其中也包括道德观念。
通过理性来建立信念，其实也是一个古老的观点。荀子在他的《解蔽》一篇中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认识的误区是容易片面化，只有全面地认识事物、看到事物的各个方面才能认识“道”。“道”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衡量是非的标准。把所有的情况全部罗列出来，在心中建立一个衡量是非的标准，这个东西就是“道”。他说：“思想上不懂得道，就不会肯定道，而会去肯定邪道。人们在随心所欲的情况下，谁会愿意固守自己所不赞同肯定的事，而不去做自己所赞同肯定的事呢?”(《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两重人格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道德思维滞后于人的理性的结果。面对现代化的理性，我们在道德上却仍然在执行传统社会的道德逻辑。我们仍然想要人为制造出一个神圣东西，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人们在内心接受这个东西;我们仍然用道德来压制人的技术理性，鼓励和推行泛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可是，人们的理性所具有的力量——科学思维能力、经验的丰富程度、视野的广阔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掌握等，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自我和生活意义的重新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这种落后的道德思维。这就是无视理性力量的后果。
同时，理性的力量应当与现代社会中的另一重要力量——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相较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崛起了一股新的力量——中产阶层，他们与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在中国，这个阶层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希望在一个文明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相对宽阔的眼界，会用理性的方法思考问题。
因此，我认为可以在我们的教育和民间社会的发展中，运用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理性的力量，反思我们的信念与生活，确立新时代的信念，并付诸行动。虽然在初步的反思中，可能会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但由于有理性作为共同的基础，经过长时间的交流和现实检验，最终会形成信念上的共识。
三：[如何判断双重人格]论中国人的双重人格
孟德斯鸠：我们迷惘地看着这一怪僻的民族。他们既聪明又愚蠢，既软弱又有忍耐性，既懒惰又惊人的勤劳，既无知又机灵，既憨厚而又无比的狡猾，既朴素又出乎常规的奢华，无比的滑稽可笑。
法国诗人和评论家瓦莱里：“我们迷悯地看着这一怪癖的民族，他们既聪明又愚蠢；既软弱又有忍耐性；既懒惰又惊人的勤劳；既无知又机灵；既憨厚又无比的狡猾；既朴素又出乎常规的奢华，无比的狡猾可笑；人们一向把中国看做地大物博但国力虚弱；有发明创造但墨守成规；讲迷信但又不信神；生性凶暴残忍却又明智；遵法制而又腐败。
[英]罗素：中国人在习惯上虽然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但有时却会闹出世界上最危险地大乱子来。
[日]服部宇之吉：中国人同时具有常识的、实际的、理性的和理想的、想象的、感情的这种冷热两种性格。
[日]太谷孝太郎：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叫做多重结构、矛盾结构。……本来不具自信力的他，在本国人第三者不在场时，其尊大和顽固尚达不到恶劣程度，一旦国人第三者在场，其自信力倍增，“面子”作为主观价值出场了，于是乎他的傲然尊大达到了顶点。假如对手势力居于首位，本来想反抗的念头便立即消逝，他的态度变得脆弱柔软。尊大与脆弱，顽固于软弱相矛盾着，但横在这一矛盾的根底是不拔的傲岸和顽固不化起支配作用。
中国人在重视纯粹的自我保存价值的范围内，看重社会关系，关心如何对待他人或社会，对事件极为敏感。在群居并且服从群的时候，是安心和有勇气的。此时，有着随从的认同性，常说“对了”、“不错”，表现出沉静、亲切和温顺。但是，在他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不择手段之时，亲切温顺便无踪影，残忍性抬头。中国人对自然物依然。对山河草木、禽兽鱼虫虽有温顺，也常常冷酷。
他们是极端的轻信家、迷信家。但他们的传统习性固袭主义，又是极端的怀疑主义、无神论者。在他们所不爱的一切地方，贯穿着怀疑主义，对什么都不信，相信的只有无内容的自我。
赫尔德：“糟糕的是人们最终还是无法寻得一条既不美化又不丑化中国的中间途径，无法找到一条正真真实的大道。”
【英】斯当东：“中国人迄今在欧洲没有得到费厄泼赖精神的对待。”
巴尔扎克：“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尽管有我们了不起的传教士们，……我们仍然不知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还是立宪制国家，是一个充满美德的国家还是一个骗子横行的国家。”
艾略特：“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
亚当 斯密 认为中国既富有又贫困，既繁荣又停滞。中国土地肥沃、精工细作、人们勤勉，然而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已陷入停滞状态。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像乞丐一样求职，从早到晚工作仍然无法养家糊口。他认为中国过分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破坏了经济平衡。而归根结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是中国的法律，中国的专制暴政的法律制度造成中国的停滞，甚至衰退。
卫三畏《中国总论》：中国宗教与道德、政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开明与人道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种混乱的轻慢态度。
总的来说，中国人表现为一个混合体，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赞扬，就一定有更多的东西要批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恶迹，可他们比其他绝大多数民族又具有更多的美德。
格雷：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美德和邪恶，很明显地不相协调，但却同时并存。
冯友兰：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又出世的。
龙应台：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轻易践踏。
易中天：中国人耿直却有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长乐却又梦想爆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儿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
沙莲香：中国文化早熟，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是早熟的。他对待人生，对待人际关系，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都比较规范，有一套处世哲学，委婉，幽默，乐观，达理，重人际和睦，善顺乎自然；同时又好用心机，捉弄世道，冷限相看，取乐于世，如此等等。中国人这样一些性格特点,看上去好似不相容，但这后一种特点正是前一种的补充，特别是在长期的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的情况下，这后一种性格是摆脱困境、自我保存的一种方式，一种心理投射。因此，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和劣点常常分不开，委婉与虚伪，幽默与狡猾，长乐与知足，微笑与心机，拔刀相助与冷眼旁观，等等，都能以微妙的形式结合起来，性格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在同一个中国人的身上，美德与邪恶是并存的。逆来顺受、温和柔弱、乖巧柔顺、勤劳刻苦、知足常乐、欢快活泼、服从长者、孝敬父母、尊重老人等等美德都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与之相伴的是不诚实、说谎、奉承、欺诈、残忍、嫉妒、忘恩负义、欲壑难填、缺乏信任等等品质。
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他们虚伪、懦弱、懒惰、狡猾、贪婪、残忍、淫荡……；也还有人认为“天朝”百姓中不乏好人，他们勤勉、精明、善良、宽容；甚至有人感慨中国人的性格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致性，逆来顺受、温和软弱、乖巧柔顺、勤劳刻苦、知足常乐、欢快活泼、服从长者、孝敬父母、尊重老人等美德都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与之相伴出现的是说谎、欺诈、残忍、嫉妒、奉承、贪婪、忘恩负义、言而无信……格雷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美德和邪恶，很明显地不相协调，但却同时并存”。
大批的西方人深入中国，有大量的见闻、著作，然而，抽象意义上的中国的国民性容易确定，具体表现在个人品行或性格上，却越是具体就越是混乱模糊了。你怎能假设一个中国人既是好人又是恶棍呢？你怎么能将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与精雅文化传统的民族与一个愚蠢昏聩、怯懦变态、虚伪残暴、吃死猫老鼠的野蛮民族的形象统一在同一群人身上呢？卫三畏牧师以自己在中国的多年经验试图指出中国人性格的多面性：“总的来说，中国人表现为一个混合体，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赞扬，就一定有更多的东西要批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恶迹，可他们比其他绝大多数异教民族又具有更多的美德。[33]综观19世纪西方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印象，总的趋向有两种：一种是简化，在漫画式丑化中国人的同时将中国人的性格类型化，夸大某些方面的特征，如撒谎、懒惰、残忍、肮脏，使一个民族成为人类几种恶劣品性的代表。另一种是细节描述的复杂化，他们不断在中国人的个体身上寻找可以代表民族性格的特征，结果发现的特征越多，矛盾也就越多，甚至威胁到中国人性格的可知性本身，如果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特征并从中归纳出有效的性格模式，所有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探讨，都是虚妄的。
中国人的六点长处，七点短处：中国人很讲礼仪、懂礼貌；忍耐性强；勤勉；老实、乐于服从；家庭观念重，乡党意识强；会计算。同时，中国人性格复杂奇怪、多变；不讲卫生；爱打小算盘，以个人为中心；爱国主义思想薄弱；做事马马虎虎、粗枝大叶；不勇敢、怯懦；媚上欺下……
中国人的性格：第一位是勤俭耐劳，安贫乐道，占24．4％；第二位是自私自利，虚伪嫉妒，占22．3％；第三位到第八位依次是：家族至上，权威主义(12．9％)；仁爱慈悲，反躬修己(11．6％)；笼统无知(8．5％)；中庸谦恭，圆熟含蓄(8．3％)；聪慧灵巧，自强不息(6．8％)；至大至刚，和平宽厚(5．2％)。
理论上的中国人是仁义的典范，而事实上的中国人却时常表现得残暴。奴隶的驯服、狡诈与奴隶的残暴是可以合为一体的。中国人勤劳温顺又懒惰残暴、狡诈又迷信、守旧又投机。
尊大而自卑，有德又无德，既善又恶，既亲切又残忍，既温顺又狞猛，既灵活又顽固，既有讲求实际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既有结社的本能，也有无政府倾向，既节俭又浪费，既和平又好战，既贪欲又讲面子，言行不一，知行不合。
中国人不易着急和慌乱，善于抑制感情和隐忍，没有忽冷忽热的事。轻易不动，一动起来就非常强烈。轻易不承诺，一旦许诺就绝不改变。虽然不易改变，一旦改变又变得极彻底。
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和劣点常常分不开，委婉与虚伪，幽默与狡猾，长乐与知足，微笑与心机，拔刀相助与冷眼旁观，等等，都能以微妙的形式结合起来，性格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胡栋华 中国人的毛病——双人格
中国是庞大的，也是复杂的，不知是这庞大孕育了复杂，还是这复杂培植了庞大。
中国文化是丰富的，也是芜杂的，不知是这丰富催生了芜杂，还是这芜杂供奉了丰富。
中国人是繁多的，也是繁杂的，不知是这繁多包容了繁杂，还是这繁杂滋生着繁多。
生活在这复杂的中国，浸泡于这芜杂的中国文化，繁杂的中国人有了一种可怕的奇观：有很多人长着两张面孔、具有双重人格——
他们在白天用一张面孔，到了晚上就换上另一张。
他们在台上用的是一张面孔，在台下用的是另一张。
他们在外面用一张面孔，回到家里，就把它放进公文包里。
遇见领导，他们用脸的A面，碰到群众，就改用脸的B面。
借钱的时候，他们用小号脸谱，还钱的时候，就换上大号脸谱。
分配权利的时候，他们满脸通红，分摊责任的时候，他们满脸铁青。
他们颇擅长变脸术——
上午是仁慈的，下午就是无情的。
白天是嬉笑的，晚上又是哭泣的。
昨天是温柔的，今天却是残酷的。
开会的时候是庄严的，散会以后就是荒唐的。
结婚前是文明的，结婚后是粗暴的。
当科员时是低着的，当副科长以后就是昂起的。
发誓的时候是君子相，兑现的时候就变成了小人脸。
哎呀呀！要怎样和这些变来变去脸打交道？
有经验的人说：当他们对着您满脸堆笑的时候，您一定要狠下那心，揭下这脸，再看看藏在下面那真正的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