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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茂之子王乐全篇(一):王恩茂之子讲述：新疆，父亲永远的故乡
王恩茂之子讲述：新疆，父亲永远的故乡
当时，因和田正策动叛乱，王恩茂所属的五师十五团奉命从阿克苏向和田紧急进军，昼夜兼程，15天行走750公里，穿越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平息了和田叛乱。解放军总部通电嘉奖称“创造了史无前例进军纪录”，从此，进军南疆的解放军被当地维吾尔族民众誉为“神兵”。
王恩茂中将
人物简介
王恩茂，1913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县，曾长期主政新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新中国诞生以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政时间最长的封疆大吏非王恩茂将军莫属。他前后治理新疆长达近30年，为新疆的解放、稳定、发展以及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新疆工作的经验和政策影响至今。2013年是王恩茂将军诞辰100周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了纪念王恩茂的座谈会，会议高度评价了王恩茂革命的一生：参加红军长征，开创南泥湾大生产典范，在湖南创办衡山抗日根据地，参加中原突围，再到进军新疆，可谓戎马一生，奋斗了一辈子。
为追寻这位革命先辈的足迹，弘扬优良传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于1月21日专访了王恩茂将军的长子王北来。
1968年8月，毛泽东接见王恩茂（右）。
“第二次长征”
谈起父亲，王北来眼中满是崇拜和敬畏。他告诉记者，1913年5月19日，王恩茂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1928年，年仅15岁的王恩茂加入红军，1930年，王恩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长子王北来在延安出生，当时王恩茂担任三五九旅的副政委。正如南泥湾那首歌里唱的，三五九旅是模范，王恩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参加了大生产运动。然而就在王北来刚刚一岁时，王恩茂奉命南下。他带领部队突破国统区、日伪区，一直打到了广东，形成贯穿南北的抗日根据地。然后他们又开始北返，和新四军五师会合，共同开创了中原解放区。这就是著名的“南下北返”，被毛主席誉为“第二次长征”。
1946年6月，王恩茂回到延安，10月，他又率部东渡黄河参加华北解放战争，次年西渡黄河，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役。1949年10月，担任一野第一兵团第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和军长郭鹏率领所部组成左路军进军南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进驻焉耆、巴楚、伽师、岳普湖、喀什、阿克苏以及和田等南疆重地。当时，因和田正策动叛乱，王恩茂所属的五师十五团奉命从阿克苏向和田紧急进军，昼夜兼程，15天行走750公里，穿越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平息了和田叛乱。解放军总部通电嘉奖称“创造了史无前例进军纪录”，从此，进军南疆的解放军被当地维吾尔族民众誉为“神兵”。
王北来说，母亲曾经回忆第二军首次开进喀什时的情景，“满街的维吾尔族人，穿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服装，争先恐后地向部队涌来，有的高呼口号，有的弹琴击鼓，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高兴。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热泪盈眶，将右手放在胸前，频频向我们施礼，不停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父亲和母亲被眼前的场面深深地震撼了。从这一天起，父亲就把这里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把这里的各族人民当成了他的亲人，把这块土地当作他奉献终生的地方。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吉林与王恩茂（左）亲切握手。
各族人民一家亲
新疆解放后，王恩茂被任命为喀什地委书记，南疆军区政委。“父亲历经十几天长途跋涉，从乌鲁木齐一路颠簸赶往喀什任职。我那时才6岁，随后也跟着父亲去了。”王北来回忆刚到喀什见到的景象，“非常荒凉，住的是国民党遗留下的旧军部，根本算不上一个城市。人们形容喀什的道路是，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但父亲并不计较这些，‘来就是工作的！’他非常注重基层调研，跑遍了喀什的每一个乡村。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年届四十的父亲每天还花半个小时学习维吾尔语。他深知南疆稳定的重要性，常说南疆稳则新疆稳”。
王恩茂正式主政新疆是在1952年，当时新疆的一把手王震被调到中央工作，王恩茂从喀什地委书记升任新疆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委。
解放仅3年，新疆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生产生活水平很低，解放新疆的部队面临如何长期驻扎和生存的问题。王恩茂根据自己在喀什的工作经验，对新疆物产、区域和人口进行调查，结合“南泥湾”垦荒的经验和历史上屯垦戍边的做法来开发新疆。1954年，中央在新疆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王恩茂任兵团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新疆经济快速恢复。王北来说，1961年全国大饥荒，新疆的粮食却向外调出，支援其他地区，可见当时新疆经济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王恩茂认识到新疆作为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地的特殊性，他说，发展经济是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关键，这也是王恩茂对伊塔事件教训的总结。1962年，伊犁、塔城等与苏联接壤的我国边境地区发生中国公民“外逃”事件，后根据中央精神，得到妥善解决。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民族冲突，实际上却是经济落后引起的。由此，王恩茂深知要抓发展来促进稳定，他将在南疆取得丰硕成果的经验带到边境地区，把建设兵团的力量也扩展到那里，使其迅速繁荣起来。
在增进民族了解方面，王恩茂注重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他在文集里讲到，通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去做新疆各民族的群众工作，事半功倍。他明确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阿訇应该包括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因为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新疆工作的开展就少了很多阻力。除此之外，王恩茂重视新疆政权建设，维护民族团结，特别注重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短短几年间，全疆吸收、提拔了近10万少数民族干部，其中有一大批进入了县、地区以及自治区的领导机关，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由于这些措施，新疆各族人民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王北来这样形容当时民族一家亲的盛况：父亲到基层去，从来不担心安全问题，他可以径直走到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家里去拉家常。当时有个叫库尔班·吐鲁木的维吾尔族老大爷，要骑着毛驴不远万里去北京见毛主席，也在王恩茂的安排下实现了愿望，可见当时新疆人民是心向中央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王恩茂（左） 与王震在北京合影。
“打不倒”的王恩茂
然而到了“文革”时期，王恩茂受到冲击。王北来说：“当时，新疆局势出现混乱，王恩茂一贯的施政措施遭到破坏。本人也被批判围斗，林彪污蔑他是人牵着不走，鬼牵着就跑。”
王北来告诉记者，毛主席的支持给予王恩茂巨大的力量。1967年，王恩茂到北京参加中央会议。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突然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特别显眼。于是，一边和他握手，一边问：“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王恩茂回答：“有可能被打倒”。主席边走边笑着说：“都打倒怎么行？”离开几步，突然回头又说了一句“王恩茂打不倒”。1969年，因为“四人帮”作祟，又掀起一股批斗王恩茂的风潮，此后王恩茂被下放到安徽芜湖当副专员。1975年，王恩茂给毛主席写信，表明了希望继续干革命的心愿。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王恩茂被调到南京军区担任副政委。
1981年，邓小平同志考察新疆之后，认为还应该派一位经验丰富，熟悉新疆的同志来治理。他征求了同行的王震和副总理王任重的意见，把王恩茂又调回到这片土地上。当时，王恩茂已经是年近七十的“古稀老人”，但他雄风犹在。那年的五四青年节，王恩茂跟青年人一起爬乌鲁木齐妖魔山，坚持登到海拔800多米的山顶，大气不喘一下。王北来说：“他永远精力充沛。”
王恩茂回到新疆后，立刻召开了工作大会，总结了以往的新疆工作经验，提出恢复新疆政权建设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将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作为新疆工作的中心。他视野开阔，在给干部讲新疆局势的时候，常常引述古希腊的城邦故事，还率团去美国考察，回来写了一篇长长的报告，总结了美国棉花、玉米生产的情况，并与新疆比较，提出了见解。新疆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王北来说：“直到今天，新疆仍然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原因。”
1964年，王恩茂全家合影（前排左起为王北难、王北城，中排左起为王北建、王恩茂、夫人骆岚、骆岚母亲，后排左起为王北来、王北新、王北会、王北长、王北离）。
子女一生亦为疆
在王北来眼中，父亲是一个非常讲原则，却很温和的人，“他不仅是一个武将，也是一个儒将，在将军里面应该算是一个文人。”王北来告诉记者，父亲小时候是家里唯一受过较高教育的人，这养成了他写日记的习惯，从参加革命开始，写了一生。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还珍藏着王恩茂同志的日记原件18本，并于1995年在江泽民亲自题写了书名《王恩茂日记》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也正是因为王恩茂有以上的魅力，才成全了他的姻缘。王北来说，母亲骆岚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人介绍她与父亲认识，但因为父亲长得高大魁梧，皮肤较黑，像个“大老粗”，母亲起初没有看上。后来听人说父亲记日记，是个“文化人”，母亲决定先晾一段时间再看看。这时有人又给父亲介绍了一位老领导的女儿，父亲说“骆岚还没回信，我不能再去和别人谈”。母亲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和内涵，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伴侣，这样他们结成了夫妇。1978年，骆岚出任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2006年7月26日在乌鲁木齐逝世，享年87岁。王北来说，父亲和母亲这对革命眷侣恩爱一生，携手度过了59个春秋，死后一起长眠于新疆大地。
王恩茂夫妇共有9个子女，除第一个孩子因为当时战争环境恶劣流产，老四王北新在“文革”时期被手雷炸死，现在尚有7个在世。王北来对记者说，我们兄弟姐妹多人，从名字上看就跟中国革命和新疆牢牢地结合在了一起。我叫王北来，因为父亲是南方人，跟随毛主席长征到了北方。妹妹王北离是为了纪念父亲南下离开延安，与母亲暂时分离。老三是王北会，生于1947年，因为山西有个地方叫杨家会，当时父母在这里会合。老四王北新，他是在父亲进军新疆的路上出生的。老五王北长在喀什出生，父亲要他长期扎根新疆。老六叫王北建，意味着建设新疆。老七是个女孩，叫王北难，因为前面六个，只有老二王北离是女孩，再生一个女孩很难得。幼弟叫王北城，父亲说完成任务了，不要再生了。
讲到这里，王北来回忆起自己跟随父亲在新疆的日子，他说：“我们这些子女都在新疆生活过，对新疆有一种深深的感情。1949年，我跟着父亲进疆，先在喀什上小学，后在乌鲁木齐上中学，又进入哈尔滨工程大学(原哈军工)学习弹道导弹技术，毕业后分配到航天部，为两弹一星工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98年，王北来受光大集团(香港)聘请出任投资部副总经理，如今退休在家，收集整理父亲的相关资料。
王北来说：“父亲告诉我们两句话，一是一个人不能枉过一生，应该有一番作为；另一句则是一辈子不要做对不起他人的事，吃亏是福，得道多助。现在，兄弟姐妹几人都算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弟弟王北会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现在是副军级退休干部。妹妹王北难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以博士后身份回国工作，现于中科院生物所工作，幼弟王北城在一家外企工作。我们牢记父亲的教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责编：hunan)
王恩茂之子王乐全篇(二):王恩茂之子忆父治疆
核心提示：王恩茂长子王北来向凤凰网透露，父亲曾经讲过，新疆的问题要想解决好，有两个条件：一是我们的力量要足够强大，二是政策一定要正确。“如果只是政策正确，我们的力量不够强大，政策贯彻不下去；如果光有力量，没有好的政策，结果是压而不服，老百姓总是讲理的，政策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杆秤”。
原标题：王恩茂30年治疆经验
2014年10月14日，王恩茂长子王北来在家中接受凤凰网独家专访。曾于6岁跟随父亲进疆、在新疆生活多年的王北来，对新疆的今天依然饱含关注，为新疆接连发生的暴恐事件感到揪心。然新疆所面临的压力并非今日才有，症结在哪里？出路何在？王北来希望通过追忆其父王恩茂30多年的治疆经验，提供些许思考，“解决问题最好的捷径就是从历史和前人的经验中去寻找”。
临危受命 重返新疆
1981年10月24日，离开12年后，68岁的王恩茂重返新疆，临行前他激动得一夜无眠。1949年底，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政委的王恩茂，率部进驻南疆，先后任喀什军区政委、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直到1969年文革期间被迫离开新疆，整整20载。此前，王恩茂未曾想过离开新疆。
然此时的新疆，局势颇为紧张。数千名上海知青要求返沪的请愿在继续，并于1980年1月、11月两次聚集阿克苏。与此同时，民族分裂势力也在南疆制造多起动乱事件，先后发生了1980年阿克苏“4·9”严重打砸骚乱事件、1981年叶城“1·13”骚乱事件、1981年伽师“5·27”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
1980年7月至1981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中央书记处先后五次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王震抱病四次赴新疆考察，邓小平也于1981年8月中旬赴新疆“休假”10天。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宣布了调王恩茂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决定。临行前，邓小平向王恩茂说了中央的考虑，“你对新疆情况比较了解，对干部比较熟悉，新疆的同志欢迎你回新疆工作，中央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你回新疆工作”。
“中央决定我回新疆工作，我愿意回来，高兴回来，我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愿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身”，10月27日，王恩茂在自治区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讲了自己重返新疆的心情，他说自己虽离开新疆十多年，但在思想上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新疆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
新疆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
就在王恩茂上任的第六天，喀什发生了“10·30”事件。据1981年喀什地区大事记记载：10月30日，喀什地区土产公司知青门市部叶欣等人与喀什市红旗公社二大队三小队社员阿不都克里木·卡德尔等人因挖污水沟引起纠纷，叶欣用猎枪打死阿不都克里木·卡德尔。少数坏人利用这一刑事案件，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抬尸游行，聚众闹事，以致发展成大规模的打、砸、抢骚乱。闹事者先后冲击市公安局、天南饭店、师范学校等6个单位，拦、砸汽车，毁坏机关、学校、公共设施。打死无辜群众2名，重伤59名，轻伤570多名。酿成“10·30”流血事件。
“屁股还没坐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王北来向凤凰网披露了父亲处理此事的经过，当时中央向新疆下放了开枪的权力，只要把事情平息下去。王恩茂认为这一事件发生之初是刑事案件，本身属人民内部矛盾；但事情发生后，挑起这么大的动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背后有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王恩茂的解决办法是两条：第一，派少数民族干部去解释做工作，消除民众疑惑；第二，对背后的挑唆者坚决清理镇压。王恩茂的话传到喀什，聚集在艾提尕尔广场上闹事的人散去了。
事实上，新疆稳定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动乱事件多定性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极少数分裂势力煽动蛊惑。到了90年代，新疆暴恐案件开始演变为有组织、有预谋、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显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1988年5月，在全国政协任职的王恩茂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国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这一论断，晚年一直坚持此论断，直到1996年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仍在强调这一点。王恩茂进一步指出民族分裂主义有两个反动纲领：一是鼓吹新疆独立，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二是鼓吹民族仇恨、民族对立，反对别的民族，特别是仇汉反汉。
王恩茂意识到新疆统一和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关系新疆全局的头等重要战略。“但当时自治区领导层在这一认识上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王北来对凤凰网说，“有些干部不愿意提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认为这个标签一旦贴出来，对少数民族是一种伤害”。
1990年2月，王恩茂在自治区委员会第七次常委会上对此予以说明：“说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打击少数民族，完全是别有用心，挑拨民族关系。说这话的人只能说明他是民族分裂主义者，或者是同情民族分裂主义者。不能因为受到这种别有用心言论的影响，就不敢讲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不敢同民族分裂主义作斗争，让民族分裂主义猖狂地活动。那必将会犯历史性的不可弥补的错误”。王恩茂也指出那些将民族分裂主义者等同于某一个民族的人，是非常狭隘的。
王恩茂还特别强调要加强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工作，绝不能让民族分裂主义、地方民族主义者混进这一阵地。他指出文宣部门一方面要宣传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观；另一方面要批判新疆就是“东土耳其斯坦”的错误观点，绝不允许反动的独立的思想任意泛滥。王北来告诉凤凰网，父亲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上，有很强的底线思维，“所有在这条线上含糊不清、软弱、动摇的人都不能到重要岗位上，这是选拔新疆干部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1990年的这次讲话中，王恩茂还指出“今后我们必须估计到新疆不仅有可能发生像过去那样的事件，而且有可能发生更大的事件”。
王北来认为，正是当时一些人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导致民族分裂主义抬头。2个月后，巴仁乡暴乱发生，直到此时，领导层才最终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上形成统一认识。1996年，中央7号文件明确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
在王北来看来，父亲当时处理动乱问题的两条原则，以及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这一论断，即使在今天也并不过时。
坚持信教自由也要保护不信教的自由
习近平4月底在新疆考察期间，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而近两年新疆警方通报的历次暴恐案，都可看到暴恐分子“受宗教极端影响”的字眼，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新疆暴恐频发的重要根源。
然而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翻阅《王恩茂文集》发现，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王恩茂就曾指出“宗教界还可能有某些人发生违法活动，还有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注意将违法和非法宗教活动区分，注意将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盲目跟随反革命分子的信众注意区分开来。前者坚决打击，后者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
1988年5月14日，在自治区常委会上，王恩茂作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发言。在谈到加强宗教工作时，他指出：礼拜寺恢复和新建的数量已经超过文革前的数量，应当适当控制；应该多修学校；培养爱国的、维护民族团结、拥护社会主义的宗教人士；要严格控制派往外国经文学校学习经文的人员；朝觐人员，一定要严格按国家规定派出。
王恩茂还指出，“我们在坚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宣传和保护了信教自由，这是正确的；但是宣传和保护不信教也有自由做得差一些，今后这方面要加强”。
1990年，在自治区委员会第七次常委会发言时，王恩茂再次强调，“坚持和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不能只讲信教有自由，不讲不信教也有自由，不能强迫不信教，也不能强迫信教”；“宗教活动一定要在宪法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绝不允许有非法的宗教活动。要严格划清宗教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的界限，合法活动和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农村工作必须由党领导，不能由宗教领导。宗教不得干预行政、教育、婚姻等。要加强农村党员共产主义教育，坚持党员不信教的原则”。
据王北来回忆，当时新疆对清真寺的规模数量有明确规定，多少人口、多远距离来建，建多大规模，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清真寺不管理好，被一些人用来从事非法宗教活动，我们能争取团结到的那部分少数民族恐怕都没有信心了”，王北来说。
加强民族团结关键在各级党委的团结
2014年4月，习近平考察新疆时还指出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之一就是民族团结。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
确保新疆稳定，民族团结是关键，而要民族团结好，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好，党的领导好关键是领导班子好。这是王恩茂当时做民族团结工作的思路，并率先在新疆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
王恩茂多次强调，要加强各民族团结，首先要加强自治区党委的团结和各级党委的团结，新疆地区党的团结是民族团结的关键，只要有了党的团结，就能保证民族的团结。他直指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造成某些地区或部门党内不团结或团结得不够巩固的原因。
1981年，重返新疆前一天，邓小平对王恩茂作出工作指示，其中一条是“在新疆，大汉族主义要不得，地方民族主义也要不得。两个都要不得，这样讲就对了”。
针对当时一些汉族干部想回内地的现象，王恩茂强调，坚持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确立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领导作用，但不是排挤汉族干部，也不能排挤汉族干部。他也呼吁汉族干部要做好长期扎根新疆、为新疆服务到底的思想准备。
1990年5月，巴仁乡暴乱后，在自治区政协六届十次常委扩大会上，王恩茂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孤立自己是不能发展的”，“民族分裂主义把汉族不看作是新疆人，这是很反动、很荒谬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汉族自古以来也就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部分，新疆自古以来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新疆”，“一个民族如果反对别的民族，这个民族不仅没有希望，没有发展前途，而且将会毁灭自己。所以，必须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对立，仇汉、反汉的民族分裂主义做斗争”。
然而老一辈人努力构建的民族团结，在七五事件之后遭遇了考验。七五之后，走在乌鲁木齐大街上，王北来能明显感觉到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曾经的维吾尔族朋友，也因在七五事件中立场的不同，彼此拍桌子，不再来往。对民族关系上出现的这种倒退，王北来感到痛心，“民族团结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的是一点一滴，要花很大心血，退的时候则很快”。
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的王恩茂，对兵团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唯一一个被撤销又被恢复、保留至今的兵团。新疆解放后，兵团在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革期间，兵团生产遭受严重破坏。1975年3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全国其他兵团一样被撤销。随着上世纪80年代新疆局势趋于紧张，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呼声再起。重返新疆前，邓小平对王恩茂的工作指示还有一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要恢复”。
王恩茂重返新疆后不久，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王恩茂始终强调兵团要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大军、确保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维护祖国统一的铜墙铁壁”这三大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同时强调兵团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全疆起模范带头作用。
王北来向凤凰网透露，父亲曾经讲过，新疆的问题要想解决好，有两个条件：一是我们的力量要足够强大，二是政策一定要正确。“如果只是政策正确，我们的力量不够强大，政策贯彻不下去；如果光有力量，没有好的政策，结果是压而不服，老百姓总是讲理的，政策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杆秤”。
王恩茂所言“我们的力量”具体有哪些？王北来告诉凤凰网，“我们的力量”是针对民族分裂主义而言，包含四部分：维护新疆稳定的力量，即解放军、武警和民警的力量；兵团的力量；汉族的力量，尤其是那些高素质的；少数民族的力量，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众。“有这些力量，再加上好的政策，没有治理不好新疆一说”，王北来对凤凰网说。
1990年巴仁乡暴乱后，王恩茂指出，为什么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那样反对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因为兵团是他们反革命武装暴乱、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障碍。因此要充分认识解放军、武警和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性。不仅要在有事的时候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平时也要。
同样对兵团有着深厚感情的王北来亦呼吁重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凡是兵团力量比较强，重视兵团的时候，新疆的形势就稳定；凡是不重视兵团的时候，新疆的稳定和安定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王北来认为，兵团在新疆承担的责任不亚于军队，但是兵团人享受的待遇和政策远远跟不上，‘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不能亏待屯垦戍边的人”。
为新疆服务到底 魂归天山
“我的老父亲八十三岁得了胃癌，在南昌医院施行了手术，我把他接到新疆军区总医院疗养，住了一个时期，他坚决要回自己的家乡——江西永新，他怕死在离家万里之遥的边疆，也不愿意埋在离家万里之遥的边疆。我反复对他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他思想不通，无论如何要我把他送回家乡去。一直说到我要在新疆为各族人民服务到底，新疆就是我的家乡，将来我死后也埋在新疆，埋在你的身旁。他才同意了不回家乡。”
这是王恩茂1981年重返新疆复任第一书记后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当时的新疆，随着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许多干部和民众纷纷要求调回内地。王恩茂是一个不喜欢谈论家事的人，这一年他讲了两次自己的家事，另一次是在且末县委扩大会议上，当时一位县委副书记给他递交了一份调动报告，请求调回内地照顾年迈的双亲。王恩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挽留汉族干部，后来有些想走的人决定不走了。
王恩茂多次说过新疆就是他的家乡，打算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一辈子。前后王恩茂为新疆工作了30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双目失明，身体虚弱，仍坚持每年都回新疆住上几个月。他的妻子骆岚曾赋诗一首，表达了王恩茂对新疆的眷恋：“天涯无处不芳草，我愿垂老天山旁。而今壮志尚犹在，愿将余生献新疆”。
在王北来看来，父亲能够说到做到，是因为他们那一代老干部首先解决了价值观的问题，“我父亲经常跟我讲，他跟着毛主席走到今天，能活下来，非常知足。他说身边不知死了多少人，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死去，而他是幸存者，还有什么资格考虑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利益？”王北来告诉凤凰网，正是因为父亲的价值观问题解决了，因此才有了“既然党让我在新疆工作，我就要为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服务到底”的精神。
世界观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工作要完成好，就要用好的方法。在王北来看来，父亲在新疆的具体工作方法，主要就是贯彻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注重调查研究。
当时全疆80多个县，1969年被迫离开之前，只剩下若羌和且末两个偏远县，王恩茂没能到达。1981年重返新疆处理完喀什“10·30”事件后，王恩茂走完了最后两个县。“正因为此，他才能把党的政策本地化，才能在工作中有创造性。新疆这么大一个地方，有那么长的边境线，离中央又这么远，怎么样让中央对新疆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一把手非常重要，首先自己要了解真实情况，才能跟中央反馈真实情况”，王北来说。
1985年，为了遵照中央干部四化要求，72岁的王恩茂主动请求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他仍要花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下面走走，“我父亲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相信深入群众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群众接触多了，看到的真实情况多了，听到的真实声音多了，新疆的情况都装在心里。他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这个结论是他调查研究得出的”。王北来告诉凤凰网。
正是注重调查研究，王恩茂特别提到要加强基层工作，加强基层党的领导。巴仁乡暴乱后，他在一次讲话中反思，“为什么那么多群众跟着反革命分子跑，不是群众不好，而是基层工作薄弱，基层党的领导薄弱，乡村宣传教育薄弱”。
王恩茂为了做好新疆工作，另一个细节是40岁学习维语。“没有人要求他学习维语，就是人民感情和责任心的问题，他认为学习维语可以增进和老百姓的感情，可以无障碍地交流，才能做好群众工作”，王北来告诉凤凰网，初到南疆，父亲便下定决心学习维语，给自己定目标，每天在满负荷工作情况下，一定要抽出时间学习维语，最后他可以用维语跟民众直接沟通交流。
“我热爱新疆，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我要一直守在那里”。 1966年3月，王恩茂的父亲病逝，埋葬在乌鲁木齐公墓。1967年7月，王恩茂第四个儿子在文革中被打死，埋在爷爷身旁。2001年，88岁的王恩茂溘然长逝，长埋于乌鲁木齐，了了“将来我死后也要埋在新疆”的夙愿。2006年，王恩茂的夫人骆岚去世，骨灰安放在丈夫墓旁。
一家四口长眠于天山脚下，王恩茂与家人用行动兑现了他要为新疆服务到底的诺言。
王恩茂之子王乐全篇(三):王恩茂之子忆父治疆：把汉族人不看作新疆人是荒谬的
王恩茂在新疆和田（资料图）
核心提示：王恩茂长子王北来向凤凰网透露，父亲曾经讲过，新疆的问题要想解决好，有两个条件：一是我们的力量要足够强大，二是政策一定要正确。“如果只是政策正确，我们的力量不够强大，政策贯彻不下去；如果光有力量，没有好的政策，结果是压而不服，老百姓总是讲理的，政策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杆秤”。
原标题：王恩茂30年治疆经验
文/凤凰网主笔：陈芳
2014年10月14日，王恩茂长子王北来在家中接受凤凰网独家专访。曾于6岁跟随父亲进疆、在新疆生活多年的王北来，对新疆的今天依然饱含关注，为新疆接连发生的暴恐事件感到揪心。然新疆所面临的压力并非今日才有，症结在哪里？出路何在？王北来希望通过追忆其父王恩茂30多年的治疆经验，提供些许思考，“解决问题最好的捷径就是从历史和前人的经验中去寻找”。
临危受命 重返新疆
1981年10月24日，离开12年后，68岁的王恩茂重返新疆，临行前他激动得一夜无眠。1949年底，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政委的王恩茂，率部进驻南疆，先后任喀什军区政委、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直到1969年文革期间被迫离开新疆，整整20载。此前，王恩茂未曾想过离开新疆。
然此时的新疆，局势颇为紧张。数千名上海知青要求返沪的请愿在继续，并于1980年1月、11月两次聚集阿克苏。与此同时，民族分裂势力也在南疆制造多起动乱事件，先后发生了1980年阿克苏“4·9”严重打砸骚乱事件、1981年叶城“1·13”骚乱事件、1981年伽师“5·27”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
1980年7月至1981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中央书记处先后五次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王震抱病四次赴新疆考察，邓小平也于1981年8月中旬赴新疆“休假”10天。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宣布了调王恩茂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决定。临行前，邓小平向王恩茂说了中央的考虑，“你对新疆情况比较了解，对干部比较熟悉，新疆的同志欢迎你回新疆工作，中央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你回新疆工作”。
“中央决定我回新疆工作，我愿意回来，高兴回来，我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愿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身”，10月27日，王恩茂在自治区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讲了自己重返新疆的心情，他说自己虽离开新疆十多年，但在思想上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新疆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
新疆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
就在王恩茂上任的第六天，喀什发生了“10·30”事件。据1981年喀什地区大事记记载：10月30日，喀什地区土产公司知青门市部叶欣等人与喀什市红旗公社二大队三小队社员阿不都克里木·卡德尔等人因挖污水沟引起纠纷，叶欣用猎枪打死阿不都克里木·卡德尔。少数坏人利用这一刑事案件，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抬尸游行，聚众闹事，以致发展成大规模的打、砸、抢骚乱。闹事者先后冲击市公安局、天南饭店、师范学校等6个单位，拦、砸汽车，毁坏机关、学校、公共设施。打死无辜群众2名，重伤59名，轻伤570多名。酿成“10·30”流血事件。
“屁股还没坐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王北来向凤凰网披露了父亲处理此事的经过，当时中央向新疆下放了开枪的权力，只要把事情平息下去。王恩茂认为这一事件发生之初是刑事案件，本身属人民内部矛盾；但事情发生后，挑起这么大的动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背后有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王恩茂的解决办法是两条：第一，派少数民族干部去解释做工作，消除民众疑惑；第二，对背后的挑唆者坚决清理镇压。王恩茂的话传到喀什，聚集在艾提尕尔广场上闹事的人散去了。
事实上，新疆稳定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动乱事件多定性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极少数分裂势力煽动蛊惑。到了90年代，新疆暴恐案件开始演变为有组织、有预谋、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显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1988年5月，在全国政协任职的王恩茂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国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这一论断，晚年一直坚持此论断，直到1996年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仍在强调这一点。王恩茂进一步指出民族分裂主义有两个反动纲领：一是鼓吹新疆独立，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二是鼓吹民族仇恨、民族对立，反对别的民族，特别是仇汉反汉。
王恩茂意识到新疆统一和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关系新疆全局的头等重要战略。“但当时自治区领导层在这一认识上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王北来对凤凰网说，“有些干部不愿意提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认为这个标签一旦贴出来，对少数民族是一种伤害”。
1990年2月，王恩茂在自治区委员会第七次常委会上对此予以说明：“说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打击少数民族，完全是别有用心，挑拨民族关系。说这话的人只能说明他是民族分裂主义者，或者是同情民族分裂主义者。不能因为受到这种别有用心言论的影响，就不敢讲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不敢同民族分裂主义作斗争，让民族分裂主义猖狂地活动。那必将会犯历史性的不可弥补的错误”。王恩茂也指出那些将民族分裂主义者等同于某一个民族的人，是非常狭隘的。
王恩茂还特别强调要加强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工作，绝不能让民族分裂主义、地方民族主义者混进这一阵地。他指出文宣部门一方面要宣传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观；另一方面要批判新疆就是“东土耳其斯坦”的错误观点，绝不允许反动的独立的思想任意泛滥。王北来告诉凤凰网，父亲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上，有很强的底线思维，“所有在这条线上含糊不清、软弱、动摇的人都不能到重要岗位上，这是选拔新疆干部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1990年的这次讲话中，王恩茂还指出“今后我们必须估计到新疆不仅有可能发生像过去那样的事件，而且有可能发生更大的事件”。
王北来认为，正是当时一些人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导致民族分裂主义抬头。2个月后，巴仁乡暴乱发生，直到此时，领导层才最终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上形成统一认识。1996年，中央7号文件明确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
在王北来看来，父亲当时处理动乱问题的两条原则，以及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这一论断，即使在今天也并不过时。
坚持信教自由也要保护不信教的自由
习近平4月底在新疆考察期间，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而近两年新疆警方通报的历次暴恐案，都可看到暴恐分子“受宗教极端影响”的字眼，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新疆暴恐频发的重要根源。
然而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翻阅《王恩茂文集》发现，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王恩茂就曾指出“宗教界还可能有某些人发生违法活动，还有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注意将违法和非法宗教活动区分，注意将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盲目跟随反革命分子的信众注意区分开来。前者坚决打击，后者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
1988年5月14日，在自治区常委会上，王恩茂作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发言。在谈到加强宗教工作时，他指出：礼拜寺恢复和新建的数量已经超过文革前的数量，应当适当控制；应该多修学校；培养爱国的、维护民族团结、拥护社会主义的宗教人士；要严格控制派往外国经文学校学习经文的人员；朝觐人员，一定要严格按国家规定派出。
王恩茂还指出，“我们在坚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宣传和保护了信教自由，这是正确的；但是宣传和保护不信教也有自由做得差一些，今后这方面要加强”。
1990年，在自治区委员会第七次常委会发言时，王恩茂再次强调，“坚持和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不能只讲信教有自由，不讲不信教也有自由，不能强迫不信教，也不能强迫信教”；“宗教活动一定要在宪法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绝不允许有非法的宗教活动。要严格划清宗教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的界限，合法活动和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农村工作必须由党领导，不能由宗教领导。宗教不得干预行政、教育、婚姻等。要加强农村党员共产主义教育，坚持党员不信教的原则”。
据王北来回忆，当时新疆对清真寺的规模数量有明确规定，多少人口、多远距离来建，建多大规模，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清真寺不管理好，被一些人用来从事非法宗教活动，我们能争取团结到的那部分少数民族恐怕都没有信心了”，王北来说。
加强民族团结关键在各级党委的团结
今年4月，习近平考察新疆时还指出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之一就是民族团结。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
确保新疆稳定，民族团结是关键，而要民族团结好，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好，党的领导好关键是领导班子好。这是王恩茂当时做民族团结工作的思路，并率先在新疆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
王恩茂多次强调，要加强各民族团结，首先要加强自治区党委的团结和各级党委的团结，新疆地区党的团结是民族团结的关键，只要有了党的团结，就能保证民族的团结。他直指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造成某些地区或部门党内不团结或团结得不够巩固的原因。
1981年，重返新疆前一天，邓小平对王恩茂作出工作指示，其中一条是“在新疆，大汉族主义要不得，地方民族主义也要不得。两个都要不得，这样讲就对了”。
针对当时一些汉族干部想回内地的现象，王恩茂强调，坚持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确立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领导作用，但不是排挤汉族干部，也不能排挤汉族干部。他也呼吁汉族干部要做好长期扎根新疆、为新疆服务到底的思想准备。
1990年5月，巴仁乡暴乱后，在自治区政协六届十次常委扩大会上，王恩茂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孤立自己是不能发展的”，“民族分裂主义把汉族不看作是新疆人，这是很反动、很荒谬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汉族自古以来也就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部分，新疆自古以来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新疆”，“一个民族如果反对别的民族，这个民族不仅没有希望，没有发展前途，而且将会毁灭自己。所以，必须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对立，仇汉、反汉的民族分裂主义做斗争”。
然而老一辈人努力构建的民族团结，在七五事件之后遭遇了考验。七五之后，走在乌鲁木齐大街上，王北来能明显感觉到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曾经的维吾尔族朋友，也因在七五事件中立场的不同，彼此拍桌子，不再来往。对民族关系上出现的这种倒退，王北来感到痛心，“民族团结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的是一点一滴，要花很大心血，退的时候则很快”。
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的王恩茂，对兵团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唯一一个被撤销又被恢复、保留至今的兵团。新疆解放后，兵团在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革期间，兵团生产遭受严重破坏。1975年3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全国其他兵团一样被撤销。随着上世纪80年代新疆局势趋于紧张，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呼声再起。重返新疆前，邓小平对王恩茂的工作指示还有一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要恢复”。
王恩茂重返新疆后不久，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王恩茂始终强调兵团要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大军、确保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维护祖国统一的铜墙铁壁”这三大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同时强调兵团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全疆起模范带头作用。
王北来向凤凰网透露，父亲曾经讲过，新疆的问题要想解决好，有两个条件：一是我们的力量要足够强大，二是政策一定要正确。“如果只是政策正确，我们的力量不够强大，政策贯彻不下去；如果光有力量，没有好的政策，结果是压而不服，老百姓总是讲理的，政策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杆秤”。
王恩茂所言“我们的力量”具体有哪些？王北来告诉凤凰网，“我们的力量”是针对民族分裂主义而言，包含四部分：维护新疆稳定的力量，即解放军、武警和民警的力量；兵团的力量；汉族的力量，尤其是那些高素质的；少数民族的力量，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众。“有这些力量，再加上好的政策，没有治理不好新疆一说”，王北来对凤凰网说。
1990年巴仁乡暴乱后，王恩茂指出，为什么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那样反对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因为兵团是他们反革命武装暴乱、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障碍。因此要充分认识解放军、武警和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性。不仅要在有事的时候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平时也要。
同样对兵团有着深厚感情的王北来亦呼吁重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凡是兵团力量比较强，重视兵团的时候，新疆的形势就稳定；凡是不重视兵团的时候，新疆的稳定和安定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王北来认为，兵团在新疆承担的责任不亚于军队，但是兵团人享受的待遇和政策远远跟不上，‘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不能亏待屯垦戍边的人”。
为新疆服务到底 魂归天山
“我的老父亲八十三岁得了胃癌，在南昌医院施行了手术，我把他接到新疆军区总医院疗养，住了一个时期，他坚决要回自己的家乡——江西永新，他怕死在离家万里之遥的边疆，也不愿意埋在离家万里之遥的边疆。我反复对他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他思想不通，无论如何要我把他送回家乡去。一直说到我要在新疆为各族人民服务到底，新疆就是我的家乡，将来我死后也埋在新疆，埋在你的身旁。他才同意了不回家乡。”
这是王恩茂1981年重返新疆复任第一书记后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当时的新疆，随着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许多干部和民众纷纷要求调回内地。王恩茂是一个不喜欢谈论家事的人，这一年他讲了两次自己的家事，另一次是在且末县委扩大会议上，当时一位县委副书记给他递交了一份调动报告，请求调回内地照顾年迈的双亲。王恩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挽留汉族干部，后来有些想走的人决定不走了。
王恩茂多次说过新疆就是他的家乡，打算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一辈子。前后王恩茂为新疆工作了30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双目失明，身体虚弱，仍坚持每年都回新疆住上几个月。他的妻子骆岚曾赋诗一首，表达了王恩茂对新疆的眷恋：“天涯无处不芳草，我愿垂老天山旁。而今壮志尚犹在，愿将余生献新疆”。
在王北来看来，父亲能够说到做到，是因为他们那一代老干部首先解决了价值观的问题，“我父亲经常跟我讲，他跟着毛主席走到今天，能活下来，非常知足。他说身边不知死了多少人，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死去，而他是幸存者，还有什么资格考虑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利益？”王北来告诉凤凰网，正是因为父亲的价值观问题解决了，因此才有了“既然党让我在新疆工作，我就要为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服务到底”的精神。
世界观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工作要完成好，就要用好的方法。在王北来看来，父亲在新疆的具体工作方法，主要就是贯彻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注重调查研究。
当时全疆80多个县，1969年被迫离开之前，只剩下若羌和且末两个偏远县，王恩茂没能到达。1981年重返新疆处理完喀什“10·30”事件后，王恩茂走完了最后两个县。“正因为此，他才能把党的政策本地化，才能在工作中有创造性。新疆这么大一个地方，有那么长的边境线，离中央又这么远，怎么样让中央对新疆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一把手非常重要，首先自己要了解真实情况，才能跟中央反馈真实情况”，王北来说。
1985年，为了遵照中央干部四化要求，72岁的王恩茂主动请求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他仍要花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下面走走，“我父亲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相信深入群众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群众接触多了，看到的真实情况多了，听到的真实声音多了，新疆的情况都装在心里。他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这个结论是他调查研究得出的”。王北来告诉凤凰网。
正是注重调查研究，王恩茂特别提到要加强基层工作，加强基层党的领导。巴仁乡暴乱后，他在一次讲话中反思，“为什么那么多群众跟着反革命分子跑，不是群众不好，而是基层工作薄弱，基层党的领导薄弱，乡村宣传教育薄弱”。
王恩茂为了做好新疆工作，另一个细节是40岁学习维语。“没有人要求他学习维语，就是人民感情和责任心的问题，他认为学习维语可以增进和老百姓的感情，可以无障碍地交流，才能做好群众工作”，王北来告诉凤凰网，初到南疆，父亲便下定决心学习维语，给自己定目标，每天在满负荷工作情况下，一定要抽出时间学习维语，最后他可以用维语跟民众直接沟通交流。
“我热爱新疆，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我要一直守在那里”。 1966年3月，王恩茂的父亲病逝，埋葬在乌鲁木齐公墓。1967年7月，王恩茂第四个儿子在文革中被打死，埋在爷爷身旁。2001年，88岁的王恩茂溘然长逝，长埋于乌鲁木齐，了了“将来我死后也要埋在新疆”的夙愿。2006年，王恩茂的夫人骆岚去世，骨灰安放在丈夫墓旁。
一家四口长眠于天山脚下，王恩茂与家人用行动兑现了他要为新疆服务到底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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