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母亲节】
(1) [陈慕华子女及丈夫情况]陈慕华的子女是谁？ 陈慕华的丈夫又是谁
陈慕华是4个女儿的母亲，其中二女儿小名小萍。
每当回忆往事，陈慕华首先想到的总是延安———相濡以沫的老伴钟毅是在那里相识相恋的;为了革命事业她曾把三个半月大的二女儿送给了延安的普通老百姓。
陈慕华的子女
1943年11月，秋风萧瑟，二女儿在最不该来的时候降临到了人间。当时陈慕华因叔叔栖霞先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身份正受到某些人的围攻、逼问。虽然，由于周恩来
相助已不再写检查，可身心都不自由。钟毅带着大女儿住在延河对岸，因陈慕华被审查而一直不能团圆。自女儿诞生后，慕华一直在为女儿的前途抉择：送给可靠的人家?不!这是自己患难与共的心头肉。留在身边?严峻的形势使她无法给女儿最基本的照顾。
经过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她终于下了送出女儿的决心———为了革命需要，也为了女儿的生存，她把女儿送给了安塞纺织女工王进。
1945年，王进夫妇离开延安时带着用羊奶喂大的女儿小苹来向陈慕华辞行。陈慕华牢牢记住了“小苹”、“王进”的名字，魂牵梦萦30年没有一天淡忘过。全国一解放，陈慕华就开始四处寻找，但音讯杳无。 直到1975年，奇迹终于发生。
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里，陈慕华听说外贸部有一位女同志叫王进，心中的希望之火又被点燃了。她找到一位熟悉王进的同志，请他特地去看看王进的女儿。那人很快就回来了，惊喜异常地说道：“没错!没错!女孩儿是高个儿，非常像您!”陈慕华立即赶到王进家———老太太确是当年的女工王进。她端详着王老太太，口未张泪先流，继而哽咽着说：“你们照顾小苹32年实在不容易!小苹永远是您的女儿。我身边还有三个女儿，小苹会永远留在您身边尽孝道。老姐妹，今后我们就是亲戚了!”
女儿终于又回到了妈妈的怀抱里。陈慕华，终于实现了她32年来魂牵梦萦的母亲的梦。
(2) [陈慕华子女及丈夫情况]第二任女副总理：陈慕华
第二任女副总理：陈慕华，1978年3月出任 1978年3月―1982年5月在任。
陈慕华，1921年6月出生，女，汉族，浙江青田人。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读中学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经济工作和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原副总理，原国务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原主席、名誉主席。2011年5月12日12时25分，陈慕华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人物生平
陈慕华同志题字
1
陈慕华同志
921年6月21日，陈慕华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油竹。去县城的人民小学上学，少年时期，她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的形势激发了她抗日救国的热情。读中学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留延安工作，1939年，在大生产运动中被选为模范青年，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总会召开的模范青年大会并获得奖章。1942年2月任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军事佐理员，10月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五团教育参谋。后任延安留守兵团司令部教育科参谋、陕甘宁晋绥防联军司令部军事研究室研究员。1943年1月任延安联防司令部后勤部家属招待所所长兼政治指导员、后勤部经建处秘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被派赴东北工作，任热河军区司令部一科参谋，1946年4月任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1946年年11月任穆棱煤矿工会特派员。1948年9月任东北铁路保育院院长。1949年1月任中长铁路中央医院副院长。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慕华任东北铁路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组（处）组长。1953年1月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组（处）副组长。她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制定宣传计划，组织整顿宣传队伍，为开展群众性宣传工作作出突出成绩。这期间，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等有关工作，多次受到表彰。1954年3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交通局副处长、处长。1961年5月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套设备局副局长。1964年10月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她多次出国参加经济援助工作，为我国援外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慕华受到冲击，但她坚持原则，认真执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确定的援外方针政策，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为维护国家信誉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4月起，陈慕华历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长、党组书记。她坚决执行中央对外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以经济促外交，努力争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为破除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外交封锁、促进中国外交工作的发展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6年11月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兼中共党组书记。
1978年3月，陈慕华任院副总理兼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党组书记，1981年9月又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即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第一副书记。她参加了新时期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制定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积极推动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合作租赁和对外投资办厂等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积极推动中国远洋渔业船队率先“走出去”打开国际市场，开拓中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新的业务领域和工作范围。[1]
陈慕华同志晚年
1980年9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并兼主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托幼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旅游领导小组组长。
1982年担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及部党组书记、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1982年3月，陈慕华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5月起为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党组书记。她团结部党组一班人克服困难，整合工作职能和干部资源，认真研究解决外经贸事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她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外国投资管理的业务融合和深入发展。她认真做好经济特区建设、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有关工作，加强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对外推介。主持进行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设立和北京吉普引进切诺基等一些重点项目，使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的成功范例。她重视加强和完善对外援助工作，改进援外方式，突出援助效果，指导实施了肯尼亚体育综合设施建设等一批重点项目。她努力探索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组织研究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和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的政策措施，推进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广开运销对路货源，对转变中国出口增长方式、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扩大创汇途径、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她还组织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海关、商检工作的政策措施，按照中央部署启动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对外谈判的前期工作。她积极推动创办《国际商报》，努力宣传中国外经贸事业。这期间，中国外经贸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她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慕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期间，还分管医药卫生、计划生育、金融和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工作。1978年3月起先后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她高度重视爱国卫生工作，积极推动恢复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改变城乡环境卫生面貌，开创了爱国卫生运动新局面。她深入医疗、科研单位调查研究，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她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和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促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她认真执行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方针，组织广泛宣传对外开放政策，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增进国际友谊。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她深入考察景点，调查旅游资源，指导国家旅游局制订工作方针，支持引进外资，完善旅游设施，为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努力。
1978年6月，陈慕华兼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1981年3月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她认真研究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倡导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坚定不移地实行少生、优生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的起草工作。这一文件对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走上健康有序发展的道路。她建议成立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学会”、“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后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推动了我国人口理论的学术研究。她注重计划生育科研工作，指导成立了“国家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研技术骨干，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3月，陈慕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她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监督和调控职能，提高了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她狠抓金融宏观调控，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探索国民经济转轨时期金融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进计划调控手段的基础上，引入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信贷和货币供给。在制止“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提高了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她提出并推动建立强有力的、灵活自如的、分层次的金融调控体系；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信用工具聚集和融通资金的信用体系；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金融机构的现代化管理体系；有步骤地开放金融市场；加强和改善外汇管理等。同时，积极推动交通银行的重新组建工作和中信实业银行的组建工作。她重视金融监管和金融法制建设，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为后来有关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她积极推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事业，扩大国际金融合作，促成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提高了中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地位。她注重金融基础建设，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狠抓金融机构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建设。她注重人才培养，创办中国金融学院，支持和推进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发展。为加强金融宣传工作创办了《金融时报》。她为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慕华还担任中国花卉协会名誉会长，努力推动恢复和发展中国的花卉产业。她主张整合资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并指导创办了《中国花卉报》，促进了中国花卉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要。
1985年3月后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理事会理事长，并任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成员。
1988年起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妇联主席、党组书记。后任第八、九、十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88年4月，陈慕华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任期间，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积极贡献。她重视立法和人大的监督工作，主持审议了环境保护法、城市规划法、铁路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多部经济法律草案；加强了对财政经济工作的监督，形成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汇报的会议制度。她注重调查研究，率领全国人大考察组赴三峡考察，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她重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交流，多次率团出访，坚持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促进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1988年9月起，陈慕华先后兼任和担任第六届、七届全国妇联主席、党组书记和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团结带领全国妇联领导班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把妇女工作纳入全党工作大局，为新时期妇女工作的发展创新了思路和格局。她推动建立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妇女儿童专门小组、全国政协妇女青年委员会，积极建议并推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她领导、组织在农村和城镇全面推开“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五好文明家庭创建”三项主体活动，为城乡妇女更好地融入改革大潮、提高素质、贡献智慧力量搭建了广阔的舞台。为落实《北京行动纲领》和《妇女发展纲要》的目标，她因势利导启动了“巾帼系列行动”和“女性素质工程”，重点解决妇女在教育、就业、贫困、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适应知识经济挑战和妇女高等教育事业需要，她协调各方，集资兴建了新中国第一所女性高等院校“中华女子学院”。在她倡导和努力下，全国妇联多次与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会议，建立妇女人才库，畅通推荐、交流女干部的渠道，推动形成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的有效机制。她领导创办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并亲自担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贫困地区妇女脱贫致富、为儿童健康成长办实事。她发起实施救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集资兴建了300多所春蕾学校，帮助160余万失学女童重返校园。她倡导兴建“母亲水窖”，帮助干旱地区贫困家庭修建水窖9万余眼，小型供水工程1100多处，使90余万人受益。她发起的“母亲健康快车”活动，为西部贫困母亲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爱。她倡导动员社会力量兴建妇女儿童活动阵地，并发起“中国儿女情系列活动”，多次举办海峡两岸妇女和妇女组织大型交流研讨活动，加强了大陆与港澳台妇女的沟通，增进了友谊。她领导妇联组织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妇女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为促进国际妇女运动的健康发展、提高妇女地位、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坚定倡导者和实践者，她高度重视妇女理论研究和创新，多次主持和参与重大理论问题的研讨。她主持全国妇联工作10年，为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促进了妇联工作的新跨越，开创了妇女发展可持续、良性循环的局面，提升了妇联组织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影响力。[3]
1988年1993年任第六届全国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88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时任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89年被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历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993年至1998年任第七届全国妇联主席，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陈慕华还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慕华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原副总理，原国务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原主席、名誉主席。
陈慕华因病于2011年5月12日1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2婚姻生活
陈慕华丈夫为钟毅，
陈慕华夫妇
毕业于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从事抗日活动遭日寇追捕，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同陈慕华在参谋训练队学习，毕业后在留守兵团当参谋。 1940年结婚。1945年到东北工作，后调到北京，曾任“三线”委员会委员，部级职务。因身体不好，较早离休。
3人物贡献
掌管经济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人推进的大背景下，日益发展的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
陈慕华向许晴颁发中国妇女基金会的聘书。
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
确立央行新地位
1985年3月，时任国务委员的陈慕华正式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此消息公布后，外界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金融机构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预示着中国在改革中提高作为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5]
在正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后，陈慕华致力于银行体制改革。在此期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为适应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和多种信用工具不断涌现的需要，不断改革机制，搞活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制度创新。努力探索和改进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进计划调控手段的基础上，逐步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信贷和货币的供给，以求达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初步培育了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
跟时代 建立金融改革新目标
1986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再次强调“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此背景下，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新型金融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四个目标：一是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调控有力、灵活自如、分层次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二是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信用工具筹集和融通资金的信用体系；三是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四是建立金融机构现代化管理体系。此后，为实现这四大目标，又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具体措施。
与此同时，陈慕华提出，管好用活外汇也是中国人民银行一个重大使命，把金融搞得更活一点，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在她的努力下，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愿意和外国同行们进一步发展业务往来，在发展世界经济、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共同作出不懈努力。
在她的推动下，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也更加突出。
度晚年 壮心不已发“余热”
1988年4月，已在国务院任职两届的陈慕华退休；同时，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任第六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等职。在此期间，陈慕华依旧关心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她积极调研、建言献策，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中国的发展大计。[6]
公益事业
“春蕾计划”
1989年，
春蕾计划_图片
在陈慕华的倡导、全国妇联的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设立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专项基金——“女童升学助学金”。1992年，这一社会公益项目被正式定名为“春蕾计划”。[7]
陈慕华既是“春蕾计划”的倡导者，也是“春蕾计划”的捐助者。每年1月1日，她都是第一个捐款者。她曾特意给家人与亲友立下了一个规矩，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要资助一个“春蕾计划”的贫困孩子。她和全家人每年至少资助13名延安女童，累计资助女童195人次，并曾提议且率先捐款，设立“春蕾计划实用技术培训专项基金”，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女性人才资源开发，培养了一大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
后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又推出了“
中国儿童少年安康成长计划
中国儿童少年安康成长计划”，帮助孩子远离失学、远离疾病、远离伤害、远离犯罪，陈慕华亲自担任这个计划的工作委员会主任。她以年迈的身体亲自参与活动和会议，关注未来，救助迷途的孩子。陈慕华曾强调：“为了孩子，为了培养人才，我们要竭尽全力，要用不怕‘磨破嘴’、‘跑断腿’的精神搞好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
对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募集资金与管理资金。陈慕华一直强调，基金会一定要有很好的信誉，要取信于民，对每笔基金都要有交代。募来的钱只能用于公益事业，即使是利息部分的使用，也要严格限制。一次，有家食品厂捐糖果给基金会，基金会的同志分给了陈慕华20块糖。可陈慕华却认真地拒绝了，并且说：“不能给我，该给谁就给谁。我们要对捐赠者负责，也要对接受捐赠者负责，这是基金会的信誉问题。”陈慕华在募集资金方面有两句名言广为流传：一句是“搞募捐是为了妇女儿童，不是为我自己”。另一句是“要有爱心，脸皮要厚”。
“母亲水窖”
2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长陈慕华
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原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长陈慕华同志在深入研究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缺水状况和妇联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的基本状况，带领有关人员进行充分论证，提出了紧密配合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组织实施“大地之爱·母亲水窖”工程的构想。
在项目策划的日子里，每一次项目论证，每一次活动安排，都倾注了大姐大量的心血。在陈慕华的亲自组织和积极推动下，“大地之爱·母亲水窖”从2000年12月得以顺利启动。到2010年，“母亲水窖”每年收到的第一笔善款都是陈慕华从工资中捐赠的。她不但亲力亲为，还动员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踊跃参与。
母亲水窖”感动人物候选人陈慕华
2002年12月23日，在“母亲水窖”实施两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就“母亲水窖”项目的缘起、意义及效果等采访了陈慕华。随着“母亲水窖”项目的不断深入发展，陈慕华又及时提出，不但要让缺水区的贫困母亲饮上水，而且要饮上洁净水，同时还要做好“水”的致富文章，做好“水”与其他帮扶工程整体推进、整村推进等工作。
正是由于陈慕华同志的倾心努力，“母亲水窖”公益项目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使这一公益项目成为造福西部贫困干旱地区群众的惠民工程。慕华同志既是“母亲水窖”工程的奠基者、创始者，更是热情参与者。
关爱儿童
2002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功策划并推出了首届“中国儿童慈善日”，并将每年的6月22日定为社会各界关注中国贫困儿童的节日——“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
迄今为止，中国儿基会已经成功举办的六届“中国儿童慈善日活动”，“通过零钱慈善的理念，传播汇聚爱心、扶贫济困的理念。”陈晓霞说，为此，在2006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被国务院扶贫办授予“中国扶贫奖劝募模式创新奖。
“安康计划“实施以来，一直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陈慕华大姐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出席参加‘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等募捐活动，推进项目的顺利实施。”
4个人荣誉
1994年，被联合国授予“莫里斯·佩特”奖；
1995年9月，获古巴“安娜·贝当柯尔德”勋章；
2003年，获第十届“宋庆龄樟树奖”；
2010年，获母亲水窖”十年感动人物；
2011年，获”中国儿童慈善30年感动人物“称号；
2011年，获第七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2011年，获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特殊贡献奖。
5人物评价
陈慕华不但是国家的领导干部，
陈慕华（右）1995年参加世妇会
而且在生活上有廉洁朴实的作风，平时上下班都乘公交车，在部机关排队买饭，与基层干部的作风相同，深受部机关干部的称赞。
陈慕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经济工作和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深圳特区报：陈慕华——中国金融改革第一人。
陈慕华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坚定倡导者和实践者，妇女儿童工作的光辉典范，中国新时期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妇女儿童公益事业的有力推动者，开创了中国新时期妇女儿童工作全新局面，为成功举办第四次世妇会作出了杰出贡献。
(3) [陈慕华子女及丈夫情况]陈慕华:与中共同龄的铿锵巾帼
陈慕华:与中共同龄的铿锵巾帼
“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为什么不让女同志参加参谋训练队？”17岁的陈慕华站在了毛泽东的面前，她那纯真坚定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是，她被正式批准进入延安抗大参训队。
这位八路军的第一位女参谋，后来担任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女行长，并在中国近一半人口为其成员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担任主席，印证了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妇女也能顶半边天”！
陈慕华自17岁走进革命队伍，经过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受过政治运动的冲击，遭受过委屈和误解，然而，她那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坚定的信念，支持她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走进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开创一个又一个工作新局面，为党为祖国尽心尽职尽责。身材高大的她精明能干，和蔼可亲，洋溢着特别的活力，既无逊于男性领导人的风度，也不失东方女性的魅力。
与中共同龄的陈慕华亲历了一个政党的由弱到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2011年5月，她走完了人生历程，接过火炬的年轻一代成了她最放不下的牵挂。
难以抹去的延安记忆
2011年5月12日12时25分，陈慕华因病在北京辞世。
陈慕华的弟弟陈慕榕回忆说，姐姐一直很忙，很少回浙江青田老家。“老家的木屋还在，姐姐很久以前回来的时候特意去过一次，还和我们感慨时间过得太快……”
1921年，陈慕华出生于素有“石雕之乡”、“华侨之乡”、“田鱼之乡”、“杨梅之乡”与“浙南油库”（山茶油）美誉的江南小城青田的一个军官家庭。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南京读中学的陈慕华亲眼目睹了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她满腔爱国心，坚定了一个信念：不能当亡国奴，要追求新生活。日本人打进来了，书也读不成了。于是，她辗转到了西安，看了当时的《新华日报》，感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便于1938年3月奔赴延安。从此，这个官宦世家的娇小姐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慕华曾回忆说：“我那时候还想继续上学，但是日本侵略了，学上不成了，因此思想上是一股子热情，要抗日，要抵御外敌的入侵，所以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延安有个抗大，而且只要学半年就可以毕业――这是个好事情，很吸引，所以我就要求到延安去。临走前，林伯渠林老，那时候他负责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还跟我谈了话。他讲延安很苦，你到那里去要准备吃苦，要有吃苦的精神。第二点意思是到那里要好好地学习，年轻人应该好好学习上进。第三条不要过早恋爱。这样我就交了10块钱，搭了八路军往延安运粮的卡车，坐在卡车后面到了延安。”
在延安，陈慕华如愿以偿地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共产主义思想培训和学习。1938年6月，陈慕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我那时先是参加了抗日委员会，接着参加‘民先’，然后积极要求入党。我在班组的时候挺活路，当班长，一个小骨干。这样，很快就入了党。”革命圣地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总是“饥一顿饱一顿”，但这没有动摇陈慕华的革命决心。当时，战士都是没有军粮吃青菜，没有青菜就吃干白菜、喝面糊糊，苦是苦，但陈慕华革命的劲头从没退缩。
后来延安抗大开办参谋训练队，但是只招收男学员。当时的女战士就是搞卫生、当护士或学医，搞通讯的都很少，陈慕华等女战士不甘于此，还是想从军学参谋。于是，她毅然决定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和信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陈慕华为代表的11个女孩终于参加了参谋训练队的学习。
延安岁月是陈慕华难以抹去的记忆。她与后来相濡以沫的老伴钟毅是在这里相识相恋的。钟毅毕业于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从事抗日活动遭日军追捕，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同陈慕华一起在参谋训练队学习，毕业后在留守兵团当参谋，两人于1940年结婚。陈慕华曾这么回忆：“没条件搞结婚仪式，那时候经济条件很差，大家吃得都很差，生活标准都很低，行李也不多，反正两个人的行李凑到一起，搬到一个窑洞里。”
1943年11月，秋风萧瑟，陈慕华的二女儿降临到了人间。当时陈慕华因叔叔陈栖霞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而受到一些人的围攻、逼问。钟毅带着大女儿住在延河对岸，因陈慕华被审查一直不能与家人团圆。二女儿诞生后，陈慕华一直在为女儿的前途抉择，因为严峻的形势使她无法给女儿最基本的照顾。
经过3个月的思想斗争，陈慕华终于下了送出女儿的决心――为了革命需要，也为了女儿的生存，她把女儿送给了安塞纺织女工王进。
1945年，王进夫妇离开延安时带着用羊奶喂大的女儿小苹来向陈慕华辞行。陈慕华牢牢记住了“小苹”、“王进”的名字，魂牵梦萦30年没有一天淡忘过。全国一解放，陈慕华就开始四处寻找，但音讯杳无。
直到1975年，奇迹终于发生。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里，陈慕华听说外贸部有一位女同志叫王进，心中的希望之火又被点燃了。她找到一位熟悉王进的同志，请他特地去看看王进的女儿。那人很快就回来了，惊喜异常地说道：“没错！没错！女孩儿是高个儿，非常像您！”陈慕华立即赶到王进家――老太太确是当年的女工王进。她端详着王老太太，口未张泪先流，继而哽咽着说：“你们照顾小苹32年实在不容易！小苹永远是您的女儿。我身边还有3个女儿，小苹会永远留在您身边尽孝道。老姐妹，今后我们就是亲戚了！”
走在“赶考”的路上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慕华靠着一双脚从延安走到了吉林长春，在东北的铁路线上四处奔忙。即使是一穷二白，陈慕华也是不遗余力，将共产党员“革命的螺丝钉”精神发扬光大，干好本职工作。她先后担任热河军区司令部一科参谋、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等职。
1946年9月，按照党中央要建立东北北满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东北铁路总局总工会委任陈慕华为穆棱矿特派员，负责党的工作；东北铁路护路军司令部委任钟毅为穆棱矿军代表，兼任矿长，前去接管穆棱煤矿。陈慕华她们深入矿工和家属中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配合中共穆棱县委与派到矿上的工作团，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公审镇压恶霸、汉奸。
当时矿上严重缺粮，陈慕华帮助矿总工会派人去外地购粮。口粮解决后，她又发动职工用“献工出煤”的钱，集资成立职工消费合作社，使职工生活有了保障，并将持续20年的井下12小时工作制改为8小时。她还带领职工和学生平出800多平方米操场，并组织学校开课。
1948年5月，陈慕华夫妇调离，职工上书挽留未准。临别时，几千名矿工和家属步行3公里多路送到火车站，含泪与陈、钟告别。后来，陈慕华又先后任东北铁路保育院院长、中长铁路中央医院副院长。
多年的革命经历，使陈慕华从一位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一种信念，遇到挫折时信念一定不能动摇。因为事情的发展总是不确定的，形势顺利时不要昏昏然，不顺时也不要垂头丧气。年轻人更是要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坚定信念，勇于克服困难。”陈慕华经常这样告诫后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慕华调任东北铁路政治部宣传组组长，后历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组副组长，国家计委交通局副处长、处长，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套设备局副局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等职。
在20世纪60年代，陈慕华就开始做援外工作，经常前往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她非常注意与受援国家人民之间密切关系，在确定援助项目、提出技术帮助时从受援国家实际需要出发，体谅他们的困难和需要，尽量使援建项目适合受援国家的要求。在会谈和交往中，她十分注意平等相待，同第三世界的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中，陈慕华被打成“走资派”，并株连到她在黑龙江工作的弟弟，致使其惨遭迫害致死。陈慕华后来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里头，我有一些同学受委屈了。（我）这么讲的：你还要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是讲实事求是的，总会弄清楚的。要有这个信念，我一直是这样的。一时弄不清楚，总会弄清楚的。信仰最重要，信仰要坚定。”
1971年，陈慕华出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5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兼党组书记。1980年9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并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82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增设“国务委员”职务，陈慕华由副总理改任国务委员，并兼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及党组书记。
1985年3月，陈慕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成为共和国唯一的央行女行长，时年64岁。当时，外界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金融机构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预示着中国在改革中提高作为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日益发展的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
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至此，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陈慕华上任时就明确表示：“早些时候银行就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大‘出纳’，1984年1月1日银行机构真正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时间、经验的欠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在职能划分上的关系还没完全调整好。货币发行量有些猛涨，物价上扬的情况有些明显。对此，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控制和调节职能，‘分灶吃饭’以搞活金融，调控信贷投放。”她常说：“经济越搞活，越需要银行这一经济杠杆。”
“原来的银行，只是财政部管辖的，实际上是财政部的出纳，代收代支。”陈慕华认为，搞活金融最先从管好用活国家外汇入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加深，对于对外贷款管理机制的缺失、引用外资的混乱以及利用外资上的“开源”、“节流”等问题，陈慕华急在心上，她经常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几位负责人对此进行讨论。经过约谈专家以及与同志们交换意见，陈慕华做到了心中有数。她决定组织央行统一管理对外借款，要求境内机构向外国或港澳地区银行、企业借款，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归口管理。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成果初显的基础上，提出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论断，号召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对此，陈慕华提出，为了贯彻好“经济要稳定、改革要深化”的方针，央行必须做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
1986年，陈慕华带领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信贷资金管理方式，编制了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以此确定金融宏观控制的目标。在陈慕华的领导下，央行坚持以控制贷款总规模为主，同时研究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并按照管理增长率、物价计划上升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再进一步确定贷款规模。当时，我国信托业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各地、各部门设立信托机构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信托业也出现了诸多弊端。因此，陈慕华在1988年即将卸任央行行长的这一年里也没有懈怠，对信托机构进行了清理和整顿，丰富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原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人民银行信贷计划和专业银行信贷计划的基础上增加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计划，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乡信用社的信贷收支。1986年至1988年的3年间，我国的城市信用社规模迅速壮大，构成了我国城市信用社现行体制的基本框架。
她特别重视研究货币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给的新路。经过这些尝试之后，陈慕华上任时面临的经济过热和信贷投放过大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货币回笼情况良好，信贷总规模、资金结构和贷币发行量得到了调整，货币问题的研究逐步走上正轨，金融工作逐步适应了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针对搞活金融中的货币问题，陈慕华曾形象地说：“涨价的原因是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增长过大，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大家疯抢原材料，原材料价格上涨，回过头来向银行要钱，银行就要多出钱，可票子多了，又要打银行屁股。这种情况下，即使把银行屁股打扁了，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必须研究货币问题以解决根本问题。”陈慕华这种研究货币问题的决心，成为现在制定货币政策的典范。
难了的“妇幼”情怀
1988年4月，陈慕华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年9月，陈慕华在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妇联主席。此前，当中央领导同志找她谈话，推荐她为全国妇联主席时，她曾惊讶地问：“你们是不是选错了人？”当她无可选择地担任此职后，曾幽默地说：“我这辈子没做过妇女工作，这回可是‘赶鸭子上架’。”
走马上任后，陈慕华表示一定干好份内之事。她主帅的全国妇联在新的历史时期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她注重从妇联自身优势和特点出发，让妇联在服从、服务经济建设的大局中找准位置，选好角度，把握着力点，使妇联组织和妇女工作适应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在谈及提高妇女全面素质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时，陈慕华曾说，作为一个女人，有女儿、妻子、母亲、祖母、外祖母等多重身份。“教育好一个女孩，就等于教育好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如果她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么她生育的子女，也会像母亲那样，懂得怎么生活，她的丈夫也会受到她的影响。作为一个女人，最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子女，因此最懂得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实意义”。
1989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当年仍有480万7至14岁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女童竟占了这个数字的83%。看到这个数字，陈慕华震惊了！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数字！她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注儿童就是关注未来，关注发展。1989年，在陈慕华的倡导下和全国妇联的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设立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专项基金――“女童升学助学金”。1992年，这一社会公益项目被正式定名为“春蕾计划”。
陈慕华既是“春蕾计划”的倡导者，也是“春蕾计划”的捐助者。每年1月1日，她都是第一个捐款者。她曾特意给家人与亲友立下了一个规矩，就是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要资助一个“春蕾计划”的贫困孩子。她和全家人每年至少资助13名延安女童，累计资助女童195人次，并曾提议且率先捐款，设立“春蕾计划实用技术培训专项基金”，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女性人才资源开发，培养了一大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春蕾计划”让贫困地区千千万万个女童改变了命运，在帮助女童重返校园、维护女童受教育权、维护社会公平、推进社会文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由此，“春蕾计划”成为我国民间公益组织促进女童教育发展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范例。
后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又推出了“中国儿童少年安康成长计划”，帮助孩子远离失学、远离疾病、远离伤害、远离犯罪，陈慕华亲自担任这个计划的工作委员会主任。她以年迈的身体亲自参与活动和会议，关注未来，救助迷途的孩子。陈慕华曾强调：“为了孩子，为了培养人才，我们要竭尽全力，要用不怕‘磨破嘴’、‘跑断腿’的精神搞好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
对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募集资金与管理资金。陈慕华一直强调，基金会一定要有很好的信誉，要取信于民，对每笔基金都要有交代。募来的钱只能用于公益事业，即使是利息部分的使用，也要严格限制。有一次，有家食品厂向基金会捐糖果，基金会的同志分给了陈慕华20块糖。可陈慕华却认真地拒绝了，并且说，不能给我，该给谁就给谁。我们要对捐赠者负责，也要对接受捐赠者负责，这是基金会的信誉问题。陈慕华在这募集资金方面有两句名言广为流传：一句是“搞募捐是为了妇女儿童，不是为我自己”；另一句是 “要有爱心，脸皮要厚”。
为了创造一个培养妇女人才的良好环境，1992年初，在陈慕华的倡导下，全国妇联决定：自己筹资，在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的基础上扩建一所集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的女子高等学府――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将专项集资兴建中华女子学院的任务交给了妇基会。陈慕华不顾自己年高体弱，亲临募资一线，转战大江南北，她走到哪儿，就宣传鼓动到哪儿，安排落实到哪儿。她曾说过，“办好女性教育是千秋伟业，这个光荣的使命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这一代人就一定要把它完成好。”
为了在1995年世妇会召开前建成中华女子学院，陈慕华一步步制定筹款方案，从设计图纸到施工都亲自过问。她冒着酷暑，顶着寒风，多次到建设中的中华女子学院视察，从防水层问题到学生宿舍内部结构的设置，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几年中，陈慕华带领妇基会的同志四处奔走，八方求助，向社会广募资金，最终募集资金达1.5亿余元，较好地完成了专项集资任务。经过艰辛的努力，她的心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华女子学院已被建设成为一所专门培养新型女性人才的现代化的大学。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慕华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9月，又连任第七届全国妇联主席。1998年之后，她还一直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继续为共和国的发展发挥着“余热”，曾成为第十届宋庆龄樟树荣誉奖的唯一获奖者。
在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极度缺水。那里的人畜用水几乎全靠人工蓄集有限的雨水。人们在地下修建的蓄集雨水的容器，被称为水窖。因无足够的资金对这种水窖的内部进行混凝土硬化，会很快出现渗漏。严重缺水的恶劣状况，导致当地农民生活艰难、生产原始、教育落后、妇女的疾病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妇女们承担着数倍于正常环境下妇女肩负的生活重任。
2000年，陈慕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心痛，明确指出：“修水窖是解决当地缺水难题的最科学、最有效办法，但是1000块钱建一眼水窖，当地绝大多数家庭无力承担。”为此，她指示相关人员开展专题研究，并由全国妇联、妇基会发出了捐建“大地之爱?母亲水窖”的倡议，向社会募集善款，为西北缺水地区捐修混凝土构造的水窖，使该地区能利用屋面、场院、沟坡等集流设施，有效地蓄集到有限的雨水，以供一年的基本饮用水，最终解决百姓的缺水问题。她还提出以“母亲水窖”为龙头，立体化发展，开展综合扶贫，帮助当地农民发展农业，寻找致富新方向。陈慕华和家人多次捐现金资助修建水窖，在她的倡导下，许多金融机构也纷纷解囊，修建“母亲水窖”，为贫困地区农民送去了温暖。
一口“大地之爱?母亲水窖”解决一户家庭的饮水，千万口水窖让千万户家庭走进希望的绿洲。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莫文秀回忆，2000年7月21日，她在甘肃东乡县考勒乡当土村检查“母亲水窖”的有关情况时，102岁的马文华老人拿出了自己舍不得吃的金瓜，要她把这个金瓜送给陈慕华。原来，用水不便让马文华世代吃土豆，建成“母亲水窖”后解决了他吃水的问题，后来当地政府又帮助他搞起蔬菜大棚，他才吃上各种新鲜的蔬菜。老人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拄着拐杖到大棚里去摸一摸新长出来的瓜。当时，大棚蔬菜成熟后，他把村子历史上结的第一个金瓜，托莫文秀带到北京，送给陈慕华。陈慕华收到这特殊的礼物时，泪流满面，她动情地说：“真想亲自去水窖项目实施地看一看，可惜年纪大了，已经不宜远行了。”
“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帮助许多西部贫困地区的妇女解决了用水难题，为妇女疾病的减少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但广大贫困妇女健康条件与观念的改变仍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西部妇女的健康状况时刻牵挂着陈慕华的心。陈慕华在2001年底听取妇基会汇报时就提出：“你们要开通巡回医疗车，直接送医送教，为西部贫困母亲送去实实在在的关爱。”
根据陈慕华的指示，妇基会启动了“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该项目旨在以流动医疗车为载体，通过为西部广大贫困妇女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健康服务，缓解西部贫困妇女就医难的状况，维护妇女健康权益，提高妇女卫生健康意识和卫生健康水平，激发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高她们参与经济建设的能力和社会地位，从而促进西部妇女的发展。在陈慕华领导下的妇基会工作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调研、筹备，2002年11月25日，第一批试点的“母亲健康快车”终于在重庆市涪陵、石柱、丰都三地开始巡回义诊。“母亲健康快车”每到一地，专家医疗队便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基层县、乡医院进行义诊、查房和培训当地医生；一部分深入到农村进行普查和救治。“母亲健康快车”在国家级贫困县石柱期间，一个在当地医院被怀疑为宫颈癌的农村妇女，经过专家查房诊断为宫外孕，并成功地实施了手术。闻讯赶来的群众更是把“母亲健康快车”的专家视为妙手回春的大夫。陈慕华在听取“母亲健康快车”试点工作汇报后，特别强调指出，要把工作做扎实，让更多的老百姓真正受益。
在陈慕华的关心和指导下，2003年7月12日，“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批200辆“母亲健康快车”驶往陕西、贵州两省。在项目活动周期间，除了直接救助之外，“母亲健康快车”还承担了流动科普教育的角色：它们在为妇女实施救治和保健服务的同时，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和培训班；利用农村广播和地方电视节目，向贫困妇女传播卫生保健知识，发放“家长手册”、“孕产妇须知”、“安全分娩必读”、“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和其他科普知识手册。“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启动以来成效显著，广受欢迎，使西部妇女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面对许多的荣誉和头衔，陈慕华宠辱不惊，她时刻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自己是人民的一员、女性的一分子。身为领导干部的陈慕华在生活上廉洁朴实，平时上下班都乘公交车，在机关排队买饭，深受机关干部的称赞。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除了养花与散步，陈慕华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平时，她对衣着也没有讲究，不穿名牌，也不用名牌化妆品。她所有的风度和魅力从朴素中来，从智慧中来，从才干中来。
其弟陈慕榕说，虽然姐姐陈慕华当过副总理，但是她没什么架子。“她是个简单干净的人，衣着也不刻意讲究，因为她长期做妇女工作，所以很关心各地妇女儿童的情况，每次回老家都喜欢看看孩子们。”让陈慕榕印象深刻的，还有陈慕华对于家人的严格要求。她虽然很少回老家，但是每次回来都告诉陈慕榕要踏实工作，不要好高骛远。
2011年5月12日，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30周年之际，中国儿童慈善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并为此奉献出全部智慧和心血的陈慕华却永远地离开了。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一位老部下得知陈慕华病逝后，深情地说：“尊敬的老领导，老大姐，您今天走了，您在汶川地震发生时的3周年前的两个小时前走了――我们心里知道，您是为了赶在全国人民祭奠几十万死难同胞前，先行前往灾区看望慰问四川大地上的那些死难同胞了，特别是去提前看望慰问那些在灾难中罹难的妇女和儿童们了。因为，在您心里，始终放不下的，就是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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