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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密尔自由主义思想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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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自由主义思想浅析
作者：赵杨
来源：《理论观察》2015年第02期
[摘 要]自由是西方哲学不同流派从不同的角度或视域加以探讨的共同主题。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S. Mill）无可置疑是论述自由的思想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其对自由的论证无可辩驳，影响深远，被认为为个人主义辩护的经典著作。作为19世纪后半期英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密尔的思想具有转折性意义，成为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桥梁。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历史背景、核心内容进行探讨，以期对密尔的政治思想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密尔;自由主义;个人自由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2 — 0070 — 04
一、 自由的逻辑起点——“权利”抑或“功利”
（一） 自然权利观和功利主义自由观
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对自由的论证大致沿袭两个路径。一是自然权利自由观。其假设在文明社会之前存在一个自然状态，人们相互之间自由平等，人生而具有自然权利，把一部分自然权利让渡出去，构成社会或政治权力的渊源，留下不可转让的就是公民的权利。作为理性主体，个人目的就是保障和行驶这些权利，政府也是为了保障这些自由不受到侵犯。霍布斯最早提出“消极的”自由是一种免于外界干扰的自由。近代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则开创了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理论作为一种革命时期的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但随着19世纪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模糊性的概念和玄虚理论都无从解释人类的行为，已经不起实践、经验和习俗的检验，势必构成不可避免的逻辑上的悖论，其弊端日益显现。在这一情势下，功利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功利是“一伦理学的传统名称，它直接地或间接地评价行为、政策、决定和选择的正当性，其根据是看它们增加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幸福的趋向”。〔1〕p782“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了当事者的幸福”。〔2〕p211“自然把人类置于两类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3〕p57功利主义评价行为善恶的道德标准既不是看它的动机，也不看它是否符合某种先验的原则，而是看后果。从后果出发来论证自由的价值，强调保障自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自由更有利于社会进步，而不是承认人有某种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尽管这些原则在逻辑上并不严密，也无法直接证明，但在纯粹理性道德原则占主导的思想潮流中似乎给人们行为提供了一种客观地、可确定地决策基础和方向指引。
【二】: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评析
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评析
摘 要：密尔从自身的时代出发将自由与功利主义相结合，从功
利主义的角度对“自由”作出新的解释，并将个人自由从社会中划www.shanpow.com_密尔自由主义思想。
出来，以便使个人自由既不损害他人和公共生活，又不破坏公共权
威，同时又不使他人和公共权威危害个人自由。为了确保个人自由www.shanpow.com_密尔自由主义思想。
的实现，密尔主张个人思想言论自由、政府对个人的有限干预等，
鼓励人民大众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关键词：密尔；自由主义；个人自由；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9-0118（2012）-06-00-03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重要的政治传统，影响着西方社会政治生
活的发展历程。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捍卫个人自由，然而，19
世纪的英国在民主化和大众化的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一种趋同化现
象即“社会暴虐”，它迫使社会中的非主流意见向主流意见靠拢、
整合，使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等权利遭受极大的威胁，如何妥善
的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自由主义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英
国功利主义学派思想家密尔对这一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文章将通
过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分析，探讨他是如何在不违背自由主义基
本原则的条件下处理这一问题的。
一、传统自由主义的困境
【三】: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简析
论文关键词：密尔 自由 自由主义论文摘要：J．S．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既承接了传统自由主义，又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功利性、折衷性和现实性。今天，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对其思想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J. S.密尔(1806一1873)是英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伦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是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人物，其自由主义思想既承接了传统自由主义，又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对许多重大间题有精辟独到的见解。
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即个人和国家谁处于优先地位的问题，它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自由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英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土地贵族的分化，新贵族在发展资本经济方面困难重重，参政要求更是举步维艰。思想意识上，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已深人人心，但封建势力却竭力剿杀。正是在这样一个资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时代，自由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起来。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我们称之为传统自由主义。
传统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主张个人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个人应当享有政治权利且要维护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反对思想、言论的控制;经济上反对财产的公有，认为私人资产神圣不可侵犯;奉行“不干涉主义”，放任经济的竞争，“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宗教文化上，主张政教分离，强调理性和知识、教育的重要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人帝国主义阶段。这时，传统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主义和消极国家观念已无法应对日益加剧的经济政治危机。垄断资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要求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国家、政府权力的扩张;经济危机加剧，不干涉的“放任主义”受到严重挑战;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传统自由主义陷人了困境。一种以提倡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兴起。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我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反对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主张依靠群体力量;提倡机会平等，反对个人为所欲为;提倡国家、政府的“积极干预”，认为国家是“必要的善”，反对不受干涉的“放任主义”和国家是“必要的恶”的观点。
密尔在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独自一人将新老自由主义之间的空隙连接起来”「’〕。他的思想具有过渡的性质，中和了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有着明显的折衷性和现实服务性。
首先，对人的理性作用认识的转化。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家大多坚持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人们按照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人类社会就会走向理想状态，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应使现实服从理性。对理性的崇拜，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具有强烈的革命性。然而，法国大革命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对理性的崇拜很可能造成非理性的后果，最后自由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密尔则走出了理性，开始重视情感、习俗、经验等因素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们对政治权力的服从，情感、习俗、经验等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为人们觉得服从要比不服从的利大于弊，快乐多于痛苦。这种转变表现出更多的改良色彩，对一个处于变革年代的社会更实用。
其次，对自由认识的深化。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从政治权力上考察自由，他们认为自由主要是从国家获得的，是人们“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口。这实际上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后来，资产阶级获取政治自由后，主张资本从封建残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国家奉行“放任主义”政策，不干涉个人的经济活动，这时自由的内涵拓展到经济自由的层面上。
密尔则进一步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扩展为社会自由。在《论自由》一书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川’口‘可见，密尔是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角度讨论自由的，他既拓展了自由的范围，把自由引到社会领域，又对其进行了必要的限制，认为个人自由与国家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即群己权界)应有一个明确的划分，这与传统自由主义者从天赋权力角度考察自由显著不同。他认为这个划分应遵循两条原则:“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m [3]102因此，个人有很大的自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31io。但是，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个人行为的后果不能对他人产生不便，同时还要尊重别人同等的自由权利。对自由的上述理解可谓是对传统自由主义极力推崇个人自由和新自由主义中“积极自由”二者的折衷。
再次，自由的功利性。密尔说:“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和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这样一些利益是享有威权来令个人自动屈从于外来控制的，当然，只是在每人涉及他人利益的那部分行动上。由此可知，密尔强调的个人自由是以永久利益为依据的，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但是密尔的自由功利思想，已经抛弃了边沁式的“个人最大幸福”的利己主义，表现出利他主义的倾向。他不再仅仅关注个人私利，而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将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人类的福社联系起来。他认为个人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而社会利益整体的进步又取决于全体精神的进步，精神的进步依赖于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拥有自由才会精神舒畅，才会去为他人和社会服务，才会使社会整体进步。这样，密尔就把个人自由和社会幸福联系起来了。那么，判断个人行为正当的标准是什么呢?密尔指出，“功利主义者以幸福为标准定行为之正当，并非指行为者自己的幸福，而是指一切相关的人的幸福”[‘〕，也就是“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标准”。这种幸福不仅有量的区分，更有质的不同，精神的幸福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可见，他的解释已远远超出边沁，在协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又前进了一步。
最后，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密尔看到如果社会权力扩张，再加上社会对舆论和立法力量的应用，那就会导致“社会的暴虐”或者是“多数的暴虐”。那样，势必影响到个体的私域，个人自由或者少数的意见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所以，密尔主张思想、讨论自由，“一切意见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3]5C}。他认为思想、讨论自由有助于保护真理(真理就是幸福的获得)。因为这个意见可能是真理;即便不是真理，也仍可能含有部分真理;假设得势的意见是真理，但是如果不争辩的话，就可能成为僵死的教条;这样，宗教教条也会失去至善性。所以，思想、讨论自由与人类的精神福扯密切相关。但这种自由“条件是方式上须有节制’，[3]S6， c。当发表意见的情况足以使意见的发表成为指向某种祸害的积极煽动时，也要失去其特权的。’，〔’」”可见，密尔的思想中始终存在折衷性和现实性。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密尔自由主义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社会转型是密尔所处的19世纪英国的一个重要特征。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开启和传承新旧自由主义思想的转折点，其合理成分对正处于转型期的我们来说，启发良多。
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市场经济是追求自由、公平的经济形态，它主张个体在经济过程中自由、平等的交换，以个体对正当功利的自由追逐为其内在动力，这就使得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自由有陷人极端个人主义泥沼的危险。从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我们得知，若放任个体自由而无视公共权力，那么，市场经济发达和各要素自取其利的目标就不一定能达到均衡，相反，可能会导致市场的失灵和公平的流失;但若注重公共权力，追求公共福利，又可能会导致个体自由的弱化，这样就与市场经济的初衷相悖，并且有回归计划经济的危险。所以，在张扬个性的市场机制和关注总体幸福的公共权力之间应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需要第三元素的介人，它就是社会权力。如果这三者构成有效的三角，互相牵制，就会形成三角稳态。因为社会权力是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的联结点，它既可以吸收个体对公共权力的压力，又可以缓和公共权力对个体的张力。所以，在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两相扩张的社会转型期，我们应该去关注社会权力和社会自由，关注我们的市民社会建设，一个健康、独立的市民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将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效地弥合两者之间张力留下的裂痕。
密尔强调个人自由应有助于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关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关注个体的自由和价值实现，关注社会本身的自我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是社会前进的目标，但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川’〕。密尔思想为我们寻求“自由”和“枷锁”的平衡点提供了致思之路。
【四】: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重要性论文
许多自由主义者，不仅仅是道义论的自由主义者，都特别重视正义和个体权利。这就提出了道义论的两个方面如何联系的问题。如果不求助于第二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第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能够得到辩护吗?作为一种回答，密尔认为可以，并论证了将两者分离开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重要性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重要性
这是一篇关于自由主义的论文。我所关注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在现今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自由主义版本：在这种自由主义中，正义、公平和个人权利的概念具有一种核心地位，而其哲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康德。作为一种断言权利优先于善、并与功利主义概念相对立而加以典型定义的伦理，我所了解的这种自由主义最好应描述为“道义论的自由主义”，对于我认为熟悉这一学说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称。
“道义论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正义的理论，尤其是一种关于正义在诸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中具有首要性的理论。我们可以将其核心陈述如下：社会由多元个人组成，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利益和善观念，当社会为那些本身不以任何特殊善概念为先决前提的原则所支配时，它就能得到最好的安排;证明这些规导性原则之正当合理性的，首先不是因为它们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能够尽善，相反，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利(正当)概念，权利是一个既定的优先于和独立于善的道德范畴。
这就是康德的自由主义，亦是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也正是我想对之提出挑战的自由主义。为反驳正义的首要性，我将论证正义的诸种局限，个中深意在于，这些局限亦是自由主义的局限。我所谓的局限不是实践上的，而是概念上的。我的要意并不是说，无论正义的原则多么高尚，它永远都不可能充分付诸实践，相反，我是指这些局限存在于正义理想本身。对于一个为自由主义允诺所激励的社会来说，问题决不单单是正义总难完全实现，而是这一观念存在缺陷，这一渴望并不完善。但是，在探究这些局限之前，我们必须更清楚地了解申明正义之首要性的意图。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却又相关的方面来理解正义的首要性。其一是直接的道德意义。正义的首要性主张，正义之所以是首要的，在于正义的要求超过其他道德利益和政治利益，无论这些利益可能有多么迫切。依此观点，正义就不仅仅是诸种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可以随情况的变化来加以权衡和考量，而是所有社会美德中的最高美德，是一种在其他社会美德能够提出其要求之前所必须满足的美德要求。如果世界的幸福只能通过不正义的手段来促进，那么有可能以适当方式普遍推行的就不是幸福，而是正义。而且，当某个体权利发生正义问题时，即使是普遍福利也不能僭越这些权利。
但是，单单在其道德意义上，正义的首要性很难将这种自由主义与其他为人熟知的自由主义变种区别开来。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在强调正义的重要性，并坚持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约翰·斯图嘉特·密尔把正义叫做“所有道德的主要部分，和不可比较的最神圣、最有约束力的部分”，洛克认为，人的天赋权利比任何联邦所能僭越的权利都要强大(1690年)。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更深意义上的道义论自由主义所要讲的。因为这种充分道义论伦理不仅有关道德，而且有关道德的基础，它所关注的不只是道德法则的重要性，而且还有其引申意味，康德将之称为道德法则的“决定性根据”。
按照充分道义论的观点，正义的首要性所描述的不仅是一种道德优先性，而且也是一种证明的特权形式;权利(正当)优先于善，不仅是指其要求在先，而且在于其原则是独立推导出来的。这就意味着，与其他实践戒律不同，正义的原则是以一种并不依赖于任何特殊善观点的方式而得到其正当合理性证明的。与之相反：如若给定其独立的特性，则权利便约束着善并设定着善的界限。康德认为：“善恶概念不是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似乎就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
这样一来，从道德基础的立场来看，正义的首要性就等于说：道德法则的美德并不在于它促进某个假定为善的目标或目的这一事实。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且先于其他目的并对其他目的具有规导作用。康德将第二层次即首要性的基础意义与第一层次即下述道德意义区分开来：
“通过两种或更多以理性相互联系的事情之间的首要性，我理解了某一种事情的特权，正是凭这种特权，它才成为与其他事情的结合中首要的决定根据，在一种较为狭窄的实践意义上，只要别的利益服从于它而它本身不屈从任何别的利益，它就是指一种利益特权。”
按照道义论的两种不同意义也可以引出这一对照。在其道德意义上，道义论反对效果论;它将第一层次的伦理描述为包含着某种绝对义务和绝对禁令的伦理，这些义务和禁令无限制地优先于其他道德关切和实践关切。在其基础意义上说，道义论反对目的论;它认为，一种用以推导第一原则的证明形式，不以任何终极人类意图或目的为先决前提，也不以任何决定性的人类善观念为先决前提。
关于道义论的这两条线索，人们无疑更熟悉其第一条线索。许多自由主义者，不仅仅是道义论的自由主义者，都特别重视正义和个体权利。这就提出了道义论的两个方面如何联系的问题。如果不求助于第二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第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能够得到辩护吗?作为一种回答，密尔认为可以，并论证了将两者分离开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密尔认为，拥有一种权利，即是“拥有某种社会应当保护我所拥有的某种东西”。社会的职责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我的要求“具有绝对性、明显的无限性和与任何其他考量不可公度的品格，它构成了正当(权利)与不当之感和通常的权宜与失策之感的分别”。但是，如果人们问，为什么社会必须履行这种职责，则答案是，这“只不过是出于普遍功利的原理”。正义之所以被适宜地看作是“所有道德的主要部分，而且是不可比较的最神圣和最有约束力的部分”，不是出于抽象的权利，而仅仅是因为正义的要求。“在社会功利的范围内处于高于其他要求、因而也比其他要求更具重要职责性的地位。”
恰当的陈述是，我放弃可能从抽象权利理念中推导出来的任何便利，将之视为独立于功利之外的东西。我把功利看作是对所有伦理问题的终极诉求;但是，它必须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功利，具有作为一个进步存在的人之长久利益的根据。
正义和权利之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使它们成为比其他要求“更为绝对和急迫的要求”，但使它们变得重要的首先是它们有利于社会功利和它们的终极根据。“所有行动都出于某种目的，而行动的规则(人们似乎很自然地设想)之整体品格和色彩必定由这些行动所服从的目的来决定。”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正义原则与所有其他道德原则一样，都是从幸福的目的中取得其品格和色彩的。
因为，“目的问题……是关于什么是可欲之物的问题”，而幸福是可欲的，事实上，“惟可欲之物才能成为目的”，因为“人们实际上的确希冀幸福”。在此，密尔自由主义的目的论基础和心理学假设已是一目了然。
与之相反，在康德看来，道义论的两个方面密切相联，他的伦理学和形上学都强烈地反对将这两方面分离开来的可能性。与密尔的(同时也与现代“规则功利主义者”的)观点相反，康德的观点至少提出了两个强有力的反驳。其一，功利主义的基础并不可靠;其二，不可靠的基础可能是强制性的和不公平的，而这正是正义的关切所在。
功利主义的不可靠在于，任何纯粹的经验基础，无论是功利主义的还是其他的，都不能绝对确保正义的首要性和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一种必须以某种欲望和倾向为前提条件的原则，只能比这些欲望本身更受条件限制。但是，我们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是会随时发生改变的，无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就单个的个人而言都是如此。而且，任何依赖于欲望的原则也同样是偶然性的。因此“一切预先以欲望能力的对象(物质的)作为意志之决定性根据的实践原则，都无一例外是经验的，而且都无法提供任何实践法则。只要功利——甚至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功利”——是决定性的根据，原则上，普遍福利就必定僭越正义，而不是确保正义。
实际上密尔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也可能会反问，正义是否就应该享有这种无条件的特权?他承认，功利主义的解释并未使正义绝对优先，因为可以存在某些特殊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某种其他的社会义务也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可能压倒任何一种普遍的正义标准”。由于有这一限制，假如人类的幸福得到发展，什么样的根据才能更完善地确认正义的首要性呢?(注：密尔继续申辩道，正义正是功利所要求的。当普遍的正义标准被过分强调时，“我们通常都认为，不是正义必须给其他道德原则让位，而是说，按照其他的原则来推理，在日常情形中是为正义的东西，在此一特殊情形中恰恰不是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