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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碧玲篇(一):得过登革热高雄血统才纯? 蓝营轰“绿委”管碧玲
图片来源：台“中央社”
华夏经纬网1月8日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和基层互动的茶饼会上自爆得了登革热，还自嘲得过登革热是“正字标记最纯的高雄人”。国民党党团书记长陈丽娜批评管碧玲伤害高雄人的情感，应该道歉。
据报道，管碧玲是在12月初的一场与基层互动的茶饼会，自爆染了登革热，当时还提及一位大姐及郑姓里长，她说3人都是“正字标记最纯的高雄人”，还说没得过登革热，没有高雄的血统。
管碧玲的这则影片近日在网络流传，也有网友批评“脑残”。
管碧玲7日出席民进党举办的“惩罚抹黑集团、选票加倍奉还”记者会，对此承认当初单纯是自嘲，因为外界对染登革热的人有歧视，所以她才用这样的方式自嘲、开了自己一个玩笑，没想到被断章取义成像希望高雄人要得登革热。她表示，如果这样的说法，对她就是抹黑。
陈丽娜批评管碧玲的说法对高雄人是二次伤害，因为高雄染热者近2万人，还造成了103人丧命；很多染热及家属都有切身之痛，她呼吁管玲应该出来道歉。
管碧玲篇(二):“大选”前，我的台湾“自由行” 上海 王炼利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2999469.html
“大选”前，我的台湾“自由行”（之一） （共三部分）
上海 王炼利
前言
2015年11月18日至12月3日，是我历时半个月的“台湾自由行”的日子。
台湾省，面积3.62万平方公里。等于连成一片的北京、天津、廊坊地级市再加遵化县级市的面积总和；也等于连起来的上海与苏锡常、南通、镇江的面积总和。人口2346万，比2014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还少八十万。我去台湾前，对台湾的“数目字了解”大致也就这些。
此去台湾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自由行”：一个年过花甲的妇女，背个电脑包，提个20寸拉杆箱，不参与旅行社的组团游，也没有结伴者，出境去到一个不认识任何人的陌生地方——这够“自由”了吧？这还不算，到了台湾后要去哪些地方，还要等到飞机在海峡那边着陆后再由自己“自由”作决定。为此，虽然网上可以很方便地预订旅馆，并价格肯定比即时入住便宜，我却不能让“预定旅馆”来羁绊自己的行程。只是第一站的目的地必须清晰——总要有个着陆点！
我选高雄作为从上海飞到台湾的着陆点。选高雄为着陆点，是因为台南没有国际机场，而高雄国际机场离台南最近。我早就想去台南看看郑成功建立千古功业的踪迹所在，也看看以“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宗旨驱退1874年侵台日军的沈葆桢所筑的亿载金城。。。。。。由于我只将高雄作为中转站，预定在高雄停留的时间最多只有两天（我是11月18日下午2点半到的高雄）。可我没有想到，我会在高雄停留了五天四夜（连到台湾那天算起），更没有料到，选高雄作为第一站，竟使我这趟“自由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解台湾基层民情之行、对二·二八事件的再探究之行、为现任台湾领导人被普通台湾人埋怨责怪寻找原因之行。
选高雄作为第一站，也使我见到了台湾2016年度“大选”名人蔡英文和陈建仁，见到了三十六年前就在美丽岛事件中蜚声并持续活跃在当今台湾政坛的谢长廷、张俊雄、陈菊——10月22日上午，在高雄三民区的马路上，管碧玲竞选“立法委员”的造势机构有声有势地成立。我站在马路边，近距离看到了站在竞选讲台上的他们。这一天同样的造势大会在高雄共召开了五个，蔡英文、陈建仁特地南下为五位民进党政治人物站台、“辅选”；为民进党“国会过半”造势。
我半个月的台湾之行之所以事先不能确定行程，是因为我事先对真实的台湾没有一点感觉。没有感觉，我就无法定下具体行程——我到底不是纯粹为了游山玩水去台湾的！动身去台湾前，我初定的游台计划是“台南——看看‘古代’；绿岛——看看‘民主’；台北——看看‘现代’”；但到了高雄后我改变了计划，我将高雄作为我开启台湾之行的一把钥匙。因为我在到高雄的头两三天里捕捉到了“感觉”，这种“感觉”让我确定了以后行程——以后的每一天，我都是有目的有目标地走在台湾的土地上。
我每到一地都要跑农贸市场，了解台湾人开门七件事的花费；每到一地我都刻意寻找说话对象：早晨永和豆浆店门口排的长队、中午商务楼小白领们光顾的饭馆、下午闹市区的咖啡馆、晚上以“古早味”让当地人流连的老店老铺。。。。。。我都能从中找到谈话对象。连在公交车站候车的机会也不放过（台湾的公车间隔时间很长）；我还发现台湾各类博物馆的义工都很有文化修养，与他们交谈受益匪浅；而台北“外交部”岗亭中的“外交部驻卫警察”，更是我此次台湾行中难忘的谈话对象！
我要了解台湾主要城市市民的收入情况和变化，从而对普通台湾人的生活状况作出自己的判断；我要了解已经实现“直选”二十年的台湾，普通人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看法；我要迈开双腿在骑楼下穿行，用心体验台湾的脉动——我这就是在做社会调查了，而我并不是第一次做社会调查。
我知道，一般人游台湾不可能抱有我这样的初衷，而我抱这样的初衷，主要是不想浪费自己的能力。作为具备社会问题研究能力和统计分析技能的自己，在2008年以前，我已经被认为是“擅长用数字说话”的“中国著名退休女工”。2007年的《经济观察报》元旦特刊将我作为“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中的“来自民间力量的代表性人物”报道。现在虽然两岸已经有多种渠道的交流，但内地对普通台湾人的生活状况了解并不多，从大陆人的角度用统计语言来解读台湾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我也还没有发现过，如果我能填上这项空白，也就不虚此台湾行了！至于我要了解普通台湾人对一些政治事件和大政问题的看法，是我想知道在“言论自由”的台湾，普通人的自由言论能否得以“扩声”？普通人的自由言论能否在媒体上得到反映？普通人的自由言论能否得到当政者的重视？如果普通人的自由言论“说了也白说”，那么，从“言论自由”中真正得益的，不过是极少数人。
一个大陆的普通人，将台湾的普通人作为观察对象，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我的“自由行”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高雄代天宫，第一次听到普通台湾人的想法
１１月１９日是我到台湾、到高雄的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我就向着高雄港的方向进发。高雄曾是台湾重工业最发达的城市，至今也还是台湾最大的港口。在黄浦江边船舶企业工作过近三十年的我，对码头、对仓库、对工业厂房怀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情愫。
我住在盐埕区的旅馆。盐埕区与南鼓山脚下的西子湾相连，都是上世纪初至第二个十年间随着日本殖民政府在高雄筑港而由晒盐田填成陆地的。这里的开发时间仅次于十九世纪开发的旗后和哨船头，旗后、哨船头和盐埕，是高雄最先繁华的地方。
现在，城市还未睡醒，七贤三路上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马路上车辆和行人都罕见，只听见扫街声。我一个人脚步怱怱地走着，但也随时会停下来——凡我认为值得停留的地方，我都当成“景点”。
我走到七贤三路五福四路口，有一家店铺的卷帘门已经拉开，门口放着两张桌子和几张塑料凳子，上有茶盘、茶杯和糖果，还有一叠粉红色的印刷品，上写“蔡英文·管碧玲 博爱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并醒目地标注着“小英会来喔”。我一看成立大会的时间是11月22日，心想我是等不及了，我最多21日就应该离开此地去台南了，不过我还是拿上了印刷品。
走着走着，我拐入了临海二路上一条小路口，“市定历史建筑高雄代天宫”几个字映入眼帘，“建筑”和“历史”，都是我极有兴趣的，更何况还是“市定历史建筑”！于是我走进了代天宫。原来这是建立于1951年的庙宇，在台湾就算“历史建筑”了！庙宇前气派的牌楼还是1977年才建造的呢！但代天宫的“前身”的确很“历史”，从1924年到1939年，这里是“高雄市役所”，即日本殖民时代的高雄市政府。代天宫旁有一幢二层楼房，正展出代天宫的历史沿革，展馆工作人员只有一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性。她见到我显得很高兴，我是这一天代天宫展览馆第一个参观者。
“您运气好，这个展览馆才刚开馆两天。”声音轻轻柔柔往人心里送。我听了很高兴。展览馆不大，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将我认为值得留住记忆的实物和文字介绍都用高分辨率的尼康相机摄了下来，接下来，我要与这位展馆主人好好聊一聊，她是我这天的第一个谈话对象。
“我是来‘自由行’的，从上海来。”
“上海！啊，那是大地方啊。”
“高雄也是大城市啊！到台湾的第一站我选在了高雄，真是选对了。你们高雄人真热情。我昨天从机场乘捷运（地铁）到盐埕埔下站，在万国眼镜店向老板娘问路，老板娘热情得让我感动。她先是跟我打招呼，说实在不巧，她的摩托不在，否则她就直接送我去旅馆了。为了不让我走冤枉路，她特给熟人打电话，要确证到我所说的旅馆还要穿过几条马路。我简直是‘受宠若惊’！我离开高雄前一定要再去见见她，所以我记下了她家眼镜店的字号。”
“嗯，我告诉您，我们台湾人都这样的。我们会将心比心想一想，自己在外遇到难处，也希望被人帮助的。”
“我们小时候，大陆很多年长的人也都是象你们这样待人的。会将心比心。”
“大陆来的人我们见了不少，也还是有礼貌的多。不过也有不懂礼数的，有次我在饭馆吃饭，一群大陆客过来，看到一张桌子就坐我一个人，就要正在吃饭的我端着碗坐到别的桌上去，这有点气人，哪有这样的道理？”
“文革后——你们都知道文革？大陆在‘文明礼貌’上还没有缓过气。这点上我们做得不如你们好。哦，你们台湾的小吃很不错，昨天我将行李往旅馆一放，就到六合夜市去了。花了一百七十台币，吃了臭豆腐、大肠包小肠、蛤仔煎，这相当于三十四元人民币吃三样小点心，价格好像并不便宜。”
展馆主人听了，笑着摇摇头：“六合夜市，我们本地人不去的。”其实我从夜市回来就上网查过，全球闻名的高雄六合夜市，高雄本地人很少会光顾。
“在大陆，听说你们台湾人生活得很不错？”
“以前不错，现在大不如前。”
“以前？您指什么时候？”
“二、三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我大大地惊讶了，“那不是蒋经国的时代？”
“我有记忆，那时真的好。挣钱的机会很多，也挣得到钱。生活就一下好了起来。”
“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展馆主人迟疑了一下，说“比较艰难”。她举例：“现在工作不好找，工资又不高。大学刚毕业最多三万台币（月薪，相当6000元人民币），问题是很多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大学生工资也不高，也只能拿到三、四万。本来读到大学毕业，是自己下了本钱，那么下过本钱的报酬应当高些，但现在的说法是，你要干的这个工作，就是需要先下本钱的，这样，读过大学和没有读过大学的都拿一样的工资了。上过大学的觉得大学白上了，就有了情绪；正上大学的前途不明朗，也有情绪。”
“原来这样。”我联想到网上见到的去年“行政院”前的轰轰烈烈场面。
“听说台湾对低收入老人有补助的，是不是？”
“这事我清楚，我妈就符合补助条件。但您知道是怎么补助的吗？举个例子，某项福利是这样补贴的：自己先要支出七千元，然后公家再补助你三千元。你自己若不先付七千，就得不到三千。”
“现在马上要大选了，大选对你们提高生活水平有影响吗？”
“大选其实与我们无关，上台前谁都会许愿，上了台就不管了。”
“投票那天你会去吗？”
“不一定，如果有事，就不去了。”
我与展馆主人说“再见”。她对我最后说的话也是轻轻柔柔往心里送：“您还没有吃午饭，往前走两条马路，有一家面点，叫xxx，这里附近的人都知道。过一会儿人会很多，您现在过去，人还不多，您可以去尝尝。”
我非常感谢这位展馆主人，刚到台湾第二天，我就了解到台湾“忙生活人”的想法看法。我会通过下载官方数据来核实“忙生活人”的这些想法看法。譬如，是不是二、三十年前才是台湾人的“好时候”，从统计数据能看出来；而民众对“直选”的态度，从五次“直选”的投票率变化中也能看出来。
“忙生活人”，这种提法很另类吧？这其实是台南一位经常往返大陆的“８０后”旅馆老板告诉我的。
“在我们台湾，有两种人。一种是搞政治的，一种是忙生活的。”他说。
“那搞政治的怎么支撑起‘生活’？”我问。
“在你们大陆，‘政治献金’不是个好词，在台湾，银行专门立有‘政治献金专户’户头。你愿意献金给哪个搞政治的人物，随你的便，‘政治献金专户’账号都是搞政治的自己公开的。当然，散户的献金实在不算什么，来自财团的献金才是最主要的——没发现金碧辉煌的庙宇都是财团建的？”
我从到台湾第一天起，一直到离开台湾，所交流的对象全都是“忙生活”的。
在高雄“二·二八”展馆内，我开始对“二·二八”宣传抱有警惕
11月20日。
一天的时间，我将高雄的几个重大事件发生地都走了一遍。
中正四路上的“市议会旧址”是六十年来高雄市议会所在地（1951年～2011年9月），见证了高雄六十年的风云变幻。但眼下这个“旧址”即中正四路192号议会大厦，是1966年落成的。再早先的高雄市议会是在191号，在议会大厦对面的马路上。2011年9月下旬，高雄市议会迁到了凤山原高雄县议会所在。现在，高雄捷运将议会的新址和旧址都写进了站名，即“市议会（旧址）”站、“凤山西站（高雄市议会）”站——高雄这个城市对“议会”情有独钟。
在“市议会旧址”即原议会大厦前，高雄市第七届议会立了一尊题名“为民喉舌，活力高雄”的雕塑，时间为2009年。旁边的不锈钢铭牌上刻有《高雄市议会大事记》，上写“三十五年（笔者注：指1946年）‘高雄市参议会’成立，开启高雄市地方自治新页，同时树立地方人治地方事的参政风格，高雄市地方自治的年代，与焉展开。”
看着这行字我沉吟半晌。因为不到七十字的一段话中三次提到自治，我看出“话里有话”。
1895年被割让的台湾原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没有归属的台湾，开罗会议规定东三省、澎湖和台湾由中国收回，理所当然。可以设想一下，日本统治结束，大陆中央政府如不及时接受台湾，台湾岛立马处于无政府状态——此前日本人组建的台湾政府里绝对排斥华人，台湾人不可能在日本人的政府中谋一官半职治理政事（即使改成日本姓氏，最多也就官拜“科长”）；这点决定了当时治理台湾的班底全部来自大陆是顺理成章的，并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内无可厚非。相反，如果台湾一光复就搞选举、搞“当地人自治”，台湾立刻会陷于混乱。从铭文发现，从台湾光复到高雄市参议会成立，一共才半年时间，时间上也不可能允许让台湾本地人来“自治”。而才光复了半年就选出31名议员成立了高雄市参议会，这本身就是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才有的政治进步（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精英争取了十多年，只争取到半数议员民选，另半数由日本殖民者“官派”）。然而，成立参议会不能与开始“自治”划等号。什么叫“自治”？在“自治鼻祖”西方，“自治城市”即是国王颁布特许状的城市，“自治”需得到国王允许，允许的前提是城市须建在封建领主土地上（而不是建立在国王的土地上），这才让“自治”——由此可见“自治”与“独立”的区别。自治不等于自作主张。国王的“特许状”之所以重要，是国王特许给了城市各种商业利益，包括建立市场的授权。没有国王特许，“自治”了也无权得到商业好处——国王颁发特许状的专权是普通法用以制衡“领主自治”的法宝。所以，西方“自治”的实质主要不是体现在行政治理上，而是体现在商业利益上。只有深受华夏传统文化影响，才会受“官本位”意识支配，一说“自治”就与“治人”、“管治”等行政行为挂钩。
其实，写于2009年的《高雄市议会大事记》其全篇的点睛之笔就在于“地方人治地方事”这七个字。这本不是新鲜提法。九十九年前的1916年5月，吕公望被公推为浙江省都督兼省长，他上台就提出「浙人治浙」——这时浙江已经宣布“独立”一个月，但独立的目的是反袁世凯称帝、维护中华民国（即反袁护国），而不是要从当时的中华民国“独立”出去！2009年的高雄市，已然实行了多年的“地方人治地方事”，只不过在某些政治人物看来，还远未达到真正想要达的目的，如此而已！
说到底，将“自治”单单理解成“地方人治地方事”是很片面的，也是对“自治”的曲解。况且，台湾精英争取“自治”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期间，那时争取“自治”是为了反抗殖民统治，是体现了民族气节；而1945年的“台湾收复”，本身就体现了真正“自治”的回归——中国人治理自己疆域内的台湾之事，这是主权意义上的“自治”，是最完整意义上的“自治”！
“真应该到台湾来。不来，不知道台湾在这样做‘自治文章’。”我自言自语着走向捷运美丽岛车站。
离市议会（旧址）站约十五分钟的步程，是捷运美丽岛车站。这个在“全球最美丽地铁站”中排行第二的车站，有四个出口是建在中正三路和中山一路十字路口的四端，在这四个地铁出口的范围之内，就是三十六年前“美丽岛事件”的发生地。“美丽岛事件”中曾被判重刑的著名人士，这十几年来一直活跃在台湾政治舞台。他们是陈水扁、吕秀莲、张俊雄(曾连任2届“行政院长”。曾任民进党秘书长)、谢长廷（曾任“行政院长”和“高雄市长”，曾当选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曾当选民进党主席）、姚嘉文（曾任“考试院院长”，曾当选民进党主席）、陈菊（“高雄市长”，曾任民进党代理主席）等。
美丽岛车站是捷运惟一一个用政治事件来命名的地铁车站。大陆“百度百科”介绍：“高雄捷运05/R10车站即位于事件发生地，特命名为美丽岛站以为纪念，虽当地极少数的居民力主恢复旧地名大港埔站，但高雄市政府认为全台人民定位美丽岛事件是绝对正确的民主活动，无反对意见，因此仍主张命名为美丽岛站。”关于美丽岛车站的命名，其实台湾是有不同说法的。2008年台湾“中广新闻网”报道：“高雄市议长庄启旺表示，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发生在大港埔，高雄市政府因此将中山路火车站以南称为‘美丽岛大道’，又将高捷05/R10站从原本的‘大港埔站’更名为‘美丽岛站’。但是，很多市民向他反映，希望变更回原来的‘大港埔站’名称，因为‘大港埔’是大家拥有的记忆，而且没有任何政治味。 庄启旺认为，‘美丽岛站’确实充满了政治味，他建议在高雄捷运桔线通车前，将‘美丽岛站’变更回原来的‘大港埔站’，比较符合当地的历史、人文风情。”这一对比让人觉得，大陆“百度百科”收入的解释嫌片面了。
这天下午，我去了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隔着一条中正四路，对面便是高雄“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只不过当我还未跨进历史博物馆时，“二·二八”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在遥远地方遥远年代发生的事件，我对“二·二八”的感觉比看雾霾还模糊。而从历史博物馆出来，我发现，解读今天的台湾无论如何绕不开“二·二八”，但我已经不会再轻易接受“二·二八悲情宣传”了。
刚进了博物馆就看到门口有个提示，说是馆内大部分展览都可以拍照，但有一部分不能拍照，又没有指明是哪部分。我当时也没有在意。时间已经块到16点，博物馆17点要关门的。我在一楼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就上了二楼，这时，我一眼看见走廊尽头门上挂着“228事件当时的逃难门口”牌子，这让我一下懵了，难道这里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地？
不用置疑，脚下的“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这幢建筑，建成于1939年的日本统治时期，从建成付诸使用到1992年，半个多世纪都是高雄市的政府机关所在地。1947年3月6日下午，刚由高雄要塞司令升任台湾南部防卫司令的彭孟缉，从离此处不远的寿山上的司令部派他的守备队以“平叛”名义武装攻入高雄市府和市府对面的宪兵队部，“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六十八年前的“高雄0306”事件现场，我正站在“二二八0306见证台湾”展厅的门口，
于是我进了展厅认真看展厅内容。不想，“展览宗旨”上的文字令我大惊。这是一段什么文字？我掏出相机摄下了文字内容（此刻展厅管理人员走了过来，我想起博物馆门口关于部分内容不准拍照的提示，收起了相机，管理人员也就退了）。
“当台湾人饱受物价暴涨痛苦时，来自中国的外省人却个个位居政府要职，不仅连亲属都享尽各种福利补助，并透过强占日产牟取不当暴利。大小官员依仗权势，肆行贪污舞弊，没有纪律的国军军官士兵更成为社会治安最大问题。这些事情从1945年10月以来不断累积，至1947年遂使全台人民忍无可忍，最终因2月27日台北取缔私烟事件，爆发全台性殴打外省官员反政府之事件。”
我无须再看其他“真相”。“来自中国的外省人”，这算什么话？这样的口气，台湾是在中国之外了？“来自中国的外省人却个个位居政府要职”，这“个个”两字怎么解？客观吗？事实吗？又何谓是“强占日产”？日产不该没收吗？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对台湾的施政明明是本国政府对辖省的管治，“展览宗旨”偏说成是“新政府施政”，说什么“新政府施政。。。。。。视台湾为新占领地”、“新政府采用恶劣的新殖民政策”、行政长官公署的“军政统治权力庞大甚至超过日本时代的台湾总督府”，这其实就是影射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台湾是外来族群占领台湾、台湾沦入了被征服的地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是如同日本总督府一样在“殖民”台湾！如此一来，今天台湾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就成了正当要求——这正是如今鼓吹台独者的言论！此刻，我只想知道能在高雄历史博物馆开办的这个展览，是不是政府行为？如果是政府机构主办的就问题大了！一看，“指导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办单位”是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果然是政府行为——从1999年起，“高雄二二八事件展场”已经成为高雄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馆！
如此看来，高雄市政府部门“违宪”了。违背了台湾地区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最近两年，我致力于研究“宪政”，对台湾自1992年到2004年七次“修宪成果”有所知道。对“总纲”中第四条“国土”的规定，“修宪”前和“修宪”后我都记得清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是“修宪”前的总纲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是修宪后的总纲第四条。而高雄市政府部门主办的展览竟然出现“来自中国的外省人”字样，那么“本省人”就是在中国之外了？展览主办部门是根据什么将台湾排除在“中国”之外？展览主办部门又是根据什么要改变中国的“固有之疆域”？
的确，台湾有学者说，在193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台湾不在中华民国版图之内，因此台湾不是中国的。但这根本不经一驳！1895年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从此台湾的“管理地方之权”连同“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中国人再痛心疾首，台湾划出中国就是铁板钉钉事实；再不情愿，日本占领台湾得到国际的承认。如此，台湾不入1936年的中国版图，又能当成什么把柄？但是，日本终于在二战中战败了，战胜国对战败国提出收回原有领土要求，早有国际惯例，所以中国要求日本归还台湾、澎湖列岛和东三省等领土要求不但得到国际社会支持，也被日本无条件接受，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降伏文书》，“余等兹对合众国，中华民国及大英帝国各国政府首脑于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于波茨坦宣布，尔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参加之宣言之条款，根据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代表受诺之。右述四国以后称之为联合国。”“余等兹布告，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任何地方所有之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地带，对于联合国无条件降伏。”“余等兹为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继续者，承约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见1945年9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降伏文书》经中、美、苏、英、法、荷、澳、纽西兰（新西兰）、日本九国和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共同签字，台湾回到了中国版图也就同样成了铁板钉钉！至于该学者说“一九四七年公布的《中華民國宪法》也沒有將台灣納入版圖”则纯粹属强词夺理，一九四七年公布的《中華民國宪法》并没有给中华民国重划疆域，何来“也沒有將台灣納入版圖”一说？！由此可见，借口台湾被割让过而将台湾排除在中国领土之外，没有学术根据，没有法律依凭，是违《中華民國宪法》的行为。
“高雄市办这样的展览，台湾的现任最高领导不知道吗？”既然这个展览是高雄市政府的行为，我当然会联想到这个问题。
从展览馆出来已将天黑，从展览馆到旅馆就十分钟的路程，此刻我需要回旅馆静一静心。我已经有点激动了。
回旅馆后，我打开电脑恶补“二二八知识”，同时决定改变原来准备第二天即11月21号去台南的计划。“高雄二二八事件展场”让我感觉到，22日上午的“蔡英文·管碧玲 博爱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我应该去，去当一次观众和听众。而21日我可以到与高雄二·二八事件有关的一些地方（如寿山、如建于1941年的旧高雄火车站等）尽可能走一走。
来自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的感动
10月21日中午时分，我登上寿山南坡忠烈祠。前天游的旗津岛又出现在眼前，旗津岛上的旗后山山形如旗，山顶上的“高雄灯塔”高高矗立。1883年，清政府就在这里建造方形砖塔和定光灯；1918年，日本人将灯塔改建成了现在的模样。旗后还有炮台，最早的炮台建于康熙年间，如今成为景观的炮台落成于1875年，于沈葆桢负责台湾海防时建。但这座威力强大的西式炮台并没有起过作用，1895年10月15日，台湾被割让半年后，以“吉野”号为首的日本舰队从海上炮击旗后炮台，将炮台门楣上“威震天南”的“威震”两字轰了，随即就炮台“失守”、旗后“失守”、打狗山（寿山旧称）“失守”、。。。。。
历史是沉重的，现实却“华尔兹化”了。
我现站在忠烈祠旁寿山著名景点“情人观景台”上。轻质建材搭出了一人高的“love”，年轻情侣在此尽情享受爱意。而我站在这里，体会着高雄的壮美。左边，蓝天白云，色彩缤纷的办公楼、住宅楼、商务楼错落有致地布开在天际线上，这是亮丽的高雄市区；右边，水碧天蓝，停泊的船如汪在水波上的大大小小盆景，那是高雄港湾；移动的船一艘艘在天与海的吻合点移出视线——那边是台湾海峡。几十年前，海峡被视作天堑，“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如今地球内都是“村”了，天堑变通途。
高雄的壮美，除了自然风光，是因了“工业”而壮美，是台湾人筚路蓝缕拼出来的壮美。
游罢寿山，下午我到了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18公顷的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十五个常设展示馆、五个特展厅、超大型电影院、科普为主题的图书馆、典藏库房。。。。。。我哪里来得及参观？只选个《台湾工业史迹馆》细细观看。
《台湾工业史迹馆》展览的第一部分，就是例举“台湾工业的骄傲”：“19世纪，台湾的樟脑产量世界第一；1960到1970年代台湾是鞋业王国、雨伞王国、玩具王国、成衣王国；1980年代，太阳眼镜、帽子、自行车、网球拍、螺丝帽、圣诞灯饰外销，世界第一；1990年代，滑鼠、丝织布、缝纫机、光碟片、电动小马达、积体电路生产力世界第一；2000年代，笔记型电脑、玻璃纤维、主机板、电动自行车、数据机扬名国际；。。。。。。”“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工业社会。与工字相连的词汇——工人、工厂、工业，通常意味着辛苦、血泪与牺牲。台湾工业发展的骄傲不只是亮眼的产值数字，也不该只是从工厂数量来理解，一批批辛勤工作、坚守岗位的无名英雄才是台湾的骄傲，他们就象大机器的小螺丝钉，牺牲自己、使命必达的精神，创造了今日台湾工业发展的奇迹。”这样的叙述风格，与大陆差不多。虽然意识形态主张不同，“话语样式”却没有什么不同。难道这正应了“打断骨头连着筋”？反正对于我，看高雄科学工艺馆的展览可比看高雄历史博物馆的展览舒心多了。
我极感兴趣地读着反映台湾工业发展的数目字：“出口上亿双鞋的年代，一年出口的鞋子排起来的总长度，可以绕着地球赤道跑70圈以上。出口上亿把雨伞的年代，全世界平均40人拥有一把台湾制造的雨伞。出口上千万支网球拍的年代，曾创下外汇1亿美元以上的高峰。”“1983年缝纫机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量的80%，微型马达出口占世界微型马达市场70%，。。。。。。1990年代，主机板的世界占有率65%，键盘的世界占有率65%，滑鼠的世界占有率72%。。。。。。2003年，笔记本电脑世界占有率66.7%，2004年，笔记本电脑世界占有率72.5%，.。。。。。”这组数字的结尾部分是一首诗：
“从茶商到新式糖厂，从郊商到洋行，从贸易公司到代工厂，台湾的‘世界’越来越大。坚韧的移民性格，四面环海的家园，台湾产业一开始即面向全世界。
“为了拼外汇，家家户户皆工厂，为了冲外销，一卡皮箱闯天下，黑手技术造奇迹。勤能补拙的信念，再加上弹性生产的网络，台湾加工出口区展现制造业、物流业及高科技产业低成本高成效的特性。
“台湾经济是奇迹吗？台湾经济是奇迹吗？不，台湾经济绝对不是奇迹，而是台湾劳工们用体力、汗水拼搏出来的台湾工业史！”
我击节称赏！
这个展览时还让我注意到几点：
1.指出台湾现代化建设不是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期，而是始于清末有现代意识的治台官员任下。在“现代化建设的创举”栏目下，有如下文字：“1871年，琉球人民误入牡丹社遭杀害的事件，引发日本1874年进攻台湾、英美各国为维护商业利益而出面干涉的一连串行动；清廷当局意识到台湾地位之重要，及各国觊觎台湾的野心，遂派遣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来台治理；陆续开辟道路、架设电话线及电灯、开采煤矿、兴建铁路、医院、自来水等，以加强国防。刘铭传治台期间，完成基隆～新竹段的铁路，台北衙门和各主要街道首度设置电灯等现代化建设。”
2.肯定了国民政府将日本人企业“国营”的举动。展览文字云：“国民政府迁台后，将日人经营的银行、肥料、糖业、铝业、矿业、茶叶、电力、酒、烟、盐。。。。。。等产业收归国有，由国家经营和公卖，担负经济重建和军事财政的双重功能。”
3.指出日本重视高雄、将高雄建成为工业和军事重镇的战略企图是将高雄作为“南向的跳板”：“高雄距离台南和南洋较近，还有水深10公尺以上的深水港。在‘大东亚共荣圈’愿景下。成了日本南进的基地，故有‘日本帝国南方锁钥’之称。在台湾的几个工业城市中，高雄被规划成南向南洋、北向东京的联络站。在台湾现代化、日本工业发展和军事需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日本政府大力规划炼油厂、海军基地及笔直宽畅的道路。许多工厂在此设立，更吸引了‘做工仔”的移民潮。”
4.揭露了“日据时期，受到日本‘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影响，台湾钢铁产业并无显著发展”。说明殖民地经济必不可能自立。
以上几点，正是现在一些别有用心者竭力否定否认的，这个展览能“以正视听”。
展览最后的《回顾与展望》部分，文字沉重：“过去，我们制造许多‘台湾制造，世界第一’的惊人成就，但也造成了环境与社会的负面影响，或许应思考在‘台湾奇迹’的光环背后，什么是台湾工业的发展或是经济的特性，寻求台湾经济的再定位，‘台湾制造’的意义才有新的思维。”
展览以《台湾产业大事记》煞尾。“大事记”记录的最后一年是2010年，就记录了一件“大事”：台湾与中国大陆签署两岸经济架构协议(ECPA)。用这件大事为《台湾工业史迹展》压台，很有意思。
我将“台湾工业史迹馆工作人员名录”中录的三位“总策划”的姓名在谷歌搜了一下。陈昭义先生是工业局长，王骏发先生是屏东大仁科技大学校长，曾任科学工艺博物馆第四任馆长。谢忠武先生曾任科学工艺博物馆第五任馆长。衷心地谢谢他们！
十全二路上，“后援会”齐呼“小英总统好！”
11月22日8点半，我已经身在高雄火车站。我将行李箱和电脑包寄存了，提个手袋就朝博爱一路十全二路路口走去——昨晚我已经去过那里，是想提前观察一下高雄人对“竞选”的反应，看一看是否有“人头攒动”场面出现、结果是一切平常。只有公交车站贴着“53B 暂停停靠公告”，上写“11/21（六）22：00至11/22（日）14：00，为应因选举活动于十全路（博爱路至哈尔滨街）双向全线封闭。”“造成不便敬请见谅！！统联高雄市公车敬启”今天再到十全二路，已经交通管制。“贵宾接待处”和“后援会报到处”就在马路边设摊，摊前真的是“人头攒动”了。三辆电视采访车都打开了天线，十几台专业摄像机集中在最佳的拍摄位。十全二路（博爱路至哈尔滨街还不止）上放满一张张塑料折叠椅，带统一帽子穿统一上衣的人们坐在椅子上，手中握着统一的小旗。竞选台已经搭毕，竞选台的长度就是马路的宽度，上铺红地毯。红地毯上，八面大鼓一字排开，大锣也挂在台口。竞选立法委员的管碧玲站在台前。8点50分时，八面大鼓擂响，竞选“副总统”的陈建仁和曾任过“行政院长”的张俊雄和谢长廷一起走上台，这时打鼓手交出鼓槌让位，张俊雄、管碧玲、陈建仁、谢长廷等一行政治人物成为擂鼓人，鼓声宣告竞选战开始起跑，场下爆发出“蔡英文，冻蒜（当选）！”“管碧玲，冻蒜（当选）！”的呼喊声。“擂战鼓者”又放下鼓槌，手拉手站成一排，将彼此紧拉着的手高高举起，在一阵阵欢呼声后，齐刷刷向台下的助阵者弯腰行鞠躬礼。
竞选演讲开始了。立法委员候选人管碧玲当然是“主讲”，张俊雄、谢长廷、陈建仁等民进党政治人物的发言是为管碧玲“站台”和辅助管碧玲选举（辅选），高雄市长陈菊也随后赶来为管碧玲站台并演讲，他们中除了管碧玲是闽南话穿插着普通话，其他人都用闽南语讲话。我听不懂，但我听清楚了管碧玲用普通话说的“让国民党倒，是为国民党好；让国民党倒，是为全台湾好。”
舞狮队踩着鼓点舞上台来。在大陆是喜庆场合才舞狮，在台湾原来连政治博弈场合都舞狮。忽然听到后面一阵骚动，我知道接下来是谁登场了。这时，广播喇叭中女主持人尖声领呼：“小英总统好！”马路上坐着的人跟着呼：“小英总统好！小英总统好！”。。。。。。。
蔡英文就从我跟前走过。这是从发型到衣着都极为普通朴素的一位女性。先前的几位著名政治人物已经退场，蔡英文就与当地的议员们也上演了“手拉手站成一排，将彼此紧拉着的手高高举起，在一阵阵欢呼声后，齐刷刷向台下的助阵者弯腰行鞠躬礼”的一幕，这时会场进入高潮，二、三十个壮汉代表各自的竞选后援团擎着二、三十面三角形状的大旗走上了竞选讲坛，这旗象极了京剧舞台上的令旗：旗面浅黄色，镶着大红犬牙花边，中央是粉色圆形图案，白色楷体“英”或“管”字印在图案正中——没有错，这象征着是“英”和“管”的令旗。
轮到蔡英文演说了，她的演讲与管碧玲一样，也是闽南话穿插少量普通话。我观察她演讲的表情比听她的演讲内容更有兴趣。但我也听懂了几句。那就是投票时要“蔡英文一票，管妈一票”；还有就是宣示竞选目标：除了总统要换人做，国会中民进党人数要过半。
十点半，大会结束。我进了路边的商店。就一会儿的功夫，我出了商店呆住了，刚才还喧嚣的会场已还原成干干净净的马路。车辆正常行驶，行人正常行走，穿着统一服饰的助选人群（即庞大的“后援团”）手中拿着小点心，很快散去，骑楼下的商店纷纷拉开卷帘门开始营业，这一瞬间，我由衷佩服台湾人办事的干脆利落！
我终于实地体验了“台湾宪政”的一个场景。我完成了自己加给自己的任务。
12点，我乘上了开往台南的“自强号”火车。
在月光下，始游台南最有故事的地方
乘“自强号”，从高雄到台南只消半个多小时。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衛民路上找了家旅馆安顿好行李，就“轻装上市”了。
脚下的台南，从1684年被清政府收入中国版图到1887年闽台正式分省治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称“台湾县”，同一期间，台湾府在台湾县设置府衙，这里就成为“台湾府城”；1887年，原台湾县改名“安平县”，原台湾府改名“台南府”，而这里仍然是“府城”。日本占领后，这块土地才建市，这就是“台南市”的来历。
衛民路这一地带，是昔日的“台湾县”最有老故事的地方。在“台湾县”成立以前，1669年即南明永历二十三年（台湾对从1645年到1684年间发生的事情，都使用南明纪年而不用清朝纪年），全台第一个城隍庙建于此地，1673年即南明永历二十七年，全台最古老的嶽帝庙建于此地，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台湾府署建于此地；1704年即康熙四十三年，全台第一个书院即崇文书院建于此地；1861年，台湾第一个外国领事府即“英国驻府城副领事馆”租此地店东的二层别墅设立。现在，城隍庙和嶽帝庙仍在原址，领事馆房屋归还原主子孙，崇文书院已倾圮，台湾府署历经康、雍、乾、嘉、道、同、光绪朝气势不凡屹立不倒（可见1752年即乾隆十七年绘制的“台湾城池图”），但日本占领后整个府署被荡平铲光，土地划归军用。如今这里是停车场。原址現立有一人多高的厚重石碑，即“台湾府署遗址碑”。
台湾府署与城隍庙“配套”建，这体现了久有传统的“中国特色”——官府与城隍庙建在一处分理阴阳。所以，在1669年全台第一个城隍庙建于此前，明郑的咨议参军府（后改为总制府，“咨议参军”和“总制”职能相当于宰相）已经建在此地。1684年康熙颁旨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府城隍，由于台湾府署就建在明郑的“总制府”上，城隍庙也就仍在原位，甚至不需要“升格”。需要说明，从朱元璋起，城隍有了级别和爵位。朱元璋按照都、府、州、县四个别级，王、公、侯、伯四个爵位册封城隍爷。城隍分等级的传统被清政权继承了下来，因此台湾县就有两个城隍：“府城隍”和“县城隍”。靠近衛民路的城隍是“府城隍”，庙中有“首府城隍”的匾额。附带说一下，新竹的城隍本是“县级”，但由于1887年新竹被暂定为台北府府署，城隍就升格到“府级”，又因为新竹城隍曾显灵防御外匪，并得到光绪帝题匾嘉奖，就再破格提升为“都级”，如今新竹的“威灵公都城隍”是全台湾位阶最高城隍，2014年新竹市长还亲为“全台湾位阶最高的都城隍爷”扶驾，“祈求都城隍爷保佑新竹地区民众阖家平安”。
我是到了台湾方看到，中国人不但在阳间搞等级制，还要让阴间也同样搞。
这一天，我一直到晚上近十点才回到旅馆。虽然身在“境外”，不感觉自己是在全然陌生的地方。晴朗的月光下，信马由缰走着，爱看就看，爱停就停，爱拐弯就拐弯，就凭着感觉在走，还不担心会迷路，肚子饿了，随便找个餐馆或超市就能进食。回到旅馆打开电脑，点击台南的卫星地图，查查自己到过哪些方位。一查，以东门圆环为中心，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四个方位都走过了：向东走过台南知事官邸、台南神学院、大东门、东门外炮台，向南走过五妃庙、台南大学、台南府城城垣遗迹；向西走过大南门、南门公园、台南南门教会、孔庙、台湾文学馆，向北则是路过城隍庙走向旅馆。老城墙范围内的景点我已经靠着两条腿走过了大半！
1697年，“性好游”的康熙年间人郁永和因官差“自厦门渡台”，在《裨海记游》中这样写“台湾县节府治”：“东西广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镇、道、府、厅暨诸、凤两县衙署、学宫，市廛及内地寄籍民居多隶焉。”我那天晚上游的，应该是这“东西广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的中心地区。
“台湾”称号缘起2.2平方公里的沙洲岛
花了一天时间将赤嵌楼、亿载金城、安平古堡和安平老街上的景点都游了。万里晴空下，亿载金城已不见任何沧桑，昔日黄沙扑面的练兵场如今绿草茵茵。在此环境下“发思古之忧情”，就有点“为赋新诗强作愁”了。“安平古堡”只是在荷兰人造的热兰遮城堡遗址上由日本人盖了洋楼，“古堡”已全无古意；赤嵌楼因日军一入台就将其作为陆军卫戍病院，文物流失殆尽，老建筑格局亦遭破坏。唯有“古堡”外三丈多高的斑驳的“台湾城”城墙和地平面下挖出来的热兰遮城墙基和赤嵌城墙基，才是“真迹”。
“台湾城”，在十七世纪三十到六十年代，指的就是用3丈高的围墙围起来的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的热兰遮城外城和内城城堡。而“台湾”，从1624年到1662年，是单指盖了热兰遮城的那个沙洲岛。这岛长5600米，宽400米，一共2.24平方公里（四百年来随着海岸线外移，原先的沙洲岛早已是与台湾“本岛”连在一块的陆地）。岛外就是台湾海峡。荷兰人来此之前，这个岛名“大员”。安平古堡展馆中关于“大员”的记载是：
荷兰人据台之时，台南（包括安平）一带是西拉雅族的活动范围，当地人称此地为”Tayouan”，汉人依河洛语之音，译为“大员”、“台员”或“台窝湾”。
关于“大员”，最早的准确记载来自明代陈第1603年所写的《东番记》。这是一篇由文韬武略皆备的奇人记下的亲访台湾的见闻，共1400个文字。文中有两处提到“大员”。一处是介绍“东番夷人”居住在“澎湖外洋海岛中”。他们居住的地名陈第具体记录了十个，“断续凡千馀里”，每一个地名都能与今天台湾的西部港口对应，“大员”就是其中一个。另一处是叙述陈第1602年冬随明代名将沈有容去“东番”剿倭寇，“倭破，收泊大员（剿倭部队聚集停泊在大员），夷目大弥勒辈率数十人叩谒，献鹿餽酒，喜为除害也。”
荷兰人1624年进入“大员”， “台湾荷兰统治时期，称台湾为‘Taioan’，即‘大员’之闽南语发音的转写。”维基百科这样介绍。1725年法国人所出版的书中收有西人约1630年绘制的热兰遮城油画，油画上方法国人写着“Formosa-Fort de zeeland ou de Taiovang”，即“福尔摩沙，大员（或台湾）上的热兰遮城”。保存在荷兰海牙国立中央档案馆里面的相关资料告诉我们，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最高治理机构是“大员评议会”，业务机构是“大员商馆”。以后，汉字“台湾”逐渐替代了“大员”。翻开郑成功的户官杨英所撰日记体的《从征实录》，可以看到1661年时，郑成功和他的军队都以“台湾”来称呼热兰遮城和在上建城的那个沙洲岛，譬如“天意若付我平定台湾”、“传谕候令进攻台湾城”、“我欲平克台湾”、“藩驾（指郑成功）驻台湾”等，都是如此。在说这些话时，郑成功与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赤嵌地区和赤嵌楼，因此，1661年时的“台湾”就是指“大员岛”，确凿无疑。而在1636年西人所绘的古地图上，没有标注“大员”，却清楚标注出了建在“大员”上的热兰遮城——Fort Zelandia，
在郑成功“平克台湾”的前一年，先攻克下了与热兰遮城隔台江相望的赤嵌楼，即普罗民遮城，这时郑成功下令，“改台湾为安平镇”，于是原先被叫过“大员”、“台湾”的那座2..4平方公里的沙洲岛，又多了个“安平镇”称呼，“安平”用作这块地方的地名也就延续到了今天。今天的台南市安平区不但包括了原“安平镇”，在原“安平镇”上，还开有一条安平路呢。
郑成功给“台湾”换名“安平镇”，也是有用意的。郑成功六岁时，受招安任“明朝五虎游击将军”的父亲郑芝龙在泉州安平镇上任，郑成功被接到泉州安平。郑成功在此读书生活到二十岁。离泉州安平镇不远，就是郑氏的家乡。
自郑成功为“台湾”改名后，明郑政权的行政区划中再不见“台湾”两字。由于明郑的中心统治地区在今天台南市的大部、嘉义县、高雄市的沿海地区，最北可能到达桃园大溪（维基百科记载，明郑时大溪属于承天府天兴县），所以明郑政权并没有为今天称为“台湾岛”的全岛定过称谓。
1684年，台湾岛收入中国版图。台湾岛上始建“台湾府”，“台湾”第一次作为官定行政称谓出现。台湾府下辖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和诸罗（今嘉义）三县。随着台中盆地和彰化平原的开发，雍正元年（1723年），台湾府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清政府对台湾全境范围内的有效管辖开始了。“台湾”也就成为对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那个3.6万平方公里大岛的正式命名。
1895年4月1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其中包括割让台湾岛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等（这说明并不是清政府主动提出割让台湾的），据《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2册所记录，李鸿章早些天就对“透风”要中国割让台湾的伊藤博文发出警告，说此举英国将会干涉，伊藤微笑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 而澎湖已经在3月23日被日本占领——这才是先下手为强！
《马关条约》以后，“台湾”两字是针、是刺、是利剑，直刺中国人的心。因为台湾是从中国割出去的。
在热兰遮城遗址，我在感受“挖煞”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于1624年在大员始造热兰遮城，城分内城（城堡）和外诚，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共造了十八年方完成；1653年又在隔着台江的赤嵌建普罗民遮城，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荷兰东印度公司原本以为能依凭这两个据点达到长长远远的殖民获利目的，不想好梦长不了。他们只在台湾活跃了三十八年，然后留下两处废墟，三百多年后，废墟成为“遗址”，热兰遮城遗址上有个“原荷兰堡洋楼史迹纪念馆”，遗址旁有个“热兰遮城博物馆”。
荷兰人为两个城堡起的名字，很体现“爱荷兰”的情怀。热兰遮，荷语Zeelandia，搬了荷兰联省共和国的一个省名“泽兰”用作城堡名。在十七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泽兰省和荷兰省是荷兰的两个著名航海大省，早期的荷兰探险者就喜欢用这两个地名来命名他们“发现”的“新大陆”，譬如Nieuw Holland，譬如Nieuw Zeeland，前者就是澳大利亚，后者就是新西兰。普罗民遮，荷语Province，荷文“行政省”的意思。意在纪念尼德兰北部七省独立，所以普罗民遮城的城徽就是用纽带缠在一起的七枝箭，象征七省的联盟和团结。这些城徽和城名说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到大员和赤嵌安营扎寨的政治意图鲜明。
靠着这些据点，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经营”台湾。他们在海上捕获中国船民当奴隶，在陆地捕获原住民当奴隶，因为中国船民和原住民都是“异教徒”，被奴役是应该的，所以热兰遮城堡内奴隶及其子女要占城内人口的32％；他们逼迫每一个归顺的原住民村庄承认荷兰政府对台湾土地的主权，让原住民向荷兰人“奉献”土地；他们对参与台湾开垦开发的汉人强征各种税捐，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税捐收入已经超过大员商馆的贸易收入，而税捐收入主要来自在大员和赤嵌的汉人。这两地的汉人当时已有三万多，占了大员和赤嵌地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文化意识方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原住民中强行传播基督教，还将原住民宗教祭司放逐到深山任其自生自灭。
不过，以上关于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是如何“经营”台湾的内容，在安平古堡的纪念馆博物馆和赤嵌城的展览馆中都找不到，以上内容来源于荷兰海牙国立档案馆，三百多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要求下属的各地“评议会”和“商馆”每天详细汇报工作，这些工作记录摞起来据说能排一公里又二百米长。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是台湾的专家将相关的资料翻译成中文。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经台湾专家辛苦整理，但传播渠道不畅，，也就是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活动三十八年更多的真相，还鲜为人知。而为早期殖民者涂脂抹粉的声音，倒已经甚嚣尘上了。
“原荷兰堡洋楼史迹纪念馆”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幅画名为《最后的诀别》的油画和关于这幅画的说明：“提到热兰遮城内的荷兰堂，马上令人联想到勇敢的荷兰牧师范无如邱（Hambrok），当年郑成功命令他持节前往热兰遮城说服荷兰人早日投降，然而他却不惜宁愿牺牲妻儿和自己生命，当众慷慨陈词力劝荷军固守热城等待救援。范无如邱此举无疑是宣判自己的死刑。现今安平古堡内挂着的这张西画，深刻地描绘范无如邱牧师与两个女儿生离死别的哀切场面。民众参访古迹并回想这段历史故事，一定能细细品味出其中感人肺腑的情节。”
画很美，文字读来别扭。但我知道已经有一些年轻人被这幅画所感动，我是从网上发现的。他们被感动的一个理由竟然是“新鲜”，说是与大陆的宣传不一样。而我认为他们被感动正说明他们对这段历史了解太少，当然，大陆的宣传一向是大陆最失败的工作。
旁边墙上挂着1662年“荷兰人交给郑成功的缔和条约”，第一条是“双方都要把所造成的一切仇恨遗忘”；也挂着“郑成功交给荷兰人的缔和条约”，第一条是“我同意双方面发生过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过去不再存在，而且不再去想那些问题。”条约的来源也是荷兰海牙国立档案馆，条约是从古荷兰文翻译成中文的。怪不得读来别扭。
看了纪念馆的馆展，再站在三百多年前的热兰遮城的遗址上，我总的感受如果用最精确的语言表达，那就是沪语的“挖煞”两个字，这两个字很难译成普通话，差强人意也就译成“别扭”吧。
延平王祠前的解说词，让白先勇和台南文献委员会打起来了
到了台南，延平郡王祠当然必去。这番去也有故事。
2015年2月16日，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来到延平郡王祠。他并不是第一次来，但他第一次发现了2006年就搁在此地的中、英、日文并书的一块导览牌。这个导向牌与他父亲有关。
1947年4月27日，白崇禧在此题下“忠义肝胆”的横额、“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的楹联、“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春三月銜命宣慰台湾道出台南市谒祭，延平郡王写此以誌景仰 桂林白崇禧”的跋文（跋文可能中间有漏字）。当时人将原日本人在“开山神社”为郑成功立的石牌坊移来此，把白崇禧题跋楹联刻在石牌坊上，将横额上方的开山神社的石匾改刻为国民党党徽。时间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忠义肝胆” 横额和国民党徽还在，楹联改成“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序跋改成“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春三月，命宣慰台湾道出台南谒祭”。
谁改的呢？台南市文献委员会在导览牌上写，是“本市黄典权文献委员会”。可是白先勇抗议了：“這是不对的，对联是我父親自己改的，父亲亲口对我说过！”这下可有意思了！
先看看 导览牌上怎么说的吧！
延平郡王祠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市发生私烟查缉员枪杀市民案，引发“228事件”延及全台湾。台人求庶肃贪，改善经济，行自治。而当时之国民党政府竟遣军队登台镇压实施戒严滥行捕杀，菁英遭殃者尤甚。民情沸扬，世论蹈腾。国民党政府遂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台宣慰，白氏经台南，谒祭延平郡王而题联建此坊，横额“忠义肝胆”白崇禧题，顶有青天白日之国民党徽，柱上原为“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
后经本市黄典权文献委员会改为“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旁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春三月，命宣慰台湾道出台南谒祭”，时有该徽有秽胜迹应拆除之议。唯历史为明镜。鉴古观今以为悔悟并诫恻惐之又萌，是乃留之。
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立 二00六年五月
原来此导览牌也与“二二八”有关！我觉得有点烦人。
那对联到底是谁改的呢？如果是台南市黄典权文献委员会改的，具体是谁改的？是集体改的还是个人改的？为什么要改？这些全都不解释清楚又是为什么？而国民党能容忍将国民党党徽说成是“有秽胜迹”的污秽而不抗议，还让其堂而皇之展示在旅游景点，这当政的国民党也太懦弱了！并且，如果白先勇的话是对的，那么台南市文献委员会显然就是在无事生非。因为，如果没有“改联”作为由头，他们没有理由立出这么个导览牌；而他们的目的，看来无非是要用三种文字告知世界，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是如何的混蛋，要让“国民党倒”——其实真正目的哪就止于“让国民党倒”！
白先勇说：“我们要提出来，像这样的错误，要改正过来。”
那就等着白先勇先生的话兑现吧。
延平郡王是“神”，也是“牌”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同年10月，日本军队从南门进台湾府安平县城，扎营就扎在延平郡王祠。同年12月，日本据台总督向延平郡王祠献匾“力挽狂澜”，悬挂在正殿前梁。1897年，日据台湾总督府将延平郡王祠列为县级开山神社。这是日据时期台南最早的神社，也是全台湾唯一祭祀汉人的神社。据日本人自己说，允许祭祀郑成功的原因是为了日本今后统治中国人的治理方便。
神社也是分级别规格的。原本为郑成功申请的是“国币社”的规格，台湾总督府不同意。说“国币社”只有帝国的忠臣才配进，郑成功是作战失利退到台湾的，虽然他是一心要恢复明朝的忠臣，但不可以以帝国的忠臣来称谓；郑成功母亲虽然是日本人，郑成功算日本人的外甥，也就说明郑成功与帝国有些渊源，不能因此破例。看在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的功绩，就将神社称为“开山神社”。日本以“开山之功”来表彰郑成功，本居心叵测。今人在提及郑成功的“开山之功”时，大概都想不到原来是在拾日本人的牙慧。
祭奠郑成功的日子，惯例是郑成功生日；1938年，日据台湾总督府将郑成功登录台湾的日子定为祭奠日。
1946年，光复后的台南市政府主持了对郑成功的春秋两祭，春祭日从郑成功登陆日改回郑成功生日。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后，春祭日又改成郑成功登岛日。1963年起，祭奠郑成功的仪式升格为“国祭”。现在是否还如此纪念就不清楚了。
纪念郑成功，全台湾都当一回事。只不过，祭奠郑成功，在民间是祈福，是求保佑，是真纪念；在官场在政界，祭奠郑成功是打牌，郑成功是一张大牌。
纪念汤德章，“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站在汤德章纪念公园中。这里发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圆环和七条放射状马路开端的故事”，这里的故事都与“日本”有关。
圆环就是指汤德章纪念公园。最早是1906年开辟的一块空地。1907年，空地上安放了日本据台期间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1852～1906）的铜像，当时的老地图标注为“儿玉寿像”。此像在二战中毁于战火。1911年台南实施“市区改正”，空地建成圆环，圆环外建七条呈放射状的马路。
1916年台南市制订町名时，一度打算将圆环命名为“儿玉公园”，最后因圆环所在地是大正町地区而命名为大正公园。光复后被更名为“民生绿园”。1998年，“民生绿园”又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纪念二二八事件中被枪决的律师汤德章。
圆环西南，这是中正路开端，1916年，这里是台南厅舍；1920年，这里是台南州厅，都是管辖台南的最高政府机构。现在这幢大气派势的二层楼官衙已经辟为台湾文学馆。
圆环正南，这是南门路开端，1931年，台南警察署建在这里。我去时正在大修，准备移作文化场馆使用。
圆环北面，这是公园路开端。1898年，台南测候所矗立，1898年时，日本人还刚来此不久，此地没有“圆环”也没有马路，但有的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官邸，香火鼎盛人头攒动的庙宇，毕竟“府城”了二百年，这里又是“府城”的中心。而气象测候所建在这么个热闹地方，是因为这里是台南市的最高处。
圆环东北，这是中山路开端，以一个铜像的背影开端，比起其他有故事的马路，这里的故事发生要晚一个世纪。
中山路口的开端处，立着汤德章铜像。铜像在汤德章纪念公园即圆环之内。2014年2月22日以前，圆环内原本有两座铜像，另一座是1975年台南第一国际狮子会捐赠的孙中山铜像。孙中山铜像立在圆环正中，背面正对着中山路，而汤德章铜像立在圆环边缘，背面也正对中山路，正面则朝着孙中山铜像的背。所以两尊像的基座是平行的。2014年2月22日，园内600公斤重的孙中山铜像被“公投护台湾联盟”用绳索勒颈拉倒，理由是公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移掉孙中山铜像为了“名副其实”，
我看了铜像基座上由台南市文史协会撰的“汤德章律师事迹”，介绍汤德章1907年出生于台南县，“父为日人警官，‘新居德藏’”，“户籍记载父‘汤新居’，母‘汤玉’”， 汤德章1927年任台南州巡查，1934年任台南州警部补，1939年赴日本读书，通过日本高等文官司法科和行政科考试，1943年由台湾总督府登录为“辩护士”，1945年后任台南区分区区长、台湾省候补参议员、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分会治安组组长。1947年，“被‘莫须有’之罪枪决”，“枪决时，拒不下跪并高呼‘台湾人万岁’”。
我自打从高雄“二二八”纪念展馆出来，就对“二二八”的宣传持有保留态度。“保留”不是故意闹对立，而是希望能努力置整个事件于可以更客观对待的视野中。
孙中山像的基座现还在，汤德章像由于安置在圆环边上，并正好是在大树的树荫下，的确不容易发现。这个地方曾经立过驻台日本总督的像，立了近四十年，老辈台南人至今还称这个地方为“石像”，那个圆环也曾叫“石像圆环”，可见老台南人对这里曾立过日本人的像印象不浅。1975年，中华民国开国临时大总统的像立在原日本驻台湾总督立过像的地方，这应该不过分吧？1998年台南市政府想到要为汤德章立像，但并没有同时想到要为之特辟一个公园，于是将汤德章像安放到民生绿园，这是考虑欠周还是另有原因呢？接下来是将民生绿园改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如果动机是单纯的，就为了纪念汤德章，那就不应该再生事。但现在看来，之所以将汤德章像放在这里，“纪念汤德章”可能只是个由头。关于汤德章的事迹很多人的确不知道，但汤德章的直系日本血统凡听说过汤德章的都会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要在纪念过日本总督的地方，再找出一个理由放置一座有直系日本血统人的像，从而唤起已经快失去了的记忆？我看难说。立汤德章像的动机并不单纯，将孙中山像驱逐出汤德章纪念公园，正说明动机的不单纯。现在还能查到铜像被拉下前的照片，照片上还立在基座上的孙中山铜像前胸后背都油漆上ROC OUT ，什么意思？ ROC滚出去，将JPN迎进来吗？！
纪念汤德章，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说，“我们老百姓‘统’老百姓吧”
我朝着建于1898年的原台南测候所走去。这里属于“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这个中心同时提供有关气象、海象、地震的服务和作科普知识的普及。原台南测候所因其建筑空间与造型相当特殊且保持完整，而极具历史与文化参考价值，现在已经成为“‘国定’古迹”。
“测候”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入的西方科技，日本占据台湾时期为了军事航运和殖民地民生建设需要，在台北、台中、台南、恒春、澎湖设置5所测候所。台北、台南和澎湖的测候所建筑结构基本一样。都是中央一个圆柱形高高的风力塔，四周围以十八边形围成的圆形。测候所“古迹展示馆”将早期气象办公作业场景还原，展示过去的天气咨询如何收发，并将建筑体分墙、地面、屋顶等几个部分作解剖介绍，的确让人受益匪浅。现在普通民众还可以到测候所申请各类实用气象资料和查阅以往的气象资料。测候所不但是科普场馆，还继续承担部分实际测候工作。
这天清早，我正在台阶下打量测候所的整体建筑，就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声：“您好！”“您好！”我回应。声音发自一位五、六十岁的妇女，她薄施脂粉，穿着及脚髁的长裙，看得出她很有生活情趣。而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好的声音，更是难得。她热情地招呼我后，让我在签名簿上登个记，这时我知道了原来她是个大学教师，是研究婚姻家庭的，今天她抽时间来当“义工”。我进测候所参观了半个小时，拍摄了四十来张照片，就急着与“义工黄老师”去聊天了。
“展览看完了？”“看完了。”
“感觉怎么样？”“你们的科普工作做得非常好。”
“唉，”她一声叹息，“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什么意思？”
“这个展览虽然是政府出钱整修的，但日常维护政府并不管，您知道这里不收门票，所以。。。。。。”
“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不可理解。
“是这样的，我们这里要花政府的钱，需要议会批准，议会不同意，钱就拨不下来。”
“哦。。。。。。”我有点明白了，“可是，这是好事呀，”我说。
“各人想法不一样啊，有人不这样看，那就没有办法了。”
“原来这样。”我一次直观感觉到“议会”的力量。
“您一个人来台湾？真不容易。”
“一个人自由啊，想去哪儿去哪儿。”
“那也是，您在大陆做什么工作？”
“您看呢？”
“您跟我一样，是老师。”
“嗯，差不多。”在台湾，很多人都猜我是教师，我都默认了。
“台湾真好，我从高雄过来，无论高雄还是台南，老百姓真热情，那份真诚不是装得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啊。”到底是大学老师，擅长归结。
“仓廪实而知礼节，说明台湾人生活得不错！”我说。
“那是。大陆现在也很好啊，你们都出来旅游了。”
“您来过大陆吗？”
“没有，以后总有机会吧。但大陆我也关心的，我发现啊，我们台湾走过的弯路，你们也在走，你们要吸取我们的教训。”
“您指的是？”
“我是研究婚姻家庭的，你们大陆搞计划生育，我们台湾也早就搞了，现在已经发现出了不少问题。九十年代出生的，每一个都是‘妈妈宝’，他们踏上社会后，适应社会能力就成问题。而家庭呢，不是鼓励孩子出去闯，而是宁愿让孩子吃自己二、三十年前攒下的老本。”
“二、三十年前的老本还能吃？”
“台湾的老一代人很节省的，又很会苦，在有钱赚的时候就赚钱啦。但下一代就不肯苦了。他们现在都不肯生孩子了，你看，这就成社会问题了，年轻人不肯承担社会责任了。当然现在经济也不好，都说生了孩子养不起。”
“哎哟，‘我们’‘你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大陆的80后90后也是这个样。”
“所以啊，怎么解决真的要研究。还有，我们现在就业成了问题，这个问题也得怪我们自己。譬如，环保，你们现在也重视了，但是，不要过分啊，这也是我们的教训。我们好几个项目就因为环保问题吵着不让建，结果就建到深圳东莞，帮你们去解决就业了。其实，有些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都是闹出来的，一闹，管事的不敢担责任了，生怕大家有意见，影响选票，项目不建就不建吧，可是这样一来，就业就更难解决了。”
我想了想，是这个理！我问“是不是有些环保问题被利用来打政治牌了？”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您几天下来，对我们台湾还有什么感想？”
“好的，我告诉您，到高雄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你们骑楼下商店前的人行道颜色、材质、形状、高低都是一个店面前一个样，这我看不懂了，这是尊重私人产权？我发现你们台南也是这样的。”“
“是的，都这么样。”黄老师也笑了。
“还有，我发现高雄的摩托车汽车牌照上，都有着‘台湾省’字样！”
“什么？这不可能！”
“真的，我是看了稀奇——我知道你们早就‘废省’了——我都拍了照了，还不是一辆两辆，是骑楼下停着的一大批车。”
“不可能！”
“真的！”
“这样，我们一起到马路上去看！”她一把拉着我，几步就到了公园路马路上。
这下黄老师无话可说了。“我怎么从没有发现？”她说。
马路上车辆挂的牌照上，有的是三个字“台湾省”，有的是两个字，或“高雄”或“台南”，一个汉字没有的也有，那都是近年发的牌照。
我俩又回到了测候所。黄老师看着我，略有些不解的问：“您关心这个问题？”“我看到啦，我就想，不是‘废省’了吗？这牌照上还没有全‘废’啊。”“那您看了有什么感觉？”她问我。我看着她，吐了两个字：“温暖”。
“呵，温暖”，她点了点头，也很感慨：“是啊，哪会一直分下去，总会统一的。不过，”她停顿了一秒，加快语速很干脆的说：“是一国一制，我们统你们！”
“哈！”真是快人快语，我一下笑出了声。
我是不会说“我们统你们的”，也不会对黄老师的话表态。但我在心里想说的是，两岸老百姓都没有隔阂，我们老百姓“统”老百姓吧。这位黄老师不也在为“我们”出主意吗？
我要与黄老师说再见了。她送我到另一个出口。“前面就是天坛。”“好勒！”我与她挥手告别。
天坛中有着台南著名的三大名匾中的第一匾“一字匾”，这座庙建于1854年，因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台南的最高点鹫岭祭告天地，就将天坛庙建在郑成功祭天的地方。
天坛后有北极殿，北极殿建于1665年，殿中有全台年代最早也是唯一一块南明时的匾，是宁靖王朱术桂1669年题的。郑成功的儿子将朱术桂接来台湾，到郑成功的孙子投降清朝，朱术桂只能选择自杀，不过他死得从容体面。
这些地方都游后，再打开地图查一查，这个“承天府”府城、“台湾府”府城、“台南府”府城，还有哪些计划内的必到之处给遗漏了？一查，老城墙里面的景点基本都去过了。于是我收拾行李去台北了——绿岛我不去了。原本想去看那里的监狱，听说不开放，那就不去。至于看“民主”，这一路上我看到的不都是鲜活的“民主”？其实我到台湾的签证6月份就下来了，但六、七月份我正忙着“写民主”——写八万字的《我谈宪政》。那时我刚将孟德斯鸠六卷本的《论法的精神》不偷工减料地读完，急着将新的感悟付诸笔端，结果将签证浪费了重办。不过还挺值的，早来了还不一定赶上看竞选呢，这可是在大陆看不到的。
在台北看到“台独”，原来这个样子
一到台北，就遇到了“台独”。
一次是在“教育部”旁边的人行道上遇到的，打的是“公投护台湾联盟”旗号；一次在捷运西门车站口遇到的，打的是“西门町台独旗队”旗号。
“公投护台湾联盟”也就是在台南将孙中山铜像拽下来，并要“ROC OUT”的那个组织。他们的宣传口号有“拒绝粗暴马习会，台湾主权不能退”、“流亡政府，自取灭亡”、“台独进国会”、“总统支持蔡英文，政党票投自由台湾党”。“住民自决，台湾建国”、“自由台湾，性别平权”、“废除集会游行恶法”。。。。。。
“西门町台独旗队”宣传口号有“废除中华民国殖民体制，终结四百年的外来统治”，“台湾独立，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制订台湾新宪法，建立独立新国家”“台湾独立，实现祖先的愿望”、“三权分立、公开透明、全民监督”、“人民是有权力的主人官员是有责任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自由彩色的世界，多元民主的社会”、“主权在民”。。。。。。
原来台独分子都是“自由民主极端分子”？
到台湾后，与我聊天的一些台湾朋友就告诉过我，台湾治安很好，人在台湾很安全，唯独看到“台独”宣传不要发声，否则会真的不安全。现在我亲见了“台独”。教育部旁边的那拨人是人行道上搭个棚，里面放几张桌子，桌子边沿放着标语牌，台子上面是纸箱，堆得像个杂货铺；旁边还有一辆绿色的印有标语的中型商务车，走近一看，这绿色竟然是纸糊上去的，好几个地方都破了。西门的那拨人（“西门町”是日据时的地名）“正规”些，他们将几十面写有“台湾独立”的一人高的长方形的旗帜竖着插在街口，有些人就站在旗旁；还有七、八个人坐在一个长条桌旁。年轻人是绝大多数，年纪大的也有，不多。我已经听说，主张“台独”的会雇了些农村老人来临时扩充阵营，不知这些老年人是不是。正是下班时间，行人都怱怱走着，没有看热闹的，更没有人围观，宣传“台独”的与唱歌的街头艺人们站在一道，有人往街头艺人写有“赏”字的布箱子投钱。台北西门可算是全台湾最繁华的地方了，人们对“台独”宣传都无动于衷，还不如对待街头艺人有表情，我想，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台独”到底有多少观众。
听说在台湾，晚上不准用扩音设备喧哗，所以我见到的“台独”宣传是只见旗和人，不闻声。但我知道了，台独的理论支撑是“自由民主”，这年头。“自由民主”成了筐了，什么都能往里装。
其实在台湾高叫“自由民主”的，已经享受够了“民主”和“自由”。一张直喊“马英九，无能！无能！无能！”的脸都能占满电视画面了，还要怎么自由？已经从基层到“总统”都直接选举了——大陆还在争取基层直选呢——是不是到大陆介绍一下，“直选”并不等于民主并不等于自由？每天的电视新闻充斥着唯恐天下不乱的“自由报道”，可现实中我看到台湾人生活得安定祥和，我曾问旅馆老板：“你们的电视新闻怎么这个样子？”回答妙极：因为现实生活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电视新闻才这个样子！我不解，“很好解释呀，本来过的是平淡的日子，没有新闻，这才要搜刮新闻吸引大家呀。”老板说很多台湾男人早就不看台湾的电视新闻，每天的新闻如何报道，电视台后面站着的是党派，党派又与各种财团有联系，你知道哪个台可信？
原来有了“新闻自由”也有难处，难处是观众有着不看“你的”新闻的自由！自然，怱怱走着的“忙生活”的人们更有不将“台独”宣传当回事的自由！
至于“终结四百年的外来统治”、“台湾独立，实现祖先的愿望”等都能作为“台独”旗号，看来鼓吹“台独”的太不明白四百年前的台湾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祖先”是指谁。
四百年前的台湾是这个样子的
要了解四百年前的台湾，就先去看明朝人写于四百年前的《东番记》。作者陈第既是古音学家，又能教习兵法，还当过明朝的游击将军（官职）。1602年，他随沈有容将军出征台湾（就是两年后以三寸之舌“谕退”荷兰人的沈有容），留下了中外第一份对台湾原住民的实地考察文稿。陈第的《东番记》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他不歧视地、客观传神地第一次将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台湾原住民群貌描绘了出来，将他们与大陆漳、泉人的交往细节，生动地反映了出来，将倭寇在岛上犯下的强盗行径揭露了出来，还将原住民爱憎分明的情感付诸笔端，还原成栩栩如生的场景——十七世纪初叶的台湾原住民，让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了！
据陈第介绍，十七世纪初的台湾原住民無文字，没有时间概念，十个月圆月缺算一年，但“久则忘之，故率不纪岁”；家中死了人将尸体焙干，不入棺材就放在屋里。要等到房屋坏了，才将“人干”立着埋在新墙基下，这就叫“屋不建，尸不埋”。那时的台湾没有马、牛、驴、羊，农耕也就不可能（台湾最早出现的马和牛都是从大陆和荷兰运去的）。原住民“在海而不漁”，“居島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故老死不与他夷相往來”。等原住民开始聚居滨海地区，却在嘉靖末年遭受倭寇焚烧抢掠，原住民唯有镖作为武器，故打不过持有鸟铳的倭寇，他们只好逃进山“避居”。不过原住民进山避居后，大陆中国人与原住民发生往来了。这种交往还“今則日盛”！漳州、泉州的惠民、充龙、烈屿等地人因为打渔等活动经常到台湾，与闭塞的原住民发生接触。大陆人渐渐懂了原住民语言，进而就用玛瑙、瓷器、布、盐（台湾的原住民守着大海不会晒盐）、铜簪铜环等换取原住民的鹿脯鹿角鹿皮。于是，大陆与台湾的经济交易活动就开始了，原住民与“华人”也不陌生了，开始与“华人”开玩笑了。见到“华人”所遗旧衣服，喜欢藏起来，“华人”来了，就穿一下给你看，旋即又脱掉；见到布也喜欢藏起来。他们不戴帽子不穿鞋子，脚底皮有好几分厚。他们饱食嘻游，没有心机，就像是五柳先生所说的“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自从与大陆产生交往后，原住民多了见识。一些品行不端者拿假货劣货来交易，原住民也能觉察。不过如此下去，陈第认为原住民的纯朴恐怕不能持久。由于倭寇入岛后，原住民、漳州泉州等地商人和渔民都深受其害，大明军队在“东番”驱走倭寇之举不但得到大陆人支持，也受原住民欢迎。当沈有容的军队停泊在大员时，大员的原住民头目带了几十人前来叩谢，献上鹿肉好酒。陈第亲眼见到这一切，觉得不能不留下记录。就拣大概的记下。
《东番记》以确凿的史实告诉我们，在荷兰人占据大员和赤嵌前至少几十年的时间里，大陆与台湾已开始“互易”，大陆军队已经在实质性地帮助原住民。这种救助正符合原住民的愿望和利益，原住民表示了衷心感谢！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保护自己。但明朝军队没有留下来。明朝军队进入大员是跟着倭寇行踪追去的，不是有着战略目的的进军，击退倭寇后回大陆才是正常行为。在大汉族主义的一贯思维下，除非发现有战略意义，明朝不会对远离大陆的岛屿有兴趣，一旦有兴趣了，也会认为得来可不废吹灰之力，如果再站在皇帝的立场顺着“皇帝思路”“天朝心态”思考问题，天下都是皇帝的，要了就去拿，入不入版图都无所谓，倒是不在皇帝位的才斤斤计较于“版图”问题。
“祖先”的“愿望”是“独立”吗？如果“祖先”指原住民，“祖先”在四百年前就是独立的——没有哪个原始社会不“独立”的。想还原到那种独立吗？那就得与“屋不修，尸不埋”的日子伴着过！愿意吗？
说“台湾独立，实现祖先的愿望”的需要明白，四百年前原住民祖先的愿望是赶走倭寇。当时大陆的中国军队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他们感激。虽然一百二十年前“倭寇”重来台湾，但七十年前“倭寇”又一次被赶走，四百年前原住民祖先的愿望在七十年前已经实现了。就这么简单。
来自大陆的“外来人”和“外来文化”是这个样子的
面对“终结四百年的外来统治”、“台湾独立，实现祖先的愿望”的噪音，还原历史真相比什么都重要！
《东番记》也告诉我们，最初让台湾原住民触摸到文明社会门槛的，就是从漳洲泉州到“黑沟水”（台湾海峡）捕渔的渔民和由渔民引来的商人，正是这些“外来人”帮助原住民看到了文明世界。他们帮助原住民看到文明世界的时间，最晚也在十六世纪。但这些外来人不可能帮助原住民步入文明，他们无法住下来。
帮助原住民步入文明社会的，起最主要作用的是十七世纪的原籍漳州和泉州的海盗。他们也是“外来人”。
1621年，身为海盗头领的漳州人颜思齐和泉州人郑芝龙在日本发展了实力后，决定将台湾作为新据点，图谋新的发展，他们吸附几千漳州泉州同胞一同到台湾谋生，用海外先进技术造船，为船配备火力强大的武器。他们比荷兰人要早登岛三年。等到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入大员和赤嵌，郑芝龙已经在台湾南部站稳了脚跟，并且能公然盗走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上的货物（同样作为海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同样“盗”过别人）。162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大员的据点因惧郑芝龙的海上实力，不得不承诺每年向郑芝龙进贡鹿皮三万张，1628年又与郑芝龙签订为时三年贸易协议。所以，在受明朝招安前的郑芝龙，已经是让荷兰东印度公司胆寒的庞大的海上武装商业集团。在陆上，郑芝龙集团活动范围也遍及今天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能与之比拟。
1628年，拥有1700艘船只的郑芝龙被大明朝福建巡抚招安，之后官任海防游击、水师提督、福建副总兵，朝廷还准许他“独擅通洋巨利”。1628～1630年福建大旱，郑芝龙又与福建巡抚一起，安排几万灾民带上耕牛东渡台湾实行生产自救，既让灾民度过了难关，又保证了东南沿海社会稳定，对台湾来说，更使得台湾中南部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可耕地大大增加，台湾与大陆乃至与明政权的联系大大加强，政治账经济账一起算，“灾年移民”意义深远，远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对台湾经济发生的影响。而郑芝龙在被明朝招安后与明朝的福建巡抚一起安排灾民进台的行为，应该可以看作是明朝的政府行为，在台湾未入中国版图前的政府行为（我不同意“设了澎湖巡检司就是台湾属中国”的说法，一是没有根据；二是1372年朱元璋废澎湖巡检司时，澎湖居民全部撤到漳州泉州的“闲地”，但并没有撤台湾岛上居民——岛上根本就没有明朝的“居民”可撤！）。
1633年7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的决策者决定用抢掠的方式打开中国贸易大门，荷兰军队不但抢船只抢货物，更到金门厦门鼓浪屿地区村庄抢食物，中国军队于是反击。10月，作为明朝福建水师提督的郑芝龙在料罗湾海战中任先锋，他用100艘点了火的小船直冲荷战舰，50艘装备英国炮的炮舰轰击荷战舰，终于大胜荷兰军队，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中击败西方殖民国家的先例。荷兰在此战后则承诺每年向郑芝龙商的船队缴纳1000万法郎，以换取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如此看来，所谓“荷兰统治台湾三十八年”的说法，是大可质疑的）。而在料罗湾海战后，在商业方面，郑芝龙已“独有南海之利”，在与荷兰、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竞争中胜出；在仕途上，被朝廷提拔为福建副总兵。
从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强势入台，到1646年郑芝龙降清，虽然只有短短25年，但郑芝龙及其集团强大的经济实力、郑芝龙对庞大船队的经营控制能力、郑氏的实力能力与朝廷政权结合后对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产生的强大的吸附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不仅直接影响到台湾岛中部南部在以后两百多年的发展轨迹，也对中部南部原住民尽早摆脱原始生态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以往郑芝龙对台湾发展的贡献因其“贰臣”的经历被羞于提起，其实，真正严肃的谈历史，“实事求是”是第一要义。
郑芝龙1646年降清后，当即被挟持进京，但是，郑芝龙在漳州、泉州、东南沿海和台湾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都在。郑成功充分利用父亲留下的基业和自己扩充的财力物力，作为“反清复明”的经济基础，他统管二十万军队，掌控五千艘船只，继承了“称霸海上”的父业，1655年，郑成功因到台湾贸易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刁难，立马下令封锁台湾全港，时间长达两年。使得台湾“船只不通，货物涌匮”。荷兰东印度公司迫于压力，备了厚礼派公司的商务翻译到郑成功的厦门基地，求郑成功撤去封锁，并答应每年向郑成功进贡饷银五千两，箭桴十万支，硫磺一千担。郑成功这才撤封。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次让本公司翻译与郑成功的认识，会导致日后给本公司的致命一击——就是这个商务翻译，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中立了旁人无可替代之功。
郑成功在驱赶走荷兰人五个月后就得急病亡故，然而有着出色见识和才干的部下陈永华接下来主持了台地政务足有19年（从1662年到1680年）。1697年，清人郁永河因官差东渡台湾，他这样评价十几年前的明郑“伪治”：“郑氏之治台，立法尚严，犯奸与盗贼，不赦；有盗伐民间一竹者，立斩之。民承峻法后，犹有道不拾遗之风：市肆百货露积，委之门外，无敢窃者。”“台郡（府城）独似富庶，市中百物价倍，购者无吝色；贸易之肆，期约不愆（愆，不耽误）”，屠夫和打猎的，“腰缠常数十金”，赌场上的赌徒“浪弃一掷间，意不甚惜”，要在府城一百钱一天雇个人，还没有人愿意来。郁永河起先很奇怪，后“因留台久，始得其故”，原来是“兹地自郑氏割踞至今，民间积贮有年矣”。的确，从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入台“割据”到1662年陈永华实际主政，再到1680年陈永华去世，一个甲子的时间，台湾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人民富庶。而台湾的原住民恰恰是从中直接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郑成功一赶走荷兰人就“巡视番社，赐以烟布”，陈永华一主政就增设南北两路安抚司，治理原住民事务。他让原住民改变生产方式，让汉人教会其农耕；他让原住民改变居住习惯，让汉人教其取土烧瓦，改变了生产方式居住习惯的原住民就向文明社会迈大步了。郁永河对此也有记载：“是日过大洲溪，历新港社、嘉溜（音葛辣）湾社、麻豆社，虽皆番居，然嘉木阴森，屋宇完洁，不减内地村落。”郁永河对此感到奇怪，伴行的本地文人告诉他：这四个社，“伪郑时为四大社”，“伪郑”为了让这些原住民能早日开化，给他们在乡塾读书的子弟免除徭役。受了儒家文化影响后，四个社的原住民“亦知勤稼穑，务蓄积，比户殷富”；又由于四个社都“近郡治”，见识了城市社会的居处礼让，“故其俗於诸社为优。”
儒家文化对于原住民，当然是“外来”的文化，但这样的外来文化才使原住民彻底摆脱野蛮愚昧，并使得原住民子弟与“外来人”一样都有“仕途”机遇，都有提高社会地位的正途可走。
陈永华将这样的“外来文化”引入台湾，目的清晰：“今既足食，则当教之。使逸居无教，何异禽兽”，“外来文化”通过“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才”来体现。于是“全台首学”在承天府府城建立，几百年来，首先引入“外来文化”的台南地区共诞生了十五座书院，占全台书院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的“外来文化”是对原住民有利呢，还是有害呢？
现在有人说，给原住民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是荷兰人，是荷兰人让原住民小孩都有书读，但荷兰人自己的记载是：“派驻原住民村社的学校教师也时常欺负原住民”。在1654年一份东印度公司事务报告中，对于原住民能够忍受学校教师的虐待而不反抗感到吃惊。
在台北“台湾历史墙”体会“殖民”感受
说到“殖民统治”，就先看看什么是“殖民”。
说是“人人受教育”，台湾人却极少能接受高等教育，更不让报考政治、法律、历史等专业，除非改日本姓氏；说是“共荣”，台湾人没有“仕途”，当公务员的最多官拜科长——这就叫“殖民”。这是我到台湾以后，台湾的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的。
台北中华路上、西本愿寺广场外，有道长长的“台湾历史风貌雕绘墙”，其中一张《1941年台湾总督府公私立学生统计表》，能帮助我们直观了解什么是“殖民教育”。
1941年台湾总督府公私立学生统计表
学校数 日本人 台湾人 原住民 备注
中学 22 7230 7884 7
职业学校 27 5307 9494 15
女中 22 8396 4853 11
师范 4 2334 530 2
专科 4 1529 459 1
高等学校 1 110 10 0 寻常科，1944年
368 73 0 高等科，1944年
535 11 0 预科，1944年
大学校 1 268 85 0 1944年
1941年台湾总人口：日本人40万，台湾人613万，原住民16万
注：大学和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参考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的《台湾史》
从上述表中发现：1944年在台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中，日本人与台湾人的比例是7：1，每一千个日本人中，有3.2个人正接受高等教育；每十万个台湾人中，有2.9个正接受高等教育。每一万个原住民中，有1.3人接受中等教育，每十万个原住民中，有9人接受职业教育，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原住民在1944年时的最高学历。
这就叫“殖民”。还有，在荷兰人占据大员赤嵌的时代，荷兰语学校有五十个，小孩从小学荷兰语，所谓“新港文字”只是为了传教方便让成年人学的——这也叫“殖民”。再有：“日本当局推行一种稻米新品种，高产，却不能抗风，台湾全岛都奉命种这一品种，一次风灾，全台颗粒无收，百姓蒙受极大损失。”“这些措施，颇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犯了错误，台湾百姓先吃大亏。”这是学者许倬云说的——这也叫“殖民”。
因为喜欢建筑美学，在台北我将日据时代的一些著名建筑都细细看了。感谢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用旧址指示牌的形式，为这些著名建筑的“前身”留下可追忆的只言片语。
中山堂旧址追溯到清朝时期，是1889年才竣工的布政史衙门，旧址指示牌形容“衙内画栋雕梁，华丽无匹”。1928年，为了纪念日皇裕仁登位，拆掉布政史衙门，建立台北公会堂。光复后，改名中山堂。
台湾博物馆的旧址是建于1888年的大天后宫（妈祖庙）。“殿宇巍峨，供陈炳焕，为台北绅民信仰中心。每值朔望，巡抚而下官员，必至宫礼拜，冀求辟灾致祥。相传刘铭传妻、唐景松母及台籍显官林离源太夫人之寿诞，均借此开宴庆贺。歌管喧闐，群伦毕至，称一时胜会。”1906年，因日本占领者要在此兴建博物馆开辟新公园而拆毁。“所遗柱础、基石，现仍散置于林木中充作游人休息之用。”
“司法院”的原址是武庙，1929年拆武庙，建法院。光复后改司法院。
紧贴着武庙的就是文庙。现“外交部”对面的台北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的原址就是文庙。1904年拆毁文庙建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第三附属学校，专收日本女学生。1909年改名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女子学校。战后合并其他女校改现名。
现台北妇联总会原址，是1880年建于西门内的登瀛书院，“四方学子就读于此者凡八百余人。日军侵台，改为官员俱乐部。”1900年，总督儿玉元太郎为了笼络文人，在此召开“扬文会”，发柬“邀请”廩生以上一百五十人参加，结果来了不到一半。既然文人不捧文场，对不起了，书院“嗣以‘破坏不堪’（才建造二十年！）拆除”。书院西向还有刘铭传建的讲授英、法语文的西学堂和讲授四书五经的原住民学堂，也都解散。西学堂1912年拆除。
1892年，历时两年、斥资五万六千七百六十三元的清巡抚衙门在台北北门内建成，“内分文武两部，规模宏伟。为全台官廨之冠”。日本据台后改为台湾总督府，嗣后又作为聋哑学校。1925年拆除。
1881年，台湾府城隍庙和淡水县城隍庙一起在北门街落成，合称“台北府县城隍庙”。与上述的文庙、武庙、大天后宫一起成为台北四大官祀庙宇。日本据台后“市区改正”，1907年拆城墙时，城隍庙一起被拆掉。一直到台湾光复才恢复城隍祭祀。
妈祖、孔子、关公、城隍是中国闽地人最有代表性的信仰，妈祖庙、文庙、武庙、城隍庙是闽地人精神寄托所在，闽地人占了台湾人口的绝大多数。殖民者刚来台不久就对最有代表性的四大庙宇开刀，这是让台灣人“皇民化”的第一步；毁官衙毁书院，是殖民者故意羞辱官绅文人、宣示在精神上奴役中国人的开始。这是野蛮向文明开战呢，还是传播文明？
日本人在台湾造的建筑的确漂亮大气，这点不否认。但这些建筑是以中国人建造不久的华美建筑被彻底毁掉为代价的。这种文化上的咄咄逼人对中国人心灵的撞击，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才感受得到。
我是感受到了。
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我质疑“二二八宣传”
台北有两个二二八纪念馆，一个是“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一个是“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前者是台北市政府立的，后者是行政院立的。前者是1996年开馆的，后者是2011年开馆的。前者开馆是当时台北市最高领导陈水扁主持，后者开馆是现时台湾最高领导马英九主持。陈水扁马英九，一个民进党人，一个国民党人。
我两个馆都去看了。自从打高雄历史博物馆出来，我狂补“二二八”知识，亲历此事件者和他们的亲属写的书和相关谈话、后人对“二二八”的研究评价我都搜集了不少。这些资料使我知道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治理的确出了问题，先头的接管军队的确军纪不严行为举止很不文明，台湾物价特别是粮价的确飞涨；在“二二八”事件的处理中，国民党部队以“平暴”的名义的确将不少的普通平民当成暴徒残杀，无辜百姓的牺牲极冤极惨重。然而，国民党政府固然要担责任，“二二八”精英就一点没有责任只有光环吗？
我的怀疑都是根据我看到的“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的展示内容而来。
一.“在二二八事件的麦克风下”的标题下，有这样一段内容：
消息传遍全岛
1947年2月28日下午一时半。示威民众进入电台广播，二二七缉烟血案及二二八请愿民众遭开枪的消息传遍全台。当天台北市秩序混乱，陈仪即宣布台北戒严。
民众强行进入电台播音
2月28日示威民众在长官公署前遭到开枪后，群情激奋，部分民众前往台北新公园，强行进入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要求播音，电台无力阻止，消息瞬间传遍全台。
就这一百多字，我产生了几个问号。1.谁进入了播音室播音？不可能群众都涌进播音室吧？2.播了什么内容？这一点相当关键。甚至能决定大镇压是否完全可以避免3.当天台北市秩序混乱，既然与以上消息通过播音传遍台北有关，那么“消息瞬间传遍全台”后，各地发生打杀“外省人”的行为会与此无关？ 4.这个播音内容为什么不见正式版本？对二二八精英的正面宣传中为什么都不见这个播音内容？5.2009年12月的《台湾学研究》登载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林平的论文《战后初年台湾广播事业之接受与重建》，其中专门有一节谈《台湾广播电台与二二八事件》，文中说：“据当时台湾广播电台台长林忠回忆称，28日他正在午休，到台告知约有其中一百余人包围电台，亟须处理。林氏與群眾簡短交涉後，抗議群眾推派三名代表至林氏辦公室，表示主要目的在於希望透過廣播揭發專賣局查緝私煙傷人之事；林氏緩和民眾情緒後，提议由职员统整群众不满事项，代写广播稿，如群众所愿播出，當日並未有‘暴徒佔領電臺’之情事。”这段话说明了什么？说明“群众”没有“占领”电台，然而不等于电台不广播查缉私烟和民众遭开枪之事，事实上电台也的确广播了，这里的关键是，电台台长林忠的建议是否被三名群众代表采纳了呢？广播的内容是否是“由职员统整群众不满事项，代写广播稿”中的内容呢？可惜作者回避了这个问题；2月28日下午一点半的广播内容究竟是什么，作者也回避了。为什么回避？研究“战后初年台湾广播事业”的作者恐怕有难言之隐吧？
我完全是“二二八”事件的局外人。但我既然站在了这个二二八事件展览馆，我就有知道真相的道理，因为，1947年2月28 日下午一点半的广播。就是在我现在身处的展厅中播出去的——这里就是当年的台湾广播公司！这里都找不到真相，还上哪里找去！是的，我的确从网上看到了2月28日下午一点半从这里播出去的内容。但由于没有得到权威机构的确认，不能证实。权威机构为什么不能证实呢？网上说，1947年2月28日下午一点半台湾广播电台这样广播：“台湾自从陈仪部队来了以后政治黑暗，遍地贪官污吏，无法无天，武装军警勾结地方官吏走私囤积米粮私运大陆，老百姓无依无靠，与其饿死不如台湾人民全体起来将它打倒，以求能继续在台湾生存下去，为了将来为了子孙，建立起我们台湾人自己的家园。”如果广播内容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台湾广播公司广播一结束就引起台北市秩序混乱，进而引起全台湾混乱，有什么可以奇怪的？这个广播又用日语播了两次，由于日语的“家园”与“国家”发音相似，很多人将最后一句听成了“建立起我们台湾人自己的国家”，这一来，受皇民化影响的台湾青年象接到了暴乱动员令，而国民党政府就根据最后一句话，完全可以以“叛国罪”处置此播音的相关人员，完全有了镇压的理由（至于滥杀无辜是另一回事）。
而如果没有这次广播呢？事情不至于这么不可收拾吧？甚至恐怕也不至于有“二二八事件”吧？
在关于“二二八” 事件的宣传中，对“二二八”精英的代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提出的政治改革诉求三十二条评价极高，认为“内含高度民主诉求”。但我不以为然。
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镇压，是因为处委会向政府提了三十二条后（混乱中增加到四十二条），国民党政府据此认为是叛国罪证确凿，才毫无顾忌对处委会精英处以极刑的。我不是要为国民党的镇压辩护，而是认为有些是非需要搞清楚。就像要搞清2月28日的广播内容是什么，是为了明是非，明被屏蔽的真相。
我将处委会的“政治改革要求”录了一些，可以看一看，成熟的政治家、真有能力成为行政官僚的，会不会这样来提出要求。
政府在各地的武装部队应主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各地处理委员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
政府武裝解除后，地方治安由宪兵与非武装力量及民众组织共同负责。
在政治问题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论军事、政治)须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
缺乏教育和训练的军队，绝对不可驻在台湾；中央可以在台征兵来守卫台湾。
警备司令部应撤销，以免军权滥用。
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发行申请登记制度。
实行所得税统一累进税奢侈品税相续税不得征收任何杂税。
撤销贸易局，撤销宣传委员会。
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
省属机构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的人担任（最好秘书长、民政、财政、工矿、模拟光临、教育、警务灯处长都应该这样）。
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省监察大队及铁道工矿等警察即刻废止。
各地方法院院长、各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各法院推事、检察官以下司法人员各半数以上省民充任。
法制委员会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当，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
一切公营事业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
接受工厂矿，应设置半数人以上是本省人的委员会。
本省人的战犯和有汉奸嫌疑被拘的本省人。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
笔者是摘录了“三十二条”中部分条文，原条文半文半白，笔者根据现代人语言习惯做了完全忠实于原意的转译。据说，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拿到“政治改革要求”后，“未看完全文，即勃然震怒，断然拒绝。”不震怒才怪呢！处委会的精英将自己当成什么了？谈判桌上稳操胜券者？没有军权的人对有军权的提出“警备司令部应撤销”，“政府武裝解除”，不是幼稚到了极点的天方夜谭吗？并且，台湾都已经全省混乱了，对“外省人”的残害已经持续了几天，受皇民化影响深的人以为可以翻天了，加上当时岛内还有近五千日本人没有撤离，此时要求“政府武裝解除”，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事实上，正因为驻守台湾的两个军的兵力大部分都调大陆打内战了，岛内已无兵可调，才导致2月28 日以后的几天各地对“外省人”的残害施暴政府无力阻止，最终才要从大陆调来“平暴”部队，这才酿成对平民的泼天惨祸，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
并且，在这种时候，将主要诉求放在“本省人要掌握实权上”，非常不明智，也非常不现实的。
第一，台湾1945年10月被中国人接管，到二二八事件发生才一年另四个月。在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前，“台省行政部門在日人統治下，全系日人职员，此种人员对于管治台省素有训练，对于行政上之各种问题，以及主管各行政部门之方式，其他人民不得而知”（见1945年12 月 20 日的中美聯合會議程序中對於日僑的處理問題的譯件），台湾精英固然在日本统治时期争取自治，并争取到一半议员由选举产生，但从来没有办理政事的实际经验，他们还都处于“文人议政”阶段，这从不切实际的“三十二条（或四十二条）”中也可看出来，如此，这么短的时期内让这些文人来占据“领导”台湾的主要力量，根本不现实。
第二，从《台湾总督府公私立学生统计表》可以看出，1944年时，每一千个日本人中，有3.2个人正接受高等教育；每十万个台湾人中，只有2.9个正接受高等教育。“本省各職業之人事，亦大部操於日人之手，因為教育限制之故，惟有日人只能得到專門教育之機會，如學法律、醫學、牙醫等（见1945年12 月 20 日的中美聯合會議程序中對於日僑的處理問題的譯件），但是，“二二八”事件中牺牲的精英，绝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还是在日本受的高等教育。这些精英都是改换成日本姓氏成为“日本人”后，才能去日本接受教育。无疑，他们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2月28日那天以后推举出来的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处委会”，就主要是这些“日本化精英”组成！中国是打败了日本后由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本就对这些“日本化精英”持有高度警惕，我们凭普通人的常识而不是凭“自由民主”理念想一想，国民政府能用这些“日本化精英”吗？敢用这些“日本化精英”吗？即使让“自治”，也不会让这些精英来主持“自治”！
这是普通老百姓都懂的道理。
第三，关于“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我看了史料后，觉得接管台湾后的国民党已经对言论出版太放任了，放任到无异于让人来杀己了。台湾光复后一年多，报刊还多是日文，这些报刊绝对自由地针砭时政，绝对自由地挑动各界情绪，从而激化社会矛盾。而国民政府官员大多不懂日文，即使知道骂自己，也因为听不懂而眼不见为净。台湾的行政长官还希望就此体现出“民主政治”。其实是自动放弃了反击肇事者的舆论通道，蠢及。二二八事件中政府更是丧失了话语主动权，2月28日的广播一经播出，国民党政府就一步被动步步被动，被动到底。处委会在此情况下将还将“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作为政治改革要求，难道嫌社会还乱得不够？
第四，非常时期成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应该将处理已经发生了的事件作为第一要务。2月28日以后、国民党从大陆调兵来以前，台湾是个什么模样? 就用全台各地的“二二八纪念馆”中的文字来说话！高雄二二八纪念馆中有这样的文字：“3月3 日南下民众进入高雄市，开始到处殴打外省官员”、“外省员警退到寿山要塞避难”、“3月4日清晨，陆续有民众欲搜寻殴打外省人”；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中有这样的文字：在台南，“3日外省人士被民众围殴，警察也走避一空”，在高雄，“3月3 日晚间，高雄北野町盐埕町一带民众开始围攻警局，殴打外省人，市区状况陷入混乱，警察局长坐车遭人焚毁。”在台北，“3月1日上午，台北地区警察荷枪实弹，交通断绝，停工，罢市，罢课。民众因国大代表谢娥广播公署并未开枪打死群众，愤而捣毁其医院。”台东花莲的政府机构人员也都已“逃走一空”。如此情况下，事件处理委员会怎么提得出要让政府解除武装、废除警察部队、同时要让本省人掌握主要权力的要求？这是想解决事件，还是想借着事件来要挟政府，以达到让“日本化精英”来治台的目的？
在二二八事件中死得最冤的，是基隆、台北、高雄等地的无辜老百姓。国民党不会感觉不到滥杀无辜对台湾普通老百姓犯下的的罪孽深重，以前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台湾戒严时间竟然长达三十八年，到了台湾看了当时的戒严令后我方觉得，这应该与二二八时对基隆高雄台北的滥杀无辜有关联。在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公布的戒严布告上，戒严期间规定和戒严事项的第一条，就是高雄基隆这两个城市从凌晨一点到五点为宵禁时间；非经特许，一律断绝交通。其他城市暂不宵禁。第二条，高雄基隆这两个城市所有商店和娱乐场所，午夜十二点前停止营业。为什么要强调对高雄基隆的戒严？除了这是两个出海最主要通道，也与这两个城市被不分青红皂白“平暴”有关。尤其是基隆，1947年3月8日国民党从大陆调来的军队完全以作战态势赴台，他们被告知原日本军队中的台籍人叛国了，在台湾杀大陆人，加上这支部队还未登上基隆码头就遭到市民抵制，于是部队是一路扫射进基隆城的；进城后挨家挨户搜索，发现凡与日本有关的物件如和服之类的，这家人家就倒霉，格杀勿论。国民政府事后不可能不知道“平暴”被大大地“扩大化”，但因为惧怕“扩大化”的后果紧接着再带来危及政权的后果，就让基隆高雄乃至整个台湾，不准乱说乱动三十八年。我问台北五十岁以上的商人、食摊摊主，“戒严是怎么回事？”他们回答，戒严就是不能乱说话，乱说就要抓。我再问，“你们当时是什么感觉？”“我们就忙着生活的事啊，为了生活去吃苦啊。台湾人很能苦的。戒严对我们老百姓影响不大。不让说的就不说。”“不小心说漏了呢？会有人揭发吗”？我其实很怕他们听不懂“揭发”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听懂了，“小小的老百姓中，不大会发生这些，都最底层了，只要没有深仇大恨，干吗管那么多？” 国民党应该在这点上摸准了老百姓心态，一边无情戒严镇压，一边就努力发展工农业经济，让台湾人能够“苦有所获”，“苦有所得”。
不管怎样，普通老百姓总是垫底的。几十年后，二二八事件受害人中的普通老百姓有一些人得到了赔偿（“外省人”得到赔偿的只有一人），他们是“有幸”借光，二二八受害老百姓借了二二八受害精英之光。而二二八受害精英之所以能被挖掘出来，也是借了今天台湾某些人“需要”的光。某些人将二二八事件当成了“敲门砖”中的一块。因为“门”里满是诱惑。
啊！“台方”。。。。。。
与在台湾随处可见“二二八”宣传相反，台湾已经很难看到抗战宣传，抗战宣传处处受限。
在高雄市，我曾专程去看位于凤山的高雄市议会，在议会前方的宽阔马路上，发现高高矗立一块雄伟的抗战纪念碑，是凤山市长和凤山市市民代表会立的。顿时，我心中涌上一股暖流——实话实说，如在大陆看到这样的纪念碑。我未必会被明显的感动。
这竟然是全台湾第一块抗战纪念碑（指二战时的抗日战争）！这块碑来自不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为凤山步校中校教官的抗战老兵潘长发到立法院陈情，要求在没有一块抗日战争纪念碑的台湾能建成一块抗战纪念碑，不想大多数人反应冷漠，潘长发极为愤怒，转向高层陈情，然而高层置之不理。但潘长发仍然以一己之力为建造纪念碑不遗余力，最终感动了高雄人，凤山市各界人士签名响应,市长林龙瑞鼎力支持, 1995年10月25日，四个立面各七个阶梯、高七尺成锥形的大理石碑在高雄凤山落成。上刻有“七七抗战胜利纪念碑”、“台湾光复五十周年纪念碑”。剪彩揭碑时潘长发激动吟诵《碑下的沉思》：“巍峨的大理石碑，镌刻着历史的伤痕。八年海棠血泪，是勇士们血肉的凝铸，更是民族的意志凝聚。”
不要说一个抗战老兵建抗战纪念碑的愿望落实得千难万难，连台湾当局要成立一个抗战纪念馆，都成泡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行政院长”计划将1945年同盟国中国战区受降地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辟为抗战纪念馆，报预算三亿五千万新台币，被“立法院”删减掉三亿元，仅批准五千万新台币，抗战纪念馆设计图也遭否决，于是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建成抗战纪念馆的愿望终成泡影。一直到1999年光复日那天，才总算在中山堂前立了一个碑，但没有碑文，因为李登辉说了，对抗战历史的评价有争议，于是不见碑文。2011年10月25日，碑文总算出现。碑文谈到了台湾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期间，台湾人民不但积极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亦曾赴大陆参与抗战，组织台湾义勇队，打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碑文最后一段文字是：“战后，中华民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之一，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抗战表现出中华民族坚苦卓绝、抵御外侮的伟大精神。谨以此碑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同胞，永志怀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碑文委员会谨立”
碑文由院士专家苦心斟酌“深入研议”而成，碑文中出现了一个新鲜称呼：“台方”。当这两个字与其他文字组成句子，读出来滑稽：“台方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領導下發表宣言：‘。。。。。。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任何人，。。。。。”“八年抗戰期間，台方堅決抵抗日軍侵略，在美、英、蘇等同盟國協同下，終於獲得勝利。”“台方犧牲的陸軍有三百二十多萬人；海軍艦艇損失殆盡；空軍損失飛機二千四百餘架，。。。。。。”
“台方”。。。。。。天哪！
这哪是院士专家 “深入研议”出来的？这是国民党和民进党“ 深入研议”出来的！谁知道以后还会“深入研议”出什么怪诞？不过，以后有没有机会再“ 深入研议”怕都成问题了！
在台南测候所前，黄老师告诉我，一个科普点的日常维护资金因议会中人不同意而搁浅，在台北中山堂前，“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告诉我，议会中人作梗，让偌大个台湾连个抗战纪念馆都不让立。三亿五千万新台币的预算被砍得只剩零头。可我看到1997年高雄建立的仁爱环保公园（现在的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工程总经费是七亿一千八百万元新台币，台北二二八纪念馆，设计书上的预算是4000万元新台币。馆舍面积930.6平方米。台湾的“议会”和议员们，为什么如此 “厚”二二八而“薄”抗战？
当初议会批准的抗战纪念馆预算就只够1000平方米面积的装修使用！偌大个台湾建个抗战纪念馆，面积只能以一千平方米为限？
“台方”真可怜！
马英九为什么每天被骂
此次到台，有一个想不到的发现：马英九在电视上每天被骂、每个台都在骂；而我遇到的台湾底层老百姓，也都在骂他埋怨他。马英九怎么啦？
可是我到了台湾才一个星期，连我都在怪他埋怨他了。马英九怎么啦？
电视上，骂马英九的理由很多，也很具体。我因为不在那里生活，具体的内容我记不住，记住了也没有体会，但总的一点是骂他无能。老百姓也怪他“太无能”、“没有用”。那老百姓不满马英九什么呢？
“贪官他不敢抓！”这是我到过的三个地方：高雄、台南、台北，老百姓对他最大的不满。
“学生占领立法院行政院，政府竟然没有办法。”这也是不满马英九的主要原因。
“那老百姓怎样看待这个事情？”我问。
“学生的占领如果是为了反贪官，大家都支持，台湾老百姓都恨贪官啊！马英九当年许愿反贪官，结果反不成啊。可是他们的占领不是为了反贪，说是怕被你们大陆吃了，老实说，“服贸”这些是我们的事情，我就是做生意的。生意上的吃亏便宜他们哪里懂？都是有人在挑事，如果是我的小孩，我一把拉回来。”这是在高雄85大楼附近的CUP咖啡馆，一个台湾商人对我说的。
“马英九对这帮学生没有办法，结果是耽误大家的事，政府机关瘫痪了，大家都不能正常工作。影响大家的生意。当然是马英九无能。”这是在高雄盐埕街上尚芳土鮀鱼羹店中，一位一定要请我尝尝乌鱼子的老板的熟客对我说的。
在大陆被一些人说成是“民主运动”的“太阳花学运”，我遇到的普通台湾人怎么都持否定态度？这些否定意见有代表性吗？到网上一查，正好查到台湾“联合报系”于“太阳花学运”一年后做的“太阳花影响民众怎么看”民意调查。调查结果在下。这个调查，访问了1004位年满18岁且持有手机的民众，有333人拒访。在95%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在正负3.1个百分点内。
民众对学运看法
赞成 不赞成 无意见
对攻占立法院看法 35% 45% 19%
对攻占行政院看法 13% 74% 13%
对行政院驱离学生的看法 44% 41% 15%
对学运领袖参选议员的看法 28% 52% 20%
学运对两岸关系影响
正面 负面 无影响 无意见
两岸关系发展 26% 23% 33% 18%
对台湾社会影响 47% 30% 10% 13%
调查报告还显示，三十岁以下年轻人六成对学运给正面评价，五十岁以上年长者好评低于四成。我遇到的台湾老百姓的看法，的确也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而不赞成占据行政院要占到74%，赞成的只占13%、对学运领袖参选议员大多数的不赞成，也可将从一个方面看到台湾人民对“民主”的领悟已经成熟。
马英九2008年上台的时候，满手好牌，2008大选年马英九得到的选票，是台湾从1996年“直选”开始到2012年第五次“直选”为止，候选人得到的最多的选票，共765.9万张。由于陈水扁的声名狼藉，使得民进党这一年的得票率要比国民党低17个百分点，而在2000选举年中，民进党得票率曾高出国民党16个百分点，2004年高出0.2个百分点。马英九2008大选年得到的高选票，是国民党的一次大翻身。问题是这种“翻身”建立在陈水扁太烂、马英九外观形象太好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马英九执政有方的基础上；等到马英九执政四年后，就比原先丢掉76.8万张选票；民进党的得票率与国民党得票率相比，2008年是少17个百分点，2012年少9个百分点，与国民党的得票率拉近了！
台湾“直选”得票情况
大选年度 登记方式 部分候选人 得票数 占有效票 有效票
1996 国民党荐 李登辉、连战 5913699 54.0% 10766119
民进党荐 彭明敏、谢长廷 2274586 21.1%
2000 民进党荐 陈水扁、吕秀莲 4977697 39.3% 12664393
连署 宋楚瑜、张昭雄 4664972 36.8%
国民党荐 连战、萧万长 2925513 23.1%
2004 民进党荐 陈水扁、吕秀莲 6471970 50.1% 12914422
国民党荐 连战、宋楚瑜 6442452 49.9%
2008 国民党荐 马英九、苏万长 7659014 58.4% 13103963
民进党荐 谢长廷、苏贞昌 5444949 41.6%
2012 国民党荐 马英九、吴敦义 6891139 51.6% 13354305
民进党荐 蔡英文、苏嘉全 6093578 45.6%
资料来源：台北“国史馆”
可惜马英九并没有感觉到问题的严峻，他在2012年度大选获胜后，这样发表感言：“恭喜大家，我们赢了！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胜利，这是台湾人民的胜利！这是我们一条追求清廉、繁荣与和平的台湾路线的胜利，对不对啊？。。。。。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连任，是因为人民肯定我们拒绝贪腐、坚持清廉的努力，对不对？也肯定我们开放松绑、振兴经济的努力，对不对？人民也肯定我们搁置争议、争取两岸和平，把危机转变为商机的机会，对不对？”
但是，马英九先生，“拒绝贪腐、坚持清廉”对于一个发生着贪腐的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反腐！台湾人民因为您没能做到强有力反腐，所以怪您、怨您、骂你；怪国民党、怨国民党、骂国民党。
我为什么对马英九不满？
现在是连我都对马英九不满了，我为什么对马英九不满？
其实，最初的不满是我从高雄历史博物馆出来就萌发了，觉得马英九作为台湾最高领导，太放纵台独言论了。
接下来翻资料时看到马英九两年前对“日据”和“日治”两个提法的表态，当时对这两种提法的争论极其激烈。马英九这样表态：“我从小到大都用‘日据’，但是我并不反对有人要用‘日治’”。马英九认为，人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和记忆，确实可以容许有讨论的空间，“不宜硬性规定哪一个不准用，这样才能让不同的看法出来。”而我，不同意马英九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的这个观点，我认为马英九是非不分。那种所谓台湾“是在甲午战争后，透过完整的国际条约所履行的主权和领土之转移”，我极其反对，而同意当时《联合报》的观点：“用侵略战争以不平等的勒索条款佔据他国领土，尚不准谓其为‘日据’，请问：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有几个如此谄媚侵略者的‘历史学家’？” 以及台湾官员江宜桦所说，政府的公文书使用“日据”称呼，是“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应该要使用的方式。”
再一个对马英九不满是不满意他在“二二八”事件上一次接一次的“道歉”讲话。他每年在二二八纪念会上的讲话我看了一些，总体的感觉：完全是在别人已经规定下的语境下说话，还生怕跃出别人规定语境让别人抓辫子、在别人规定的语境中面面俱到地说着吃力又讨骂的话。
对马英九我其实一直有好感，是因为他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但“儒雅”不是当政治人物的必要条件。当政治人物的必要条件是如王熙凤般的杀伐决断。可惜马英九缺的就是杀伐决断。
近十年前，台湾有位文化学者在台北的《湖南文献》发表了一篇评论马英九的文章，读来印象深刻。这位学者认识马英九，更与马英九的父亲马鹤淩先生有“正式交往”。他说，马老先生曾告诉他，“我要马英九做圣人，他从小我就教他要做圣人。”这位学者听了“非常震撼”，在这位学者看来，“圣人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是一种头衔，背后隐藏着政府施之于人民的文化谋略”。中国有那么几个人被称为圣人，“主要是政治原因的配合而非道德人格的实践。”因此，他认为“视圣人理想为真实，并且对于自己的后代，发愿要教导出一位圣人，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然而，他认为要了解马英九，恰恰这是“一个重要关键点”。
我认为，如果在马英九“儒雅”这点上不反对，那么。上述那位学者的评论的确是了解马英九的切入点。马老先生要将马英九从小培养成圣人，向往“圣人”的意识可能已深入马英九的骨髓。但是，“圣人”可能就是如那位文化学者所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马英九先生做不了“圣人”，又向往“圣人”，行动上就成了“好好先生”——努力想让所有人都不反对。可是政治人物成为“好好先生”，那就是悲剧人物。政治人物如果真的能让所有人都不反对乃至说“好”，那得有非凡的政治智慧非凡的政治手腕非凡的人脉渊源，马英九先生不具备这些。他只能用和稀泥来企图让大家都不反对。
譬如，关于“中立”的问题。
在高雄寿山的军事管制区，门口有这样一张红底黑字告示：
公告
为严守“行政中立”立场，来宾进入本营区时禁止穿着携带任何与选举或政治议题相关之帽子、服饰、旗帜及文宣品。敬请合作
海军陆战队防空警卫群警五营制
这是表明军队的“中立”。这种中立我认为在民主政治中行得通。但是，还有一种“中立”，我接受不了。
我到寿山脚下的台湾中山大学去参观蒋介石行馆。在行馆里，我与大学生交谈：“你们怎么看‘台独’？”“我们学校有规定，学生在外面可以就此问题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不能在学校里谈。”“老师呢？”“老师更不可以。”“为什么？”“学校要保持学术中立。”“‘台独’，你们也当成一种允许存在的学术观点？”“是的。”
这下我觉得，台湾是在不分是非的前提下谈“中立”了！马英九在台上八年，如果认同这样的“中立”，说他做“好好先生”没有说错，是是非不分的“好好先生”。
马英九在“日据”、“日占”上的表态，也就是在做“好好先生”，做是非不分的“好好先生”。
在蒋经国治下，国民党本来已经在“自由”“民主”话语权上持有了主动——因为有了实质的“自由”“民主”举措。当过六年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本有充沛的说“自由”道“民主”的资源，何况也亲历了自由民主实践。然而，马英九说起“自由”“民主”话题时，总感觉他将自己当成一个跟随者，但听不出他曾跟随过蒋经国！倒觉得他曾经跟随过李登辉——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我坐下来静观静听李登辉1995年2月28日的纪念二二八讲话，那个讲话果然漂亮！漂亮得无懈可击——那时他还不是“直选”领导人，说话还得留有一定分寸。
“今天，罹难者家属和子孙能亲眼见到这座彰显历史公义，启示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纪念碑矗立在宝岛的土地上，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公仆的身份，承认国家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相信各位必能秉持宽恕的胸怀化忧戾为祥和，温润全国人民的心灵。
“今天，二二八紀念碑昂然矗立在深具歷史意義的臺北新公園，沒有怨恨，沒有悲情，像一座¬歷史的警鐘，時時提醒我們走出歷史的悲劇，時時告誡我們要不分族群，彼此疼惜，相互祝¬福，以開放的胸懷，穩健的腳步，共同經營大臺灣，博聚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
“從今天起，歷史的悲情與苦難的記憶，不再是籠罩國人心頭的陰霾，而是激勵國人開創美好¬前景的動力。二二八紀念碑正是象徵我國政治民主、社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燈塔，溫煦的陽¬光將永遠照亮人心，指引我們奔向充滿希望的未來！謝謝大家。”
漂亮吧？接下来我同样静观静听坐听马英九的纪念二二八讲话，不过是在李登辉定调的“自由”“民主”框架中穿梭而已。悲剧啊！
2015年8月20日，马英九以罕见的重话指出李登辉宣称“台湾在战争时与日本同属一国”、“没有抗日的问题”是“出卖台湾”、羞辱人民、作贱自己，一个担任曾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达12年，如今还在享受卸任礼遇的人，会讲出这种媚日言论，令他非常震惊、痛心、遗憾。只不过马英九先生的“重话”说得太晚了——八年了，不都是马英九先生在容忍吗？
至于马英九另外几次在二二八纪念活动上的讲话，就不评论了。依我看，马英九虽然“参与相关处理、补偿、与平反工作也二十多年了”，但“二二八事件”还存在明显的疑点他恐怕还不愿面对。他只是认为政府的确错了，他对一些受害者产生悲悯（他应该是“宅心仁厚”的，他在任台北市长期间和任台湾最高领导后，为台湾省城隍庙三次献匾：“善德功深”、“保境安民”、“孚佑万方”），他觉得代表政府改错没有错。他就将“好好先生”做到底了。我不怀疑马英九代政府忏悔的真诚。但他领导下的这个政府将二二八的一切过失都揽过来，就能算对历史负责吗？
马英九担了他不该担也担不起的责任。这是国民党老辈留下的祸根。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敢正视、一味回避，不敢及时作出对历史负责的评价，总有一天会有避不掉的时候！等到真的“避不掉”，就太迟了！因为当事人都不在了。当事人都不在了，当年的事件就谁都可以利用来做文章。历史就成了糨糊。而谁在第一时间捞到“追溯真相”这根稻草，谁就能主导对当年整个事件的话语权！——这样还有真正的真相可言吗？！在重大事件当事人很多还活着的时候来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将官方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和普通老百姓心中的评价对上号，真相就出来了。但不要等当事的老百姓都死得差不多了再来评价，那是在跟子孙过不去。
台湾需要大是非观。全中国需要大是非观。
向两蒋行鞠躬礼，我有理由的
12月1日。清晨六点半我已经在西门捷运等地铁了。这天原本计划去阳明山，临时改变了计划。
旅馆老板头天与我聊天时，提到中正纪念堂里的仪仗队曾被废过，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去看看两蒋陵寝——谁知道2016年1月16日是怎么个结果？
并且，我主要还想看看台湾对蒋经国“推动民主”的评价。这个问题听过大陆一些人的评价，但我要听台湾人的评价。既然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那么，在陵寝旁，总能读得到“论定”。
两蒋陵寝不在台北，在桃园 ，我上网一查，得到火车站乘国光客运到桃园城，从桃园城转车到大溪镇，大溪镇再转车到两蒋陵寝。而且车的班次还特别少。为了不至于晚上回不了台北，我就得起大早。
从火车站搭车顺利到达桃园。桃园去大溪要等车，好在车站上有对七十多岁的夫妇，慈眉善目，他们与我聊了起来。“你是大陆来的？”“是啊。”“大陆哪里？““上海。”“哎哟，我们老头也是上海的。”老太说。“是吗？您是上海哪里？”我问老爷子。“上海北四川路，知道吗？”一听“北四川路”，就知道这是来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老上海，下半叶出生的人都称“四川北路”。“知道，是哪一段？”“近江近水的那一段，”“哎呀，太巧了，那就近外滩了，那一带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您回去过吗？”“没有，我六岁离开上海到这里，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妹妹填籍贯还是填上海，我早就填台湾了。”“您是本地的？”“是呀，我们是桃园的，你去两蒋陵寝要到大溪换车，我们比你早下车，”这时车来了。我坐在前面，老夫妇坐在后面。车开过了几站，老太走了过来，往我手中塞了两个蜜饯，对我说：“我们这里要下车了，你还要再过两站，再见了。”我连声说“谢谢”，与两老隔窗挥手道别。
大溪到了。我到车站一问，到两蒋陵寝的车要过三刻钟才来。我不愿在车站傻等，就转身到镇上逛逛。镇上的菜摊在卖蹄髈，我问：多少钱一斤？回答：138元，心算一下，相当于28元人民币一斤，有些贵。往旁边一条路一拐，路名是中山路，这么个小镇上，也要挂个“中山路”大名？但我抬头一看整条路，我呆住了，这么漂亮的街道！沿街建筑就像微缩的万国建筑博览馆搬来了此地，每个店面前都有相当精美的石刻门楣。原来光绪年间设了樟脑专卖局后，这里因为水路交通便利，成为樟脑、木材和茶叶的集散地。十九世纪末，大溪镇上三、四百个商家云集，昔日的繁荣可想而知。可惜我不能在此久留。等有机会再来吧。
上了开往老蒋陵寝的公车。座位旁是位中年男子。知道我去老蒋陵寝，告诉我，车先到小蒋陵寝，再到老蒋陵寝。但他建议我先去老蒋陵寝，这样回台北顺路。我接下来就与他聊聊电视台每天热闹播着的大选话题。他说，现在大家对选举兴趣已经不大，候选人都不是大家希望的，他说上次大选，不去参加选举的已经要占到三成。“哪您会去投票吗？”“抽得出时间就去。” “您准备投票给谁？”“说不准，到时再看。”
老蒋陵寝到了。迎面是一尊老蒋穿长袍马褂笑眯眯坐着的石像。这里就是慈湖纪念雕塑公园。安置的基本都是老蒋的铜像石像。公园有张铜像统计表，标着各个像的安放位置和捐赠单位，一数，共计有176尊像。在公园中走，就是与各个年代各种神态各种姿势的老蒋打照面，颇有滑稽之感。一块《慈湖纪念雕塑公园誌》的石碑在訴說无奈：“韶光飞逝，斗转星移。时代洪流，瞬息万变。昔日数以千计之雕像，被迫全面处理。顿时成为棘手问题。”于是大溪镇镇长曾荣鑑提出，“于慈湖附近安置全国各地拆迁雕像”。这就是慈湖纪念雕塑公园的来历。2000年2 月，首座雕像入园安置。
雕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题为《伤痕 再生》的一座铜像。这是碎铜片拼起来的蒋介石坐像。后身是空的，左右大腿的外恻都缺损着。
铭文写着：尺寸：高650 长500 宽372 CM
材质：铜、钢筋、马赛克结构
年代：原作1981年
重组： 2008年3月
重组经费： 新台币200万元整
铭文还告诉我们，原作原来安置于高雄市文化中心，“于2007年3月13日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拆解，赠与大溪乡公所。”“因原作破碎残缺登诸多因素，故再用重组而非完整原貌修护的方式处理”，“将原碎片重要且较完整部分，撑高于钢筋结构体上，其他零碎片不予全部拼贴。原先裂痕和切口保留原貌，不做非需要之切割或弥补”，“本案尊重艺术原则以及历史记录，以保留真相和维护艺术的前提，做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表现。针对文化史实、艺术表现、学术意涵等各层面呈现，回避其他意识形态因素，以达真善美的美学原则。”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1世纪以来颇见魄力，公然将“来自中国的外省人却个个位居政府要职”写入高雄二二八展馆“展览宗旨”的“指导单位”，正是这个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其实何需将碎片运来这里？魄力再大些，让二二八遗属一人一锤敲碎，就可名正言顺扫入垃圾堆当废铜卖了。多省事！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倒不想这样省事。而是派了两辆高雄市政府的资源回收车，载了二百多块碎铜片到大溪，原来高雄市政府指导的“拆解”是连夜封锁高雄市文化中心广场，将原造价一千多万元的超大铜像，以九万元低价发包拆除——铜像不成为“铜零碎”才怪！
有些台湾人怎么这么喜欢拿铜像做文章？孙中山铜像、蒋介石铜像、汤德章铜像。。。。。都能做出一大篇文章！
我走在通往老蒋陵寝的小路上。青天白日小旗插了一路，就这点还可提醒人们，这里睡的曾经是怎样一位大人物。眼前一幢小院落，就是蒋介石灵柩暂置处。管理员将团扇大小的写有“请保持安静”的标识牌放在心口位置，站在门口，仪仗兵在门两旁保持立正姿势。这里原是蒋介石建于1959年的洞口宾馆，后改名慈湖宾馆。占地面积1628平方米——的确是个“小院”。对着正门屏风的正屋中，黑色的大理石棺椁乌亮，亮得能照人。内有铜棺，重三百公斤。从1975年4月16日至今，蒋介石一直安睡于此。现在，我正站在指定的行礼处。
从小就喊着要“打倒”他，是在打倒他的口号中长大的。现在，他已经“倒”在此四十年了；而我也已经“从小”长到了六十多岁。从上海到台北，今天我再起了个大早转了三趟车专程来拜谒他。我拜谒的目的清楚。是他，在退到台湾后立法禁止“皇民化”行为，强硬清除“皇民化”运动留下的恶劣影响，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重新植回中国人的土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每一所小学门口，都用油漆漆着这样一副对联：做一名快快乐乐的小学生，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到了台湾后一路遇到的友好热情的台湾人，应该就是从那些小学校中走出来的。可是李登辉上台后，皇民化教育竟然卷土重来！现在台湾年轻人之所以有“没有归属”的感受，就是从1997年台湾“改革”教科书后，对青少年从小灌输“你们不是中国人”造成的。这个问题如今已经很棘手了。
我将外衣拉挺站正了，对着蒋介石先生的灵柩，鞠躬！
随后我走向大溪蒋经国陵寝。走了二十分钟，看到前方花坛上竖着一块“经国纪念馆”的大广告牌。我知道大溪陵寝到了。与蒋介石的灵柩暂置处是原来蒋介石的行馆一样，蒋经国陵寝的暂置处也是蒋家行馆，叫头寮宾馆。建于1966年，后来这个行馆改为“总统府”档案室。头寮宾馆的建筑格局和规模与慈湖宾馆几乎一模一样。
我先到“经国纪念馆”看看，我很想知道在这个纪念馆中对于蒋经国是如何评价，特别是对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是如何评价。在我“台湾行”的所到之处，蒋经国已经被边缘化，说他也是二二八刽子手呢，我曾告诉我与之交流的台湾“谈话对象”，说蒋经国是大陆一些人的“民主楷模”，他们都当成笑谈了。
纪念馆不大，外边看还像样，里面介绍蒋经国的文字图片并不多，不过是对“蒋经国在此”应个景。与我见到的几个二二八纪念馆没法比拟。这实在不像是当了十三年国民党主席、当了两任国民党政府“总统”之人的纪念馆。
我在这些文字图片中寻找对蒋经国实行“民主改革”的“论定”。
我看到了，一共177个字，没有配图。
民主改革
经国先生执政后，积极发展基层建设，促使国内经济飞快成长，缔造经济奇迹，使台湾获得亚洲四小龙的美称。
晚年经国先生积极推动台湾民主进程。戒严令的解除、报禁、党禁、大陆探亲的开放及国会改革等民主化工程。都在其手上定策。为今日台湾的民主化定下基石。在民主改革的过程中，面对社会潮流及时代变局，经国先生一如台东十大建设时，勇敢无畏，终使台湾民主政治获得重大的进展。
这就是“经国纪念馆”对涉及蒋经国“民主改革”的全部纪念内容。
我转身向蒋经国灵柩置放地走去。
蒋经国灵柩也是安置在正房.也是乌亮的大理石棺椁；旁边一具乌亮的大理石骨灰棺椁，是安置蒋方良女士骨灰的。
似乎有很多话要对蒋经国先生说——我写《我谈宪政》写了近一年，其中专门化一段时间读了与蒋经国有关的书籍。著名学者许倬云评价蒋经国：“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思想里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 他说蒋经国是“一位有弹性的人。”许倬云与蒋经国有着长期的经常性接触，蒋经国基金会在美国的事务也是他在管理，他的评价不是泛泛而言。而我，认为“开放党禁”就是蒋经国先生对遏制“台独”作出的最大贡献！根据台湾“内政部”登记的《台湾地区依法登记之政党列表》，到2013年底，台湾在开放党禁后新成立了245家政党；现一共有250家政党。但有影响的就限于四家，即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和新党。其中亲民党和新党都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最有希望与国民党分享政权权力的三家党派中，两家与国民党有深厚渊源，这就如同英国有资格组阁的党和美国有资格执政的党都是从二、三百年前的两个党派中分化出来、而不是“任性组党”来的是同一性质。这也说明，正是蒋经国看到了民进党崛起的势头，他动用了美国办法——“制造多元、遏制多数”的路数：开放党禁，让本土人自由结党结派，党派越多，各党派就越没有利益共同点，对国民党的威胁就可相应减少。而开放党禁也能给国民党自身形成压力，如果不是蒋经国在宣布开放党禁后三个月不到就去世，他肯定会有措施不让国民党坐等其他党派来推翻的！否则他还算名副其实的政治人物？
但蒋经国先生对李登辉是看走眼了。当然李登辉的“潜伏”技巧之高也是常人难以企及。李登辉自己在2006年时承认，他属于日本大正世代，接受彻底日本教育熏陶，因此养成了重视忍耐和自制的精神。于是他“忍耐”、“自制”成了蒋经国信任和培植的人。也成为最狠毒挖国民党墙角的人。
头天晚上我刚看了洪秀柱女士10月份的著名讲话录像，最后一句是“孤臣可弃，但绝不折节！党可以不要我，但我不会放弃党！天佑本党！天佑台湾！”
我对着蒋经国先生灵柩，双手合十轻轻说：“您保佑国民党吧！”然后躬身行礼。
出了大溪陵寝已过12时，到汽车站一看时刻表，12时半有班到大溪镇的车。我笃定了。到12时半，车来了，可是竟然从我面前径直驶了过去！我一下懵了，下班车还要再等一个小时，如再不停我还能在今天回台北吗？我只能折返到“经国纪念馆”求助。纪念馆管理人员一如我以往见过的台湾人一样热情，但他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不是周日周末，又已经过了上午，到这里的旅游车很少，如果有车来，我们就帮你拦下了。”我问他们：“公车为什么不停？”他们问我：“你招手了吗？”“没有，但我站在车站位置！”“这里的规矩是在车站上见车来了也要招手，否则不停。”没有办法，谁让我入乡不随俗呢。为了保险起见，我不在小路上的这个车站等车了，我宁愿再走二十分钟，走回慈湖陵寝门口去等车，那里是大路大站，公车线路多。我谢过了管理人员，再走二十分钟去慈湖车站。
终于赶到了慈湖车站，终于上了回程的车，这回程的路一路顺利得不能想象，这辆车刚下那辆车就赶上，三点刚过，我已经在迪化老街一家开于1947年的上海点心店里“补”吃中午饭了。
统计数据印证“现今生活不如二、三十年前”
台湾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怎么样？菜价与大陆差不多，有些还稍贵。番茄折成人民币8元一斤，土豆5元、南瓜3元、白萝卜2元、茄子4元、尖椒22元、生姜10元、洋葱5元、四季豆10元（都折成人民币），在小吃摊上，肉粽8元一个，卤蛋3元一个，香菇肉糜饭10元一盘，鱼丸汤9元一盆。牛肉饺子32元一盘，鸡腿便当18元，牛肉便当14元，猪肝汤8元，青菜蛋花汤5元（都折成人民币）。不过。如果在普通白领光顾的饭店，当然不是这个价了。解决一顿饭折成人民币总要三、四十元才解决问题。水果也不便宜，火龙果一斤20元，盆柿一个16元，蛇果一个14元，新鲜青葡萄一斤26元（都折成人民币）。
我在“台湾行”的一路上，总听大家说起如今生活不如二、三十年前，我在台北居住在西门最热闹处，老板对我说，自己的旅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造的，那时是相当前卫的，如今三十过去了，旅馆还是老样，没有改造，由此可以知道台湾经济二、三十年的不景气。那么，老百姓的话与官方的调查数据是否一致？
我点击进入台湾统计部门网站，对台湾自1975年来的民生统计数据作了梳理，综合分析结果见如下几张表。
1.户均可支配所得平均年增长情况（取2012年为不变价）
最高领导人 年度 年均增长 逐年增长率
蒋经国 1975~1987 6.2%
李登辉（接任） 1988~1995 7.8%
李登辉（直选） 1996~1999 1.5% 0.5，4.1，-0.3，1.8
陈水扁 2000~2007 -0.2% 1，-4.3，0.7，1，0.2，0，0.8，-1
马英九 2008~2014 -0.1% -4，-2，0.3，0.9，0.7，2.3，0.9
资料来源：“行政院”主计总处地方统计推展中心家庭收支科网站
《家庭收支调查历年报告》
从表1看出，台湾居民的可支配所得的平均年增长的确是从1996年起就大不如前，到了二十一世纪，大部分年份的可支配所得年增长率不到1%。。
再从《按户计所得总额分配结构》表看社会贫富两极占有资产情况。
2.按户计所得总额分配结构
最高领导人 年度 最高收入所得占 最低与次低收入所得占 中间收入所得占
蒋经国 1975~1987 37.5% 22.3% 59.8%
李登辉（接任） 1988~1995 38.6% 20.7% 59.3%
李登辉（直选） 1996~1999 39.1% 20.1% 59.2%
陈水扁 2000~2007 40.4% 19.1% 59.5%
马英九 2008~2014 40.2% 18.8% 59.0%
资料来源：同上表
表2反映，比起其他执政者时代，蒋经国时代的收入最高所得者在社会总分配中占比重最低，最低和次低所得者在社会总分配中占比重最高。从李登辉时代起，收入最高的占的比重增加，最低和次低收入者占的比重明显减少。陈水扁时代，收入最高的占社会分配比重最高，最低和次低所得者占比重进一步减少，到了马英九时代，收入最高的占社会分配比重终于从前任基础上降了下来，最低次低所得者占的社会分配比重虽然继续减少，但减少的幅度小了：从李登辉时代比前任减少2.2个百分点、陈水扁时代减少1个百分点、马英九时代仅减少0.3个百分点。
3.个人所得总额结构组成
最高领导人 年度 受雇人员报酬 产业主所得 财产收入所得 转移收入所得 所得总额
蒋经国 1981～1987 60.3% 22.4% 12.0% 5.2% 100%
李登辉（接任） 1988~1995 59.3% 19.6% 14.0% 7.2% 100%
李登辉（直选） 1996~1999 55.4% 16.7% 15.8% 12.0% 100%
陈水扁 2000~2007 55.1% 15.1% 14.9% 14.9% 100%
马英九 2008~2014 54.9% 12.7% 14.6% 17.8% 100%
资料来源：同上表
个人所得由几个方面组成，表3反映的是组成个人所得的五个部分及每个部分占的比重。可以看到，受雇人员所得报酬占个人所得总额的比重在李登辉第二个任期中大大下滑，财产所得比重上升，转移所得所占比重更是大幅上升，这就给以后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到了马英九时代，当老板当伙计得到的收入占比都下降到最低点，转移收入占了17.8%，转移收入占比如此之高，说明今后任何人上台，谁对老百姓再在增加福利上许愿，要么是注定落空，要么是饮鸩止渴。
台湾老百姓要摆脱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的局面，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凡是通过当老板当伙计得来的收入，都属于正常经济活动得到的收入，如果这部分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而转移收入所得部分占比越来越高，那不是好兆头。
表4 与表5 用以说明议员、行政和企业主管、经理人员的收入与该年度所有就业者平均收入的差距。2014年，议员、行政和企业主管、经理人员的收入超出所有就业者平均所得1.58倍，；2014年，该部分人员的人员总数占就业者总数的3.4%，他们的工资所得占所得收入总额的8.9%。
2014年，有74.5%的就业者其工资水平在当年工资平均线63.07万以下，2004年，73.94%的就业者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线下，1994年， 77.8%的就业者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线下。
4.议员、行政企业主管及经理人员收入与人数占比
年份 所有就业者平均所得 议员、行企主管、经理所得 议员、行企主管、经理所得超出所有就业者平均所得
1994 514432 1125813 118%
2004 613570 1340649 118%
2014 630690 1632423 158%
资料来源：同上表
5.议员、行政企业主管及经理人员收入与人数占比
年份 1994 2004 2014
议员、行企主管、经理占所得收入者人员总数 5.1% 4.8% 3.4%
议员、行企主管、经理占所得收入总数 11.1% 10.5% 8.9%
资料来源：同上表
台湾大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也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台湾住房面积的计算单位是“坪”，这是从日本沿袭来的。一坪是3.3平方米。通过表6可以看到，虽然全台湾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积从1994年的121平方米提高到2014年的146平方米，但是台北市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积大大低于全台湾平均水平。2014年才105平方米，从1994年到2014年，二十年间只增加了4个平方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我还没有研究。高雄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积2014年虽然超过了平均数，但2010年43万户高雄县居民并入高雄市，在一定程度上将高雄市的居民平均住房建筑面积抬高了。
6.台湾平均每户人口和住房建筑面积变化
地区 全台 台北 高雄
年份 1994 2004 2014 1994 2004 2014 1994 2004 2014
户均人数 4.02 3.5 3.15 3.97 3.22 3.13 3.9 3.38 3.05
户均面积（坪） 36.8 42.1 44.1 30.51 31.24 31.93 35.51 39.96 48.33
户均面积m2 121 139 146 101 103 105 117 132 159
人均建筑面积m2 30.1 39.7 46.3 25.4 32 33.5 30 39.1 52.1
资料来源：同上表
“外交部”驻卫警察说：“你们的习近平好啊！”
到台北的一头一尾，都是逛政府机关。
11日25日晚上到台北，第二天早上，就到台北市政府走了一遭。倒不是刻意去的。刚到台北，还没有方向感，走到哪里算哪里。我是先走到了101大楼，里外看了看也就算“到此一游”，然后去逛别处。
看到前面有个眷村博物馆，很感兴趣。这里与上海曾经司空见惯的棚户区一个样。这个叫“四四南村”的眷村住的是1948年从大陆来台的青岛兵工厂的工人和眷属，国共打仗吃紧，工人和家属就稀里糊涂坐着船来到台北。从此三十多年与故乡不通音讯。展览的旧物显示，五、六十年代眷村人过得极为辛苦。如今在“101”脚下留存原貌的“眷村”，也是为城市留下真实记忆，这是件功德事。
从眷村出来，没有走几步就发现了一堵建筑物的外墙，是墙上四个字吸引了我：“请愿专区”。这个挺新鲜。大陆没有看到过。这是什么建筑物的外墙？抬头一看，“台北市政府”，还是李登辉题的字。在大陆听说台北市政府可以随便进出，大陆可还没有能随便进出的市政府。我决定进去走一走。这才发现，这个“市政府”不是“衙门”，就是几个“办事情”的大厅。办事厅的格局与上海的街道办事处基本一样：隔着长条桌，里面坐着“办事的”，外面坐着的“来办事”的，一对一，每一对旁有显示屏，与旁边的“对子”隔开。办事大厅中坐满了这样的“对子”。
知道了“市政府”怎么回事，就不在里面流连忘返了，继续逛街。
接下来找诚品书店。但不是去买书。而是想到诚品书店照张像。手袋中装着一本《中国房地产之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1年10月22日上架的。作者是我。这本书，在2011年11月3日晚因大陆媒体人时寒冰一篇推荐文章而火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在一个月中加印了两次；淘宝网上有三百多家店卖此书的盗版。11月底，此书上天地图书公司畅销书榜第一位，12月列第二位，以后连续半年都在天地图书公司畅销书榜上，《亚洲周刊》的文化类风向标中，也列该书为书籍类第一位。用当时一些网民的话说，谁说不知道此书，谁就像从外星来的。然而，此书没有上过大陆书架，我这个作者感受不到图书上架的喜悦。一个退休女工写的书在香港第一大书店畅销长达半年，大陆的网媒纸媒竟没有一家当成“新闻”，归根结底是踩了别人的道了。而台湾的诚品书店和金石堂书店当时都销售过此书。今天我就揣着此书到诚品书店，将此书放上架，时隔四年体味一下当时热销的场景吧！
诚品书店照完相出来，走啊走的走到了台北市议会大厦。这个建筑前半段是半圆型，造型很像半个图章。这次来台，对议会的认识比较直观了。有些事情，还是得相信自己的眼睛。
到台北第一天游的是“市”政府机构，到了11月2号，在此次“自由行”最后在台的一整天时间里，我要游“台湾地区”的政府机构了。那都是“院级”“部级”的。
“监察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四幢建筑中，最漂亮的是“监察院”建筑，汇集了各种建筑语言。这里在日本占据时期是台北州厅，是北台湾最高行政机关。这幢建筑建于1915年。正好一百年了。“监察院”的布告栏上，由“监察院院长”签名的布告一张张贴着；而布告栏旁的花坛和人行道上，拉着长幅的白布蓝字标语，“监察院院长”正被指名道姓，控其犯有“不法罪行”。但好像没有人对此感兴趣，没有一人驻足停留。
“监察院”对马路就是“行政院”。“监察院”和“行政院”都在十字路口。太阳花学运中学生先占据立法院，后又占据这里，又从这里被驱走。“行政院”建筑建于1940年，原来是日据时代的台北市役所，即台北市政府。在“行政院”门口也遇到了白底黑字的抗议标语，内容与“监察院”前的不是一回事。可能都看中十字路口的热闹地段可以吸引眼球吧？
“立法院”是一长条二层楼房，会感觉太简朴。的确，“立法院”原址是日本占据时期的台北第二高级女子中学的校舍，“立法院”接过校舍就当办公楼。
“司法院”可是显得巍峨气派。虽不高，极有气势。这里原是日本占据时期的法院。1934年完工的。
国民政府的办公机构，从“总统府”到“四院”，全都是日本占据时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心想着“反攻大陆”，“最高政府机构”一切将就。就近还有财政部、教育部和外交部。我再逐个看过来。
财政部是八层高的横竖都是直线条的中规中矩办公楼建筑，不仅朴实无华，还是因1999年9.21地震而挂了号的危楼。
教育部的原址是日本占据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二战中被盟军轰炸。1968年，教育部以建台湾大学药学大楼的名义，在原中央研究院正面位置兴建五层楼的办公厅舍，由台湾著名建筑师王大闳设计。1971年竣工。竣工就成教育部大楼。雨棚顶和屋顶有点像从前贡生帽子的帽顶。
外交部的建筑很值得一看。有两栋建筑，一栋建在1972年，另一栋建在1985年。外交部建筑是王大闳毕生最满意之作。顶层女墙不是斗拱，形如斗拱，外窗宛似一轴轴竖着打开的书画。是“外交”建筑，充满了中国元素。为了清晰拍摄到“外交部”建筑整个面貌，我与门口的“外交部”驻卫警察商量，能不能让我进去拍照。我本是准备好被拒绝的，的确，如果在北京，外交部警卫能放一个拍照的进外交部吗？不料，警察爽快地答应了，“但是，你不要进大楼。”“好的！”我太高兴了。进去后，建筑物拍摄了，“外交部”铜牌也拍摄了。铜牌很小，就像大陆商务楼里小公司挂的牌那么大，中心位置是“外交部”三个字，下边是英文译文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其实，台湾的“政府机构”的牌都挂得不张扬，“司法院” “立法院” “监察院”等字都缩在高大的门楼里，“财政部”的牌不注意还看不出来，“教育部”三个字倒是不小，但掩在大雨棚底下，也张扬不了。
该拍的拍了，我要与“外交部”驻卫警察聊聊天了。我看得出，他很善谈，也喜欢聊。
“照拍完了？”他先与我打招呼。
“拍完了，谢谢啊！”
“不用谢，在大楼外面拍没有关系，跑到大楼里会影响正常工作。”
“我就拍外立面，不用进去。”
“好啊。你是一个人来台湾自由行？”
“是啊！”
“觉得我们台湾怎么样？”
“真好！人好，景色美。”这是我心里话。
“这里四周都是政府机构。”
“我知道。您是属于外交部还是属于警察部门？”
“警察部门，外交部五点下班，我们六点。”
“从大陆来这里拍照的不少吧？”
“不少！现在这样多好，两岸都友好往来。”
“可是这里也有人在闹‘台独’呀？”
“这些人做梦去吧！”他提高了嗓音，“打开地图看一看吧，大陆是什么？是个大公鸡，台湾是什么？公鸡旁边的一粒米。还‘台独’呢”。
这个比喻可把我逗笑了。
“上年太阳花学运就发生在附近，您怎么看？”
“学生表达不同意见，是应该的，但是，占领政府机构就不好了，一个社会总要有秩序，是吧？”
“是的。”
“现在是21世纪已经过了十多年，再过几十年，到22世纪，总会统一吧？我看会统一。”驻卫警察看得挺远。
“现在都‘习马会’了”，两岸老百姓能友好交往，统一应该有基础。”我说。
“是啊，都‘马习会’了。”在台湾，人们都称“马习会”，“你们的习近平好啊！”外交部的驻卫警察突然冒出这一句！
我惊呆了。我一点没有准备，他会说出这句话！我简直不能相信。下意识朝他的臂章再看一眼，“外交部驻卫警察”一个字都不差！
我在心里感慨：台湾真的够自由，“外交部”的警察能说大陆的最高领导好！而我不可能相信，北京外交部的警卫也能对台湾的游客说：“你们的马英九好啊！”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您说习近平好？他好在哪里？”我有点小心翼翼地问。
“他反腐啊，贪官都一个个下台啦，这多了不得啊！还有，你看他那个讲话（样子），温文尔雅啊！”
在台湾半个月，从高雄、台南到台北，我其实不止一次两次从基层民众口中听到赞扬习近平。赞扬的理由高度统一，就是“反腐”，赞扬他不是嘴上说的“反腐”，而是动真格的。
但是，同样的话从一个“外交部”驻卫警察口中那么自然的说出，我真的震撼。我终于彻底明白了台湾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选总统，不是选议员，而是需要抓贪官！
这时，地下车库有车辆要出来，他要去处理，我与他道别。“走啦？下次还来吗？”“来，一定来！”“真的吗？那一定要再来哦。”“一定——”我拖了长声回答。
接下来我又去“国史馆”，我知道，那里有着李登辉七次修宪和台湾五次“直选”的资料，《我谈宪政》还没有杀青，我需要这些资料。大陆有些人将李登辉当作“民主”符号，其实李登辉的每一步“民主”都有潜在目的，他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是为了与大陆切割，不再“戡乱”，是要说明台湾与大陆无关。他取消“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第100条”，可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而是就此取消了打击“台独”的法律依据，他借修宪 将“总统”的权力得以大幅扩张，“行政院”与“立法院”的权力则被削弱——这叫“民主”？
从国史馆出来，我乘捷运到公馆站下车，去最后要去的一个博物馆：自来水博物馆。那个建筑的巴洛克风格把我迷住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自来水博物馆，本是一个功能性建筑，原名为台北水源地唧筒室，作用是在水源地就地抽取原水，然后输送净水入居民户。全台北的供水曾经几乎全靠它。一直到1977年，这个唧筒室才完成历史使命。
这个功能性建筑造得那么华丽，有点匪夷所思。里面的抽水送水系统都是当年的工作机器。博物馆用模型用视频重现抽水送水的工作过程。自来水怎么送进每家每户的过程展现得很直观，一张张图纸使我仿佛又回到在图版前工作的场景。我产生了一种怀旧感。由于我是在视频播了一半时才进的博物馆，我问导览员，还能再播吗？导览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性，她说等一会会自动再播的，让我先坐下。
这时展馆中就我与导览员两个人。我们很自然地搭上了话。
“您从上海来？我们家也有亲戚在上海。”
“哦，那你们上一代是1949年前后到台湾的？”
“是的。”
“你们现在生活得不错吧？”
“比起以前就差了。”
“比起什么时候差？”
“李登辉的时候就开始差了。”我一算，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她应该是20多岁。
“这几天电视台真热闹，每天为了大选在吵架。”我说。
“大选呀？要我们选的人都不是我们满意的，候选人又不是我们选的，我们没法挑选候选人。”
“我想，您应该是想投国民党的票吧？”
“想投又有什么用？国民党太不争气了。马英九太无能了。”
“那就投民进党试试？”
“又不是没有给过民进党机会，结果呢？看阿扁那个烂！”
“马英九无能，他不是也连任了吗？”
“马英九第一次当选，是阿扁太烂，马英九形象好，又是国民党的。第二次当选，是已经看到马英九不如大家期望的，不过想到阿扁的烂，怕再来个民进党照样烂，所以还是投国民党。”
“这次恐怕国民党危险了。”
“那是活该，谁让国民党不争气。”
“你们的电视台都在骂马英九。”
“电视台都是‘他们’的。”这句话我听懂了，在台北，旅馆老板说，现在台湾的电视台不仅没有一个“国家台”，还没有一个国民党能掌控的台——所以每个台都可以骂马英九。
“我们不看台湾电视，看韩国的，看大陆的，大陆的《甄环传》好看！”
“七、八十年代时，你们台湾的电影在大陆很受欢迎呢。”
“现在早不行了。我们现在呀，就是没有像你们习近平这样的人！”
“嗯？”又是提习近平了。
“习近平抓贪官呀，贪官看到他怕！”
“您说贪官，你们台湾哪些人是贪官呢？他们又是怎样贪的呢？”
“怎样贪？”我的话激起了导览员的火，“他们的竞选经费从哪里来？又是怎么化的？从选举经费中他们贪了多少钱？不但选总统，选议员、选市长乡长都要赞助都要钱的！所以马英九没有用，他根本不敢动贪官！”
台湾人牵记习近平，原来就是希望台湾也能出来一个抓贪官的习近平！
“你们怎么知道习近平反贪的？”
“看你们的电视啊。我还最爱看习近平对待安倍的那个镜头，习近平头这么一扭，解气！”
我与她开玩笑了：“解气？那让大陆来统一台湾行不？”
“那不行。”这点她不含糊。“我们现在日子还过得去，我们不想动荡不想不太平。”
我明白了，我们这边一说“统一”，海峡那边的反映就是“动荡”、“不太平”。他们怕动荡。在台湾半个月，我发现凡能对政治问题发表些意见的底层百姓，对“两岸关系”基本就是这么个态度。
这一聊，博物馆那个循环播放的解说视频我也就不看了。这么说着就到了博物馆下班时间，我与导览员说再见。
尾声
12月3日，要告别台湾，踏上返程之路了。
一早上了国光客运到桃园机场的大巴。临走再观赏一下台北美景。车在景福宫前等红灯，景福宫庙宇三层，建筑巍峨，石刻精美，已经有人在上香。门前牌楼有“景裕民生普遍蓬莱”字样，很有感慨。是呀，老百姓谁不希望过“普遍蓬莱”的好日子！
在台十五天，自认为成功进行了这一次大陆老百姓与台湾老百姓的交流。台湾老百姓使用的语言我也熟悉了些。“民主”、“自由”、“专制”、“独裁”之类的，都不是老百姓语言库中的词。但我对“民主”倒增加了以前没有的体会。四年前，我在一次专题谈“社会主义民主”的会上担任主讲。我说：“ 今天，我就围绕着温总理的定义谈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但我不准备空谈民主。民主不是空心汤团，民主有内容，核心内容就是权利。凡真正的民主，需有‘权利’作支撑，争民主就是争权利，凡是争来的民主，一定含有权利。”而在“台湾行”后，我新的感受是：民主也是一种对利益的表达权。缺乏利益时要争取利益，先要表达自己对某种利益的需求。譬如，当“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能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知识分子的利益需求，然后知识分子万众一心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后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差距拉开了，这就是争取到了民主。而世纪之交大下岗（声明一下，我从来没有下过岗，一直干到退休），普通工人的利益的确受到很大侵害，但工人没有象知识分子那样有提炼语言的本事，不能用形象精炼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没有争取到民主。这怪谁？谁都不能怪，怪工人自己——争取利益争取民主决不是别人能代庖的事。这个世上没有救世主。
代议制中各议员，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群体；选议员，都是各个利益群体在选代言人。当金钱成为当选的必要条件，那总是利益多的人更有表达利益的机会和实现利益的机遇——因此利益多的人更有“民主”，从而他们也更有“自由”。
不过利益多的，虽然不缺表达利益的机会和实现利益的机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握机会和机遇，有的会自动放弃机会和机遇，就如“连一个电视台都掌握不了”的台湾国民党。怪谁？谁都不能怪，怪国民党自己。
话再说回来，连国民党都把握不住话语权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又能有多少表达自己利益的机会呢？议会是他们的吗？他们告诉我，不是。选举与他们的利益很有关联吗？他们告诉我，也不是。他们最想表达的愿望是抓贪官，可我看了半个月台湾电视新闻频道节目，没有看到这样的内容。
凡不能表达自己利益的，凡缺乏表达利益的畅通渠道的，都是弱势群体。
桃园机场到了。我问机场工作人员，到哪个窗口办通关手续？年轻的机场工作人员一看我的“往来大陆通行证”，大声说：“外国人那边去！”
外国人？站在台湾境内，我成了“外国人”？我在台湾半个月，从没觉得有哪个台湾人把我当成外国人，临到离开了，我倒成了“外国人”？
瞬间我明白了，从李登辉任“直选”总统时开始，台湾对教科书的“皇民化”改革已经达到了目的。而如果国民党在最近八年中“有为”，是可以不让李登辉们如此得逞的。
他们能得逞多久呢？我不知道。
我“那边去”了，但不是作为“外国人”——就此结束了我2015年的“台湾自由行”。
管碧玲篇(三):台湾人酷爱起云剂？
媒体报导，台湾人吃起云剂吃了卅年，一经查验发现台湾加工食品药品几乎无处不“塑”，据了解起云剂比三聚氰铵毒上廿倍，除了致癌之外，还会使女性早熟，男性娘化，若非早发现，台湾人有“绝子绝孙”之虞。吃了卅年“毒品”，对台湾成人儿童已造成何种祸害尚在评估。
起云剂如此无孔不入为害台湾百姓， 严重吗？不！一点都不严重，从最“爱”台湾的民进党及整个绿营及其媒体的反应，台湾人又何必庸人自扰？大家可以安啦！
请看民进党的喉舌大话新闻对起云剂事件至今连提都不提，为三鹿毒牛奶事件气得“眼泪”直流的，爱死台湾的立委管碧玲不见了，党主席蔡英文忙着游欧找大人物聚餐，全党上下都好整以暇不动如山，哪会有什么大事？
这是活生生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台湾版。三鹿奶粉事件给民进党炒作得有如世界末日来临，全党上下主席立委绿色媒体日夜开骂，似乎要与大陆开战而后甘。如今“起云剂”不仅为祸比“三鹿奶粉”严重百倍千倍，而且严重损害台湾食品多年来辛苦建立的的国际声誉，世界各地台湾产品不断下架，损失达百亿。如此戕害台湾人民，影响台湾形象，最“爱”台湾的民进党却不闻不问，没事！
起云剂横行台湾无远弗届，各类食品药品纷纷沦陷，连五星饭店也不能幸免。但食物药品掺起云剂大家吃了卅年才避之如蛇蝎，政治上的起云剂台湾人是不是也一样要重蹈覆辙故事重演？先吃以后再来后悔呢？
蔡英文等人现在每天都在作白日梦，以乎2012年己铁定政党再度轮替。本来民主政体政党轮替是常态，但民进党8年乱政不是百年前的事，也不是上世纪的事，而只是三年多前的事。如今扁朝人马全都到齐，也无须为自己不堪的执政8年说一句道歉，也不知何所本就已经抹兵厉马，准备在2012将马英九到手擒来？
蔡英文有三空：记录空白，政策空白，政见空白。任党主席以来没有一项政策说得清楚，没有一项决策不反覆，没有一项政见有人听得懂。值得“为人称道”的是她讨好李登辉的两国论，跟她对美日天生媚骨，屠苏贞昌时的心机算尽。此次在台湾发生严重起云剂事件她不闻不问，自个儿游欧挟洋自重，其“爱台湾”与“领袖品质”可见一斑。
令人丈八金刚摸不着脑袋的是，许多台湾人却因此感到蔡英文“清新”。民进党的白目也不怕把人冻僵，给她起名“小龙女”，不知金庸感觉如何？更匪夷所思的是：在2012年的竞选团队中，她肆无忌惮，公然掺入政治“起云剂”。看来起云剂不仅让台湾食品药品各行各业五星饭店失守，连政治也一起沦陷。
看蔡英文的竞选团队名单，如果不写上2012，大家可能会错以为是2004年阿扁竞选团队名单。把名单内的邱义仁，吴乃仁，马永成，林德训看成台湾政治的起云剂，有人反对吗？
台式民主最大的弊病就是选民不合格。如果有人挑战这一说法，请解释台湾经典选举骗局假录音带两颗子弹假走路工事件，请解释为何睡觉市长跟法庭定罪的召妓议员都能高票当选。如今什么事都没干，什么政策都没有，什么政见都甭提，提后又不断反覆的蔡英文，民调直逼为台湾鞠躬尽瘁，政绩获国际赞誉的马英九？马英九有千般不是，但阿扁蔡英文要跟他相比，不管人格跟绩效都不可相提并论吧？
起云剂在台湾风声鹤唳，但大家对政治起云剂是否也会同样警觉？后者的祸害会比前者轻吗？台湾人己经试过选错了后悔，是否要无休无止的重演笨拙剧本？马英九纵使好不到哪里，但至少不会令人中毒。如要换上掺起云剂的民进党蔡英文，说明台湾人其实是酷爱起云剂，是自讨的，大家命有多长，就只好看天佑不佑台湾了。
海外刀客
