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错杀的最高将领


毛泽东 2019-08-19 03:08:03 毛泽东
[摘要]肃反错杀的最高将领篇(1):夏曦湘鄂西苏区肃反杀害千余名高级将领[导读]毛泽东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柳”是柳直荀。以前收录这首词的书,在注释时都说柳直荀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或语焉不详“遇难牺牲”。 柳直荀牺牲的真正原因,其实是苏区内部的“肃反”。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夏曦“肃反”实行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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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错杀的最高将领篇(1):夏曦湘鄂西苏区肃反杀害千余名高级将领

    [导读]毛泽东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柳”是柳直荀。以前收录这首词的书,在注释时都说柳直荀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或语焉不详“遇难牺牲”。 柳直荀牺牲的真正原因,其实是苏区内部的“肃反”。段德昌
周逸群
柳直荀
>>夏曦“肃反”实行刑讯逼供,层层株连,先后被杀害的高级将领有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七师政委朱勉之、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红七师政委盛联均等。对此,湘鄂西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红三军九师师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段德昌五内俱焚,他当面指责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你杀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这激怒了夏曦,他认为段德昌是推行左倾路线的障碍,决意要除掉他。
>>段德昌痛惜革命队伍中的自相残杀,更痛惜防御和反击国民党“围剿”的子弹匮乏。在生命的最后,他以惊天地的一呼,喊出了让人心碎的口号。随之,他又深情地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红军要赶快恢复党的组织,没有党的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肃’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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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同舟共进》
作者系文史学者
  1934年12月,时任苏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贺昌写了一篇《节省子弹和搜集子弹壳》的宣传文章。面对国民党的不断“围剿”,苏区严重缺乏子弹,贺昌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其文曰:
  同志们!子弹是我们杀伤敌人最重要的武器,多一个子弹就多杀一个敌人,少一个子弹就少杀一个敌人,多捡一个子弹壳,就可以多造一个子弹多打死一个敌人。
  在目前同敌人进行残酷战斗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红色战士和游击队员一方面要节省子弹,同时要多捡子弹壳。为了多杀死敌人,争取战争胜利,大家都要努力节省子弹和捡子弹壳!
  怎样节省子弹呢?第一,敌人距离我们在两百米以外无论如何不要打枪;第二,不管在什么时候,没有指挥员的射击命令,也不要打枪;第三,打枪一定要瞄准,没有瞄准也不要(打枪)……要在平时多练习瞄准,瞄准瞄得好,子弹就会多打死敌人……
  怎样收集子弹壳呢?我们也有几点办法:第一,打仗时候要把自己打的子弹壳留下口口,在平时还可以搜集在战场上别人遗下的子弹壳。第二,向地方群众宣传,要他们把他们收藏的子弹壳交出来贡献(给)战争;第三,还要收集敌人的子弹壳……
  “节省子弹”,情见乎辞,但读者诸君知否:就在贺昌写成这篇文章稍前,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也是为了“节省子弹”,在“肃反”高潮中竟“现身说法”,做出了惊人举动。
        “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
  正当湘鄂西苏区的军民在顽强抵抗国民党的“围剿”时,夏曦来了,开始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除了指责苏区“是‘富农路线’的统治”, 夏曦还开展所谓“肃反”运动。从1932年4月起,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名义下达命令,并成立“肃反委员会”和设置独立的“肃反”机构“保卫局”。至1934年秋,连续四次进行“肃反”,以致血流成河,其中包括千余名红军高级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以及七千余地方领导和无辜群众。国民党的“围剿”固然残酷,红军的自我损耗其实也很严重。
  夏曦“肃反”实行刑讯逼供,层层株连,先后被杀害的高级将领有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七师政委朱勉之、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红七师政委盛联均等。对此,湘鄂西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红三军九师师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段德昌五内俱焚,他当面指责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你杀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这激怒了夏曦,他认为段德昌是推行左倾路线的障碍,决意要除掉他。
  1933年4月的一天,夏曦派人通知段德昌开会。段情知有变,仍镇定自若,安排好工作,告别亲人,然后赴会。果然,夏曦以“改组派”、“逃跑主义”等莫须有罪名将段逮捕。
  5月1日——夏曦选择这个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处决段德昌。就在夏宣布执行死刑的同时,段德昌却喝道:“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
段德昌痛惜革命队伍中的自相残杀,更痛惜防御和反击国民党“围剿”的子弹匮乏。在生命的最后,他以惊天地的一呼,喊出了让人心碎的口号。随之,他又深情地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红军要赶快恢复党的组织,没有党的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肃’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
  夏曦居然下令“成全”了段德昌。杜鹃啼血,一位曾威震湘鄂西的红军将领就这样被冤杀了。
  据说段德昌被捕后,湘鄂西红军的最高将领贺龙曾向夏曦据理力争。当时夏曦竟以贺龙眼中没有湘鄂西中央分局相要挟,粗暴地把贺龙顶了回去。就在段德昌临刑之际,贺龙赶过来,为他解开绳索,把一碗粉蒸肉端到他面前,看他拿起筷子吃了几口,又见他挺胸走向刑场,贺龙才含泪背转身去……
  就这样,段德昌为“节省子弹”,自己惨遭刀砍而死。就义时,年仅29岁。
  段德昌死前,曾将于谦的《石灰吟》抄贴在自己被囚禁的石洞中,以抒其怀。
  后来,有位当年的目击者樊哲祥,在1980年11月接受调查组采访时回忆说:“段德昌是一个常胜将军,我跟他当过随从参谋。他只比我大两岁,如果不被夏曦杀掉,可能是元帅,许光达是他手下的师长,也是大将嘛。杀段德昌,还开了公审大会的,枪毙时,好多战士、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出声,因为夏曦在场。后见贺龙哭出了声,我们才敢哭,一下子都在哭啊!”
  段德昌不死,“可能是元帅”。1952年10月,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81年7月1日,在建党6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致词时特意提到了段德昌,追思这位红军早期的著名将领。1989年11月,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宣布,段德昌为中共33名军事家之一。这33人当中,除了段德昌,还有许继慎、曾中生。他们三人都是被错杀的,也是“可能是元帅”的人选。
  国民党特务居然掌“肃反”生杀大权
  深悉党内左倾危害的谢觉哉曾在日记中回顾“苏区肃反”,他十分痛惜毛简青、柳直荀、段德昌等人的被冤杀,又回忆当时在湘南、湘鄂西、柳州等地的左倾暴动,手段竟有滥烧城市(大道两旁5里之内全部烧尽)、强迫群众当兵,以及“对党外一切打倒,对党内也谁都不信”等。谢觉哉认为,那些“左倾幼稚”者是“孩子气不懂事,敢于冒险,称里手,十多年来不知给了革命多大损失,我们不能原谅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闯祸太大又太多”。当然,其中也不尽然都是“孩子们”,如夏曦等人,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夸夸其谈,而这些人“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
  夏曦后来因溺水无人相救而死。离奇的是,此前为夏曦所器重的掌握“肃反”生杀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原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潜伏”者。1933年初夏,红三军侦察连在执行任务时捕获了敌人的一个秘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交给他的机密情报。敌探供认他已好几次与姜琦秘密接头,并获取了红军的大量军事秘密。侦察连连夜将敌探与姜琦的亲笔信交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堂会审”,证明姜琦确是奸细。当时夏曦十分尴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得命令将姜琦抓获。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必无生还之路,企图乘夜逃走,结果被看押的战士击毙。
  可惜段德昌没有看到这一天。
        周逸群、柳直荀被害之谜
  说起来夏曦也是老革命了,他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益阳人)兼老同学(长沙湖南一师),以及老同志(湖南“社青团”成员、“新民学会”成员、“俄罗斯研究会”成员)。在湖南,夏曦的地位与郭亮相仿。毛泽东早年在湖南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夏曦也几乎无役不与。1921年中共成立不久夏曦就由团转党,后又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一大”,是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之一。此后夏曦从事革命活动,活跃于湖南等地;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共“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再后来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喝了洋墨水,在思想和组织上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俘虏。斯大林和米夫等投放在红色中国的“潘多拉盒子”,就装有回国的夏曦。
  民主革命时期的“小文革”——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斗争干部”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登台,夏曦也再次进入中央,且不久派赴洪湖根据地,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从此执掌当地大权。他大力推行左倾方针政策,如彻底分田(特别是针对富农)、冒险军事进攻、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乃至执掌“肃反”大权(此前邓中夏在当地也有重大失误)。而他所祸害的革命英杰,除了段德昌,据说湘鄂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周逸群(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也是死在他手下,不过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周是遭国民党军伏击而牺牲的。
  原来夏曦到了当地之后,敏感地觉察出自己在军民心中的地位并不巩固,而周逸群和段德昌却拥有很高的威望,于是借口湘鄂西特委与中央分局重叠,撤销了湘鄂西特委,将周逸群以“巡视员”身份打发至洞庭湖开展工作。不久,夏曦又担心周开辟了洞庭湖的根据地,会与贺龙和段德昌串通,使自己的中央分局书记被架空,于是又指责周“分散兵力”,是“右倾逃跑主义”,责令其回来汇报工作并检讨。
  1931年5月20日,周逸群在归程中突然遭袭,中弹牺牲,当时护送他回程的许多战士也大多战死。是年,周逸群仅33岁。此后记录此事的史书常说周是遭敌军伏击而牺牲。不过,也有人以为周的死是一个谜团,或是被叛徒所出卖,等等。后来还有人以为,就是夏曦设局,暗算了周逸群。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是不太可能了。
  与段、周相类似的,还有柳直荀。
  毛泽东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里的“杨”指杨开慧,“柳”则是毛泽东所赠诗词的李淑一的亡夫柳直荀。以前收录了这首词的书,在注释时都说柳直荀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或是语焉不详的“遇难牺牲”。 柳直荀牺牲的真正原因,其实也是苏区内部的“肃反”。
  柳直荀是著名的湖南老革命(1924年的党员),他与李淑一结婚是杨开慧促成的。北伐革命时,柳直荀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和省农协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柳指挥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叛军,并成立农军指挥部,电令各地工农武装反攻长沙,他任总指挥。此后又参加南昌起义,历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共长江局秘书长、中央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1930年4月,柳奉命至洪湖根据地开展工作,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又兼红六军团政委),配合贺龙总指挥、周逸群政委创立并扩展根据地,后又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等。1932年9月,在夏曦开展的“肃反”中,柳直荀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时年仅34岁。
  也是夏曦老乡兼同志的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亦是延安“十老”之一),作为老资格的革命家(早年他在湖南“一师”代课,与毛泽东等相识),深悉党内左倾的危害和顽固。曾亲身经历这些革命往事的他,后来特别关心民主、法制、统一战线等问题,也特别警惕在革命队伍中积蓄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等不良习气。
  由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三人之死,及夏曦的例子,再看以后诸多事例,不由让人感叹历史的代价格外沉重。
 

肃反错杀的最高将领篇(2):洪湖地区“肃反”被杀的第一位军事将领是谁?


洪湖地区首次“肃反”被逮捕的第一位高级将领是红三军(红二军团改称)第八师参谋长胡慎己。
 
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并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发来内容涉及“肃反”的指示。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在湖北监利周老嘴召开,正式成立中共湘鄂西省委(省委书记杨光华)。会后,以夏曦为代表的中央分局,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推行“左”倾中央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与“改组派”(注: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简称)联系起来,一律戴上“改组派”的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4月,红三军在京山县瓦庙集战斗后,所部红七、八师及天(门)汉(川)、云(梦)孝(感)游击队在汈汊湖区休整。5月4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第四十四师、第四十八师一个团进驻汉川汈汊湖区“清剿”。17日,时任天汉县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率部在小里潭一带击溃国民党军张锡侯营并将其包围,张锡侯答应次日投降。不料国民党军援兵来救,张锡侯见势变卦,企图突围时被捕获。但中央分局领导人却怀疑杨国茂有意纵敌,便授意政治保卫局严讯张锡侯。在酷刑逼供下,张锡侯供称自己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诡称与杨国茂密谋于5月18日发动暴动。政治保卫局对张锡侯口供未加详察,就认定杨国茂为勾结国军的“改组派”事件,成为洪湖革命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的导火线。与此同时,时任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在红三军军部驻地京山吴堰岭审讯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时(因杀群众鸡吃),供出了“红三军中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招出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红八师二十四团参谋长邓希禹、红八师特务队长朱寿谦、红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八师二十四团一营营长谢锡章、红七师二十团团长刘庶植、红九师参谋黄正金、红九师二十七团参谋长李孝侯、红八师二十四团政委谯继汉9人是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这从5月26日中共湘鄂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中破获改逆(即‘改组派’)最高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以胡慎己(红八师参谋长)负总责,以9人组织。”可知。(夏曦在7月8日给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又把胡慎己变成了“第三党”。报告说:“红军中反革命派以第三党为主干,胡慎已1930年中央派来时,已是第三党,是邓演达派来湘鄂西的。”)为此,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了《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斗争和纠正肃反中的错误的决议》,为此,湘鄂西省委把“肃反”当作“最紧迫、最突出”的中心工作。随后改组政治保卫局,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和军事最高法庭(庭长朱勉之、马武),紧接着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改组派”的运动。一大批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被错误地当成改组派、第三党、AB团、托陈取消派投进监狱,“反革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几乎遍及湘鄂西各个根据地。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仅在1932年5月至9月的第一次“肃反”中,夏曦就“逮捕约计千余人”。在这次“肃反”中被捕的主要有三种人,即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和曾经到过苏联留学以及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包括党派遣派往国民党军队工作过)的干部。其中,党政机关负责人有湘鄂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湘鄂西省委委员、沔阳县委书记冯纯,湘鄂西省委委员刘蜡喜,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蓝育才,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省监察委员、党校校长、湘鄂西省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汉阳县委书记黄秋松,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湘鄂边特委常委、湘鄂西省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红旗》编辑毛简青,湘鄂西省委发行部长陈克昌,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银行行长戴补天,湘鄂西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湘鄂西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湘鄂西省苏维埃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王恩平,湘鄂西省苏维埃司法部长朱子贞;红军中的领导干部有省军委委员、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七师政委彭之玉,红七师政委王鹤、李剑如,参谋长赵炎,省军委委员、红七师参谋长周容光,省军委委员、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吴丹人,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周子服,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九师政委孙子涛,参谋长张应南、胡梯,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此外,还杀害了江陵、(汉)川(沔)阳、石首、天(门)潜(江)等10余县的县委书记、部分常委和区、乡干部,大批军队中的团、营干部,以及部分基层干部。一言以蔽之,凡在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及以前反对过夏曦错误的领导干部,在这次“肃反”中基本上均被处决。以至于夏曦认为“这次肃反胜利,完全是四中全会湘鄂西成立中央分局一年以来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胜利的结果,(党的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则)是深入和总结这一斗争的关键”(1932年7月8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
 
胡慎己(1903-1932)四川铜梁(今属重庆)人。原名胡陈杰。1924年毕业于铜梁中学,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科。1925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胡陈杰第一个退出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任连党代表。1927年,随朱德入四川,到国民革命军二十军(郭汝栋部)开展军运工作,1929年被郭汝栋礼送出境。1930年6月回铜梁。7月前往上海,受中共中央派遣,化名胡慎己,进入洪湖苏区,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洪湖军事学校教育长、新六军(1930年12月成立,后改编为洪湖独立团)参谋长(军长段德昌)、红二军团第九师(1931年4月洪湖独立团改称,师长段德昌)和红三军第八师参谋长等职。1932年在湘鄂西第一次肃反中,被杀于湖北监利瞿家湾青龙寺(今属洪湖)。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今洪湖瞿家湾镇东约850米处立有“胡慎己烈士殉难处”纪念碑。青龙庙台上四烈士碑(万涛、孙德清、潘家辰、胡慎己),其中胡慎己烈士纪念碑碑身中央部位嵌条形汉白玉石,垂直铭刻着王尚荣将军题写的“胡慎己烈士殉难处”碑名。
 
据统计: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四次“肃反”被错杀而有关史料有记载的192人。其中军级干部9人,师级干部30人,团级干部75人,营级干部20人,其他9人;地方省级干部2人,地级干部18人,县级干部29人。先后追认为革命烈士有68人,其余“按因公牺牲革命军人”和“因公牺牲人员”对待。据四川省民政厅确认,四川省有万涛、董朗(仲明)、胡慎已、唐赤英、龙容、郑炽昌、沈鲲、戴昆忠、张宗汉、曾庆华(洪湖军校教官)7人在“肃反”被错杀。
知识链接
青龙垸革命烈士殉难处
青龙垸和青龙庙台位于瞿家湾镇东面约850米处。台上茂林修竹,塘中绿水泛漪,四座端庄素雅的烈土纪念碑掩映其间,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万涛烈士纪念碑
建于距瞿家湾850米处的青龙庙台上,台上共建碑体独立、基座相连的四座(万涛、孙德清、潘家辰、胡慎己)纪念碑,其中万涛烈士纪念碑在左面一号位置上,碑身中央以条形汉白玉石垂直铭刻庄东晓同志(广东省文史馆负责人,潘家辰烈士夫人)题写的“万涛烈士殉难处”碑名。
孙德清烈士纪念碑 
建于青龙庙台上四烈士碑的二号位置上,靠近万涛烈士碑的左侧。碑身中央以条形汉白玉石垂直铭刻,李建良将军题写的“孙德清烈士殉难处”碑名。
潘家辰烈士纪念碑
建于青龙庙台上四烈士碑的三号位置,在孙德清烈士碑的左侧。碑身中央嵌以条形汉白玉石垂直铭刻的宋一平同志(原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书记)题写的“潘家辰烈士殉难处”碑名。
胡慎己烈士纪念碑
建于青龙庙台上四烈士碑的四号位置上,靠近潘家辰烈士碑的左侧。碑身中央部位嵌条形汉白玉石,垂直铭刻着王尚荣将军题写的“胡慎己烈士殉难处”碑名。
“肃反”中被错杀的红二军团团以上干部名录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涉及的情况统计,四次肃反前后逮捕近两千余人,处死200余人。第一次肃反逮捕千余人,处死100余人;第二次逮捕241人,处死14人;第三次逮捕236人,处死56人;第四次逮捕172人,处死41人。这与贺龙解放后回忆的仅第一次肃反就杀了1万多人严重不符。事实上,1985至1987年,中央组织部清理落实肃反的错杀人员时,仅洪湖所在的荆州地区有名有姓被错杀的人员就有2850人。
姓  名  
籍贯      
职 
务              
时间  
刘子泉           
红四十九师师长                        
李步云           
红五十师师长          
1931.3              
江山             
红五十师政委          
1931.3              
汪沛然           
五鹤游击梯队梯队长    
1931.9                                         
贾国香           
五鹤游击梯队队政委    
1931.9             
向文山         

肃反错杀的最高将领篇(3):在红军肃反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

在红军肃反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
 《百家讲堂》杂志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而红四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30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毛泽东的中央苏区肃反
  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时任江西行委书记的李文林,自王佐和袁文才被杀害之后,就成为江西苏区最大的本地实力派。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有任何影响自己权威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最先被逮捕的是李文林、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周冕、马铭、刘万清、任心达、丛允中等120人。在审讯中不许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根据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继续抓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仅在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AB团120余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与此同时,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在不到30天内,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400多余名指战员被抓(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记载,被捕的犯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萧克回忆:“在肃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团,杀了60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60多人。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
  富田事变,指的是1930年春天发生在江西苏区的一次大规模肃反事件。当时因为以毛泽东等外来干部为主的总前委与以红二十军领导人为代表的部分本地干部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总前委根据传闻在红二十军中进行肃反。由于使用肉刑逼供的办法,导致被捕者乱咬一气,遂发生了将红二十军班排级以上干部均视为反共的AB团份子,并全部处死的严重事件。这场反AB团的肃反斗争随后更扩大到整个苏区,因此而被害之人据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计,竟多达7万人之巨。【1】
  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独立营的营长张兴、政委梁贻和那些不满大肃反恐怖的红军官兵发动了武装反抗,首先攻打二十军军部,释放了被抓的人,然后又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所谓AB团分子,然后率领红二十军离开富田,开到江西赣江以西的永新根据地,以示抗议。哗变的红二十军并没有投到敌对的国民党一方,经说服后,和平解决,红二十军重新回归一方面军领导。
  1931年7月中旬,毛泽东又开始秋后算账,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20多个人都枪毙了。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不久毛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一七二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4月中旬,发生了黄陂惨案,二十军残部1700多人被迫奉命东渡作战,行至宁都坪头寨,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这是一场红军对红军的大屠杀,红二十军无一生还,红二十军番号也从此取消。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加紧了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2】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3】
  在赣西南苏区已经发生反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不久,相邻的闽西苏区又发动了所谓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运动,在这起大冤案中,有6352人的红军官兵、苏区干部群众和党员被无辜杀害。1931年初,在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纪念会上,因为有人口误喊错了口号,林一株为首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以团政委林海汀为首的17个人,严刑拷打,逼出社会民主党一案,在红军队伍里抓,在老百姓里抓,用老虎凳来帮助拷打犯人,榨取口供,然后是砍头、破肚皮来执行死刑。像一年前赣西南抓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一样,1931年5月,闽西苏区也激起了多起反抗兵变,也都遭到了新组建的红十二军的残酷镇压。
  肃反委员会甚至把社会民主党的帽子扣在了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的头上,火烧大了,终于被引火烧身,同年9月,自己也被扣上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罪名的林一株终于被枪毙,12月闽西苏维埃35名原来的执委被肃掉了一半,闽西红军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新的起色。
夏曦的湘鄂西苏区肃反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开始于1932年5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夏曦还取消湘鄂西特委,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也被秘密杀害。第一次肃反结束后,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造谣“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三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八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杀害了红三军参谋长兼红七师师长孙德清和红七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1000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红六军创始人之一、红八师师长段玉林等人。【4】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湘鄂两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是年中秋节前一天,与柳直荀、万涛、段德昌等红军将领同时遇害,时年29岁。红九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5】
  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年8月下旬,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杀害了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红九军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湘鄂边教导一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三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夏曦立刻决定把柳直荀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所以同情柳直荀,结果连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6】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逮捕了红六军军长段德昌(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段不但被连续毒打,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三军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的二儿子也被杀害。被打折十指的红三军独立一团政委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数千红军将士被捕被杀。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月、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000多人。党中央派毛泽东去调查,结果毛下令又抓杀了2000多人。1933年1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公审”后被杀害。担任红七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七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因此被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胜利后才得解脱。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刀下救出的。【7】
  夏曦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8】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9】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红三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红三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
张国焘指挥的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肃反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张国焘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19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000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张国焘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高敬亭,戴季英。
张国涛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同年9月就开始杀人。仅1931年的9月—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10】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十二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11】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48人,被捕杀45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10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200多人;六安独立团有200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100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12】
  张国焘在主持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仙居区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张竞回忆: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转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唯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
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
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
红四军十师副师长程绍山,
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
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
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
红一军军长许继慎,
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
副师长肖方、
政治部主任熊受暄,
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
参谋主任柯柏元、
副师长程绍山、
参谋长潘皈佛,
第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
政治委员罗炳刚,
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
政治委员李奚石,
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
政治委员封俊,
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
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
政委袁皋甫,
第三十四团政委吴荆赤、
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
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
第三十八团政委任难,
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红4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11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传贤,红10师师长陈奇,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王宏学,鄂豫边特委委员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 红四军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
1933年6月,红二十五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
1935年,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
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受诬陷,被杀害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场。
红四军军长曾中生(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因为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开的杀。1935年8月长征途中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绳子勒死),时年35岁。
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注 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60页,作者:杨奎松
  【2】《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477页-第478页、480页
  【3】《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4】《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作者:贺彪
  【5】《历史教训要讲清楚》,作者:庄东晓
  【6】同5
  【7】《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作者:谷志标
  【8】《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作者:黄远新
  【9】《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作者:萧克
  【10】《陈昌浩回忆录》,作者:陈昌浩
  【11】《许继慎将军传》138页—1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鲍劲夫
  【12】《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2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2010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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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当夜,解放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迄江西湖口的千里长江上,分三路强行渡江。二十三日晚,东路陈毅的第三野战军占领南京。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毛泽东挥笔写成此篇。下面是本站分享的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原文译文赏析。欢迎阅读参考!   《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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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1925年秋所作。长沙是毛泽东人格形成的地方,长沙也是中国农村革命的发源地,是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的中心。下面是本站分享的毛 泽 东 诗词:《沁园春·长沙》原文。欢迎阅读!   《沁园春·长沙》  现代:毛泽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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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党申请书,又称入党申请报告,是要求入党的人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提出的一种书面材料。以下是本站整理的2019医务人员入党申请书范文,欢迎阅读与借鉴!【篇一】  敬爱的党组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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