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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兰运动一:昝涛：土耳其和中亚的“居兰运动”
可能没几个人听说过费图拉·居兰（Fethullah Gülen）这个名字，人们更不太可能知道的是，这个年过七旬的老者是当代土耳其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并且是一场世界性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领导人。在当代伊斯兰世界，居兰是一个颇有声望和影响力的精神领袖。以居兰为名的运动（居兰运动）成立和控制了大量的慈善组织、企业和公司，以及上千所学校。据估计，居兰运动控制着上百亿美元的财富。现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就是居兰最著名的同情者，在其政府中，成千上万的居兰支持者已经渗透到土耳其的官僚机构中。
1938 年，居兰出生于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居兰来自一个有着浓厚宗教背景家庭，自幼受宗教教育。在青年时期，居兰遇到了很多自愿地支持伊斯兰事业的人，他还与苏菲团体联系密切。60 年代，居兰通过布道、录音带、夏令营以及讲座，赢得公众的欢迎。在70 年代，居兰开始着手建立他自己的宗教社团。他逐渐吸引了一些坚定的支持者，其中有一些人非常有钱，在他们的资助下，居兰开始建立起“光明之家”(???kevi)。
居兰认为，应该积极地介入科学话语，使科学与宗教联姻，这样，科学就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为宗教所用，即利用科学来研究真主的“创造”。居兰的思想受到亲伊斯兰的中产阶级的欢迎。居兰的追随者通过办学的方式扩大影响。最新的数据显示，居兰及其追随者控制了数千所中学、学院和“光明之家”以及私立大学。在土耳其之外的110 个国家中，居兰运动控制着数百所中学和几十所大学。在国外，他们集中活动的区域是中亚地区。
居兰追随者的目标是8-12 年级的学生。其学校的特点是，主要教授世俗的科学课程，并用英语来作为教学语言。尽管居兰学校表面上不强调宗教内容，但学校的核心成员都来自居兰的教团。他们要求学生们住在宿舍，从而有利于进行一种基于宗教理念的管理。他的教育理念就是把伊斯兰道德与世俗知识结合起来，希望通过自己的思想造就出一个未来的伊斯兰主义者统治阶层，控制土耳其国家。那些富有的追随者在领受了居兰的命令之后，继续扩大开办学校和光明之家，用土耳其观察家的说法就是，居兰及其追随者进行的是一场“教育圣战”。居兰主张用伊斯兰教师去重塑世俗的教育体制，而不是去另建一个伊斯兰国家。这种策略引发了土耳其世俗精英深深的恐惧感，因为居兰的做法可谓“釜底抽薪”。1998 年，土耳其法院指控居兰企图“通过伪装的民主和温和的假象”来“颠覆世俗制度”。据此，居兰被缺席审判有罪。后来，居兰以治疗糖尿病为借口隐居在美国费城东部乡下，继续领导他的组织。
2002 年，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赢得了议会选举。学者认为，AKP与居兰运动的关系实为一体两面。AKP 一上台，就开始了对世俗主义的“反攻倒算”：AKP 控制下的法院没收了政治反对派的大量财产；监控独立的报纸和电视台；安卡拉的刑事法院推翻了针对居兰的判决；推动修宪，力图推翻土耳其社会中长期以来的头巾禁忌……
居兰的追随者在中亚地区也开办了很多学校。比如，他们在哈萨克斯坦已建立了数十所学校，其中有5 所位于阿拉木图。这些学校的世俗教育水平非常高，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哈萨克学生。围绕着居兰学校所建立的社区，也吸引了不少土耳其人来到哈萨克斯坦，推动了土哈之间的贸易。也有些土耳其人各怀鬼胎，比如有一些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者，而非伊斯兰主义者。实际上，土耳其人是把阿拉木图看作中亚地区的“土耳其中心”。因为，这些土耳其人把中亚看成自己的“故乡”。在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人经常说：“我们拥有共同的起源”，“同一个母亲哺育了我们”，“我们是同胞兄弟”，等等。这有利于搞好跟当地人的关系——尤其是居兰学校与哈萨克学生、他们的父母以及与当地的商人和政客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文化和教育机构，居兰运动普及了土耳其的语言与文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居兰运动在中亚地区宣传了泛突厥主义。可以说，以伊斯兰复兴为使命的居兰运动，其所代表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伊斯兰教，学者们称其为“土耳其式的伊斯兰教”，它已经在中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网络，其基础就是泛突厥主义。
不少研究者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居兰运动进行辩护，他们要么对居兰运动的政治影响视而不见，要么就把居兰运动刻画成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的公民社会运动，说它是对民主价值的贡献，是宗教自由的代言人，他们还攻击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但实际上，居兰运动不仅是一场温和的宗教复兴运动，它还在中亚地区推行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是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种族政治运动。这才是它的本质之一，它把种族政治的泛突厥主义与宗教复兴的泛伊斯兰主义结合起来了。
居兰运动二:【还原真相】阿德南·阿克弗拉特:美国与费图拉·居兰组织
阿德南·阿克弗拉特:美国与费图拉·居兰组织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按，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安卡拉于第一时间将斗争矛头指向费图拉·居兰及其背后的支持者美国。有关居兰及其所领导的组织，国内信息尚不完善。为此，以下阿德南关于居兰组织的文章可以作为读者理解居兰运动的一个视角。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转载需注明出处。
7月16日的未遂政变，一个相对“陌生的人及其组织”——费图拉·居兰（Fethullah Gülen）及其组织被广泛提起。根据《简氏防卫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的网页介绍，费图拉·居兰组织被称为土耳其的“第三种力量”，将它形容为除军队和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外的第三种力量。基于此，本文将对居兰组织的发展状况及其与美国、土耳其的关系做一梳理和介绍。
一、居兰与中央情报局
当年，教派领导人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曾因反对阿塔图克·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主革命而被判刑，而出生于埃尔祖鲁姆科鲁卡克（Korucuk）的云游僧居兰正是努尔西的弟子。
1997年军事政变后，居兰开始了他的海外流亡生活，虽然在埃尔多安执政初期他曾短暂地回到公众视线，但随即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十几年来，从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庄园出发，在纽约、梵蒂冈、耶路撒冷三地之间如魔法扫帚一样飞来飞去，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杰作。
中央情报局对居兰的庇护由来已久，这同时也是在土耳其发生的格拉迪奥（Gladyo，“超级北约”秘密组织）行动的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情报局为了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金钱和培训骨干的手段建立了反社会主义协会。这个协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的第一批非政府组织中的一个，其第一个分部就建在伊兹密尔。居兰之所以能为其教派组织打下坚实的基础，与他在埃尔祖鲁姆建立的第二分部密不可分，他曾在《我的小世界》一书中对这一做法充满自豪。
埃尔祖鲁姆分部是建立在努尔库教派营地的基础上的，这些营地实行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而在伊兹密尔的凯斯塔内帕扎勒（Kestanepazar?）的培训协会则是居兰为了培养传统伊斯兰学生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工具。当时接受过反社会主义协会培训的人也建立了一些“突击队营地”。这些营地往往都建在同一个地方，而教官也是同一拨人。营地的士兵在经过选拔后，往往会接受美国特殊战争培训，然后集中输往中央情报局在土耳其军队中建立的特种战争处。因此，不论是努尔库教派还是那些自称“突击队”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主子从来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此外，在格拉迪奥行动的背景下，土耳其的激进学生组织了一个号召“重新进行民族斗争”的组织，并在“3·12”之前挑起右翼和左翼之间的冲突。在那场持续多日的冲突中，土耳其有5000名爱国青年在手足相残中丧生。居兰运动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也大多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这一组织培养出来的。其中，作为该组织的重要人物之一——《时代报》专栏作家兼负责人的居莱尔在2005年的专栏文章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可能同那个背景很深的国家（即美国）有关系”。
居兰曾在凯斯塔内帕扎勒训练营中担任教官，并经常因为受训者白天不守纪律而在晚上对他们大肆体罚。对于居兰所掌控的势力范围，土耳其总参谋部在1998年初的一份报告中做了梳理：在国内，有85个基金会、18个协会、89所私立学校、207个公司、373个补习班、将近500处学生宿舍、14种杂志（其中包括日发行量达30万份，并在15个国家发行的英文期刊《时代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播的2个电台以及面向海外的银河电视台；在国外，有6座大学和高等学校、236座高中、2座小学、8处语言和计算机中心、6个大学预备班、还有21处学生宿舍，总共有279个教学机构。”据法鲁克?梅尔盖在2008年出版的《费图拉?居兰》一书统计，居兰组织在一百多个国家中共设立了800所学校。
二、居兰背后的“美国之手”
居兰同美国之间的桥梁一直是通畅的，得益于一些亲美派的土耳其领导人，居兰组织在土耳其获得了巨大发展。
居兰组织在1980年以前一直处于基层组织的建设阶段，其真正的群众化，缘于1980年9月12日发生的军事政变。在这场政变中，准确的情报使得居兰在9月13日逮捕令到达的前一刻脱身，情报来源的准确性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次政变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受到美国控制的格拉迪奥的保护，政变当局一方面在搜捕居兰， 另一方面又任命他为查纳卡累地区中心传教士。
厄扎尔当政时期，居兰组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86年，时任土耳其总理的厄扎尔将身陷囹圄的居兰从伊兹密尔戒严司令部中解救出来，为居兰组织未来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3-1997年齐莱尔任期内则是居兰组织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正因于此，齐莱尔日后为军方怀疑，调查其是否受控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1. 里根的民主计划和国家民主基金会
某种程度上说，居兰组织的发展程度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不无关系。居兰组织是里根政府推行瓦解苏联战略的产物，并在1981年被正式认可为“民主计划”的一个成果。
为了适应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局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70年代制定的“绿色地带”战略升级为“民主计划”。为了更有效率地推行这一计划，白宫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国家民主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ncracy，NED）的机构。华盛顿一方面拼命维护那些亲美的海外军事独裁政权，一方面则组织中央情报局将各国的反对派拼凑起来，委其以输出“民主和人权”的任务，维护其民族、宗教和文化权利。然而，遍布世界各地的宗教和教派战争以及通过煽动狭隘民族主义而挑起的造成数百万人伤亡的民族冲突，构成了这一计划的唯一成果。
1997年9月4日，居兰在《时代报》上解释与美国的关系时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在西方和西方的一体化面前，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是不可想象的。”
2.格拉迪奥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为了推进“绿色地带”战略，开始使用“温和的伊斯兰”概念，特别是在伊朗发生阿亚图拉?霍梅尼革命以后，为达到分化和监督反美的伊斯兰势力，白宫发起了“温和的伊斯兰”运动。这里的“温和”并非是宗教规则上的“温和”，而是指对美国比较温和。
作为一种文化政策，民主在土耳其已经基本成为世俗主义的同义语。但美国为了推行“温和的伊斯兰”政策，于1980年土耳其政变时期，强迫亲美的政变当局把“土耳其伊斯兰化”作为其官方的文化政策。基于此，曾经被凯末尔主义所禁止的各个教派现在都被美化成“民间社会团体”。而借由沙特逐渐强大起来的伊斯兰资本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绿色资本”力量，土耳其的各种国家资源则被当作礼品奉献给了这些“绿色资本”。
格拉迪奥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凯未尔主义的对立面，而“9·12”军政府时期则是从政权的层面将这种对立情绪转化为行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格拉迪奥通过居尔和埃尔多安，看到了组织所谓“平行政权”的可能性。
3. 格拉迪奥的嫡系组织
即便是被关押在伊兹密尔司令部，居兰也不忘对那些同样服刑的理想主义分子施以巨大的金钱援助，所以就在居兰从伊兹密尔获释的同时，同样羁押在司令部的理想之家（前民族行动党外围组织）成员纷纷加入了居兰组织。而居兰同名声在外的国际毒品走私贩、种族主义组织头目阿卜杜拉?恰特娄和哈鲁克?克尔久之流的联系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建立起来的。正是依靠这些逐渐紧密的纽带，在格拉迪奥的干预下，居兰组织逐渐开始在土耳其国家政权内部着手组建一套与国家权力机器相平行的亲美政府。
1990年，在美国介入伊拉克战争之前，土耳其几乎所有的政治流派都拉开了一场清除反美分子的运动，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行动党也发生了分裂。在左右派冲突中，种族主义青年组织“理想主义青年”主席穆赫辛?亚泽久奥卢被授意组建大团结党。根据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的报告，居兰在大团结党的组建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后，居兰与亚泽久奥卢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浮出水面。
三、居兰的“宗教”与“教育”外衣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世界霸主自居的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在每一个洲际宗教中都建立了一个忠于它的教派，并美其名曰“宗教间的对话”。
在中央情报局的监督下，这种对话的第一个成功范例便是文（鲜明）教派。1951年，美国占领南朝鲜，与此同时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教派，以至于南朝鲜40%的居民放弃了佛教而改信基督教。这其中最大的功劳要归结于文教派，其正式名称是统一教派。
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韩国中央情报局驻华盛顿的代表Bo Hi Pak上校是文教派中最强有力的人。中央情报局利用文教派组织了世界反社会主义联盟，土耳其的反社会主义协会也是该联盟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土耳其反社会主义力量的扛鼎之人，居兰为了维持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势必需要借助自身的土耳其伊斯兰属性，与美国基督教展开“宗教间的对话”。
1. 同以色列关系的特殊性
居兰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是它最鲜明的特点。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了飞毛腿导弹，为此居兰派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祈祷仪式并且洒下了泪水，记录这一场景的录像带至今仍然在伊斯兰教徒手中流转不息。
对于美国而言，同以色列的关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福勒（Graham Fuller）在关于伊斯兰运动的著作《被围者》一书中认为，伊斯兰运动要同西方一体化，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同以色列建立良好的关系。面对遭到冷遇的危险，谋求同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大拉比建立密切关系，并由居兰运动控制的商会I?had同以色列建立联系，就是为适应这种政策的需要。
2. 国际学校的建立
伊斯兰其他教派都比较重视开办古兰经训练班、经文学校等直接同宗教有关的教学机构，而居兰集团在厄扎尔执政时期便开始在国内兴办不直接与宗教挂钩的阿纳多卢高中和高等学校等。他们实行同奥斯曼帝国末期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办校一样的路线。美国传教士所办的高等学校也是以职业教育代替神学教育，后来这些学校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起了主要作用。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校成了保加利亚分裂主义运动的基地，而梅尔齐丰（Merzifon）和哈尔普特（Harput）学校则成了亚美尼亚分裂主义运动的温床。种族主义的塔什纳克（Ta?nak）党的干部都在美国传教士的学校里受过教育。这些学校同时也是向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的子弟传授同西方合作思想的中心。
随着苏联的解体，居兰组织开始了他们开设国际学校的进程。自从1992年起，首先在中亚各国以及其他高加索和巴尔干国家中，居兰分子的基金会和公司接连不断地设立了一些高等学校。紧接着，居兰分子将触角伸向其他亚洲及非洲国家。
世界毒品交易中心之一，中泰边境的?enday城，居兰分子在此开设学校和学生宿舍，虽然对于安卡拉来说毫无意义，但对于华盛顿而言，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早在冷战时期，为了瓦解苏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苏内部组织了反对派，并给他们提供巨大帮助，而这些反对派为居兰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自由欧洲电台作为针对苏联阵营的心理战的重要工具，经常把居兰放在消息的头条，而美国之音在各种方言的突厥语广播中，一直在反复赞扬居兰和他的集团。
2000年，普京执政俄罗斯之后，居兰分子的学校接连遭到关停。俄联邦对居兰学校下了禁令，理由是它们同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此后，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政府也对这些学校进行了监控。
3. 居兰学校中的“双料”教师
居兰集团在中亚各国开设的学校中，藏匿着一种“特殊”的教师群体。这一群体由近千名美国“教师”组成，持有美国公职人员才能持有的官方护照（Official Passport），但是，他们并不具备美国教育部工作人员的身份。美国政府把在居兰的学校中工作的美国人视为国家公务人员，因此给他们提供等同于外交护照的官方护照，相当于土耳其“绿皮护照”的官方护照，可以为美国教师提供外交豁免权。这些教师打着教英语的旗号，实际上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在土耳其举行的一次高级别的正式会议上，居兰集团的学校领导曾亲自承认过这种合作关系。在这次会议上，尽管当时的土耳其教育部长哈桑?萨拉姆和国家情报组织的代表都在场，但他们对此却都保持沉默。
这一幕在教育部出版的《开设在国外的民办教育机构代表第二次会议》一书的63-64页可以得到印证：
“美国为它在友谊之桥名义下派来的70名教师都争取到了外交地位。我们想，如果我们国家，我们的大使馆也能在这方面，即在争取外交地位方面也能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话，那土耳其的教师，土耳其的教育工作者的声望还会进一步提高。”
在乌兹别克斯坦，具有外交护照的美国“教师”们大多数在居兰集团的学校里工作，以英语教师的面貌出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居兰学校里也有50-60名美国教师在册，身份地位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美国“教师”并无二致。
四、居兰与安卡拉的博弈
美国已经输掉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如果想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唯一的途径便是找到一支可以为之作战的军队。为此，美国要实现其作为21世纪统治工具的“大中东计划”（正式名称为Greater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ject），就势必接受土耳其。
美国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支持“自由库尔德”，其目标是建立第二个以色列。这个库尔德“国家”得以维持的唯一条件是土耳其能够接受它，若不然，这个既无海运也无空运通道的“国家”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但土耳其如果接受这个“傀儡”国家，就势必要接受美国主导下的国土分割，将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地区分离出来，并入新建立的这个“自由库尔德（国）”才行。而在（美国的）大中东地图上已经标示出土耳其的哪些地区将并入“自由库尔德（国）”。
国土分裂是土耳其眼下需要认真对待的潜在危险。居兰教派在这一行动中充当着美国最好的底牌。依靠集团内部的知识分子而建立并由居兰充当名誉主席的“阿邦特论坛”（阿邦特是土耳其的一个地名）曾于2009年2月15-16日在埃尔比尔举行会议，而埃尔比尔正是美国要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的“自由库尔德”的首都。
2007年11月5日，华盛顿—安卡拉有关情报分工的会晤在埃尔比尔如期举行，并且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也有代表参加。最终，土耳其总统居尔同白宫签署了2页共9条的协议，并动身前往埃尔比尔执行华盛顿的指示。居兰则在埃尔比尔召开阿邦特论坛的会议，为此制造舆论。
让我们转述逃亡至加拿大的一名中央情报局负责煽动工作的间谍佟贾伊?居奈伊亲口所说的话，看看阿邦特论坛的会议举办地星火大学（I??k University）是如何由居兰以及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中的中央情报局头目麦赫迈特?埃慕尔一手创办的。
1996年，居兰在《时事》杂志上声称，埃尔比尔的（星火）学校是在国家情报组织的支持下建立的：
“当我们在埃尔比尔为（当地）土库曼人创办学校时，那里还在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的统治下，因此国家情报组织和在当地活动的情报机构都过问了此事，当埃尔比尔遭受轰炸时，我们的学校毫无损伤，伊拉克方面或是巴尔扎尼方面都没有对学校怎么样，学校在继续上课，当时甚至谈到要开办第二所、第三所学校。”
居兰分子在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尔市有三处教学机构。这些学校都是在中央情报局的要求下开办的。学校的经费也是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由居兰分子在美国设立的基金会之一转汇至伊拉克北部。这些机构中的私立星火高等学校和私立莲花（Nilüfer）高等学校都属于阿纳多卢高中级别，而星火土耳其语中心则注册为“语言补习班”。
私立星火高等学校于1994年开始上课，当时有140名学生、16名教职员。创立于1995年的土耳其语言中心有2名工作人员在工作；私立莲花高等学校则创办于1996年，当时有44名学生、8名教职员；2007年，居兰分子又在埃尔比尔创办了星火大学。
居兰分子在筹办私立星火高等学校期间，当时的埃尔比尔是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者联盟的地盘。在塔拉巴尼同库尔德工人党为了共同反对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而结盟的日子里，埃尔比尔出城的地方有着后来被关闭的Med TV的代表处，当时库尔德工人党还在埃尔比尔出版名为Welat的报纸，另外，埃尔比尔的Azadi医院也在库尔德工人党的掌控之下。
居兰分子为了使学校能不受干扰地自由地活动，而同库尔德工人党达成了协议。
促成这种合作关系的是既为国家情报组织，也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佟贾伊?居奈伊，他在埃尔比尔城堡下开设了一家名为Taurus的旅馆，为此他向库尔德工人党支付了15000美元的贿赂。
库尔德工人党不干涉学校的条件是居兰分子不能把土耳其共和国的间谍和军事情报人员弄进学校。就这样，在埃慕尔的监督下，居兰分子同库尔德工人党结成了反政府联盟，最后，中央情报局把学校当成了基地使用。库尔德工人党对此也不反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开始上课，而学生则都是土库曼和库尔德部族中的有钱人的子弟。本文转自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网站
原文链接：http://cms.shu.edu.cn/Default.aspx?tabid=31388&ctl=Detail&mid=62016&Id=201056&SkinSrc=[L]Skins/teq/teq
居兰运动三:【中东研究】许启启：土耳其政变凸显其内政外交困境
来源：《国际在线》
转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作者：许启启（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当地时间15日午夜（北京时间16日凌晨），一场突发的军事政变将世界的目光锁定在土耳其。
虽然土耳其有军人干政的历史，但在土政局稳定、正发党大权独揽时发动政变，还是让人感到惊讶。
经历数小时的军变惊魂后，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总统埃尔多安相继表态，宣布挫败叛乱、土耳其局势得到控制
誓言将使政变的发动者付出沉重代价。这次政变已经造成超过200名军人、警察和平民死亡，1000多人受伤。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第5次，也是正发党2002年执政以来面临的最严峻危机。
1谁是幕后推手？
“一小撮”军官是政变的执行者，而谁是政变策划者？这或许是外界在政变平息后最想知道的答案。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总统埃尔多安一口咬定是居兰运动及其追随者是幕后推手，这一表态也将正发党、军方与居兰运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再度纳入人们的视线。
长期以来，军方以世俗主义坚定捍卫者自居，在历史上曾发动4次政变维护土耳其世俗主义道路。
正发党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并单独组阁、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政党。
居兰运动是一个拥有大量国际学校、慈善组织、企业以及媒体、商会等资源的综合性组织
创立者为伊斯兰思想家、教育家、苏菲导师法图拉·居兰，该组织追随者众多，在警察、情报、反恐、检察等系统中的势力庞大。
居兰因受到军方等世俗势力的指控而于1998年移居美国，正发党上台后，二者由于都面临军方的威胁而走到一起。
正发党政府在居兰运动的支持下，通过入盟改革的一系列协议限制军方权力。
此外，凭借居兰运动在警察、反恐、检察部门的势力，正发党2008年发起对“埃尔盖内孔”组织（成员主要来自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大规模调查。
至2013年结案，300多名退役及现役高级军官被送入监狱，军方的势力被大为削弱。
在军方势力被成功削弱之后，居兰运动与正发党在内政、外交上的多项议题存分歧，并最终分道扬镳。
居兰运动于2013年12月发起的针对正发党的反腐调查，使二者关系彻底破裂。正发党开始了对居兰运动的持续、强力打压。
正发党不仅对政府内部的居兰支持者进行了大规模清洗，还打压居兰运动控制的媒体
接管居兰运动的喉舌《时代报》等。除此之外，正发党还派出律师赴美起诉居兰，要求美国引渡居兰回国受审。
军方、居兰运动受到正发党的打压，二者是否联合还不得而知，但其都有针对正发党政府策划军事政变的动机。
不过，政变军官控制的武装直升机被军方战机击落这一细节表明，此次政变行动未获得军方的一致支持。
耶尔德勒姆、埃尔多安一口咬定居兰及其追随者是幕后推手，身在美国的居兰则发布声明予以坚决否认。
而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社报道,宣布成立临时“和平委员会”的军官、政变的领导者穆哈雷姆·高丝（MuharremKose）之前因被怀疑是居兰运动的成员而遭解职。
2埃尔多安须对内政外交进行反思
不管幕后推手是谁，这次政变都反映了正发党政府的政策正引起不满。埃尔多安须内外政策进行反思。
在内政方面，正发党政府对异议人士及言论自由的打压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
尤其是在居兰运动与正发党关系破裂后，正发党对异议人士展开严厉打压，压制不同声音。
多位支持居兰运动的专栏作家、记者被逮捕，居兰运动控制的多家媒体被接管或关停。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也表示，近年来有约900位记者因发表不同意见而丢掉工作。
更有甚者，正发党政府还对批评埃尔多安的民众提起诉讼，如近期一位医生因为将埃尔多安比喻为电影《指环王》中堕落的“史麦戈”而被判处缓刑一年
一位选美小姐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埃尔多安的帖子被判处缓刑14个月。土耳其对异议人士和言论自由的打压也多次遭到欧盟和美国的批评。
埃尔多安力推的总统制未能取得进展也从侧面反映出土国内对其日益保守、专制倾向的担忧。
外交方面，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及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的政策也引发国内的诸多怨言。
土耳其去年放弃停火协议，对库尔德工党在伊拉克北部的基地进行轰炸，同时对伊斯兰国展开空袭，但这遭到严厉的报复。
自去年7月以来，土耳其发生了5起严重的恐怖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国内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另外，在难民问题、亚美尼亚问题、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认定等议题上，土耳其同域外大国或周边国家存在分歧，关系紧张。
总理耶尔德勒姆上台后，土耳其虽然开启外交调整的进程，改善与俄罗斯、以色列的关系，但土耳其面临的孤立局面未获根本的改观，在叙利亚等问题上仍处于被动地位。
3或将改变土内外政策议程
此次政变代价惨重，为埃尔多安政府敲响了警钟，将改变土内政外交多项议程。
其一，维稳将成为正发党政府短期内的首要议题。这场政变看似突然，但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其保密工作如此之好，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也给埃尔多安敲响了警钟。
埃尔多安在政变平息后立即表示，将“肃清”政变发动者，保持土耳其军队的“干净”。截至政变的次日，就有3000名军人被拘，2700余名法官被解职。
按照埃尔多安的行事风格，也如同对居兰运动发动腐败调查后的报复一样，正发党政府势必进一步加强对军方内部进行清洗，打压国家机构中居兰势力。维稳将成为短期内土耳其政府的首要工作。
其二，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或将受到冲击。近半年来，土耳其遭到伊斯兰国发动的多次恐怖袭击
土耳其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的热情越来越高，尤其是在6月底阿塔图克机场发生恐袭的背景下。
随着土耳其工作的重心的转移，打击伊斯兰国的精力势必会减少。政变当天也正值美国与俄罗斯就打击伊斯兰国进行磋商
作为美国当下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伙伴，土耳其政变将对美俄反恐合作造成一定的冲击。
其三，或加剧埃尔多安集权进程。去年6月，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去议会多数席位。10月，安卡拉发生严重的恐袭。
迎合民众的求安心理，正发党政府对恐袭做出强力反应，甚至采取击落俄罗斯战机等举措，重新夺回议会多数席位。
同样，这次也给土耳其民众造成不小的心理冲击，正发党“受害者”的角色极大了提高了其号召力，埃尔多安或将利用这一时机推进总统制，加速其集权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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