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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崛起东南亚篇(一):波谲云诡：满清覆亡和民国崛起的革命推手
从1890年代开始，一种既不同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也与太平天国等旧式农民起义相区别的新型社会改造运动悄然兴起。它以颠覆现有政权为主要目的，参与其中的、置身事外的、还有后世习史的人们，通通以一个外来的词汇——革命来称呼它。虽有学问家们不辞辛苦，通过艰苦的搜索，从中国早期的文献典籍中找到了革命一词，但赋予这个此后风行中国百余年的词汇以社会改造新含义的，确实是日本人。而日本国也成为早期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根据地。革命运动的基本力量，为华侨、会党、留学生。生活在东南亚、日本、美国等地的华侨为这场眼下还看不到任何前途的革命运动出钱出物，而被称为“革命之母”。
会党则是早期革命运动常见的组织形式，此前就已存在的多个会党组织也得以在革命运动中大显身手，会党成员也一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这场革命自始至终都带有浓郁的帮会色彩。而革命运动的灵魂毫无疑义是大批留学海外的青年学生。最早致力于这场新型社会改造运动的，应该是一个名叫兴中会的小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广东人孙文。这位拥有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才革命家，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似乎就不打算在医学事业上了此一生。
从1894年开始，他不断地拜访大清帝国的政要。最初他拜访当朝重臣李鸿章，热切地希望这些帝国的权贵们能接受他的变革方案，从而获得帮助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后又因一副妙对“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也可傲王侯”得以与张之洞相见。在遭到预料之中的拒绝之后，具有革命家浪漫情怀的孙文，决定另辟蹊径。
1894年年底，他来到了广东人聚居的美国属地檀香山，这是他早年留学的地方。经人介绍，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兴中会——洪门帮会组织“致公党”的多个下属组织之一。并没有充分的资料证明孙文曾在檀香山兴中会担任过领导职务，也没有发现他在这个帮会组织中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但在第二年年初成立的香港兴中会内，孙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此时，大清帝国新败于日本，民穷国破。孙文以及他的同道遂决定以暴力形式推翻大清政权，但他们仓促筹划的广州起义，很快就因计划外泄而胎死腹中，孙文的儿时好友陆皓东以及其他一些兴中会重要成员于被捕后惨遭杀害，孙文于不得已的逃亡中，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日本。
其时，大批报国心切的中国留学生云集日本，日本政府对中国青年的革命冲动，也表现出足够的开明。孙文于是发现了新的革命土壤，兴中会得以在日本重建并扩充。不过，他所组织的下一次武装暴动，则迟至1900年10月才发生。八国联军入侵让北京焦头烂额，兴中会趁此机会在广东惠州发动反清起义，与广州起义不同的是，这一次失败的原因是外援不济。这种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武装暴动，此后还屡屡上演，暴动的组织者不仅仅限于兴中会，多个革命团体也于其间扮演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秘密帮会组织也被动员到这些暴动中来。到了后来，大清政府新式的陆海军部队中，也有不少被发展为革命者，成为将来革命行动的生力军。这些规模不大的暴动所产生的震撼，似乎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层面，每一次攻城略地最后都归于失败，但革命的声势，却让大清政府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听到一两声枪响，胆小的官员即魂飞天外，往往还没见到革命者的身影，他们就无影无踪了。
革命活动的经费，除了组织成员缴纳的会费和捐款，皆为募集。孙文将他的兴中会办成了一个革命股份公司。早期兴中会的会员，入会时每人交底银5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兴中会还“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所发行的“革命股票”——银会股票，每股收银1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孙文在他亲自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号召人们：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革命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孙文都不能兑现他的诺言，故而经常被人追债于街头，颇多狼狈。但他不为所动，所做的承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他在和各国军火商讨价还价时，经常告诉对方，这是在和未来的政府做生意，将来的政府会给予他们更广阔的利益空间。他出色的口才产生了良好的鼓动效果，特别是新世纪到来以后，革命有了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但筹资时所作出的承诺似乎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地兑现，孙文遂有了“孙大炮”之美名
。当然，因为有了革命这样良好的目的，“孙大炮”很容易就取得了人们的谅解：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美 韦慕庭语)1903年春，去日本留学还不到一年的黄兴返回故乡湖南。已经30岁的黄兴，显然受家乡崇武尚斗之风气影响太深，在日本虽然修学师范专业，却特别注重兵操骑射和学习军事知识，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练习射击。
这年年底，黄兴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与同为日本留学归国的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人，在酒酣耳热之际，商议成立一个反抗现存政权的组织。次年2月25日，华兴会在长沙明德学堂成立，百余人参加了这个寿命不是很长的革命组织，黄兴毫无争议地被公推为会长。大清帝国的现状，让这批热血沸腾的青年心急如焚。“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黄兴等人当即于华兴会之下，再另设同仇会，联络在湖南享有盛名的哥老会，组织武装暴动。然而，事机不密，暴动尚在筹划当中，即血流成河，黄兴等人仓皇出走，再次远渡东洋。短命的华兴会没有给人们留下政治纲领方面的文件，但依其行事方式判断，这个于匆忙之间成立又于匆忙之间败散的组织，与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各个小团体一样，没有挣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并认定，只要使用暴力，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与华兴会相比，同年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
这个以浙江籍人士为主的组织，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对二百余年以来满洲人在江南地区的各种恶行，进行报复。他们宣称，要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以报往日之深仇。也是光复会成员的鲁迅认为，他的故乡虽非藏污纳垢之地，却是报仇雪耻之乡。这个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为政治口号的小团体中的多位重要成员皆有严重的帝王思想，他们理解的革命就是单纯的造反，以汉人皇帝取代满族皇帝。将这样的组织冠以现代革命的名号，确实有些牵强。在暗杀团基础上成立的光复会，虽然也和其他的小团体一样，以武装暴动作为他们革命的手段，并且广为联络江南的帮会组织，筹划起义，但他们更热衷于以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暗杀手段，去对付满族权贵。
会中领袖人物陶成章效唐朝骆宾王讨武则天之例，先后两次北上京城，要“手刃慈禧”。他还异想天开，密谋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计诱清朝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巾帼不让须眉的尹锐志、尹维俊姊妹意图炸死清廷要员，携带炸弹潜伏京城竟达一年之久。虽然也有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这样可歌可泣的壮举，但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终究反映的是一个团体及其成员的不成熟心理，要知道，并不是刺杀了几个清庭大员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此革命宗旨和革命手段，与日后成立的同盟会，自然难为融洽。虽然也有部分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但大多光复会成员则游离于同盟会之外，其中多位重要成员与声誉日隆的孙文关系紧张，彼此之间，常有攻讦。
李燮和指责孙文，常以“诈术待人”，他联络南洋各埠的江浙籍华侨，“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送至东京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提议撤销孙文之总理职务。陶成章在东南亚爪哇、新加坡一带立报馆，办杂志，发展会员，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并因筹款问题与孙文发生冲突，遂发布传单，列举孙文罪状三种十四项。徐锡麟则态度坚决地拒绝加入同盟会。陶成章于革命成功以后不到一月，被来自革命阵营的子弹击中殒命。这位终生醉心于暗杀的光复会首脑，最终被自己人暗杀，足见中国近代的革命，始终没有摆脱帮会的困扰，从而具有浓重的闹剧成分。1905年夏天，孙文再抵横滨，经日本友人介绍，与黄兴首次会面。在神乐阪凤乐园的酒宴上，孙文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得到黄兴赞同。
7月底，一个协力从事反清革命的中国政治组织，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黑龙会会所成立。在讨论这个新成立的联合团体的名称时，有人提议将其命名为“对满同志会”，天才革命家孙文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叫“中国同盟会”为好。会议接受了孙文的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同盟会当选总理孙文现场起草了盟书，被选为执行部庶务的黄兴提议：“请你宣誓！”于是，与会者纷纷在盟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们进入另一个小房间，由孙文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再授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宣誓毕，各同盟会员的盟书被置入一个特制的铁皮箱，加锁封存。正要离开时，不知是谁碰倒了室内一快木板，发出裂帛一般的声音，孙文当即预言：“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有为把保皇派的大本营也设在了日本。
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正在极力宣传他们所追求的君主立宪制，而与孙文们一向主张推翻皇权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同盟会遂将原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理论家孙文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挑起了一场与君主立宪派的激烈论战。
20世纪初年，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大社会变革派别，错把他乡当故乡，在遥远的日本国，大唱对台戏。此后，财政专家孙文又开始了充满艰辛的筹款工作。从立志闹革命的那天起，此项工作一直在困难重重中进行，但坚韧的革命家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在一封写给伦敦金融家的筹款信中，我们依然看到了这位理想主义者的万丈豪情：大清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形势就好比是一座全部由干柴组成的森林。仅仅需要一点火花就能让这座森林燃起冲天的大火。而这火花就是我所需要的50万英镑。崇尚暴力的黄兴则集中全力，组织一次又一次以推翻清朝政权为目的的暴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武昌起义爆发以前，在大清帝国的南部地区，先后有8次规模不等的起义发动，然而，飞蛾扑火般的壮举，全以失败而告终，英勇牺牲者几无可数。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大清帝国新式军队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存在。
义和团运动的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八国联军入侵，让以西太后为核心的大清官僚统治集团倍感沮丧。流亡海外的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趁势摇唇鼓舌，极力宣传欧、美等国尤其是日本的宪政制度。而以孙文为代表的力量，则主张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彻底推翻清朝的皇权统治，大批革命者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狂躁之中，跃跃欲试。虽然，康、梁的立宪主张与孙文的革命主张水火不容，两者还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但是，对于西太后的统治集团而言，两者却有着同样的、不能承受其重的压力。经历了义和团的重大挫折之后，帝国的统治者的思维稍稍地有了一些理性的回归。在重重的压力之下，他们认识到，与其坐等孙文们通过暴力手段将皇权颠覆，不如循康、梁之道，再度变法。
年事渐高的西太后于西安回转京城之后，决心奋力一变，以求帝国生存之路。历史再度开了一个玩笑，几年前被她一手废除的各项新法，如今反因她的大力提倡而得以推行。1904年6 月，在戊戌变法被整肃六年之后，大清帝国政府宽免了戊戌变法所涉人员。已革职者，开复原衔；通缉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律开释。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不在赦免之列，此外，光绪皇帝也没有获得他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力。老太婆在这场被人们称为“新政”的变革中，步法还是有些凌乱。这是一场迟来的“新政”，其如火如荼的场面，并不比六年之前的维新运动逊色。
一批素有抱负的帝国才俊，遂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其中，早有盛名的袁世凯再度显示了自己杰出的治国才华。他不惜重金招揽和重用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大力兴办各种实业，修建铁路；他力主废除科举，创办新式教育；他积极推行基层自治等行政体制改革；他负责编练的新式陆军已经成为大清帝国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他的能干和勤政以及由此而在帝国的官僚阶层享有的良好声誉，使他成为晚清时期继李鸿章之后的支柱性人物。大清政府赦免维新人士的这一年年初，日本联合舰队兵分三路，攻击驻扎在旅顺、大连和长山岛的俄国海军。大清政府对这场两个外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没有任何阻止的办法。
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演变而来的外务部，在俄、日双方正式宣战后的第三天，赶紧发表声明：日俄开战，中国严守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区”。双方血战了将近两年，于次年9月，以俄国大败而宣告战争结束。出人意料的结果，在让俄国人感到万分沮丧的同时，也在大清帝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朝野上下都在苦苦地思索：蕞尔岛国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庞然大物俄国？很快，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文章的观点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大清帝国的中枢神经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于是，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计划终于形成。而此时，距离1871年日本皇室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已有34年。
在疾如闪电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样的时间，足以使一个国家落后于其他国家一个时代了。但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还是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兴奋，立宪派尤其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即在海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言论。毫无疑问，在他们眼中，帝国新生的机会已经降临，而他们个人的政治命运也会随之而发生重大转折。以推翻皇权为己任的革命派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则有些懊丧。在他们想来，宪政考察，势必会带来大清帝国宪政的实施，为濒于死亡的帝国注入活力，从而会延迟帝国覆灭的时间。这对急于实现革命理想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于是，革命党人决定用带有恐怖主义的暗杀手段，阻止出洋考察。出生于暗杀团的一位光复会成员，在和他的同道打了一架以后，得到了这个机会。这位一心要“割尽满人头”的安徽籍青年，此前一直在寻找时机，谋杀另外一位风头正劲的满族权贵铁良，如今，他则集中精力谋划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暗杀行动。
9月24日，热血刺客携带一颗没有引爆装置的炸弹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即将出洋的五位大臣登上了火车，前来送行的官员、亲友以及各界名流正与他们在车厢内话别。天上有些阴云，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令人窒息。虽然戒备森严，刺客还是没费多大力气就混上了火车，一切都如同预想中那样顺利。他在寻找合适的时间和空间下手，此时，机车与车厢挂钩时产生的震动，提前引爆了性能并不稳定的炸弹，但仍有数人伤亡，五位出洋大臣中也有三人受伤。刺客临行前已经作好了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准备，据传他服用了一种药物将自己变成哑巴，以免被捕后不慎吐露真情，但他的这种担心显属多余——他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
数日之后，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开展了多项悼念刺客的活动，人们才知道了这位如同荆轲一般悲壮的勇士的名字——吴樾(yuè)。吴樾的暗杀行动，只不过让出洋考察有了稍稍地延迟而已。年底，经过重组的考察团，仍然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出发。这一次，朝廷选择了能干的袁世凯负责安全保卫。由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领，包括正式团员33人、各省选派考察人员4人、赴美留学生11人、听差2人、杂役4人、剃头匠1人的第一路考察团，于12月9日，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从上海吴淞口放洋。
明年1月14日，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第二路考察团，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驶入茫茫大海。饶有意味的是，他们出发的时候，帝国各大城市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运动正在掀起，在出洋地上海，愤怒的人们甚至烧毁了美国驻上海领事的汽车。拖着长辫子的两大考察团，在外国人好奇的目光中，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日等十数个国家的旅行。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里，他们看到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公共利益所进行的真诚沟通，看到了君主和议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看到了议员之间只为公理之明而不为意气所用的争执……这一切，令他们在耳目一新之余，思想也受到强大的冲击。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并向外宣布预备立宪，企图以此抵制革命，确保大清江山的永固。
他们还分别考察了国外的一些社会管理部门和公共机构，诸如政府、邮局、铸币局等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监狱、疯人院等管制另类人群的机构，美术院、博物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他们也充分享受了西方的文明生活，便利的通讯手段，先进的交通工具，新鲜完备的娱乐设施，这一切都让他们处于亢奋之中。当然，像被宾馆的旋转门所困之类的狼狈事，也时有发生。1906年夏秋之际，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向朝廷递交的考察报告，是在朝廷通缉犯梁启超和另外一些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笔杆子帮助下完成的。在力数了立宪的好处之后，他们正式向朝廷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们认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但不利于官。我国的贫弱根本原因在专制，若想富强，只有采用立宪政体。但是，他们也提出，眼下还不是颁布宪法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制度与立宪制度相去太远，贸然仿行，国事将更加混乱。只有仿照日本，先下定国是之诏，而后预定立宪之年，使官员和人民预为准备。西太后被出洋大臣说服，最终下定了立宪的决心。1906年9月1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在这个洋洋数千言的上谕中，首先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次者明确通过立宪“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最后指出先从制度改革、广兴教育入手，等取得成效之后，再行宪政。当日的《申报》记述了上谕公布之后中国的喜悦：人们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出自《申报》1906年9月16日)演说家们更是激情充沛：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出自《马相伯观察演说词》《时报》1906年9月18日)各式庆祝会在多个地方召开，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北京最为热闹，商务印书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部分报馆和阅报社，高悬国旗庆贺，各学堂万余师生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典礼。天津、江苏、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类似的立宪庆贺会。举国上下的欢腾似乎告诉人们，只要一纸上谕，立宪即告完成。但是，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乎狂热的激动，并没有任何理由。最令人沮丧的是立宪的预备期一再延长，1908年8月，西太后临死之前，才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比这个王朝的寿命还多了6年。预备立宪重要内容之一的官制改革，在中央一层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满族权贵与主持这项改革的袁世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于宫中的太监都被八旗子弟们煽动起来，日夜于老佛爷面前哭闹。最后，袁世凯只得妥协，官制改革遂不了了之。各省成立的咨议局倒是具有代议机构性质，但进入这个全新机构的成员有严格的年龄、财富和教育程度的限制。而且，地方大员，尤其是督抚大人们，对这样一个束缚他们手脚的机构，普遍持消极态度，咨议章程只见颁布，而不见执行，咨议局徒有其名并无其实。中央一级的代议机构——资政院的筹备更是步履维艰，直至武昌起义爆发，这个在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上，完全受制于朝廷而毫无实际权力的御用机构，甚至连通过议项的鼓掌、举手都没有学会，只不过稀稀拉拉地开过两三次形式上的会议，根本无政可资。与上述预备立宪的举措相比较，作为宪政的基础性工作——法律修订，则显得扎实一些。
1908年8月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是日本宪法的翻版， 虽不能算作正式宪法，但确定了制定宪法的根本准则。但它把“君上大权”作为正文，而把“臣民权利义务”作为附录。这样的结构形式，说明它的重心还是在于维护君权。虽然在臣民权利义务的部分，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人身等自由权利的规定，但同时又规定必要时皇帝“得以用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沈家本、伍廷芳等负责修订法律的大臣聘用日本法学专家，以大陆法系的刑法为模式，“三阅寒暑，易稿数次，始克告竣”的《大清新刑律》， 突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中国传统的法系，呈现出与旧刑律迥然不同的整体特征。尤其可贵的是，罪行法定、罪与非罪的界定、惩治教育、道德责任等现代刑法原则，在该法中均有所体现：法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为罪。非故意之行为，不为罪，但应论过失者，不在此限。凡未满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出自《(钦定)大清刑律》)《大清民律草案》“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大量吸收近代先进法学理论和国际通行法则。
该法采巴威编制式，共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罗马法诸多民事法律原则通过德、日等国的扬弃、消化之后，又借清末修律之机影响着此后中国的法制。然而，对大清帝国来说，这些法律都来得太晚，有些未及颁布，有的虽然颁布了，但未及实施，这个庞大的帝国就一命呜呼了！虽然未能扶大厦之将倾，但清末修律将中国沿袭已久的旧式法律推上现代化的道路，并确立了此后中国一百年的法律走向，这或许是它最具历史意义的副作用。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光绪仅3岁的侄儿溥仪在西太后临死前被指定为继任皇帝，他的父亲——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理所当然地成为摄政王。
年轻的满族权贵们雄心勃勃，力图恢复他们祖上的无上荣光。这些志大才疏的王公贵族，不断地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使原本就失去了向心力的地方政府，更加离心离德。不知死期将至的满族少壮，还全力将汉人官僚从中枢机构中排除，最具权势的袁世凯也被迫归隐原籍。以恭亲王奕、西太后等政治大鳄当年之强势，尚且百般倚重汉人官僚，晚年的西太后更是对袁世凯等信赖有加。载沣何德何能，居然如此迫不及待地排斥打击能决定帝国生死存亡的朝廷重臣？1911年成立的“责任内阁”，13名成员中，满人9名，并且皇族就占了5名，汉人仅4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就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连原来一心保皇的立宪派都感觉到大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咨议局和资政院的议员大人，在失望之余纷纷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
热热闹闹的预备立宪，对病势沉重的大清帝国疗效甚微，满洲皇族少壮们的一意孤行，让原本支持政府的立宪派扭头而去。从理论上来说，一直与立宪派拳脚相加的革命派，此时应该趁势而上，大出风头。然而，革命的形势似乎并不乐观，至少在1911年至农历辛亥年刚刚到来的时候，人们还没看到后来史书中所描述的那种风云激荡的壮阔场景。革命党人的暴动和暗杀依然在不断地上演，但没有出现多少令人兴奋的结果。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南部地区组织的几次暴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新近的一次失败，即发生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
同一年，“引刀汪精卫北上行刺之前，同盟会成员陈碧君为汪壮行时说，明天你就要去死了，我没有别的送你，把我的身体送给你吧！汪、陈遂成伉俪。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美男子汪精卫，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只是为自己赢得了美名以及美人，而摄政王毫发未损。革命所需的经费筹措，殊为不易，承诺不断而兑现绝无，让越来越多的捐助者逐渐丧失了信心。革命远未成功，同志们也并未气馁。筹款活动依然在“内地同志出命，海外同志出财”这样充满激情的演说中进行，新的暴动也在酝酿之中。革命领袖孙中山不断地鼓励因长期遭受失败而情绪低落的同志们，“一败何足馁”，“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哪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
同盟会加强了在各地新式军队中的渗透工作。新军中已经有不少官兵加入了同盟会，经过他们的努力工作，支持或倾向革命的官兵越来越多。从过去依靠会党到将来依靠新军，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不久之后上演的大型革命剧，新军出演了其中最为重要的角色。新军泛指大清帝国按西方操典组织训练的军队。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成的北洋军队，应该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鼻祖。
1901年以后，大清政府议定重新组织军队，以替代满洲八旗和由地方团练发展而来的武装力量，新军遂在帝国遍地开花。到1911年，分布于帝国各地的新军估计在50万上下。1905年大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后，大批年轻的读书人出于功名无望而投笔从戎，从年龄上计算，他们应该是新军中的主干力量，加上新军招录条件较为苛刻，因而新军官兵皆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这些渴望上进的年轻人，在民族主义的情绪感染之下，很容易迸发冲天豪情。这也是革命党在新军中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帝国的中央政府同样希望控制这批举足轻重的武装，以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预备立宪期间，中央政府即成立了陆军部，将各省的新军整编成36镇，由北京统辖。随后，一批在新军中很有威望的将帅，纷纷以明升暗降的传统招数，被调离他们所统辖的军队。但这些调离的将帅们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兵权的丧失，因为以中国的传统，军队往往只服从于他们的统帅，即使他们的统帅已经调离，但对他们依然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种情况在帝国的历史上已经存在多年，在未来的中国，依然会持续若干年。
实际上，中央政府控制新军的能力，十分有限。革命党人自然也不能控制新军，孙中山自始至终就没有自己可以调动的军队。相互对立的双方，为着各自的目的，在新军中展开了争夺，但争夺的结果一开始就十分明显，胜利不属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属于能够控制军队的人。这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的奇特风景。帝国政府对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了然于胸，为免将新军逼至类似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那样的困境，而对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了姑息的态度，曾多次指示各地督抚，“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帝国政府此种投鼠忌器的心态，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预留了极大的空间。尽管在新军中的策动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革命党人新的暴动计划还是遭到了挫折。在募来了一笔16万元的巨款后，充满革命激情的孙中山不失“大炮”本色，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暴动计划。在这个新的暴动计划中，先以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敢死队攻占广州，再以广州新军为主力组成的十路大军，分头挺进湖南、江西，另在长江流域策动新军举兵响应，各路大军于南京会师之后，举行北伐，直捣北京。计划的庞大并不等于计划的周密。当黄兴带领部分暴动人员于4 月下旬潜入广州时，发现广州已经戒备森严。
原来，4月上旬，另一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私自潜入广州，实施他的行刺计划，引起了当局的警觉。显然，这两个计划缺乏必要的协调。广州起义的死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这里采用的是最新考证的数字，但更多的人似乎习惯用“黄花岗72烈士”这个数字。但是，黄兴还是发动了攻击。当黄兴带领他的敢死队员向广州督府发起冲锋时，计划中的其他各路大军并没有出现。孤军奋战一夜，86条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一个叫黄花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同盟会领导的第10次武装起义在广州举事，曾攻下两广总督府，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了。喻培伦、林时爽、林觉民等86人(一说百余人)英勇牺牲。图为被俘人员临刑前所摄。烈士遗体七十二具由同盟会秘密会员、著名摄影家潘达微殓收，合葬于黄花岗，故史称黄花岗之役。岗的地方，只有包括黄兴在内的少数人奋力逃脱。谋事不周、热血有余的年轻小伙子们在举事以前就已经预料到失败，几乎每人都留下了悲壮如歌的“绝命书”。
近百年以来，每当人们读到这些带血的文字，都不免潸然泪下。黄花岗起义失败不到一个月，另一场规模超过黄花岗起义一百倍还不止的抗议政府运动，在帝国各地兴起。这场后来被人们称为“保路运动”的反抗壮举，自发的成分显然更多，虽然运动当中也产生了各式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革命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对铁路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一开始就如同对待其他的西方事物一样，感情较为复杂：很多中国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地，打乱了正常的节律，转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们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
虽然一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学者指出，铁路是西方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但是建在中国上海附近的第一条很短的铁路还是于1877年被地方官员收购撤毁。(选自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这期间，西方各国不断地向大清政府表示，他们愿意为帝国的铁路建设提供贷款。尽管如此，到1896年时中国的铁路线还是不足二百公里。但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候，大清政府突然对铁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外国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大修铁路的同时，帝国政府也有了自己雄心勃勃的铁路修建计划，庞大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西方各国银行金融集团的贷款，复杂的技术也由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
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的铁路干线，几乎都由外国人主持修造。新的世纪到来之后，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民族觉醒运动彼伏此起。作为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帝国各地纷纷发起了收回路权运动。几乎覆盖各省的各类收回路权团体，通过发行债券等多种形式募集资金，试图改变由外国人控制中国铁路的现状。1905年，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造的京张铁路正式开工。该铁路计划穿越地理条件最为恶劣的八达岭山区。经过极为艰难的施工，这条全部国产化的铁路于四年后全线竣工。这对致力于从外国人手中收回路权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信心支持。到1910年的时候，收回路权运动有了显著成效，多条铁路成功地摆脱了外国人的纠缠，转为由民间投资建设并经营，其中，武汉到广州的粤汉线、武汉到成都的川汉线两条干线铁路皆由民间商办。1909年10月2日，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举行通车典礼。
民国代帝国而起，共和代专制而立，为中国历史上大破大立事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至此画上句号，实在是中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如果共和顺利实行，国力赶上欧美并非遥遥无期。可是，民国开国者们的创造力，并不比他们的祖先更为丰富。一国之共和，谈何容易？法兰西为共和之始祖，启蒙运动由来已久，民权理念深入人心，共和之路尚且漫长曲折。反观中国，则诸事不备，既无共和之土壤，又无民主之气氛，革命家们又性急如火，此中的曲折多艰，自可预料。一系列外交事件的处置失当，十分强烈地告诉人们，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改变此前中国可怜而可悲的现象，很多迹象甚至表明，中国的衰退仍在持续。
武昌的枪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效应在此后的革命运动中还会经常出现。革命之声响彻云霄，连浙东乡村的阿Q先生，也到尼姑庵里过了一回“革命”的瘾。各地新军纷纷起兵，向大清政府发难，预备立宪期间各省成立的咨议局，此时大多倒向革命。未出一月，革命的旗帜即插遍大江南北，全国22省中，17省先后宣布脱离大清政府而独立。局势变化之快，出乎想象，复杂的情势，任何个人和团体都难以控制。
但武汉的军事形势不容乐观，帝国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沿京汉线南下。大清政府控制的北洋六镇雄师，为当下这个国家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在军事上完全有打败暴动部队的可能。然而，奉命南调的北洋两镇部队，最初的行动颇为迟缓。原因十分简单，他们的主子袁世凯此刻还端坐于他河南顶城老家的一叶扁舟之上，独钓寒江。不过，三年前被摄政王载沣怒斥之后，从宫中屁滚尿流爬出的狼狈，已经一扫而去。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北洋军队对他的忠诚，坚信他经营多年的虎狼之师一定能帮助他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穿着梭衣，戴着斗笠，不动声色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标，内心反复掂量着即将上钩的鱼儿的斤两。皇帝催促袁世凯复任的诏书一道紧似一道。袁世凯在他的各项要求得到满足之后，确信可以掌控局势，才接受了任命。
1911年10月25日，武昌暴动半个月后，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队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三位将领，被人称为“北洋三杰”。当时，统帅北洋两镇部队南下武昌的为“虎”将军段祺瑞和“狗”将军冯国璋。他电令虎将军段祺瑞、狗将军冯国璋率领北洋一、二镇速抵武汉前线。两天后，刚刚抵达的北洋军队即于汉口击败暴动部队。月底，袁世凯束装就道，自彰德启程南下武汉，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政治旅程。行前一天，他致书黎元洪，首倡和议。黎元洪在回复中，劝袁世凯反正，并允诺事成之后推举他出任总统。袁世凯大喜过望，但他需要时间。他于武汉前线兜了一圈之后，火速赶往北京，一面重组内阁，独揽军政大权，一面授意著名文胆杨度和出狱不久的汪精卫，就议和迅速展开舆论宣传。
似乎一切都在袁世凯的如意算盘之中，但武汉前线那位懵懵懂懂的冯国璋差一点打乱了袁世凯的整体部署，这位此时还没有多少政治细胞的狗将军，在攻占了汉阳之后，拟挥师渡过长江，一举拿下武昌。暴跳如雷的袁世凯亲拨长途电话，制止了冯国璋的军事行动。他心底暗骂这位不懂政治的部下，难道要让老夫再回河南钓鱼？袁世凯的用意昭然若揭，他要养敌以逼宫。只要皇帝还在龙床之上，他就不能圆总统之梦。以当前之强敌，逼迫皇帝逊位，虽是老套路，但只要使用适时，仍然是妙不可言的招数。北洋军在前线的战事，既不能胜，更不能败，这样才能同时向政府和革命党两边施压。
在鄂军都督黎元洪的通电倡议之下，独立各省代表先是在炮火连天的武汉，继而转至被江浙联军新近攻克的南京，商讨组建临时政府。暗中，南北双方的和谈一直持续，12月中旬，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与即将成立的临时政府代表密晤于上海。所有代表，包括同盟会巨头黄兴、汪精卫，此时均一致认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非袁世凯莫属。组建临时政府的各项议程，唯有议选大总统一项被搁置，总统一职，虚位以待袁之到来。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自然洞若观火，他在加快逼宫步伐的时候，常常喜不自禁。
就在此时，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回来了！半年前广州黄花岗起义惨败后，孙中山流落海外。在辛亥年底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中国餐馆里，以洗盘刷碗苦度时日。期间，他因一项资金的募集前往堪萨斯州，途中从当地报纸上读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敏锐的孙中山断定，革命事业在九十九次失败之后，导向胜利的那最后一次终于来到。他取消了这次募集资金的旅行，急速赶往华盛顿，而后又远赴伦敦和巴黎，与这些外国政府紧急磋商，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在得到必要的承诺之后，他从巴黎启程回国。
1911年的圣诞节，孙中山和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同船抵达上海。悠长的革命岁月，为孙中山在海内海外积累了隆厚的声望。他关于民治的建国理论是“中华民国”的精神基础，他在同盟会中的影响更无其他人可以望其项背。因此几项，来自17省的革命代表，在他到达上海的第四天，以投票的方式选举他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22时，孙中山在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高举右手，用那曾令千万人着迷的声音宣读誓词：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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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崛起东南亚篇(二):快速崛起的泰国电影业
快速崛起的泰国电影业
时间：2011-05-26 来源：文通网
内容字号：小|大
20世纪90年代，在好莱坞影片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泰国电影跌入谷底，从年产百部电影到2000年只有7部电影问世，影视制作公司纷纷倒闭，影院数目锐减。然而仅数年过后，凭借广泛挖掘本国特有题材及创意和政府大力支持，同时借鉴国际电影业先进经验与宣传手段，泰国电影重新以一种崭新而充满自信的姿态蓬勃发展并快速崛起，逐渐成为在东南亚乃至国际影坛独具代表性的影视作品，名不见经传的泰国电影重新逐渐走入世界影迷的视野。
一、广泛挖掘本国特有题材及创意
泰国电影没有好莱坞那样庞大的资金与人才支持，但影片大多取材于本土，融入泰国传统文化和观念，深入挖掘影片卖座的基本元素，继而开创与日、韩及港台等其它国家和地区迥然不同的泰式风格。除了将皇宫、佛寺、大象这些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泰国元素重新改编包装后搬上屏幕之外，将泰国传统一泰拳融入电影情节，也为海外观众提供了新的选择。此外，恐怖片、鬼片也是取材较多的电影元素。泰国人笃信佛教，鬼神报应之说盛行，许多民间传说因此成为电影最好的卖座题材。
荣获1999年亚太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音效奖的影片《鬼妻》来源于泰国民间广为流传的鬼故事，被誉为泰国电影业复苏之作，导演朗斯尼·美毕达借用西方电影手法重新论释了这个在泰国被翻拍过无数遍的影片，让此片具有了全新的视觉表现力。影片的成本只有220万美元，但仅在泰国上映两周票房就达到了530万美元，票房成绩超过了同期在上映的《泰坦尼克号》。2000年反映佛教轮回与报应的鬼片《幽魂娜娜》除刷新了泰国本土的票房纪录并且在21国上映外，更荣获当年亚太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最佳音效等四项大奖，堪称泰国电影史上的一大传奇。2001年的《帝国骄兰》由泰国王室投资拍摄，取材于16世纪泰国抵抗缅甸入侵的历史事件，场面恢宏壮大，同时引入超过50只大象的象兵作战场面，票房收入4亿泰株，并入围当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2003年《美丽拳王》讲述的是变性人学打泰拳的经历，在30多个国家放映，也是第一部在美国上映的泰国电影，成为泰国艺术内涵与商业娱乐的最佳范例。2004年《木琴手》是一部守护泰国古典乐曲文化——木琴的高水平佳作，受到西方影界一致佳评，成为泰国文化部与外交部宣扬泰国的首选电影。此外，2005年讲述从澳大利亚夺回大象并且首部在美国上映首周进入票房前10名的泰国电影《拳霸》、2007年描述年青人在曼谷打工的《大狗民》等将泰国文化原汁原味介绍给观众，均是泰国电影彻底改观之作。2008年泰国首部全3D动画片《小战象》根据泰国历史上一头忠诚英勇并且受封的战象故事改编，创下2亿泰铁票房收入。
二、政府的扶持与培植
泰国政府对于电影产业相当重视，相继出台明确的扶植措施，包括大幅降低电影器材进口税，放宽审查尺度，打击盗版影碟，将外国明星的所得税从37%大幅降到10%，同时通过旅游部门，以免费或低税提供风光优美的景点，每年吸引400多部电影、电视、音乐MV和广告到泰国拍摄，创造每年约2000万美元的外汇收入。泰国曼谷、清迈、泰国湾、皮皮岛等地日益成为国际电影制造业的一环:港片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周润发的《胡越的故争》、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2046》、刘德华的《阿虎》等都在泰国取景拍摄或做后期制作。好莱坞导演由于泰国低廉的劳力和丰富的场景，将《早安》、《越南》、《前进高棉》、《007·明日帝国》和《环球旅行80天》等都在泰国拍摄。许多位于曼谷市区的电影后制作中心多数属于规模不大的私人企业，因为聚集于同一条街道上，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影视、设计等创意人到曼谷，不仅带来庞大的消费商机，同时产生创意产业连结效应。泰国政府还计划仿效美国的环球影城，在曼谷近郊建造一座“东南亚好莱坞”的巨型影视城，除了摄影棚、服装道具间和后制作工作室外，还将建设娱乐性的电影主题公园。
泰国政府对举办曼谷电影节的活动十分支持，希望借此吸引国际媒体对泰国电影业的关注和重视，自2002年起每年即固定举办“曼谷国际电影节”。此活动初期由“国家多媒体集团”办理，目前由泰国旅游局主办。曼谷电影节重要活动包括“东盟电影竞赛”，提供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电影参展平台，一方面借此奠定泰国在东南亚电影产业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结合电影产业与国际旅游联合推广，透过电影提振旅游业。第6届泰国曼谷电影节于2008年9月23日至28日盛大展开，共有100余部电影参展，同时结合泰国出口推广部举办的第一届“泰国娱乐展览会”扩大活动规模，通过政府力量将泰国影视娱乐等文化创意产业呈现给国际影迷。
责任编辑：刘红霖
民国崛起东南亚篇(三):东南亚风情
凯里在我印象中是非常值得一游的，这个位于贵州东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城市，具有完整的苗、侗族风情。如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最长、最宽的凯里风雨桥和郎德歌舞苗寨等。同时也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如雄伟的“黔阳第一山”香炉山，景色奇秀的镰刀湾，鬼斧神工的渔洞溶洞，如诗如画的清水江等。但由于假期关系，此行我们只是暂住一宿，留待今后专程再来此尽兴游玩。
离开酒店，想到从橄榄坝走烂路回景洪时车身上贱的泥污，虽说简单冲洗过一次，但看起来还是比较脏。明天就到家了，怎么也得干干净净回去吧！于是边走边寻找路旁的洗车店，快要出城区时，看见路旁有洗车店，赶紧开进去，店内老夫妻俩一通忙活，将车身擦洗的锃光瓦亮、光可照人。望着整洁的爱车，顿时心情大好，付款后上车走人，可愉悦的心情没保持多久，就遇上修路，干燥的土石路面遭大车碾压后，尘土漫天飞扬，不一会整洁的车身上就蒙上一层厚厚的尘灰，见此情景，大家也只有苦笑的份了，直叹自己运气不好。
在凯里东收费站上沪昆高速，一路向东飞驰，出贵州，进湖南，经怀化、邵阳、湘乡后转入韶山高速，下午不到4点，抵达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游览。
离开凯里
进入湖南
公铁交会
韶山收费站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我这个年龄的人，自小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他没有上前线打过一枪，却用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将风范统领一支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人民军队，打下一片新江山，多少英雄豪杰，面对这个文人书生俯首称臣，炽胆忠心。这样的领袖，中国没有过，世界没有过。在他之前，多少英雄豪杰，都是为自已打天下，为皇帝打天下，唯有他，为穷人闹革命。他一生斗地主、反官僚、反剥削、反压迫，只为穷人的利益，而不是富人、权贵的利益。这样的领袖，中国没有过，世界没有过。他为工农大众生，为工农大众死。毕生奋斗只为建立工农大众的政权。从兄弟姐妹到妻子儿女，家人都因他而死，亦然矢志不渝。即使当了国家主席，还是将儿子送上朝鲜前线，血洒疆场。这样的领袖，中国没有过，世界没有过。虽说他的时代早已远去，不论他晚年犯过多少错误，也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在我的心中，对他的崇拜始终不曾磨灭。能来看看这片孕育出这位伟人的神奇地方，也是我一直来的向往。
在景点入口处的马路边停好车，怀着虔诚及激动的心情，步行前往主席故居。参观故居无需买票，凭身份证在故居旁的领票处领张参观券即可。领券截止时间下午4点，我们到达时已3点58分，正好赶在截止时间前领到参观券，运气不可谓不好。参观的游客很多，在寄存处存好随身小包，随着慢慢蠕动的参观队伍，来到主席故居。
入口处停满车
正好赶上
由此入口
故居介绍
这是一座坐南朝北，土木结构的“凹”字型南方农宅。建于民国初年，背山面水，泥砖墙，青瓦顶，一明二次二梢间，左右辅以厢房，进深二间，后有天井、杂屋，共13间半，总建筑面积470多平方米。东边是毛泽东家，西边是邻居，中间堂屋两家共用。故居建于中华民国初年，为南方农宅形式，背山面水，泥砖墙，青瓦顶，中间明堂，两侧厢房，进深二间，后有天井、杂屋，共13间半，总建筑面积470多平方米，东边是主席家，西边住邻居，中间明堂共用。门额匾上的“毛泽东同志故居”系邓小平手书。故居陈列物品中有许多是原物，如毛泽东卧室中的床、书桌和衣柜，毛泽东父子卧室中的床、衣柜、书桌及长睡椅，堂屋中的方桌、板凳，厨房大水缸和碗柜，农具室内的石磨、风车和大木耙等，皆曾留下过毛泽东及其亲人的印迹。故居内禁止拍照，特别是主席卧室还有武警执勤，我们只能在其它地方偷偷拍上几张。故居前还有一口亩地左右的池塘，塘中有荷花，故又叫荷花塘，与之相毗邻的是南岸塘。荷花塘与南岸塘绿水莹莹，风过处，荡起缕缕涟漪。放眼四周，青山、碧荷、绿柳、净水、苍松和翠竹把这栋普通农舍映衬得生气盎然，果然是块风水宝地。
排队参观
自拍留影
不能再拍啦
毛泽民卧室
毛泽覃卧室
石磨
重点保护
荷花塘
南岸塘
穿过故居晒谷坪旁边一条窄小黑暗的隧道，绕过大客停车场，来到主席铜像广场。早就听说这尊铜像颇为神奇，相传铜像从南京运往韶山，中途路过井冈山时突然汽车抛锚，怎么弄就是发动不了，只得停下来过一夜！当地人说：“主席最早是在这里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开辟红色根据地的，他老人家要在这儿住上一晚，好好看看！”果然第二天车不用修车就可以发动，一路直抵韶山。在举行雕像落成仪式那天，当地大风大雨。当主持人说到“落成仪式现在开始”时，突然之间风停雨停，晴朗的天空上日月同辉，而当主持人再说到“落成典礼到此结束”时，又是雨飘风急。同时那天在雕像方圆一千米的范围内，所有的映山红在隆冬季节竞相绽放，居然还有现场录像为证，不由得人不信。
晒谷坪
仅容一人
走进铜像广场，四周青松翠竹掩映，群山拱护。左侧建有主席纪念馆，尽头处矗立着按开国大典上的形象设计的主席铜像，坐西南、朝东北，铜像身躯伟岸，手执发言稿，身着中山装，双目炯炯，微露笑容，神采奕奕。铜像三面植有56株雪松，就像56个民族簇拥在主席周围。广场中央大道两旁有对称的六块巨石，上刻主席诗词，入口处还有一块更大的景观石，上面刻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几个大字，道出中国因有他而开始崛起。广场上人头攒动，大批学生在瞻仰主席铜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我也恭恭敬敬在铜像前鞠躬致敬，已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
纪念广场
主席纪念馆
伟人铜像
光线稍好
学生瞻仰
主席诗刻
国之大幸
离开韶山已黄昏时刻，两车加快车速一路向东，过湖南，进江西，晚7点抵达萍乡，入住如家酒店。因明天蚊子将径直返回上海，大家请服务员招来当地的韵达快递收件员，将一直放在蚊子车内的国外购买物品悉数打包托运。完后由澄水做东，尽情享用此行最后的晚餐。
全天行程778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