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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文锦]澳门博彩风云史（二）：古惑仔出身的赌王傅老榕
编者按：在澳门博彩风云史里，傅老榕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从混江湖的古惑仔出身，盘踞澳门博彩业长达20多年，他的崛起的路径是小人物成为江湖大哥的套路，但是他的衰落，是对时局缺乏洞察。
傅老榕在澳门赌业风云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20世纪初，卢九同时与官府衙门、澳葡洋商的结怨，加上外债深重，卢九身后，卢氏家族的"家业"式微，卢九的继承人卢廉若转身投入慈善和教育事业。直到1938年羽翼丰满的傅老榕和押业大王高可宁联手，正式从卢氏家族手上接过赌业第一把手的地位。
20世纪中叶，叶汉负气出走豪兴，积极拉拢何鸿燊加入与傅氏家族的赌业地位之争，以仅高于傅家的1.7万从傅氏家族手里夺去专营权。
半个世纪的人生，傅老榕诠释了两种角色，他是一个古惑仔，也是一代赌王。他的一辈子也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在1935年联合大财主霍芝庭在深圳开设赌场，与在澳门的卢氏家族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从一个混江湖的一跃成为一个搞"正业"的；二是借助位列四大家族之一的高可宁之手，一举夺得赌场专营权，从此取卢九地位而代之，一跃成为新一代赌王。
与此同时，也是傅老榕一手培植的叶汉，为何鸿燊取代自己的地位埋下了暗线。
然而所有的故事，都需要重头来讲。
（左眼有伤疤，失去了右耳的傅老榕）
傅老榕，原名叫傅德用，1894年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也就是现在广州番禺和南沙区那一带。
在澳门风云史里的1894年，是卢九乘风而起，问鼎第一代赌王的重要一年。这年前后，卢九乘着战乱之势、清政府松口放开赌禁之机，联合粤港澳富绅，以宏丰、宏发、宏远三家公司的名义开始布局在粤省的白鸽票、闱姓的承充，以及港澳两地的赌项的承充，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和势力。同时，卢九本人同时身任清政府和澳葡政府的公职，可谓是名利双收，风光一时无两。
晚清时期的广州，赌毒至深。在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期，为了筹备海防经费，一度放开广东赌禁，更纵容了赌风肆无忌惮地流窜在大街小巷。傅老榕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上赌博，懂事起经常混迹赌摊。
（广州禁赌，万人空巷）
傅老榕在世时，很少对外谈及自己的身世背景，一方面是因为混在江湖，身世都是讳莫如深的，但我们依然能从他对先父先母和自己生平大事"立石铭文"中探得一二。
傅老榕的祖父傅庭礼是乡间的学究，书香门第，终身不入仕途；父亲傅球芝"常以为功与名不足怀"，所以祖父认为父亲没出息，父亲觉得祖父迂腐，终致父子关系闹崩，祖父离世后父亲竟"无一瓦一畦可守"。
傅球芝是个无师自通的五金匠，他"受雇于五金贾人"，在傅老榕看来，父亲"生而聪慧，未尝师承"；而后父亲带着傅老榕"离乡游食"、四海为家，辗转到了香港。那一年，傅老榕19岁。
就是在这种居无定所又贫乏的家庭环境下，傅老榕带着父传的"叛逆"，带着一朝飞黄腾达的梦想，终日流连赌摊。为人老成的他，就被乡里邻里叫作"老用"，可是粤语"老用"连读起来拗口，且"用"字单用无义，所以他就索性自己给自己改名为"傅老榕"（粤语"用"和"榕"发音相像）。
上世纪初的香港，原为渔农之乡，在英国的统治下成了鸦片储存和转运地，并逐渐发展成经营转口贸易的商业城市。英国人入驻香港时，原住民只有5650人，这些以渔农为业的原住民从事廉价体力劳动，组成最开始香港的下层社会。
在慈禧时代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以及清末孙中山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之后，时局动荡迫使中国大陆相当一部分的中上层中国人移居香港，社会开始出现华人巨贾和洋行买办，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密切。。
傅老榕初到时的香港，华人力量开始团结起来，渐渐有了和洋人洋商抗衡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这些背景使得下层社会的屌丝逆袭成为可能。
（旧时香港的街景）
傅老榕到香港的初期是在店铺做杂工，后来经人担保，辗转到轮船公司做起了机械学徒，在绍安洋轮上服役。傅老榕回忆说法国的轮机长"嘉余勤苦，竟尽其学以授余，如轮齿汽机枢钮关键，无不使习验精密"。
有一技在身的傅老榕，本可捧牢人人企羡的洋轮公司饭碗，安稳过一辈子，可他却偏不。爱冒险、敢闯敢拼的禀性驱使他走向另一条路，导致他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系狱"10个多月。
所犯何事？江湖众说纷纭，有人说他贩卖鸦片，有人猜他与民间帮会有染，这些推测看似有道理，但无证据。傅老榕只在家谱中提起他在狱中遇到奇人异士，出狱后，在现在属广西的桂、梧、邕、柳等州从事贸易。至于他究竟从事何种贸易，记载不详，直到1926年，傅老榕又惹上官司，被大陆的卫戍司令部关押数个月。
在傅老榕香港的寓所里，满屋都是各种型号的手枪、长枪，甚至还有一挺机关枪。说起傅老榕，长孙傅厚泽忆述："祖父最爱玩枪械，几乎满屋都是各种类型的手枪，甚至手提机枪也有一挺。父亲满月时，祖父一手拿着机关枪，一手抱着爸爸拍照。"可以想象傅老榕的当年掘金的惊心动魄。
十年江湖，练出个浑身是胆的傅老榕。
这边厢在枪林弹雨中危机四伏，在另一边厢卢九后人接手的豪兴迎来了寿终正寝前的回光返照。1930年的澳门，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入股豪兴，卢氏家族再次投获澳门赌场的经营权。
可是很快，这种中兴戛然而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江湖大佬傅老榕拉拢出走豪兴的霍芝庭，堂而皇之地在深圳开起了赌场。
没有人知道卢氏和霍芝庭之间的什么时候产生了芥蒂，只知道在1934年冬，傅、霍二人投来深圳的公赌牌，两人合伙的赌场就在次年开张。
在深圳开赌场，客源不成问题。1911年九广（九龙至广州）铁路贯通，深圳渐现繁华，在火车站东北形成一片新起的商业区，越来越多的省港旅客乘坐火车，致使省港小轮公司生意大减，到1920年已有六成旅客走陆路。而最早来深圳开设公赌的还不是傅老榕，而是一个叫郑六叔的广州赌商。
几乎所有投得公赌牌照的人，都有官方关系作为背景，比如郑六叔。可对于两度"系狱"的傅老榕来说，赌业就是门肥得流油的生意，可像他这种屡屡与政府交恶的黑道中人，如何搞好政府关系？这时候霍芝庭就被傅老榕看上了。
1935年霍芝庭58岁，是广东赌界财势逼人的元老及大亨；傅老榕41岁，还只是个仅在江湖享有盛名的大佬。但对霍芝庭来说，他正要傅老榕这样威名凌人的人物"压场镇馆"。赌场三教九流的人物云集，官府只能庇护赌商开赌，不能担保赌场不出是非。
就这样，在1935年，由霍芝庭做靠背，傅老榕做台面的傅记赌场，"又生（番摊）公司"在深圳宝安镇的开业。江湖野史有载，开业庆典上，兴致颇高的傅老榕演示枪法助兴。他枪头朝上，叭叭两声，把顶在两个喽啰头顶上的碗打飞；又听叭叭两声，把悬在枝头的两只气球打破。这实际上是在警示江湖中人：这里是我的地盘。
由于"又生"的交通便利，加上赌式齐全，旁边还有妓寨、烟馆、酒楼等齐全的"配套"，一时间赌客蜂拥而至，直接"截胡"的澳门赌场。
可是深圳赌场的好景不长。
1938年，蒋介石飞抵广州。在当月17日的党、政、军、警长官的就职仪式上，蒋介石亲临现场并训话，训词的第二点就是"严格禁绝烟赌"。他说，"广东今日还有烟馆赌馆存在，真是本党的耻辱。中央已抱定最大决心……一定要严格地禁绝"。在这场由蒋介石亲自发动的禁赌运动中，深圳的两个赌场也被全面取缔，霍芝庭有广东银行的要职在身，不敢再下水犯险。
风声鹤唳的禁赌运动，傅老榕怎么办？
他是江湖中人，有刀头舔血的胆气。他依然坚持留在深圳，以娱乐场的名义进行私赌，时开时闭。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傅老榕再次将眼光放到了澳门，此时的豪兴，大厦将倾。傅老榕力邀香港押业大王高可宁一同进军，以180万两白银豪夺得澳门赌业的经营权。至此，卢氏家族在澳门的一把手地位，只能拱手相让。
从表面上来看，傅老榕和高可宁的联合一举超越卢氏家族是个人行为和决定的使然，实际上当我们将视野放大至20世纪四十年代的大家族发展情况，与清朝末年的相比，傅、高的后来居上，很大一部分是时代发展使然。
卢氏家族起于清朝末年。清朝末年在历史上的特征一是在慈禧的带领下出现了短暂的中兴迹象，商业发展，加上资本主义在明代就萌芽，所以卢九做钱庄一类的金融业务应该说能够满足小范围的大富，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卢九转行做鸦片生意，做到了大范围的大富。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卢九带领下的卢氏家族，其命运跟朝廷的命运牵连较深，依附朝廷或者政局的情况较多，乃致卢九最后自缢身亡。所谓"多元化家业"发展尚属"浅尝即止"，深耕的只有赌业，偏偏赌界大佬必须要保持相当势力。
相比之下。20世纪40年代的四大家族，傅老榕、高可宁、何东和罗文锦家族，家族之间联系密切。
罗文锦与何东同是爵士，与何东家族有联姻。罗文锦的母亲施湘卿是何东家族成员（何东母亲是施娣）。1918年，罗文锦又与何东长女何锦姿结婚，他本人是香港立法局议员，主要在政界活动。
傅老榕和高可宁同是草根出身，赌业起家。澳门也有一条以高可宁命名的街道，如今两家更是有生意上的密切合作。四大家族无论在社会地位、政府关系、家族财富上都做到八面玲珑。傅、高联合打败卢氏，是必然。
（二战期间，澳门因中立政策而得以避免日军入侵）
接下来中国大陆发生战乱，更将傅老榕的赌业发展推上顶峰。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澳门由于葡萄牙与日本间的历史原因，免于战乱；而香港当局港督和司令诞生怕死，向日军投降。战乱使得香港富豪出逃至澳门，带旺了澳门赌业。1941年，傅老榕称霸赌业。
不得不提的是，在傅老榕经营澳门赌场的后期繁荣，叶汉起了关键的作用。叶汉在早年是傅老榕手下的一名干将，素有赌界怪杰之称。当年有一听骰党混迹澳门赌场，逢赌必胜，令江湖闻风丧胆。是叶汉识破了这个听骰党的伎俩，暗中把骰盅底盘换成不容易靠听觉辨"大""小"的玻璃软片，在衬上厚绒布，使得傅老榕的生意能绝处逢生，大捞一把，同时也因为吝啬分权给叶汉，叶汉负气出走。
叶汉不甘心，1946年自立门户开设石歧镇赌场，但赌场生意并不好。叶汉不甘寄人篱下，40年代开始声称要夺牌，但最终因为势单力薄、关系背景不厚、底蕴太浅，两度竞标都以失败告终。傅老榕赌王地位无法撼动，一直到他离世。
傅老榕专营澳门赌业的20年，也是傅家最鼎盛的20年，其家族当时与高可宁家族、何东家族和罗文锦家族合称澳门四大家族。
然而，赌业一家独大，也引起了澳门政府的不满，在傅老榕去世的前一年，澳门政府换届，马济时成为新任总督。
马总督就觉得傅家人已经把赌业搞成了一家之业，政府的税收常年没有增长，政府官员好像也都被收买了。
这也成了傅家赌权旁落的根源。
傅老榕离世之后，澳门赌业出现两个转折。对赌业经营权来说，傅老榕的离世，赌权旁落，这才让叶汉、何鸿燊等人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而对傅家而言，这是一个从澳门赌业转而进军房地产的契机。
1961年，叶汉找到了何鸿燊、霍英东，三人合力拿下澳门赌场专营权。这一段将在随后的第三代赌王的故事中详述。
而关于傅家将家业重心转移到发展房地产，还有一段故事，缘起于傅老榕在1945年还是澳门一代赌王的时候，曾经被"大天二"绑票。
1945年，傅老榕在澳门观音庙午睡时，被"大天二"绑票，右边耳朵更被贼人割下来寄给家人，恐吓勒索九十万元赎金。
傅家情急下找澳门名人何贤求助及付赎金，最后傅老榕被困五十七日后获释。
经此一役，傅老榕深知澳门不宜久留，于是部署长子傅荫钊回香港发展，而自己留守澳门。
傅家于1947年在港成立广兴置业，以九十七万买入位于雪厂街七号，并命名为Fu House球义大厦（球义是傅老榕父亲名字），成为傅家在香港的首座地标。然后，便是并地兴建富丽华酒店，并购入司徒拔道的眺马阁全幢，作为子孙在港居所。
富丽华酒店于1973年正式开幕，曾经是一间显赫一时的酒店。值得一提的是，酒店的顶层设有旋转餐厅。
富丽华酒店由两块地皮构成，其中一块傅家在1952年以360万拍卖而来；另一幅地皮Praya，是旧时太古洋行的总部，从1897年起已经盘踞在海旁。傅荫钊为了将两块地拼在一起，在1954年从太古手上买入总部。
两块地合共花了现金1200万，平均一尺地价超过500港元。
（眺马阁）
傅家持有富丽华酒店，直至1997年亚洲经融危机爆发前丽新集团从傅氏家族手里购入富丽华酒店的控股权。
2000年，丽新再将六成半股权售予新加坡上市公司百腾置地，并且宣布决定于2001年11月30日终止富丽华酒店的运作，酒店建筑亦将拆卸，重建为一座甲级商业大厦。现称友邦金融中心（AIA Central），也曾称美国国际集团大厦（AIG Tower），楼高39层，高度185米，外型像传统的中国帆船。
傅老榕在1960年病逝后，儿子傅荫钊接掌家业。如今，这个家族已由第三代傅厚泽负责，他除了是个商人，也是一位业余赛车手。不过，傅家在商界的影响力已经和他爷爷和父亲时期相去甚远了。
上世纪中叶的澳门，是一个大鳄辈出，纵横捭阖的江湖。能在群雄并起的江湖稳坐赌王之位二十多年之久，傅老榕的权谋和手腕也必定超群。用澳门本土史家刘品良先生的话来说，博彩业的纵横捭阖，涉及的许许多多人和事，其中的恩怨情仇、是非功过、尔虞我诈、帮派争夺、火拼搏杀、龙争虎斗，关系的错综复杂，进程的波谲云诡，风云变幻，惊心动魄，有如一部高潮迭起、令人颤栗、引人入胜的历史长剧，也是澳门近代史的缩影。
(2) [罗文锦]能言善辩技巧之六： 类比论证术
演讲口才能言善辩技巧之六： 类比论证术
在客观世界中，每个事物都有着与其它事物不同的独特的个性，也有着与其它事物相同或相似的属性，即存在着共性。类比论证术就是在考察两类事物某些相同或相似属性的基础上，推断出它们另外的属性也相同或相似的论辩方法。这种论辩方法灵活、机动、变幻无穷，能极大程度地表现一个人的雄辩才能。
30年代中期，香港茂隆皮箱行由于货真价实，生意兴隆，因而引起英国商人威尔斯的嫉妒。威尔斯蓄意敲诈，到茂隆皮箱行订购3000只皮箱，价值港币20万元，合同写明1个月交货，逾期不交或不按质按量交货，由卖方赔偿损失费50%。茂隆皮箱行经理冯灿如期交货，威尔斯却说：“皮箱中有木料，就不是皮箱，合同上写明是皮箱。”因此向法庭提出控诉，要求按合同赔偿损失。
正当威尔斯在法庭上信口雌黄、气焰嚣张的时候，冯灿的辩护律师罗文锦从律师席上站起来，取出口袋里的金杯表，高声地问法官：“请问，这是什么表？”
法官答道：“这是英国伦敦出品的金表，可是这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呢？”
罗文锦高举金表，面对法庭上所有的人说：“有关系，这是金表，但是请问，这块金表除表面是镀金的以外，内部的机器都是金制的吗？”
旁听者同声议论：“当然不是。”
罗文锦便说：“那么人们又为什么叫它金表呢？由此可见，茂隆皮箱行的案件，不过是原告无理取闹，存心敲诈而也！”
由于罗文锦律师的出色雄辩，被告在众目睽睽之下，理屈词穷。法庭最后只得以威尔斯诬告罪，罚款5000元结案。
罗文锦律师在法庭论辩取胜使用的就是类比论证术。他把金表与皮箱进行类比:金表表面镀金而内部不是黄金可以叫做金表，而皮箱外部是皮革的而内部支撑有木料，当然也可以叫做皮箱。由于他使用了类比论证术，有力地驳斥了原告的谬论，一举扭转论辩局势，大获全胜。因而类比论证术是雄辩家乐于采用的一种雄辩绝招！
儒士张倬与僧人辩论。
僧人宣称：“儒教虽正，却不如佛学玄妙，我们僧人能读儒教的书，你们却不能通晓假佛家的经典。”
张倬回答道：“不对吧，比如饮食，人可以吃的狗也能吃，狗可以吃的，人却决不能去吃了。”
从正面反驳僧人的“佛教优于儒教”观点，一时很难达到目的，而张倬采用类比论证术，灵活施辩，用人吃的东西与狗吃的东西进行类比，一下便将对手驳得缄口无言。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类比论证术的结论并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这是因为，它是根据具有相同属性的两类事物由已知推断未知的，具有相同属性的两类事物毕竟还是两类事物，它们存在着不同的属性。如果推断的根据是它们相同的属性而结论却正好是它们的差异性的话，就会导致结论的虚假。而有些诡辩者就往往利用两类事物的一些表面相似来推断它们其它的属性也相似或相同，这就是机械类比式诡辩。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碰到这类诡辩。
售货员：“买点笋吧！”
女顾客：“不要，笋没有营养。”
售货员：“谁说笋没有营养？动物园里的熊猫吃竹子还长那么胖哩！”
人的营养和动物的营养是不能简单类比的，谁都知道狗吃屎都长得很胖。
反驳论敌的机械类比诡辩，我们可以指出其中所犯的机械类比的错误，另外也可以巧借对方的类比构造一个与之相反的类比论证，一举便可将对手驳倒。
著名的杂文家马铁丁，曾经批评过一个骄傲自满的人，这个人脱离群众，可是他却辩解道：“只有羊呀，猪呀，才是成群结队的，狮子老虎都是独往独来的。”
马铁丁同志反问道：“狮子老虎固然是独往独来的，刺猬、癞蛤蟆、蜘蛛又何偿不是独往独来的呢？”
那位骄傲自满的人以动物类比进行狡辩，用狮子、老虎独来独往来证明自己脱离群众的正确，用猪、羊的习性讥讽联系群众的观点的错误，马铁丁同志巧借对方类比形式，指出独往独来的动物并非都是高尚的，揭露了对方论点的荒谬性，反驳得恰到好处。
（无忧演讲www.51yanjiang.org)
(3) [罗文锦]宋厚亮：揭秘华人家族“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导读
华人财富家族经历的衰败，原因各不相同。正为接班传承焦虑的国内企业家，或可从中借鉴一二。
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兆会遇到了大麻烦。他父亲李海仓交给他的海鑫钢铁传出负债百亿元。
2003年，48岁的李海仓遇刺身亡。他身后留下的是多达数十亿元资产的家族企业。22岁的儿子李兆会不得不中断学业，仓促接班，成为李氏家族的第二代掌门人。接班后，李兆会把父亲的左膀右臂调离权力核心，排挤出局，包括他的叔叔。大权独揽之后，这位胖乎乎的年轻人，年轻气盛，对父亲的产业并没有太多兴趣，更不愿意呆在并不发达的山西省闻喜县老家。他不再固守以钢铁为本的海鑫，而是抽出海鑫钢铁的利润，四处出击，在资本市场玩得不亦乐乎。
至少从目前看，李兆会的接班并不成功。他是否有智慧化解危机，成功突围，仍需时日检验。
虽与李海仓因突发事件离世不同，大多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身体仍健康，但都步入衰老阶段。接班，已迫在眉睫。许多知名企业家都在培养儿子或者女儿担任高管，乃至总裁，当然大权仍握在父辈手里。
每一个家族的接班与传承，在目前的阶段，都无法判断能走多远，能否富过三代。时间太近，再过20年、30年，乃至半个世纪，或许方可清晰。
晚清的最后十年，出现了众多实业家，发展至民国，更加壮大。遗憾的是，在战乱、动荡之中，这些知名企业多在第一代覆亡，即便成功传至二代，例如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的荣毅仁，也因随后的政治变幻，失去了企业和财富。无论是传承成功的案例，还是传承失败的案例，都不存在。
倒是那些出走海外，在艰苦卓绝的东南亚、香港环境中打拼出来的华人企业家，历经一百多年，既有传至二代、三代乃至更多代的家族，亦有在传承多代中逐渐衰落的家族。从他们那里可寻找到财富家族传承的华人经验。
衰落的东南亚四大天王
20世纪初始，东南亚华人企业家中，有“四大天王”，分别是陈嘉庚、黄仲涵、陆佑和胡文虎。在中国，四人以陈嘉庚声名最隆，主要是他创办了厦门大学，影响至今。而当年缔造的商业王国，在他有生之年即已衰落，未能传承。不过，他的女婿李光前独立创业，大有超过岳父的势头，现已传至三四代，仍是新加坡的显赫家族。而黄仲涵、陆佑和胡文虎三个家族，都经历了多代传承，不过其家族均已衰败。
黄仲涵被视为张弼士之后而早于陈嘉庚的一代巨商代表。他的父亲黄志信是“创一代”，1866年在爪哇创立建源公司，在中国和印尼之间做特产贸易，后成为较大的商人。黄仲涵继承了父亲的公司和财富，投入大量资金发展糖业，引入现代设备，聘用西方管理人员，迅速成为一代“糖王”。此后，他又进军银行业和航运业。
1924年，58岁的黄仲涵病逝。他妻妾成群，子女众多，多达数十位，最小的儿子在他去世后方才出生。在选择接班人的方式上，黄仲涵效法父亲。当初，黄志信选择黄仲涵接班，但对其他儿子给予了可观的遗产。黄仲涵同样选择了两位儿子进行培养，分别是黄宗宣和黄宗孝，另有6个儿子可以参与家族企业，其他儿子则获得了数额不菲的一笔遗产。
不过在公司面临困境之际，黄宗宣主动退出家族企业，打击了家族信心。更致命的是，1950年，家族企业的掌舵人黄宗孝因心脏病突发病逝，时年仅45岁。此时，黄氏家族尽管家大业大，却无人能扛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导致家族成员分崩离析，各自为王，犹如春秋战国之状态。自此，传承百年的大家族正式解体。
华人家族企业研究专家、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在《关键世代：走出华人家族企业传承之困》中分析了大家族衰亡，认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后人没有能扛起统领家族的人才。“无论是家族、企业家阶层，还是知识阶层中，家族衰败的征兆之一，是一个家族没有一个得力卓越的领导人。如果家族丧失了主心骨，这个家族离崩塌也就不远。”华人向来喜欢儿孙满堂，但同样可能都不成器，造成分裂。
相较于黄仲涵，陆佑家族如今仍存在，不过已是没落的贵族。陆佑在东南亚从苦工做起，稍有积蓄，买下一座废弃的锡矿，开采锡矿石，从此发达，他也因此成为一代“锡矿大王”。此后，他的商业延伸到金融、地产、航运、种植和电影等。待到1917年他去世之时，遗产多达两千万元。
1989年《陆佑纪念画册》出版，当时的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在画册上题词祝贺道：鹤呜声闯仰殷商，山锡开源椽采浆。陆海潘江才早著，佑贤辅德义恒彰。华民中土同钦敬，侨士南洋共辉光。先后令名垂港粤，哲人风范永流芳。足见陆佑的影响力。
陆佑去世后，儿子陆运涛执掌，接管新、马等地的机构。1950年代，陆运涛创办电影制品厂，成立“电懋”公司，开创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张爱玲也曾为其写剧本。陆运涛也因此被人们尊为一代影王。不幸的是，1964年，陆运涛和公司高管所乘飞机失事，全部遇难。“电懋”遭受重创，一蹶不振。
到第三代陆容章执掌家族，仍有产业，但规模较小，已不能与香港大佬相提并论。传承至此，陆家虽衰落，愈发对慈善有兴趣，不断捐助教育和医疗等。百年前，陆佑曾为香港大学捐助百万元，港大为投桃报李，建造一幢钟楼，命名为“陆佑堂”，并在建筑物前竖立一座陆佑铜像。
胡文虎相对于前几位，更为年轻，在民国史上曾活跃过。他是“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在继承父亲的一个中药店铺子后，胡文虎在缅甸仰光发明了虎标万金油，行销东南亚。即便是1929年全球经济大危机，胡文虎的万金油事业不仅毫发无伤，在和西药的争夺中，反而赢得更多市场。接着，他又创办了以《星岛日报》为代表的系列报纸。
1954年，胡文虎病逝，女儿胡仙接班。胡仙精明强干，将父亲开创的报业王国获得第二春。她的财富一度达到50亿港币的巨富量级。到了1980年代，她不再固守家族产业，而是大规模进入地产业。奈何地产业云谲波诡，香港金融危机频频，胡仙毫无觉察，一次次被套牢，深陷巨额债务危机。
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胡仙负债更巨，不得不一次次出售旗下的报业。更为悲惨的是，1998年，她不得不将祖传家业虎豹别墅拱手出售给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虎豹别墅位于香港岛半山大坑道，1935年由胡文虎建造。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胡仙1972年在香港成立胡文虎基金会，又于1993年在福建成立胡文虎基金会，即便家族企业和财富衰落，仍有连接社会的渠道。
远去的香港四大世家
在香港，一百多年来，亦可分为“世家”和“新富”两大类别。诸如李嘉诚、李兆基、董浩云、霍英东等大家族，皆为新富。更早前，即1840年之后开埠，香港逐步发展出四大家族：何东(何启东)家族、许爱周家族、李石朋家族、罗文锦家族，如今被称为“四大世家”。他们的财富、知名度和影响力已无法比肩新富。
这四大世家，罗文锦家族为律师世家，并非财富家族。其中，以何东家族最为繁盛，为一代首富。何东乃是欧亚混血，先是任职怡和洋行华总经理，及后创办何东公司，投资地产业致富。何东采用了遗嘱继承法，众多女儿只获得少量的遗产，主要遗产由两个儿子何世俭与何世礼继承。何世俭及其儿子何鸿章一脉默默，倒是后来传出何鸿章与儿子反目、对簿公堂，为更多人熟知。何世礼曾主动放弃英国国籍，而加入中国国籍，在国民党军队从连长干到1949年的联勤代总司令。1962年何世礼以二级上将退役，到香港接手家族产业，接掌何东旗下的《工商日报》。何世礼之子继承了《工商日报》，此后成立家族基金会，推广佛学。
如今，何东家族的后人，均退出众人的视线。不过，何东的侄子何鸿燊则成长为港澳的巨富。不过，这已不能算作何东家族了。
许爱周是船运巨子，香港四大船王之首，后创办中建企业，进军房地产业。1966年去世后，其家族企业和财富分别由长子歧伯、次子士芬、三子世勋继承。许歧伯和许士芬分别于1973年、1989年去世。家族产业交由三子许世勋管理。许世勋的儿子许晋亨更加有名，并非企业做的多大，而是曾与刘嘉玲热恋，后娶何超琼，离婚后再娶李嘉欣。
许爱周高明的是，他采用了家族信托管理模式，子孙都没有直接分到遗产，每个月都从信托基金领取生活费，即便是许晋亨也不例外。这就让家族财产不至于因子孙众多而分散。家族后代即便不再有大的发展，也仍是豪门。
知道李石朋的似乎不多，但知道东亚银行的多，这家香港最大的华资银行就是李石朋和两个儿子(李冠春和李子方)一起创建。
到了第三代，李冠春的儿子李福树是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议员；李福善是香港高等法院的首位华人法官，并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李福兆牵头成立了“远东证券交易所”，被誉为“香港联交所之父”。李子方的儿子，李福和成为香港赛马会首位华人副会长，李福逑也成为首位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的华人。
到了第四代，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和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是亲兄弟，而特区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则是他们的堂兄弟。李氏家族一门三杰，横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领域，令其他家族望尘莫及。
这个家族此后更多进入政界，因此被视为香港的“肯尼迪家族”。不过，在商业领域，建树不多。
除了逐渐远离公众的这几大世家之外，还有在何鸿燊之前的一代赌王傅老榕(真名傅德用)。他一度经营澳门赌业超过20载，赚得极多。不过在1961年，在赌业上，傅氏家族败给了联合起来的何鸿燊与霍英东等人，自此离开赌业。
赌业之外，傅老榕和儿子一起进军地产业，创办了富丽华酒店。1960年病逝后，儿子傅荫钊接掌家业。如今，这个家族已由第三代傅厚泽负责，他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前一刻，将富丽华酒店以69亿港币的高价出售给了丽新集团。不过，这个家族已无多少产业，傅厚泽做的事情也不过是炒炒二手房，在商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凋零的美国华人巨富
除了东南亚、港澳华人聚集区，欧美等地极少有华人财富家族。在美国，知名的华人企业家有王安、王嘉廉、杨致远等人。这三人都是白手起家，公司业务都与电脑有关。王嘉廉和杨致远的结局类似，都是在董事会竞争中被迫离开，尽管失去了企业控制权，但他们的财富都在十亿美元以上。
唯独王安走得最远，他创办的王安电脑公司，一度让IBM畏惧。王安也一度成为美国第五大富豪。不过，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王安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而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思维，他选择了儿子王烈接班。
因为父子的刚愎自用和自我封闭，当初跟随王安创业的元老纷纷离去，元气大伤。王烈则无法重组精干的管理团队。雪上加霜的是，王烈能力平平，执掌企业后失误频频，由他带领的王安电脑公司一败涂地。仅仅接班一两年，王安电脑迅速进入巨亏状态。1989年9月，病危之中的王安，不得不亲自宣布王烈辞职，另请高明。1990年王安去世后，王安电脑申请破产保护。
如果王安选择更懂市场的职业经理人接任企业管理权，儿女接掌股权，其企业和家族的结局可能都要改写。
本文来源于《中国慈善家》，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