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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宏州民宗局高度重视信息工作，把信息工作作为全州民族宗教工作情况互通、掌握动态、推动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
一.加强组织领导，信息工作的源动力进一步加大
一是始终坚持把信息宣传工作摆上局党组的重要议程，认真实行信息工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信息人员具体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二是州民宗局办公室不断加强对信息工作的组织协调，加强网络宣传，及时反映工作动态，总结工作经验，加大对外宣传和横向交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民族宗教工作的了解和支持。三是健全信息工作骨干队伍。全州五县市民宗部门均建立了相应的信息工作机制，安排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信息工作，在乡镇、街道设立民宗助理员，负责本地民族宗教工作信息的采写。四是把信息工作纳入对各县市民宗局、各科室的年终考核中，进一步明确了信息报送的原则、主要内容、报送的要求、信息考评奖励等内容，极大地调动了全系统做好信息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求各县市信息员树立强烈的调研意识和信息观念，充分认识信息对掌握州情、实现科学决策、有效推动工作的重要作用，为上级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了信息保障。
二.健全信息网络，信息工作的广泛性进一步提高
一是在各县市民宗局设立信息联系点，充分发挥乡镇民宗助理员信息前沿的优势，及时报送信息，坚持定期不定期与26个州委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互通情况、了解动态。努力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信息网络，做到信息网络四通八达、纵延横展，保证了民族宗教的重要情况都能及时、准确、全面上报。二是创新信息工作方法。积极适应政府运作逐步透明化和信息传输快速网络化，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克服“坐等信息”的做法，由被动等报转到主动收集，时刻注意决策活动的动向，自觉主动地掌握上级对信息需求的情况，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及时掌握实际情况和第一手信息，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服务。
三.创新工作载体，信息工作的有效性进一步强化
德宏州民宗局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强化信息内参与外宣的重要作用。在抓好《德宏民族宗教信息》编发、积极向信息中心报送信息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宣传工作载体，不断扩展宣传方式，充分发挥信息的宣传性。去年7月重建德宏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及时将领导动态、工作动态、公示公开、权责清单等信息发布其中，截至目前共计发布各类信息86条。8月份建立“德宏民族宗教”微信公众号，及时将中央、省、州党委政府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重要精神、民族精品文化、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工作动态等内容不定期推送。目前已推送59期189篇各类信息、文章，关注用户300余人。通过建立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德宏州民族宗教三位一体的宣传格局基本形成。通过不同载体宣传，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对民族宗教信息的需求。
四.完善工作制度，信息工作的规范性进一步增强
一是信息考核工作规范。经局党组研究，今年3月21日德宏州民宗局印发了《德宏州民族宗教事务局信息工作规定》。根据规定，各县市民宗局、各科室要把信息工作列为常规工作来抓，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任务，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激励机制，做到信息工作有分管领导、有主管部门、有具体负责人，年初有计划，年中有督查，年底有总结考核。信息工作纳入德宏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综合考评。《信息工作规定》印发后，德宏州民族宗教信息考核工作进一步规范，信息报送质量、数量进一步提高。二是信息报送程序规范。各科室采写的信息，须有分管领导签发，并填写《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对所发布信息负责。信息员收到信息后第一时间上报信息，绝不出现晚报、漏报甚至不报等情况。三是信息撰写规范。德宏州民宗局高度重视干部培训工作，今年5月18日至19日，举办民族宗教系统信息工作培训会。各县市民宗局分管办公室、信息工作领导、办公室全体人员、信息员及州民宗局全体干部职工共计50余人参加了业务培训。在日常工作中，利用学习会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云南省民族宗教委信息工作规定》《云南省民族宗教委2017年信息报送要点》等相关材料。今年以来，以创建文明单位及学习型党组织为契机，购买大量公文信息写作方面的书籍，置于阅览室中供干部职工借阅。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干部职工信息报送能力，提高干部撰写信息水平，使报送信息采用率进一步提高。
五.突出特点亮点，信息工作的参考性进一步提高
德宏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改革开放以来，由闭塞之地变成沿边开放前沿，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在开发开放、民族团结、生态和谐、扶贫攻坚等方面均有一些有特点亮点的做法和经验。德宏州民宗局充分认识到信息工作作为领导参谋助手和帮助德宏跨越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信息报送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州情认识，突出优势，紧紧围绕州委州政府提出的建设“沿边特区、开放前沿、美丽德宏”总目标，按照“通道枢纽、产业基地、交流平台”三个功能定位，认真打好“沿边开放、民族团结、生态环境”三张优势牌，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精准脱贫”三个攻坚战的“三个三”的要求，及时向上级反映德宏州在积极推进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和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和存在困难，充分发挥信息工作在争取中央、省各部门的资金政策支持的优势。
民族宗教论文 民族的论文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深度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呈积累爆发之势。其中，因民族或宗教因素导致的各类矛盾和冲突快速增加，严重影响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发展稳定。当前我国民族宗教问题不断凸现，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结果，也是受到20世纪末以来国际局势深刻演变的影响，其背后形成机制异常复杂，准确分析和把握其产生的深层根源，是我们实现有效民族宗教治理的前提。本文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对当前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凸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若干治理思路。
一、民族宗教问题凸现的国际诱因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内问题都已深深嵌入国际背景之中。当前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凸现，很大程度上正是20世纪末以来国际局势深刻演变对我国影响的体现。
(一)20世纪末以来族裔民族主义在全球的高涨与扩散
霍布斯鲍姆曾根据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脉络，将其分为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两种类型[1]。简言之，公民民族主义指由一国公民组成之共同体即为民族，族裔民族主义则从特定的民族性出发定义民族。从共同体维系角度看，公民民族主义企图将一国公民等同为一个民族，来实现国家的文化凝聚力和整合，而族裔民族主义则支持特定族裔独立权利的要求，结果是对多族裔政治共同体产生着致命的解构。从19世纪后期族裔民族主义代替公民民族主义并扩散全球开始，现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数波剧烈的以族裔为边界的分化与重构。一战结束使曾经主宰欧洲统治权的王朝时代以向民族归化的形式划下句话，二战结束引发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20世纪末苏联解体，引发了最新一波族裔民族主义大潮，世界格局发生深刻转型，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瞬间为分散于全球的族裔身份冲突所代替，几乎所有国家的执政精英都强调其民族身份来寻求合法性，而亚文化群体的精英人物们也企图通过寻求自己的民族身份来达成政治目的。族裔民族主义扩散导致的世界碎片化与快速推进的全球一体化形成诡异互动，所有国家和人民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人们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呈现出地方化、族群化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一分子和多族裔国家，无法超脱于族裔民族主义的全球扩散。族裔民族主义的全球扩散使国内部分少数民族精英，包括一般民族群众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民族意识有不断强化现象，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以及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产生了潜在冲击。
(二)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扩散
“到20世纪末，宗教的复兴已相当广泛，使得那些原以为历史在自己一边的世俗主义者感到惊恐。”[2]其中，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成为自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宗教极端主义历史久远，但在冷战背景下，其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对峙所掩盖和压制，随着苏东剧变和两极格局结束，宗教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被释放并迅速壮大，一些宗教极端力量成功执掌了西亚和中东部分地区和国家的政权。2001年“9•11”事件在新世纪头一年以血腥的场面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冷战时代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严重威胁。自“9•11”开始，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利比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用军事强力实现了这些国家的所谓民主化进程。但现实却正在远离人们的期望，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在日益沦为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练兵场。更为严重的是，今天宗教极端主义已不仅仅限于中亚地区，搭乘全球化便车，宗教极端主义已经迅速地渗透到世界上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和民众中间。中国作为中西亚国家的近邻，首当其冲，特别是新疆作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群众集中聚居的地区，成为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宗教渗透的重要目标，有学者研究明确指出：“民族和宗教是中亚对新疆发生影响的两个重要因素”[3]。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对新疆地区的渗透恶化了新疆地区基层宗教社会生态，特别是宗教极端势力怀着险恶目的，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混淆在一起，企图蛊惑信教少数民族群众对汉族群众的不信任，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仇恨，并强迫引诱部分教民制造暴力恐怖活动，严重威胁到新疆地区政治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而且，这些发生在新疆等部分民族地区的暴力恐怖事件，通过大众传媒，被投放到全国民众面前，潜在地刺激着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危险民族情绪的发生，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民族宗教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关系体系演变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为“三股势力”提供了生存夹缝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是当前煽动我国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力量，而20世纪末以来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为三股势力提供了生存夹缝。冷战结束造成国际关系体系的深刻重组，“一超多强”新型世界格局逐渐形成，国际关系格局出现多元化、复杂化趋势[4]。其中，美国作为唯一超级世界大国，企图主导国际格局，称霸世界的野心不断膨胀。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飞速提升，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力量。虽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但近年来，由西方势力炮制的“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却不断甚嚣尘上，为西方国家达到遏制中国，维护其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既得利益之借口。地缘政治，即通过培植反华势力，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重要途径。“三股势力”正是利用这种国际体系演变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中亚、中印边界等地区，建立据点，发展势力，从事分裂中国、挑拨国内民族宗教冲突，对中国发动宗教渗透和暴力恐怖袭击等罪恶活动。西方国家为了达到其遏制中国的目的，对“三股势力”有意放纵或暗自支持，在某些西方国家内，一些分裂中国的组织、人员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甚至被标榜为民权斗士，大受追捧。西方势力的支持和地缘政治的复杂化，使中国政府反对“三股势力”的斗争困难重重，严重影响到对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治理。
二、民族宗教问题不断凸现的国内根由
从国内视角看，当前民族宗教问题不断凸现其根源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全面转型，社会转型对我国民族宗教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造成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问题日益突出。
(一)社会身份结构转型与民族宗教身份的复兴
社会身份结构是一个社会对其成员群体结构的划分，身份结构对内意味着某个群体成员对本群体存在的认知与认同，对外则意味着该群体在整个社会价值分配序列中的资格与地位。社会身份结构具有多层次特征，基础身份结构则是社会成员身份划分的最重要依据，决定着社会其他身份的形成和维持。改革开放前，阶级是社会身份划分的基础标准，根据阶级归属，整个社会被分为“人民―敌人”二元身份结构。虽然在阶级身份之外存在着职业、性别，包括民族、宗教等各种次级社会身份，但这些次级身份类别都被整合到阶级身份结构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首先以符合阶级身份规则为标准，其他所有亚身份认同、行为规范，包括各类亚身份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都服从于阶级身份要求，为阶级身份所消解。随着改革开放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领域、经济领域不断走向成熟，社会身份结构也打破了过去以阶级身份统摄一切的时代，各类文化、社会、经济身份纷纷兴起，整个社会经历了一个身份释放的大潮。正是在这一大潮中，民族宗教身份因其独特的文化心理吸引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成为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在新的社会结构内寻求归属感和价值认同的重要符号象征。另一方面，身份结构的深刻重组也意味着不再像过去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身份逻辑来统摄整个身份体系，因此，身份间差异、竞争、冲突也应时而生，并不断强化人们对新身份的选择与认同，民族、宗教身份亦然。结果是不同民族身份、宗教信仰之间，因宗教、族群差异导致的身份区隔和相互否定、排斥、歧视、敌对等“心理暴力”[5]也越来越明显，这是当前民族宗教问题不断凸现的社会心理根源。
(二)市场经济、利益竞争与民族宗教意识的激发和族际信任危机
除身份结构变化外，因市场经济造成的利益竞争、贫富差距也是民族宗教问题凸现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和利益竞争在解构人们传统的政治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不断建构新的社会联系，即人们根据环境条件，重组经济社会资源，结成新的行动团体，以此方式寻求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提高利益分配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大多数汉族地区，这种社会政治关系重组形式多样，如近年来南方宗族的复兴就是典型的一种体现，而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意识激发却是最普遍现象。受历史、现实和国家发展战略等因素影响，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群众，西部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呈日益突出趋势。一方面，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使一种相对剥夺心理在少数民族中不断漫延积累;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也急切想在新的社会利益分配中改善自身的不利地位。两方面因素使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意识、宗教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试图通过民族宗教群体力量来提高自身在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影响力，民族、宗教共同体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利益分配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民族宗教意识强化是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自然引起的，但民族宗教意识的强化客观上又增加了民族宗教矛盾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力，消耗族际信任资源，一旦政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民族宗教关系紧张。
(三)改革中出现和积累的其他社会矛盾与民族宗教因素的结合
当前民族宗教问题凸现，既是民族宗教领域本身的变化所致，也有因改革所形成和积累的其他社会矛盾与民族宗教因素结合所产生的。改革开放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国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是世界少有的。改革一方面为努力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不断创造条件，同时，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剧烈调整，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区、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官民矛盾、干群矛盾、官商矛盾、劳资矛盾、地域冲突、人与自然环境矛盾等也在快速积累爆发。在民族地区，这些一般性社会矛盾与冲突在民族宗教等因素的介入后，特别是受到某些敌对势力、分裂分子的歪曲挑拨后，很容易成为引发民族、宗教问题的导火索。如官民矛盾、干群矛盾，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歪曲成以汉族为主的国家政权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冲击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如劳资矛盾，就业竞争被看成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剥夺和对就业机会的侵占;如地区贫富差距被说成是以汉族为主的东部地区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的资源掠夺;如人与自然环境矛盾被说成是以汉族地区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对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恶果;还有现代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如宣扬色情、暴力、过度消费、享乐及极端个人主义等，被过度夸大，并因此将现代化和现代生活方式视为对少数民族传统价值信念和宗教信仰的亵渎，等等。虽然这些说法都远离事实，但却为部分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因在社会转型中遭到冲击而造成的失落和不满情绪的发泄提供了一个最简单，却最有迷惑性的对象。这种一般社会矛盾在民族地区与民族宗教因素结合后产生的畸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凸现的一个深层原因所在。
三、对当前民族宗教问题不断凸现的治理思路
当前民族宗教问题不断凸现已经影响到我国政治社会稳定及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并对国家安全产生着潜在冲击。要有效遏制当前民族宗教问题多发高发态势，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宗教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的高度自信，不断完善现有民族宗教问题治理结构，科学规划顶层设计，重视吸取基层经验，形成合理高效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一)正确认识民族宗教问题发生，防止观念误区
当前民族宗教问题不断凸现，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民族宗教问题上，其结果是造成从政府到社会、从学者至普通群众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和讨论民族宗教问题，并形成了一些影响甚广的看法和意见。这些看法和意见正在形成社会认识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舆论场，影响着政府和社会的治理行为。当前，有三种错误认识急需清理。一种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受“一票否决”等高压维稳机制影响以及民族宗教因素在社会稳定中的敏感地位，这种思想在许多民族地区政府官员身上体现最明显，造成民族地区政府官员对任何民族宗教问题都过度敏感，面对问题，往往出现或惊慌失措，或上纲上线，或失误刺激等不当应对方式，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多的可能是导致矛盾激化。另一种是大汉族主义情绪。部分汉族群众，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和学者，面对少数民族日益高涨的民族宗教意识，自身身份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并出现某些本质上是大汉族主义的不良民族情绪，如对国家民族宗教政策认识不正确，对民族照顾政策不理解等，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还有一种是大而化之，放任自流，认为民族宗教问题只存在于极少数人身上，不影响社会发展大局，低估了民族宗教问题对社会稳定发展的潜在危害。事实上，如前两部分分析的，当前民族宗教问题不断凸现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既有长期性，也有阶段性;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必然性在于其发生是国内社会全面转型和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偶然性在于中国现实的地缘政治形势和民族宗教分布，如当前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因其处于乱局之中的毗邻中西亚地区。长期性在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漫长过程，任何期望以“短、平、快”方式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阶段性在于民族宗教问题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呈现不同特点;一般性在于民族宗教问题多发高发是当前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发生的普遍现象，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发生离不开这一宏观背景;特殊性在于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产生于中国国情之下，具有自身的特点。只有从观念上认清当前民族宗教问题凸现现象以上诸特征，才能对问题冷静应对、客观分析、有效解决。
(二)完善民族宗教治理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根本议题，其立意正在于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当前因国内外环境发生广泛深刻变化造成的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困难和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本身就是这些挑战的一部分。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包括推进民族宗教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笔者所见，国家治理体系其实质是以国家制度体系为中轴所建构的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秩序，因此，其关键在于明确国家制度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结构、调整政策实践并规范主体行为。民族宗教问题治理体系完善也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1.明确制度取向。制度取向指制度的价值指向和目标追求。当代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其价值取向非常明确，一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稳定，二是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虽然随着时代变迁，我国民族问题所发生的社会条件在不断变化，但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没有变，因此，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其价值取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稳定不能变。在宗教领域，我国实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宪法》规定了我们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但同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是执政党和人民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宗教力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前提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宪法》和国家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完善民族宗教治理体系，必须始终贯彻上述基本原则，明确制度取向，如此，才能保证民族宗教治理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坚持正确的方向。
2.完善制度结构。经过60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构建起了一套包括《宪法》的相关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规的较为系统完善的民族法律体系，为民族问题治理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从总体来看，我国的民族法律体系，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和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制度设计在根本上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同时，这套法律体系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全面转型，使我国民族问题治理处在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条件之下，因此，也需要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对其进行完善和发展。一是在《宪法》基本原则之下，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进一步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及其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对接，提高民族法制体系的系统化;二是进一步完善国家制度结构，特别是推进党政关系规范化和国家结构形式的合理化，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运行提供法律所赋予的制度空间，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利和利益诉求。在宗教治理领域，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宗教管理制度，在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增强人大、政协对宗教力量的引导吸纳能力，特别是要强化基层政权的制度化建设，防止宗教力量影响基层政治运行。
3.调整政策实践。相比较制度的稳定性，政策更具灵活和动态的特征优势。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新时代，部分民族宗教政策根据时代要求进行相应调整实属必然。首先，要对已有的民族政策实践及其社会绩效进行系统、客观的实证研究，围绕政策目标对政策实践进行科学评估，为政策完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其次，根据社会身份结构转型与民族宗教意识日益高涨的现实，民族政策在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之上，适当强化民族政策的国家主义取向，特别是要强化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培育和中华民族国族身份培育;再次，民族政策要加强对民族意识特别是不良民族主义情绪的调控，即针对当前部分民众中不断增强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和少数民族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民族政策要及时快速的做出反应。在宗教管理方面，当前政策实践存在政策“越位”“缺位”两种问题，在基层尤其明显。因此，政策调整一方面要不断规范地方政府对宗教组织和活动的管理，不过度干预，严格实行依法管理;另一方面，对当前部分地区基层宗教传播，特别是一些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保持高度政策敏感，不能放任自流，对破坏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宗教传播，政府需积极作为，有力出击，遏制不良宗教势力对基层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
4.规范主体行为。主要指实现主体行为的法治化和理性化。首先，在民族宗教事务治理中，不管是参与治理的政府部门，民族宗教界精英和代表人物，还是普通信教群众和少数民族群众，在具体行动中，应以《宪法》和其他国家法律法规为根本依据和标准规范自身行为。政府部门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时，必须秉持法治思维，坚守法治原则，维护法律尊严，严格按照国家法律相关规定解决问题，防止因涉及民族宗教而将问题特殊化、政治化处理等行为。民族宗教界精英和代表人物在参与民族宗教事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自觉以法律法规来规范自身行为，坚定立场，与一切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不法民族宗教活动积极斗争。普通信教群众和少数民族群众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法律意识，做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其次，实现主体行为的理性化。当前民族宗教身份复兴伴随着一些狭隘民族主义、宗教排斥等不良情绪和意识，理性化指要实现用理智代替情绪，用法律规范宗教。具体指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宗教排外意识，通过理性沟通来破除民族宗教身份隔阂，培育相互宽容、尊重和理解的社会观念，巩固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心理基础。此外，全球化是当前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任何社会在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需要面对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冲击与影响。面对国际因素对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我国自身的民族宗教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苦练“内功”，有效吸收和化解外部因素对我国民族宗教问题治理的干扰;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积极的外交战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和改善大国关系，化解地缘政治冲突，为解决国内民族宗教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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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地域广阔，区内聚居着40多个少数民族，经过千百年历史变迁交融形成了现阶段衣、食、住、行和礼仪、节庆等丰富多彩且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体育活动。西北地区作为多种宗教汇聚地，在其体育活动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宗教无疑成为影响当地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以民族体育活动和项目的形式被反映出来。在各族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到处渗透着与宗教相关的文化现象，其中图腾崇拜、祭祖崇物等宗教观念影响最深，从文献记载看：西北地区个别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形成已有几个世纪之久，这些体育项目、活动的形成与宗教的传播、发展有直接联系。各族特色的体育活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反映了各族民众在历史潮流、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发展及文化风俗等方面与宗教的相互融合[1]。每当节日或祭祀之时，本民族群众都会无一例外的进行统一化的庆祝或祭奠，那么是什么使各少数民族形成统一庆祝或祭祀共识?又是什么使西北地区成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最为“火热”的地区?本文从民族史学、体育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角度，结合对西北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实际和相关文献资料，对其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的宗教文化进行阐述，以期为西北少数民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宗教文化研究提供借鉴和依据。
1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宗教传入与信仰
西北地区主要包括陕西、甘肃、青海三省及宁夏、新疆两自治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1/3，主要有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受地理、人文环境影响，现阶段西北少数民族在人群分布上形成大杂居、小聚居和相互杂居的特点，就信奉的主要宗教及其分布地域来说：各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相互并存发展，并呈现出多元性、多重性、民族性的基本特点。史料考证，我国的原始宗教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由于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和恐惧，私有制产生后人的命运受社会力量的支配，在双重压迫下人们把现实世界歪曲为超现实超自然的力量，并加以人格化，由此产生了宗教。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信奉的宗教主要为伊斯兰教、佛教、东正教和萨满教。少数民族信奉宗教的历史由来已久，唐宋时期(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约在10世纪初(五代时期)，进入西北地区，其传播活动与伊斯兰教势力在中亚的发展关系密切，主要信奉民族维吾尔族是突厥人游牧部落的一支，建立汗国后接受伊斯兰教，并以武力加以推行，最终在西北确立了伊斯兰教。元代开始，伊斯兰教成为独立宗教信仰，其发展是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而发展，现在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少数民族;在西北地区宗教发展历史上，佛教对西北历史文化的影响最大。目前，佛教是西北地区第二大宗教，至于佛教是何时传入中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佛教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传入中国，汉魏至隋唐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的广泛传播，形成了西域、河西、陇右、关中、陕北、陕南六大佛教文化区。10世纪中叶以后，佛教文化重心久在西域。直至隋唐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关中。宋代后，汉地佛教渐趋衰微，而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河湟流域渐渐兴起，并于蒙元时期日益兴旺繁盛。明清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转移到了河湟地区，奠定了当今西北地区佛教文化的基本格局[2]。现今西北信仰佛教的有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民族;在我国信仰人数最少的东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东正教前身)，系自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及新疆自治区的中俄、中哈边境一线，如新疆的伊宁地区等，我国的东正教徒大多由外国信仰人员在十月革命后流入。1922年，驻北京传教士团在新疆等地设立主教区，这一举动促进了东正教徒在西北地区的聚集，但在西北地区信仰东正教的教徒不多，主要为俄罗斯族。作为资历最古老的萨满教起于原始渔猎时代，是一种民间信仰活动，流传于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操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因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此得名。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民族尚保存该教的信仰，对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各民族对“萨满”称呼不同，本文主要以蒙古语族的达斡尔族为例。历史发展过程中，宗教在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宗教信仰、感情和相适应的宗教理论、教义教规，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人类的各种思想文化，与政治、哲学、法律、文学、建筑、绘画、道德等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包容，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宗教文化，成为世界丰富文化的成份。同样，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宗教的传入极其文化的发展对各部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也有着巨大影响作用。
2西北民族体育活动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西北地区传统体育项目有80多种，其中维吾尔族的达瓦孜，藏族的骑马、射箭，回族的武术，蒙古族的赛马、射箭等项目至今广为流传。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各民族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经不断积淀、由后世沿袭、传承的一种习惯性的体育活动，不单历史文化悠久且开展范围极其普遍。而西北地区作为宗教汇聚地，各民族基本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由于不同教系传入，再加上各民族历史迁移，生存环境与外界的文化不断融合，西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多民族特色的多宗教信仰体系。各民族虽崇拜不同，地区不同，但有着重要的意识导向和行为准则———信仰：即通过一系列教规、礼仪使社会成员形成一种本能性的遵从意识、唤起共同的思想信念。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宗教与体育两大文化因素经过长久融合、相互发展得来的一种体育现象，是我国体育文明中的一块瑰宝。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形成多与自身崇拜的神灵、偶像和民族图腾等因素相关，而在形成的体育项目中也传播、散发着浓重的宗教文化色彩。有许多体育活动本身的内容就是从宗教仪式、活动中演化而成的。体育活动与宗教结合包涵如下三方面：①娱神慰祭所隐含的民族民俗体育成分，即民族群众为神灵与人类和睦，按照自身的性格、想象和好恶设计繁多的仪式活动来取悦神灵。②在特定宗教观念支配下，个人或群体有意识地采用某些特定手段来对本民族身心和活动进行宗教改造。③在宗教节日中，大多宗教仪式是伴随着文体活动而开展的，通过体育活动，化解和预防人们心理失衡而进行“渲泄行为”，体现了活动的宗教性[3]。我们今天看到的民族传统体育反映出更多的是体育活动的属性：即活动具有的健身性、娱乐性、竞技性。但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具有双重的目的性：“娱神又娱人”，既达到了宗教活动的目的，同时仪式的参与者也锻炼了自身身体。所以，西北地区的各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现实中各民族的思想观念、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体育与舞蹈等传统活动，无不印有深刻的宗教烙印，宗教文化已成为西北民族体育活动及民族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了。
3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的宗教文化表达
3.1体育活动中的宗教图腾文化
图腾崇拜随着氏族部落的形成、原始先民创造的一种象征系统，是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来解释、看待周围世界一切现象的结果。一个民族往往有很多种图腾崇拜，但所崇奉的动物、植物则与这一民族生产、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一般是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崇拜特征。哈萨克族人以猫头鹰为神鸟，把猫头鹰羽毛看成是吉祥和如意的象征，常常在帽顶上缀上一簇猫头鹰的羽毛，并且在很多日常装饰上都有猫头鹰的图案。同时，狼在哈萨克民族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整个民族将狼作为崇拜对象[4]。民间至今流传着一则关于狼图腾崇拜的神话，汉文史料中《北史》卷九十九，以及《周书》卷五十《突厥传》中就有突厥的祖先系狼所生的记载，如：“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当哈萨克族人们在传统节日上或喜庆丰收、婚丧嫁娶日时，哈萨克族传统体育舞蹈中就体现了哈萨克族的图腾宗教文化。在表演和比赛中很多舞蹈动作和比赛项目都用来祭祀或者来源于所崇拜的动物，场地周围飘扬的旗帜上挂满印有特殊的图腾图案。哈萨克族对狼的崇拜深刻，一方面源于对祖先的敬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哈萨克族人的协作和团结，团结才是哈萨克族不断发展壮大、战胜困难的根本，对狼凶悍、团结精神的狼图腾崇拜是哈萨克人观念中力的象征，更是一种现实反映，使人们相信它会协助人们战胜困难，获得新的、更强的力量。透过哈萨克民族传统活动使哈萨克宗教文化有了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也使得经典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能够很好地保持和流传。
3.2体育活动中的宗教“圣数”文化
世界上的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圣数”，其起源于人类对现象的一种认识和崇拜，将其神圣化为一种宗教观念，并表现于日常生活的仪式活动中。因此，“圣数”崇拜与宗教都有着一定的联系。俄罗斯族是移民的后裔，18世纪初从沙皇俄国迁来的，由于俄罗斯族信奉东正教，所以俄罗斯族人忌讳“星期五”和“13”这两个数字，原因出自宗教因素。据《圣经》记载：耶稣曾召12门徒，传教于犹太各地，后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被捕送交罗马帝国，于星期五被钉死于十字架。此后，信仰基督教的民族都以这两个数字和日子为忌讳。俄罗斯人请客和结婚时都要避开每月的13日，一般也不在星期五举行较有纪念意义的活动。俄罗斯族人过“复活节”是在每年3月底或4月初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其亦来源于宗教，《圣经》记载：基督教创始人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后，3日后又复活，最后这一天就被称为“复活日”。节日期间，男女老少身着节日服装齐聚于教堂门前。随着教堂门敞开，神甫大喊“耶稣复活了”，大家齐声高喊“耶稣复活了”，并互相拥抱、亲吻、交换彩蛋。宗教仪式结束后，大家在手风琴的伴奏下跳起欢快的舞蹈，气氛十分热烈。圣诞节是俄罗斯族另一民族节日，据基督教所说，这一天为耶稣诞生之日，于每年12月25日举行。届时，俄罗斯族人要于圣诞节前夜，举行进餐的仪式。节日的仪式和活动中心内容是人们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幸福，并互相拜访赠送礼物。饮宴之余，人们还要举行室外聚会，能歌善舞的青年人拉起手风琴，弹起三角琴和吉它，唱着悠扬的俄罗斯民歌，跳起节奏强烈的踢踏舞。男女老幼齐登场，聚会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5]。无论是复活节还是圣诞节，其庆祝活动本质意图和形式都和宗教有直接的关联，在“圣数”背后不光有俄罗斯族对耶稣和东正教的信仰，同时期间的传统体育活动也是对宗教文化的一种弘扬和展示。而西北少数民族中有宗教“圣数”的不仅是俄罗斯族，如信奉佛教的民族大多对“千”“兆”等数字进行崇拜。
3.3体育活动中的自然宗教文化
原始人认为自然存在现象表现出生命、意志、情感、灵性和奇特能力，因此对之敬拜和求告，希望获其消灾降福和佑护。反映出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丰产富足的实际需要。信奉自然的裕固族主要分布于甘肃，为回鹘人的后裔裕固族人的宗教信仰中仍然包含有很大比例的原始萨满教成分。萨满教在汉文史料中，关于古突厥人和古回鹘人的宗教信仰中有一共同的特点是对天的崇拜。“天”在古突厥人和古回鹘人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和强大威力，裕固族称“天”为“汗点格尔”。每年6月6日要举行盛大的敬奉仪式，届时僧俗民众会聚一堂，诵经祈福，裕固族认为“汗点格尔”能使他们避免邪恶，保一年太平。日、月、山、火在裕固族人民心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这种自然崇拜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崇拜。风雨雷电、山川河流也是裕固族自然崇拜的一部分，凡山、河都有神，故人在山顶用石头垒成馒头形插上木棍，拴上各色羊毛，称为“鄂博”，敖包被认为是山神所在地[6]。在每年正月还会举行的祭“汗腾格尔”(祭天)仪式的巫术活动。裕固族体育活动随宗教仪式开始而开展，活动主要由“巫师”进行掌管，祭鄂博由各部落自己选定，在鄂博四周扎起白帐篷，请来喇嘛念经，并通知祭鄂博的时间。祭鄂博一般选高山顶上，地方选好后上挂玛尼旗，鄂博有公祭、户祭和个人祭祀之分。在祭祀过程中伴有相应的传统体育活动，主要项目有摔跤、赛马等体育活动，摔跤既是力量的角逐，又是技巧、智慧和毅力的较量，三次中赢两次以上为胜，胜者会被牧民视为好汉子，受到特别的赞誉。赛马分赛走马和奔赛马两项，赛马获胜者要披红挂彩，还要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通过裕固族对鄂博和天的祭祀可以看出裕固族人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对实际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以后恢复的主要是祭鄂博仪式，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将这类活动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使原来的祭鄂博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越来越具有现代民族文化传播意义。
3.4体育活动中的宗教祖先文化
土家族是古老而新兴的民族，作为是古代“賨人”的后裔，土家族人认为是“祖先”处处关照子孙，因此对祖先十分崇拜，称之为祖先神。祖先神多数具有原始社会的风貌，在土家族地区有不少类似白虎山、白虎堂等带有白虎二字的地名，这是土家族祖先宗教的反映。在土家族传说中白虎有两种，一种叫“行堂白虎”，凶恶无比，是要“赶”的;另一种“坐堂白虎”，威风凛凛，是要“敬”的。“敬”白虎和“赶”白虎，是根据古代遗留的传说形成的。土家族自称是“白虎之后”。相传远古的时候，土家族的祖先巴务相被推为五姓部落的酋领，称为“廪君”。廪君率领部落成员行至盐阳，杀死凶残的盐水神女，人民安居乐业，自然深受人们的爱戴。后来廪君逝世，他的灵魂化为白虎升天，从此土家族便以白虎为祖神，时时处处不忘敬奉。每家常年供奉一只木雕的白虎，结婚时，男方正堂大方桌上要铺虎毯，象征祭祀虎祖。孩穿虎头鞋，戴虎头帽，盖“猫脚”花衾被;门顶雕白虎、门环铸虎头。其意用虎的雄见来驱恶镇邪[7]。土家族最著名的体育活动是“毛古斯”舞。毛古斯土语为“拔步长”，是老公公的意思。它来源于土家族祖先开拓荒野、捕鱼狩猎等创世业迹，逢年过节都要跳这种古老的舞蹈。跳演“毛古斯”，需十五六人组成，为首的祖辈叫“拔步长”，其他的是小辈儿孙，这样就组合成一个家庭。“毛古斯”舞从动作、形式都相当自由，可歌可舞，大致以土家族的历史、渔猎、婚姻、工作等为内容，是融歌、舞、话为一体的原始祭租舞蹈。不过，土家族的“毛古斯”舞与其他民族有很大的差别，引起国内外戏剧舞蹈家的关注，被称为古老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土家族民众通过传统体育舞蹈舞来表达了一种对祖先信仰、怀念之情。
3.5体育活动中的宗教器物文化
历代传世的民俗器物，不仅只是物质性的东西，而且也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象征，属于神秘、崇拜体系中的“法宝”，并形成一定的风俗习惯[8]。蒙古族是主要分布于东亚地区的一个传统游牧民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北方草原民族也把祭祀看作国家大事，祭祀同样是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大事。从远古岩画中反映的聚会祭祀，到蒙古族的那达慕祭敖包，只要聚会必有祭祀，只要祭祀又必有敖包。祭祀早已成为草原民族各种聚会活动的重要内容。蒙古人认为敖包是众多神灵的化身，为了求得神灵保护，经常举行祭祀敖包活动。祭敖包过程中，献上牺牲讨好神灵，献上歌舞、开展“男儿三项”竞技愉悦神灵都很重要。这样，那达慕的活动内容就与祭敖包活动相声相伴、难分彼此了。后来，时代的变迁、生活的进步，逐渐冲淡了敖包祭祀色彩，但那达慕大会一直是蒙古族人民传统节日，在每年七、八月黄金季节举行。那达慕蒙语是“娱乐”的意思，是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那达慕大会期间要进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喇嘛们要焚香点灯，念经颂佛，祈求神灵保佑，消灾消难[9]。现在，那达慕大会的内容主要有摔跤、赛马、射箭、套马等民族传统项目，此外，那达慕大会上还有武术、马球、乘马技巧运动等精彩表演。祭敖包是将社区成员从日常的生活中带入到一个仪式化的非日常的场域中，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敖包那达慕的神圣性有所减弱，其娱乐性得到扩展，节日化特征更加明显。由于各种名目的敖包其祭祀日期各有不同，到了五月，就进入了敖包祭祀节日簇，不仅是当地居民选择休假的最佳季节、也是外国游客最集中的季节。现阶段的那达慕是传统体育项目和现代文明交织的重要途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经贸洽谈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兼具规模大、内容多、特色浓、国际化程度高等特点。
3.6体育活动中的宗教神、鬼文化
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在事物面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于是便把各种现象神化或者妖魔化，虔诚敬拜。最早的神形象是龙。所谓神崇拜阶段，即把龙当作神来崇拜。达斡尔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少数居住在新疆，主要信奉萨满教，主持宗教活动的巫师通常被称作“雅达干”。信教的人们相信，“雅德干是神的代言人和人的保护者，他们具有特殊品格和神奇本领，能够通神，为族众求神驱鬼、占卜祭祀及消灾祈福。”“雅达干”不脱离生产，有事则替人跳神治病，主持宗教礼仪和祭祀活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组织，始终保持着自然宗教原始古朴的特征。在达斡尔人中“雅达干”巫师领有氏族神，有法衣和神鼓等宗教用具，当疾病、家宅不安宁等事发生时，便负责“转达”神灵的帮助。耍火把是达翰尔族祭祀的主要活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天黑时，村寨青少年就燃起火把，跑出山庄、满山遍野奔路，要跑遍山头地垄。此间，只有一排排长龙似的火把，没有唱歌跳舞的聚会场面，老人们以火把的火光颜色预卜年成的丰歉，认为火色越红，预示当年收成越好[10]。而与“驱鬼”相关的传统体育活动中，维吾尔族的“达瓦孜”最为著名，“达瓦孜”一词，是借用波斯语，据史料记载，“达瓦孜”源于两千多年前的西域，汉代传入中原。这种活动形式流传于世来自一个传说：古时候，维吾尔人民居住的地方出现一个妖魔，它呼风唤雨，残害百姓，黎民叫苦不迭。这时，有一位英武少年，见义勇为，他在平地竖起一根30m高的木杆，用一根长约60m的绳索从木杆顶端连结地面，然后踩绳而上，与妖魔搏斗，终于将其杀死，为百姓除了大害。从此，高空走绳就流传并发展起来。“达瓦孜”表演多在喜庆节日期间举行，高空走绳看起来惊心动魄，兼有体育和杂技的双重特点。它的表演场地独特有趣，在新疆民族鼓乐的伴奏下，踏着轻快的步伐，直通木杆的顶端，还要做踩碟、走绳等惊险动作，表演惊险动人，也表现出维族人的刚正、勇敢[11]。
3.7体育活动中的宗教义行文化
回族是我国分布最为广泛的少数民族，发展历史较为久远。公元7世纪左右，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开始在中国定居，并且在蒙古军队西征后开始流入西域，不断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回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基本信条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中国穆斯林坚持“认主独一”的基本信念和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和信前定的六大信条，所以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并不像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祭祀和崇拜神鬼，不过在回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中仍然能看到宗教文化色彩的存在，表现形式多与义行相关。伊斯兰教义规定穆斯林都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远离恶行，所以西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在农闲或者空余时间的娱乐自然以不违背教义又有充分娱乐价值的项目为主，所以简单易行、强健身体、陶冶情操等宜于社会和个人信仰的项目自然成了人们的选择之一。影响信仰守则的项目则不被接受，回族体育项目有着地方性特征，凡是流行的体育项目，当地回族人必定普遍参与，例如武术和方棋则被回族接受和传承[12]。回族人在清朝形成了明显的尚武精神，并且有着浓厚本民族体育特点和文化特色，回族人民把习武作为圣行来尊崇，以至于武术界知名人士号召把各族武术人士对此进行效仿，以求身体健康、远离不义，同时，回族人更加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这对我国武术运动传承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方棋，是回族人群中另一喜好活动，其规则简单，容易入门，却又变化丰富，博大精深，是特色的智力竞技项目，也是西北各省区体育运动会和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被新疆和宁夏两地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方棋的开发智力、娱乐群众还是武术运动的强身健体、培养品德，其发展和传播与回族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都彰显着回族人的坚定信仰及对伊斯兰教的深度认可。
4结语
通过对西北地区个别代表性少数民族体育活动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得知：现阶段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文娱价值逐渐增强，其影响不断扩大，发展特色旅游、特色体验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了民众日常生活水平。但随着少数民族聚集区日益“现代化、完善化”，一些原有价值观念出现混乱，蕴含了深刻宗教内涵文化的传统活动逐渐淡化，退去了原有色彩和含义。不过少数民族遵循自然，崇拜自然，敬畏生灵的原始宗教观念至今值得我们遵从，从宗教的视角剖析民族传统体育，能够从深层次理解民族传统体育存在的价值，而在享受传统体育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价值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其宗教精神价值揭示出的宗教文化在规范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尽管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神圣光芒在逐渐消退，但并不是各族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毁灭，它只是在历史发展中做出了相应的形态变化。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蕴涵的宗教文化是通过人们世世代代加以维持发展来的，因此，注重保护传统体育活动、对加快传统项目发展及宗教文化传播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