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说明文】
【一】:浅谈忧患意识
浅谈“忧患”意识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它说明一个道理：压力带来成长，只有敢于吃苦，历经艰难，克服困难，才有所成就；如果只贪于享乐，不思进取，沉醉于现状，最终会陷入困境，难于自拔，结果一事无成。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一个民族、军事、社会、企业的发展、还是一个人的思想、精神、健康等状况，如果整日不给自己压力，吃喝玩乐，得过且过，结果，于业，导致企业倒闭；于人，养成不思进取，慵懒怠慢的习惯，终至一事无成或病入膏肓……
有这样一则故事：“清晨，非洲草原上的羚羊从睡梦中醒来，它知道新的比赛就要开始，对手仍然是跑得最快的狮子，要想活命，就必须在赛跑中获胜。另一方面，狮子思想负担也不轻，假如跑不过最慢的羚羊，就只能饿死”。多么奇妙的事情，强如狮子之强，弱似羚羊之弱，差别不可谓不大，然而在物竞天择的广阔天地里，两者面临的源自求生欲望的压力却是同等的。
可见，在动物世界里，动物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动物的对手说到底就是它自己，它要逃避死亡的追逐，首先就要战胜它自己，它必须越跑越快。因为稍一松懈，就会成为别人的战利品。
人类何尝不是这样？在国内知名企业蒙牛集团中，羚羊与狮子的故事，可谓人尽人皆知。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之下，无论是强悍的狮子抑或敏捷的羚羊，唯有跑得最快、跑得更快，才能适者生存。蒙牛人
以这则生动的寓言故事警醒自己，时刻保持强烈的忧患及竞争意识，以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与团队一起，牢牢把握每一次机遇，创下了多个世界第一。1999年1月13日，蒙牛的前身——蒙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1999年7月成立集团公司；2004年6月，蒙牛正式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仅仅在短短的7年时间内，创造中国经济的“蒙牛神话”，成为中国乳业界收奶量最大的“第一龙头企业”。 其中，UHT牛奶销量居全球第一，液态奶销量居全国第一，冰淇淋销量居全国第一。目前，公司已在全国15个省级行政区建起20多座生产基地。市场覆盖全国，直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乳业牛奶出口最大的企业。蒙牛集团成绩的取得，除了与她的管理理念，企业文化分不开，更重要的是与蒙牛人强烈的忧患意识、竞争意识、以及蒙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分不开。www.shanpow.com_关于忧患意识的典故。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不管是总裁还是小职员，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不是都要尽心尽责，全力以赴吗？要知道总有人盯着你的职位，跃跃欲试，总裁的高位自然不必多说，小职员也不例外，因为公司门外总有不少新人等着进来。这样看来，大家的选择都是一样，要么做得更好，要么就被淘汰。www.shanpow.com_关于忧患意识的典故。www.shanpow.com_关于忧患意识的典故。
如果一个企业的高层领导，对公司的事不闻不问，以为下面有人会去打理；如果公司的各部门职员及车间主管只顾在办公室聊天、上网，车间里面的事从不过问；如果车间的基层管理人员做事只做一半就撒手不管，认为什么事都可交给生产员工去做，不管效果如何；如
果车间的管理人员只做表面的功夫，不去跟问一下生产状况，了解一下质量或现场管理情况；如果生产一线的员工不管生产的质量如何，完成任务就可；如果销售部门的业务员守株待兔，不主动去联系客户，不主动和顾客沟通，对客户的诉求服务不理不睬，整天坐在办公室等电话、等邮件；企业进入了“安乐”状态，那么这样的企业离倒闭之日就不远了。企业是块“试金石”，我们必须有强烈的岗位忧患意识。否则，如果你只抱着“混一天算一天”的心态，工作不尽职尽责，这个岗位做得不想做了依靠关系换个岗位就是了，办事可以超越制度、超越规则，那么，这种人最终会被企业淘汰。否则，就是企业最终被市场淘汰。即使你是老员工，即使你有熟练的技能，即使你在公司有很好的靠山，但如果不思进取，混日子过，也很快就会被新员工赶上和超过，下次下岗的可能就轮到了你。
相反，如果企业的高层领导，日理万机，关注经营生产，懂“用人之道”， 关心与尊重下属，用德才兼备之人，不任人唯亲；善于发展人才、挖掘人才、培养人才，因为只有“人才”才能为企业带来机遇、成长、声誉及滚滚财源。如果车间主任及基层管理人员，关心员工，做好员工的生产、安全及质量意识的教育，更多地教育和引导员工，在安全、现场、质量等方面层层抓好、管好，做员工的表率；员工尽职尽责，敬业爱岗；君子量大，小人气大；君子团结不勾结，小人勾结不团结；同事之间和谐共处，那么这个企业就如水泊梁山的聚义厅，就能上下一心，患难与共，就一定能成功，不断发展壮大。
众多的事实证明，忧患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安乐是企业发展的大敌。当今社会，以强吃弱，以快打慢，我们应先改变自己的态度；态度有了改变，习惯也会改变；习惯有了改变，运气也会改变；运气有了改变，人生就会改变。一个企业是否优秀，除了它的利润、规模这些因素外，是否有忧患意识，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将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让我们时时保持“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意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一片天地。
办公室
何贞莲
【二】:关于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忧患意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能理性地认识自已，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他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写着“日本国土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要亡国”，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1
（一）忧患意识的内涵
“忧”，《说文》解释为：“忧，心动也，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患”，《说文》解释为：“患，忧也，从心。”有忧患、担忧、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把“患”解释为忧虑、灾患、忧患、疾病等。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周易·系辞下》：
2“《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章句
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3
“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求以己之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4
有学者认为，所谓“忧患意识”，亦即人们基于对陷入困境抑或对于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种种不利情况所引起的一种情感反映，它蕴含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现实中各种不合理因素的尖锐批判5。也有人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是一种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6。蒋寅先生把忧患意识区别为忧和患两种情态，认为前者侧重于对既成事实的愁怨哀伤，而后者则侧重于对既成、更多是未成事实的忧惧或焦虑，并举例说“如果说‘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是忧的话，那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患了。”由此认为“前者是较感性的，后者则较理性；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是积极的。这样的区分有点生硬，实际上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忧是患的前提，患由忧而生。正是经过无数次忧的具体体验，人们才形成了患的意识，把消极的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富有实践精神的意向”7。虽然学者们对忧患意识的内涵理解有分歧，但普遍认同忧患意识来自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它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忧患意识是人类一种自觉的痛苦，是悲剧的心理基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崐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易经的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一期）孙云先生也指出：“忧患意识，亘古于今，延绵不断。它是主体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出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凡有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就必有忧患意识的发1
2 秦咏中.忧患教育不可缺失[J].北京：教育艺术，2003，（12）.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21
5李金坤.诗经忧患意识原论[J].南京：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P.49
6评论员.增强忧患意识锐意开拓进取[N].人民日报，2007-3-20．
7蒋寅.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P.92
生。”（孙云《论忧患意识》载《广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三期）忧患意识是指人们从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和人生命运的焦心忧虑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郝以宏：发挥古典诗词在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中的作用，世纪桥，2009年第6期）
（二）忧患意识的产生
1、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
“民以食为天”。农业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中一直占压倒优势；“饥饿”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同”，“大同”即“普天下皆有所养”。孟子“仁政”理想，也可以具体化为“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些理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空想；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百姓挨饿史。
中国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耕地严重不足。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黄河流域高五个纬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时指出：“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这高出五度的纬度，带来的气候要比其他地区严酷许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雨量集中于夏秋，易成洪灾；冬春少雨，又形成干旱。《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绘的一幅地地震引发洪灾的画面，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充分展现了古代之民在自然灾难面前那种渺小与无助之情。
这样的生产环境产生的收成必定是较低的，中国古代特有的生产关系，又使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中国古代官府徭役之重与赋税之多，世所罕见；中国古代地主地租及借贷制度之严酷，亦为世所罕有。普遍民众处于天、地、人的三重夹击之中，朝不保夕，整日如临如履。
世人无不赞誉“吃在中国”。的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杂食动物”。中国食谱之广，使外国匪夷所思：天上飞的，树上爬的，地上走的，土里钻的，水里游的„„无不可用来果腹。中国古代的植物类书，大都在其条目后面注明里可食性、食法及味道。中国人保存食物以供长期食用的方法令人叫绝：风干、烟熏、火烤、泡制、腌制、发酵，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是饥饿的忧患。中国人从最庄严的祭祖祭神，到最平凡的日常见面打招呼，其主体元素仍然是“食”。
正直的人们从民本主义出发，忧生而忧食。从“国风”中的《伐檀》、《硕鼠》、《七月》到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从《古诗十九首》中的“努力加餐饭”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衢州人食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饥者歌其食”的忧患传统，响彻了“民以食为天”的回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造成民族精神中浓厚的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者称西方的基督教为“天学”，印度是佛教文化是“鬼学”，而中国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人学”。这种“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而非消极出世的；是注重于今日之现实而非祈福于来世的；是把个人穷达与国家及民族的盛衰紧密结合的。是以，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其普遍的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人生的主要观照点是国家社稷、社会人生；成
功的捷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读书入仕视为“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堪称伟大的诗人，也把文学当“副业”，“余事做诗人”。李白高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低吟“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白居易执着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陆游追求“功夫在诗外”等等，无不体现出这种“重政轻文”的价值取向。
“政治本位论”与“文学副业论”，有一种互补的关系。政治上得意之时，知识分子狂热地追求官爵，文学处于“副业”位置；政治上失意后，文学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政途上积累的感伤悲愤，又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动力仕途经济风云变幻，人生道路曲折复杂，这种主次关系不断变换颠倒，使文人的忧患意识，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淤，从而成全了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辉煌与永恒。
“学成惊人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文人“悬梁”“刺股”的动力，而这“买卖”是否成交，几乎全由帝王们来“落槌”。
中国古代的君主们均“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黄宗羲语），在处理私欲与国事，个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时，往往不瞻前顾后，一意孤行。中国古代君王“明君”与“昏君”、“暴君”之比，过于悬殊。君主表现出来的普遍偏执、自大、骄横与愚蠢，使其在处理政务时表现出举世罕见的随意性、独裁性和神秘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矫正君失的良苦用心，换来的是斥责、获罪、贬谪甚至杀头。即使是寥若晨星的“明君”，其“兼听”与“纳谏”是有条件的，而“偏听”与“不纳谏”是绝对的。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学家们或暂时得志，不久即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如屈原、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汤显祖等；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如司马迁、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吴承恩、吴敬梓等。凡此种种，政治上磨难，为他们提供了深刻丰富的题材；壮志难酬的忧患，又成为其常唱常新的主调。“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陆游的《读唐人愁诗戏作》道出了千古文人的酸楚。（龙国庆：悲凉之雾遍华林——从中国古代文学看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11月）
2、忧患意识的发展
（1）周初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易经·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指周文王被殷纣王拘困在羑里而演周易一事。周文王是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他推演的周易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面对困厄，君子应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慎而自强，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挫折。这已经透露出人应该效法天地、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人文气息。这里更多的是从人生意义上讲忧患意识，也就是说当时忧患的对象更多的乃是人生的吉凶。
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忧患，《易》教人知几。《易·系辞上》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易·系辞下》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唯知几之人，安不忘危，可以保持安；存不忘亡，可以保持存；治不忘乱，可以保持治。故而《既济》
象辞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几”就是端倪，是预示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点征兆。由于只是一点端倪，还没有发展成“势”，表明力量很薄弱，人力足以应对，所以圣人就在此下功夫，化解这一几，圣人的高明就在此显现，并达到神奇的境界8。而等到事物发展成势，因其力量强大，难以应对或改变，只能等待时机，这时机便是“势”态转变之机。易经认为阴阳是互为消长的，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据永久的强势地位。当事物发展由盛转衰、由强大转为弱小的时候，用人力加以推动，往往事半功倍。从这个意义上讲，忧患意识的思维基础乃是古代辩证法。如果没有辩证法的思维基础，那么人们在“吉”中就看不到“凶”，在“凶”中更看不到“吉”，忧患意识也就无从谈起。
将忧患意识进一步发挥的是周公。自武王伐纣、周革夏命之后，周代的统治者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们变得更为理性。作为西周开国后的主要领导者，周公对这一“革命”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天命”问题。其对天命问题的思考，把忧患意识的重点从人生福祸的范畴，转向了政治统治存亡的范畴，即忧患的对象乃是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殷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是由上帝和天主宰的。所以殷纣王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的劝诫，能无所顾忌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当武王伐纣节节胜利殷商连连败退之时，纣王仍满不在乎地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史记·周本纪》）但问题是结果周的确“革”了商的“命”！摆在周公面前的便是这样的疑问:难道没有天命吗？还是天命另有其他的意义？
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可能会怀疑天命不存在。但是，这次革命却使周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尚书·君奭》），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天命如何改变呢？一方面，周公在这一政权变更过程中确实没有直接看到“天命”，神明、上帝并没有显灵，但是他却亲眼目睹了民众在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运动中的伟大力量：民众造就和推动了“天命”的转化。天命是通过民众执行的，从民情可见天命。这便是周公得出的结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另一方面，天命的转变也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有很大关系。商纣王骄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尚书·酒诰》）。相反，作为周统治者的文王却“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尚书·康诰》）也就是说，周朝统治者由于能够明德慎罚，具备高尚的道德，同时能够以德治国，所以天命眷顾，让周取代了殷商。
周公认识到天命通过民众来实行，也就是说，统治者的成败是控制在民众手中的。这就改变了殷商乃至夏代将天命只与统治者挂钩的观念，9使天命脱离了统治者的完全掌控。同时，虽然天命外在于统治者，但是统治者也并非无可作为。因为天命唯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是能保住天命不失的。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应对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忧患的主要手段。
（2）孔子对忧患意识的深化和转化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这一时代的基本特点是“礼崩乐坏”。价值体系和政8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84-85.
9尚书·汤誓记载夏桀说“吾之有天下，犹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而民众骂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种将自己比作太阳的观念与殷纣王所说的“我生不有命在天”都是视天命只在统治者身上的表现。
治体制等社会各个方面在这个时代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春秋时，自西周初建立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优势控制地位，贵族们则不再严格遵守周礼的规范，互相侵伐，导致“君不君，臣不臣”混乱局面的产生，甚至出现楚威王“问鼎”于周天子的情况。天子与诸侯间的关系如此，诸侯与士大夫间的关系更不必说，孔子所在的鲁国便是很好的例子:鲁国之政已不在其君主手中，而是被季氏等三大家族所操纵。孔子在鲁国不被重用，也与此有很大关系。社会的失范激发了孔子的忧患意识，但孔子所忧患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礼制秩序的问题，“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他为“礼”找到了“仁”这个精神内核。从此，忧患意识的价值属性超越了它所具有的功能属性。也就是说，从忧患意识的功能来看，它既可以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权服务，又可以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权服务。但从价值属性来看，在孔子那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值得忧患的事。所谓“忧道不忧贫”，恰恰反映了孔子忧患意识的伦理性、道德性特点。
孔子将解决忧患的重心放在“克己复礼”，振拔贵族的生命，使之挺立起来。10克己复礼包括两个方面：克己是指遵从仁道，加强修身；复礼则要在政治上正名，正名的结果落实在现实中便是礼，因此，礼治可以包含正名在内。孔子应对忧患的手段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即“仁”与“礼”。仁道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只有具备“仁”的精神，礼才能获得实质意义。礼治则具有从属性和手段性，它必待仁道而起，又是实现有序政治的重要手段。实现礼治的重心，首在正名。“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义务之谓。”11正名在孔子看来是政治的首要任务，《论语》“子路篇”记子路问为政何为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颜渊篇”又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都说明正名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孔子本身就是个严格遵守礼乐制度的典范，《论语》“乡党篇”记载了孔子在朝之恭谨，“八佾篇”中孔子对季氏僭天子之礼、舞八佾于庭的行为斥之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不仅如此，孔子还删订六经，“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为政治仪则，拨乱世以反之正。
但孔子的忧患意识更多的表现在对仁道的阐发上。他一方面继承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念，主张要敬畏天命，如主张君子有三畏，首在敬畏天命。另一方面，孔子更看重的则是强调君子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可以说，从孔子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达到自觉，道德主体才真正挺立起来。这可以从他对鬼神、礼仪的态度和对“仁”的强调中看出来。孔子虽然畏惧天命，但是对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鬼神却是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对于鬼神并没有什么宗教式的迷信。他虽然也参加祭祀，并且强调要亲自参加，实际是看重礼仪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仁”、“敬”、“明德”等所代表的虔诚之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通过礼仪这些外在形式化的东西来诱发和强化人的道德感。
孔子认为，周文疲弊是因为当时周代的礼乐制度已经变得过于形式化，跟人10
11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第三讲.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新星出版社, 2005: 40.
【三】:试析西周文化精神中可贵的忧患意识
论文关键词:忧患意识 西周 文化精神
论文摘要:商周之际之所以会出现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剧烈变化.是囚为在周人的文化精神中有着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于周人从立困到火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成为周代一切制度的出发点与宗旨之所在。
中国清代著名学者土国维先生根据自己对古文献及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的确.商周之际确实有过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这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史家公认然而.史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商周之际会出现一系列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剧烈变化这一历史表象后而隐藏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经过进
一步探寻.我们发现:西周文化中出现的极为可贵的陇患意识是造成周代很多制度之大异于商代的根源.而日这种意识将对周代历史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之后而对混乱局而的政治焦虑 我们知道西周土朝是以小邦国的身份灭了大邦殷的。作为一个比殷商落后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从公刘到古公父到季历乃至文土等历代先土的努力.其结果是存是亡还难说。特别是文土.能穿着卑劣的衣服.从事荒野田亩的工作.“自朝至于日中反.小逞暇食”.以求“咸和力民”(《尚书·无逸》).小敢耽于游乐打猎.只是恭谨地处理政事.从而奠定了灭商的胜利基。以说在而对殷商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下.周民族能山一个落后的民族而臻于强大并在文土的时候完成足可克商的新局而.这并小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使得当时的周人小得小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是》)但这种历程也让周人在艰苦的处境下逐渐体会到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囚为新局而的形成是他们的历代祖先辛辛苦苦开创下来的.事情的吉凶成败除天意外史主要是’,;他们本身的努力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周人而临的困境中.他们已经觉悟到若要突破困境.人的行为负有重要的责任.这便是“忧患意识”的萌芽。山这种陇患意识而产生的人的自觉.小能小说是一种新精神的跃动。
周虽克殷.但商毕竟是历经数百年的大国.残余势力还很强大.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种危机情势.使得周人小敢踌躇满志.仍然小心谨滇.时时警惕武土本人史是}一分焦虑.“自夜小寐”(《史记·周本纪》).克殷后小久便去世了。继位的成土年幼小足以应付危机.于是便出现了周公摄政的局而。当时的自然灾害严重.日又出现了管叔、蔡叔勾结殷旧势力的反叛.还有小少邦国的骚动.周公协助成土历经二年才平定叛乱.至此周朝的统治才算初步稳定下来。这段艰苦历程使周人史加明自了守成也须兢兢业业.于是建国之初萌发的陇患意识得以继承并有所发扬光大平殷之前.周公便以成土之名提出了要“永思艰”(《尚书·大话》);在周公摄政引起召公疑惑的情况下.周公又作《君》.明确表示:“我受命无疆维休.亦大维艰”;周公还政成土时.召公亦诏成土口:“惟土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维恤呜呼,其奈何弗”(《尚书·召话》)殷切的心情、浓烈的忧虑意识溢于言表可见.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周人在克殷之初而对混乱局而的政治焦虑。在忧患意识的激励下.人信心的根源渐渐山神而转向了人自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所以说这种陇患意识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
二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使周人的忧患意识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曾经小可一世的庞大的殷土朝的顷刻瓦解.迫使周统治者小得小在怀着强烈忧患意识的同时史着重于去探寻商朝灭亡的深层根源以及他们自己必须努力的力一向。他们认识到商的灭亡表明商土“我生小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戳黎》)的观念是错误的.上天决小会把人世问的权命无条件地永远赋子一姓土朝.正是山于殷土认为自己身负天命而任意非为.其结果是招致了大命的丧失和土朝的败亡山此他们小断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商的灭亡为警戒.吸取商亡的教训.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确保周土朝的长久统治。通过对商亡具体原囚的探究.西周统治者终于发现:“失德”是商亡的根本原囚所在。在《召话》中召公明确指出:“我小可小监于有夏.亦小可小监于有殷。我小敢知口: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小敢知口: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可见.他们已经认识到殷人与夏人样都是囚为小能敬德.导致早早失去了上天授子的权命。如此.周土朝要想保持长治久女.最重要的便是要“敬德”.即“土其疾敬德土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话》)。囚为文土本人便是敬德的典范:“惟乃工显考文土.克明德慎罚;小敢侮寡.庸庸.抵抵.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话》)。总之.周人对历史的总结是:“惟天小一小明厥德”(《尚书·多士》).还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即上天小会把天命给子小行德政的人一有失德.天命即会转向他人。囚此反复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时刻以德为念.“明德慎罚”、“勤用民德”.并在《尚书》各篇中再二叮叶.提出了许多“敬德”的具体的要求.如“无逸”、“无康好逸豫”、“孝友”、“小腆于酒”、“克自扣畏”等等。对敬德的重视反映了周人发自陇患意识的一缕理性之光.也表明周人确实找到了商亡的关键囚索。
其次，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仅仅具有敬德观念还小够.还要用康保民。囚为对统治者而言.天命究竟如何.只有从民情中才能显现出来.即“天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大话》)。《康话》中周公也告诫康叔:“敬哉天畏忱.民情大可见。《酒话》中也明自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实际上都是进一步把德政归结为用康保民。故此.“保民”便成为敬德的一项核心内容。囚为“惟天降命肇我民”(《尚书·酒话》).还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这就是说上天总是顺从民众的愿望、想法.按照民众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事情去办事.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若小爱护民众、关心民众的疾苦.便会遭到民众的反对与诅咒.自然也会引起上天的小满。囚此统治者必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尚书·康话》)。只有这样统治才能女定巩固。同时.对“小人怨汝署汝”的最好回应是“皇自敬德”(《尚书·无逸》).小仅小应向人民发怒.而应史加恭谨.努力察知政治的得失在《泰誓》中史是明确宣称“惟天地力物父母.惟人力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指明君主一定要承担起作百姓父母的责任.这是为了实现上天的意志.如果君主虐待人民.那就违背了天意.就必然会引发“皇天震怒”导致“天命诛之”。可见.到此处.上天已被赋子明确的伦理内涵.小仅是德行的裁判者.也是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基于忧患意识基础之上的认识上的升华。
二忧患意识基础上的敬德、保民等观念成为西周统治者制定一系列重要制度的出发点与助动器
前已提到从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出发.西周统治者通过对殷商灭亡的具体原囚的探寻.找到了“德”与“德治”的根本。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实际上是要求各级贵族自觉地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将此类道德行为规范加以制度化.便是一系列“礼制”的出台了。礼制的内容一分丰富.既有规定周朝中央与地力政权等级关系的分封制;也包含规定贵族之问等级关系的宗法制;还有确定西周经济制度的田赋之制以及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礼仪之制等等。也就是说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多力一而的规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以及吉、凶、军、宾、嘉、礼等小同的礼节仪式。可见.周代一系列制度的明确与规范化都是基于忧患意识之上的敬德、保民观念来完成的.强烈忧患意识下诞生的“德治”、“民治”观成为周人一切典制的出发点与助动器。这一点正如土国维先生指出的:“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或口:“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一一这种建立在统治阶级道德基础之上的礼制又自然要与周代宗法制度相适应.要与宗法血缘关系下的一套礼仪伦常相吻合，故这套礼仪制度又成为宗法血缘关系的结品。这套礼制能“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使“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在于此”川总之.正是在强烈忧患意识下诞生的周代的“德治”、“民治观”成为周代一切制度典礼制定的出发点与宗它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导致了“日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日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一一的新局而的形成。
综上所述.从周人立国到灭殷后危机四伏的复杂政治环境下.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小敢宁于上帝命”的冻述.代表了作为统治主体的周人的集体忧患与警世意识.即山于小知道上帝是否可以保持其天命.所以人应谨慎从事.要史多地从人自己的行为中寻绛历史变动的囚果性.即“小民之孽.匪降自天.沓背憎.职竟山人”(《诗·小雅·节南山》)。到后来.通过对商亡的具体原囚的探寻.史是明确地把天命是否眷顾与人自身的德行努力联系了起来.强调统治者必须努力明德保民.敬德克勤.认为只有“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尚书·酒话》).刁一能受命保民.祈天永命以此为出发点.周代一系列相关联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便相继诞生.它们对稳固周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套新哲学.“女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与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一这种人为自身之主字.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警世精神成为周代文明中最闪亮的异彩.理应在后世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与光大。
【四】: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须增强忧患意识
[论文关键词]党的建设 增强 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问题上，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矛盾，都告诫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现阶段党员干部应当具有的忧患意识是多种多样的，但从领导干部的职责使命和现阶段党的历史任务来看，党员干部应当具有下面几种忧患意识，即：使命意识、执政意识、忧党意识、忧国意识、忧民意识、忧己意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8年、执政6O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形势下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笔者理解，《决定》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决定》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这就是为什么要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对全体党员提出这样的要求，既寄予殷切的希望，也隐含着高度的政治警觉，表明了我们党理智清醒的头脑。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具有深远意义。它关系党的命运，而党的命运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强弱和人民的福祸。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
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从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到战国时代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炼出来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我国古代哲学中辩证观有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对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深刻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 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极点时，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要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有句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实际上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的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因而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秦一统天下，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意识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唤。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为范仲淹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且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忧患意识促使有远见的思想家将希望寄托于未来。思想家龚自珍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反映了他对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20世纪初，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民主革命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就在于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蕴涵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形势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党有资格在中国长期执政。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治久安。但是，究竟能否做到这一点，除了客观的规律和条件外，在相当程度上，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矛盾双方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换。今天一路顺风，明天可能逆水行舟。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正在领导人民实现的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在这条道路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要经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要对风险和困难高度关注，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头脑高度清醒，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实践中高度警觉，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问题上，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矛盾，都告诫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都以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忧患的出发点，都以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为忧患对象，都以防范执政风险为忧患重点。
毛泽东忧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巩固。早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我们不当李白成的决心。明末农民领袖李白成率军一举推翻统治达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然而农民军将领进城后骄傲自满，丧失民心，仅一个多月就被入关的清兵赶出北京城。郭沫若针对这一教训写出名篇《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告诫全党以史为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要求全党牢记“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把执掌全国政权比做“进京赶考”，从整顿作风和提高本领两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
邓小平忧党内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关键在党。邓小平曾经对党内的思想僵化状况表示过极大的忧虑。他认为，错误的认识和落后的观念是改革最大的障碍，面对党内一度存在的思想僵化、一些干部素质不高和新时期腐败现象蔓延问题，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晚年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现在看来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的问题小。
江泽民忧党的建设方向发生失误，忧党风不正，忧我国科技落后。他把深人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和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名言警示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风险，战胜困难。在庆祝我们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胡锦涛忧党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能力不强。党的十六大刚一闭幕，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谆谆告诫，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胡锦涛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他要求大家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不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谈脱离实际的空口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绩。
胡锦涛多次强调，要不断提高党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强调：“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我们党重视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深刻历史根据和规律性认识，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近20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启示。
三、党员干部树立忧患意识的基本要求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是党中央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只有全党同志自觉忧党、兴党，把忧党、兴党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党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现阶段党员干部应当具有的忧患意识是多种多样的，但从领导干部的职责使命和现阶段党的历史任务来看，党员干部应当具有下面几种忧患意识：
(一)使命意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的历史使命。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通往伟大复兴光明未来的发展道路。今天，党的事业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里，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的事业，是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业，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正义的事业。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充满艰辛的壮丽事业，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面对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已有成绩而沾沾自喜，没有任何理由满足现状而畏葸不前，没有任何理由故步自封而不思进取，必须谦虚谨慎、居安思危，忧党、忧国、忧民。要善于从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机遇中看到挑战，从有利中发现不利，从成绩中看到差距，时刻保持对形势的清醒判断，始终保持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的强烈忧患意识；常砺复兴之志，时刻铭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常念人民之托，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的甘苦为甘苦，时刻不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二)执政意识。党的兴衰取决于执政的成效，执政的成效取决于真抓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要把关注党的前途命运、塑造党的执政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执政实践中，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自觉把自己的理想和奋斗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与时俱进、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踏实作风，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一流的工作业绩，以坚强的党性原则、闪光的人格力量和创造性的工作成果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新的时代特征，赋予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忧党意识。忧党意识就是对我们党可能出现的危机和考验保持的一种警觉。这是党员干部应有的一种忧患意识。我们党是执政党，并将在中国长期执政。党的前途命运不仅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联系在一起。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中坚力量，必须把党的前途命运与自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时刻把党的命运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维护党的形象，忠诚于党的事业，才能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工作。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是将忧党意识放在第一位。正是有了强烈的忧党意识，他们才能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判断，才能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领导干部只有树立强烈的忧党意识，才能自觉地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本领。
(四)忧国意识。忧国意识就是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风险保持的一种警觉意识。热爱祖国、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是领导干部应有的道德责任。领导干部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栋梁，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历史的使命和肩负的职责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己的职责使命联系起来，自觉做到忧国兴邦。虽然我们的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还会出现很多风险与考验，因而，不能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领导干部有了强烈的忧国意识，才能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感，才能自觉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抓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五)忧民意识。忧民意识就是亲民意识，是指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识民情，体民意，解民忧。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忧民意识是基本的为官之德，以忧民意识为核心的亲民思想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古代先贤们所推崇。夏禹曾提出“德惟养政，政在亲民”，《大学》中提出“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具体地把亲民思想化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更要与人民同快乐、同忧愁，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作为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当牢记党的教导，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在思想意识上、文化理念上、言行举止上，以爱民、亲民、为民为最高理想和行为规范。
(六)忧己意识。忧己意识在这里是特指领导干部对加强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对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本领的强烈紧迫感和危机感。今天我们呼唤忧己意识，不是对既得利益患得患失，也不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而是忧为官不廉，忧从政不勤，忧贡献不大，忧愧对民众，为抗御邪恶构筑堤坝。当今社会，诱惑多多，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因此，忧己不仅要忧自己的学识、能力和素质，还应忧自己的操守、德行和人品等，谨防自己蜕变为人民的罪人。特别是对于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都要与各类人接触，官员职务行为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别人打开缺口的靶子”。因此，多一点忧己意识，能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权力所诱，不为声色犬马所惑。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多一点忧己意识，就是优良素质和德行的体现，就是表率作用的体现。
【五】:如火燎原的典故
汉语典故性成语是汉语成语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它的隐喻性尤为突出。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如火燎原的典故，希望大家喜欢。
如火燎原的典故：
商汤原是夏朝的属国商国的国君。由于夏朝末代君主夏桀昏庸暴虐，荒淫无道，惹得民众抱怨不断，众叛亲离。趁此时机，商汤在贤臣伊尹的辅佐下挥师伐夏，推翻夏朝。商汤建立商朝后，将国都定在了亳。在以后三百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就不得不迁都。
从商汤开始，王位传了二十代传到盘庚手里。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他为了改变当时王族内部的混乱及社会不安定局面，决定再一次迁都。但是他的想法却没有得到商朝贵族的支持，大多数贵族都贪图安逸，不愿意搬迁，都希望能够改变盘庚的想法。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甚至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人心不安。
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想安定我们的国家。你们不但不谅解我的苦心，反而发生无谓的惊慌。罪恶是容易滋长的，正如燎原的大火。等它燃烧起来，连接近都不可能，又怎么可以扑灭呢?如果真到了这个地步，那你们可是咎由自取，不是我的过失!”
由于盘庚坚持迁都的主张，终于挫败了反对势力的阻挠。他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迁都到殷。在那里，盘庚励精图治，大力整顿朝政，从而使衰落的商朝开始复兴，人们生活逐渐殷实起来。以后的二百年里，商朝一直没有再迁都，所以后世又称商朝为殷朝或殷商。
经过数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商朝国都早已变成废墟。到了近代，人们偶尔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古代遗物，经反复研究，证明那里曾是商朝国都的遗址，就称它为“殷墟”。
在殷墟发掘的遗物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皿和兵器，种类繁多，制作十分精巧。同时发现一个名为“司母戊”的大方鼎，重量有八百七十五公斤，高一百三十多厘米，大鼎上下均饰以精美的花纹。出土这样大的青铜器，说明在殷商时期，冶金的技艺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盘庚迁殷之后，社会安定，商朝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可以专注于社会生产，因此才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礼器。
——《尚书·盘庚上》
如火燎原的典故点拨：
盘庚迁都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其如火燎原的决心和敢于冲破阻重重阻扰的勇气，以及不贪图眼安逸生活的忧患意识密切相关。这场变革之后，商朝在盘庚等的励精图治下，逐渐走向复兴之路，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变革有时候是不可避免地，也是非常必要的。国家可以通过变革朝前迈进，甚至呈现跨跃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