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甘肃】
篇一:[盛世才的维吾尔族老婆]“屠夫”盛世才杀害毛泽民后的下场揭秘
1949年秋天，西北野战军直逼新疆。当时的甘肃武威市军管会主任刘护平，一到武威就迅速破获了一个潜伏特务网，其中有好几个人是从新疆流窜来的。他亲自审讯了这几名特务，为的是尽快搞清杀害毛泽民、陈潭秋等人的恶魔去向，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李英奇到哪去了？”刘护平向特务严厉发问。李英奇是军阀盛世才手下的公安管理处处长和审判委员会副主任，盛世才杀人时，全由他来监斩执行。刘护平认为毛泽民的被害肯定与此人有关。“他们几个人都跟着盛世才跑到四川去了，听说在重庆混不出什么名堂，又都呈请辞职了。李英奇到津浦路上跑生意，富宝廉回到东北，张思信在河西走廊一带做皮货生意……”那几名特务就知道这些消息，刘护平却认真地根据线索布置查找事宜。
毛泽民死于“无声杀人法”
1949年的冬天，从武威发来的一封电报让刘护平兴奋不已：重要案犯张思信落网了！他是特务头子李英奇手下的执法队长，抓住他一审，很多悬案就会迎刃而解。几天后，在审讯室里，刘护平审讯张思信。“人是我们几个杀的。”在刘护平的严厉追问和铁证面前，张思信终于低头认罪。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表示他与中共彻底决裂的忠心，下达了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手令。
这天深夜，李英奇和富宝廉来到南门外的特别监狱。“又要干了，几个？”站在门口的张思信问。“你自己看吧。”李英奇把手令递给他。张思信眯着眼扫了一下打红叉的名单，目光忽然在上面定住了。他并不为陈、毛等中共代表的被杀感到意外，可对盛世才要拿亲弟媳陈秀英和家庭女教师邱毓松来为中共要员“陪葬”，以显示“阴谋暴动案”的真实性，就太出乎这个职业刽子手的意外了。“你犯傻了？还不快去带人！”李英奇阴沉地呵斥道。“是！”张思信将手令交给李英奇，但又追问了一句：“老法子？”他问的是杀人的方法。李英奇一撇嘴，冷冷地“哼”了一声，走进了办公室。
一会儿，张思信叫来四五个手执木棍和绳索的杀手进入办公室内，分站门口两边。这时，几个狱吏从监号里带出几名头上蒙着黑布头套的犯人，陆陆续续来到办公室门前。李英奇站在门口，借着昏暗的灯光，挨个掀开头套看了看，算是“验明正身”，然后就谎称督办要问话，即将人推入室内。一进门，刽子手就照犯人头上打一闷棍，然后就用绳索紧勒脖子。这就是盛世才所惯用的“无声杀人法”。
踏雪寻遗骨
“他们被埋在什么地方，你记得吗？”刘护平两眼冒火，盯着张思信问。“记得，记得。那地方我带着人又去过一次。那是盛世才到了重庆后来电报说，军统要看照片，我就带人去扒开坟，补拍了照片寄去……”“那是几月份的事？”“10月份，哪天记不清了。”“李英奇现在哪里？”“我不知道。”“别耍花招！”“听说在北京做买卖，住在啥地方我真的不知道。”
虽说已到了春天，可六道湾的荒山梁上还是残雪未消。张思信被押到坟地后，来到一处山坡下，指着一排坟包说，就埋在倒数第六排的坟包里。挖开坟包，裸露无棺的尸体经过六年多的时间已是一片模糊，无法辨清是谁。只有盛世才家庭女教师的尸体装在一口红漆棺材中。
张思信记得很清楚，棺材左边第一个是陈潭秋，第二个是毛泽民；右边第一个是林基路。刘护平等人小心翼翼地将烈士遗骸放入棺中，重新掩埋，并在每位烈士坟前立下一块二尺高的木碑。然后，刘护平等人举行了简单的祭奠仪式。刘护平在烈士坟前带领众人庄严宣誓：一定要缉拿凶手，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杀人恶魔全部落网
1950年8月的一天，一个当年入过狱的维吾尔族人向刘护平报告说，有人亲眼在北京西单商场看到一个长相很像李英奇的人在那儿摆烟摊。刘护平立即将此线索电告北京市公安局，请他们马上查清此事。
树倒猢狲散。1944年9月，李英奇的靠山盛世才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农林部部长，李英奇一看不妙，就赶紧溜到了兰州。盛世才来电叫他去农林部当总务司长，李英奇找借口推辞了。
到了1946年4月，他待在兰州，一怕被仇人认出来，二怕坐吃山空，就与人合伙买了一辆汽车，跑到北平来做生意。北平和平解放后，李英奇混迹于小商贩中，在西单商场摆个烟摊混日子。他真没想到，有一天，一个维吾尔族汉子居然在他面前驻足盯视了很久。该不是被杀犯人的家属吧？他心里有鬼，赶紧收摊回家，第二天就溜到了南京。
一个月后，他在南京接到了老婆的来信，说派出所的民警到家里来过，让他回家到派出所去登记。“也许只是一般的例行登记？”他怀着侥幸心理返回北京，一到北京就被抓了起来。与此同时，富宝廉在辽宁抚顺被捕。李英奇、富宝廉等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杀人恶魔被押至乌鲁木齐。
经过多次审讯，这两个恶魔终于承认了大部分杀人罪行，毛泽民烈士被捕后受害的情况终于被党组织得以全面了解。李英奇在盛世才的指使下，妄图通过审讯逼迫毛泽民承认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要搞“阴谋暴动”，迫使他公开声明反苏和脱离中共。见毛泽民坚贞不屈，他们就施以酷刑。
在常用的几种刑罚中，他们先对毛泽民实施了打手板。李英奇专门招募了一个施用此刑的打手，此人每打完一板子还要用板子在受刑者手上压一下，疼得毛泽民在受刑时咬破了下唇，又咬烂了衣领，鲜血淋漓的双手上裂出了深沟。打完40板子之后，他们将毛泽民送到另一个刑室“坐飞机”。毛泽民整天整夜被折磨着，偶一合眼，立刻就被烈性化学药水熏醒。
三天过后，在反复恶性刺激下，他怎么也合不上眼了。在生命的最后七天七夜里，他所受的最后一种刑罚是往胳膊上吊土块，也就是特务们所说的“挂炸弹。”
1956年，毛泽民等三位烈士的灵柩被移至乌鲁木齐市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重新安葬。
［背景资料］
“屠夫”盛世才
1933年，盛世才担任了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等职，成为新疆的军政首脑，人称“新疆王”。盛世才为人狡诈、残酷、善变，反复无常，曾把中共党员请到新疆参与政事工作，尔后却又变脸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员杀害。
中共党员到新疆工作，是1936年盛世才当面向经新疆赴莫斯科的周恩来请求后才得以实现的。中共中央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苏联的援助，也支持盛世才。1936年底，中共派出一批干部到达新疆，共产党员孟一鸣任教育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共产党员林基路兼任新疆学院教务长。1937年4月，陈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负责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一年后，从苏联回国的陈潭秋接替邓发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
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毛泽民到新疆工作。他先后任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应盛世才的邀请，中共中央从延安又抽调一批干部，在1938年分三批先后进入新疆。中国共产党大批干部来到新疆工作，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盛世才采取与苏联同步的政策，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月，利用苏联的大“肃反”，在新疆大抓所谓的“托派”分子，共逮捕了2000余人，不少人被处死。
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又制造了一起称之为“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逮捕，由此牵连达数千人，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惨案之一。杜重远于1943年10月被盛世才派人毒死在狱中。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开始向“右”转。新疆的形势越来越严峻。1942年8月8日，中共中央来电指示，其余在新疆工作的136名共产党员，包括陈潭秋等均撤回延安。因时局所迫，回延安无法成行。
1942年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去谈话。“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段。次年2月7日，盛世才将毛泽民、陈潭秋、潘同等5位中共要人投入新疆第二监狱。
后来，苏联政府出面干预。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为此专门会见了盛世才，警告说：“如果加害毛泽东的弟弟，你将难逃厄运，而加害陈潭秋，将招致苏联政府的全面军事行动。苏联政府与斯大林本人都希望毛泽民与陈潭秋能很快恢复自由。”但是盛世才此时已经打定主意投靠蒋介石，哪里会理会。
在新疆公安处的特别刑讯室里，刽子手们将鞭抽、刺手掌、“坐飞机”、老虎凳等酷刑全都用上了，得到的仍然是毛泽民义正词严的驳斥。在对毛泽民施以连续七天七夜的严刑拷打和不合眼的车轮战术之后，凶恶的特务在这个铁汉子面前无计可施。
为了向蒋介石表示与中共彻底决裂的忠心，盛世才于1943年9月27日下达了杀害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的手令。毛泽民牺牲后，毛泽东落泪了。1956年，毛泽民等三位烈士的灵柩被移至乌鲁木齐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重新安葬。邓小平后来曾亲笔题词：“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永垂不朽！”
此外，被盛世才逮捕的，还有129名共产党员。直到1946年6月，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张治中要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便亲赴其家中，要求将在新疆被关押的100多人释放出来。几经周折，这批共产党员于1946年6月获释，并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组织车辆和兵力护送，踏上了返回延安的漫漫征程，于7月下旬回到延安。
篇二:[盛世才的维吾尔族老婆]解放初期新疆剿匪中的王震将军
解放初期新疆剿匪中的王震将军
2016-2-9 15:35 转载自雷音猴
新疆《东突》分子暴力颠覆国家政权由来已久。解放初期王震司令员指挥解放军团结依靠新疆各族广大人民群众对匪徒进行了坚决地清剿，以枪决匪头目乌斯曼宣布剿匪胜利。
本文摘自：新疆天山网，作者：佚名，原题为：《王震新疆剿匪记》
那是陈东海受命于西线剿匪总指挥的第二天夜晚，已是午夜之后，他忽然接到王震的电话，让他立刻赶到新疆分局，说是还有一些关于剿匪的问题与他谈谈，他随即驱车来到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新疆分局原是盛世才时代的督办公署，是新疆最高官邸，内有东大楼、西大楼和新大楼等主要建筑。王震的办公室就设在新大楼内。因迪化市电力奇缺，夜12点开始停电，整个市区一片黑暗，新疆分局也不例外。不过为了照顾王震深夜办公的习惯，在他的办公室拉了一条特殊供电的专线，因此他的办公室窗户仍然亮着。陈东海的车子刚刚停在新大楼门前，王震的警卫员便迎了出来，随即陪同陈东海来到王震的办公室。陈东海向王震敬礼，王震还礼后请陈东海坐到沙发里，随后笑道：“打扰你们睡觉了，总想改改这种颠倒黑白的毛病，可就是改不了，也许这就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吧。”
陈东海也笑道：“彼此彼此，这毛病我也有的，你打电话时，离我睡觉的时间还早着呢。”
王震说：“那好，既然这样，我也就不说什么客气话了，咱们言归正传吧。关于敌情和部署，我在军区剿匪会议上已经讲过了，现在找你来是想再强调一些问题。首先是关于克服轻敌麻痹思想。我们一些同志，一提到乌斯满和尧乐博斯，总以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流窜的叛匪，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被我们消灭了，难道这些叛匪还能翻起什么大浪？这种思想实在是要不得的。最近我们一些零散部队受到损失，实际就是这种轻敌麻痹思想的结果。驻哈密部队罗少伟副师长的牺牲，实际也是这样轻敌麻痹的思想造成的。一个高级指挥员，竟然不问敌情，贸然驱车通过峡谷，结果惨遭叛匪伏击，车毁人亡，无一人幸免。一定要教育部队牢记这个血的教训。”
陈东海听到这里，也列举了一些自己部队因轻敌麻痹而造成的损失，特别是一些后勤人员和少数到深山伐木的战士，有的竟全部被匪徒们杀害。
王震继续说道：“这些其实还只是军事上的轻敌麻痹思想，更严重的还是政治上的轻敌麻痹思想。乌斯满也好，尧乐博斯也好，他们都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首先是一股极端反动的政治势力，他们都有着险恶的政治野心。在美英帝国主义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策动和支持下，他们打着“保卫民族”、“保卫宗教”旗号，出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目的发动了武装叛乱。
现在这两股匪徒，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新疆的反革命中心，许多潜伏的反革命势力，包括那些仍然留在新疆的外国势力，如英国领事何仁志等，他们都在眼巴巴望着乌斯满和尧乐博斯的行动，都想乘机而起。总之，对于这帮匪徒千万不可轻视，要把与他们的斗争，提到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高度上来。”
陈东海听了这一番话，感到很受教育，有些激动地说：“司令员，你说的这些太重要了，据我了解我们不少同志，还没有把这场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我一定原原本本地把你说的这些话传达给部队。”王震说：“那好，不过当我们强调不可轻视敌人的同时，也要防止产生另外一种倾向，即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甚至产生一种恐敌或畏难情绪。记得去年11月我刚到新疆，曾有过一次伊犁之行，在那里听到不少有关乌斯满的传闻，有的竟把乌斯满吹嘘得神乎其神。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一位外交官甚至向我提出，如果乌斯满武装叛乱，在平息叛乱时，要不要苏联出兵相助？我听了觉得有些好笑，当即对他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完全有信心平息任何武装叛乱。他乌斯满过去与盛世才和国民党周旋，不就是打游击战吗？如果用这一套战法对付我们，他算是找到冤家对头了，因为我们就是打游击战出身的，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打游击战的祖师爷，他乌斯满岂能是我们的对手？那位外交官听了我的话一笑置之，好像我是有意向他吹牛似的。现在据说又有人在鼓吹乌斯满的神出鬼没，鼓吹乌斯满如何难打，如果这种论调出自敌对势力的造谣惑众，倒也不足为奇，如果出自我们自己内部那就值得注意了。”
陈东海附和说：“我也听到一些类似的议论，有的还确实出自我们自己内部，比如我师有一个汽车连，因遭到敌人埋伏，损失惨重，就有点由轻敌变成恐敌了。据他们连长说，有的战士一说到乌斯满，真有点谈虎色变呢。所以你刚才讲的在强调重视敌人的同时，又要防止过高地估计敌人是很对的。”
王震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就是一定要把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目前乌斯满号称三四万人，尧乐博斯据说也有数千之众，其实他们都没有正规军队，大部分都是被他们欺骗和裹胁的群众。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群众争取过来。在乌斯满那里，还有一些部落头人，实际也是被迫或上当受骗的，有的和乌斯满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把这些人争取过来尤其重要，因为一旦把他们争取过来，他那个部落的群众也会跟着过来的。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匪首，也要区别对待，要注意分化瓦解他们，要集中力量打击以乌斯满和尧乐博斯为首的极少数叛匪头子。这样，就会把乌斯满和尧乐博斯孤立起来，一旦他们脱离了群众，便成了孤家寡人，他们的末日也就来临了。在争取受骗群众的过程中有些情况也需要讲清楚。对于乌斯满这个人，我们原来也是想把他争取过来的，我们曾经派过好几个代表团与他谈判，我也曾亲自给他送过信，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他冥顽不化，决心与我们对抗到底，我们也只好把他宣布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公敌了。关于尧乐博斯，因为他参加了起义，我们对他一直持欢迎态度，而他却欺骗了我们，一直没有改变他作为国民党忠实走狗的本性，他刚刚逃离哈密，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便委任他为新疆省主席，看来他的叛逃是早有预谋的。说明这些情况，可以教育那些受骗群众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从而尽快幡然醒悟，站到人民这方面来。”
王震结束了有关剿匪的问题的谈话之后，又谈了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陈东海离开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了。
陈东海向大家介绍了王震接见他的情景，所有到会的同志都深受教育，都纷纷表示一定遵照王震的谈话提高自己的认识，坚决贯彻执行他在谈话中的要求与指示。陈东海对大家的表示非常满意，随后说道：“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乌斯满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我的意见是组织一支精干的侦察部队作为主力的先导，他们可以把侦察到的情况随时向主力部队报告，主力部队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部署，这样就可以避免因情况不明而徒劳往返了。”
对陈东海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铁木尔团长还建议在这支侦察部队中要增加一些熟悉情况的哈萨克战士，比如像布尔库特这样的战士，必要时可以化装成哈萨克牧民深入到敌人的腹心地区，以便把情况搞得更加细致准确。陈东海听了觉得这意见很好，特别是提到布尔库特的名字更是极表赞成，最后他不由把目光转向一直坐在帐篷一角的侦察科长张兴，问道：“你是侦察科长，你有什么意见？”
这个张兴是陈东海特意带来的他那个师的侦察科长，是跟随他转战多年的老部下，但其人的年龄并不大，只有二十四五岁，而且长得十分英俊，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闪动着一个侦察人员特有的镇静和机敏。他见陈东海点了他的名，便说道：“我的意见是，这支侦察部队可以以指挥部侦察排为基干，再抽调警卫排一些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加强这支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我也非常赞成吸收一些熟悉情况的哈萨克战士，特别是像布尔库特这样的战士；此外我请求亲自带领这支部队去执行任务，并希望携带电台一部，以便及时与指挥部联系。”
陈东海当即同意了张兴的意见，最后说：“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会就开到这里吧，有些具体事宜再个别解决好了。”
五
散会以后，干部们走出拥挤的帐篷，都不禁伸展一下有些疲倦的筋骨，贪婪地呼吸着野外特别清新的空气。
营地上依然燃烧着一堆堆篝火，战士们仍在围着篝火说说笑笑。在布尔库特那个排的篝火周围，战士们却在凝神地听着布尔库特的弹唱。布尔库特是全团有名的歌手，大家也都知道他是闻名整个阿山的艾比阿肯的养子，由于从小受到艾比阿肯弹唱生涯的熏陶，他不但能够随口编唱生动的诗歌，冬不拉也弹得很好，战士们都把他那灵巧的手指誉为“金指头”。他已经弹唱了好一会儿了，开始弹唱的多半是大家熟悉的传统民歌，现在他正结合着自己此刻的心情，即兴编唱着新的诗歌：
勇敢的山鹰啊栖息在古老的山崖，
它闭上眼睛也能看穿森林的秘密，
可怜的山鹰啊难道你的眼睛昏花了吗，
为什么你看到的将军没穿靴子？
没有肩章还穿着战士的军衣，
跨上战马却又疾风一样飞驰，
他身为将军却又像一个士兵，
天哪这真是世界上最难猜测的谜语……
战士们正听得津津有味，布尔库特却突然终止了弹唱，而且蓦然起立，大声喊着口令：“立--正！”
战士们听着口令，几乎是本能地站了起来，但他们仿佛还没有搞清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陈东海在铁木尔团长陪同下从身后走到大家面前，才弄清了事情原委。
陈东海望着一个个挺胸站立的战士，说道：“坐吧，请坐，请坐吧。”一连说了好几遍，翻译也照例翻了好几遍，战士们仍挺胸站立，不肯坐下。陈东海又说：“在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内务条例上，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在休息或娱乐的场合，可以免去这些礼节。在这样的场合，我不是师长，也不是西线剿匪总指挥，我和你们同样是一个士兵，是与大家同欢乐的一员，你们可以同我说笑打闹，不该有任何拘束，只要你们在战场上听从我的指挥，这些平时的礼节完全可以免去的。怎么样，懂我的意思了吗？”
战士们仍然挺身站立，齐声回答：“是！”
“看，又是礼节。”陈东海摇摇头说，“看来你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好了，如果你们不坐，我可要先坐下了。”说着，果真坐了下来。战士们不由面面相觑，最后把目光瞥向布尔库特，布尔库特做了个让大家坐下的手势，战士们这才坐了下来。
陈东海见状不由笑道：“山鹰同志，原来问题在你这儿呀，我再重说一遍，今后休息和娱乐场合，一律免去这些礼节，否则我要拿你是问。”布尔库特正欲大声答“是”，但转念之间便意识到此举又要触犯陈东海的戒律，于是又急忙把这个“是”字咽回去了。布尔库特这瞬间的思想变化，并没有瞒过陈东海的眼睛，不由得暗自笑了，随后问道：“山鹰同志，刚才已经听到你的歌声，你在唱什么呢？”
布尔库特闭口不答，脸上流露出不太自然的微笑。这时，铁木尔团长不由说：“师长，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是在唱您。”陈东海说：“唱我？我有什么可唱的，是不是在骂我呀？”那个叫克里木的战士忙说：“不，他是在歌颂您，不过他说他有点不明白，您身为将军，为什么不戴肩章、不穿靴子，还穿着战士的军衣，他说这真是世界上最难猜测的谜语。”
陈东海这才恍然大悟，不由说：“关于肩章问题，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建立军衔制度，想戴也没有啊。这个，你们倒是走到全国的前面去了，不过等全国建立了统一的军衔制度，你们这种完全模仿苏联红军的肩章，恐怕也要改一改呢。关于总喜欢穿战士的军衣，这倒是个不大好的习惯，因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服还是有的，可是我总觉得穿上战士的军衣更随便一点，为此还经常受到军长的批评呢。至于靴子，我倒是很喜欢，但我们的供给部门还没有发这种东西，自己买吧，老实说我还真有点买不起，也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陈东海说到靴子，显然带有玩笑的成分，布尔库特却听得十分认真，当即问道：“总指挥同志，您真的喜欢靴子吗？”
陈东海还没有弄清布尔库特问话的真谛，随口答道：“当然喜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还有过一双，那还是从一个被击毙的日本军官腿上扒下来的，穿了好多年哩。”布尔库特听了异常高兴地说：“太好了，既然这样，我送您一双。”说着，撒腿跑回帐篷，拿来一双崭新的带马刺的靴子，恭敬地捧到陈东海面前，恳切地说：“这双靴子我一次也没穿过，如果总指挥看得起我，就请您收下吧。”
对陈东海来说，这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他真后悔由于自己几句戏言竟招来这种后果，忙说：“不不，这怎么行呢。”
这时，铁木尔插进来说：“师长，按照哈萨克人的风俗，您是不能拒绝的。”陈东海说：“不，我们是在执行战斗任务，靴子对每一个战士都很重要，特别是作为骑兵，这种带马刺的靴子就更加宝贵。”铁木尔说：“正是因为这样，布尔库特才作为礼物送给您的，如果您担心布尔库特没有靴子穿，我们供给处随时都可发给他，可是如果您不接受他的这个礼物，他会感到是莫大的耻辱。”
陈东海听了这一番话，便欣然说：“好，既然这样，那我就收下了。”说着，接过靴子，而且立刻穿在脚上。靴子尺码多少大了一点，大体上还算合脚。陈东海左顾右盼地看着靴子，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由于一时的高兴，他竟然跳了几步俄罗斯的踢踏舞，使这双靴子顿时生辉，逗得战士们大笑起来。笑声平息以后，他走到布尔库特跟前，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连声说着：“谢谢！谢谢！谢谢你这个宝贵的礼物！”说罢，看了看表，随即向战士们告别。他见战士们仿佛又悄悄地准备着什么，又急忙说：“我再说一遍，在这种休息和娱乐场合，要免去一切礼节，我请你们务必不要再站起来。”
这次，战士们真的没有再站起来，而且都表现得非常自然。他们是那样亲切地目送着陈东海等人的背影，直到他们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
布尔库特真是兴奋极了，他不禁又弹起冬不拉歌唱了起来：
勇敢的山鹰啊栖息在古老的山崖，
它闭上眼睛也能看穿森林的秘密，
勇敢的山鹰啊你的眼睛并没有昏花，
世界上也没有猜不破的谜语。
将军的战马像疾风吹散深山的迷雾，
将军的语言像金钥匙打开了我的心灵，
原来他和我们同样是普通一兵，
只有在战场上他才是一个将军……
当人民解放军重兵云集在河西重镇酒泉时，美国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悄然离开新疆首府迪化，潜入奇台和乌斯满密谋策划。1950年3月19日，尧乐博斯带领匪徒离开哈密逃进南山。于是，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汉和骑兵第七师反叛官兵勾结在一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乌斯满（哈萨克族）是北疆有名惯匪，从30年代开始，就专事啸聚部众，杀人越货，逞强行霸。三区革命时，窃居阿山专员职务，暗中却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对抗三区革命，得到国民党军事装备和各方面的支持。他不仅有2个团，而且利用民族关系控制着哈萨克族头人。
尧乐博斯（维吾尔族）是国民党哈密专员，乌斯满的结拜兄弟。蒋介石为了收买他，特地派去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舍身救国队员）做他的小老婆，使之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贾尼木汉（哈萨克族）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是一名政客，很早就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因反对起义逃进南山。
1950年3月，台湾蒋介石委任匪首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乌斯满等匪徒便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同年4月，叛匪开始向人民解放军驻守哈密东北地区沁城、小堡、南山口、伊吾等地的部队发动攻击，并对各族群众进行大肆烧杀抢劫。在短短2个月内，即发生抢劫案300余起，烧毁民房30余间，打死打伤群众130余人。他们把奇台南山大、小红柳峡一带作为反革命的巢穴，东向巴里坤取包围态势，伺机夺取哈密，截断人民解放军与关内交通。又以主力由奇台沿公路向西窜犯，企图攻占新疆首府迪化。
为了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保卫边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指示，新疆军区迅速组织了剿匪指挥部，由王震亲自担任总指挥，张希钦任参谋长，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担任北疆剿匪前线指挥官。根据匪情，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是：第十六师在哈密，第十七师及第五军第四十团、第六军骑兵团、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一部在迪化至奇台一线。王震司令员还将胡鉴指挥的战车团调归第六军指挥。剿匪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肃清乌斯满、尧乐博斯匪徒和骑兵第七师部分叛军，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新疆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迪化。
3月25日，新疆军区派出第十六师、十七师、第六军骑兵团、第五军第四十团、骑兵第七师一部、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等2．5万多人，并出动了飞机和坦克，西线指挥程悦长、东线指挥吴宗先，在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配合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4月1日下午，第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率机要秘书、参谋、报务员、警卫员等6人，乘小吉普车一辆，亲赴七角井前线侦察，未与主力同行。行进途中，于七角井以东车古泉山地隘路，被叛匪40余人伏击，罗少伟等5人壮烈牺牲。罗少伟牺牲时年仅30岁，是解放战争以来西北战场牺牲的第一位师级指挥员。
4月14日，剿匪大军兵分两路，取道深山密林、雪原戈壁，日夜兼程，向叛匪巢穴大、小红柳峡奔袭，出其不意地突入匪集。匪帮乱成一团，丢下大批尸体，纷纷四散逃命，仅乌斯满和少数头目侥幸逃脱。
在天山高峰天格尔大坂之下，另一股叛匪头子乌拉孜拜（哈萨克族），也在绥来、景化、昌吉等地，裹胁l万多牧民叛乱。乌斯满向北塔山地区逃窜被人民解放军阻击后，企图通过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逃天格尔大坂，与乌拉孜拜汇合，进行反扑。为了粉碎敌人阴谋，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勇猛追击，严密封锁。同时，又及时打响了天格尔大坂的围歼战，歼灭叛匪大部，仅匪首乌拉孜拜带20余骑南逃。
3月26日，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第二连，由副营长胡青山带领进驻伊吾，与主力部队相距100公里。在主力进剿骑兵第七师叛乱时，二连突然被尧乐博斯匪帮包围。敌人破坏了交通，切断了电话线，使二连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二连孤军与匪作战，英勇地坚守伊吾40天，击退敌人7次大规模的进攻，毙匪53人，直至5月7日始与东进部队会师，完成了保卫伊吾的光荣任务。5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来电嘉奖二连，后又授予“钢铁二连”光荣称号，授予胡青山“战斗英雄”称号。
在剿匪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历经千辛万苦，进军红柳峡，翻越冰大坂，奇袭北塔山，在人迹罕至无水无草的五百里将军戈壁上追击叛匪，战胜重重困难，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对敌人穷追猛打，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实行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区别对待的政策，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6月15日，新疆军区发布剿匪战报，宣布新疆剿匪部队自3月分东西路钳追乌斯满、尧乐博斯残余股匪后，西线骑兵已沿北塔山一带向西清剿乌斯满残余匪徒；东线部队兵分三路追击南窜的尧乐博斯残余匪徒，并在黑山头以东扫清了曾在七角井一带进行破坏活动的哈巴斯股匪。
6月20日，新疆军区再次发布战报，宣布剿匪部队自3月5日以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剿匪斗争；大股匪帮业已击溃，剿匪斗争获得重大胜利。
由新疆逃至甘肃敦煌、安西一带的乌斯满、尧乐博斯等少数残匪，经新疆、甘肃部队联合清剿，于11月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参加叛乱的国民党起义军官马占林（副师长）被俘，乌斯满于1952年2月在甘肃被捕获，贾尼木汉、乌拉孜拜亦先后就擒，仅尧乐博斯只身逃往台湾。
篇三:[盛世才的维吾尔族老婆]没有东北义勇军进入新疆，新疆的命运不可想象
１９３３年春，东北抗日义勇军经当时的苏联历经千辛万苦和巨大的磨难辗转来到新疆，4万名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时剩下3万人。这些人中，只有2300多人费尽周折返回东北抗日战场，后因种种原因，又有2000多人返回了新疆，占返回东北的义勇军总数的85%以上。他们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征尘未洗就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在支援抗日作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3年2月27日，一直同新疆政府“分庭抗礼”的伊犁张培元，以伊犁“边防吃紧”“外族进入我方领土如入无人之地，如不尽快改变这种情况，我等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为由，先后两次致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金树仁，要求调派一部分训练有素､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戍边。为促成金树仁同意之目的，张培元先做通了当时塔城地区行政长鲁效祖的工作，促使鲁也同时向金树仁建言:持续不断的接待工作使塔城财力枯竭､粮食告急，为减轻塔城地区接待上的压力，经和苏方协商，拟让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改道伊犁进入我境。出于稳定大局和制约张培元的考虑，金树仁在将李杜､王德林所属部队大部分调往迪化的同时，同意李､王两支部队中的1500多人，改由伊犁霍尔果斯（当时叫尼堪卡）入境，并由两支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原吉林自卫军师长邢占清率领，留守伊犁，加强边务。这样“一分为二”的做法，使得张培元扩充势力对抗省府的“如意盘算”完全落空。
作为伊犁地区和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共同首领，邢占清必须时刻关注迪化方向大部队的情况（事实上迪化方向一些主要军官的任免和替补，都是邢占清在伊犁做出决定并派人到迪化宣布的），必须在大的原则和策略上同省府保持一致，加之张的队伍又远不是驻伊犁地区的义勇军的对手，张培元实际上是帮了省府方面的一个大忙，解决了省府长期忧心的一个“难题”:在伊犁地区部署一支听命于省府的军事力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张培元，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不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一心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从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1933年4月28日，义勇军一部500多人回国到达新疆绥来县城（今玛纳斯）的时候，恰逢乌斯满匪帮在该地区疯狂抢掠杀戮。绥来驻军大队长杨德昌､县长雷煦联名致电金树仁，请求义勇军官兵协助剿灭匪帮､稳定社会。金树仁随即协商该部义勇军能否留守剿匪，很快得到了积极响应。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义勇军官兵均以边疆稳定大局为重，不讲二话，没有怨言，简单熟悉了刚刚配发的武器性能后（因为他们的武器已被苏方没收），便连夜开赴剿匪战场，并最终以牺牲60多名官兵的代价，彻底消除了这一地区长达10多年的匪患。义勇军官兵返回时，绥来､沙湾两县各族群众倾城出动，欢迎凯旋归来的剿匪英雄，两县县城连续5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深受匪患之害的两县群众更是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鞭炮齐呜。在为阵亡官兵举行安葬仪式的那天，两县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全部按照东北安葬时的习俗，人人披麻戴孝，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公里。后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的各族群众都要自发来到安葬义勇军官兵的墓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抗日官兵安息的地方，人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当年两县群众自发为阵亡官兵所立的一些墓碑。
1934年10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干，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
在这支军队的不懈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同新疆最高政权对抗的伊犁张培元部､南疆国民党马仲英部､哈密尧乐博斯部遭到惨败，阴谋分裂新疆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及其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田夏满素尔的“回教国”也被平息。近代以后的新疆，第一次出现了一个10多年相对统一的､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而这对于饱受“内忧外患”之苦难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当然，东北义勇军回归新疆，回归祖国对盛世才上台无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盛世才是东北吉林人。东北义勇军和盛世才之间有一层天然的老乡亲情。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近代､现代新疆的历史，这10年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创造了这个成就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大官兵。几年后，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宣布通电起义的历史时刻，新疆军队中成建制保留下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刘金泉骑兵团､于学忠骑兵团､洪亚东骑兵团､昌生祥骑兵团､王玉昶骑兵团等，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和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新疆形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下，突破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开始进入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当时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企图用武力消灭和阻止红军进疆。时任省军第四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宫自宽､吐鄯托警备司令孙庆麟､星星峡边卡大队大队长王效典等抗日义勇军军官率部与尧乐博斯部展开激战。半个月后，尧部几乎全军覆灭，尧本人及其儿子侥幸逃脱，小老婆被抓获。
为了确保西进红军的安全，义勇军官兵在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布置了警戒，使得50多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得到及时抢救。另外，3支义勇军部队还筹措了大量食品､衣服和被褥，这些都使刚刚进入新疆的红军战士感受到很大的温暖。
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对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的这份深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广大官兵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1949年12月，已经担任湖北省区司令员的李先念，收到12年前与自己在星星峡同住一间房子20多天的王效典一封请求安排工作的来信:“我全家5人流落北京，挣扎在饥饿线上，请首长帮助介绍个工作，以便养家糊口。”
李先念同志接到信后恰逢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易家驹同志去北京开会，就委托易到北京代他看望王效典全家。易到北京后将王效典一家接到外贸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并时常买一些烟､酒､菜叶和糖果到王家的住所表示慰问。为了给王效典安排工作，李先念还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写信介绍了王的情况，并让易家驹亲自交到了董老手中。不久，在董必武同志亲自过问下，王被安排到外贸部工作。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正式上班前，王效典专程坐火车赴武汉看望了李先念。李在每天热情宴请王效典全家的同时，还让他的秘书陪同王的一家人在武汉游览了3天。临别时，李先念率全家人专程到车站送行，并紧握王效典的手说:“你是我的恩人，有什么困难就讲，不要客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美英等西方国家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寻求苏联政府对援华抗日的支持，经过中苏双方政府反复协商，决定开通经阿拉木图——伊犁——迪化——哈密——酒泉——兰州的这样一条援华抗日的陆地和空中西北国际大通道。由东北抗日义勇军担当主力的筑路大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打通了由霍尔果斯经迪化到星星峡，全长1860公里的陆地大通道，这是抗战初期我国惟一获取外援的国际大通道（后面有云南西藏印度的驼峰航线），是最困难岁月里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此后，国际援华抗日的物资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战场。中华民族没有亡国灭种，中国政府没有被打垮，中国军队和人民没有被征服，西北国际大通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数以百计的义勇军官兵长眠在了日夜奋战的筑路工地上，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伊犁的果子沟的险恶路段，都是由东北义勇军官兵组建的工兵队担负攻坚任务完成的。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仅工兵队就有150多人为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而献身，抗日战争胜利的史册上应该有他们的功绩。
新疆南疆通道，迪化以东的干沟同样由东北义勇军官兵组建的工兵队担负攻坚任务。
“义军西征尚未还，满州儿女遍天山;筑成公路三千里，军援源源入玉关。”这是一位义勇军军官74年前所写的七绝，它还原了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个重要的历史真实。
1933年的数万名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是现代新疆文明进步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这些官兵及其家属子女文化程度一般都比较高，思想比较活跃，因而给当时的新疆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一是奠定了现代新疆大通信的格局。义勇军官兵中，不少人在东北时就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来到新疆稍加培训后，便分赴南､北､东疆各地参与当地邮政电信的筹组工作，1934年后，新疆50多个县以上单位的邮政和电信部门全都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参与组建起来的，他们是现代新疆大通信格局名副其实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二是开启了现代新疆文化教育的新篇章。1934年后，在广大义勇军官兵和其家属子女的积极推动下，边远､落后的新疆掀起了兴资办学的热潮，不到3年时间里，新疆新增各类中小学校320多所。1934年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著名将领刘斌的爱人关岳铭创办了新疆第一个女子学校——“喀什区立女子学校”，关岳铭为第一任校长。学校学生为维､汉两大民族，实行“双语”教学，为增强学校毕业后的就业率，对维吾尔族女生还增加了职业培训的内容。“喀什区立女子学校”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双语”教学的机构，对后来､甚至是现在新疆的教育事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938年，曾在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担任上校参谋长､时任新疆塔城地区行政长兼警备司令和边卡大队长的赵剑锋，在塔城地区发起了一场在今天看来都堪称奇迹的“教育革命”。两年时间里，他发动各族王公､巴依（财主）捐资兴建了乌孜别克学校､塔塔尔学校､哈族学校､回汉学校和两所综合性中学。1942年，赵剑锋离开塔城时，塔城地区共办学校79所，在校学生4960多人，其中女生1200多人。现在塔城地区学校的分布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三是传播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耕作技术，极大的促进了新疆的繁荣和发展。义勇军进入新疆后广泛宣扬的抗日救国､中苏友好､富国强军､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平发展等先进思想，对后来盛世才“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成起到了“催生”和“促进”的作用。义勇军将东北地区先进的皮毛加工､果品加工技术带到了新疆，将东北地区普遍种植的大豆､高粱､玉米大面积的引种到了新疆，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传统的工､农､牧业结构，促进了新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是增强了新疆作为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一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的历史和政治格局。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加之其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很强的战斗力，客观上对新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一些长期横行新疆的分裂势力和“占山为王”的匪帮，在义勇军的有力打击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1934年后的新疆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分裂活动，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而一些小规模的分裂叛乱活动也都在义勇军官兵的有力打击下迅速得以平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新疆的贡献､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义勇军邢占清､杨耀钧､郑润成､刘斌､杨炳森､蒋有芬､周徵绵､陈宗岱､张锡候､姚雄､哈玉良等数十名高级将领却横遭盛世才的杀害。其中郑润成在盛世才取代金树仁的政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斌率部转战天山南北，多次在关键时刻解除对盛世才政权的威胁，曾荣获盛世才亲自颁发的金质功勋章。他们被杀害的惟一原因就是功名显赫和坚持正义，从而撼动了盛世才的“威权”统治，使其感受到一种危机惶恐。到1944年国民党接收改编新疆部队时，被盛世才杀害的义勇军官兵达1万多人，而同一时期为稳定新疆政局牺牲的义勇军官兵还不到5000人。
1945年12月15日，也就是抗战胜利4个月后，留守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为被盛世才残害的将士立碑纪念，碑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天山峤峤，乌水萧萧，忠魂冤魂，岳节韩操。盖闻七尺捐躯，至死不忘汤誓，三字冤狱，虽忘犹恨奸庸，秉公忠以勒石，爰命笔而志愤。溯“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东北相继沦沉，白山黑水之间，志士仁人奋起，莫不效忠党国，胥皆赴难同仇，或毁家以纾难，或投笔以从戎，或喋血于松江，或杀贼于辽水，与寇仇誓不并立，问丈夫何以为家?无如地僻兵微，兼之贼众我寡;终因弹尽援绝，奉命转道来新，均希趋赴中枢，共参抗战大业。迎值新疆省“四·一二”政变，贼盛世才同党巧攫权位，假造中央命令，无异金牌十二，阻难不使晋关，俨同壮士八百，屠伯郅凶，罗钳织网，捕杀刑戮，极恶穷凶，致报国健儿，多做断头之鬼，使杀敌志士冤成无主之魂，才猷未展，素志曷酬，满腔热血，洒向无从，今虽国贼已除，愈痛公等冤痛，生者虽庆昭苏，死者长眠遗憾，悲思有泪，顿觉感触颇多，积愤无声，不禁数言作识。
岁月虽然过去了很久，但碑文中表达的切切思念之情依然，人们不会忘记献身祖国西部边疆的义勇军官兵，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转战白山黑水和天山南北的一代忠良。
在今天的新疆各个地区，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义勇军后代的身影，他们大都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他们能够像自己的先辈那样，世世代代扎根祖国西部边疆，能够无悔无怨的为祖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尽职尽责，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