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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饶漱石对粟裕评价颇低]饶漱石与粟裕——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最佳搭档
饶漱石与粟裕——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最佳搭档
蔡洪堂
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中的一支劲旅。为全国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其兵力仅次于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历史上每个野战军又有个通俗的称呼四野称林（彪）罗（荣桓）大军。二野称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三野称饶（漱石）陈（毅）大军。或饶（漱石）粟（裕）大军。一般来说都是军事主官司令员的姓放在前面。政委的姓在后面。唯独三野特殊，政委的姓放在前面，司令员的姓放在后面。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饶漱石在1953年就被打倒了。饶漱石在三野的功绩全被抹煞，饶陈大军变成了陈（毅）粟（裕）大军。作为华东军区政委、第三野战军政委的饶漱石一度无人知晓。
好在历史终归是历史，如今在一些描写解放战争中的故事书籍中，终于出现了“饶陈粟大军”之类的称呼。饶漱石在山东指挥军民坚持斗争，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所发挥的作用也都有文披露。
现在的人们，大都只知道陈毅与粟裕的关系密切，搭配得当。但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事实上，饶漱石与粟裕才是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最佳搭档。主要有以下几点可以体现：
一、三年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华野，和粟裕在一起的时间只有11个半月，而饶漱石和粟裕则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据郭化若将军回忆，三年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华野（三野）。据陈成岭《粟裕评传》披露陈毅在华野的时间与华野的关系为：1947年1月至7日，稳定期，这7个月，陈毅一直在华野。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动荡期，这9个月，陈毅基本不在华野。1948年6月至12月，陈毅已到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只是在粟裕的要求下，名义上保留了司令员职务。1949年1月—1950年7月，回到华东，但没有回到三野系统。从1948年6月陈毅到中野任职后，作为华野的领导机关华东军区军事政治均由饶一人负责。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陈、粟在一起的时间只有11个半月。而饶漱石和粟裕则大部分时间在一起。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是名符其实的搭档关系。他们共同处理军机大事。配合得十分默契，饶漱石赏识粟裕的军事才干，放手让粟裕全权指挥。粟裕又非常敬重饶漱石。事事向饶漱石请示。他们才是华野（三野）的实际最佳搭档。
二、饶漱石在华东局及华东野战军内威信较高，陈毅则因军事上的失利较多而威信下降。粟裕因饶漱石的支持而成为一代名将。
饶漱石组织能力强，理论水平高，在党内是出了名的。加上克己守法，以身作则，赢得了党内外、军内外人士的敬重。就连老资格的康生，和在山东有“土霸王”之称的黎玉都服他。而陈毅则由于军事上的连连失利而威信下降，不少华野的将军，如宋时轮、许世友等人都不服他，甚至敢和他公开叫板。粟裕当时只是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在党内的地位则更低，而饶漱石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内都是粟裕的直接领导，没有饶漱石的有力支持，粟裕是难成气候的，可以说，是饶漱石的有力支持，成就了一代名将粟裕。
三、饶漱石十分赏识粟裕的军事才干，在重大军事行动上，两人一拍即合，而陈毅同粟裕在一些重大军事行动上往往有重大分歧。
饶漱石十分赏识粟裕的军事才干，多次表扬粟裕，在华中野战军同山东野战军合并时，曾几次对粟裕说：“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负主要责任。”在“七月分兵失利”及是否“渡江南进”、是否留在江北捕捉战机，及淮海决战方面。饶漱石和粟裕观点一致，一拍即合。而陈毅和粟裕则存在重大分歧。
“七月分兵”失利后，陈毅虽然承担了责任，但他始终认为问题出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上。便让谭震林写信批评粟裕，自己找粟裕彻夜长谈。粟裕虽然尊重陈毅，但始终不肯接受陈毅、谭震林对他的指责。便向华东局和中央军委伸诉，并提出了辞呈。得到了饶漱石和毛泽东的肯定和安慰。陈毅后来也只得认同。
1948年初，毛泽东同陈毅研究商量决定，要粟裕率华野三个兵团渡江南进，待机作战，吸引蒋军主力回江南。但粟裕认为此举并不能达预期目的。他一边积极做过江准备，一边向中央军委陈述留在江北可以捕捉更多的战机，歼灭蒋军。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是要粟裕率军渡江南进。粟裕先后三次去电陈述理由。陈毅当然也要粟裕执行“渡江南进”的作战计划。但他无法说服粟裕，只好陪粟裕到西柏坡当面向毛泽东陈说。毛泽东最终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但毛泽东却不能原谅粟裕三次抗旨不进。便在1948年10月30日（距淮海战役发起只有7天时间）给饶漱石发了一份电报。批评华野前委书记粟裕，“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态，落后于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与结果电告为盼。”
饶漱石收到电报后，及时找粟裕谈话，建议他给毛泽东写个检讨报告。粟裕同意了，在淮海战役前上交了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可以说在这么大的问题上，如果没有饶漱石从中斡旋，单靠粟裕本人是很难摆平此事的。
淮海战役实际上饶漱石、粟裕等人策划组织，由粟裕具体指挥的。在淮海战役前夕，从1948年10月12日至28日，饶漱石与粟裕、谭震林等人多次研究、讨论淮海战役的军事部署。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央军委及华东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当时邓小平、陈毅等人正在组织郑州战役。对淮海战役并无多少考虑，对淮海战役甚至缺少认识，颇有微词。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刘、邓、陈三人均不在淮海战场。在这里的指挥只有饶漱石、粟裕、谭震林。
四、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合并成立华野后，陈毅就失去了战役指挥权。饶、粟成为华野的实际掌权人。
1947年1月下旬，为便于作战指挥及今后战役的发展，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组织华东野战军。陈毅虽然仍担任司令员，但毛泽东两度明确电示：两军会合后，“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商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在正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战役指挥权，不仅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唯一的，在古今中外的军史，战史上也是罕见的。陈毅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一个失去战役指挥权的司令员有什么事可做？陈毅后在华野的主要工作基本上就是到各地方局联系解决部队供给问题，成了华野的大后勤部长。前面说到陈毅在华野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因此，饶漱石、粟裕成了华野的实际掌权人。历史小说《兴华演义》写到华野部队参战一般都称饶、粟大军。如在上海战役中有“饶漱石指挥三野十个军的兵力全线反攻，刘义昌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率部在战场起义。”“在饶漱石和粟裕的指挥下，宋时轮，叶飞两兵团挥兵南下，数十万大军军锋所指，横扫千军如卷席，可怜汤恩伯的数十万大军，竟成了惊弓之鸟，那国军与解放军一接触，仗还未打就溃退，叶飞趁机发起福建战役，一战下来，歼敌四万余人，福州解放，叶飞乘势指挥，攻占同安、彰州、泉州诸城，整个东南成了解放军的天下。饶、粟、谭大军暂告一段落”。“饶、粟大军”的称呼终于回到了人间，饶漱石的历史功绩永载史册。
(2) [饶漱石对粟裕评价颇低]关于粟裕的评价
毛泽东主席多次对粟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是远远超过“1955年评元帅衔”还要重要。恰恰使得“1955年评衔”的意义，大失所望。毛泽东自己说“帅、將、校、尉，统统不要。”
刘伯承对粟裕的评价：粟裕是我军之中最会打仗的将军。
林彪评价粟裕：粟裕尽打神仙仗。可以把粟裕打仗的经验，传给我们，让我们也学习、学习。林彪也曾当面夸过粟裕：军中最会打仗的就算你和我了。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联盟，有人在分组会上对粟裕进行过火的和不符事实的批判，企图把粟裕向饶漱石线上挂，而粟裕还毫无察觉。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有人将粟裕往饶漱石身上靠。是刘伯承保护了粟裕。”
1955年3月21－31日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期间进行分组批判，搞人人“过关”。
饶漱石曾长期是华东局书记与一把手，因此华东组成为重要批判阵地。过去在华东局工作，与饶漱石同事的重量级人物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以及曾短期在华东局任职的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出席会议。
批饶漱石的时候，议题却突然转向。邓小平、陈毅说起战争年代饶漱石提出的“以粟代陈”，“赶走”陈毅一事，以及饶粟关系“密切”的问题，并“严厉”地予以批判。
粟裕很不敏感，只轻描淡写地做了一些解释。
随后，他起身上洗手间。在座的刘伯承稍等一会，也跟随出来。
在洗手间，刘伯承轻声对粟裕说，你太不敏感了，他们是要把你往饶漱石身上靠。
粟裕这才如梦初醒。
回到会议室后，刘伯承做了发言，站在公正的角度，解释了粟裕与饶漱石的工作关系，替粟裕进行了开脱。
全国代表会议结束第二天的4月1日，陈毅又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继续就“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进行集体“帮助”和“批评”。
有了刘伯承的提醒，粟裕在检讨中只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对饶漱石“缺乏应有的警惕”。
因为有刘伯承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对粟裕也依然十分器重，粟裕终于侥幸“过关”，没有成为“高饶联盟”中的一员，
1958年批判刘伯承、粟裕的会议上，林彪就曾这样说：不会打仗的，批判会打仗的。这样会议没意思，下次不来了。
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都是批判粟裕的急先锋，实际上，后面还有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粟裕善于指挥兵团作战，对这些山头倾向并不知情，也无意关注这些内部的斗争。即使打了胜仗，也得落得被批判的命运。正如毛主席评价：粟裕在政治斗争中，难以合格。我想就是指的这个含义。
现在回头去看，评衔的问题，大有评功论赏之意。具有风格的，也就可能落选，没有风格的，要看山头和派系。并不是凭借战功？所以，我只是粟粉，对善于大胜仗，大巧仗的粟裕表示我的敬意。对粟裕的为人尤为赞赏。对粟裕是否辞帅没有丝毫兴趣，同样，我对林彪同样怀有敬佩之意，林彪在庐山会议：勇于承担当年写信是自己的事情，与彭德怀无关。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林彪正直的一面，不是虚伪的一面。
(3) [饶漱石对粟裕评价颇低]毛泽东为何唯一一次称饶漱石是“华野全军的政委” ——兼谈毛泽东为何令饶漱石传达对粟裕的一个批评
毛泽东为何唯一一次称饶漱石是“华野全军的政委”
——兼谈毛泽东为何令饶漱石传达对粟裕的一个批评张雄文
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
饶漱石从未担任过华东野战军政委，也未在华东野战军任过具体职务。
1947年1月至2月，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兼任政委；同时，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兼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
军区体制上属于野战军的上一级机构，但二者同属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直接指挥。
关于野战军和军区的关系，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3日给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给予了说明：“关内各解放区均分前后方，前方以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统率野战兵团，后方以甲级军区（又称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统率地方兵团及乙级军区（又称小军区）及军分区，并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而“两者的司令员或政委，依各区情形，有兼的有不兼的”。
中共中央指出了军区的职责：“统率地方兵团及乙级军区（又称小军区）及军分区，并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通俗一点说则是担任后勤服务，负责为野战军输送兵员、粮草等工作，及领导地方部队；野战军则是精锐主力部队，属正规的大规模作战集群，相当于战略集群，系方面军级单位，用于本战略区甚至跨战略区作战。
中共中央同时还规定了军区和野战军的隶属关系：“两者隶属关系，一般的是野战军与军区，均直受军委指挥。”
国共相争最激烈的三年中，所有权威的原始文档及后来的战史记载都表明，饶漱石仅仅以华东局书记身份兼任华东军区政委一职，并未担任过华东野战军政委。华东局书记和军区政委两个职务，虽然是华东野战军的上级，却仅仅体现的是党的领导，而无权指挥其作战，因中央明确规定：军区和野战军“均直受军委指挥”，因而指挥华东野战军作战行动的上一级单位只能是中央军委。
不过，因形势变化，饶漱石也曾以华东局书记的身份，获得了几个月可以直接指挥华野3个纵队的机遇。
1947年7月后，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出击大别山，粟裕和陈毅一道奉毛泽东之令率6个纵队的华野主力部队挺进中原，接替刘邓主力南下后留出的空档。粟裕还建议将留在山东内线的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由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兼任司令员，黎玉为副政委，许世友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
粟裕与陈毅指挥华野主力（即俗称的陈粟大军、外线兵团或西线兵团）开赴中原战场之初，对谭震林、许世友的东兵团也一直通过电报不断实施指挥，但毕竟山水远隔，多有不便。
这一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指令“许谭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他要求陈毅和粟裕专注对西线华野主力的指挥，“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及政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
也就是说，毛泽东安排陈毅和粟裕专心指挥华野主力经营中原，山东内线的东兵团则交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指挥。
因饶漱石属于政工干部，未参加过红军成长时期的军事斗争，不谙军事；中央局与军区一样，依照规定也无权指挥野战军，但陈毅和粟裕率华野总部紧急开赴中原，“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毛泽东只得让饶漱石出马，说“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他乐观地估计“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和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
毛泽东也深知饶漱石从军履历不长，军事指挥更是外行，“学习战争指挥”并非能一蹴而就，因而华野东兵团事实上多由中央军委与他本人直接指挥，许世友与谭震林不久也开始与中央直接电报往来。
1948年7月，粟裕向毛泽东建议曾一度内线与外线分兵作战的华野全军“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指令“由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
随后，粟裕率领挺进中原的华野主力回师山东，同时提请毛泽东批准，将华野苏北兵团北调，与山东兵团（原东兵团）会师，华野全军重新汇合。粟裕是代前委书记、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成为华东野战军全军的实际最高负责人。1948年9月，毛泽东重申：“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饶漱石从此卸下负担，不再直接指挥野战军。不过，他对华野的政工作用发挥不小。 9月27日，毛泽东致电刚从西柏坡回到山东的饶漱石，指令说：“到华野前委后，可帮助工作一个时期。”这个“帮助”，是要求他“帮助粟裕对内部关系加以调整”。他奉毛泽东之令，以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的身份，协助粟裕调整了有本位主义倾向的山东兵团编制，将其主力9纵与外线兵团的10纵予以对调。
直到1949年6月，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拿下上海，最激烈的战争局面基本结束，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领导机关合并，饶漱石才兼领华东军区暨野战军政委。因华东军区暨三野领导机构设在南京，由副司令员粟裕实际负责，饶漱石又担任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主管华东局和市委，因而实际未在野战军政委任上履过职。
饶漱石不曾担任过华东野战军政委，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在浩如烟海的文电中，他曾有一次被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称为“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这又是为何呢？
1948年10月30日，正当华东野战军代前委书记、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积极进行发起淮海战役时，刚从西柏坡开完政治局“九月会议”，来到山东曲阜华野指挥部驻地与粟裕会面不过一周的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突然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
漱石同志：
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军委
三十 亥
这是一份责成饶漱石传达的批评电报，批评的对象是电报中的“华野前委书记”，即华东野战军代前委书记粟裕（前委书记陈毅1948年5月调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批评的内容是作为华东野战军实际最高负责人粟裕“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也就是没有执行中央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是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重要指示，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这一制度明确要求负责执行（即约束）的对象，党内是“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军内是“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
毛泽东除指出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请示报告内容的要求，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外，还特别要求野战军与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他严格要求说：“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
《制度》还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而野战军、军区首长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
有资格执行这一制度的地方与军队主要负责人如下：
中央局：
东北局书记林彪；
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后为习仲勋）；
晋察冀局书记聂荣臻；
晋冀鲁豫局（不久与晋察冀局合并为华北局）书记邓小平；
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野战军与军区：
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前委书记林彪，政委罗荣桓；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粟裕；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
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兼前委书记彭德怀；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不久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
毛泽东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执行要求异常严格，曾严厉批评过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这一制度下达6个月后，林彪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但他一次也没动笔。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2000字的长电，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他毫不顾及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
毛泽东直言说：“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还顺便表扬了按时请示报告的中原局书记兼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毛泽东最后严肃地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粟裕是继林彪之后，因代表华东野战军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而被毛泽东批评的第二人。实际上，他很冤枉。
毛泽东指出的时间段里，粟裕与中央军委之间电报往来不断，每一件大事都有请示报告。
毛泽东曾于10月6日电告粟裕说：“你们七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九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即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355页。)”。
粟裕遵令而行，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便上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10月29日复电说：“我们收到并阅悉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没想到时隔一天又收到了这封批评电报。
饶漱石收到毛泽东的指令后，马上约粟裕谈话，建议他给毛泽东写一个检讨报告。
此时，淮海战役即将打响，毛泽东先前已两次催促“速赴南线指挥”，粟裕已无时间静下来重新写报告，而中央又规定必须首长本人亲自动笔。他只得对饶漱石说：“这个检讨报告迟早是要作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
这一“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粟裕直到淮海战役开打后的11月9日才抽空撰写完毕，毛泽东收到后也就作罢。
这一事件说明三点：
一是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的代前委书记，是华野有资格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首长；
二是饶漱石并未在华东野战军担任政委一职，否则，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会毫不留情地加上他；
三是粟裕事实上蒙受冤屈，后来也不折不扣执行了请示报告制度。
我曾将这一事件写入《名将粟裕珍闻录》一书，以《粟裕：给毛泽东作综合报告的当然首长》为题，被新浪、凤凰网等新媒体转载后，一位饶漱石的粉丝将全文选择性忽略，只摘取了毛泽东电报中一句“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视为至宝，以此认定饶漱石担任过华东野战军政委，进而“论证”其为华野统帅和军事家，为饶漱石抢战功，并在网络上四处张贴。
近来，某何姓老人又在网络积满灰尘的角落将饶漱石这一粉丝的话拾掇到博客，兴奋不已，以为发现了改写军史的论据，堂而皇之论证饶漱石是华东野战军政委，将陈毅从未去职的兼政委与粟裕的代政委之职一概抹去，意图否定中央军委1994年12月认定的“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了决定作用”的结论。这些所谓的“研究”，除了自娱自乐，一时迷惑部分军史入门者外，终将沦为笑柄，被历史真相所遗弃。
那么，毛泽东又为何称饶漱石为“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呢？其实很简单，因为饶漱石是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是华东野战军党内和军内的上级，从大的方面上，饶漱石也可称是“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毛泽东说话又惯于大而化之，并不严谨，因而便有了饶漱石这唯一一次在电报中做了华野政委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