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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创新精神
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创新精神
[摘 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新 实现 原则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最大限度发掘人的智能、释放人的能动性。
一、实践观的实质是推崇创新精神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精神的肯定。实践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基础。人类实践既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又是主体能动性、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地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自己,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生产力到现代生产力、由游牧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时代迈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提高、民族的盛衰,都与创造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创造史,创造性是人类实
践活动的实质规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实践观,推崇创新、提倡发展。
二、辩证否定观的思想灵魂是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评价。它力求客观地把握世界,并渴望创造性地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又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所谓批判性、革命性,就是人们对现成的事物现象、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提出怀疑批评,并通过科学研究和探索,寻找到科学真谛,实现思想理论的革新和对现存事物的改造。批判性和怀疑性本身只是辩证的思维方法,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目的。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善于在科学研究中,用批判性和怀疑性的眼光审视周围世界,从不盲从和崇拜任何东西,才创造性地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和开放性精神,才使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辩证发展观与创新观之间和谐统一
一方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恩格斯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更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生命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哲学,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时代一起前进,反映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
四、普遍联系观点贯穿着创新思维方法
创造活动是为了探求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这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发展,总是意味着人的思想的解放。哲学首先是“头脑的解放”,即解放思想的学问,而思想的解放,又从来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从而成为“解放的头脑”。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一切进步、一切革新,首先要解放头脑。只有解脱精神束缚,才能有创造的动力和创造的能力。因此,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这一论断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每个人,都是真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
方法是人们思维优化的重要途径。
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把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全面更真实更确切地认识复杂事物,从而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运用辩证的、联系的思维有意识地或自觉地运用类比、联想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才能扩展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各种复杂事物的规律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不能从整体的、联系的和运动发展的以及矛盾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其他的思维方式要么一筹莫展,要么就会顾此失彼。
五、唯有求实才能确保思维价值性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既肯定物质决定精神,彻底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又指出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认为人们的思维必须也能够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在新的事实、新的对象面前,用新的思路去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在创造活动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不是脱离实际的奇思奇想,而应尊重实践,注重实证,不崇拜任何权威和教条,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在求实中创新。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背诵马克思主义哲学个别词句,而是通过哲学思维熏陶和教育,使思维方式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全面地、联系地、动态地、发展地认识、分析、解决问题,使我们在实践中能够超越日
常经验的狭隘界限和原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框架,突破原有知识与观念的限制和束缚,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大量、繁杂的经验材料中,抽取出认识对象的本质、规律,预测其发展方向和趋势。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和实践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人自身潜能。为个体参与竞争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开展创造性活动奠定基础。
【二】:论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论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诞生起,就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锐意进取,使得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有一些优秀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诞生,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一 整体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整体发展中赋予了“四位一体”和“社会建设”的新内涵。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其重要贡献是把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使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四位一体”的实质在于“和谐”。这种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既不同于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目标的片面发展，也不同于忽视乃至破坏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畸形发展，更不同于一部分人受益而一部分人受损的恶性“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倡导的发展新观念，丰富了社会发展的内涵，开阔了社会发展的领域，必将引领我们调整发展布局，提高发展质量，进一步彰显和升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 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新内涵，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工农、和脑力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统筹区域发展，关键是促进共同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防止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统筹社会发展，关键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防止片面发展造成社会制度结构性破坏；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键是实现资源永续利用，实现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键是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相结合，同时注意防止对外开放的失度和自力更生的削弱。
三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坚持永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它要求通过生产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循环经济，逐步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节约和保护；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大力提高人口质量；要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速度与效率、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关于“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的规定性及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理念，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持续论。
四 以人为本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它以人为根本出发点来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凸现出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理论，尤其是关于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胡锦涛郑重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方略，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科学理论指南。
【三】: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全文如下：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式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民主革命实践检验并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里熠熠生辉，魅力长存。他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积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基本经验，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可或缺的基本思路和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亦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与获致世界意义的完美典范。
一、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其创立者们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仅囿于书斋和学院之中的学问，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既定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方式，一种不断与时代现实、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实践与批判精神。对此，恩格斯这样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些论述无疑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并不是被所有的人视作“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科学，而是被当成生搬硬套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现成教条。这种情况不仅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尤其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同样出现过。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不久，就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和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之中，并且充当了革命战争的急先锋。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和革命的主要特点缺乏认识，同时又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缺乏自身独立自主性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体把握能力，因而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抵御不住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至于使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明显存在间距，并未得到有机的结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在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诸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另一条是走在偏僻农村进行武装暴动的路，诸如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然而，这两条道路，到底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他们认识到，第一条道路适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人依靠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反动统治势力集结的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交通都非常落后，各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大城市进行革命，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必须要打破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模式，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自觉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在客观效果上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获得了自觉性、主体性与能动性。www.shanpow.com_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谈创新。
但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当时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要么陷入右倾保守主义，要么沦为“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二次革命”的理论)，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致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左”倾冒险主义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不顾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急躁盲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使得红色根据地在反动派的围剿下几乎丧失殆尽。在随后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又遭受到重大损失，以至于濒临绝境。
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由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红军和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才逐渐趋于一致，即一致认为要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驱散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迷雾。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总的指导原理”(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在这个时候已渐露端倪。
1939年，毛泽东在《发刊词》一文中第一次对“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作了理性表达，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命题。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巨大努力，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也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此外，在《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毛泽东也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使用了类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字样。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实践诠释原则，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从内容构成看无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三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即具体运用及其成效。毛泽东借“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形象地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用“矢”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的”比喻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乱射，也不能不射，而是既要敢于在实践中开拓、试验、探索、创新，又要善于检验、总结、概括和提升。通过这个成语，毛泽东十分清楚地告诉党内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不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不是用其他的什么主义或者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不是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生硬地相结合。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并理性、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接起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符的部分加以改造与提炼，因为中国的实际还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而领导干部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非一种异己的存在。毛泽东是他那个时期党内领导人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最为熟悉的理论家，他深刻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了解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成功实现其本土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既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二者之间的耦合生长点、契合融通性。这是被无数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个客观规律。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十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前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和主要特点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这是毛泽东对我们党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所做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既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初步尝试和理论准备。
二、正式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无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民族化。这是因为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仅就理论形态上而言还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形成的“总的指导原理”，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倡导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这是毛泽东一生为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没有像其他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出国留学，而是选择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他有这样的认识，要想在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就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准确和深入地了解，并对之做出实地调查及研究。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亲身实践，尤其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根本实质始终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关联，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