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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由亚当·斯密于1767年开始著作，历时6年，终于完成《国富论》第一稿。之后3年，又进行重新修订，于1776年正式出版该著作。十年磨一剑，《国富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构建了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在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的当下，反思经济危机爆发的来龙去脉，很多人开始从传统经济学著作中找寻蛛丝马迹。可见《国富论》等经典著作对现代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非同一般，对引导人们走出经济危机大有裨益，这也正是经典的永恒魅力。
《国富论》一书分别由：论劳动分工及分配，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论各国财富增长的方式，论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论国家的财政这五大部分组成。
在“第一章：论劳动分工及分配”中，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着手，经过深入研究后他认为劳动分工能使生产力得以成倍提高，而且首次提出了“劳动分工”这一重要概念。同时，劳动分工也促使劳动生产专业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劳动产品的交换迫在眉睫，而交换所需的媒介——货币也是呼之欲出。产品的最终归宿为：劳动资本、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三项。 在“第二章：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中，亚当·斯密开创性地把资产细分为用于消费的资产（维持日常生活的产品）、固定资
本（机器和设备）和流动资本（食料、材料、成品和货币），这样深刻透彻的见解史无前例。另外，亚当·斯密还划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剖析了人们的借贷行为，分析了资本运用方法的不同对生产性劳动产生推动作用的差异。
在“第三章：论各国财富增长方式”中，亚当·斯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给欧洲各国带来的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变革出发，研究其财富增长方式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生活的基本需要刺激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农村的兴起推动城市的进步，最终加速国家财富的增长；第二，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致使大片土地不利于改良，更不利于生产方式的改革，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地主不愿意改革，以致失去自己的权利、地位和财富）；第三，都工商业的增加与富裕，对农村的改良与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为农村的土地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从而鼓励了农村土地的开发与进一步改进。其次，城市资本转入农村，为土地的改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后，还有一点往往不为世人所注意，却是最重要的：农村居民一向与邻人争斗，对雇主依附。工商业的发达，逐渐使他们获得秩序、组织、个人的安全和自由。
在“第四章：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亚当·斯密总结了不同时代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一，为重商主义，是18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种经济政治体制。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
进口额——所获得的财富，相应的重商主义政策下两大主富国裕民的途径就是限制进口（关税壁垒）和鼓励出口（出口退税）。而亚当·斯密却在本书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更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其二，为重农主义，重农主义由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重农主义学派）提出。重农主义者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同样，重农主义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也不为亚当·斯密所倡导。
财政问题可谓是国之重中之重，也是一个很繁琐的难题。为此，亚当·斯密在“第五章：论国家的财政”中对于财政难题提出了自己的构想。首先，他确定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原则，把政府的职能界定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持社会秩序和建设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国民；同时，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征税原则：公平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经济原则。
《国富论》共五篇内容，其中第一、二篇为基本经济理论（增加国民财富的两条途径），第三篇为经济史（佐证两条途径），第四篇为经济思想史（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第五篇为财政专题（一个保障——经济自由主义），总的概括为：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国富论》主旨是富国裕民，而增加财富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一是靠分工和交换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靠资本积累和资本合理运用来提高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的比例；在
实现这两条途径的过程中，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二】: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读书笔记
一直就听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的圣经，属于经济类的大学生必读书目，可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这个暑假我利用空余时间仔细阅读了本书，就据此写下自己的一些感悟。作为一个总结，以助于自己对经济学形成更深入的认识，《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全书共分为五篇。
第一篇，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产品的分配。这第一篇是整篇巨制的重中之重。
首先讲到的是分工，人与人之间需要合作，分工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可能不擅长某一方面，但我们可以用我们擅长的某一方面来换取别人擅长的那一方面的服务。这就是绝对优势理论。分工可以极大地增进劳动生产力，正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擅长，而又有错综复杂的各样需求，所以就有了交换。交换提高了社会有效需求和社会福利，它就需要流通中更多的产品，而分工的原因，不用说，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制作扣针”的例子。分工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再接下来就是货币和商品的价格的探讨。价值，我觉得它表示的是物品的效用，而经济学研究最多的是物品的边际效用，因为正是这个边际效用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不少有关经济的著作都会提到“馒头是最后一个才吃饱的”，在馒头并不缺乏的情况下，就是这最后一个馒头的价值决定了它的价格。高中的政治课本上讲，价值中包含的是
劳动，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它体现的就是商品的真实价格，产品一经生产，其真实价格就会一定，变化的只是我们现在的货币衡量。
而下面讲到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就是社会分工创造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根据宏观经济学的观点，这是财富的原始分配。社会分工必然导致劳动者在从事生产过程中从最终产品的贡献的不同，也就是书上讲的劳动者的职业性质差异，最终导致劳动者工资的不均等。第十一章讲到的地租，其实就是土地的使用价格，即资本使用土地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也即经济租。
第二篇，资产的性质和积累以及使用。资产的性质就是资产的分类。其实《国富论》探讨的最终目的是增加国家财富和社会福利。增加国家财富就必须要走一条路，那就是增加实际的就业量和生产用机器设备，那个时候还没有虚拟经济这个概念，就是增加实体经济中的劳动者和劳动工具，这就需要资产投入，资产的投入和运营就是资产的积累和使用的过程。
第三篇，不同国家财富增长的不同方式。这一篇翻来覆去讲的其实就是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内容也比较少，我是觉得没什么意思。www.shanpow.com_国富论读书笔记5000。
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篇中所讲正式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写照，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国现在明显存在着重商主义，一切东西以金钱来衡量，钞票马上都要取代爱情的地位，成为现代都市男女结婚的条件了。”“钱不到就
不能救人，挟尸要价”的丑恶，上课时老师讲到的某些“有钱钱坐牢，没钱人坐牢”的现象等等，这就是重钱重商的教育教出来的。如果我们的教育中多参杂一些“道与义”的教育，也许很多事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不过也不能否认经济的发展需要重商主义的推动。斯密认为应该对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予以进口限制，这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的贸易壁垒，为保护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哪里还有100%的国货、哪里还有100%的进口货？几乎没有了。
在退税、奖金和通商条约方面，都是为国家进出口贸易提供的一些策略。我们国家也在实行出口退税。通商条约其实就是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签署的协定，当然不排除不公平的，比如鸦片战争等近代史上我们耻辱的割借租让条约。殖民地就是这些强势国家进行资源掠夺的根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不顾别人的死活。
斯密是批判重商主义的，在对它作结的时候，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我看过有关书籍，“看不见的手”全书只提及一次，而实际上影响着全局。正是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看似自私自利的行为最终居然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第五篇，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国富论》其实是反对政府干预的。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保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不受欺侮、建立并维持公共事业。在此他谈论了教育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是他非常伟大的地方，另外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税赋四原则：平等、确定、便利、节省。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教材，税收的三性被定为“强制性、无偿性
和固定性”，不也有相似的地方吗？www.shanpow.com_国富论读书笔记5000。www.shanpow.com_国富论读书笔记5000。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提到我们国家，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他还说我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甚至这些话在今天来说都不为过。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国家富有了，老百姓却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这是为什么？
这不禁让人们怀疑，“国富”的目的是什么？该“论”一下了。 由以上的几篇可以看出，亚当-斯密认为：人拥有不同方面的技能，不是劳动分工的原因，而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漫长的过程，形成了固定的劳动分工，随着时间的演化，形成了我们今日的各行各业。那劳动分工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它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缓慢积累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处处需要他人的合作与帮助，而仅靠依赖别人的恩惠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必须将工作更加细化，专此一门，来与他人进行契约，交换和买卖。这样的差距也让人们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并集中精力在各个专业领域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但是如今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也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人们在某一方面的技能加强了，但是综合能力却得不到锻炼。这对于个人的发展史一种限制。要是某一天，连文学和艺术也变成了流水线操作的社会分工制，那我们又该怎样对待呢？
在我初步阅读了《国富论》之后，感觉自己对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以后学习更多更深奥的经济知识打下了基础，相信自己通过这次的阅读，以后会学得更好更扎实！
【三】:国富论读书笔记5000字
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这种自然秩序是通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形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集体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意义却极为深刻。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可以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点。但过往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基础——自由和法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从未明确提出市场与制度之间联系的理论，但作为“苏格兰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从他的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纵观西方自由市场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不断延伸和扩展。重读《国富论》，让我更加确定这一点。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来看，这两者也确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市场鼓励个人的自由交换，并通过法律，而不是政府的强力，来保证这一交换的顺利进行。个人的行为只受价格、道德、法律等自然因素影响，个人的创新自此才真正得以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市场和法律良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权力的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的不断彰显。创新精神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个人的自由得到足够的保障之后随之而来的产物。反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个人自由的觉醒。即使清醒如鲁迅者，也只不过徒然的呐喊，最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已。皇权专制的思想深入国人骨髓之中，中国的市场机制先天不足。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民族的总精神决定了这一民族国家的性格。中国的总精神里面缺少了对个人的关注、对自由和法治的关注，却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两千年的循环。
亚当·斯密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市场的发展有可能弥补中国存在的缺陷，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按照《国富论》的逻辑去谋求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失去了最初让个人自由伴随市场发展的最佳时机，改革的红利被制度的成本不断侵蚀。庆幸的是，我们在这十年中，真正地融入了这个世界。我相信若干年后，2001年将会被视作中国改革的分水岭。正是因为WTO的身份认可，让中国迎来了“黄金十年”。经济的开放带来了文化、法律甚至思想的开放，我们的思路在改变。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的自由，法治的思想被人们不断提及，这一切来之不易。当务之急是将市场机制的完善与个人自由的发展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就这一思想而言，没有亚当·斯密更适合的代言人。在中国，亚当·斯密必须成为新的“马克思”。只有作为一种信仰，被普通人用行动去践行，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改革困境。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市场的真正发展，也就不可能推动法治的实现，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中国输不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没有时间去选择。基于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让十九世纪属于了英国，二十世纪属于了美国。如果中国人能读懂了《国富论》，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真的会属于中国。
“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中我最偏爱第四篇第二章。这一章的题目是《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在我看来，它可以说是此书最精华的部分。每一次的阅读我都从这里开始。以上引用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段落，“看不见的手”理论自此进入世人视野，被无数次的顶礼膜拜。我现在要做的是重新对其进行解读，阐明它对于当下的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二个启示。
“看不见的手” 讲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引导我们的经济交换。价格作为一种信号，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自由竞争市场则是能最大限度发挥价格信号调节功能的机制。所以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政府什么都不要做，只要维护好市场的运转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来，个体分散的竞争可以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使得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对于这一个看似很不合理的结论，亚当·斯密并未作出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是他的弱项。但这无损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后世两百余年的经济财富的巨大增长，市场机制的优越性，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退出这些事实让《国富论》的预言成真。也让亚当·斯密站到了经济学之巅。而经济学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对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作出了极其严密的数学论证，这里不予赘述。既然市场机制如此完美，是不是政府在经济事务中一无是处呢?换句话说，“鼓吹”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如何看待政府的存在。我在《国富论》的第四篇第九章读到这样的字句：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在我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它告诉我们，在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的时代(彼时的英国，此时的中国)，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我们需要的。传统的中国，政府极度压缩了市场的空间，市场从未主导过经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就更是天方夜谭。直到最近的三十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尝试着让市场来说话。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摸到了看不见的手，它拉着我们完成了初始的劳动分工和产业形成，带着我们走出了制造业拉动的中国崛起之路。然而，缺乏内在基础的市场机制是难以持久的。市场化才刚刚累积到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一场金融海啸，就让中国重新走上了国有化的不归路，一不小心，粉身碎骨。我们其实还没有学会走路，现在就想跑得比人家还快。诚然，现在的时代不同于亚当·斯密的时代，政府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脱离实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由。客观上讲，中国连真正的市场经济都算不上。政府在我们这里，从未退出过市场，让价格完全独立地引导个人的经济事务。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后面始终都有一只“看得见的手”。现在，这只罪恶之手竟然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妄图扼杀“看不见的手”。所以面对畸形增长的2009，我无言以对。那些空谈国家与市场并重的善良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还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市场机制并不是不需要维护的，它其实很脆弱，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才可以得到。我们的市场机制刚刚起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的范围才是当下中国的最优选择。很多人却叫嚣着市场化过头，把制度转型的成本全部嫁祸给市场，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退?!我倒是很想多买几本《国富论》，免费送给他们，好好读一读。
最近很多的思考集中在了中国的制造业。在某种意义上，制造业是继农业之后，推动中国三十年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如果按照主流的观点，将这次金融危机看作中国改革的拐点的话，在我看来，制造业依然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这部分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重读《国富论》，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这是本次阅读所得第三点启示。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学习国际贸易理论，我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概念开始的。而在《国富论》的第四篇中，他关于自由贸易的一系列讨论，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准确阐释。个人认为，这是他书中最富逻辑的部分，也是他对于微观的经济分析所做的最大贡献。绝对成本优势概念的主要涵义，简而言之，即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一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该国的经济结构。按照这一逻辑，中国最大的资源禀赋是什么?毫无疑问，廉价劳动力!显然，中国要发展的就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禀赋优势的行业。哪个行业最能有效吸收廉价劳动力?毫无疑问，制造业!只有通过制造业，我们才能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赋。如此简单的逻辑，却被大多数国人所忽略。当产业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时，我们很少反思有没有走得太快。金融危机迷惑着我们的视线，繁荣的中国经济阻挠了我们清醒的思考。重新认识到资源禀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找准经济发展的方向。当然，关于究竟是内需，还是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意义，属于另一个问题，在这里就不作讨论。毕竟我只是想说清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四】:《国富论》读书笔记3000字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