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是千古奇冤


毛泽东 2019-09-08 23:25:31 毛泽东
[摘要]913事件是千古奇冤篇一:千古奇冤“富田事件”千古奇冤“富田事件”其实,红军中有没有“AB团”存在谁都清楚,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能杀一批,公正的说,毛泽东是“福田事件”的始作俑者,后来人们一直避讳谈及此事,甚至把责任推给半年后才开始出现的“王明路线”,都是昧着良心说瞎话,羞于认错而已。由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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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是千古奇冤篇一:千古奇冤“富田事件”


千古奇冤“富田事件”
其实,红军中有没有“AB团”存在谁都清楚,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能杀一批,公正的说,毛泽东是“福田事件”的始作俑者,后来人们一直避讳谈及此事,甚至把责任推给半年后才开始出现的“王明路线”,都是昧着良心说瞎话,羞于认错而已。
由于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熬刑不过,被迫供出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于是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韶九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
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政府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这时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正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作战,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立即审讯。
刘敌与李韶九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韶九不是善茬,明白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韶九,渐渐取得了李韶九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 李韶九还要刘敌好好干,示意如果听话,将来二十军军长也会是刘敌的,并派人送刘敌回营。
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
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韶九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韶九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一七四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来十二军肃反的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反倒是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被误捕。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件”。
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泽东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人员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尔士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良弼等人接受了批评,并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
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良弼送交中央。
1月5日,段良弼带着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找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这是不幸还是幸运?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国军作战。   
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成立,这时以项英为代表的苏区中央局认为事变的双方都有错误,应当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来解决。根据这种看法,项英一面责成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20军政委曾炳春过赣江,去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20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叫肃反工作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且派出了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党史称“三人团”),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政治局的决议,并在毛泽东和项英的争执中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批评了项英。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称: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该决议把富田事变称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后来不久便撤消了项英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令人叹息的是,后来项英反倒成了严打“福田事件”过火的责任人,历史这东西,说她是标准的娼妓并不为过。  
二十军的命运就此定了!四月,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青圹村。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与会的二十军及行委人员即将大难临头,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
“AB团”一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一网打尽,接着就召开了公审大会,虽然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人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AB团”,但“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残杀。
解释一句:由于当时红军弹药奇缺,干掉这些自己同志是舍不得用枪打的,大多是采用刀砍、棍棒、活埋等廉价易得之手段。   
4月19日,实际领导已经为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这是对红二十军的初步处理,是这次在中央钦差监督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局之丰功伟绩,后来王明主持的中央为奖励毛泽东,于8月3日正式承认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可怜这时的红二十军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对敌作战,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
但是不久,红二十军奉上级命令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于七月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山里的清晨特别凉爽,吃罢早饭,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被全部包围缴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个串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
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劫后余生的士兵们被编入红七军,至于被尽数逮捕的军官干部?不久便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红军将士全部杀害。
据说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一七二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需副官杨至诚所救,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总算死得其所。
再啰嗦一句:红二十军全体将士从始至终没有一个叛逃投敌的。
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这才是对二十军最后的判决。
但是“AB团”的事情远远没有了结:全国各苏区就此以赣闽苏区为榜样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肃反高潮,1931年后,这一斗争扩展到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
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人,这十万人只仅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   
但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沉冤始终无法得到昭雪,凶手更谈不上被惩办,只是在1949年以后,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所谓“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反”。――之所以在“平反”二字上挂引号并且称为“所谓”,是因为被冤杀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是葫芦僧错断葫芦案中的“冤葫芦”。
至于“富田事件”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给予定性,成了铁案,看来游魂不知还要飘游几时!
估计形成“铁案”的主要因素是喊出了“打倒毛泽东”这个十恶不赦的口号;其次则是事变领导人在事变后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以便离间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关系。
不幸被貌似粗鲁其实精明的彭德怀看出了破绽,结果适得其反,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尤其是身后的名声。
不过这也罪不至死,尤其是导致二十军几乎全部军官的被处决。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1978年底,终于出了个不怕惹祸上身的好汉子!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与同行们一起来到赣西南一带,开始调查、搜集有关AB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据掌握的大量资料与深入的调查分析,戴向青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年大肃AB团与所谓的“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地道的冤假错案!连所谓“肃反扩大化”都谈不上。
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上登载了他所写的《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的文章,在史学界引起了更绝大的反响。   
不久,《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收到了与戴文针锋相对的文章《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文章虽然承认以往结论中说“事变是‘AB团’领导”的确缺乏证据,但作者依据港、台的材料提出:事变领导人“惨杀了拥护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学报编辑将文章转给戴向青,希望他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于是,戴向青又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1981年3月至8月,亲身经历过“福田事件”的萧克将军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谈了他对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看法,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事件。
萧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富田事变的澄清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连总书记胡耀邦都亲自过问了。
但是,事情还是有点遗憾:一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时,“富田事变件”的平反才以另一种形式公之于世。
这一年,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批准出版了几本书,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作出了相较之下还算公正的、科学的结论――特别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明确地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这也算是对这一历史遗案的最高判决书吧。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出版仅三年之后,晚年致力于此功德无量之事的戴向青就因积劳成疾,不幸过世。
最为遗憾的是,人们都是以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为正式平反标志的,这个本来该有的为“富田事件”平反的红头文件至今还未见到。
据现有史料,位居四军军长之位的林彪在“福田事件”中未闻有什么特殊举动,大概那时的林彪还不大热衷于政治内斗吧,又或是明哲保身不敢多嘴?

913事件是千古奇冤篇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真相:...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真相: [转贴 2005-09-08 16:52:23 ] 发表者: 2000488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真相: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指示要保证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新四军主要图扩张和发展。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 ── 新四军自成立以来,打了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打的是国军,打的是国民党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详见中国大陆有关研究新四军军史的著作)。 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之后,曾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
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屡屡袭击国民党军队。由是,新四军在对国民党军队的屡屡袭击中,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 “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大公报》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除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事变真相的前因后果,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问题时,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大公报》记者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著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论还历史真相

913事件是千古奇冤篇三:“千古奇冤”由来——皖南事变历史6谜团(图)


“千古奇冤”由来——皖南事变历史6谜团(图)
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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