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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尚颖：对刘心武关于《红楼梦》解读的思考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 1 引言„„„„„„„„„„„„„„„„„„„„„„„„„„„„„„„„1
一、刘心武解读的背景及传播情况„„„„„„„„„„„„„„„„„„„1
（一）刘心武关于《红楼梦》解读的学术背景„„„„„„„„„„„„„„2
1、旧红学的主要派别„„„„„„„„„„„„„„„„„„„„„„„„ 2
2、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 2
（二）刘心武的红学因缘及解读的传播„„„„„„„„„„„„„„„„„2
二、刘心武对于《红楼梦》的具体解读„„„„„„„„„„„„„„„„„3
三、刘心武的解读与索隐派的关系„„„„„„„„„„„„„„„„„„„6
（一）刘心武的解读是新索隐的成果„„„„„„„„„„„„„„„„„„6
1、“索隐”的含义„„„„„„„„„„„„„„„„„„„„„„„„„„6
2、《红楼梦》索隐派与刘心武解读的关系„„„„„„„„„„„„„„„„6
（二）对索隐派的评价„„„„„„„„„„„„„„„„„„„„„„„„7
四、对刘心武解读的评价„„„„„„„„„„„„„„„„„„„„„„„7
（一）刘心武的成功之处„„„„„„„„„„„„„„„„„„„„„„„7
（二）不足之处„„„„„„„„„„„„„„„„„„„„„„„„„„„7
五、结语„„„„„„„„„„„„„„„„„„„„„„„„„„„„„„8 致谢„„„„„„„„„„„„„„„„„„„„„„„„„„„„„„„„9 参考文献„„„„„„„„„„„„„„„„„„„„„„„„„„„„„„9
对刘心武关于《红楼梦》解读的思考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 尚颖
指导老师 翟文铖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当代作家刘心武解读的《红楼梦》，指出刘心武先生以新旧红学为自己的学术背景，综合学习特别是借鉴了索隐派和考证派的方法和许多观点，对《红楼梦》进行了有许多突破并且非常个性化的解读：他认为《红楼梦》一书暗藏了曹雪芹生活的政治背景，书中的贾府即真实的曹家。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是“秦学”，主要包括三根支柱，即：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地位高于贾府；贾元春将秦可卿是公主这一信息告诉皇帝，迫使秦可卿自尽，元春受宠并被恩准省亲，但最后死在为秦可卿报仇的“月” 派手中,她的原型是曹雪芹的姐姐曹妃；北静王的原型是永瑢和允禧的结合体。介绍刘心武的观点之后再分析其解读的合理性与不足，以此启发人们做学问应当尊重原著，尊重事实，尊重证据，阅读作品时应当更多考虑其文学意义，不要生搬硬套地衍生出过多的非文学性分支而对现代人做学问的标准造成误导。
关键词：刘心武 新旧红学 “秦学”三大支柱 过度解读www.shanpow.com_刘心武解读。
Think about LiuXinwu’s Interpretations of Dream of Red
Mansions
Student majoring in Teach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Shang Ying
Tutor Zhai Wencheng
Abstract：The essay discuss an up-to-date author Liu Xinwu’s interpretations. His interpretations about Dream of Red Mansions were based on the old and new studies of Dream of Red Mansions. After learned these studies, Liu Xinwu made a breakthrough, he created very individual opinions: He compared Cao Xueqin and Cao’s family with Jia’s family, he believe the book called Dream of Red Mansions conceal Qing Dynasty’s political background, Jia’s Mansion is real Cao’s Mansion. In Liu Xinwu’s interpret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opinion is studies of Qin Keqing. The opinion contains three pillars: First, Qing Keqing’s model was Yin Reng’s daughter, she was a princess, and was died because of Jia Yuanchun’s tip off. Second, just due to Jia Yuanchun tip off Qin’s real capacity, herself got more award, but in the end, she died because of revenge. Her model was Cao Xueqin’s sister. Third, Highness Bei Jing’s model was Yong Rong and Yun Xi. After introduce Liu Xinwu’s opinions, we should realiz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nalyze his points’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That is illumination for people’s study literatures. As today’s people, we should respect original works, respect the fact and respect the evidences .What’s more, I think for the literature, we should think its literary meanings more than others. Other branches like non-literary branch is often results of copy something mechanically. When it is mechanization, it has little value and meaning, and bring bad learning ideas .Think about subjectivism, which is mislead today’s people when they are study literatures and learn other new things.
Key words: Liu Xinwu; Old and new studies about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ree pillars of Studies of
Qin; excess interpret
引言：曹雪芹的《红楼梦》诞生已二百余年。由于这是一部未完成而又非常伟大的著作，后人才会不断去猜想、解读，以期待完成作者未完成的心愿，也因此出现了百家齐鸣的现象。本文立足于原著及各个时期的红学研究，详细分析当代作家刘心武的解读，希望对当代文坛及学术界带来一丝启示。
一、刘心武解读的背景及传播情况
（一）刘心武关于《红楼梦》解读的学术背景
刘心武关于《红楼梦》解读的学术背景是《红楼梦》的早期研究。研究《红楼梦》的学问——通常被称为“红学”，在《红楼梦》刚刚开始流传时就已出现。二百多年以来，红学产生许多流派，多数红学家以五四运动为界，将红学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www.shanpow.com_刘心武解读。
1、旧红学的主要派别
旧红学的主要派别有评点派、索隐派、题咏派和王国维的体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中国文学史的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期。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批《三国演义》，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脂砚斋是最早对《石头记》(《红楼梦》)加以评点的评论家，他写下大量评点式评语，因而使《石头记》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专有名称，脂砚斋的批语也随着《红楼梦》抄本的正文保留下来。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繁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此派的研究在下文中将做细谈。题咏派更着眼于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从而寄托自己的羡慕或者感慨之情。在旧红学家中，王国维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的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
2、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
新红学也根据不同时期有不同派别和观点。如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在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胡适的“考证”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胡适的观点彻底抨击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上世纪30年代，红学渐渐跳出了胡适的“考证”、“著者”、“本子”之类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对《红楼梦》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人物形象加以探讨。40年代，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对人物形象、心理状态的分析上。40年代末，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在“红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随即展开了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新老红学的诸多观点都受到了批判。有人认为1953年至1963年间是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时期，主要标志是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展览会”。1976年以后，红学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对红学的概念也进行了重新认识。周汝昌提出“曹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是红学中“四大支柱”。多数红学家主张将红学分为“曹学(外学)”和“红学(内学)”。“曹学”主要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传记、文物等；“红学”则注重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思想内容、人物创造、艺术成就、成书过程等。
（二）刘心武的红学因缘及解读的传播
据刘心武先生回忆，在自己大概十几岁上小学时，通过父亲首次接触《红楼梦》这部作品，并且那时就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所以当时读红评红都是很安全的事情。此时的刘心武正是一位青年，他边读书边品味，慢慢积累自己的心得，并且有机会阅读《红楼梦新证》这种影响较大的评红著作。《红楼梦新证》是胡适的学生周汝昌先生的著作，周汝昌不仅继承了考证派代表人胡适先生的大部分观点，还吸收了旧红学中索隐派的观点，所以刘心武在学习了新旧红学的精华之后，能够结合自己的心得使他的个人解读有所突破。
刘心武在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十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开创出“红学”中的“秦学”分支。主要作品有《秦可卿之死》和《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自2005年4月2日起，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邀请刘心武主讲。这一节目原定为36集，但至23集时由于社会争议过大而停播。2006年4月12日，刘心武应纽约华美人文学会之邀抵达美国，4月16日于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次“红楼揭密”演讲。2007年起继续主讲《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及《〈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系列节目，至2010年共计播出61讲，此间，亦相继推出五部同名书籍和《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刘心武续红楼梦》等书。
二、刘心武对于《红楼梦》的具体解读
刘心武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形成别具一格的“秦学”。刘心武先生称自己的“秦学”立足于历史上康熙年间的太子胤礽被二立二废，他说书中的“义忠亲王”即历史上的废太子胤礽，他不甘被废，集合力量试图夺回皇位但失败了，在书中的表现是义忠亲王暗中组织自己的力量（刘心武称其为“月”派，以“月”比喻太子）反对皇帝（忠于皇帝的这一派被刘心武称为“日”派），结果是“义忠亲王坏了事”，书中的贾家被抄应该和义忠亲王坏事有关系。对比现实中的曹家，一直和胤礽关系很好，偏向于胤礽，所以雍正继位并彻底打败胤礽后，也连带惩治了和太子关系较近的曹家。恰好曹家在康熙年间十分风光，雍正继位后逐渐衰落，最后被抄家，一蹶不振，与书中的贾府有相似之处。所以刘心武先生采用“以贾证曹，以曹证贾”的方法，试图将历史事实与作品内容相联系。综合概括刘心武在讲座及书中所构建的“秦学”，实际上是由三根主要支柱撑起来的说法。这三根支柱分别是秦可卿的原型为废太子胤礽之女（公主）；贾元春的原型为曹雪芹的姐姐兼乾隆帝的妃子（曹妃）；义忠亲王的原型为废太子胤礽，北静王的原型为永瑢和允禧的结合体（王爷）。具体来说，刘心武先生“三根支柱”的说法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秦可卿。刘心武认为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她在太子第二次被废时由一位妾所生。废太子不想让这个新生儿面临囚徒生活，也为了暗中保留东山再起的力量，便托某些人把孩子偷偷运走，放入育婴堂。当然，废太子暗中已和贾府打过招呼，拜托贾府收养这个女儿。当时作为族长的贾敬其实并不想参与皇室斗争，却又因为利益关系不敢直接拒绝废太子，所以选择了逃避，跑到城外的道观里一直不肯回来。这时贾母出面，答应收养这个孩子，于是就有了原著中秦可卿最先出现在育婴堂，由工部营缮司郎中秦业出面收养的情节。秦业在育婴堂抱了一个女婴和一个男婴，其中女婴即废太子的女儿，男婴则是为了避免别人怀疑自己过强的目的性而一起抱出的。在那个“重男轻女”非常严重的封建时代，男婴很小就死了，女婴却好好活了下来，可见秦业非常重视这个女婴。后来为达到让贾府照顾秦可卿的目的，秦业对外便称自己和贾家有些瓜葛，将秦可卿顺理成章地许给贾蓉做正室。刘心武先生还指出，秦可卿是贾府的一次政治投资，因为胤礽第一次被废后不久就恢复原位，没人能预想他第二次被废后会怎么样，如果再次恢复官职并继承皇位，那时贾府就是一个大功臣；即使不能恢复官职，如果废太子集合自己的力量（刘心武称这一股力量为“月”派）打败以在位皇帝为首的“日”派力量，自己照样可以称帝，还是会对贾府论功行赏。因此刘心武将秦可卿比作扯动贾府命运的一翼。但是这一翼很快就出现了问题，因为秦可卿在第五回出场，第十三回时就迅速死亡。并且她死后所用棺材的规格是相当高的，以至于贾府的很多人都不满。她被安葬在义忠亲王早就准备好但没有用成的棺材里，没有用成的原因是义忠亲王是叛党，并且是“月”派首领，一直企图颠覆以皇帝为首的“日”派。在他“坏了事”
之后，皇帝肯定不允许他用这么上好的棺材，于是棺材被闲置。后来秦可卿死去，就葬在了原本该是她父亲使用的棺材中，这正印证了刘心武说的秦可卿的原型是非常高贵的，她是废太子的女儿也即公主这一观点。[1]
其次，提到秦可卿就不得不讨论第二根支柱贾元春。刘心武先生认为贾元春的原型是曹雪芹的姐姐兼乾隆帝的妃子（曹妃）。如果说秦可卿是贾府的一次政治投资，是扯动贾府命运的一翼，那贾元春就是贾府的另一次政治投资，是影响贾府命运的另一翼。为什么这么说呢？刘心武先生认为，贾元春的成功入宫，就意味着贾家的成员都是皇亲国戚。有了这一层关系，皇帝会多少照顾贾府。这时，如果废太子没有顺利继承皇位，贾府因为元春的关系，仍然有自己强大的靠山，保住甚至获得更多的利益。贾府的政治远见还是相当不一般的。但偏偏这两翼相继出了问题，秦可卿出现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贾元春的告密。刘心武先生认为秦可卿的死有蹊跷，死因不是生病，更不是她与公公偷情的事被发现，而是远在宫中的贾元春告密，即元春告诉了皇帝，秦可卿的真实身份是废太子的女儿，她的存在会对皇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藏在暗处的“月”派也发现了这个危险信号，于是派张友士装扮成医生为秦可卿治病，通过开的药方传达出让秦可卿自尽以保全“月”派力量的暗语。刘心武认为，既然秦可卿已死，没有了这一后患，贾元春又是贾府的女儿，所以皇帝不仅没有惩罚贾府，反而更加宠爱元春，让元春升为娘娘，并恩准省亲。当然，刘心武还解读出在元春死后，皇帝翻旧账，借机对贾府抄家，造成了贾府的败落，这是后话了。对于元春的结局，刘心武也有不同于原著的看法。他觉得元春绝不是高鹗所说的旧病复发而死，而是皇帝以剿灭“月”派力量为目的安排了一次出游，出游时带上了自己非常宠爱的元春。不料行动失败，“月”派力量为给秦可卿报仇，逼迫皇帝交出元春，皇帝为逃脱险境而将元春抛弃，元春就这样惨死在“月”派手中。[2]
另外，刘心武先生通过秦可卿还牵出了原著中另外两位人物的原型，那就是义忠亲王和北静王，义忠亲王的原型为废太子胤礽，北静王的原型为永瑢和允禧的结合体（王爷）。刘心武先生为什么这么解读呢？他解释说，义忠亲王在书中几乎没有直接出现，读者都是从书中的人物对话中了解这位亲王的情况。在秦可卿死后众人为她找棺木时，薛蟠说了一句“义忠亲王坏了事”，准备下的上好棺木没有用，一直闲着，就拿来给秦可卿做了棺材。刘心武说这个“坏了事”很含蓄很隐晦，一般都是因为政治原因，比如造反被剿或被同朝官员扳倒叫做“坏了事”。结合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恰逢太子胤礽二立二废，所以刘心武认为“坏了事”的义忠亲王的原型即废太子胤礽。另一个人物北静王是在秦可卿送葬的路上出现的。刘心武称，即使贾府势力再强大，但是一个女子，并且本是育婴堂抱来的“野种”死去了，也不值得宫里的达官贵人和太监众人来送葬，但是因为秦可卿公主的身份，所以即使她是叛党的女儿，有些高官还是会出面为她送行，刘心武觉得这再次印证了秦可卿高贵出身的说法。[3]对于这位贾宝玉很尊重、出场次数又极少的北静王，刘心武认为他的原型是永瑢和允禧的结合体（王爷）。至于这一原型的解读有些繁琐，明显借鉴了索隐派的观点：刘心武认为从北静王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原型，北静王叫水溶，虽然在清朝的皇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叫水溶，但是有一个人叫永瑢。“永“字去掉上面一点是“水”。第二个字是“玉”字边加一个“容易”的“容”，把“瑢”偏旁当中的一竖去掉，变成三点水，就是溶解的溶。那么《红楼梦》写北静王的名字叫水溶，显然就是把这个“永瑢”两个字各去掉一笔构成小说当中这样一个角色，明摆着，水溶是从“永瑢”这个名字演化来的；还有允禧，允禧去世后，他的谥号就被定为“靖”。北静王的“静”字，很可能就是从“靖”字演化过来，而且他后来封的是郡王，这个“郡”字和“静”字字音很接近，所以从这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来，北静王的生活原型，跟允禧很贴近。[4]
以上是刘心武先生最主要的观点，他还有许多其它观点，比如原著中说蒋玉菡是个
【二】:读《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换个角度看《红楼》
——小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2005年，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被邀请到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做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专题讲座，该节目一经播出，便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如此便有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的付梓出版。当然，该系列不仅仅是刘心武先生红学讲座的一个书面集合，也是作者数十年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
刘心武先生另辟蹊径，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这本妇孺皆知的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从小说创作的角度分析全书，以探究“金陵十二钗”中秦可卿的原型为切入点，结合康、雍、乾三朝历史，考证书中各人物的生活原型，并剖析了书中遗留的谜团，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秦学”分支。但是这样的研究遭到了主流红学家的批评，很多红学大师对他的揭秘持否定态度。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先生把刘心武的观点称为“新索引”并认为“《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所副所长孙玉明认为，刘心武的揭密只是发挥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能，对于红学的研究却有很多不够严谨的地方，而这也是红学界普遍的观点，他们认为，刘心武的揭密是对红楼梦的一番海阔天空的“说书”，很容易误人子弟。例如作者在讲到元妃原型的时候，用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礽那里，胤礽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而这个姐姐，无论是关于曹家的史料还是有关宫廷的记录中都未见只言片语，那是因为乾隆皇帝采用怀柔的手段屏蔽了这样的一段历史。这样无根据的推测是学术研究不允许的，因而红学家们批判刘心武先生的想法纯属“想当然”。笔者仔细读了“揭秘红楼系列”的前两部，发现其中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从秦可卿的原型问题转到三朝的政治纠纷，引出日派（乾隆）与月派（弘皙）之间的明争暗斗，并将元春和秦可卿的原型推到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思维跨度之大，似乎有点逾越研究的底线，而且，作者觉得曹雪芹在有意回避雍正一朝历史，但是回避一说太过含混，是说不通的。在关于月派的研究上面，作者非常看重“脂批”，却过于讲求小说创作中“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思维方式，对于“脂批”的追究过多，难免有钻牛角尖的嫌疑。
但是正如一句俗语“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是求同存异的。刘心武先生的理解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的确过于偏颇，但是红学界一致的批判声也是有失公允的，何况作者自己也在书中（实则是讲座中）一再强调，他的出发点只是把自己对于研究红楼的心得，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为民间“红学”展拓出更为宽松和舒畅的挥洒空间。笔者个人认为，刘心武先生的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他很注重细节上的考究，例如，书中提到“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元春的《恨无常》曲时，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剖析每一句的深层含义，列举了原书中的各个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在讲到元春省亲时选的四折戏时，作者联系后面的故事发展，一一考证每折戏的隐含意味，而且，作者所选的例子通通在前八十回里面，因为作者觉得高鹗的续书有违曹雪芹的本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再如，作者研究妙玉判词的时候说到“肮脏”一词，他认为此处不该读作“ang zang
（同为第一声）”，而应该是“kang zang（同为第三声）”，作者查阅了很多资料，并从文天祥的《得儿女消息》一诗中找到依据，此处的“肮脏”解释为“不屈不阿”，作者在研究的细致着实令人佩服。刘心武先生本身是作家，所以对于字词的选择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如讲到脂批的一段话时，作者强调是“逗露”（即为稍微表露）而不是透露，这样的词用起来可更见严谨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心武先生从一开始就是否定高鹗的续书的，在第二部中作者结合脂批和书中前八十回的各种提示、仔细分析了各人物的判词和曲子，列出了一个“情榜”，也就是红楼一书中宝玉魂游太虚幻境时看到的《金陵十二钗》册，并总结出了另外一种与高鹗续书中所写的完全不同的结局：黛玉沉湖、宝钗无子、宝玉二度出家……且不说这样的推论的正确与否，光是作者坚持的努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就令人折服，若单纯的将这一系列的丛书看做是作者写的一本推理小说，我们也是获益匪浅的。
从语言上来看，因为是演讲稿直接装订成书，未经加工整理，所以语言风格上的确太过口语化，在某些语句和段落上，作者显得有些罗嗦，但是，这样的“揭秘”，并不是什么研究型著作，更像是作者在与人闲聊自己的探究感受，所以对于书中种种问题，我们也无可厚非，而且，也正是因为书中平实易懂的语言，读者们才能更透彻的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所要诠释的思想，也许这也正是这样的研究能够赢得多数普通读者青睐的原因。
【三】:苏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学计划
语文是一门必考的科目且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语文的知识点也是比较的多的。对于知识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积累的，但是仅仅是学习新的知识也是不够的，对学过的知识应该要及时的学习。学习也要有计划有重点这样才可以更好的提高效率。以下是八年级语文教学计划，课作为参考。
苏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学计划一：
一、教学目标、任务和教学要求。
1、基础知识方面的目标：
让学生了解回忆录、散文诗等文学体裁，能够根据上下文理解词语的具体意思，了解短语及短语的类型。继续积累生词，能够灵活地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去。对于比喻、拟人、夸张、排比等修辞方法，下定义等说明方法继续学习。
2、基本技能和能力培养方面的要求。
根据上下文，体会语句中蕴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弄清文章共写了几件事，哪件事写的详，哪件事写的略。事件之间有何联系。学会欣赏诗歌，体会诗歌中丰富多彩想象，优美的意境，真挚的感情。继续提高自己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写作能力，这一册继续练习写记叙文，能够写出一篇富于真情实感，语言生动，语句优美，且富有一定写作技巧的完整的记叙文。
3、思想教育方面的要求。
通过本册的语文学习，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大事，学会欣赏美，体会事物中蕴含着的哲理，从而进一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并且通过投影仪，微机、录像等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4、创新意识。
从课堂到课外，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课堂上，在听好课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大胆发言，这对于听好课具有积极作用。实践证明，“插嘴”似乎使课堂秩序显得乱，但却能打开学生的思路，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产生，活跃了课堂，另外，以小组为单位自学，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课外，鼓励学生多读、多写，多搞摘抄札记，多背诵精美的片断，有条件的时候让他们观看幻灯片，录像和多媒体。
5、学习方法指导。
学会预习，具体任务要明确，对新概念重在理解，理解不透的要记下来;初步自读提示部分的基本内容;找出书中的重点、难点和自己感到费解的地方;把本课后面的练习尝试性的做一做，不会的可以记下来，等老师授课时注意听讲或提问。
课堂上分学习小组讨论自学，教师重在讲学生不明白的地方，遇有不明白的地方大胆提问。
二、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是按照《课程标准》编排的新教材，体现了新理念和新目标，致力于构建新的教材系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全书按主题合成单元，每个单元按照主题进行综合训练，努力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综合学科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不断的实践中，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
本册课本共有六个主题合成单元,分别为“咏物情怀”,“道德修养”,“事理说明”,“小说之林”,“人生体验”,“精彩演讲”.围绕着主题词,各单元分别组织了多种体裁样式的课文5篇,全书共收30篇课文.每单元配编同主题的诵读欣赏的古今诗歌2—3首(其中有两个单元选了文笔精华).其中含文言文6篇.
第一单元：自然万物，不仅孕育了我们的生命，而且给予我们许多人生的启示。高尔基从“海燕”的身上看到了革命先驱的无畏无惧，茅盾从“白杨树”联想到“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郭沬若写“石榴”讴歌了民族气节和高尚情怀，宗璞从“紫藤萝瀑布”中感受到勇气和信心……
第二单元：无私，敬业，诚信，友善，谦和，宽容……是中国人民提倡和追求的道德境界。《纪念白求恩》赞扬了白求恩崇高的精神境界。《敬业与乐业》引领人们走进“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乐于做好自己的一份哪怕十分平常的工作;《多一些宽容》提倡“互谅、互敬、互让、互爱。”《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让人们心灵“闪放出一种很动人的光彩”读这些文章，学生的心灵如同沐浴着德化的雨露，会自觉地追求道德修养的更高境界。
第三单元：面对姹紫嫣红的花朵，你想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吗?走进沙漠，你能把那些光怪陆离的现象说清楚?我们每天看到各种各样的事物，你考虑过物质结构的特点吗?我们的知识与日俱增，为什么又说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呢?读完这些文章，让学生油然而生探索世间万物奥秘的兴趣，享受发现的成功。
第四单元：本单元是小说单元。小说的表现力极强，三言两语，便能写活一个人物，短短几百字，便能折射一个时代。阅读这个单元，你可以更好地认识社会，品味生活，感悟人生。
第五单元：人生的历程，其意义不只是生命的流逝，还在于要从生命的长河中获得丰富的体验。刘心武对“错过”的体悟，《散步》所表达的浓浓亲情，李瑛一棵树的自比，《有的人》对生与死的哲理阐发，都是对崇高境界的解读，都是磊落坦荡胸怀的展示。倾听这些真诚的道白，我们对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落日和朝阳会倍加珍惜。
第六单元：本单元的几篇演讲词，都十分精彩。爱因斯坦的真挚，左拉的精辟，公刘的幽默，郭沬若的激情……演讲者睿智的思想、惊人的口才深深打动你，也必然陶冶你的精神，提高你的口头表达能力。
口语交际和综合实践活动各有三则，穿插安排在六个单元之中。结合实践活动，要求学生调查市场，研讨热点，阐明主张，这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的主动精神。专题活动为两个，专题设计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研究性学习，跨领域学习的课程目标，其内容和目标的方面，本册教材着重进行语段的修改训练.。设计，以学生语文素养，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乃至整体素质的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本册书设计了《鸟》和《叶》两个探究式的专题。写作方面看，注意了写作材料和文体等方面的写作训练。几个单元的训练重点分别是：运用联想，丰富写作内容;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写作素材;写简单的议论文，说明文;写简短的演讲稿。修改作文训练。
苏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学计划二：
一、班级情况分析：我所任教的是八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学，新的学期开始，学生的学习心态还不能立刻调整过来，面对课本里新的内容，大多会出现一些不适应。因此在第一节课的时候主要是以“谈话”的方式和学生互相交流，让每个学生拿出一张纸来写下自己的近期的目标，也就是这个学期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分别是什么，从中可以让学生在第一堂课就可去思考自己将要怎样去计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这个学期，努力让学生得到更过的收获，一步一个脚印去打好基础，进一步的提高。
二、教材分析：本册教材是按照《课程标准》编排的新教材，体现了新理念和新目标，致力于构建新的教材系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全书按主题合成单元，每个单元按照主题进行综合训练，努力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综合学科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不断的实践中，致力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
三、教学的总要求：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更新教学理念，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实施“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为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创造性学习，创造必要的条件，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四、教改措施：
<一>、 以深化语文教学改革为契机，加大课堂教学改革力度，积极投身新课改，运用先进教学理念和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激发学生地学习兴趣，唤起问题意识，实施教学民主化，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二>、教师要做到从整体上把握教科书，弄清编辑者的意图及内在联系，从本校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实施集体备课，集思广益，总揽全局，面向全体。做好试卷分析，找出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注重补差补缺，争取教学大面积丰收。
<三>、认真抓好听说 读写训练，进行口语交际训练，结合教材中的名著欣赏，诵读欣赏、引导学生进行综合训练，尤其要注重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
<四>、 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增强学习的后劲，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重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确立语文教学的新理念。
<五>、搞好第二课堂活动，进行网上学习的探索，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提高教学的效率，引导学生扩大阅读面，多读文学名著，多读健康有益的课外读物，提高文学修养，陶冶高尚情操，使学生获得社会所需要的终身受用的语文能力。
<六>、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渗透，强化综合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发课堂学习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沟通课堂内外，沟通平行学科，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活动，努力提高语文素养，实现语文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终身受用，为中考和高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苏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学计划三：
一、班级情况分析：我所任教的是八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学，新的学期开始，学生的学习心态还不能立刻调整过来，面对课本里新的内容，大多会出现一些不适应。因此在第一节课的时候主要是以“谈话”的方式和学生互相交流，让每个学生拿出一张纸来写下自己的近期的目标，也就是这个学期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分别是什么，从中可以让学生在第一堂课就可去思考自己将要怎样去计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这个学期，努力让学生得到更过的收获，一步一个脚印去打好基础，进一步的提高。
二、教材分析：本册教材是按照《课程标准》编排的新教材，体现了新理念和新目标，致力于构建新的教材系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全书按主题合成单元，每个单元按照主题进行综合训练，努力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综合学科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不断的实践中，致力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
三、教学的总要求：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更新教学理念，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实施“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为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创造性学习，创造必要的条件，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四、教改措施：
<一>、 以深化语文教学改革为契机，加大课堂教学改革力度，积极投身新课改，运用先进教学理念和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激发学生地学习兴趣，唤起问题意识，实施教学民主化，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二>、教师要做到从整体上把握教科书，弄清编辑者的意图及内在联系，从本校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实施集体备课，集思广益，总揽全局，面向全体。做好试卷分析，找出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注重补差补缺，争取教学大面积丰收。
<三>、认真抓好听说 读写训练，进行口语交际训练，结合教材中的名著欣赏，诵读欣赏、引导学生进行综合训练，尤其要注重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
<四>、 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增强学习的后劲，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重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确立语文教学的新理念。
<五>、搞好第二课堂活动，进行网上学习的探索，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提高教学的效率，引导学生扩大阅读面，多读文学名著，多读健康有益的课外读物，提高文学修养，陶冶高尚情操，使学生获得社会所需要的终身受用的语文能力。
<六>、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渗透，强化综合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发课堂学习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沟通课堂内外，沟通平行学科，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活动，努力提高语文素养，实现语文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终身受用，为中考和高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探究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现代主义：先锋的舞蹈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文革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文革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2、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www.shanpow.com_刘心武解读。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3、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二、存在主义：存在的探险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文革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反思文学”与存在主义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反思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重新发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2、“反思文学”张扬与倡导的是久违的人道主义精神。
文革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3、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开始涉及人性更为复杂的层面，对环境对人的异化现象有了一定的发现与认识。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
(二)“先锋小说”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表现出来的荒诞感与孤独感深受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2、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以及对人本体存在的思考是存在主义作用于中国当代文学最直接的体现。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三)“新写实小说”与存在主义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一)“新写实小说”作家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刻划，通过平凡的事件揭示隐藏在生活本身的荒诞面目，从而直逼存在的本质。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二)“新写实小说”作家刻意追求的远离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个人化写作立场”表明他们更加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及对世界的荒诞感很明显是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三、魔幻现实主义：寻根之旅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