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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被开除一:马立诚：一个爱国者的政论人生
马立诚，政论家。从1980年代一路走过来的同辈时评家各自凋零，急流勇退，而他坚持到今天，自己也成了「有故事的人」。
「我是为中国的国家长远利益着想」
政论家马立诚自称「老马」，大骨架, 高额头，架副眼镜，声音浑厚。他热情，聊天时表情丰富，仿佛动作和表情也是所论证观点的一部分，要不断说服你。谈到得意处，猛地打住，身体前倾，望着你，露出标准的微笑：「是吧？」
最近老马很忙。几个月前出版了新书《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这本书是2012年初出版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的增补版。宏大的主题下，他梳理了八种盛行中国的社会思潮，从自由主义到新儒家，试图解释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人觉得这种梳理是炒冷饭，有人评价他的书生动有趣，很有学术价值。
给他最大鼓励的是余英时。2012年4月，大陆学者葛兆光访问美国，给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余英时带去一本《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余读后给马立诚写信，称赞这本书「详明精当」。老马一鼓作气，再做增补版，做新书讨论、演讲和沙龙。
接受采访时他腰板总是挺着，会几个小时地讲，熟练地切换论点、论据，梳理细碎的社会现象，三教九流，众生百相，他都会拿来举例。就好像在用嘴写一篇时政评论文章。口气客气但不容置疑，而目光里的审视和迟疑，会时不时从镜片后飘过来。
其实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老马在网上声名「不佳」。搜索他的资料，往往和「汉奸」联系在一起，以他为名的百度贴吧里充斥着来自五毛的花样谩骂。有人在网上问：「马立诚是汉族吗？」这个毫无政治倾向的提问得到的回答是：「别在这个问题上纠结，马立诚是个汉奸。」
这顶随便扔过来的帽子，扣在马立诚的头上得有十几年了。再往前算，从1978年入行，2003年提前退休，这位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和凤凰卫视供职的时政评论员，新中国建立前出生、经历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政论生涯绵延辗转，有起伏，但从未停止。
从1980年代一路走过来的同辈时评家，各自凋零，急流勇退，而他坚持到今天，自己也成了「有故事的人」。 1998年，他与同事凌志军合作《交锋》一书，在左派强势的背景下力挺改革派，销量过百万册，成为一代人的政治启蒙。2002年，在中日关系趋紧的大环境下，他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鲜明地主张对日和解。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激流暗涌，舆论局面松紧无人能把握，他倒是照样出书演讲，始终不冒头，也一直没退缩。
一路写下来，马立诚的笔墨文章也成为了他所评述的历史的一部分。以党报评论员的身份对焦点时政问题发出独立声音，他的观点越来越受瞩目。「对日关系新思维」写入了著名中日问题专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主编的《中日关系40年史》。前年傅高义来中国宣传《邓小平时代》，对他说，「你是中日两国交流的桥梁。」
表白自身追求时，他用的词汇是：「改革、改革、改革」。他的一本本书、一篇篇文章，说的也是这同一件事。从一而终是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的。
「政府、知识界、民众当中三块，这知识界不能老跟政府说一样的话，从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整个世界政治史来看，知识界要有自己的声音。」马立诚说，用现在流行的话，「我是给中国增光的人」。
问题是，如何既说了话又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呢？
「我是为中国的国家长远利益着想。」这个时候，马立诚又露出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底色。
「写的时候我就把危险避开了」
8月1日，围绕中国社会思潮这个话题，《东方历史评论》举办了一个沙龙。马立诚带着他那本新书，坐在台中央。左右坐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濂和媒体人萧三匝。一开场萧三匝就抛出了一个颇内行的问题：「为什么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在第一章？」
在《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中，马立诚分门别类归纳了八种思潮，从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到新儒家。
马立诚直起身子，仍是那副底气十足、应对自如的样子，坦然答道，既是为了便于出版，也是反映现实。他笑着补充了一个细节：书里不仅把邓小平思想放在首章，且强调其「居于主导地位」。
作为一名政论家，马立诚的工作即是「议政」。中国公共话语中，政治总是敏感话题，马立诚所关注的又是政治思潮，谈话和写作中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是必然的。而他写的书，出版时几乎一字不改。问他怎么做到的，「写的时候我就把危险避开了，」他笑，「这个聪明还没有啊？」
「有些事情人家避而不谈，不好谈，或者谈得吞吞吐吐的，他还要把这事情尽量谈得明确一点、透彻一点。」他的好友、历史学者丁东说。
这回，他希望从思潮的角度，为分析当代中国提供一个框架。他把八种思潮摆在台面上，附上案例。马立诚说：「那么今后中国发生的事情，或者你身边发生比较大的事情，就能够依靠这个分析框架，大体上给它归类，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事情。」
马立诚写书时很注意读者的兴趣，「好多人写的书都像教科书一样，教科书不好读，也很头痛。」章诒和的一番话让他很满意：「你写的书真好看，我个人买了30本推荐给朋友。」
《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首印2万册，考虑到这是此前出版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的增补版，两本共印8万册，增补版的编辑李治华说，国内学术作品的销量，好的能上10万，差的话不到1000，而马立诚的书已经是卖得非常好的了。马老师懂得如何在言语上确保书能够安全出来，比如开篇就谈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邓小平，这样可以确保「价值观正确」。
「他的敏感度比我要强得多，看得出来他对老左派，对民族主义、新儒家是不赞成的，他大部分是批评的，但是在言语上，他后来也是做了一些改动，就是尽量地尊重不同观点。」李治华回忆。
这部分归功于作者的自觉。17年前撰写《交锋》时，马立诚面对的是一个非左即右的政治阵线，即反对改革的左派与支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如今社会利益群体进一步分化，政治思潮也有了更多变化，文字处理上，必然依赖多年政论写作积攒下来的功夫和敏感，绕开雷区。
「重庆唱红打黑及其余响」是新版中增补的内容之一。《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出版之际，薄熙来还在任，当时就没有写这一节。今年，马立诚向东方出版社提出，出版增补版。「凡在中国社会发生较大影响的思潮性事件都不该遗漏。」他在新书中补上了这一节，以及张木生的「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蒋庆的《再论政治儒学》。后记里他强调，书名中的最近40年，是从1977年到2015年3月，时间甚至具体到了月份。
丁东说：「甭管他出《交锋》也好，提出《对日新思维》也好，后来写的这些书也好，应当说他的书，大部分都还是表现了他的胆识，就是说你又得有胆，又得有识。识是见识，胆是勇气嘛。」
书面上的表达，马立诚太清楚分寸和边界在哪儿。如何把握分寸？他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但是在朋友们看来，这就是老马的风格，只说观点，在文字里隐去自己，生活里面目模糊，刻意低调。
「很多人大概觉得他的文章很激烈，引起很多争议。恰恰我很了解他，实际上他很稳重，他很知道写文章的分寸在哪里，这是他长期担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养成的，又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又知道或者说一个表达的边界在哪儿，让反对者很难从政治上抓到他的把柄。」他的好朋友、历史学家雷颐说。
「他这个人的个性不是很鲜明，就是他的文章，他的书是很鲜明很鲜明，读完以后就知道他特点是什么了。但他这个人吧，你要挖他的点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花很多力气的。」李治华说。
写《交锋》，在外人看来大胆，但马立诚说，他们不是乱来的，是高举邓小平思想的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批左。「我并没有说中国要变成西方国家，你这个左是不符合西方国家标准，所以我根据西方国家标准来批判你，我不是这么说的，这么说就不行了。」
「你怎么成了反革命呢？」
北京曾经有一个社交圈叫「党内老同志民主派」。在多次聚会中，丁东认识了马立诚。他说，近20年来，马立诚一直很活跃，这些聚会丁东不会每次都参加，但他参加时往往都能看见马立诚。而第一次认识马立诚，应该是在《交锋》之后。
1998年，马立诚和《人民日报》的同事凌志军合作出版的《交锋》，以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为名，二位作者在书中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左右两种思潮的博弈，解密大量高层政治内幕，实质上是呼吁改革，回击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思想理论界愈加强势涌动的否认改革的「左」思潮。此书甫一问世，立刻畅销。但也引发巨大风浪。
那一次，马立诚看到了政治评论的威力。时隔17年，马立诚谈起往事时说：「今天说起来历史好像我们谈笑间就过去了，其实临到那时候谁都紧张。」
「从1995年起到邓小平去世之后几个月，北京某些人士策划的4份万言书相继问世。这些万言书力倡阶级斗争，设置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禁区，主张开展党内路线斗争，批判邓小平理论，来势凶猛。」 4个万言书在北京和各地广泛散发，在政界、学界造成了很大惊恐。马立诚在《1998：〈交锋〉巨浪》一文中如此描述。
当年4月10日，左派召开了一个批判会，曾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长、《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作者魏巍，在会上称《交锋》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背叛」、「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背叛」。而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书记处前书记邓力群、中宣部前副部长林默涵等100多人。
与此同时是铺天盖地的舆论批判。马立诚一一数过，当年发在《中流》、《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杂志上对《交锋》一书的批评文章，总共有100篇。这3本杂志在当年公开发行，不少机关订阅，其中包括马立诚所供职的人民日报社，以及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文联等。马立诚的好友、德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约尼·埃林和妻子被文章中的用语惊到，问马立诚：「你怎么成了反革命呢？」
批评者甚至直接去了人民日报社，要求把马立诚和凌志军开除。事后，报社领导找来两人，要求他们以后写文章不得署自己的名字。
「领导解释，左派的人一瞅你们俩的名字，就会问，这俩人怎么还没开除呢，这等于刺激左派。」马立诚回忆。在他看来，没有开除，这是保护，但不能署名，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
风波仍未完。马立诚突然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1998年6月1日，《当代思潮》主编段若非控告《交锋》作者以及今日中国出版社，称《交锋》引用他所写的第三份万言书，侵犯了知识产权，并要求赔偿20万元。
马立诚分析，「他们是把《交锋》当作典型，杀一儆百」。而《交锋》之所以成为这个典型，也和两位作者在《人民日报》报社工作有关。在外界看来，党报的人能掌握一些内幕。「他们想是不是中央对这一帮左派有意见，所以通过俩人来批判他们？」马立诚说，「实际不是，实际上是我们俩人自己做的主。」
马立诚并非没有预估到左派的攻击，他比较自信的一点是，自己的书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站在邓小平思想这边，坚持改革开放，他清楚这样写是安全的。
另一件很让马立诚回味的事，是当时已退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接见。马立诚在文章里记下了这一细节：万里问，「有没有人整你？」然后忽然用右手拍了一下沙发扶手，高声说：「不要怕！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
「他说这个话的目的就是你们俩顶住啊，你们要顶住啊。」马立诚说。
打官司期间，他因某事去找中国青年报前同事任红，任的父亲是当时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她问马立诚：「是不是找我爸爸来说你那个案子的事？」马立诚说不是，是别的事情。任红说：「你也甭找了。」她告诉老马，上面有话说，《交锋》这个案子两边都不要找后台，完全按法律办事。
此前，他和周围许多人一样，判断这会是场政治官司。而如果「依法办事」，马立诚便放心了。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开庭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原告败诉，二审维持原判，理由是按《知识产权法》，向不特定的社会读者散发就是发表。而万言书印发了5000份，甚至超过了当时一本发行量为3000的书，并在各单位散发，因而已经行使过发表权，《交锋》不构成侵权。
二审时原告换了一位代理律师，开庭前，对方离开席位，走到马立诚面前，握住他的手说，「你的《交锋》我买了十几本送给律师朋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律师这个行业。我支持改革开放，但今天受人之聘，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对不起！」律师是北京纵横律师事务所的沈志耕，历史学家沈志华的弟弟。
「激动的、彷徨的、怀疑的、反对的」
如果以志业衡量一个人的一生，马立诚的政论人生真正开始于1978年步入中国青年报大楼的那一刻。
1946年出生于成都，1岁来京。小时候学习成绩好，是得过银质奖章的好学生，中学毕业后在班主任的动员下去了北京市东城区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里教过书，又在安定门附近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
「激动的、彷徨的、怀疑的、反对的」——马立诚用4个词形容他的「文革」10年。受「文革」影响，学校有很长一段时间停课。复课后，马立诚发现授课内容变成了毛主席语录，别的不许教。课堂如此，课堂外，批斗从大字报发展到了街头，他记得北京的街道上有人当街打人，王府井商店的招牌被人砸下来。和所有「文革」中的青年一样，他坐免费的火车去昆明等地参加大串联。起初出于好奇，但武斗出现后，他开始产生恐惧。
对32岁以前的人生，年届70的马立诚多有避忌。和谈论时政的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相比，与《人物》记者分享起个人经历时，他更多表现出性格中谨慎乃至警惕的一面，也许还有一份不习惯——政论家常年以文章示人，公众唯一知晓的个人信息，也许就只有他的姓名，对于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件事，他显得相当不适应甚至有困惑。「哦？讲我自己？我试试吧。」
今天回忆起来，自己的政治观念始于《新阶级》，一本他在「文革」时期读到的灰皮书。196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供内部高级干部阅读的所谓「反动书」，文艺类的书封皮是黄色的，政治类灰色，即灰皮书。他从干部家庭出身的朋友那儿读到这本南斯拉夫前领导人吉拉斯的名作，书论证了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罪恶。
「它启迪了很多很多人怎样认识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怎样的。」马立诚说。
中学教师马立诚对政治的关切是私下的、隐蔽的。那时的他更接近于一个文学青年，写了不少小说、散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和《北京文学》《收获》等杂志上。因此结识不少媒体的朋友。
直到1978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报》正在筹备复刊。同时，马立诚的几篇政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积攒的锐气和写作情怀再不可能被一所中学桎梏，在朋友的推荐下，32岁的马立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来到了《中国青年报》。
三中全会召开，改革伊始，《中国青年报》扮演了改革先锋的角色。马立诚先去理论部，后调到文艺部，再去评论部，最后担任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副主任。8年时间里，用他的话说，「意气风发地投入到思想解放的大潮里」。
当时没有市场化媒体，党报几乎是人们获知信息的唯一渠道，中青报先后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潘晓讨论等话题上为青年人发声，马立诚本人，也始终站在青年人那一边。
1986年，胡耀邦提出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要实现年轻化，最好是40岁就「毕业」。那一年刚好40岁的马立诚便离开中青报，调入《人民日报》评论部。
在《人民日报》评论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代表中央立场，决不能署个人名字。观点是中央的，评论员得论证它，还得说得通。这是辛苦的活计，马立诚有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的老师、《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文革」期间歌颂「文化大革命」，其实他心里不赞成，但是也要写。这是评论员的痛苦。
进入1990年代，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评论员们黯然落幕，更多的人或转行或沉寂，坚持下来的马立诚，仍然处在舆论界的前沿。对国家的态势和思想界的信息动向敏感、敏锐，有自己的判断和经验，所有作为优秀政论家的条件和状态他都保持住了。他爱惜声名，也敢于碰宏大话题。
马立诚说在《人民日报》时期，自己一直是属于比较边缘的，「就是说向前改革，到了共产党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人民日报》自创办以来有一个传统，这里总有少数人是起来追求真理的，不向权力低头，马立诚不讳言：「我是他们的接班人。」
1998年《交锋》畅销全国，成为一代人的政治启蒙和共同记忆。当时所有关心时政的人，都在那时知道了马立诚的名字和他的书。从此，他接连在海内外出版17本著作，发出独立于职业之外的声音。而压力始终存在。
报社内很多人想做官，马立诚说，他选择放弃，「我放弃这个，并不是因为傻，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格」。在中青报、人民日报，马立诚能读到很多内参，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说，假如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假如你是一个关心国家的人，你自然会思考这些问题，愿意付出。
马立诚被开除二:马立诚：四份万言书抹黑私营经济·历史|晓阳韶
四份万言书抹黑私营经济
老左派第二波挑战在1992年遭受挫折，沉寂三年。这三年，老左派观察形势，寻找新的突破口，于1995年第三度大规模擂鼓出征。
1992—1995这三年形势的一大特点，是为数众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南方谈话催动下，纷纷下海，私营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爆炸性增长。老左派第三波进攻，就拿私营经济开刀。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总是把私营经济打入另册，老左派认为这一点可以利用。这一次，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是不是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国家安全”成了老左派唬人的新口号。
在进攻形式方面，还出现了一个新特点。过去，老左派利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发表文章讨伐改革开放，自1992年遭到邓小平痛击之后，媒介对“左”的腔调产生了警惕，老左派很难在大众传媒上搞大批判了。于是，一种新的斗争方法问世，这就是散发万言书。这种神秘的做法，倒是中国特色。万言书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宣言手段。清朝末年，就有人散发万言书反对洋务运动。老左派承继清末顽固派衣钵，推陈出新，用来反对改革开放了。进攻的角度和论据都是精心设计的，一看文章，就知道作者绝非等闲之辈，其行文也有影响决策的明显动机。
第一份万言书于1995年春天散发，题目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作者匿名，用A4打印纸装订成册，借各种渠道流布京城。无数热心人大肆复印，又从京城传到外地，并在海外多次发表。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样一种神秘流传方式竟能严丝合缝覆盖全国。从内蒙到广东，从山东到新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主要读者群是政界与学界。
过去，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这种手段，因为他们的文章没处发表。有点什么见解，不是被报刊拒绝，就是内部印出来“供批判用”，因此只好匿名流布。现在轮到左派人物使用这种匿名暗送的手段，不免让人感觉时移世易。
这份万言书忧心忡忡地谈到我国近年来“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经过作者计算，“私营个体将升为二分之一”，而 “私营经济比重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再加上“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加深”，因此就会“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作者还说，由于私营经济大量扩张，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实力，已经超过了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的民族资本家。
作者写道：“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应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我看到这份万言书，是1995年夏天。这一天，京城东部一家私营餐馆老板请吴敬琏、董辅秖、孙长江和我吃饭。这个老板在京城东部很有点名气，开了几家工厂和餐馆，每年上缴税金几百万。老板听我们分析这份万言书，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觉得自己的财产成了危险的兆头。席终人散，他立即行动，把老婆孩子移居国外，自己则怀揣绿卡，坐镇京城，静观事变。后来他告诉我：“那文章来头很大”。
第二份万言书在1995年秋季传开，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然匿名。这份万言书结合苏东剧变，指出我国有可能发生和平演变。文章的立论，承继了第一份万言书的观点，即我国“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
作者说：“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和措施的鼓励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据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的事实再度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者认为，“新的资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即党内走资派）联盟”，“是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是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作者提出，全党应该立即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一切工作要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 《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万言书中唯一标明了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
这一段时间，正是党中央、国务院着手国企改革，实施“抓大放小”方针的时期。
这份万言书提出了一个观点：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保住几十万个大中小国有企业的“国”字头，小企业也不能放。因为小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90%。“如果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方针是错误的。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第四份万言书问世。这份万言书作为其他三份万言书的补充，提出了一个黑名单，点了很多媒介和学者的名字，指控这些媒介和学者 “主张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有关方面加以惩处。
1997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一是春季邓小平去世，二是秋季召开十五大。海内外都在议论，邓小平去世之后，政策会不会变。显然，万言书紧锣密鼓问世，是想在邓小平去世之际制造舆论，影响十五大的路线方针政策。
万言书广泛流布，加剧了紧张气氛。山东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说，山东一些干部看了万言书之后，心有余悸，“想说话不敢张嘴，想走路不敢抬腿。”内蒙古正在筹备中的一个扩大开放的会议，也停了下来。人们都在揣摩万言书的来头，“看一看再说”。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起影响很大的个案，就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因为所有制讨论而蒙难。
1996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在学习中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送给同班同学传阅，并声明“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未曾想，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匿名文章在京城各界散发，并附上了他这篇文章，称厉有为此文是“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厉有为大吃一惊，这篇文章是谁传到外面去的呢？可是此时没人查这件事了。
批判文章给厉有为扣上大帽子，说这篇学习体会 “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
1997年2月10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辑的 《历史唯物主义通讯》第28期发表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这是二十多位匿名的“首都理论界人士”在1月18日召开的一个批判厉有为的会议上发言的摘要。这些匿名人士指责厉有为提出的股份制改革方案，说实行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就是要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些发言者还恐吓说：“与会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
厉有为后来对我说：“真没想到京城的水这么深，一篇内部学习体会怎么闹腾出这么大的事情？”其实，厉有为在文章中只是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议，他认为股份制可以试验，并且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样的观点，当然与正在流行的四份万言书格格不入，于是遭到老左派忌恨。老左派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抛出这样杀气腾腾的宣战书，显然是企图阻吓中央及地方官员在所有制方面进行探索。
人们有理由怀疑，批判厉有为的匿名者，与四份万言书的作者系同一伙人。
4月，在左派一片讨伐声中，江泽民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忐忑不安的厉有为，同他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鼓励他：“你回去安心当你的书记”。厉有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十五大召开前夕，老左派觉得时间紧迫，加剧了攻势。6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第45期发表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文章说，必须明确私营经济只是“必要补充”，不能超过这个度，否则就会威胁公有制地位。
《真理的追求》杂志6月号发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讨论会综述》，说：“用国家控股制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
面对老左派进攻，改革者发起反击。7月到9月，中国经济时报连续发表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李锐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批评老左派的论调，指出中国要发展，必须冲破姓公姓私的怪圈。经济日报也发表文章说：“姓社姓资之争渐息，随之姓公姓私的纠葛渐起，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
9月，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并确认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还指出，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在十五大上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
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说，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精神，搞股份制。
时任江西省省长的舒圣佑说，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束缚自己。
时任湖北省省长的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
而厉有为，这位被老左派要求开除党籍的改革者，在十五大上再度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老左派企图扭转十五大改革方向的努力受到重挫。
有人欢喜有人愁。十五大提出的经济改革新措施，使改革获得新一轮推动力，中国热闹起来。老左派只好暂时回到家中指天骂地。再往前看，还能干些什么呢？一些不服输的强硬派，又开始了新的谋划。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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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被开除三:马立诚：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事件
马立诚：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事件
发布时间:2013-03-09 08:29 作者:马立诚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682次
摘要：当下中国，大众利益常遭官方侵犯，而民间组织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法制化表达渠道遭遇阻隔，结果促使民粹趋向于极端化和暴力化。这对中国并不是一个福音。
当今中国在实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暴力拆迁、官黑勾结等问题，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民粹主义再度抬头。社会上出现的毛泽东热和“文革”热，以及一些人主张的“没收房地产商的房子无偿分给最需要房子的穷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例证。
在民粹主义的涌动中，一位著名作曲家在 2010 年说：“‘文化大革命’好！‘文革’中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打倒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打倒了他们，穷人才能出头。不然的话，我们这些穷小子哪有翻身的机会？”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声势与互联网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 年 7 月 1 9 日发布的数据，2011 年上半年中国网民达到 4.85 亿。令人瞩目的是，2011 年上半年，微博用户从 6311万一下子跃进到 1.95 亿，半年增幅达 209％。
另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 7 月 18 日公布的舆情报告，微博已经超过互联网论坛和博客，成为中国第二大信息来源，仅次于新闻媒体公开报道。
过去由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媒体垄断话语权的局面，彻底改变了。
随着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出现，公开的新闻报道在信息来源首发方面的优势地位日渐削弱，微博日益成为信息主要来源。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统计了 2011 年上半年的网络热点事件消息来源，18.8％源于微博。
微博最多140个字，言简意赅，传播极快，一按键即可发送和转发到任何有互联网的角落。
网络论坛、博客，特别是微博更新快，信息多，具有青年性、交互性、虚拟性、匿名性和非责任性等特点。一方面，它成为平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在促进公民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方面功不可没，2011 年发生的质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使用是否得当的事件和追究温州“7·23”高速火车撞车真相及责任的事件，就显示了网络的威力；另方面，网络恶搞、人肉搜索、炮轰打倒、传播不实之词等现象屡见不鲜，并且不时演化成话语暴政。网络民族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引起广泛关注。
就最近这几年情况来看，著名的网络民粹事件之一，是 2004 年上半年的“富人原罪论”。这一年，互联网热炒私营企业主的“原罪”，引发激烈争议。原罪是指一些私营企业主“第一桶金”来路不明。互联网论坛给私营企业家的原罪画出了众生相：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倒爷，倒卖农地的影子老板，强制拆迁的恶霸，上市圈钱坑害股民的财富枭雄，官媒勾结的黑心老板，黑白两道的刘涌式企业家，赖昌星式走私巨富……这些问题无疑存在，但是否就应以此概括所有私营业主？另外，也应考虑到 20 世纪80 年代初不利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然而，就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应该彻底清算私营资本，再来一次“文革”，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 20 年前开始查，谁下海了，追出来，一笔一笔彻底查，没收他们的财产。
这一场争论，由于河北省在2004 年出台一个不支持追溯原罪的文件“30 条”和胡德平等人发表不赞成原罪说的文章而逐渐淡化，但仍然在当代经济史上划出了民粹主义仇恨富人的痕迹。
另一个著名的民粹事件是“炮打茅于轼”。2006～2007 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先后发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等文章，提出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引发网上洪水般批判浪潮。评论家笑蜀撰文说，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于轼成为时尚。一些匿名网民以“老不死”、“王八蛋”、“汉奸”、“精神病”、“老狗”等恶毒语言咒骂茅于轼，不堪入目，以至于一些支持茅于轼的人希望他不要看网上的评论，以免精神受刺激。
其实，茅于轼不但对穷人深富同情，而且身体力行。他顶着“非法集资”的罪名，与汤敏等人在山西创立小额扶贫贷款试点，支持贫穷农民改变命运，并在北京创办富平家政学校，培训贫穷的农村妇女增长技能，进城从事家政服务。像茅老这样坐而言、起而行的学者，实在不多。然而，愤青仍然狂啐唾沫，缘由何在？是否茅于轼袒护了富人中的贪赃枉法者，才导致如此恶意攻击？但茅于轼说：我在文章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
茅于轼说，现在为穷人说话的已经很多，然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经营环境十分凶险，不但遭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还受到国企挤压和腐败官员榨取，稍有不慎就可能一败涂地，为他们争取公平公正的待遇是应当的。茅于轼这些话说得没有错。富人和穷人有同等权利，不能因为是富人就不能为他说话。经济学家陈志武也说，我们都应该像尊重穷人权利一样尊重富人的权利。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因为张三富有，就对他另眼相看，那么明天会不会因为李四是知识分子而把他打成臭老九？学者秦晖在一次演讲中说，茅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觉得现在穷人富人面临的问题不同，富人（守法的富人） 的财富合法性受到质疑，需要为之辩护，以免其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需要人们为他们多办一点实事。然而，尽管把这些道理都摆在桌面上，痛骂者依然痛骂。人们从中领教了民粹主义仇富的非理性的狂热。
“炮打茅于轼”的民粹运动一直延烧到2011 年夏。财新网在5月27日发表了茅于轼批评毛泽东的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刺到老左派敏感神经。乌有之乡网站遂动员全国各地的左派力量组织“公诉团”，派代表上书各地人大和全国人大，要求追究茅于轼“诬蔑国家领袖”的刑事责任。老左派的粉丝和追随者还在各地召开一连串会议，“声讨茅于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罪行”，誓言“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从乌有之乡网站发表的这些会议的照片来看，很容易使人想到“文革”中批斗会场面。这一场“28 个省各界人士公诉茅于轼”的闹剧，把针对茅于轼的民粹主义运动推到了令人震惊的高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老左派使用的手段，就是民粹主义。
还有一个著名事件发生在 2007 年。在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事件中，法学家江平主张按法院裁决办事，遭到网上痛骂。江平在2010 年出版《沉浮与枯荣》一书，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应当执行法院的判决，至少在目前体制下没有其他办法。江平说，任何社会都要有一个基本秩序，需要有一个理性解决办法，这就是由法院最终裁决。关于拆迁补偿标准和拆迁是否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应由法院最后裁定。被拆迁的吴苹一家人说政府提出的“拆迁涉及公共利益”的说法不成立，难道吴苹说不成立就不能成立吗？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决定的，应由法院决定。法院已经做出裁决就应当执行，这是最后的权威。如果法院的裁决不算数，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2008 年的杨佳上海袭警案，也使江平受到民粹攻击。这一年 7 月 1 日，北京青年杨佳持刀闯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杀死 6 名没有防备的警察，重伤 5 人。2 日，网上大量转载一个帖子，说杨佳之所以袭警，是因为此前他曾受上海警察殴打，致使其丧失生育能力，所以才报复。网络舆论一边倒倾向杨佳，称他为“义士”、“大侠”。对于如此严重的故意杀人案，很多人“坚决反对判处杨佳死刑”。江平认为，尽管上海司法系统在杨佳案审判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相关证据不公开，审判过程不公开等，但杨佳杀了这么多人，判处死刑不存在问题。江平在一次演讲中说，同意上海高院判决杨佳死刑。一位出席演讲会的男士站起来对江平说，我非常尊重您在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地位，您前面的讲话我都赞同，但是您在杨佳案件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这一年7月17日的电视评论中说，大家在生活中可能都有各自的郁闷，于是把这个事件当成了一个出气口。在我们社会里，同情弱者的情绪一直很强烈。而且长时间以来，大家觉得警察的一些做法应该改正，比如局部地区警察粗暴使用警力等，大家都很有意见。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下手杀这么多警察吗？那 6 个警察的生命呢？为什么在6个生命面前，居然有了对杨佳这样的赞美呢？这很值得我们反思。应该在每一个民众心中都树立起生命的尊严、生命的意识和对生命的怜悯。这需要一个过程。
人们还记得，2006 年 11 月27 日夜，贵州省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六口在家中被杀，惨遭灭门。网上欢呼：“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
2009 年 5 月 10 日，湖北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姣基于自卫，用刀刺死了无理纠缠她调戏她的镇政府官员邓贵大，刺伤镇政府工作人员黄德智。事件发生后，网上舆论一边倒支持邓玉姣，《邓玉姣刺官》、《烈女邓玉姣》、《侠女邓玉姣》、《生女当生邓玉姣》等大量文章传播全国，说邓玉姣“宰恶吏于当场，抒民愤于巴东”，“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恩施州公安局认为邓玉姣“防卫过当”，移送检察院，立遭全国网络猛烈攻击质问，支持邓玉姣的律师和大批网民前往巴东县声援邓玉姣。在网络压力下，该县法院宣判邓玉姣免予刑事处罚。随后，邓玉姣被安排到恩施电视台工作。黄德智被开除了党籍。
在这一案件中，著名刑法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根据掌握的证据，认为邓玉姣没有受到强奸，属防卫过当，结果遭到互联网猛烈指责，网上评论说他“晚节不保”。大律师张思之听到马克昌遭到网上谩骂，非常气愤。当年“四人帮”辩护律师之一、刑法学家苏惠渔说，马老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马克昌意识到民粹情绪对法律的干扰将会导致恶劣后果，他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法律人如果迁就民意，法治肯定搞不成。他说，当你欢呼舆论审判胜利的时候，别忘了舆论审判的灾难有一天会落到你头上。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是民粹主义三大特征。仇官、仇警、仇富，是民粹主义的三个火山口。
当下中国，大众利益常遭官方侵犯，而民间组织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法制化表达渠道遭遇阻隔，结果促使民粹趋向于极端化和暴力化。这对中国并不是一个福音。
来源: 《文史月刊 》 | 来源日期：2012年12期 | 责任编辑：王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