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宗被降职原因


山东 2019-05-26 16:27:03 山东
[摘要]何其宗被降职原因篇(1):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人事分析1987年至2012年间,总参谋部先后经历了5位总参谋长、22位副总参谋长(含1位常务副总参谋长)和14位总参谋长助理,总共41人。总参谋长       迟浩田(1987 11-1992 11)(1929 07-,山东招远人)       张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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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宗被降职原因篇(1):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人事分析


 
       1987年至2012年间,总参谋部先后经历了5位总参谋长、22位副总参谋长(含1位常务副总参谋长)和14位总参谋长助理,总共41人。
      总参谋长       迟浩田(1987.11-1992.11)(1929.07-,山东招远人)       张万年(1992.11-1995.09)(1928.08-,山东龙口人)       傅全有(1995.09-2002.11)(1930.11-,山西崞县人)      梁光烈(2002.11-2007.09)(1940.12-,四川三台人)      陈炳德(2007.09--------)(1941.07-,江苏南通人)
       1987年后的5位总参谋长中,2人来自于山东(迟浩田、张万年),其余分别来自山西(傅全有)、四川(梁光烈)和江苏(陈炳德)。这种情况也与军内高级干部籍贯分布相类似,早先以山东等北方籍将领为主,直到近年来才稍有所改变。
       历任总参谋长任职时的平均年龄为63岁,年龄最轻者为58岁的迟浩田,最长者为66岁的陈炳德,而且迟浩田之后的各位都在62岁以上。已卸任的4位总参谋长,平均任职时间5年。任职最长的是傅全有前后长达7年多。此前,在总参历史上只有杨得志的总参谋长任职时间超过傅全有,为7年8个月。目前,总参谋长是仅次于军委副主席的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干部,编制职级高于大军区正职。而且,在实际执行时,总参谋长(与总政治部主任)均为当然的军委委员。因此,总参谋长的任职与军委任期相基本一致,通常不会在届中因年龄原因去职,从而确保了任职的相对稳定。迟浩田与梁光烈各担任了1届,张万年只担任过半届,其后的傅全有则任职1届半。
       1985年3月,总参领导大调整,除了总参谋长杨得志(76岁)和分管情报、外交的副总参谋长徐信(64岁)继续留任外,其余副总参谋长全部免职,包括王尚荣、何正文、张震、迟浩田,其中迟浩田外放出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同时,首次设置了“常务副总参谋长”一职,由53岁的原39军军长徐惠滋出任。还有一位新任命的副总长便是原14军军长何其宗,年仅42岁。徐惠滋虽具体分管后勤和机关事务,但将其按“接班人”培养的用意却十分显。2年后,杨得志卸任。不料,却是迟浩田(唯一一位政工干部出身的总参谋长)杀了个“回马枪”。以政工干部主掌全军军事建设和指挥工作,实在有些出人意外。
       值得注意的是,近20余年内的历任总参谋长都没有从副总参谋长直接“扶正”。迟浩田、张万年、梁光烈为大军区领导直接升任,傅全有和陈炳德为总后和总装部长调任。迟浩田后的4位总参谋长都有过2个大军区司令员的经历。张万年是广州军区和济南军区,傅全有是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梁光烈是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陈炳德是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而且,张万年、傅全有和梁光烈都有过参加对越边境作战的经历。近20余年间,尚无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过总参谋长一职。在历史上,北京军区也只有杨成武曾经担任过代理总参谋长。由此看来,南方军区(广州、南京、成都)的工作经历似乎比北方(沈阳、北京、兰州)更具优势。或许,这也与近年来国防重点由北向南转移密切相关。
       1992年10月,中共“14大”后,总参领导进行了198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总参谋长迟浩田改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人大会上正式任命),4位副总参谋长中,徐信和韩怀智免职,何其宗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只有副总参谋长徐惠滋留任。当时,在七位大军区司令员中,王成斌、固辉、朱敦法的大区正职任职时间较短,李九龙刚有过降职经历,只有张万年、傅全有、刘精松三人最具资格出任总参谋长。其中,张年龄最长,却比刘、傅晚2年出任大军区司令员。但刘、傅二人均为军长越级提拔,张的资历则更为完整。张、傅二人均是建国前入伍的老兵,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都有2个大军区司令员的任职经历。而且,张做为43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率部参加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傅做为1军军长率部进行了1984-1985年的老山地区的边境防御作战,两人都表现出优秀的指挥才能。由此可见,即使不考虑所谓的“杨家将”背景,总参谋长的候选人中,刘精松也应排在张万年、傅全有之后。
       1992年11月,张万年出任总参谋长,3年后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一职由总后勤部部长傅全有继任,直到2002年11月的中共“16大”。也就是说,张、傅二人共同完成了“一代”的2届任期。       张万年担任总参谋长后,恢复了取消多年的总参谋长助理一职,先后从总参的二级部和大军区中提拔了多位不及55岁的将领担任总参谋长助理,其中吴铨叙(第1集团军原军长)和钱树根(兰州军区原参谋长)都是傅全有的老部下,他们日后都成为了傅全有时期总参的领导骨干。这似乎给人以提示:当时傅全有虽然是总后勤部部长,却对总参的干部人选也有一定影响力。也许在事实上,“14大”后将傅全有安排进军委,目的便是让其在将来接替张万年的总参谋长职务。因此,张万年在总参“另起炉灶”同时,也为其后傅全有顺利接班铺平了道路。1995年9月,张万年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傅全有由总后勤部部长转任总参谋长,这创造总参谋长人选的一个新“模式”,即由总部首长转任。
       中共“14大”后,以张万年、迟浩田、傅全有、于永波为骨干的军委班底基本形成,并开始在军队的“接班”工作。经过近3年的组织人事准备,大军区级(包括总部)新的领导班子基本形成。最后于1995年9月,对军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军队的“接班”宣告完成。       1995-2002年,傅全有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总参主要领导处于相对稳定阶段。1995年7月,傅全有正式接掌总参前夕,总参的领导班子又进行了一次“新老交替”,不过,这与1985年、1992年两次“另起炉灶”式的大调整并不相同。张万年时期的3位副总参谋长,虽只有曹刚川得以留任(于次年11月调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徐惠滋调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李景因年龄到线被免职。但与此同时,1992年11月和1994年12月提拔的4位总参谋长助理,隗福临(1995年7月)、吴铨叙(1995年7月)、熊光楷(1996年1月),以及钱树根(1995年7月)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分别负责军令、军训、军情和军政事务。由于他们均为1938-1939年生人,所以他们一直任职到傅全有卸任之后。因此,傅全有时期的总参领导班子,实际上仍为张万年时期班底的延续。至少从人事结构上,说是“张规傅随”也不足为过。       在这期间,总参领导班子中,只补充了张黎(1998年8月后先后担任总参谋长助理和副总参谋长)、郭伯雄(1999年9月任常务副总参谋长)、李玉(2000年12月任总参谋长助理)等3个“新面孔”。此外,董良驹曾于1996年1月至3月间短期担任过总参谋长助理。我们不难发现,傅全有主政总参期间,新提拔的这3位总参领导,都具有兰州军区背景。张黎在兰州军区工作了20年,进入总参之前,是兰州军区原政委肖华的秘书。郭伯雄则长期在兰州军区的19军工作。李玉则是傅全有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期间的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和作战部部长。再看钱树根的简历,也出自兰州军区的47军。至于吴铨叙则一直在1军工作,是傅全有的老部下。也就是说,在当时总参的8位主要领导中,最多有6人可以划入傅全有为首的“1军-兰州军区”这个“山头”。       1999年9月,胡锦涛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兰州军区司令员郭伯雄和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徐才厚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并分别担任常务副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标志着“第四代”领导集体在军队“接班”的开始。3年后,中共“16大”上,郭伯雄跳过总参谋长,直升为军委副主席,成为军史上第一位由副总参谋长直接升任的军委副主席。     
       2002年11月,南京军区司令员梁光烈担任总参谋长,总参领导班子不再像10年前张万年接手时“另起炉灶”,只是调军事科学院院长葛振峰担任了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以中将军衔排名诸多上将之前)。梁光烈在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期间,葛振峰正是沈阳军区参谋长和副司令员。1998年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期间,梁、葛二人通力合作,成功指挥了沈阳军区部队抢险救灾。此时,葛振峰又成为梁光烈主持总参期间最重要的助手。2003-2005年,傅全有时期总参的“四大天王”,隗福临、吴铨叙、钱树根、熊光楷,相继因年龄原因退出现役。其中熊光楷在66岁时退役,为近年内鲜有的一位超期服役的正大军区职干部(另一位为68岁退役的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       2004年,军兵种司令员进入军委班子的同时,来自空军、海军的2名将领也进入总参的领导班子,担任副总参谋长。这在当时被解读为冲破“大陆军”传统,提高海空军地位,以适应多军种联合作战指挥的需要。现在看来,此举还有另外一个用意,便是为他们在将来接任空军、海军的司令员埋下伏笔。       过去,军兵种主官的编制级别一直是正大军区职。在军兵种司令员出任军委委员后,从事实上将其相应的职级提高了一级,也使军兵种司令员的任职途径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前,军兵种司令员严格遵守正大军区职年龄65岁和任职时间不超过10年的两个上限,并由副大军区职干部升任。然而,军兵种司令员成为军委委员后,过去在正大军区职时的两个上限不再有效。而且,其继任者已不宜由副大军区职干部直接升任(从级别上来说是一种越级提拔),至少需一段时间正大军区任职的过渡。总参谋部是全国武装力量军事工作的领导机关,而副总参谋长恰为正大军区职编制,无疑成为历练未来军兵种主官的最佳岗位。       2004年7月,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吴胜利和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许其亮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不久,张定发因病离职,吴胜利便回到海军“提前”接班。而乔清晨则在2007年本届军委任期届满的前夕离任,许其亮如期接任空军司令员。随后,吴、许二人均在“17大”上出任军委委员。相应的,海军参谋长孙建国和国防大学校长马晓天(空军原副司令员)先后进入总参,维持了总参领导班子“三军合成”的架构。
       2007年9月,“17大”后,陈炳德接任总参谋长,除了此前由于许其亮调任空军司令员,由同样来自空军的马晓天出任副总参谋长外,几乎没有对总参领导班子加以任何调整。稍有不同的是,有3位副总参谋长都是由正大军区职岗位转任:葛振峰为军事科学院原院长,刘镇武为广州军区原司令员,马晓天为国防大学原校长。2009年后,总参格局有了新的变化,由海军参谋长孙建国(2006__2009总参谋长助理)升任副总参谋长后,侯树森(沈阳军区)、魏凤和(二炮)、蔡英挺(南京军区)均由大军区参谋长升任副总参谋长。       此前,副总参谋长大都由总参谋长助理升任,而总参谋长助理则大多从集团军军长或总参的二级部部长中选拔。由于欠缺大军区或军兵种领导岗位的锻炼,难以满足针对现代化条件下多军兵种合成的管理和指挥。像当年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隗福临担任了9个月的成都军区司令员,章沁生在担任了六个月的副总参谋长后,调广州军区任了两年的司令员,再调回总参任副总参谋长,显然是为了补一补军区级指挥员的课。       近些年来,副总参谋长的来源渐趋多元化,总参与各大单位间领导干部的交流大大增加。具有大军区和军兵种领导经历者充实进领导总参班子后,副总参谋长在军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这样更有助于增强总参谋部统领全军的能力。恐怕再也不会出现当年少将由副总参谋长指导上将军区司令员工作的情况了。        自2004年以后,总参领导班子继续维持着“三军合成”与“四副二助”的结构,严格遵循“退一进一”的原则。在2007年6月刘镇武与章沁生对调的同时,中央外办副主任(总参情报部部长)陈小工也升任总参谋长助理,使得总参谋长助理达到3人,超编1人。直到2009年1月,副总参谋长张黎退休后,3位助理一升(孙建国),一调(陈小工),一留(杨志琦),再提拔陈炳德的老部下戚建国担任助理,使得总参重回“四副二助”的结构。2009年7月,沈阳军区参谋长侯树森调升副总参谋长,2009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杀回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2010年12月,二炮参谋长魏凤和直升副总参谋长、2011年7月南京军区参谋长蔡英挺升任副总参谋长、总长助理杨志琦退役,总参进入重未有过的"六副二助"结构。       总参谋长作为军委班子成员,任职年龄遵循“七上八下”的原则,那么首次进入军委的年龄应该在62岁以下。当新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接班准备时(即新核心“中途上马”),年龄和资历均符合上述条件者,将成为入围新一届军委委员的最佳人选。进入军委后,再来分工担任各总部首长。因此,大军区司令员是总参谋长的首要人选。而且,从近几任总参谋长的情况来看,两个大军区司令员岗位的任职经历,是出任总参谋长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近两代军委领导班子中,都先后安排了2位总参谋长。前任系大军区司令员直接升任,后任则从同样来自于大军区司令员的总后勤部或总装备部部长转任。由此可见,在新一代军委领导班子基本确立的同时,前后两任总参谋长的人选便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即在接班时便已确定的班子内产生,通常不会再觅新人。       上述几点,只是根据过去20余年内情况所做的一些分析。有些情况今后也许会发生变化,比如,随着海空军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非陆军军兵种高级将领在总部和大军区领导岗位任职锻炼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在不久的将来,由非陆军将领担任大军区主要领导甚至总部首长的可能。       副总参谋长       徐 信(1982.12-1992.10)(1921.03-2005.11.18,河北灵寿人)       徐惠滋(常务,1985.03-1987.11;1987.11-1995.07)(1932.12-2005.01.05,山东蓬莱人)       何其宗(1985.03-1992.10)(1943.03-,四川营山人)       韩怀智(1985.05-1992.10)(1922.04-2003.04.27,河北平山人)       李 景(1992.11-1995.07)(1930.03-,山东滕州人)       曹刚川(1992.11-1996.11)(1935.12-,河南舞阳人)       隗福临(1995.07-2003.03)(1938.02-,辽宁新宾人,满族)       吴铨叙(1995.07-2004.07)(1939.04-,江苏常熟人)       钱树根(1995.07-2004.07)(1939.03-,江苏无锡人)       熊光楷(1996.01-2005.12)(1939.03-,江西南昌人)       郭伯雄(常务,1999.09-2002.11)(1942.07-,陕西礼泉人)       张 黎(2000.06-2009.01)(1943.11-,山东青州人)       葛振峰(2002.11-2009.09)(1944.08-,河北清苑人)       许其亮(2004.07-2007.09)(1950.03-,山东临朐人)       吴胜利(2004.07-2006.08)(1945.08-,河北吴桥人)       刘镇武(2007.06-2009.09)(1944.04-,湖南南县人)
      现  任
      章沁生(2009.12-)(1948.05-,山西孝义人)       马晓天(2007.09-)(1949.08-,河南巩义人)       孙建国(2009.01-)(1952.02-,河北吴桥人)
       侯树森 (2009.07-)  (1950.03--, 辽宁阜蒙人)
       魏凤和 (2010.12-)  (1954.02--, 山东聊城县)
       蔡英挺 (2011.07-)  (1954.04--, 福建晋平县)
 
       总参谋长助理       吴铨叙(1992.11-1995.07)(1939.04-,江苏常熟人)       隗福临(1992.11-1994.10)(1938.02-,辽宁新宾人,满族)       熊光楷(1992.11-1996.01)(1939.03-,江西南昌人)       钱树根(1994.12-1995.07)(1939.03-,江苏无锡人)       董良驹(1996.01-1996.03)(1936.06-,湖北鄂州人)       张 黎(1998.08-2000.06)(1943.11-,山东青州人)       李 玉(2000.12-2006.08)(1943.05-,陕西延长人)       范长龙(2003.12-2004.09)(1947.05-,辽宁丹东人)       章沁生(2004.12-2006.12)(1948.05-,山西孝义人)       杨志琦(2006.08-2011.02)(1946.01-,湖北汉川人)       孙建国(2006.12-2009.01)(1952.02-,河北吴桥人)       陈小工(2007.06-2009.01)(1949.08-,山东荣成人)
      现  任       戚建国(2009.01-)(1952.08-,山东文登人)
       陈  勇(2009.07-)(1952.06--, 江西兴国人)
     
       下面将1987年以来,历任副总参谋长及总参谋长助理的情况加以分析、讨论。1987年以来,共经历了22位副总参谋长(含1位常务副总参谋长)和14位总参谋长助理。
       出任副总参谋长的平均年龄为56.1岁。出任副总参谋长时年龄最大的是韩怀智和刘镇武,任职时年龄均已63岁。60岁以上的还有李景(62岁),徐信(61岁)和章沁生(61岁)。年纪最轻的是42岁的何其宗,55岁以下出任副总参谋长的还有徐惠滋(53岁)和许其亮(54岁)。出任总参谋长助理的平均年龄为56.3岁,年龄最大的是董良驹、杨志琦为60岁。年龄最小的是53岁的吴铨叙和熊光楷。
       已离任的13位副总参谋长,平均任职时间为6.3年。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徐惠滋和徐信,均有10年。最短的是章沁生,只有6个月(2006年12月自2007年5月任副总参谋长,同年5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2009年12月重回总参)。已离任的11位总参谋长助理,平均任职时间为2.6年。任职时间最长的是李玉,6年。最短的是董良驹,只有2个月,钱树根也只有7个月,范长龙9个月。
       22位副总参谋长中,7位由总参谋长助理直接升任。其余15位中,3位由正军职升任(何其宗、徐惠滋、曹刚川),6位由副大军区职升任(李景、吴胜利、许其亮、侯树森、魏风和、蔡英挺),6位由正大军区职转任(刘镇武、郭伯雄、葛振峰、隗福临、马晓天,章沁生),其中隗福临亦曾担任过总参谋长助理,章沁生也曾由总参谋长助理直升副总参谋长。非陆军将领出身的副总参谋长,空军2人(许其亮、马晓天),海军3人(李景、吴胜利、孙建国)。共有10人担任过陆军集团军(军)军长(何其宗、徐惠滋、刘镇武、郭伯雄、葛振峰、徐信、韩怀智、吴铨叙、钱树根、蔡英挺),5人担任过总参二级部部长(隗福临、曹刚川、熊光楷、张黎、章沁生)。7人担任过大军区(军种)参谋长(葛振峰、徐  信、孙建国、钱树根、侯树森、魏风和、蔡英挺),4人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刘镇武、郭伯雄、隗福临、章沁生)。
       14位总参谋长助理中,钱树根、范长龙、杨志琦、孙建国等4人系由副大军区职转任,其中钱树根、范长龙、孙建国为大军区(军种)参谋长。其余10位均由正军职升任,其中总参作战部部长升任3人(隗福临、章沁生、戚建国)、总参情报部部长升任2人(熊光楷、陈小工)、总参办公厅主任升任2人(董良驹、李玉)、总参政治部主任升任1人(张黎)、集团军军长升任1人(吴铨叙)。担任过陆军集团军军长者4人(吴铨叙、戚建国、范长龙、钱树根)、南京陆军指挥学院院长升任1人(陈勇)。
       近20余年内,尚无一位副总参谋长升任总参谋长。已离任的16位副总参谋长中,13位在任上退休,其余3人的情况是:郭伯雄升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调任空军司令员,吴胜利调任海军司令员。
       离任的12位总参谋长助理中,共有8位晋升正大军区职,隗福临、范长龙分别升任成都军区和济南军区司令员,其余6人直接升任副总参谋长,隗福临后再转任副总参谋长。未获晋升的总参谋长助理有4人:董良驹调任军委办公厅主任,陈小工调任空军副司令员,李玉、杨志琦是在任上退休的总参谋长助理。

何其宗被降职原因篇(2):从副部降为副厅: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颜世元被降职原因 颜世元简历 背景


颜世元。 东方IC 资料
 
仕途原本顺风顺水的颜世元在59岁时遇到了坎儿。
 
今年5月14日左右,颜世元的名字和简历从山东省委统战部官网“领导之窗”一栏撤下。
 
当月底,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枣庄市人大常委会依法罢免了颜世元的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颜世元的代表资格终止。
 
6月17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追认了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次主席会议作出的撤销颜世元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此后,随着原任山东德州市委书记的吴翠云履新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颜世元被免职的消息得以确认。
 
多位山东政界人士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透露,颜世元的行政级别已从副部降为副厅。有多家媒体报道称,颜世元目前是山东省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级别为副厅。另有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其被降级与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有关。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王敏就曾是颜世元的直接上级,后者的上升轨迹紧跟前者亦步亦趋。然而,走错一步就有可能满盘皆输,在王敏落马5个月后,颜世元的仕途也变得黯淡。
 
从大学教师到机关干部
 
如果不是年轻时的一次重要决定,今年59岁的颜世元本可以在象牙塔里一心钻研学问。
 
出生于1956年10月的他是山东曲阜人,1978年进入山东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
 
1982年,大学毕业的颜世元选择了留校任教。两年后,他前往济南,攻读山东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专业研究生。
 
1986年,研究生毕业的颜世元再次走上讲台,成为山东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讲师,并在此后升任山东大学哲学系教研室副主任。
 
某种程度讲,大学教师这个岗位还是比较适合颜世元的。
 
多位与其有过交集的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颜世元性格宽厚,在学校时各方面表现很不错。
 
另据中国知网显示,1987年-1990年,他至少发表了16篇学术论文,还曾获得山东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而他自己也公开表达过对教育事业的感情。
 
2012年9月,已更名为聊城大学的原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77级学生毕业30年再聚首。
 
作为校友中的杰出代表,颜世元在校友座谈会上深情发言,“现在很多人把我定位为公务员、官员,其实我的很大一块情结和经历都是与高校、与教师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还当过一年的民办教师,所以说这一生当中最珍贵的最难忘的,还是当教师的经历。”
 
的确,教师只是颜世元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起点。
 
1990年12月,时年34岁的他调入山东省委研究室,完成了从大学教师到机关干部的跨越。
 
没人能说清颜世元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转行。一位曾与其共事的山东大学教师认为,在山东,从高校调入机关比较常见,颜世元去省委研究室也是比较对口的方向。
 
也是那次调动,让颜世元和王敏在仕途上有了交集。
 
王敏,1956年11月出生,祖籍山东济阳。他曾跟随父母在山东聊城长大,1978年2月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专业,毕业后进入山东省委调研室(后更名为山东省委研究室、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990年12月,颜世元刚刚担任山东省委研究室综合处正科级秘书时,王敏的身份是山东省委研究室综合处处长,刚好是颜世元的直接领导。
 
一年后,两人双双从山东省委研究室调入山东省委办公厅,王敏担任秘书二室主任,颜世元担任秘书二室副处级秘书。
 
此后多年,颜世元紧跟王敏,两人仕途轨迹高度重合。
 
1993年3月,王敏升任山东省委办公厅副厅级秘书兼秘书二室主任,一年后,颜世元开始担任山东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室副主任。
 
1996年9月,颜世元成为山东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王敏刚好是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也是在王敏担任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颜世元实现从“副处”到“正处”的提升,成为山东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室主任。
 
2000年7月,颜世元再上一个台阶,成为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官至副厅。彼时的王敏,已是山东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两年后,颜世元成为山东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继续和王敏共事。
 
在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颜世元工作将近10年,期间还兼任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委办公厅主任、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职。
 
这一时期,王敏完成了从厅级到部级的跨越。
 
他于2004年12月步入山东省委常委之列,历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秘书长、济南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2012年5月,在王敏成为山东省委常委的第8个年头,颜世元也被任命为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
 
“他俩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工作能力强,文章都写得特别好。”一位早年在山东省委研究室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两人都很有才华,性格差异却很大,王敏性格雷厉风行,颜世元相对随和。
 
不过这种差异并未让两人相处存在隔阂。
 
多位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王敏和颜世元确实走得很近。和王敏风风火火的性格相比,年龄稍长一个月的颜世元更像一个成熟稳重的兄长。
 
校友、下属、老朋友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颜世元和王敏的深厚交情,其实有一定基础。
 
他们出生于同一年(1956年),都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学政治出身,并且都在聊城有过生活或学习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颜世元本科就读的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前身为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分院。该校始建于1974年,1981年更名为聊城师范学院,2002年更名为聊城大学。
 
这也意味着,颜世元考入的是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分院,王敏就读的恰恰是山东师范大学,两人算得上是校友。
 
更为巧合的是,颜世元还和王敏的父亲王春华有过一段交集。
 
公开资料显示,王春华1919年8月出生,193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建国以后,他曾长期在聊城文教系统工作,担任过聊城地区教育局局长、聊城地革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1979年7月,王春华出任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彼时颜世元正是该校的一名大二学生。两年半后,颜世元毕业留校,王春华仍为该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聊城大学一位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透露,颜世元在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工作时就因为表现出众,给上级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并不确认王春华当时是否也认识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
 
多年以后,颜世元把昔日校领导对自己的赞赏“回报”到老院长儿子身上。
 
2008年2月,时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的他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天地有正气》的剧评。
 
文章中,颜世元用文天祥的诗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来形容当时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认为“闯关东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有关资料显示,《闯关东》拍摄于2006年前后,总策划正是时任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王敏。他曾多次参与探讨剧本创作,并为该剧主题曲撰写歌词。
 
一年后,颜世元在接受《秘书工作》杂志专访时,再次为王敏点赞。
 
他在总结2008年工作时提到,“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敏同志是我们的‘好班长’,他以真诚的态度、坦荡的胸襟和善于驾驭全局的领导艺术,把省委各秘书长、办公厅各主任‘一班人’紧紧凝聚起来,成为能够带领全厅同志团结一心干事业的领导集体。”
 
3年后,升任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的颜世元仍与王敏保持着互协互助的友好关系。
 
2012年8月,他在王敏主政的济南调研时表示,济南各项统战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服务中心有实效,重点工作有进展,亮点工作有影响,为省会城市乃至全省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对朋友大度,对家人却严格”
 
不过,和出身“官二代”的王敏不同,颜世元来自孔孟故里山东曲阜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他的父母至今还住在距离曲阜市区10多公里的姚村镇保宁村。该村有500户人家,不到2000人,2012年曾入选曲阜首批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颜世元的父母如今都已年逾八十,住在村里一户小院。院子里有一幢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两层小楼,内部简单装修,表面看没有大户人家的豪华气派。
 
据他的父母介绍,颜世元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平时不常回老家,尤其是颜世元,要到春节、中秋等重要的日子才回村里。
 
颜世元父母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颜世元上一次回老家是今年5月1日。那天他的弟弟、妹妹也都赶回去,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和以前一样,颜世元吃过午饭就匆忙返回济南,没有什么异常。
 
此后不久,颜世元的简历从山东省委统战部网站撤下,消息也在保宁村传得沸沸扬扬。
 
多位村民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颜世元性格比较怪,对朋友大度,对家人却十分严格。初中升高中时,他把自己用过的书本借给了朋友,自己的亲弟弟却没书可用,弟弟为此还埋怨过一阵子。
 
对于颜世元被处分,大家觉得意外。一些村民猜测,是不是和村里新修的几条马路有关。
 
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到,过去保宁村条件一般,最近几年重新修了柏油路、安了路灯、搞了绿化。2012年,该村还作为当地典型,向上申报国家级生态村。
 
此外,保宁村周围有不少河流,之前由于河道堵塞,每到夏天就满村恶臭。后来在市镇两级政府的资金帮扶下,村里在整治水道的同时,还陆续修建了4座保宁新桥,给村民出行带来便利。
 
时至今日,颜世元父母居住的家里摆放着多张颜和各级领导的合影,比如其中有一张就是颜世元和另一山东省委领导站在保宁新桥上的合影,据他的父亲介绍,照片拍摄于2009年,当时桥刚建好不久。
 
不过,有曲阜官场相关人士表示,保宁村修路和修桥的费用中有一部分是来自政府补贴,颜世元并未直接参与此事。有关资料显示,保宁新桥的投资为37万元,全村路面硬化、安装路灯等相关费用为230余万元。
 
对于正处于风口浪尖的颜世元,他的母亲忧心忡忡。
 
在母亲眼里,儿子仍旧是那个夜深人静时在煤油灯下学习的孩子,从小勤奋爱学、不拿人东西、不占人便宜。这次被降职,可能是他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希望能被大家原谅。
 
一些与颜家接近的村民也说,颜世元对父母要求很严,每次回家都会叮嘱父母,千万不能收受别人的钱财。他的几个表兄弟也一直在家务农,有的曾想让颜世元帮忙找个工作,但都被拒绝了。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作为七十七代颜氏后人,颜世元曾把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视为楷模,并引述孔子称赞颜回的名言,表达自己知足常乐、不畏艰苦条件的心态。
 
牵涉地产商赵晋案
 
先贤孔子之言并未真正在行为上约束颜世元。
 
2015年7月,在距离保宁村100多公里的济南,有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透露,颜世元曾在王敏的要求下替人办事,和地产商赵晋的案子有所牵涉。
 
赵晋,出生于1973年7月,祖籍山西原平,从小在南京长大。他的父亲是曾经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赵少麟。
 
从上世纪90年代起,20岁出头的赵晋就倚仗“官二代”背景,涉足房地产生意。20年来,他积累财富上百亿,公司遍布南京、济南、天津、北京、上海各地,留下的却是一幢幢与规划严重不符、配套不足、质量堪忧的建筑。
 
2014年6月,赵晋和其公司多名高管被纪检人员带走。4个月后,赵少麟被中央纪委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此后,随着媒体深入调查,发现包括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以及刚刚落马的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等人在内,众多官员都与赵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敏也是其中一位。
 
澎湃新闻记者此前报道,2006年6月,赵晋以“黑马”的身份拿下位于济南市中心的山东建筑大学老校区地块,吹响了进军济南市场的号角。
 
此后8年,赵晋在济南至少拿下9块土地,开发了诚基中心、万豪公寓以及卓越时代广场三个项目,每个项目都备受诟病,官司不断。
 
一位知情人士曾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赵晋进军济南市场前找过王敏,两人私交不错,经常一块吃饭。王敏的女儿、女婿还曾在赵晋的公司吃过“空饷”。
 
2014年12月18日,王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3个月后,中央纪委官网出现一篇名为《千万不能跟党装两面人,耍两面派》的文章。
 
文中提到,2005年,王敏结识济南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赵某。近十年来,在他的力挺下,赵某的生意顺风顺水。赵某也对王敏“知恩图报”,向其行贿现金、房产、名人字画等钱物累计达人民币1800余万元。
 
上述文章还透露,王敏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特别是中央整治“会所中的歪风”通知下发后仍置若罔闻,曾于2014年6月借在中央党校学习之机,潜入济南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北京的会所吃喝玩乐。
 
多位接近赵晋的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上述文章提到的“赵某”就是赵晋。王敏去的会所,位于北京高档小区缘溪堂。赵晋连买带装修耗资1亿元,去年5月1日刚刚投入使用。
 
另有济南、天津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赵晋不仅为官员提供会所服务,还提供色情服务,并以偷拍作为要挟。
 
2015年7月,颜世元被免职后,有山东政界人士表示,颜世元曾陪同王敏出入赵晋在北京的豪华会所。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纪委方面在审查王敏期间发现颜世元曾与王敏共同出入赵晋在北京的会所,颜世元随后上缴非法所得26万元。
 
不过,该说法未得到官方以及颜世元本人证实。
 
一位接近赵晋的知情人士表示,出入赵晋会所的政商名流超过百人,不确认颜世元是否也在其中。据他了解,颜世元并不在赵晋的官场朋友核心圈中,也没有给赵晋直接提供过便利。
 
8月14日,赵晋的父亲赵少麟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
 
中央纪委在通报其问题时提到,“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纵容其子开设私人会所,并多次在私人会所宴请有关领导干部;向他人送礼金;伙同其子行贿……”
 
上述表述是否与颜世元有关?目前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不过。

何其宗被降职原因篇(3):常乾坤王弼因重用刘善本白起而降职


 东北航校秘闻(2)
在东北老航校创立和建设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航空人才以及日本人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那就是从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起义而来的飞行员及相关的技术人员。1945年8月,汪伪空军飞行员蔡云翔、于飞驾驶“建国号”飞机起义,开创汪伪空军起义的先例;1946年6月,在国民党如日中天,而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国民党空军“四大金刚”之一的飞行员刘善本,毅然驾机起义,成为国民党空军起义的第一人。他们起义之后都参加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和建设。
刘善本等人曾与从新疆获释的航空队成员一起以“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名义,从延安到达东北,参加了老航校筹建工作。刘善本与白起多得到了常乾坤和王弼的重用,任职航校副校长。
与刘善本、白起等起义人员受到重用不同,新疆回来的老红军到达老航校后,常乾坤、王弼等人认为,他们年纪偏大,技术也已经生疏,不宜飞行,因此在他们到达航校之初,并没有给予重视。
“新疆航空队”那些人对此极为不满:“我们红军你不用,我们是骨干,那些人多不可靠!”所以这些“红军”不断以支部的名义,往东总反映。
1967年2月初,东北局和东总派遣刘亚楼,到老航校调查航校的矛盾问题。不久,一份报告交到了东北局和东总,“航校不精干”成为问题的根源,而不精干的表现,头一条就是重用刘善本等起义人员,认为将权力交给了外人。刘亚楼认为老红军是长征留下的火种,经历严酷的革命战争和监狱斗争,应该成为航校骨干。他说得很具体是每一寸铁丝,每一片铝皮,每一滴汽油都要用在这些人的身上。
调查结束后,东北局和东总对老航校领导人员进行了调整。东总参谋长刘亚楼亲自兼任航校校长,派了吴溉之来兼政委。常乾坤降为副校长,王弼降为副政委。刘善本就弄了个主任,实际上让他什么都干不了。
这场内斗还只是个开头。可以2009年11月13日
13:24凤凰网专稿佐证这段历史。其中有航校当事人的访谈实录,其中于飞所述多有不实,夸大了自己在建国号驾机起义中的作用,甚至丑化自己的同事,这也是他人生经历中之所以会有过多曲折的根由,此文不是重点。但为保持真实性,仍以凤凰网专稿实录全文下载。可见附录。
——波特兰先生读史笔记
 
附录:
东北老航校往事:国民党飞行员为何选择共产党
2009年11月13日
13:24凤凰网专稿
 
在东北老航校创立和建设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航空人才以及日本人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那就是从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起义而来的飞行员及相关的技术人员。1945年8月,汪伪空军飞行员蔡云翔、于飞驾驶“建国号”飞机起义,开创汪伪空军起义的先例;1946年6月,在国民党如日中天,而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国民党空军“四大金刚”之一的飞行员刘善本,毅然驾机起义,成为国民党空军起义的第一人。他们起义之后都参加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和建设。但是他们为何选择共产党,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本集内容为你讲述。
 
凤凰卫视11月1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45年8月20日,美军观察小组正在延安进行考察。突然,他们看见一架日式飞机,飞抵延安上空,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将飞机打下来,而是让那架飞机降落在了延安机场。事后,他们才知道,那是起义的汪伪“建国号”飞机。朱德亲自接见了起义的机组人员,不久后,他们相继被派往东北,成为东北老航校的创建者之一。
 
于飞:常州。
 
记者:常州不是南方吗?
 
于飞:那年雪特别大,堆的雪人。
 
记者:那是1943年的事。
 
解说:于飞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八岁,六十四年前“建国号”的起义,他便是策划者之一,那时候他的名字叫黄哲夫。1945年3月,汪伪空军飞行员黄哲夫因为与副队长吵架被开除军籍。此时,曾经上过抗大,一直存有亲共思想的黄哲夫,萌生了驾机投奔共产党的想法,于是他找到了同样有亲共想法的汪伪空军教官周致和,两人商议后,决定由周致和负责找飞机,黄哲夫负责联络共产党,黄哲夫首先来到江苏常州附近的农村。
 
于飞(黄哲夫原东北老航校航空理论教育科长):我找共产党找得很苦的,好几个地方,找不到,甚至专门快傍晚了,到靠近武和附近的一个农村里面,找哪一家最穷的,最穷的一家我住的,然后他可能知道新四军。大爷,我赶路赶不上了,到城里去了,在这里住一晚怎么样,在这吃饭嘛我给饭钱,那最穷的人,看一眼,你可以啊。后来问这有新四军没有啊,我想找新四军,哎哟,没有没有没有,谁敢跟我说,谁知道我是真的假的。
 
解说:1945年6月底,负责找飞机的周致和也没有找到飞机,但却在偶然中得知自己的一个同学的家乡,安徽宣城有新四军活动。而且他也有投奔共产党的意向,于是周致和让他带着黄哲夫,前往安徽宣城寻找新四军。
 
于飞:去了那个地方叫孙家浦,到茶馆里,那个秦传佳是当地人啊。他认识那个老板,就问,四哥什么时候来,来招税,快来了,你们在外面等等,就在外面等。等了大概有十来二十分钟,真的来了三个人。我就一开口,哎,同志有个事要跟你们商量商量,我们是从南京空军来的,我们都是飞行员,想驾飞机飞到解放区。他一听见同志,知道这不是外人,另外一说,哎呦,觉得,他三个一合计,没有收税了赶紧走。
 
解说:在新四军联络员的引荐下,黄哲夫见到了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粟裕。
 
于飞:他说这样,以后我们联络,我用代号给你,左如,左,左右的左;如,女字旁一个口,左如。你也起一个代号跟我联系,以后就用这代号联系。我就想用什么好呢?我说左如左如,于飞于飞,飞行员飞飞行,他说好,就于飞,你就叫于飞,凤凰于飞嘛,这么来的。以后我就叫于飞,就一直就没改。粟裕当时就叫警卫兵,给他警卫员说,哎,今天给我们于飞同学加菜啊,告诉伙房这伙食搞好一点,真的后来来两个皮蛋,加菜,两个松花蛋。
 
解说:1945年8月19日在周致和控制了汪伪政府的“建国号”飞机后,黄哲夫立即以于飞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
 
于飞: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作敌机别打下来,这给党中央毛主席。这小年轻给毛主席打电报,这恐怕还是很少很少的。
 
解说:电报发出的第二天,黄哲夫与周致和等六人驾机飞向延安。
 
于飞:我们飞机上很有意思,知道在飞延安的,我,再是蔡云翔(周致和),张华不知道,还没听说过延安,不知道延安在哪。他的一个观念是教官上哪,我跟教官上哪去,就这么个思想。那两个机务人员呢,这个恐怕不要发表了,对他影响不好,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飞到共产党,他怎么呢,没上飞机以前就问了,这飞机上哪去?蔡云翔(周致和)跟他说到上海做生意,到上海我们也去,这两个跟了上去。飞了大概一、两个小时,我在前面看到飞机已经接近黄河了,后来我到后头看他们,他说,哎,黄哲夫,上海怎么还不到啊。我说谁说到上海,周教官说到上海的。我说不,到延安。延安,延安什么地方?延安好地方,你等着,别着急。所以那两个人不知道,所以飞机到延安,实际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解说:在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而“建国号”也成为八路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八月底,白景丰、何健生、吉翔等汪伪空军飞行员,也相继起义,步行来到了延安。不久后,中央向东北发展的方针已定,起义飞行员们全部被派往东北筹建航校。东北的艰苦生活让他们至今记忆犹新。
 
于飞:我们那个时候是,没几块钱,我穷得照相机也卖了,十五块钱一个照相机,莱卡的,就十五块钱,德国的照相机,十五块钱卖了。
 
记者:莱卡,十五块就卖了?
 
于飞:想出肉,没钱,有人出十五块钱就卖掉了。
 
解说:1946年3月1日,东北老航校成立时,起义人员受到了高度重视,此时已改名为白起的白景丰,被任命为副校长。改名为蔡云翔的周致和担任教育长。
 
于飞:何健生当训练处处长,吉翔飞行科长,航空的理论教育科长是我,科长,翻译科科长张华,张华懂日语,这两个做买卖,小买卖的两个呢,机务队的队长田杰,副队长陈明秋。还有一个跟着过来的一个老机械师,修理厂厂长。你想这几个部门,都是起义人员刚过来不到一年,委以重任。
 
解说:这段影片讲的是以蔡云翔为原型的,航校教官给学生上课的情景。航校成立后,起义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倾尽全力投入到航校的建设中,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1946年6月,飞行科长吉翔在首次试飞初级教练机时,因飞机发动机突然停车,坠机身亡。一周后教育长蔡云翔在执行东北局的运输任务时,因飞机超载失速坠地,不幸牺牲。
 
陈晓楠: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开着一架B-24轰炸机起义到了延安,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扬言要派飞机将刘善本的飞机炸个粉碎。刘善本1915年1月25日,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高崖镇的一个殷富之家,在1932年8月,刘善本考入国立北平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国民党航空学校。1943年10月的时候,作为第一批飞行员赴美接受培训,在学校期间,由于成绩优秀,美国方面曾想让刘善本留校任教,但遭到刘善本的拒绝。1946年1月回国后,刘善本被编入国民党新航空第八大队,晋升为一级飞行员,飞行参谋,作战训练科长。在国民党空军,刘善本被誉为“四大金刚”之一,深受蒋介石的器重。1946年6月,他又接到命令,调他去开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正当他在国民空军的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刘善本驾机投奔了共产党。
 
解说:1946年,刘善本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女儿年仅三岁,而妻子周叔璜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刘兰平(刘善本大女儿):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妈妈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呢我妈妈就觉得我父亲这次走呢,收拾东西,她觉得有点怪。就是说你本来出去也不会走多少天,你大夏天的六月份,怎么把毛衣啊,什么这个运动鞋啊,带了好多东西。我爸爸出来之后,后来又叫我妈妈,然后说我忘了带雨衣,结果我妈妈又从楼上,又把雨衣从阳台给他把雨衣给他扔下来。反正就是我妈妈事后想,就觉得他那天有点怪怪的,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解说: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在从成都飞往昆明执行任务的途中,决定改变航向飞往延安。此时,飞机上除了四名机组成员外,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以及搭机的几个军校学生。
 
刘兰平:我父亲后来就说,他走过那个挂弹舱,然后就到那个机尾部,搭飞机的人他们在机尾部,然后我父亲就回到前面,然后就很慌张的跟飞机上的人说,就是说,哎呀,不好了,我没想到我那个朋友是共产党,他要我们把他送到延安去。所以前面的人就七嘴八舌的就说,有的就是说那咱们飞机爬高,咱们有氧气,他们没氧气,让他们缺氧。后来我爸爸就跟他说,到处都有共产党,你把共产党给弄死了,将来你回到地面上,你不怕人家报复你吗?
 
后来我爸爸说,那这么着吧,我去告诉他们,我们也没有西北的地图,我们没法去,就这么着。后来结果我父亲,实际上,他早预备好了地图,就放在后边儿。所以他到后边儿去,就跟后面的人说,我们前面的人,我们要反内战,我们要去延安。结果后边儿,是那几个就军校的学生不太懂,然后我爸爸那朋友就说,哎呀,可不行,我可是刚结婚呐,你要不然你借给我一个降落伞,你们去延安,我跳下去得了。然后我爸爸就跟他说,你知道下面是什么地方吗,下面是秦岭,你跳下去深山老林,给你挂在树上,给你那什么,你还不叫野兽给吃了。
 
解说:在刘善本的软硬兼施,连哄带骗下,机组人员和乘客只得同意先去延安,再做打算。
 
字幕:主席,好消息,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B-24飞机起义了,就降落在延安机场。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叫天心顺。
 
解说:刘善本一到延安,就提出要发表起义声明。但中央为保护刘善本的家人,认为不宜立即发表,但几天后,国民党已得知刘善本起义的消息,为了在舆论上争取主动,7月2日,刘善本决定向全国发表反战声明。
 
刘江平(刘善本四女儿):我是一个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但是,他说我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我决不能够,就是用自己手来屠杀自己同胞,所以我用实际行动退出内战的漩涡。
 
刘兰平:新华社广播的那天晚上,就第二天清晨,我妈妈就听到人家敲那个厨房的后门,就说那个,刘太太,你那个垃圾什么的,我妈妈觉得挺奇怪,说我们每天的垃圾都是头天晚上,都已经放到那个厨房门外面,然后每天都是他那么就都倒了以后就走了,怎么今天还专门问我?后来我妈妈就开开后门,然后那个工人,就跟我妈妈说,说你先生,那个他们都叫他刘队员,就是那个航空队,就是说那个刘队员已经飞飞机到了延安了,现在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就领上你的小孩儿,他跟我妈妈就约了一个地方叫老八字路口。
 
解说:当周叔璜带着女儿出门后发现,已经有国民党的特务在跟踪自己,于是,当她见到准备来接她的地下党时,她并没有上前打招呼,而是直接走进了菜市场。
 
刘兰平:等买完菜再回来,那家已经抄完了,他们八大队的那个什么队长啊什么的,就跟我妈妈说,你们收拾收拾,明天就送你们去南京。后来我妈妈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个,当时马上就挺厉害的就说,去南京就去南京,去南京你也跑不了,人是你放跑的,你知道吗,就说,人是你放跑的。我们现在这一大家子人,我们生活都没有着落。
 
解说:也许是那名军官对周叔璜所说的话,有所顾忌,周叔璜一家没有被送往南京,但生活变得越发艰难。
 
陈晓楠:为了照顾刘善本家人的生活,周恩来曾经几次派地下党,给周叔璜去送生活费,但是因为国民党特务看管得越来越严,地下党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周叔璜家。有一天,一辆国民党空军的吉普车停在了周叔璜家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位,身着黑色香云纱旗袍的女士,她来到门口,把门的士兵马上上前阻拦,士兵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女士没有回答,二话不说,抬手一个耳光就抽过去,而且用上海话说,看清楚了。说着用手一指车牌,看门的士兵们一看牌号是空军司令部的车,乖乖地就让她进了房门。其实这位女士,就是刺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周恩来在无计可施之下专门请她出山,给周叔璜送去了金条和刘善本的亲笔信,施剑翘得到任务之后,首先给曾是自己学生的,上海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打了个电话,说老师来了,不安排玩一玩吗。那位学生就说自己实在没时间,派自己的车随便老师可以去哪里,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幕。
 
解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周叔璜一家的生活有了保障,但对亲人的思念,却依然只能藏在心里。
 
刘兰平:反正呢就是说白天不能哭,也不能说想爸爸,晚上的时候,跟我妈妈在被窝里头悄悄地说,说想爸爸。
 
解说:1946年6月29日,在刘善本起义到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为刘善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多年以后,刘善本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原本有很多话想说,但却激动得只迸出一句,“主席,我终于来了”。刘善本第一次了解毛泽东,是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学习期间,他看到了这本书的全文,从此对共产党毛泽东心怀向往。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内战将开,正当对国家前途一片迷茫的时候,刘善本看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让刘善本豁然开朗。同时,他也被毛泽东远大的目光,和精辟的见解完全折服。但是,刘善本到达延安后,毛泽却一直把他当做贵宾。
 
刘江平:后来我爸爸就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你老让我住在交际处,对吧,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我们是来革命,来工作的。这样,后来主席说,那你们能干什么呀,你们想干什么吧?后来我爸爸说你们共产党也没有飞机,我们也不能飞,后来我爸爸说呢,我的文笔也不错,我可以给你们就是当记者写东西,也可以口译,翻译。后来主席说,让你们从美国学飞行回来的飞行员改行,那不是大材小用吗。他说我们要建立人民自己的空军,所以这样呢,然后就是朱老总啊,彭老总啊,跟我爸爸他们谈,就说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组建了。
 
解说:就在刘善本机组到达延安后不久,原在新疆学飞行的航空队学员获救,回到延安。于是,这两批马结伴同行,一起被派往东北老航校,但由于双方互不了解,在行军的途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方子翼(原东北老航校飞行科长):他那个副驾驶,他说你刘善本把我骗到这来受苦,你看我有本事把你骗回去不。他们四个人五支手枪,我们是谁也没有枪啊,他路上真叫张受益,是哗啦哗啦地弄得他走了,那我怎么弄啊,没办法。
 
解说:1947年1月底,刘善本和方子翼等老红军,历经四个月跋涉后,终于到达了密山老航校。刘善本到达航校后,深受校领导常乾坤、王弼的重视,立即被任命为副校长。
 
薛晓晖(薛少卿之女):因为他在国民党那已经是很高级的将领,而且技术非常好,而且理论基础也很好,因为他是在美国留过学的嘛。所以学员去问他的时候,他就是等于补充了这一块了。
 
解说:与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受到重用不同,新疆回来的老红军到达老航校后,常乾坤等人认为,他们年纪偏大,技术也已经生疏,不宜飞行,因此在他们到达航校之初,并没有给予重视。
 
薛晓晖:这个事也很自然因为你想是上天的事,对吧。他那飞机驾出去,还是需要有一些基础啊需要什么,所以这样就产生矛盾。产生矛盾的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了他爸爸,用了刘善本,还用了当时汪伪起义的一个叫白起的,用他们作为一个校长,就是一个领导的岗位,他们就认为我们红军你不用,我们是骨干,那些人多不可靠啊,所以红军不断的以支部的名义,往东总反映。
 
解说:1967年2月初,东北局和东总派遣刘亚楼,到老航校调查航校的矛盾问题。不久,一份报告交到了东北局和东总,“航校不精干”成为问题的根源,而不精干的表现,头一条就是重用刘善本等起义人员,认为将权力交给了外人。刘亚楼认为老红军是长征留下的火种,经历严酷的革命战争和监狱斗争,应该成为航校骨干。
 
方子翼:他说得很具体是每一寸铁丝,每一片铝皮,每一滴汽油都要用在这些人的身上。
 
解说:调查结束后,东北局和东总对老航校领导人员进行了调整。
 
常罗(常乾坤之子):就派了东总的参谋长刘亚楼,来兼任航校的校长,派了吴溉之来兼政委。然后的话呢,常乾坤降为副校长,王弼降为副政委。
 
薛晓晖:然后把这个刘善本就弄了一个叫专门搞一个叫什么一个主任,也不是那个校长了,反正就弄得特低,而且让他什么都干不了,就这样。
 
常罗:这个受到打击比较厉害的,还是起义的那些人员,因为他们到底是中国人嘛,和日本的一些教官,我就是教官,我就教你飞,还是不太一样的。
 
解说:人员调整结束后不久,为使老航校的各方人员更加团结,东北局和东总又派遣资历比较老的薛少卿,前往老航校担任副政委。通过薛少卿各方面的工作,老航校人员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当薛少卿得知刘善本的家人已经很久没有音讯,而刘善本一直单身,于是便想到了,为刘善本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
 
薛晓晖:当时刘善本,说那个情景挺那什么,就说他正在看自己的这个夫人和这个小孩的照片,我爸爸在他身后就说,哎呀,说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想办法给你介绍一个什么,当时他就没吭声,刘善本当时没有说话。但是后来呢,我父亲在另外一些场合也还是提到,因为从组织的角度还要关心嘛,包括老航校其他的同志,在这方面后来都解决了。后来他还是没有同意,最后他说了,我还是希望能够跟她们团圆。
 
解说:1949年11月30日,老航校一分为七后,刘善本被任命为设立在哈尔滨的第一航校的校长。1950年2月的一天,刘善本收到了薛少卿的一封电报,从电报中刘善本得知,与自己分离了四年的妻子和女儿,从四川老家历经艰难后,即将来到哈尔滨。
 
刘兰平:到了哈尔滨我们下了火车以后,后来人挺多的嘛,后来还是我第一个发现的,看见我爸了,大家都特别激动,而且我爸爸就马上就把我给抱起来,抱起来亲啊。然后呢,我妈妈就介绍,这她手里抱的这个,就是当年还在肚子里怀着的那个。然后呢,爸爸妈妈也特别激动,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我们俩就仰着头看着。
 
解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刘善本奉命率领空十师出战,在这次战争中,他首创夜航训练,并在夜袭大和岛中立下卓越战功。而刘善本的出色表现,也给当时的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深受彭德怀的器重。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刘善本也受牵连,被调往空军学院担任领航系主任,从此离开了他挚爱的飞行事业。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刘善本,1964年军委要晋升一批少将时,毛泽东亲自向空军要了一个名额给刘善本。他对刘亚楼说别忘了,他是在我党最困难的时候加入我们的。1968年刘善本在文革当中,被定性为彭黄漏网分子含冤辞世,时年五十三岁。在他的遗物中,家人找到了一张毛泽东摄于三十年代的小照。照片背后,刘善本用铅笔写着,“毛主席,我心中最红的红太阳”。
 
《凤凰大视野》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首播:每周一至周五20:02-20:35
 
重播:每周六至周日09:0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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